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1年关于“立法原意”与人大释法的原则和技
“立法原意”与人大释法的原则和技术
四月六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7条和附件二第3条作出了四点权威性解释，从而使备受社会关注和争议的、与政制改革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得到了澄清，基本上达到了“释疑止争”的目的。人大常委会是依据宪法第67(4)条和香港基本法第158(1)条的规定来行使释法权的。
释法忠于立法原意
人大释法后，社会上有人质疑这不是释法，而是“变法”。而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技术地回答了上述质疑，同时也提出了释法的一般原则、方法和技术。他说，“这次释法也是属于(《立法法》第42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况，就是明确具体含义，因为含义本来就是在条文当中，只是把它解释清楚而已，不是‘变法’”。他又说，“释法必须忠于立法的原意”，“我说释法就是要忠实于原意，不能因为谁高兴谁不高兴来决定，必须作出公正的解释。”
从学理上讲，忠于立法原意是解释宪法或宪制性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技术之一。此外，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释法方法，如“目的论解释”和“普通法的解释”(分别见香港终审法院判决的吴嘉玲案和庄丰源案)。当然，不同的解释原则和技术会达致不同的目的和结果。然而，就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人大第一次释法和今次人大释法而言，“澄清立法原意”看上去是人大常委会采用的原则和力求达到的目的。
在讨论“澄清立法原意”原则的详细内容和探讨它的学理基础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一九九九年人大释法情况。
根据该项解释，由于“终审法院在判决前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的规定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而终审法院的解释又不符合立法原意”，于是人大常委会依法对基本法第22(4)条和第24(2)条第3项作出了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释。就第24条而言，“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项其它各项立法原意，已体现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从上述决定的文字可以看到，人大常委会释法从根本上讲是为了达到“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目的(《立法法》第42条)。
就所讲“具体含义”而言，是指条文表面文字所直接表达的、没有歧义的含义，还是指文字应该表达清楚而未能够表达出来的那些含义?这事实上又涉及到法律解释技术中的字面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
人大释法制度及其特性
法律解释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外延广泛的法律概念。在普通法国家或权力分立国家，它主要是指法院对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解释。在中国大陆，法律解释还可以细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就解释方法和体系而言，在普通法传统之下，文理解释、“黄金规则”和论理解释(原称“弊端规则”)这三种方法占主导地位;而在宪法解释中被采用较多的目的论解释方法被认为是上述“弊端规则”的现代版本。中国学者一般将法律解释方法总结为四种，即文义解释(或字面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
那么，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又属于什么范畴和什么性质的行为?首先，它是一种立法解释。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参见《宪法》和《立法法》)，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条文实含之义或应含之义的说明(特别参见《立法法》第42条)，它居于全部法律解释活动的主导地位。其次，立法解释的对象往往是指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如它已经两次解释香港基本法，一次就国籍法在香港的适用作出解释。人大常委会
当然可以解释其它法律，但实际上它很少这样做。第三，立法解释的作用是“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和当“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时以解释来“明确法律依据”。因而，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变法”或“修法”;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立法解释就是越权或滥用解释权。第四，从理论上讲，立法解释可以是事前性/先导性解释、事中解释和事后性/后置性解释。基本法第158(3)条设计的是一种事中解释，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人大常委会应终审法院请求而对基本法作出解释。而一九九九年人大释法应被认为是一种事后性解释，它与普通法的实践相距甚远，因为它事实上推翻了终审法院赖以判案的法律依据，因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而今次的解释则可以被称之为事前性解释，这符合基本法第158(1)条的一般规定和《立法法》所规定的程序。
人大释法应采用历史方法或目的方法
那么，人大解释基本法到底应该采取甚么原则，采用甚么方法呢?基于基本法作为香港的最高法律权威，是一种宪制性法律文件(有人俗称为“小宪法”)这一事实，我认为，人大解释基本法应主要采用历史方法或目的方法，从而达到澄清立法原意的目的。其实，上述两方法是相互关联的。“历史解释又可包括历史上立法者的意旨与客观目的观点的探求。”(翁岳生语，见《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3页)就目的方法而言，“在解释成文法条文时，必须首先了解立法机关在制定此成文法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然而以这个或这些目的为指导性原则，去解释法律条文的含义，尽量使有关目的得以实现。”(陈弘毅语，见《法律解释方法》，第7页)此外，基于基本法起草过程宜粗不宜细(据说是邓小平的意思)，所以在立法的根本目的明确清晰的前提下，有很多具体条文还是比较粗糙模糊，条文之间或条文内存在所谓“灰色地带”，因而有必要由立法者对条文的原意加以澄清。毕竟，任何法条的背后都是有目的的。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设计两个法律解释主题，即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那是对两种法律制度的一种妥协。不能顾此失
彼，或相互扼杀。总之，确立理论上适当的、实践中前后一贯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十分重要，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没有人可以担保人大常委会不会再解释基本法(尽管香港社会有人如此要求)。
有待探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对基本法的立法解释原则和方法有了上述认识之后，我们也应注意到“澄清立法原意”取向可能会提出如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和获取“立法原意”，将最终取决于全部立法档案的开放和历史的再现。立法原意不等于立法机关的自行宣示的意图，这种意图必须具有历史性和客观性的特质。第二，“立法原意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靠”。(张志铭语，见《法律解释问题》，第190页)该作者想说的是，“立法原意包括总体上的立法意图，也包括立法者在制定每一具体法律条文时所具有的意思。”立法者个体的意图相加就等于立法机关的意图吗?当然不是，因为会有立法者投反对票和弃权票。因此，我们必须明白，立法原意应该指的是立法机关在制定通过法律的那一刻，希望以法律条文表达的那些能代表多数人的意图。第三，在解释法律时，解释者必须承认“意图”和“意思的表达”之间经常可能存在的距离。鉴于法律解释的宗旨是为法律实施提供前提和可行性，因而探求立法原意不应成为一种纯粹的认知活动。最后，采用“澄清立法原意”的途径是以承认有这样那样一些原意存在于法律条文和立法环境之中为前提的，因此这种探索过程绝对不能超越法律条文所能容纳的内容的限度和立法环境所能笼罩和影响的程度。否则，释法就真会变成为“变法”和“造法”了。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行为也是因受到法律的制约的，这样讲是符合“以法治国”的宪法原则的。
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副产品”是，立法解释的理论和技术因此而得以发展和深化。长远来看，它对进一步完善中国法律制度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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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人大释法缺乏原则和技术的一致性
人大释法缺乏原则和技术的一致性 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第67（4）条和香港基本法第158（1）条的规定享有法律包括基本法的解释权。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解释的唯一主体针对法律在香港的适用一共做出过三次法律解释，分别是1996年5月15日关于中国国籍法在香港适用的解释，1999年6月26日关于香港基本法第22条和第24条法律适用的解释，和2004年4月6日关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理解的解释。应该说，三次释法均达到了人大、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政府所期望的目的。然而，人大释法行为也暴露了人大常委会释法过程的实用主义哲学和随意性，以及释法所应体现而未能体现的原则和技术。
释法必须忠于释法原则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回答：“这次释法„就是明确具体含义，因为含义本来就是在条文当中，只是把它解释清楚而已，不是‘变法’”。他又说，“释法必须忠于立法的原意”，“我说释法就是要忠实于原意，不能因为谁高兴谁不高兴来决定，必须作出公正的解释。”就1999年6月人大释法和今次人大释法而言，“澄清立法原意”看上去是人大常委会采用的原则和力求达到的目的。
从学理上讲，忠于立法原意是解释宪法或宪制性法律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此外，法院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释法方法，如“目的论解释”和“普通法的解释”（分别见香港终审法院判决的吴嘉玲案和庄丰源案）。
根据1999年那次人大释法，由于“终审法院在判决前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的规定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而终审法院的解释又不符合立法原意”，于是人大常委会依法对基本法第22（4）条和第24（2）条第3项作出了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释。就第24条而言，“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项其它各项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从上述决定两次提到“立法原意”字眼可以看到，人大常委会释法从根本上讲是为了达到“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目的（《立法法》第42条）。从理论上讲，所谓“具体含义”应是“立法原意”的引伸或明确化。
乔晓阳先生申明，“释法必须忠于立法的原意”。然而，人大常委会真是自始至终坚持了“立法原意”原则吗？事实并非如此。且以1996年释法为例。乔先生的解释是：“简单地说，这个解释就是按照国籍法，血统加属地的原则，凡是中国人，只要你在1997年7月1日不上入境事务处变更国籍，都认为你是中国人。你口袋你的那本护照怎么办？照样可以拿着它作为旅游证件周游世界，但是在香港特区，在中国内地不享有英国领事保护的权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九七大限”可能造成的“巨大的社会震荡”：“国籍法解释安定了人心，保证了平稳过渡”。但是，该解释带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该解释是否修改了中国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心原则？第二，以释法的方式使得中国国籍法在香港适用是合适的程序和办法吗？如果对第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话（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就表明是次释法并没有忠于法律原则和立法原意。进而言之，释法程序的采用是不适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根据宪法和相关宪制性法律，人大常委会应该以决定（Resolution）的形式在香港适用国籍法更妥。[!--empirenews.page--] 再以1999年释法为例。人大常委会认为，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问题是，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能够证明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就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一致认可的、当时就蕴含在条文之中、最后由人大通过的法条中应包含的“具体含义”。
释法不能事实变法
4月6日人大常委会释法后，社会上有人质疑这不是释法，而是“变法”。乔晓阳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强调，“这次释法„就是明确具体含义，因为含义本来就是在条文当中，„不是‘变法’”。
以1999年释法为例。在庄丰源案（2001年）中，香港终审法院并没有接受上述1996年《意见》代表立法原意的观点，原因是《意见》是产生于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颁布之后的“外在材料”（extrinsicmaterials），香港政府方面不能证明《意见》就体现了立法原意；根据普通法的解释方法，法院可以拒绝接受这种性质的材料。在立法者（人大）自己出面证实《意见》是否代表立法原意之前，当事人和法院都有权怀疑1999年释法部分内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再以今次释法为例。该解释一共四条，第一、第二和第四条符合《立法法》第42条第2款规定的关于法律解释的两点要求：“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1）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然而，该解释第三条要求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基本法的报告这一内容，我认为，它不符合基本法、《立法法》和过往实践。香港基本法第43条第2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根据宪法，中央人民政府是指国务院。根据《立法法》第43条，只有“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也就是说，特区行政长官不可以直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和修改）基本法的报告。就1999年那次解释程序而言，特区行政长官先是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再由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要求的。如果说今次解释不是有法（和先例）不依的话，那可以说它修改了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制定了新的程序。
再者，2004年解释第3条还规定，“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立法会法案、议案表决程序的法案及其修正案，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与基本法附件一
（七）和附件二
（三）比较之后，可以发现，规定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任何修正案，表面上是明确了基本法附件 那写得不清楚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它也明确否定了立法会议员的相应提案权。就这点，还可以继续辩论。
人大解释法律应有理论基础
法律解释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外延广泛的法律概念。在普通法国家或权力分立国家，它主要是指法院对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解释。在中国大陆，法律解释还可以再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人大解释法律是一种立法解释。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参见《宪法》和《立法法》），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条文实含之义或应含之义的说明（特别参见《立法法》第42条）。根据宪法关于法律位阶的理论和人大的性质和地位，立法解释居于全部法律解释活动的主导地位。立法解释的对象往往是指宪法、宪法性法律和基本法律。如它已经两次解释香港基本法，多次解释刑法。[!--empirenews.page--] 从理论上讲，立法解释可以有三种：事前性／先导性解释、事中解释和事后性／后置性解释。基本法第158（3）条设计的是一种事中解释，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人大常委会应终审法院请求而对基本法作出解释。而1999年人大释法应被认为是一种事后性解释，它与普通法的实践相距甚远，因为它事实上推翻了终审法院赖以判案的法律依据。而2004年的解释则可以被称之为事前性解释，这与基本法第158（1）条的一般规定和《立法法》所规定的程序相吻合。然而，我认为，不管采取那种程序，这种解释，包括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都应该以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和获取“立法原意”为原则和目的，任何解释技术的采用也都应该服务于与此。立法原意不等于立法机关在解释时自行宣示的意图，这种意图必须具有历史性和客观性的特质。
最后，为避免释法成为“变法”和“造法”，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行为应受到宪法和宪制性法律的制约，这样做符合“以法治国”的宪法原则。
第三篇：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既要立法更要宣法
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既要“立法”，更要“宣法”
这些年来，一些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加强了民族立法工作，出台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特色的条例等地方法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笔者发现，一些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在“立法”和“宣法”的关系处理上容易顾此失彼，不能齐头并进。笔者认为，立法和宣法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既要注重法律的“立”，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也要注重法律的“宣”，让全社会知法、守法、用法。
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宣传法律责无旁贷。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是其常设机关，它们在本行政区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可以这样说，人大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法”展开的。根据宪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有立法权，同时，与立法和监督一样，宣传法律、法规，也是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责。人大立法后到群众中去宣传法，通过与群众直接接触，可以发现不足，为以后进一步修改法、解释法或者再制定法提供经验。从立法计划编制到起草、调研、听证、立法质量评估等各工作环节都是人大在牵头，也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
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宣传法律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法规制定出来后，无论是执行机关还是公民个人，都需要一个理解、消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地方人大应当起一种帮助理解、帮助消化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宣传解释法规，地方人大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部法规制定的前因后果，法规的条文所包含的原意，立法过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由人大那些参与法规的起草和制定的同志向社会、向群众“现身说法”，就会更准确地传递法规本身的含义，从而有利于法的一体遵循如何准确地理解法的含义，对于法规的实施非常紧要。如许多地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地方法规出台后，地方人大一般还要组织专门的一些宣讲活动。如开展电视讲座等方式解疑释惑，一下子在较短时间内将相关法规进行了普及和宣传，这与地方人大得天独厚的优势密不可分。
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宣传法可以因时制宜，有所侧重。诚然，人大宣传的重点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对法制宣传工作也应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来抓，不过在其宣传内容上因时制宜，有所侧重，其内容把握的原则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况，精心选择那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贴近群众需求的法，进行重点宣传。如自治条例修订前后，以自治条例对人民群众民权民生、经济生活关系紧密的内容进行重点宣传；新的法律法规颁发后，着重对其调整和影响的范畴进行宣传等。精心选择法的宣传主题和素材，可以使法制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贴近人民群众生活，使普法工作常做常新。
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宣传法律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以及板报、墙报、简报等宣传阵地，加强法律宣传力度，营造浓厚“宣法”氛围。同时，还要重视执法检查。民族立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实施民族自治法律来促进当地的科学发展。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必须重视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定期开展执法检查，确保法规有效实施。再者，还要强化立法评估。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在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开展调研时，要重视调查、了解和收集地方性法规实施中的实际问题，积极开展“立法回头看”，做好法规实施情况的跟踪监督，以法规实施的跟踪监督促进立法工作，切实做到立法宣法双丰收。
第四篇：人大法学院朱教授关于《立法法》的阐述（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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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学院朱教授关于《立法法》的阐
述
立法者必须注意“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没有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优势，但确确实实与立法的内容紧密相关。因此立法者不能只满足于依靠媒体征求意见的方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扎扎实实地调研，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仍然应该成为征求意见的基本方式。
立法程序
立法程序讲的是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需要经过哪些步骤。立法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国家权力，是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立规矩的活动，规定什么是合法、违法和犯罪，甚至决定着公民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处分。因此，对立法机关来说行使这项权力必须十分慎重。《立法法》规定了中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程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程序分为四步，即法律案的提出、审议、通过和公布。
第五篇：《立法法》与税法的两个基本问题
「摘要」2000年3月由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是规范立法活动的一部宪法性法律。在此之前，规范立法活动的规范主要是宪法、有关法律和行政性法规。由于这些规范不统一、不完善和过分原则化，不仅造成了操作上的困难，而且导致了大量无权立法、越权立法、借法扩权、立法侵权等立法异常现象。具体到税法领域，税法的立法层次低、行政法规越权、立法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既影响了税法自身的权威性、严肃性，也影响了税收的执法、司法和守法。《立法法》颁布实施后，以往规范不足的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有关立法的各项制度，包括立法权限制度、立法程序制度、立法解释制度、立法监督制度等将有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特别是《立法法》对税收立法体制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将影响税法未来的发展。本文从《立法法》出发，依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探讨分析了税法的两个基本问题，以期能对我国税收法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与《立法法》的关系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立法的最高原则。该原则要求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税主体的权利（力）义务只能以法律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无权决定征税或减免税收。这里的“法律”仅指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税收法定主义是伴随着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君主恣意征税的运动而确立的。在“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潮下，形成了征税须经国民同意，如不以国民代表议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 则不能征税的宪法原则。如英国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1776年，美国在其《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并随后在1787年的宪法中规定 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第7款第1项）。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进口关税，国产税和包括关税与国产税在内的其他税收„„（第8款第12项）[1]我国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只强调了公民应依照法律纳税而未明确国家应依照法律征税，但“因为它限定了承担纳税义务的条件-依照法律，纳税义务仅仅由法律的规定产生，其范围也仅仅限于法律的规定之内。”“这实际 上是从公民负有依法纳税义务方面，间接地规范和限制了国家赋税征收权的行使方式-依照法律”。而根据宪法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因此可以认为 我国宪法隐含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2]这是我国税收立法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根据。
《立法法》是规定立法制度的宪法性法律。一切立法活动都必须以《立法法》为依据，遵循《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税收立法自然也不能例外。但《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原则和宪法中规定的立法制度的具体化，其效力在宪法之下，对税法来说，由于宪法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立法法》中有关税收立法制度的规定，也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换言之，《立法法》是对税收立法形式上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是对税收立法本质上的要求。在整个法律体系的效力层级上，税收立法固然应当以《立法法》为依据，但在税法领域内，只有形式反映本质，即《立法法》规定的税收立法制度全面反映税收法定主义 以此为依据制定的税法才可能是符合要求的，否则，税法将可能徒有“法”的形式，而不再有“法”的本质。
（二）《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统一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统一，主要通过《立法法》规定的税收立法体制表现出来。正如前文分析，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公民依照法律纳税、国家依照法律征税，这里的“法律”应当是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立之法 在我国应当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立之法，换言之，即应当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税收立法权，其他任何机关非经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不得行使该项权力。在这一点上，《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是一致的，或者说《立法法》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所要求的具体的立法权限制度。
首先，《立法法》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并且明确规定立法的表现形式是“法律”。《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及外贸的基本制度。其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是指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依法无偿占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包括税的征收。[3]至于“„„税收„„的基本制度”，包括了税收的立法制度、征管制度等。《立法法》的规定表明，税收立法权是我国国家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
其次，《立法法》确立了税收授权立法制度。根据该法第9条的规定，对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同时，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也可以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65条）值得注意的是，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做出决定。而对地方主要是经济特区的授权，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决定。此外，《立法法》在第10条对授权立法作了原则规定，要求“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这说明《立法法》所规定的税收授权立法维护了税法权威性，同税收法定主义是一致的。
第三，《立法法》确立了法律优先原则，即在多层次立法的情况下，除宪法外，由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处于最高位阶、最优地位，其他任何形式的法规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不得抵触。根据该原则行政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授权所立之法、或者是出于职权对税收上位法所做出的说明或细化，都必须遵循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税收法律，不得与其抵触，效力在“法律”之下，而且，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的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第11条）。当然，根据授权而制定的行政法规或地方法规也相应终止。法律优先原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维护了税收法律的权威。
三、《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不协调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既有统一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不相协调的一面。正是这不相协调的一面，造成了税收立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从而影响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
1、关于税收立法权行使监督的问题。尽管《立法法》明确规定税收立法权属国家立法机关专有，其他任何机关非经立法机关授权不得行使该项权力，但对于其他机关未经授权而行使该权力的情形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或者即使规定了监督主体或监督方法，但由于操作性差而致乏力 如《立法法》第87条、第88条规定，对超越权限的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但该撤销程序如何启动及运行却没有相应规定。又如第90条规定。国务院等国家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当然包括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其他的国家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就违宪或违法的上述规范性文件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但上述“要求”和“建议”启动受理的步骤方式、顺序、时限等程序问题，缺乏具体规定。立法监督的缺乏，必然导致立法越权、立法侵权、立法冲突等诸多弊端。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税收立法实践中的立法异常现象就是一个明证。而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以后，现实中的立法异常现象仍不能得到有效的根治，从侧面也很能说明问题。
2、关于税收的授权立法问题。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9条的规定，税收立法权并不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国家立法机关虽然拥有专属的税收立法权 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甚至也可授权特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第65条）显然，该规定的范围过宽。因为，正如前文分析，税收立法权包括了多项内容，其中的征税权，既是税收立法权的核心，同时也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按民主宪政的通例，有关国家主权的立法事项理应是单一制国家中最高代表机关和联邦制国家中联邦代议机关不可推卸、不得转让的最重要的专有立法事项。它是不能被授予其他主体代为行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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