最高法院典型案例

第一篇：最高法院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典型案例&183;精释精解民事诉讼执行和解撤回上诉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 执行一审判决

裁判要点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关法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系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城纸业公司）。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什元整（￥548000.00)。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约利息。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裁判结果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裁判理由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精释精解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指导案例2号，下称吴梅案)。该指导案例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查认为，吴梅案明确了在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和解协议，并撤回上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一审判决，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鉴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又经常遇到，因此同意将该案例作为备选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吴梅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二条的有关规定，在指导类似案件的审判以及向社会公众宣传诚信履约、自觉守法等方面有一定意义。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1〕354号文件，将该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案例予以发布。该指导案例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对涉案和解协议的性质作出了正确认定，明确了和解协议履行与一审生效判决执行之间的关系问题。该指导案例的发布，有利于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同时，向当事人和社会宣传了合约应当自觉遵守和忠实履行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倡导自觉守法、诚实信用的良好社会风尚。吴梅案的裁判要点确认：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裁判要点主要解决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和解协议的性质。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自行就债务履行、终结诉讼等方面内容签订和解协议的性质，“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二是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应当如何救济。如果发生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法院对此种请求应予支持。(一）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性质①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协议，既未经法院审查确认，又没有制作调解书，因其内容上与执行和解协议大体相似，故这类和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执行和解协议。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类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有一些不同点，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执行和解协议。通过比较分析吴梅案的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以下不同点。一是吴梅案的和解协议在签订时案件的判决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而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判决已经生效，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双方签订的协议。二是吴梅案的和解协议是对未生效判决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新的约定和处分；而执行和解协议是对生效判决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进行处分。三是吴梅案和解协议的签订，法院未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而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虽然法院不参与制定，但要求法院的执行员要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四是吴梅案的和解协议签订后，一方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经法院审查同意的，二审程序终止，一审判决生效；而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执行程序中止。比较上述两者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吴梅案的和解协议不宜简单归入执行和解范畴，否则就混淆了它与执行和解存在的区别。对于涉诉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协议，理论界还有“诉讼中和解”和“诉讼外和解”之区分。主要有两种区分标准：一种以审判和执行阶段为界限进行区分，凡在诉讼期间、判决生效以前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都属于“诉讼中和解”；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以后达成的和解，都称为“诉讼外和解”。另一种是以法院是否参与和解为标准进行区分，凡是法院参与下达成的和解，比如法院参与下达成的调解，称为诉讼中和解；法院没有参与，当事人自行在庭外达成的和解，都称为“诉讼外和解”。如果按第一种标准划分，吴梅案的和解协议应归入“诉讼中和解”；而如果按第二种标准划分则又应划入“诉讼外和解”。经研究，根据吴梅案和解协议的特点，该指导案例按照第二种划分的标准，在裁判要点中将吴梅案的和解协议认定为一种“诉讼外的和解协议”。关于吴梅案和解协议的性质，还可以从协议所包含的内容角度进一步讨论。吴梅案中，双方当事人主要约定了如下具体事项：（1)上诉人西城纸业有限公司在收到和解协议时，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2)被上诉人吴梅自愿放弃应收货款的利息。（3)双方商定了具体还款计划。审判实践中，类似吴梅案的和解协议，通常都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对实体民事权利义务作出变更或者新的约定；对履行给付义务作出具体约定；以实体民事权利义务变更为条件，对诉讼权利进行处分，双方达成终止诉讼的意思表示；等等。因此，从协议内容分析，其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具有私法行为性质的和解契约；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诉讼行为。(二）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的救济问题有关涉诉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是否成立了新合同的问题，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产生、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可以在原债务基础上设立一种新债权债务。涉诉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就是当事人在原合同基础上的新约定，完全存在成立新合同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二审期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同样也可能涉及变更“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实践中当事人双方还有在协议中新设立了债务履行担保等情况。基于以上观点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实际情况，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和解协议履行中出现违约时可以救济的途径，主要提出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具体区分。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新协议成立了新的合同，构成新诉的，人民法院对新合同违约的诉讼应当受理；而如果法院经审査当事人就违反和解协议的约定起诉的案件，认为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则不予受理。第二种意见认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即，当事人可以在申请恢复原生效判决执行或者起诉这二者之中择其一救济自己的权利。当然，对当事人就和解协议违约起诉的，要设置审查程序，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审查是否受理此类案件。第三种意见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对执行和解协议作了如下规定，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执行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执行和解协议这类诉讼外和解协议，法律一方面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承认部分履行或者全部履行的和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反悔、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现行法律提供的并非违约救济手段，而是以赋予当事人请求执行原生效判决的权利作为救济。鉴于《民事诉讼法》对二审期间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效力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二审期间庭外和解，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或制作调解书的，作为诉讼外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相类似，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或者双方撤回上诉时，应当知道撤诉的法律后果，即一旦法院裁定准许撤诉，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而一审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为此，吴梅案的原审人民法院遵循《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和解协议有关规定的精神，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生效判决的请求，参照执行和解协议的有关法律规定，给予了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本案例对这一裁判规则予以了肯定，即民事案件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一方出现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时，遵循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实，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录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条的规定，完全可以作为此类案件执行的参考的法律依据。依据该条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二是当事人包括赵其林和债务人，均应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和解协议。(三）该指导案例参照适用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参照适用该指导案例时应当注意下列问题：1.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因达成和解协议而申请撤回上诉，法官可以告知当事人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依法审查、确认，制作成调解书，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避免一旦出现违约，就无法按照当事人新的约定申请强制执行该协议。2.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当事人因达成和解协议而撤回上诉，如果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当事人又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一审生效判决的，法院不予支持。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部分履行和解协议的，在执行一审判决时应当扣除已经履行的部分。有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当事人既然在一审判决后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对一审判决做了变更约定，就表明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这种情况下，法院对一方提起的上诉进行审查，就不应当准予其撤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一百九十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不应准许。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二审法院审查后不应准许撤诉所明确规定的几种具体情形。另外，二审期间当事人达成和解，对一审判决作出变更约定的情形，多数是双方当事人出于尽早结束诉讼程序、尽快实现民事权利目的而相互协商、作出妥协让步后签订的协议，并不表明当事人不服一审的判决。吴梅案就属此种情况。依据《民事诉法意见》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因此，实践中二审法院不宜因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变更了一审判决而简单地认定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并据此不准许其撤诉。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页。3.当事人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因签订了和解协议而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当事人反悔，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参照《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有关执行和解的规定，法院应予支持。此种情况下，因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执行原生效判决，另一方当事人如有异议则可以申请再审。法院对这种情况应先依法启动执行程序，然后根据案件的具体处理情况，可以依法裁定中止执行、终结执行或者予以执行回转。

第二篇：最高法院 赡养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  赡养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一、张某诉郭甲、郭乙、郭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张某与其丈夫郭某共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郭甲，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1985年4月25日，郭某与长子郭甲、次子郭乙签订了分家协议，就赡养问题做了如下约定：“1.长子郭甲扶养母亲，次子郭乙扶养父亲。2.父母在60岁以前，哥俩每人每月给零花钱5元，60岁以后每人每月给10元。”郭某于2010年8月去世后，次子郭乙对郭某进行了安葬，此后母亲张某独自生活。2014年10月14日，张某将三名子女起诉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要求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给付赡养费1000元，其他二子女给付赡养费各500元。医药费由三子女共同承担。

法庭审理过程中，长子郭甲称自己一直以来赡养母亲，并承担过高赡养费；次子郭乙称分家时约定母亲由长子郭甲扶养，父亲由自己扶养，自己已经按照约定赡养了父亲，并对父亲进行了安葬，无法接受再与长子郭甲承担同样的责任；小女儿郭丙称自己并未在赡养协议里载明有责任。

(二)判决结果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长子郭甲和次子郭乙虽然于1985年签订了分家协议，两人也按照分家协议履行着各自的义务，但是并不能完全免除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原告张某自己每月有1200元收入，并愿意由次子郭乙照顾，故判决原告张某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每月给付赡养费300元，长子郭甲承担原告张某医药费的二分之一，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各负担医药费的四分之一。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原告现已年迈，且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确实需要子女赡养，其子女均有赡养原告的义务。

诚然，在多子女的家庭，在父母不反对的情况下，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理合法的，法律上也是允许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但是，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比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或母，如果父或母提出赡养要求，其他子女无法免除。这也是《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题中之义，因为赡养义务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

现实中，很多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时，仍然有封建思想，尤其是农村地区，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女无赡养父母的义务”，女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被人为地免除。但从法律上讲，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与父母存在法律上的赡养关系，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而对于赡养协议中免除次子郭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属于约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对母亲的法定义务，应属无效约定。故对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赡养义务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

就张某的居住和日常照料问题，张某表示愿意随次子郭乙生活，而次子郭乙也表示同意，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就赡养费的数额和医药费负担比例问题，考虑到次子郭乙已经履行了对父亲全部的赡养义务，长子郭甲应当多承担赡养费，体现法律与人情兼顾，也能更好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二、刘某诉刘甲、刘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77岁的刘某以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经济困难，两名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向其支付赡养费900元。在诉讼中，刘某的两名子女认可刘某医疗费支出的事实，但认为刘某有医疗保险，且其退休金足够支付医疗及生活费用，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自认其每月收入4000余元，刘某长子刘甲自认其每月税后工资收入为6500元，刘某长女刘乙主张自己无收入。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在父母年老时，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原告刘某起诉要求二子女负担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同时，刘某的赡养费用应与其日常生活水平相适应并应考虑子女的收入情况。

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刘某长子刘甲有收入来源，刘某长女刘乙虽主张自己没有工作，但结合其年龄适合工作的事实，其没有工作并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抗辩理由，最终判决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分别支付刘某赡养费800元、500元。

（三）典型意义

不少子女面对老人赡养诉讼请求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多数拒绝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如有的子女以父母有足够的收入、享受有医疗保险为理由不支付赡养费；有的子女以父母离异后长期未与一方父母共同生活为由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有的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之间因经济条件差异或老年人在处分财产时偏心相互推诿。这些理由都将难以被法院认可。此外，法院在审理赡养纠纷时将酌情考量被赡养人的身体情况、日常生活水平、当地消费水平、赡养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等情况对赡养费数额予以酌定。尤其在存在多名赡养人的情况，因为经济条件不同，将可能承担不同金额的赡养费。

三、刘某某诉袁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某称，原告与丈夫袁某某结婚后，生育有长子袁甲（已病故）、次子袁乙、女儿袁丙。现原告身患脑梗、冠心病、高血脂、2型糖尿病、高血压极高危组等多种疾病，需要花大量的医药费及请护工护理，除二儿子袁乙对原告尽赡养义务外，被告袁丙对原告不管不问，未尽到女儿的赡养义务，为此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判令：

1、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3月28日至判决生效之前已经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约18732.7元的三分之一即6275.45元；

2、被告承担原告于2011年12月4日至2012年2月22日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住院费、护工费等费用13130.22的三分之一即4376.74元；

3、被告承担本案宣判以后至原告死亡之前的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等与原告相关的费用的三分之一（医疗费以医院和药店开具的正式发票为准，护理费以同时期三家家政护理公司出具的报价之和平均值为准）；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起诉被告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已实际履行作为女儿对母亲的赡养义务，而原告之子袁乙从工作至今，对父母分文未花，本次起诉是袁乙一手包办。原告有医保，其本可以在医保定点单位郑州市三院治疗，而非要自费到河南省中医院二附院康复科治疗，自付费用每天高达上千元，且反复住院、出院已达半年，造成不必要的费用支出，被告对此无赡养能力。原告有稳定的退休工资，房产两处，无论是每月收入，还是用房产担保贷款或变卖一处房产，都可支付医疗费用。而原告却把其中一套房产赠给了原告儿子袁乙，原告可以将给儿子的房产卖了支付医疗费用，而被告没有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的能力。被告作为女儿应当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对原告方的合理合情合法的要求，被告方予以认可，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费用，被告不愿意承担。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2012）惠民一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袁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跃兵医疗费7392.4元及护理费1662元；

二、被告袁丙承担本案宣判以后至原告刘跃兵死亡之前的医疗费、护理费的的三分之一（医疗费以医院的正式发票为准，护理费以同时期河南省服务行业平均工资计算）。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民事判决书已于2012年7月25日生效。

（三）典型意义

法律规定子女有对父母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经济困难时有权利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这里包括基本医疗支出。但这不是说，父母经济水平良好时，子女就不需赡养父母了，赡养义务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子女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在本案中，原告虽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但原告患有大量的疾病，这些费用不能满足原告需要的医疗支出，而女儿不愿赡养原告的理由是原告有两套房产，因原告把其中一套房产给了儿子，而没有给女儿，所以被告就说如果原告把其中一套房产抵押贷款或者变卖，原告的医疗费用就不成问题了，而被告也不需要再支出费用了。原告说儿子家庭比较困难，女儿对原告帮助儿子有意见，本不想让女儿出钱，但现在的病情严重，费用比较高，想让女儿承担一些医疗费用，女儿家庭也比较富裕，有能力承担一部分，于是只要求女儿支出医疗费的三分之一。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们会为了利益不惜舍弃亲情。天下父母之爱最无私，而子女对父母之爱最吝啬，认为父母的所作所为都是应当的，当财产分配不均时会为此反目成仇。大多数赡养案件都是因为父母对财产分配不均或子女认为父母对哪个子女偏心引起的。写这个案例，就是要告诉大家，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

四、黎某某与被告资某祥等六人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黎某某已年过八旬，共生育了被告资某祥等6个子女。原告老伴去世后，6个子女因原告的赡养问题相互推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原告老无所依，经家族亲属等调解均无法解决矛盾。原告无奈之下，一纸诉状将自己的6个子女告上法庭，要求6个子女承担赡养义务。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资某祥等6人每人每月给付原告黎某某赡养费200元（支付方式：每月5日前支付本月赡养费）；原告黎某某的医疗费按实际支出由六被告均等负担。

（三）典型意义

古语说“养儿防老”，原告好不容易将6个子女抚养成人，却不料晚年落到如此境地，着实让人心寒。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6名被告作为原告的子女，应当履行赡养义务，照顾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现原告年迈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现有经济状况无法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其子女应当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

五、陈长臻诉陈路程、徐磊、徐春艳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陈长臻与朱兆芸于1986年经政府登记结婚，朱兆芸系再婚，1987年，朱兆芸带徐磊（1975年6月8日出生）、徐春艳（1978年2月10日出生）到山东省莒南县文疃镇大草岭后村与原告陈长臻共同生活。1990年5月13日，陈长臻、朱兆芸生育一子陈路程。1991年被告徐磊离家外出打工，1993年被告徐春艳离家外出打工。2012年2月，朱兆芸去世。原告陈长臻由于年事已高，且没有生活来源，基本生活困难。因三被告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原告陈长臻遂诉来本院，请求处理。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父母子女关系一致。具体到本案，被告徐磊、徐春艳随其母朱兆芸与原告陈长臻长期共同生活，接受原告的抚养教育，与原告之间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被告徐磊、徐春艳对原告陈长臻负有赡养义务。现原告身患疾病、生活困难，且三被告均已成年，具有赡养能力，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原告的赡养费标准应以统计部门发布的上当地农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基准，考虑被告徐磊、徐春艳与原告陈长臻的共同生活时间、感情因素及二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本院酌定被告徐磊、徐春艳负担的赡养费数额以每人每年1 500元为宜。被告陈路程系原告陈长臻的亲生儿子，其对原告陈长臻负有当然的赡养义务，其自愿按照原告的请求以每年3 600元的标准负担赡养费，本院予以确认。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陈路程于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支付给原告陈长臻当赡养费3 600元。

二、被告徐磊、徐春艳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分别支付给原告陈长臻当赡养费1 500元。

（三）典型意义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继父母的赡养问题更加复杂。当前农村存在很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继父母子女的关系性质，适用有关法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法律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必须对继父母承担赡养义务。针对继父母这一特殊群体，法官应不断分析新情况、探索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及时维护农村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老人安度晚年，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六、李某福诉李甲、李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李某福今年65岁，与妻子育有两子，李甲和李乙。2001年妻子去世后，李某福一直未再婚，一人独居。后因土地被征收，李某福获得了政府各项补偿款近20万元。在过渡安置期间，李某福与李甲一起居住生活。现李某福以自己年老体弱、无生活来源为由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甲和李乙每人每月支付其生活费500元；另如果将来生病产生住院医疗费，两个儿子各承担50%。

李甲辩称，虽然自己身患残疾，妻子也长年患病，但他愿意与父亲同住。如果父亲坚持独居，他愿意每月支付500元生活费。如果将来父亲生病住院，他愿意承担一半医疗费。

李乙辩称，希望父亲与自己共同生活，但目前自己经济压力很大，每月只能支付父亲200元生活费。如果父亲将来住院，应当先由父亲用存款支付，不足部分自己承担50%。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李某福年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其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对自己进行赡养。李某福在土地被征收后，虽然获得各项补偿款近20万元，但他没有自有房屋居住，需要租赁或购买房屋, 同时还需要购买日常生活资料。李某福目前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605元，参照重庆市上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李甲和李乙每人每月还应当向李某福支付300元生活费。李甲明确表示愿意支付500元，法院予以确认。另李某福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产生了住院医疗费，可在实际产生费用后另行向义务人主张。

综上，法院判决李甲每月向李某福支付生活费500元，李乙每月向李某福支付生活费300元，驳回李某福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年轻人生活压力不断增大，面对资源相对有限的现实，相继出现“啃老族”、“不管族”。“啃老族”在工作成家后，依然向父母伸手要钱；“不管族”念在父母有存款或者有生活来源，不履行赡养义务，任凭老人“自生生灭”。《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因此，子女不能因为父母有存款或者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就完全将父母置之不顾，这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在物质上、精神上、生活上给予老人全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妥善安排老人的衣、食、住、行，鼓励老人健康生活、快乐生活，使他们在感情上得到慰藉，愉快地安度晚年。

七、张老太与子女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父亲去世前，三子女就母亲张老太的赡养问题达成协议，约定每人每月付给母亲500元赡养费。岂料一年后，张老太将房产无偿赠与了儿子李军，这下大女儿李丽、小女儿李菲都不愿意了。

2014年12月，张老太将李丽、李菲、李军三子女起诉至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支付每月赡养费500元（自2014年6月起）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开庭时，张老太因远在广东委托了代理律师出庭，小女儿李菲委托代理人出庭声称，2013年4月所签订的赡养协议三方并没有实际履行，自己也不同意继续履行；母亲张老太自己有退休工资、存款和积蓄，经济收入较高，生活较为宽裕，不属于没有经济能力，法律上明确规定属于不需要一定给付赡养费的范畴；此外，李菲还认为，本案是儿子李军假借母亲张老太名义起诉，实际是李军为了侵占母亲财产所为；因此不同意给付母亲张老太每月500元赡养费。大女儿李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也不同意按照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张老太赡养费。理由是：第一、2013年4月的赡养协议系三子女所签订，并非与张老太签订，该协议已经于2014年11月正式解除，李丽已于2014年11月将《解除赡养协议通知书》邮寄送达至被告李菲、李军处，在李菲、李军签收后，2014年11月28日，该协议即已解除；第二、本案起诉并非母亲张老太本人意思表示，起诉书上的笔迹并非母亲本人签名，是李军假借母亲名义将女儿告上法庭；第三、2013年4月协议中明确约定：“母亲张老太养老居住房屋在有生之年不允许变卖和处分，留作晚年自用”，母亲张老太已将位于乌市价值40多万元的房屋无偿赠予给李军，李军表示自愿承担赡养及照顾母亲张老太的义务，李军的行为导致赡养协议中的客观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故应解除该赡养协议；第四、原告张老太每月有固定退休养老金3000多元，加之还有个人积蓄存款7万元，经济收入较为富裕，不需要子女再给付赡养费。

被告李军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同意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张老太系乌鲁木齐某公司退岗家属，每月有养老金及其他生活补贴等近三千元收入。张老太与其丈夫李某结婚后生育长女李丽、长子李军、次女李菲三个子女。2013年4月，长女李丽于起草了一份“赡养协议”，协议约定：“

一、母亲现有一套住房在有生之年不允许变卖，留作晚年自用，闲置期间可以酌情出租，但房屋租赁租金属母亲所有。

二、母亲有自己的养老收入，…三子女需分别轮流承担陪伴照料义务，母亲由哪位子女照料陪伴，其他两位子女需每月支付500元赡养费，并于每月30日前汇入指定帐号，…”签订该赡养协议时，原告张老太知道且同意该份赡养协议的内容。协议签订以后，母亲先在大女儿李丽处生活，后于2013年11月底至2015年开庭时都在广东与儿子李军一同生活，之前李军也按月向母亲支付赡养费。大女儿李丽和小女儿李菲给母亲按月支付赡养费至2014年5月，后得知母亲将乌市的房子无偿赠与给弟弟李军之后，李丽和李菲不再给母亲支付赡养费用。2014年11月25日，李丽通过EMS给李菲、李军邮寄了解除赡养协议通知书，李菲收到通知书后书面表示同意解除赡养协议。

针对李菲和李丽曾先后提出原告的诉状及其授权委托书非本人签名并申请签名的真伪进行笔迹签定的问题，法官考虑到原告张老太年事已高，且在广东生活，不能亲自参加庭审，法官通过电话与其沟通后，张老太于2015年3月在广东当地公证处为民事起诉状及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分别办理了签名公证和委托公证。

（二）裁判结果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该条规定了赡养义务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定义务，因其涉及最基本的身份血缘关系和基本的社会公德，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由赡养人随意解除。而该条文也明确规定了赡养对象为“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即父母只要符合或者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中的一项，子女就应当对其履行赡养义务，而并非“无劳动能力且生活困难”。本案中，原告张老太在本案诉讼期间已经83岁高龄，达到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标准，即使其每月有固定收入，也并不影响其向子女要求给付赡养费。

同时，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赡养人不履行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等权利。”该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从该条规定来看，赡养协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订立主体仅限于赡养人之间；二是赡养协议的形式必须以书面为之；三是赡养人签订的赡养协议须征得被赡养老人同意后才有效。本案中，被告李丽、李菲、李军作为赡养人，2013年4月就赡养母亲张老太事宜签订书面协议，张老太知道且同意该协议，且协议签订后，被告李丽、李菲按照该协议实际履行了六个月，李军实施履行了五个月。虽然被告李丽辩解称该协议的解除通知书已经书面邮寄给李军，而李军在收到协议后因未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导致该协议解除，但是由于子女的赡养义务具有法律强制性和人身性且涉及基本的社会公德，赡养协议与一般合同法中的协议性质并不相同，其解除条件与合同法中协议解除条件亦不相同，赡养义务不能以单方协议的形式予以免除，故被告李丽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法院对此不予采纳。2013年4月的赡养协议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最终法院判决大女儿李丽、儿子李军、小女儿李菲各自给付张老太自2014年6月起至2015年3月止十个月的赡养费共计5000元，于判决生效十日内付清。

（三）典型意义

古话说“养儿防老”，虽说传统上老百姓一般把养老的义务主要放在儿子身上，但现代社会中，女儿和儿子一样具有对父母亲进行赡养的义务，这是法定强制义务，不会因父母的过错或其他原因而解除，父母能不辞辛苦抚育儿女长大成人，儿女也应不讲条件地照顾和赡养老人，动物尚有“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之举，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理应做得更好。

八、朱绍昌诉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朱绍昌于1947年与黄桃香结婚，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朱正方与小和生。1959年小和生与黄桃香相继死亡。1961年原告朱绍昌与王志芳再婚，王志芳带着已有9岁的前婚生女朱立香和7岁的前婚生子朱正德到原告朱绍昌家生活，与原告朱绍昌及其前婚生子朱正方组成新的家庭。原告朱绍昌与王志芳再婚后又生育了朱桂菊、朱桂萍两个女儿。后被告朱正方与被告朱立香结婚，被告朱正德亦娶妻在家，朱桂菊、朱桂萍出嫁在外，其中朱桂菊于1986年死亡。1989年原告朱绍昌之母去世后，原告朱绍昌与王志芳到楚雄谋生。2000年农历4月26日王志芳病故，被告朱正德按分家协议为其办理了后事。后原告朱绍昌仍在楚雄生活。2007年11月13日，原告朱绍昌向姚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履行赡养义务。该案经本院审理，于2007年12月4日作出（2007）姚民初字第36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

一、原告朱绍昌的责任田由被告朱正方负责耕种，每年10月31日前称给原告朱绍昌大米200千克，并承担各种公益负担；

二、由被告朱正方和朱正德每年分别给付原告朱绍昌赡养费120元、360元，于10月31日前付清；

三、由被告朱正方将原告朱绍昌的住房交由其居住使用；

四、原告朱绍昌的医药费由朱正芳、朱正德各承担五分之一；上述判决有执行内容的，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在姚安县人民法院院作出（2007）姚民初字第369号民事判决后，原告朱绍昌不服该判决，向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8年3月28日作出（2008）楚中民一终字第6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6月30日，原告朱绍昌以原判决确定给付的赡养费过低，难于维持基本生活为由，就其赡养问题再次向姚安法院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

经姚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在本案中，原告朱绍昌就其赡养问题已于2007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履行给付其赡养费的义务。本院和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先后作出判决，判决由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对原告朱绍昌给付赡养费。现原告朱绍昌以原判决确定给付的赡养费过低，难于维持基本生活为由，就其赡养问题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经姚安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朱绍昌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给付其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但在确定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向原告朱绍昌给付赡养费时，应充分考虑原告朱绍昌的实际需要及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的履行能力。故对原告朱绍昌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朱绍昌的责任田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负责耕种，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称给原告朱绍昌大米200千克。

二、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给付原告朱绍昌生活费500元，由被告朱正德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给付原告朱绍昌生活费500元。

三、原告朱绍昌的医疗费，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承担50％，被告朱正德承担25％，每年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朱正德分两次给付原告朱绍昌，其中于每年4月30日以前给付一次，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给付一次。

四、上述一、二、三款规定，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开始执行。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承担25元，被告朱正德承担25元。

（三）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急剧增多，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已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

该案中，老人都已80多岁，而子女也已是60多岁的人，并且子女无正式工作，还依靠下一代来赡养，但因老人觉得赡养费太低还是要起诉60多岁的儿女。所以在审理该案时，承办法官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这说明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父母抚养了子女，对社会和家庭尽到了责任，当父母年老体衰时，子女也应尽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的同意。

先哲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敬老爱幼提高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成为我国传统孝文化的精华。天下父母们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大都做得无私而近乎完美，把子女养大成人后仍无怨无悔地奉献“余热”：带孙子孙女，作“免费饭堂、旅馆、保姆”，被子女心安理地“傍老”甚至无情地“啃老”、“刮老”，不求什么回报，只要看到子孙幸福有出息就很满足。相比之下，子女们做得如何呢？答案是令人遗憾而诧异的：在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不少子女和父母对簿公堂，缘由是老年人得不到适当的甚至起码的赡养，父母、子孙在彼此的矛盾冲突和泣血伤痛后终于无奈地对峙在法庭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与当代和谐社会大背景不协调的现象。在社会经济大幅飙升、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今天，为何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如此淡薄？老人的白发清泪，几代子女的争执和叹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九、吕某珍等二人诉李某有等四人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荣、吕某珍诉称，被告李某有等均是原告夫妇的儿子，两原告与四被告于2008年经五星乡石龙村委会调解，每年由四被告各支付500元的赡养费，李某有三人每年都按期支付给两原告赡养费，李某金一直未支付给二原告赡养费，现起诉判令四被告每年各承担赡养费500元，并共同承担原告生病住院的费用；判令被告李某金补齐从2008年至2015年共8年以来未履行赡养二原告的费用4000元。被告李向金辩称，二原告在家庭财产的分配上不公，明显偏向其他三被告，并且唆使他们把我的东西拿走，干扰我一家人的生产、生活，只要二原告不要对其家人的生产、生活横加阻碍，才能赡养二原告，不同意补出以前的赡养费。

（二）裁判结果

会泽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二原告主张要求四被告承担生病住院的费用，因二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生病住院，所需的住院费用为多少不确定，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李某金补出从2008年至2015年的赡养费，因二原告2015年才向本院主张赡养费，本院对其主张部分支持。据此，判决由被告李某有四人每人每年支付给原告李某荣、吕某珍赡养费500元。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以财产分配不公为由拒绝尽赡养义务是否应得到支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论以任何理由，均不能拒绝尽赡养义务，都不会得到支持。

十、狄桂霞诉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志强、李亚杰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与四被告系母子、母女关系。原告丈夫于2012年去世，2013年11月21日前原告一直与长子李志明一居生活，后与女儿李亚杰一居生活。由于原告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需要照料，原告要求四被告每人每月支付150元赡养费。2014年4月至2014年5月原告就医共花医疗费5 985.73元，除去医保报销的费用，剩余2 985.73元四被告每人应承担746元。另查明，原告狄桂霞在桦川县桦树村民委员会有承包田0.27垧，每月有农村低保工资55元。还查明，被告李志强在原告狄桂霞住院期间支付了医药费500元。

（二）裁判结果

桦川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四被告对其母亲均有赡养义务，原告要求四被告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150元，符合农村居民的年生活费支出的标准，本院应予支持。原告要求四被告共同承担前期治疗除去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的医药费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其今后发生的医疗费用，应由四被告按份负担的请求，因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尚未发生，本院对原告的这一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可在治疗实际发生医疗费用后另行主张权利。判决如下：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志强、李亚杰自2014年7月1日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狄桂霞赡养费150元，此款于每月的30日给付；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志强、李亚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立即给付原告狄桂霞医药费2 985.73元，由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亚杰各自承担746元，被告李志强承担246元（746元-500元）。

（三）典型意义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也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农村中部分赡养人的法治意识和道德观念较差，无视甚至不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因此，有必要对这一传统美德大力弘扬，形成敬老养老的良好道德风尚，彻底铲除滋生不赡养老人现象的土壤。

第三篇：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

京华时报记者孙思娅

昨天，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涉及房屋征收的补偿价格确定、补偿方式选择、违法建筑强拆、“民告官”拆违不作为等多方面，这其中多数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或确认违法。据悉，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对今后此类纠纷的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统一裁判尺度的同时保障了民生权益。

□补偿问题

案例1 补偿价低于市场价政府败诉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的决定》中指出，选择货币补偿的被拆迁人按照安置房的优惠价格补偿。被拆迁人孔庆丰认为补偿的价格不合理，提起行政诉讼。此案经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优惠价格显然低于市场价格，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也明显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资购买价格。该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人显失公平，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此判决撤销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的决定》。

>>解读

被征收房屋补偿标准怎么定？

应参考就近新建商品房价

对此案例，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解释称，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王振宇指出，根据立法精神，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应参照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不降低为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则，应贯穿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全过程。法院一旦发现补偿方案明显低于法定的“市场价格”，即便对于影响面大、涉及人数众多的征收决定，该确认违法的要坚决确认违法，该撤销的要坚决撤销。

案例2 政府侵害补偿选择权输官司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一个拆迁项目中，被拆迁人何刚在征收补偿商谈过程中，选择了产权调换，但双方就产权调换的地点、面积未能达成协议。政府最终采取了货币方式补偿何刚。何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征收补偿决定。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认为，何刚选择的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但被诉补偿决定确定的是货币补偿方式，侵害了何刚的补偿选择权。据此，法院作出撤销被诉补偿决定的判决。

>>解读

补偿方式是否可以选择？

要房还是要钱业主说了算

王振宇告诉记者，在房屋补偿决定诉讼中，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被征收人的补偿方式选择权。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否侵害了何刚的补偿方式选择权。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而实践中不少“官”民矛盾的产生，源于市、县级政府在作出补偿决定时，没有给被征收人选择补偿方式的机会而径直加以确定。本案的撤销判决从根本上纠正了行政机关这一典型违法情形，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司法救济。

案例3 房主想获商用房补偿败诉

霍佩英的房屋被认定为“住宅”，而其提交了相关的营业执照，想证明自己的房屋是“非住宅”，以获得更高的补偿。因政府将房屋认定为“住宅”，霍佩英提起行政诉讼。此案经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霍佩英因营业执照是2008年到期，而拆迁发生在2013年，而且其房屋类型登记上也写明“住宅”而败诉。

>>解读

房屋使用性质如何确定？

房主需拿证据证明“商用”

王振宇称，虽然此案霍佩英败诉，但是案情对于如何界定被征收房屋是否属于居住房屋、进而适用不同补偿标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实践中，“房屋属于什么性质和用途”这方面争议很多。法院在实践中通常依据房产登记证件所载明的用途认定房屋性质，但如果载明用途与被征收人的主张不一致，需要其提供营业执照和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才有可能酌定不同补偿标准。

此外，王振宇表示，目前很多地区的房屋登记并不规范，有些甚至没有写明房屋的类型，这就需要被拆迁人拿出证据来证明房屋是否实际用于经营。

□拆违问题

案例1 合法建筑与违建一起被拆

被拆迁人廖明耀的房屋一部分是合法建筑、一部分是违建，但是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人民政府在强行拆除违建的过程中，还将廖明耀的部分合法建筑一并拆除。廖明耀为此起诉。经法院审理，由于政府只向法院提供了对廖明耀违建房屋进行行政处罚的相关证据，没有提供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和依据，因而被法院认定为行政行为违法。据了解，此案后经法院多次协调，最终促使廖明耀与政府就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及拆除其全部房屋达成和解协议。廖明耀撤回起诉，行政纠纷得以实质性解决。

>>解读

此案中行政机关败诉原因？

政府未在期限内拿出证据

王振宇告诉记者，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不在法定期限提供证据，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证据，这是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法律底线。本案中，政府将廖明耀的合法房屋在拆除违法建筑过程中一并拆除，在其后诉讼过程中又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供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的证据，因此只能承担败诉后果。

案例2 拆违前不通知算违法

叶呈胜、叶呈长、叶呈发的违法建筑被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人民政府拆除后，提起行政诉讼。虽然他们的房屋属于未经乡镇规划批准和领取土地使用证的“两违”建筑，但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政府在强拆时，未发强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而且是在凌晨5时（休息时间）进行，属于行政行为违法。

>>解读

强拆何时都能进行吗？

违建不得在夜间强拆

王振宇表示，即使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政府也要严格遵循《行政强制法》的程序性规定，拆除之前应当先通知相对人自行拆除，在当地张贴公告且不得在夜间拆除。本案政府未遵循这些程序要求，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王振宇表示，《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今施行不久，本案判决有助于推动该法在行政审判中的正确适用。

□评估问题

案例

政府未说评估结果被判违法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政府委托评估公司对拆迁房屋进行评估后，没有将评估结果告知被拆迁人艾正云、沙德芳，就作出了补偿决定。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未将评估报告内容及时送达艾正云、沙德芳并公告，致使两人对房产评估价格申请复核评估和申请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的权利丧失，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据此判决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解读

程序违法导致怎样的后果？

房主复估等权利无法行使

王振宇指出，此案其实是一种程序违法，但这种程序上的违法，对百姓的利益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他解释称，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王振宇表示，此案通过严格的程序审查，在评估报告是否送达这一细节上，彰显了司法对被征收人获得公平补偿权的全方位保护。房屋价值评估报告是行政机关作出补偿决定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如果评估报告未及时送达，会导致被征收人申请复估和申请鉴定的法定权利无法行使，进而使得补偿决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础。

□数据

拆迁补偿类案件比例高

记者发现，十大典型案例中，半数以上涉及征收补偿问题，“民告官”在拆违建方面的行政不作为也被列入其中。对此，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表示，近10年来，涉及拆迁的行政案件一直排在行政诉讼的前三位，而其中涉及征收补偿类的案件数量最大。2011年至2012年在六七千件，而2013年增长比较大，达到了8600件。王振宇表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后，程序上更加严格，未来案件还会保持在一个高发态势。

王振宇表示，征收补偿协议不履行应怎样定义，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对一些审理中发现违法的案件是否能够直接判决（并非撤销或责令重新作出）、能不能直接判决补偿多少钱等问题，“我们争取明年将这些列入司法解释计划”。

第四篇：最高法院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

例

编织严密刑事法网 强化预防惩治氛围

2013-5-6 6:01:58 来源：2013-5-4 人民法院报

人民法院报北京5月3日讯（记者 张先明）为编织严密刑事法网，进一步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全社会形成预防和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良好氛围，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王长兵等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生产、销售“假白酒”案件），陈金顺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件），范光非法经营案（非法销售“瘦肉精”案件），李瑞霞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生产、销售伪劣食品添加剂案件），袁

一、程江萍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地沟油”案件）等5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1：

王长兵等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生产、销售“假白酒”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02年，被告人王长兵开始用食用酒精掺入自来水、苞谷酒、甜蜜素等原料勾兑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牟利。2009年3月15日上午，王长兵安排其雇员覃长江、唐永锋驾车到宜都市“杨老板”（杨大连）处购买酒精。当日17时许，覃长江、唐永锋来到杨永兵经营的湖北省宜都市聚能日化经营部，以2100元/吨的价格购买工业酒精（甲醇）3.74吨，并于当晚将酒精运回王长兵的制酒作坊。王长兵查看过磅单和其他单据后发现所购酒精系工业酒精的价格，与食用酒精的价格相差悬殊，但未核实原因。当晚，王长兵指使被告人唐倩用此次购买的工业酒精掺入自来水、苞谷酒、香精等原料勾兑成6000余千克“白酒”。从次日起至同月25日止，王长兵及被告人覃长芬共销售该批“白酒”3448千克。当地众多居民饮用该“白酒”后中毒，并造成5人死亡、6人重伤、11人轻伤、2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另查明，2004年以来，王长兵生产食用酒精勾兑的“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共计185万余元；覃长芬参与生产、销售的金额为186万余元；唐倩参与生产、销售的金额为179 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王长兵同时经营工业酒精燃料生意和勾兑白酒生意，对工业酒精和食用酒精的市场价格非常清楚。当其明知雇员以食用酒精一半的价格购回的酒精不可能为食用酒精的情况下，既未仔细询问雇员，也未向销售方核实，继续用购回的工业酒精勾兑生产“白酒”出售，导致了多人伤亡的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王长兵、覃长芬、唐倩使用自来水、食用酒精与少量自酿苞谷酒勾兑“白酒”冒充苞谷酒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共同犯罪中，王长兵系主犯；覃长芬、唐倩均系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唐倩实施部分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可酌情从轻处罚。王长兵主观上系间接故意，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长兵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8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99万元。覃长芬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9万元。唐倩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6万元。

案例2：

陈金顺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非法经营“病死猪”肉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10年11月起，被告人陈开梅到福建省莆田市收购病死猪，并以每月人民币2000元的报酬雇用被告人张可把病死猪运输到被告人陈金顺租用的猪场，由被告人林彬霞进行屠宰后销售给被告人陈金顺，总销售金额达30万余元，违法所得12万元。

陈金顺收购病死猪肉后予以销售，销售金额达50万余元，违法所得20万元。其间，其每月以2000元至2500元的报酬雇用被告人李游、陈志辉押车、收账、运输。被告人周勇、吴鸿夫妻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肉制成香肠等销售，销售金额达7万余元，违法所得1.5万余元；被告人周建成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肉达3万余元并转售；被告人孙沼然从陈金顺处购买病死猪排骨并转售，销售金额达7000余元，违法所得1000元。2011年7月25日，警方在陈金顺租用的猪场中查获尚未销售的病死猪肉4060斤。经鉴定，送检样品含有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和猪圆环病毒2型，“挥发性盐基氮”超标。

另查明，被告人陈金顺曾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收购赃物罪，于2008年4月3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2万元。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金顺低价收购病死猪肉并转售；被告人陈开梅、林彬霞向他人收购病死猪屠宰后销售；被告人李游、陈志辉、张可明知陈金顺、陈开梅生产、销售的是国家禁止经营的病死猪肉，仍为其提供运输等帮助，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非法经营罪，应择一重罪处断；被告人周建成、孙沼然等明知是病死猪肉仍购买，加工后销售或直接销售，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陈金顺、陈开梅、林彬霞系主犯；李游、陈志辉、张可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陈金顺系累犯，应从重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金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陈开梅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林彬霞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万元；其余被告人分别以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判处四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3：

范光非法经营案

——非法销售“瘦肉精”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09年以来，被告人范光为牟取暴利，从安徽省淮南市倪陆昀（另案处理）等人处多次购买盐酸克仑特罗（俗称“瘦肉精”）原粉，并在山东省梁山县等地将“瘦肉精”原粉与一定比例的石粉混合加工成袋装肉用动物饲料添加剂并销售。经层层转手，上述物品销售给牛羊养殖户，导致大量使用“瘦肉精”喂养的肉用牛羊流入各地市场。至2011年9月，被告人范光共购买“瘦肉精”原粉25千克勾兑后销售，销售金额达200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范光明知盐酸克仑特罗是国家禁止在饲料中使用的药品，为牟取暴利，用盐酸克仑特罗配制成饲料添加剂出售给养殖户，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考虑到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对其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范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4：

李瑞霞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生产、销售伪劣食品添加剂案件

（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李瑞霞系被告单位上海蒙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凯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系公司工作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2010年9月起，蒙凯公司低价购入河南省桐柏县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落地级小苏打258.33吨、内蒙古旭月集团有限公司小苏打40吨及生产设备，同时定制标有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小苏打编织袋5000只。将上述两种小苏打以8∶1的比例混合，并进行烘干、粉碎、包装后，分别销往浙江杭州、衢州等地，共计销售伪劣小苏打243吨，销售金额达人民币44.73万元。2011年5月24日，执法人员在生产现场查扣了成品3.35吨、原料27.7吨及生产设备。经鉴定，从案发现场扣押的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成品为不合格产品。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蒙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进行生产、销售，销售金额合计人民币44.7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李瑞霞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系被告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马文革、马民学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瑞霞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单位蒙凯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被告人李瑞霞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被告人马文革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马民学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5：

袁

一、程江萍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伪劣产品案

——销售“地沟油”案件

（一）简要案情

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被告人程江萍明知柳立国（另案处理）经营的济南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油脂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仍向经营销售食用油的河南省郑州市庆丰粮油市场宏大粮油商行业主被告人袁一推销，多次为袁一和柳立国的交易牵线搭桥，从中赚取佣金。袁一明知上述情形，在程江萍介绍下，大量购入上述两公司非法加工的油脂，为此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300万余元。袁一将其中价值295万余元的油脂灌装后零售给周边的工地食堂、夜排档、油条摊业主，或者加价销往新乡市、三门峡市等地的食用油经销企业。其余价值5万元的油脂售往武陟县智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程江萍明知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油脂，仍向被告人袁一推销，并居间介绍从中牟利；袁一明知程江萍推销的是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油脂，仍大量购入，冒充食用油销售给餐饮经营者、食用油经营企业等，两被告人的销售金额达295万余元，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被告人还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将伪劣成品油销售给化工企业，销售金额达5万元，其行为又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两被告人犯数罪，依法应并罚。在共同犯罪中，袁一系主犯；程江萍系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袁

一、程江萍有认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袁一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3万元。被告人程江萍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万元；犯罪所得予以追缴。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第五篇：最高法院公布10起维护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10起维护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

2014-03-16 08:41:40 http://www.xiexiebang.com/ 来源：人

民法院报

在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10起人民法院维护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具体内容如下：

案例1 孟健诉广州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杭州养生堂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违规使用添加剂的保健食品属于不安全食品，消费者有权请求价款十倍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2年7月27日、28日，孟健分别在广州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民公司）购得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养生堂公司）监制、杭州养生堂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养生堂公司）生产的“养生堂胶原蛋白粉”共7盒合计1736元，生产日期分别为2011年9月28日、2011年11月5日。产品外包装均显示产品标准号：Q/YST0011S，配料包括“食品添加剂（D-甘露糖醇、柠檬酸）”。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产品为普通食品，成分含有食品添加剂D-甘露糖醇，属于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孟健因向食品经营者索赔未果，遂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海南养生堂公司、杭州养生堂公司、健民公司退还货款1736元，十倍赔偿货款1736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杭州养生堂公司退还孟健所付价款1736元，海南养生堂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孟健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产品中添加D-甘露糖醇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涉案产品属于固体饮料，并非属于糖果，而D-甘露糖醇允许使用的范围是限定于糖果，因此根据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养生堂公司在涉案产品中添加D-甘露糖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杭州养生堂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主张。第二，关于本案是否可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关于十倍赔偿的规定。本案中，由于涉案产品添加D-甘露糖醇的行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因此，消费者可以依照该条规定，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孟健在二审中明确只要求海南养生堂公司和杭州养生堂公司承担责任，海南养生堂公司和杭州养生堂公司应向孟健支付涉案产品价款十倍赔偿金。二审法院判决杭州养生堂公司向孟健支付赔偿金17360元，海南养生堂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2 赵晓红与北京泛美卓越家具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板木材质家具作为实木家具出售构成商业欺诈，应承担“退一赔一”的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0月1日，赵晓红在北京泛美卓越家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泛美公司）购买家具若干件，合计价款 2 23960元。涉案家具上有该公司注明的“桦木”、“美国赤桦木”、“胡桃木”等字样，且家具送货单上加注了上述家具为“实木”。后赵晓红发现涉案家具材质为板木结合，遂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请求退还涉案家具及货款等，并赔偿23960元。

泛美公司承认涉案的部分产品存在质量瑕疵，但否认构成产品质量问题，并认为其在销售过程中告知过赵晓红涉案产品为板木结合，但是泛美公司并不能提供涉案家具的进货凭证、购货发票、产品合格证、说明书等。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泛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家具的真实信息及品质，应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责任。同时，结合送货单上的加注以及泛美公司产品宣传图片中关于产品的文字介绍，表述均为“某某木”或“实木”，该家具公司存在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构成对赵晓红的欺诈。故判决支持赵晓红的诉讼请求。泛美公司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11月20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案例3 王卫文诉孙云才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承诺“假一赔十”，所售商品为冒牌货，应按其承诺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25日，王卫文在孙云才位于某商场的经营场所购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价格为1180元。同时，孙云才向王卫文出具一张购货单据，其上写明了手机型号、单价及数量，并载明“保原装、假一赔十”。经鉴定，王卫文获悉该手机为假 冒产品，故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孙云才按照“假一赔十”的承诺支付赔偿金11800元，并支付鉴定费26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诚实信用是民法通则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孙云才为促销商品而承诺“假一赔十”是一种合同行为。王卫文决定购买该商品，买卖合同成立，该承诺连同合同其他条款对经营者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孙云才向王卫文作出了“假一赔十”的承诺，应该依约履行。王卫文要求孙云才支付赔偿金11800元、鉴定费260元的请求于法有据，故判决支持了王卫文的诉讼请求。孙云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4月18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案例4 吴海林诉朱网奇消费者权益保障纠纷案 ——销售者对保健用品作虚假说明，消费者知假买假后有权向销售者主张“退一赔一”

（一）基本案情 春和大药房由朱网奇经营。2009年3至8月间，吴海林在春和大药房先后8次购买广恩堂牌霍氏鲜清喷剂10盒，金额共计3080元。产品外包装盒注明该产品出品单位为拉萨广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恩堂公司），该产品委托生产商为贵州苗仁堂生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苗仁堂公司）。苗仁堂公司于2006年取得的苗灵牌鲜清喷剂的保健用品陕食药监健用字06070258号生产批准证书已于2008年7月被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公告注销，且该公告中明确“凡以原批准文号继续生产 4 的，应视为违法生产行为”。鉴此，吴海林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朱网奇加倍赔偿其6160元。朱网奇认为吴海林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应当驳回起诉。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吴海林的诉讼请求。吴海林上诉被驳回后又申请再审。

（二）裁判结果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吴海林在春和大药房购买的广恩堂牌霍氏鲜清喷剂均由苗仁堂公司生产。鉴于广恩堂公司委托已被注销生产许可的苗仁堂公司生产鲜清喷剂属违法行为，且该产品存在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故春和大药房销售上述产品应认定为存在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一倍。本案中吴海林要求春和大药房业主朱网奇增加给付其购买产品价款3080元的一倍赔偿共计616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故判决朱网奇赔偿吴海林6160元。

案例5 汪毓兰诉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光谷分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消费者购物虽未遭受经济损失，但因人格受到侮辱并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8日下午，汪毓兰在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光谷分公司（以下简称汉福公司）开办的家乐福光谷店购物，见促销员推荐西麦麦片“买五赠一”活动，遂购20袋，并 5 在促销员协助下，将24袋麦片装入购物袋。结账时，汪毓兰与收银员为没有粘贴赠品标签的4袋麦片是否应付款而发生争执。店内的保安将原告汪毓兰及选购的物品带至该店风险预防办公室。汪毓兰辩解4袋麦片系赠品，无需付款。保安在店内两名工作人员陈述麦片没有做赠送活动后，对汪毓兰及选购的商品拍照，并要其在一张表格上签名。汪毓兰患有眼疾，并未看清具体内容即签名。此后，促销员将“非卖品”标签贴在4袋麦片上，带汪毓兰结了账。

同月19日，汪毓兰与丈夫一起到家乐福光谷店要求查看其签名的表格，看见办公室内《每日抓窃记录》的“窃嫌姓名”一栏有自己的名字，汪毓兰签字及所购物品的照片作为“窃嫌截图”附后。汪毓兰要求道歉，但被店方拒绝。20日上午，汪毓兰在丈夫、长江商报记者的陪同下再次到家乐福光谷店，才得知其于18日在《保安部报告暨收据》上签了名。该表格中将其选购的全部物品列为“遗失商品”，处理流程一栏注明“教育释放”。汪毓兰提出表格中除签名是其书写外，其他内容及指印均是他人填写、加盖，要求汉福公司书面道歉。因该公司没有当场回复，汪毓兰下跪要求还其清白。汉福公司遂将《每日抓窃记录》交给汪毓兰。事发后因调解不成，汪毓兰遂以汉福公司严重侵犯其人格尊严并损害其名誉为由，向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汉福公司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在其营业场所张贴道歉函或在媒体上刊登道歉函，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汉福公司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汉福公司最终认可4袋麦片为赠品，却在汪毓兰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其签名的表格中认定其为秘密实施的偷窃行为，将其列入“窃嫌姓名”名单，注明“教育释放”，并将表格置于进入办公地点任何人可以随手翻看的地方。汉福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汪毓兰的人格尊严，客观上造成一定范围内对汪毓兰社会评价的降低，损害了汪毓兰的名誉。对汪毓兰要求汉福公司书面赔礼道歉并在营业场所张贴道歉函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该院遂依法判决汉福公司向汪毓兰书面赔礼道歉，在其经营的家乐福光谷店内张贴向汪毓兰的道歉信，并向汪毓兰赔付精神抚慰金5000元。

案例6 毕永振诉侯广周医疗器械质量纠纷案 ——销售者以虚假宣传方式售药造成消费者损害，构成欺诈，应当依法承担“退一赔一”的责任

（一）基本案情 侯广周作为河南安阳“德国华格纳生物晶片”专卖店经营者，向群众散发了盖有其本店印章的关于该产品的宣传页。糖尿病患者毕永振于2006年10月7日到侯广周经营的专卖店购买了华格纳生物晶片一块，价值2390元。毕永振配戴该产品后停止服用治疗糖尿病的药品。2007年3月，毕永振感到身体不适，经医院检查，查出其血糖升至14点，遂于2007年3月13日住院治疗，支付医疗费19167.96元，其中个人支付2919.24元。2007年6月22日，毕永振在观看了《今日说法》栏目关于对“德国华格纳生物晶片”利用虚假广告等相关报道后到当地工商所投诉，工商所对被告经 营的专卖店采取了暂扣有关资料和物品，责令专卖店退给消费者现款等行政措施。因调解不成，毕永振遂向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侯广周返还购物款2390元，并给付加倍赔偿款2390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本案中，侯广周向包括毕永振在内的不特定人群发放的宣传单足以欺骗、误导消费者，属虚假商品广告。其向毕永振提供的商品属于利用虚假广告销售的商品，该行为属于欺诈行为，且因此受到过工商部门查处。据此，侯广周应当按照毕永振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毕永振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一倍。2010年12月31日，受诉法院判决侯广周返还毕永振购物款2390元，给付毕永振加倍赔偿款2390元。

案例7 刘中云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消费者取款时银联卡号及密码被他人复制，卡上存款被取走，由提供银联卡的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刘中云在建行衡阳分行办理银联卡一张。2009年1月30日，其到建行衡阳分行设立在衡阳市解放路网点的自动取款机取款未果，便到隔壁中行衡阳分行网点的ATM机取款2500元，其账户尚有存款余额41395.49元。取款时该取款机已被他人非 8 法安装了摄像头，利用摄像资料复制了刘中云的银行卡信息。次日，刘中元的银行卡被他人在他行ATM机上相继取款10次，每次取款2000元，共计20000元，并支付手续费10次，每次2元，共计20元。最后经ATM机转账一笔，金额21300元，支付转账手续费52元。至此，刘中云的银行卡在同一天内，经他行ATM机发生业务交易共11次，包括手续费共发生交易额41372元，账户存款余额只剩23.49元。刘中云遂向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中行衡阳分行、建行衡阳分行赔偿41372元存款及利息。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令中行衡阳分行承担赔偿责任，建行衡阳分行免责。中行衡阳分行不服，提起上诉，要求建行衡阳分行承担赔偿责任。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刘中云在建行衡阳分行办理了银联卡，双方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建行衡阳分行有义务保障储户银行卡内的资金不被他人盗取，同时也有义务通知和告知持卡储户注意识别犯罪分子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窃取银行卡内存款的方式、方法及防范措施。由于发卡行建行衡阳分行既不能保障所发银行卡卡内信息的安全，又未告知持卡人熟知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获取卡内信息及密码的方式方法，故应承担刘中云银行卡内资金被盗取的民事责任。刘中云作为一名普通的持卡人，不了解ATM机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也不掌握和识别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在ATM机上窃取卡内信息和密码的装置，且刘中云的银行卡和密码未丢失，也未委托他人使用，故刘中 云对银行卡信息和密码的泄露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刘中云在中行衡阳分行的ATM机上取款，该行将存款支付给刘中云，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履行代为支付存款的义务。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建行衡阳分行作为被代理人应对代理人中行衡阳分行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建行衡阳支行向刘中云支付储蓄存款41372元。

案例8 孙宝静诉上海一定得美容有限公司保健服务合同纠纷案 ——保健服务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无效，未消费的预付服务费应予退还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18日，孙宝静与上海一定得美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定得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约定:服务期限6个月，选择价值10万元的尊贵疗程，所有项目疗程单价八五折从卡内扣。孙宝静如未按计划及进程表接受服务，经善意提醒仍未改善且超过服务期限的，视为放弃服务；如因自身原因不能按制订的方案履行，则不能要求退还任何已支付的费用；如因自身原因连续三个月不能参加相关项目，则一定得公司有权终止服务，孙宝静不得要求退赔任何费用。一定得公司向孙宝静发布声明书，声明孙宝静必须遵从顾问指示和安排，如因个人原因不能配合致疗程失败或进度缓慢，一定得公司不负任何责任，也不退还余款并保留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孙宝静在声明书上签字确认。之后孙宝静分两次向一定得公司支付了10万元的服务费，并多次接受相应的瘦身疗程服务，后孙宝静因体 重未能减轻，停止接受瘦身疗程。孙宝静以对一定得公司的服务失去信心且服务期限业已过期，一定得公司收取服务费未提供有效服务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涉案服务协议，一定得公司返还孙宝静9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孙宝静提起诉讼时已过服务协议约定的终止期限，服务协议已失效，孙宝静无须再主张解除该协议。孙宝静单方面放弃服务，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因孙宝静不接受预付款金额的全额服务，故对已接受的服务项目不能享受优惠折扣，已接受的服务对应的总价款为31800元，在10万元预付款中予以扣除。服务协议及声明书中虽写明孙宝静放弃或不按照安排接受服务，则不退回任何费用，但这些约定系由一定得公司提供的格式化条款，未遵循公平的原则来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明显加重了孙宝静的责任，排除了其权利，故该约定无效。法院综合考量协议的履行程度、提供服务的情况、孙宝静单方面放弃服务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孙宝静需向一定得公司支付2万元的违约金。在10万元预付款中扣除服务费用31800元、违约金2万元后，一定得公司还需返还孙宝静48200元。据此，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一定得公司一次性返还孙宝静48200元，驳回孙宝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9 陈曦与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产品质量纠纷案

——销售的食品包装上标明的质量等级虚假，应承担“退一赔一”的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2月1日，陈曦在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百货公司）购买了生产日期为2012年9月26日的汇某堂枇杷蜂蜜、生产日期为2012年10月11日的汇某堂洋槐蜂蜜和生产日期为2012年7月9日的伟多利枣花蜂蜜、生产日期为2012年7月10日的伟多利枸杞蜂蜜、生产日期为2012年7月20日的伟多利洋槐蜂蜜共计21瓶，价款共计873.3元，该批产品外包装标签上标注了质量等级为一级品，食品安全标准符合GB14963要求，但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蜂蜜》（GB14963-2011）中无一级品等级，该标准于2011年10月20日实施。陈曦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退货，远东百货公司退还全部货款，增加赔偿一倍货款。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远东百货公司销售的标签标注了产品质量为一级品的蜂蜜，其食品安全执行标准为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蜂蜜》（GB14963-2011），但其中无一级品等级，诉争商品应属标识不合格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3条规定，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和其他标识。远东百货公司作为商品的销售者，应当有验明在其商场销售的商品标注的“产品质量为一级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义务。由于其未尽严格的审查义务，销售了标注内容虚假的商品，误导消费者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其行为已构成欺诈。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消费者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一倍。故对陈曦要求退货及赔偿其购买商品的价款一倍的金额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远东百货公司退还陈曦货款873.3元、赔偿873.3元，共计1746.6元。远东百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案例10 滕爽诉南京城际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教育服务合同纠纷案 ——因经营者违约，消费者主张退还部分服务费的，依法予以支持

（一）基本案情 2009年7月4日，滕爽与南京城际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际公司）签订辅导班报名协议书，约定滕爽花费6020元定购“报两年高年级北大附中（附小）网校赠送一个低年级网校学习”。该协议书备注栏内注明：“暑假、寒假、星期

六、日辅导 初二+初一赠送六年级（包含三年所有辅导）”，辅导班地点在南京市山西路。协议签订后，滕爽依约向城际公司交纳网校辅导费6020元。2009年10月中旬，城际公司迁移到远处办班，合同约定地点的辅导班随之停办。因城际公司未能按约定提供教育服务，滕爽于2010年6月4日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城际公司退还辅导费50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城际公司以预收款方式向滕爽提供教育类商品及服务，应当按照报名协议书的约定向滕爽 13 提供网校学习卡以及南京市山西路报名点的寒暑假、周六、周日的辅导班等服务。现城际公司因自身经营原因，不能按照双方协议约定继续为滕爽提供在南京市山西路报名点的辅导班，故滕爽要求城际公司退回相应预付款，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滕爽向城际公司预交6020元辅导费，含三年的网校学习卡及三年的辅导班费用，现辅导班仅开设三个多月即停办，故滕爽要求城际公司退还剩余期限的预付辅导费5000元，予以支持。该院依法判决城际公司退还滕爽预付辅导费5000元。城际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