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度报告

第一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度报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度报告

2010 year-end report on the federal judiciary

1935年，大萧条中期，许多美国人选择去当地的电影院放松，暂时缓解国家经济危机的焦虑。许多现在看为经典的影片，诸如《叛舰喋血记》、《礼帽》、《歌剧院之夜》等，当时都是首次登场亮相。那个时代的电影观众在自己的座位上欣赏了未来明星的前期表演。随着影院的灯光变暗，屏幕上播放着新片预告、欢乐小旋律（Merrie Melodies）系列动画、有声的时事新闻短片等等。也是那一年，许多美国人通过新闻短片第一次看到了新开放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楼。

七十五年后，最高法院雄伟的建筑成为了众人心目中彰显法治的丰碑。建筑师采用古典元素加耐用的建筑石料，恰当地抓住了法院在我们政府体制中的不朽角色。应当感谢那些制定宪法的天才，还有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捍卫宪法规范和宪法精神的伟大人物，是他们缔造了今天的最高法院和国家司法系统，成为世界司法的楷模。但我们绝无理由自满。虽然通过公正的裁判，中立地适用法律，法院维持了它的地位，然随着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法院也必须与时俱进。与其它公共或私营部门一样，法院也必须进行战略规划，预测并克服当下以及不远的将来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司法会议作为联邦法院的决策机构，正在深思并协商如何应对未来。司法会议包括所有联邦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以及各巡回法院经验丰富的法官。由他们为法院规划长期发展蓝图，维护法院在我们政府体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是再合适不过了。司法会议的成员都是这个美好体制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做过庄严的司法宣誓，有义务捍卫司法尊严。他们有远见，有经验，有智慧评估改变司法体制的品质和公正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今年九月，司法会议通过了《联邦法院战略规划》。该规划承认法院的根本任务是公平、中立地解决法律纠纷，并指出司法的基本价值是独立、公正、精益求精，且忠实于法治。同时，该规划还明确了七个对于联邦法院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然，司法的核心目标是在每一个案件中做到依法裁判。然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时刻关注附属的一些问题，包括管理法院的公共资源；维持一个熟练的法官队伍和工作人员队伍；部署新的科技手段，使法院能够减少投入，增加产出；制定一系列能使当事人合理且经济地接近司法的规则和程序。此外，还需要关注法院外的问题，诸如促进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提高公众对法院角色的理解。

司法会议的规划设定了要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策略。这些目标和策略规定得都比较笼统，表明预测未来时必然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些内容还要定期检讨和修改，以回应现实的变化。尽管这些目标和策略不精确，且还会改变，但它在确定国家优先发展事项方面是重要的。然而，仅有目标和策略还远远不够。法院必须采取坚实的措施，将抱负化为行动。这份责任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司法会议的各委员会和司法会议的法官。战略规划的最终成功需要这些法

官们的贡献，他们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从繁重的审判业务中抽出时间制定具体的措施并将其付诸实施。

我很感谢那些制定《联邦法院战略规划》的联邦法官和行政工作人员，以及将要实施这项规划的委员会及其同仁。我相信，他们的工作将会产生长远的影响。有些我们期待已久的成果，譬如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减少积压案件量等都是容易量化的。其它诸如维持公众信任，则是很难测量的。但即使说最终的结果并不总是能够得到精确的衡量，我们也要让公众看到我们在尽最大的努力。

遗憾的是，目前在实现我们的目标方面就面临一些直接的障碍。两个比较引人注目事都是出现在今年年初，一个是经济衰退导致整个政府预算的压缩，另一个是在严重超负荷工作的地区不断出现法官空缺。

预算压缩对法院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事。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在2004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出他所谓的“司法经费危机”。指出年度拨款法案的一再延迟，以及固定开支的不断上涨远远超过了增加投入的资金，严重打乱了法院的日常运营。为此，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要求司法会议为2005及以后的财政年度制定了综合性的成本控制方案。从那时起，在执行自我设定的财政纪律上，法院与议会密切合作，议会也相应地愿意满足法院迫切重要的需求。今年，议会在解决联邦赤字方面面临着非同寻常的挑战。法院将会继续推进从我的前任便开始实施的节流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通过有效利用办公空间、信息技术和后勤人员，减少司法支出。在空间问题上，法院已经与总务管理局合作，通过签订固定期协议来减少租金。法院还实施了新的经费控制计划，在目前的空间利用上，比2005年规划的需要明显减少了36.5万平方英尺。在信息技术方面，法院通过合并和规范整个联邦法院的数据系统来节约开支。在人事方面，法院严格控制了额外增加后勤人员的标准。现在是通过新的标准来审核人员需求，这套标准是我们法院系统所能达到的最经济的做法。依此方法能使2012财政年度新增法院工作人员的需求减少60%。

最高法院本身也在尽自己的努力。我已经要求法院人事部门监督法院的运营，并通过提高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等方法来寻找机会降低开销。尽管由于通货膨胀，运营经费仍然在增加，但由于这些努力，法院主动要求2012财政年度的拨款少于2011年的拨款。这一点，没有其他联邦政府部门敢这样说。

正如我在我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所解释的，我们联邦法院的法官理解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也理解我们的政府需要对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作出平衡。相比于整个政府机构的开支来说，法院的需求是格外简朴的。联邦为三个宪法部门各分配1%的财政预算，而法院拿到的还不到五分之一。但法院与总统、议会密切合作，一道扛起削减联邦赤字的重担。我们将继

续尽可能地减少开支，但同样我们也要求其它政府部门能够继续为法院提供执行其重要的使命所必需的财政资源。

法院不仅依靠资金，也依靠法官来执行它的使命。作为一项制衡，宪法将遴选新法官的权力授予政治部门。法院依靠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的确认来填补司法空缺，我们不会对某个候选人进行评论。这是理所应当的。法院必须尊重宪法赋予总统和议会的特权，同样，法院也期待自己的宪法角色获得尊重。

然而，多年来，在填补司法空缺的程序方面不断出现问题。每个政党都知道，根据自己变动不居的政治资本或是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很容易左右法官任命。一些地区的法官已经承载了超负荷的案件量，这种现象给他们造成了很严重的困难。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参议院近来填补了一些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的空缺，包括加利福尼亚东部地区的一个法院，这也是负担最重的地区法院之一。但仍然迫切需要政治部门能够为这种不断出现的问题寻找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

我们应当感谢全国的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特别是负担较重地区的法官及其工作人员，为他们无私地致力于公共服务表示感谢。没有什么人的工作能堪比那些退休的年长法官的工作。虽然他们没有义务这样做，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承担了大量的案件。他们这样做并没有额外的报酬。但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整个国家都应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激之情。

尽管联邦法院面临着许多挑战，但还是继续稳固地运转。全国的联邦法官继续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履行着他们的职责。我仍然深感荣幸有权在这里向所有的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使这个国家更伟大的理想主义献身精神。

谨祝各位新年快乐！

约翰·罗伯茨李松锋 译

第二篇：试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

试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

作者：彭树人 09法学一班 0913010124 摘要：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宪法含义的最终阐释者。无论是联邦与州政府的相对权限、联邦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还是政府统治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最后都在最高法院的诉讼中，基于它所认识到的时代需求，逐步得到确认。但从一开始，最高法院统一解释宪法的权利并未受到明确承认。接下来本文就从历史渊源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来论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关键字：联邦、司法审查、最高法院、权利

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时曾指出，独立的司法系统是对个人权利免受政府侵犯的可靠保证，而这种保障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法院运用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权利。①如果当政府行为损害了公民权利，公民个人投诉法院时，法院有权根据宪法或法律，独立的审理政府机构的行为，那么个人就获得了撤销政府决定、恢复合法权利的机会。这和法院职能的性质有关。和政府其他分支不同，司法审查的功能是被动与负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又称违宪审查制度，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时通过创立宪法判例而开始确立起来的。但此制产生决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从历史渊源来看，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与英国的普通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普通法传统中隐含的理论成为后来美国司法审查形成的指导思想。

普通法随着诺曼征服于12世纪在英国半岛缓慢发展，是英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司法统一的结果。普通法一直产生于普通法院，很大程度上为出庭律师和法官所创造。普通法是习惯，习惯并非任何有决定权的一人或诸人制造，它不是经过起草、辩论和随后的批准或否决的过程产生的。相反，它缓慢的生长，是最终形成的一种未经清楚的表达的合意。它带有独特的标志，即“并不具备向法律那样有一批经合格指定的规则构成的属性，而是具有逐渐创造‘法律’属性，它是由审判庭中的律师和法官在受制于单个案件的事实和在场的无法预测的外行陪审团的情况下，零零碎碎地制造的。”② 尽管英国的理论从不认为法官有权否决或推翻国会制定的法律，但是由于普通法自身生长出来的“法官理性”，③还是在实践中被大胆的应用了。柯克大法官早在1610年博纳姆医生案中就阐发了议会的法令有悖于共同权利和理性而无效的而理论。柯克的而贡献在于，它在此案的“附论”里提出了一种重要的语辞形式，这种语辞形式是形成司法审查概念的最重要的一个渊源。其思想是从案情的一般分析技术的推导出某项议会立法无效，这为司法审查制度确立了一种内在的逻辑模式的方法，这种模式和方法以一种制度的先例经典的存在。此时，普通法当中已经可以发掘出对于法治更有益、更有启示性的价值。这就是法官是法律的“宣示者”的思想和服从最高的自然法规范的观念，它影响了大洋彼岸美国。

而对于受到普通法影响的美国而言，变化最大的是它们将宪法类推为一种“更高的”法律形式。因此对有权认定较低的法律的合宪性问题的法官来说，宪法恰好适合他们决定什么与之相符，什么与之不符。随之而来的是，所有与宪法这种更高的法律不相符的法律，不管其源出于联邦、州、还是地方，都将根本不成其为“法律”。“由此产生了美国独特的司法决定‘违宪’的概念。这也是约翰·马歇尔在成为宪法的有限场合下把司法独立的普通法传统转变为一种半普通法、半自然法的‘司法至上’学说的背景。”④以宪法为高级法、根本法，认为“宪法贯穿了自然法的观念”，并且通过宪法缔造了权力有限的宪政政府，实行宪法统治的法治模式日益形成，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了充足的前提与理由。1789年,美国联邦国会制定的《司法条例》授权联邦法院有废止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的州宪法和州法律的权力。这表明,英国普通法的司法理念和司法传统已成为美国人在创建本国法制体系时,无法回避并可直接借鉴的一笔法制历史遗产。

二、从司法实践来看，美国有最高法院负责违宪审查，并不是出自法律的规定，而是司法实践的结果。它的政治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原则。

1803年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的裁决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运用司法审查权的首次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该案例开创了危险审查的先河。

该案的背景和案情大致是：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联邦党人总统候选人亚当斯蝉联总统的努力失败，共和党人杰弗逊出乎意料的获得大选胜利。在新总统上任前，即将卸任的亚当斯总统与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利用手中的权利，通过扩大编制、突击任命等的方式，合力安插联邦党人在各级司法部门中任职。其中，原亚当斯的得力助手国务卿——约翰·马歇尔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伯里则是属于总统卸任当日午夜前被任命的治安法官之一。由于任命过于匆忙，马伯里和其他一些治安法官的委任书虽履行了法定程序但未来得及寄出，新总统便走马上任了。面对突击提任大量联邦党人为法官的事实，杰弗逊总统甚为不满，他随即指示新国务卿麦迪逊停发委任书。于是马伯里将国务卿告上了联邦最高法院。马伯里依据1789年美国国会制定的《司法条例》第13条的规定，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向麦迪逊下达发放委任书的强制令。此时，受理此案的联邦最高法院已控制在联邦党人手里。为了避免与总统直接发生冲突，以马歇尔为首的联邦最高法院找到了既能绕开党派之争，又能解决联邦党人出任司法官的有效办法。在该案的判决中，马歇尔宣布：马伯里有权得到任命，拒绝颁发委任状的行为是对马伯里权利的公然侵害。但联邦最高法院无权向公职人员发布命令，国会制定的《司法条例》第13条（即最高法院有权“对以合众国名义任命的法院或公职人员发布令状”）是违反宪法因而是无效的。从表面上看，联邦最高法院在政党斗争中，打着护宪的旗号，即承认马伯里又得到委任状的权利，又拒绝了马伯里欲借助最高法院迫使国务卿颁发委任状的要求，比较巧妙的解决了政党斗争遗留的问题。但此判决的意义远非如此。

首先，它确认了司法机关具有终极解释宪法的权利，真正使法律掌握在法官的手中。

其次，它使处于三权中最软弱的司法部门由于获得了违宪审查权，而真正担负起制约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责，成为捍卫宪法的最高权威机构。从而实现了制宪代表们所期待的三权分立、制约平衡原则的全部内涵。

最后，它为新兴的美国树立了一个明晰的理念：“宪法至上”。任何权力部门或个人均不得做出与宪法相违背的决定或行为。

在不断的发展中，美国学者从宪法学的角度对司法审查作出概括，即指法院在具体的案件中判断其他国家机关行为的合宪性的权利。从行政法的角度对司法审查作出概括，即指从行政机关到法院以就事实或法律裁定进行复查，或既对事实裁定也对法律裁定进行复查的诉讼形式。实践中，司法机关通过违宪审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掀开了宪政史上新的一页。

“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确立的司法审查的宪法原则是：宪法是最高法律，一切其他法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有权裁定所涉及的法律或法律的某项规定是否违反宪法；经法院裁定违宪的法律或法律规定不再具有法律效力。⑥根据这一案件所确立的上述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权通过审理有关案件，解释宪法并宣布违反联邦宪法的法律或行政措施违宪。某项法律一经宣布违宪，下级法院便不能再援用。联邦最高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时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政治回避问题”，司法审查权的行使限于司法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联邦最高法院自取自封的“司法审查”权，使它在美国历史上，以至于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司法审查制度在平衡国家权力、协调各种国家利益关系、稳定国家的政权结构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学者称之为“宪法卫士”、“护法使者”，是不无道理的。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对各国的宪法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国家仿效美国，采用司法审查违宪立法的制度。特别是拉美国家和英联邦国家采用这种制度的较多。⑦据统计，全世界约有60多个国家采用了这种制度。当然完全照搬美国的也不多，大多数国家还是结合本国国情做了某些适应本国制度的规定。例如，美国各级联邦法院都可以审查违宪立法，当然最终由最高法院说了算。现在，凡采用司法机关作违宪审查的国家，大多数规定，只有最高法院才能审查违宪立法。最高法院作违宪审查时，法庭组成也要变化，要吸收法学教授，政治家参加，违宪审查程序也有别于一般的法院审案程序。

通过对美国司法审查制度起源的简要论述，我们了解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形成过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历史传统出发，研究中国与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建立的不同历史背景，并且坚持用联系、发展和矛盾的眼光看问题，在制度建设方面兼收并蓄，合理的配置国家权力，以更好的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参考文献：

①《自由的魂魄——美国宪法与政府体制》，张千帆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美］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张志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③［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④［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违宪审查与权力制衡》，陈力铭著，人民法院出版社 ⑥《外国法制史》，曾尔恕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⑦《违宪审浅议美国司法审查制度》，论文网论文

第三篇：最高法院2015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各位代表：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2014年主要工作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210件，审结9882件，比2013年分别上升1.8%和1.7%；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65.1万件，审结、执结1379.7万件，结案标的额2.6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10.1%、6.6%和15.7%。通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一、依法惩治犯罪，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依法严惩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判处罪犯118.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7.2%和2.2%。

依法严惩暴力恐怖等严重刑事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的意见，依法严惩天安门“10·28”、昆明“3·01”等暴力恐怖犯罪。各级法院审结煽动分裂国家、暴力恐怖袭击等犯罪案件558件，判处罪犯712人，同比分别上升14.8%和13.3%。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推进扫黑除恶工作，审结刘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杀人、抢劫、绑架等犯罪案件24.8万件，判处罪犯30.4万人；审结毒品犯罪案件10.7万件，判处罪犯11万人。

依法严惩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坚持铁腕反腐，依法惩处刘铁男、李达球等一批腐败犯罪分子。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1万件4.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6.7%和5.2%。其中被告人原为厅局级以上的99人，原为县处级的871人。加大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判处罪犯2394人，同比上升12.1%。会同有关部门起草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解释，启动缺席判决没收外逃腐败分子违法所得程序。积极参与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决不让国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亿元。审结金融诈骗、内幕交易等经济犯罪案件5.6万件，判处罪犯7.3万人。

依法严惩侵害妇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惩处力度，对组织策划、多次参与、拐卖多人的罪犯，坚决依法严惩。继续落实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始终保持对此类犯罪高压态势。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048件，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876人。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指导意见，依法制裁家庭暴力行为。

依法严惩暴力伤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和污染环境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惩处涉医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依法审理王英生故意杀人案等一批暴力伤医犯罪案件。制定司法解释，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打击力度，各级法院审结相关案件1.1万件。出台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各级法院审结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犯罪案件1.6万件。

周强：依法严惩网络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设备案件和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的意见。坚决打击网上造谣、传谣行为，依法审理网络推手“秦火火”、“边民”等诽谤、寻衅滋事、非法经营案，切实维护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空间，决不允许网络成为法外之地。

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强化网上公示、开庭审理等措施，以公开促规范。从严控制职务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金融犯罪等罪犯减刑、假释，各级法院对上述罪犯裁定减刑1.4万件，同比下降32.7%；裁定假释1501件，同比下降65.1%。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进行全面清理，对法定情形已经消失的罪犯决定收监执行1739人，决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决不允许对任何人法外开恩。

二、坚持公正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发挥庭审对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的决定性作用，以严格司法保障公正司法。

周强：切实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各级法院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坚持公开审判、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诉讼制度，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权、申诉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念斌无罪。

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其中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目前正在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办案人员的责任。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要求各级法院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切实保障律师依法履职。制定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律师意见的办法，保障律师查询立案信息、查阅相关材料等权利，律师可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当面陈述辩护意见，确保死刑复核案件质量。积极探索律师参与化解涉诉信访案件的做法，充分发挥律师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

加强少年审判工作。完善“圆桌审判”方式，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判处未成年罪犯5万人。继续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切实帮助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改过自新。加强少年民事案件审判工作，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结首例撤销未成年人父母监护人资格案件，依法制裁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权利行为，促进解决监护缺位问题，完善监护制度。

加强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工作。明确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条件，推动建立国家赔偿联动机制，有效保障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2708件，决定赔偿金额1.1亿元。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为当事人减免诉讼费1.8亿元，让生活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

三、依法审理经济领域各类案件，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278.2万件，同比上升8.5%。出台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意见，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适应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及时修订公司法司法解释。研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依法退市所涉法律问题，各级法院审结企业兼并、强制清算、股权转让等案件1.2万件。制定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等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审结金融纠纷案件82.4万件，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审结买卖合同案件66.4万件，促进公平交易。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制裁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1万件，同比上升10%。审结奇虎与腾讯公司涉不正当竞争案和垄断案，促进规范互联网领域竞争秩序。

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涉外商事案件5804件，海事海商案件1.2万件。依法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货轮，顺利执结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威”执行案，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6014件。依法妥善审理涉港澳台、涉侨案件，切实维护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妥善处理首例台湾居民的大陆遗属通过两岸司法互助途径取得补偿金案，拓展两岸司法合作范围。办理涉港澳台送达文书、调查取证等司法协助案件1.3万件。1

四、坚持问题导向，践行司法为民，以司法手段保障民生

依法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522.8万件，同比上升5.7%。其中，婚姻家庭、抚养继承等案件161.9万件，人身损害、劳动争议、教育、医疗、住房等案件149.4万件，民间借贷案件102.4万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纠纷、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案件21.9万件。依法制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判处罪犯753人。出台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规定，明确“上下班途中”等情况下工伤认定标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就业性别歧视案件，切实保护女性平等就业权。一些法院在审理赡养纠纷案件中判决子女定期回家探望父母，保障老年人权益。制定司法政策，加强对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

依法制裁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隐私权行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首例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发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审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民事案件3331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判处6家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用1.6亿元。出台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意见，加强涉军维权工作。

努力解决民告官难问题。配合立法机关做好行政诉讼法修改工作，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5.1万件，审结13.1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6.3%和8.3%。依法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公布典型案例，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完善行政案件交叉管辖、提级管辖等措施，克服非法干扰。

着力解决立案难问题。清理一些地方限制立案的“土政策”，坚持依法受理案件。推进诉讼服务大厅、网站、12368热线“三位一体”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实行预约立案、上门立案，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老年人提供诉讼便利。推进涉诉信访改革，强化“诉访分离”，开通全国法院远程视频接访系统，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接谈4548人次，建立网上申诉信访平台，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畅通信访案件入口和出口。异地交叉评查信访案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切实解决偏远地区群众诉讼不便问题。加强人民法庭工作，在街道乡镇合理设置法庭，方便群众就近诉讼。深入社区乡村、田间地头，及时就地化解矛盾，让司法走进群众、贴近群众。积极推广远程视频庭审，通过“车载法庭”等方式开展巡回审判，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服务就在身边。

进一步解决执行难问题。建立具备网络查控、远程指挥、快速反应、信息公开等功能的四级法院执行指挥体系，切实加大执行力度。各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341万件，执结290.7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4.1%和7%。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执结涉民生案件21.9万件，执行金额87.8亿元。进一步清理执行积案。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判处罪犯696人，同比上升17.8%，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

五、深入推进司法公开，着力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大力实施“天平工程”，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深化司法公开，实现审判执行全程留痕，推动审判执行工作机制深刻变革，以司法公开和机制变革倒逼、促进司法公正。

推进审判流程公开。建立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通过网站、短信、微信等多种渠道推送案件流程信息，变以往当事人千方百计打听案件进展为法院主动向当事人告知，保障当事人知情权。建立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对全国法院案件信息的集中管理、实时统计。加强庭审直播网建设，推进庭审全程录音录像，各级法院通过视频直播庭审8万次。推进网上办案，加强对立案、审判、执行、信访各个环节的信息化管控，提高审判质量效率。

推进裁判文书公开。加大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力度，建成世界最大的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省区市法院实现了能够上网的生效裁判文书全部上网目标，截至今年2月底共上网公布裁判文书629.4万份，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7993份。通过上网公布裁判文书，发挥司法裁判的教育、示范、引导、评价功能，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进执行信息公开。建立执行信息公开网，将执行案件的有关信息通过短信、网站、电子邮件等途径向当事人公开。推行网络司法拍卖，降低买受人成本，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微博、微信开设曝光台，公开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110万例，采取限制高消费等信用惩戒措施150万次，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加强法治宣传。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案释法，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建立典型案例月度发布制度，公开发布典型案例189件。首次邀请外国驻华使节旁听最高人民法院庭审，展示我国司法形象。在首个国家宪法日组织全国法院集中开展“让法治成为信仰”主题宣传活动。举办“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并通过《南宁声明》，促进对外司法交流。

六、深化司法改革，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司法改革决策部署，制定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出台65项具体改革举措，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深圳、沈阳分别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同时便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审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在巡回法庭全面推行主审法官制度等各项改革措施，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使巡回法庭成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兵”。

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在北京、上海组建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办理跨地区重大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解决一些当事人“争管辖”和诉讼“主客场”问题，促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

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改革试点。在吉林、上海、湖北、广东、海南、贵州、青海法院进行人财物省级统管、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职业保障等改革试点，选取12个法院开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按新模式设立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为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健全审判监督指导机制。尊重司法规律，克服监督指导工作中的行政化倾向，取消对高级法院的统计考核排名，指导高级法院取消对辖区法院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制定司法解释15件，清理1949年以来的司法解释，废止715件。发布指导性案例22件，统一类案裁判标准。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规范刑罚裁量权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带头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大幅减少审委会讨论案件数量，强化总结审判经验、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职能，提高审委会运行机制透明度。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依法执行仲裁裁决，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加强诉讼调解，各级法院以调解和当事人撤诉方式处理案件461.9万件。

改革人民陪审员工作机制。提前完成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去年底全国人民陪审员总数达到21万人，共参审案件219.6万件。积极拓展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吸收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系人民陪审员首次参审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七、坚持从严管理队伍，进一步提高队伍素质

坚持从严治院，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惩处。各级法院共立案查处各类违纪违法干警2108人，结案处理1937人，同比分别上升154.3%和172.8%。扎实做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制定整改措施，深入整治“四风”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六难三案”问题。总结推广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群众说事、法官说法”便民工作经验，参与县域治理。改进司法作风，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干警196人。

着力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完善法官招录、遴选机制，面向社会公开选拔高层次法律人才。最高人民法院从法学教授和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中招录5名优秀人才担任法官，从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接收3人担任法官。坚持按“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着力优化队伍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培训干警1.5万人次，全国法院共培训干警60万人次。加强对口援藏、援疆、援青工作。加强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训。学习宣传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干警自觉做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各级法院共有316个集体、467名个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表彰奖励。

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73名履职不力的法院领导干部进行党风廉政问责。对当事人随案发放廉政监督卡，开展廉政回访。全国四级法院全部开通举报网站，实现联网运行和实时监督，及时处理举报线索。认真落实“五个严禁”、司法巡查、审务督察、任职回避、防止内部干扰等制度。加大查处力度，在全国法院清查虚假诉讼案件3397件，立案查处307人。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863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3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81人，同比分别上升126.5%、36.6%和120.6%。

八、自觉接受监督，促进公正司法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规范司法行为情况，根据会议审议意见，进一步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与全国人大代表结对联络机制，组织开展代表专项视察活动，开通代表网络沟通平台和手机信息平台，以座谈、走访、邀请旁听庭审等形式听取代表意见496人次，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47件。根据代表建议，加大对危害药品安全、虐待少年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回应群众关切。

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完善接受民主监督机制，及时向政协通报法院工作情况，积极参加全国政协关于司法改革的双周协商，走访接待全国政协委员115人次，办理全国政协提案86件。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的日常联络，通过调研视察、联席会议等方式，认真听取意见。

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死刑复核案件，依法审理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提起的抗诉案件，认真对待检察建议，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周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与媒体沟通，及时发布司法信息，接受舆论监督。聘请100名特约监督员和40名特邀咨询员，加强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的作用，用好“院长信箱”、“给大法官留言”等栏目，畅通民意沟通渠道。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人民法院工作的发展进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以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强：人民法院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法院监督指导有待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一些案件裁判不公，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有案不立、诉讼拖延、裁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对规避执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打击力度有待加大。三是一些法官的司法能力不适应形势任务要求，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妥善化解矛盾的水平不高。四是“四风”问题在法院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法官群众观念不强，司法作风不正，对当事人冷硬横推；有的法官缺乏司法良知和法纪观念，违背法官职业道德，甚至徇私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陷入司法腐败、违法犯罪的深渊。五是随着人民法院办案数量持续快速增长，新类型案件大量增加，办案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线法官年人均办案高达300多件，案多人少矛盾、人才流失问题突出；民族地区法院双语法官短缺，办案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对上述问题和困难，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予以解决。

2015年工作安排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人民法院将认真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积极参与反恐怖反分裂斗争，依法严惩暴力恐怖犯罪，严惩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安全的各类犯罪，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积极参与反邪教斗争，依法惩治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犯罪。依法惩治信息网络领域犯罪。推动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二是依法严惩腐败犯罪，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高举反腐利剑，对腐败犯罪分子，不论其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要依法严惩。要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犯罪，严惩食品药品管理、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土地出让等领域的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完善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依法审理程序，无论其逃到哪里，都要坚决绳之以法。在严厉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减少腐败犯罪。加强与有关方面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三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加有力司法保障。落实稳中求进要求，围绕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牢牢把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推进新型城镇化、自贸区战略、维护海洋权益等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司法应对，妥善化解投资消费、对外贸易、知识产权、互联网金融、环境资源、海洋经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征地拆迁等领域的矛盾纠纷，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四是深化司法改革，扎实推进重大改革任务的落实。司法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们要敢于打破各种利益藩篱，勇于向自身开刀，动自己的“奶酪”，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扎实推进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见确定的各项改革举措。配合中央有关部门继续推进人财物省级统管等改革试点工作，并将试点扩大到其他省区市。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从制度上解决立案难问题。落实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落实禁止让被告人穿囚服出庭的规定。深化涉诉信访改革，推进涉诉信访法治化、信息化。完善案件繁简分流，充分发挥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在化解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各项改革都要务求实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改革的成果。

五是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严格司法，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完善司法便民利民信息平台，为当事人提供形式多样、方便快捷的诉讼服务，决不允许对当事人诉求相互推诿，决不允许让群众为立案来回奔波。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规范司法行为。严格贯彻执行三大诉讼法，确保程序公正。加大执行工作力度，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着力解决异地执行难问题。完善冤假错案复查纠正、国家赔偿、责任追究机制。出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措施，加快律师服务平台建设，为律师履职提供便利，更好地发挥律师作用，促进公正司法。在强化法院内部监督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和社会监督，不断改进各项工作。

六是继续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增强司法透明度。深化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建设，实现全国法院全覆盖、各项工作全覆盖、人员岗位全覆盖。提升信息化水平，充分利用审判大数据，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促进科学决策。积极探索移动互联环境下司法公开新途径，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要求，加强法治宣传，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强音，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七是坚持从严管理队伍，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批示，深入开展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引导干警坚守法治信仰，忠实履行职责。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持之以恒改进司法作风，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健全法官逐级遴选、社会公选制度。加强法官职业保障，缓解案多人少、人才流失问题。加大对西部、边远、民族地区法院工作支持力度。严格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落实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等制度，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以廉洁司法保证公正司法。

各位代表，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依法治国开启了新征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标题：人大全体会 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文)）

第四篇：美国联邦法院2012年年终报告

美国联邦法院2012年年终报告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约翰·罗伯茨

□

黄 斌 代秋影 编 译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年终报告中强调，行政和立法部门应关注联邦法院在财政和人力资源方面的需求。2011年以来，随着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和成本增加，联邦法院已难以维持足够的公共服务，随着审判的案件不断增加，联邦法院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符合“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核心职能。罗伯茨强调，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公正的司法就会受到损害。本期刊登美国联邦法院2012年年终报告演讲全文（包括附录），敬请关注。——法律文化周刊

引子：“宪法号”传奇

遥想两百年前，一位年轻的海军士兵正在一艘美国军舰上执行夜巡任务。独立战争甫定，美国又再度与海上霸主英国交恶。这位海军士兵忐忑不安，理由不言自明。英国皇家海军拥有115艘一线作战军舰和126艘护卫舰，而美国海军只有17艘军舰。或许支撑海军士兵的信念源自这

突的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在面对各种处境时，宪法号军舰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老铁壳”的胜利提振了战争初期美国海军低落的士气。宪法号军舰的功绩体现在托马斯·伯奇的画中、奥利弗·霍姆斯的诗歌中以及詹姆斯·芬尼莫尔·柯柏的散文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宪法号军舰代表着美国的坚强、勇敢和能力。宪法号军舰现在停泊在波士顿港口，至今仍可航行，并以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役军舰而自豪。

美国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的司法成本控制

1812年战争的两百年后，美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广为人知的“财政悬崖”以及长期存在过度浪费和新出现的国家债务问题。公众都期望总统能够提出周密的解决方案。站在司法机构的立场，我们置身于政治舞台之外，不过，我们可以继续从自身的角度提出应对财政危机的方案。8年前，司法机构就担负起了这项职责，当时在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的领导下，司法联合会率先实施了一项有效的成本控制战略。4年前，我在2008年年终报告中对司法机构所付出的努力进行了概述。现在是时候重提这个主题了。

一如既往的是，司法机构的支出仍然只占联邦预算中极微小的一部分。在2012财政中，包括联邦最高法院、识别并消除超支的情况。然后我们采取了增长上限的方式规定法官等司法机构人员的办公面积，并缓建新项目。在2005财政，办公租金预计平均每年增长6%，到2013年将超过14亿美元。我们努力进行成本控制的成果是，2013财政美国联邦事务管理局暂定的司法机构办公租金总额将少于11亿美元。也就是说，自2005年实施成本控制战略以来，办公租金费用减少了近3.22亿美元。办公租金现在占司法机构工资和费用支出的21%。

不过，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努力去查明可利用的办公用房提供给司法工作人员，比如缓刑和审前服务官，目前他们仍然是租借办公用房。如果他们能够搬出租借用房，那么就可以减少租金成本。此外，我们不断采取其他方式以更好地利用空间，比如精简图书馆，利用数字图书馆进行收藏，为减少总体的预算支出做贡献。

司法成本控制之司法人员工资

我们也在采取措施控制司法人员工资的增长，这项成本支出占2005财政司法预算的62%。司法人员预算中近85%是用来支付包括书记员、秘书和行政人员的工资。在这方面，进一步节约的办法是有限的。在过去的三年中，司法人员的工资没有发生变化：和其他联邦机构的雇员一

制的设置。

司法成本控制之信息技术的运用

此外，我们还通过加强信息技术的运用来节约支出，该部分费用占2005年法院财政预算的6%。通过采取配置计算机系统管理备审案件目录、管理财务和辅助人员工资与福利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措施，法院节约了更多的成本。例如，法院已经采取了合并服务器和其他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节约措施。这些合并措施将扩展到陪审团管理系统、缓刑案件管理系统和联邦法院财务系统，这样，从2014财政开始，每年可节省几百万美元的支出。作为司法机构全国数据和通讯系统的一部分，法院正在推行一个覆盖全国的“IP语音电话”系统，通过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提供数据、语音和视频服务来减少支出。同时，我们不断提高电子数据库利用率以降低购买法律专业书籍和维护传统图书馆的费用。

司法成本控制新举措

联邦最高法院将继续带头控制司法成本。自2004年以来，法院一直在探索如何节约纳税人的钱。在2012财政年

述空缺。

财政困境中坚守司法职责

尽管有财政和资源方面的困难，法院系统依然坚持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履行职责。我们法院一贯能在最具挑战性的时刻表现出坚韧不拔和刚毅的精神。当飓风桑迪袭击东部沿海时，对公私财产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并摧毁了大量必要的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回应，联邦法院迅速行动起来确保司法功能正常运行。不顾个人处境，司法人员坚守工作，并且与陪审员、律师和工作人员保持联络及时处理紧急司法事件。例如，在飓风袭击的第二天，在没有正常暖气和热水供给，仅靠应急燃气发电机提供能源的工作环境下，纽约南部的联邦地区法院依然在下曼哈顿区召开紧急听证会。

两百年来，很多事情一以贯之，没有改变。一直以来，国家感激那些顺应国家需要并为造福美国民众提供忠诚且无私奉献的人们。类似的例子在司法系统举不胜举，在此我只列举其中之一。

康涅狄克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马克·R·克拉维茨，因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葛雷克氏症于2012年9月30日辞世，享年62岁。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初审法官，同时也是一位

件。被监管的罪犯数量上升了2%，共132340人。联邦地区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下降了5%，共372563件。受到审前程序的案件下降了4%，共109242件。破产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下降了14%，共1261140件。

联邦最高法院——

起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总数从2010司法的7857件下降到2011司法的7713件，下降了1.8％。司法援助案件总数从2010司法的6299件下降到2011司法的6160件,下降了2.2％。收取诉讼费的案件从2010司法的1558件下降到2011司法的1553件，下降了0.3％。在2011司法，共讨论案件79件，73件得到处理，64件签署了正式判决，而2010司法讨论了86起案件，处理了83起案件，75件签署了正式判决。

联邦上诉法院——

联邦地区上诉法院受理的案件上升了4％，共57501件。除民事上诉案件的数量下降1%外，其他各种类型的上诉案件数量均上升了。刑事上诉案件的数量上升了12%。初审案件和破产上诉案件的数量也上升了，随着针对移民

破产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下降了14%，为1261140件。破产案件数量在90个地区中有89个地区下降了。非商业案件下降了14%，商业案件下降了16%。与《2005防止滥用破产与消费者保护法》第七章有关的案件下降了16％，与第十一章有关的案件下降了12％，与第十三章有关的案件下降了10％。这是自该法生效后，2007年至2010年积聚了大量破产案件后出现的明显下降。

联邦缓刑与审前程序——

2012年9月30日，被监管的罪犯数是132340人，比上一年的总数上升了2％。从矫正机构释放后接受释放监管的人数增长了3％，达到108372人，是被监管罪犯总人数的82％。2012年，包括审前程序分流案件在内的审前程序案件下降了4％，共109242件。

（译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第五篇：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简介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简介

要打官司，必须先了解美国的法院系统，美国是联邦制的国家，五十个州各有各的法院系统，在这五十个法院系统之外，又有联邦法院系统。简单地说，联邦法院系统分为三级，从上到下是：

最高法院(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上诉法院（巡回法院）(United State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区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最高法院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白宫、国会一起都在首都，最高法院的法官叫

Justice，就是中文通俗翻译的大法官，其直接的意思就是正义，法官本身就用正义称呼之，法官就是正义，可见社会、法律给其地位是多么崇高，何其重要，事实上也是如此，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美国的法律，最新的一个简单例证就是，最高法院宣判酒醉驾车的外国人不能因此而被移民局递解出境，这个判决一宣判后，写在书本上的移民法与此判决不符的规定都被此判决而取代之，变得无效，移民局也只得按此判决办事，甚至连法律都得随之修改。

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由总统任命，国会中的参议院(Senate)同意后方可担任的，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政治性的决定，甚至可影响到总统选举谁胜谁败的问题。总统一般任命与自己同党派的人（几乎都是知名的法官、律师、检察官或法学院的教授）到最高法院的席位上。最高法院共九名法官，由其中一位任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任职终身制，所以有空缺的时候，通常是其中一位死亡或自愿退下来的时候。请注意，他们不是到了一个年纪一定要退休的，只要他还能判案，只要他还想当，没有人可赶他下去。为什么要终身制？因为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完全按正义办案，依法判案，不受任何人，任何势力，甚至不受国会，不受任命他的总统的影响，也不怕担心得罪了谁，也不用担心这辈子的衣食生活，是个名副其实的“铁饭碗”。虽然总统用心良苦任命自己同党派、同政治理念的人，但不保证那些法官上任之后的判决，都符合任命他的总统的政治理念，历史上也有总统后悔其任命的法官，艾森豪总统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例。

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美国法律，所以其判决对社会有重大影响，最出名的就是让堕胎合法化和宣布种族隔离政策非法化的两个判决。通常也只有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案件才会转到最高法院，因它有权可不受理许多上诉。

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美国法律，而这些法官又不是由选民选出，而是由总统任命，所以每次总统选举，若伴随着法官将有空缺，都会激发选民的热情，美国公民清楚，最好选一个与自己政治、经济、宗教各方面理念相同的总统，而由这位总统任命一位与自己有相同政治、经济、宗教理念的最高法院法官，因为一个法官上任后都是一二十年，等到下一次不知何年何月。如果总统选举，伴随着法官将有空缺，再加上选举时民意有重大分岐的话，那次总统选举一定会很热闹。最近的总统选举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选举前不久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任奎斯(William Renquist)宣布有前列腺癌，这意味着他不久就会下任，而今年美国民众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又有巨大分岐，这一下子激发了对同性恋婚姻有不同观点的两方选民的高度热情（基本是宗教保守派与自由派两方），因为有宗教信仰的选民不可能坐视将来会有一位赞同同性恋婚姻的法官，而最好的行动就是选一位不赞同同性恋婚姻的总统，所以平时可能不会投票的人士，这次无论如何也得赶去投票站。

最高法院下面是联邦上诉法院或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共十一个巡回区，加上哥伦比亚特区。为什么叫巡回法院呢？因为美国立国时人口少，地方大，案件也不多，这些法官都是坐着马车巡回到不同地方审理案件的。后来人口多了，案件多了，就分不同的巡回区，基本上一个巡回区管几个州的联邦区法院上诉的案件。乔治亚州属第十一巡回区上诉法院

th(11 Circuit)，第十一巡回区上诉法院设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只有一所，接受从乔州、佛罗理达州和阿拉巴马州境内的所有联邦区法院的上诉案件，其法官也是由总统任命，也是终身职。巡回区上诉法院的判决，只要与宪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不相冲突，就是本巡回区内的法律，下级联邦区法院在以后判案时都必须遵守，不得相违。如果十一个巡回上诉法院对同一法律问题判决不同怎么办呢（并不少见）？通常这种情形发生了，最高法院都会把案件接过来做一个判决，以免同一个联邦内有不同的联邦法律（请注意各州的州法律不同是常见的，但同一个州内法律须统一，同样，同一个联邦国家内的联邦法律也必须一致）。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下面是联邦区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每一个州至少有一个区法院，像德拉瓦州这样的小州就只有一个，乔治亚州有三个，由地区划分为北区（包括亚特兰大市区内）、中区（在Macon）和南区（在Brunswick)，法官也是由总统任命，也是终身职。这些区法院各管各区域内的案件，都属同一级，只有区域不同。同样在乔治亚州，什么样的案件去乔州州法院，什么样的案件去乔州境内的联邦法院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的说，联邦法院管有关联邦法律的案件，州法院管有关州法律的案件，另外，州与州之间的官司，美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官司都由联邦法院管。

联邦法院系统除上述三级外，还有一些专门法院，如破产法院、移民法院、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