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垄断法释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2年1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
二○一二年五月三日
法释〔2012〕5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9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正确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以下简称垄断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
第二条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
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条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管辖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
第四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规定确定。
第五条民事纠纷案件立案时的案由并非垄断纠纷,被告以原告实施了垄断行为为由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且有证据支持,或者案件需要依据反垄断法作出裁判,但受诉人民法院没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六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同一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受移送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被告应当在答辩阶段主动向受诉人民法院提供其因同一行为在其他法院涉诉的相关信息。
第七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以其行为具有正当性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条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作出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一条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当事人的申请采取不公开开庭、限制或者禁止复制、仅对代理律师展示、责令签署保密承诺书等保护措施。
第十二条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
第十三条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经人民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鉴定结论的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进行审查判断。
第十四条被告实施垄断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根据原
告的诉讼请求和查明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根据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告因调查、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计入损失赔偿范围。
第十五条被诉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无效。
第十六条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
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
原告起诉时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主题词:民事审判垄断纠纷案件司法解释
(共印100份)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2012年5月4日印发
第二篇:最高法院房屋买卖法释
最高法院房屋买卖法释[2003]7号第八、九条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属于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五种情形可以
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即:
1、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又称“先卖后抵”);
2、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又称“一房二卖”);
3、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4、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又称“先抵后卖”);
5、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在此五种情形下,买受人除可请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外,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当然,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必须是在由此五种情形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前提下,买受人才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法释[2003]7号答记者问中指出,这五种情形下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和《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原则为依据的,但不是对《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直接适用。[19]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按套(单元)计价的预售房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合同中附所售房屋的平面图。平面图应当标明详细尺寸,并约定误差范围。房屋交付时,套型与设计图纸一致,相关尺寸也在约定的误差范围内,维持总价款不变;套型与设计图纸不一致或者相关尺寸超出约定的误差范围,合同中未约定处理方式的,买受人可以退房或者与房地产开发企业重新约定总价款。买受人退房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第三篇:《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今天正式实施 被批为“无牙无爪老虎”
酝酿了14年之久的《反垄断法》今天正式在中国实施,但它的实际效益却备受争议,有说法指它只是“无牙、无爪的老虎”,甚至认为它“保护国企,歧视外企”。
这部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宪法”的法律明确提出,将禁止多种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王传辉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反垄断法》并没有大家想象得这么新,实际上,它里面超过一半的内容早在93年以后就在其他几部法律中出现。过去有关反垄断的法律并没有什么成效,你认为今后会有所不同吗?《反垄断法》的出台更多的意义是‘口号性’的,它(在现阶段)不会什么实际的效益。”
王传辉表示,《反垄断法》目前根本“管制”不了大型国企,有如“无牙、无爪的老虎”。执法机构的地位只是商务部工商局中的一个部门,连部委的级别都达不到,怎么敢去对抗有后台的大型国企?此外,触犯《反垄断法》最多也只是罚款,不像在美国是要负起刑事责任的,罚款对大型企业又算什么?
王传辉认为,《反垄断法》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提升执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提升这个部门的官员的专业能力,目前政府部门每月3000多元人民币的薪金,根本吸引不了法律和经济知识兼备的人才、以及加重触犯此法律的刑罚。
《反垄垄断法》立法专家小组成员之
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黄勇教授日前在接受广州《南方都市报》访问时坦言:“《反垄断法》目前最大的不足是过于原则化、过于抽象化,可实施性比较差。《反垄断法》在很多国家很成熟,依赖专业化的调查和处理、依赖法律和众多的文件,而我们只有57条、8章内容,太原则性了。中国下一步需要加紧制订相关细则,研究执法经验。”
也是《反垄断法》立法专家小组成员之
一、北京大学教授盛杰民则说:“《反垄断法》里面当然也有一些缺陷。它的不完善正是我国市场不完善、不成熟的反映。计划经济的烙印还存在,加上我国中央和地方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博弈,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也会影响这部法律。但我对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和完善充满信心,它有无奈的地方,但是它本身是非常灿烂的。”
据了解,目前全球已有近90个国家实施了这一法律。
上星期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分析中国《反垄断法》的文章中说,《反垄断法》的背后有一股强劲的保护主义势力,尽管这股势力最终妥协了,所有大型国企都必须受到《反垄断法》的约束,但它们也成功争取到在《反垄断法》里加入一条规定:涉及经济或国家安全的国企可以例外,“这个漏洞几乎和中国一样大”。
对于这一规定,黄勇解释说,部分垄断国企,特别是央企,他们的形成有中国的特殊国情,例如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涉及经济安全的行业、及专营专卖的行业。对于这些行业,中国实行的是另外一种经济模式,即管制的经济模式,而《反垄断法》规范的是竞争行业的企业行为,因此《反垄断法》适用这些企业时就会打折扣。
广州《新快报》日前也引述业内专家的话报道,这一规定成为业界质疑的焦点之一,由于没有明确的企业名单,国内几乎所有的垄断企业都可以适用这一规定。如果反垄断的主要目标只是微软等外资企业,而不是大型国企,放着大型国企垄断市场的行为不打击,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市场歧视。
近期也有评论文章说,“大型国企容易成为此项法律的“治外之地”,令人有„只反贪官(具垄断地位的民营与外资企业),不反皇帝‟之感。”
当然,《反垄断法》也不是完全看不到效益的。有一些法律界人士和企业就已准备行动。法律学者郝劲松告诉《新快报》:“我们的法律公益研究中心正在做准备,8月1日后就将陆续对一些涉嫌垄断行为的企业和部门提起诉讼。”
他举例说,电信、铁通和网通在部分地区对宽带进行统一定价,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无疑是一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垄断行为。
对此,中山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在广州《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反垄断法生效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微软、英特尔和谷歌被起诉;中石油、中电信等被几位„好事‟的律师告上法庭。但尘埃落定之时,大家会发现江山不变、霸业依旧。”
第四篇:高院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之检讨
不予受理刑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道理何在——对最高院法释[2002]17
号司法解释之检讨 [日期:2011-02-15] 来源:作者: [字体:大 中 小]法院不予受理刑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道理何在——对最高院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之检讨,关键词是法院,院不,不予,予受,受理,理刑,刑案,案被,被害,害人,人精,精神,神损,损害,害赔,赔偿,偿之,之诉,诉道,道理,理何,何在,在—,——,—对,对最,最高,高院,院法,法释,释[,[2,20,00,02,2],]1,17,7号,号司,司法,法解,解释,释之,之检,与现代社会的人权发展相联系,精神损害成为本世纪世界各国侵权法中突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尤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运动的高涨和人权组织的空前发展给法律发展提出了严峻和现实的课题:保护人权和尊重人权应当成为现代法律的精神。[1]在此历史背景下,侵权行为人须对其侵权行为而使他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赔偿成为各国立法和司法发展的一大特色。
在我国,从1986年的《民法通则》到其后的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等,亦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一系列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相当程度上逐渐体现了与世界趋同的特色。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5日公布的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17号司法解释)却规定:“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很显然,根据该项司法解释,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的,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对该解释之结论,笔者持有不同见解,特撰此稿,略陈愚见,以作分析检讨。
一、17号司法解释不符合规范竞合的处理原则。
本来,犯罪行为及其刑事责任和侵权行为及其民事责任分属刑法和民法规制的对象。但这种“分家”并非绝对。因为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的联系往往表现为规范竞合。所谓规范竞合,是指一种行为被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同时被规定为侵权行为,从而使刑法和民法的规范竞合在一起;简言之,即指同一行为符合数个规范之要件,而该数个规范均得适用的现象。实践中,在侵犯人身、财产等案件中,一个行为同时构成犯罪行为和侵权行为的现象比较常见。
在上述规范竞合的情形下,立法和司法必须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能相互排斥。对此,采用权威论者的表述更为妥当:即在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竞合的情况下,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并不能成为他免除或者减轻民事责任的理由,反之亦然。[2]尤需强调:上述原则不只指刑、民责任不能互相免除,还包括不能互相减轻。
以上原理在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得到了统一认识。在我国过去的立法中,对此原理虽未见十分明确的表述,但还是有相近内容的条文,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近,部分民法专家学者共同设计了《〈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3],其中
第七条(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关系)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不影响依照本法规定承担侵权民事责任。”[4]上述《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以及专家起草的侵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七条均属规范竞合处理原则或建议,而且其中所称“民事责任”是指全面责任而非部分责任。
17号司法解释只顾及行为人之行为构成犯罪和与之相应的刑事程序,而完全无视行为人之同一行为成立侵权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以致规定法院对受害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不予受理。这实质上是在减轻或免除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显然,它违反了以上所述规范竞合的处理原则。[5]这种规定,难免让人诘难:对较轻的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予以受理,对较重的刑事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反不受理,其中道理何在?
二、17号司法解释有违侵权行为法之全面赔偿原则,无法在犯罪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这一领域体现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
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总是包含着对公共秩序的满足和对个人利益的满足两个方面。这些作用总是通过对行为的遏制和对损害的补偿来实现的。[6]就后者而言,如何补偿损害?对此,作为侵权行为法关于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之一-全面赔偿无庸置疑是首先得遵循的原则。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已经确立此一原则。
全面赔偿原则是指对致害人的侵权行为,不论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财产损失的多少、精神损害大小,确定民事赔偿的范围。[7]该原则所要求的赔偿范围很明确,即侵权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害、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均得赔偿。
侵害他人人身权,往往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或者主要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如果是成立犯罪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根据前述规范竞合原理,一方面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犯罪,另一方面其行为构成侵权。就前者而言,国家得根据刑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实现刑法保护社会的功能;就后者而言,行为人的行为受民法调整,这即要求司法实践中应根据受害人的诉求,全面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是造成精神损害、后果严重,又不赔偿抚慰金,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在上述领域就出现真空。正如有的论者所言[8]:全面赔偿原则中如果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就无法体现民法的本质特点,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善良秩序。仅仅给侵权行为人以制裁或处分(包括刑事、行政和民事制裁和处分)对受害人来说作用并不大,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受害人并不因此而得到财产上的补偿,其精神上的慰籍也是抽象的,非实质意义的。
17号司法解释不看重全面赔偿原则,漠视侵权行为法对犯罪所致精神损害的司法保护,致使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在该领域不能全面实现。
三、17号司法解释所引用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条款,不足成为法院不予受理刑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充分理由。
17号司法解释明确表明作出该解释是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这些条款的内容是否足以成为不予受理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充分理由?
1、关于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9]只是从正面规定犯罪行为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或“物质损失”的,行为人应给他人赔偿损失,或者受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没有从正面作这样的规定:犯罪人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应予赔偿,或者受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笔者认为,刑法、刑诉法上述法条规定并不能成为17号司法解释结论的适当理由。这是因为:
第一、没有禁止性内容。即刑法、刑诉法上述法条并没有禁止刑案被害人为因他人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内容。
第二、“法无明文”并非妥当理由。
刑法、刑诉法上述条文并未规定受害人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加之,迄今为止,我国立法上尚未就现实中出现的在法律上存有漏洞、缺漏、模糊区域等民事纠纷确立一般性司法原则。17号司法解释引用上述条文也许与此(“法无明文”)存有较大关系。
然而,一个应为司法界熟悉的常理是:公
法与私法在司法方面特点迥异,公法奉行法定主义(如罪行法定原则是刑法最高原则),而私法(民法)则奉行自由主义、概括主义和意思自治,一般不实行法定主义。因此,尽管出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社会关系的变动不居等原因,任何法律都无可避免存在局限性(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10]:包括“法无明文”),但是在民事领域,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司法裁判者应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表现之一就是法官可依习惯或法理补充法律漏洞(其中依法理补充法律漏洞的方法丰富多样[11],包括依立法者或准立法者的消极意思补充、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反对解释、目的性扩张、一般的法原则、依比较法补充等等),裁判相关案件。正是看到连处理法律漏洞的司法原则亦属阙如,新近由我国学界著名专家组成的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梁慧星教授为课题组负责人)完成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九条(法律适用)第一款就有如下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习惯的,可以适用公认的法理。”[12]以上不应只停留在学界,成为“纸上谈兵”,更为重要的是专司司法裁判的机关、法官亦应有此共识并为之实践。
据上,法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受理、处理相关民事案件,应当成为一项原则。惟有如此,才能充分、全面发挥民法的规范作用,使每一领域的私权都能获得司法救济。
基于上理,即使“法无明文”,法院也不应拒绝受理本质上属民事案件、由受害人提起的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
第三、真的是“法无明文”吗?
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未涉及精神损害赔偿,仅在此范围考察真可谓“法无明文”。然而,将视线挪出上述两个特定条文,放眼我国法律、司法解释等全面审视,精神损害赔偿是否确无明文规定?回答是否定的。如: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此所谓“赔偿损失”,就是赔偿精神损害。当然,本条还只涉及几种精神性人格权,在保护客体有进一步的扩张规定之前,“为贯彻本条之规范意旨,应采目的性扩张方法,对于其他人格权如人格尊严、自由、隐私、婚姻自主权等受侵害的,亦应适用本条。”[13]-最高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涉及到另一种独立的人身权-隐私权(第七条),只是该解释将其寄于名誉权篱下。根据该解释第十条规定:公民因名誉权受到侵害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
-另有几例单行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了规定,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1991年9月22日公布)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产品质量法》(1993年2月22日公布、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决定》修正)第44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10月31日公布)第41条、42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它们在性质上均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尤其是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3月8日发布),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的规定。
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本质是民事之诉,17号司法解释在精神损害赔偿是否有明文规定上,只引用两个刑事法条文,而完全无视上述规定,不知出于何故?
2、关于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是:“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初看上去,此款内容似乎很有理由成为17号司法解释结论的依据。其实不然。因为:
第一、此款内容同样有悖前已述及的基本原理。此不赘述。
第二、此款内容应属过时,不应被引用。因其所居的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是最高院2000年12月13日公布,自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问题是:其后的2001年3月8日最高院公布了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根据该解释第一条及其后的条款的规定,行为人“非法”侵害他人人身权,受害人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应依法受理。显然,此处的“非法”包括犯罪在内。该解释也未将因犯罪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排除在法院受理范围之外。鉴此,复据新法优于旧法原理,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应为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所取代。更在其后的17号司法解释(2002年公布),再引用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以作根据,显属不当。
综合全文小析,笔者认为,17号司法解释所作结论,存有与法理不符,与法律、法规、其他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相矛盾和冲突等多端问题。因此,建议通过立法、法律解释或最高院新的司法解释等形式,明确规定因犯罪所致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法院应予受理。从而保障刑事精神损害被害人的权利亦能获得司法救济,同时保证我国在此领域的规定与世界立法主流保持一致。
第五篇:浅谈反垄断法
浅谈反垄断法
一,反垄断法的含义
垄断的原意是独占,即一个市场上只有一个经营者。反垄断法,顾名思义就是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反垄断法一般是指国家调整企业垄断活动或其他限制竞争行为的有关实体法和程序法。反垄断法所规范的是国家反垄断主管机关的反垄断管理行为及经营者的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
二,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
(1)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其表现主要有占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不正当的价格行为。
(2)限制竞争协议,也称为横向的限制竞争行为。
(3)企业合并,牟取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4)行政性垄断,是指行政机关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
三,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
目前,在各国反垄断法中表述的实体规则主要包括以下主要方面:对限制竞争协议(包括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规则;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规则;对企业合并的规制规则;对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规制规则。除此之外,各国政府还颁布了大量的反垄断行政法规和程序性法规,以便明确反垄断执法机关及其职权划分、执法程序等。反垄断法规则就是上述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的总和。
四,反垄断法的起源与发展
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颁布了反垄断法。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随着全国铁路网的建立和扩大,原来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市场迅速融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大市场的建立一方面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垄断组织即托拉斯的产生和发展。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即美国石油业第一个托拉斯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历史上上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的开始,托拉斯从而在美国成为不受控制的经济实力。过度的经济集中不仅使社会中下层人士饱受垄断组织滥用市场势力之苦,而且也使市场普遍失去了活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爆发了抵制托拉斯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种反垄断思潮导致1890年《谢尔曼法》(Sherman Act)的诞生。谢尔曼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从而也被称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之母。美国最高法院在其一个判决中指出了谢尔曼法的意义,即“谢尔曼法依据的前提是,自由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
发展中国家反垄断立法的步伐比较缓慢。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尽管有联合国大会的号召,联合国贸发会还就管制限制性商业实践提供了技术援助,但是颁布了反垄断法的发展中国家仍然不足12个,它们包括亚洲的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发展中国家当时对反垄断法普遍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许多产业部门或者主要产业部门是由国有企业经营的。为了维护国有企业的利益,国家自然就会在这些部门排除竞争。此外,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允许企业间开展竞争,这些国家自然也没有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性。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当时认为计划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把竞争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认为竞争对社会生产力会造成严重的浪费和破坏,中国当时也完全不可能建立一种崇尚竞争和反对垄断的法律制度。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政策总的导向是民营化、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和反垄断,各国反垄断立法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一方面表现在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或者强化了它们的反垄断法,另一方面表现在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国家也都积极进行这方面的立法。到1991年,中欧和东欧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都颁布了反垄断法。近年来,随着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积极地申请加入欧盟,它们又都根据欧共体竞争法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反垄断法。据统计,世界上目前颁布了反垄断法的国家大约有84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在之所以积极制定和颁布反垄断法,美孚石油公.主要的原因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除了一些特殊的行业,这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在原先国家垄断经营的部门注入了私人经济,甚至在电信、电力、煤气等传统上被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引入了竞争机制。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垄断不仅会损害企业的效率,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还会遏制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竞争精神,而这种竞争精神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真正动力。
五,反垄断法在中国
2006年6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 案)》,然而反垄断法不仅难产了近20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07年8月30日下午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共分为8章57条,包括:总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对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法律责任和附则。
反垄断法的任务就是防止市场上出现垄断,以及对合法产生的垄断企业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具体地说,反垄断法主要有以下任务:(1)禁止卡特尔,即禁止企业间订立限制竞争的协议包括限制生产、销售数量、价格和划分销售地域等行为;(2)抑制企业合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并购是经常发生的,而且绝大多数的企业并购对经济是有利的。然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本身有着扩大规模和扩大市场份额的自然倾向,如果对合并不加控制,允许企业无限制地购买或者兼并其他的企业,不可避免地会消灭市场上的竞争者,导致垄断性的市场结构。正是出于维护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国反垄断法都有控制合并的规定。这种控制的目的不是限制企业的绝对规模,而是保证市场上有竞争者。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合并的申报和审批制度,即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合并需要向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进行申报。(3)禁止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实际上,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政府限制竞争都是对竞争损害最甚的行为。因此,我们在研究反垄断问题时,就不能把目光仅仅投向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还应当注意政府的行为,防止它们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反垄断法明确规定,禁止大型国企借控制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
在中国,反垄断法执法部门分工明确:工商总局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国家发改委查处价格垄断;商务部负责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执法部门的明确分工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反垄断法,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