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未成年人抢劫辩护词1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经XXX人民法院指定,并经XXX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由我作为本案被告人XX的一审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开庭前,我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XX,在经过法庭调查并听取了公诉人的意见后,对案件有了全面客观地了解,我对XX的抢劫行为定性不存在异议,现根据本案的一些事实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就量刑问题提出几点辩护意见,希望法庭能够充分考虑并且采纳:
第一、通过侦查机关取证,被告人XX出生于1997年X月X日,在2012年 5月XX日实施犯罪时,尚不满十五岁,系未成年人。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请求法庭对其减轻处罚。
第二、被告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一下简称《解释》:“《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七种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具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1.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
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4.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XX在得知其余三被告已经去自首后,心里非常清楚警察会在很短的时间找来,而在警察找到他之前这段时间内,被告XX如果不想自首,按理说应该趁机逃跑,但他没跑。警察找到他时,他也没有拘捕。被告人XX在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已所犯的罪行,也无翻供表现,认罪态度、悔罪态度良好,愿意改过自新。同时,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XX当庭认罪,没有任何隐瞒犯罪事实。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四被告有过自首意思联络的事实,被告XX主观上有自首的想法,被告XX客观上有自首的不能,被告XX客观上有自首的行为。
第三、从案件整体上分析,XX的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轻微。首先,被告人不是抢劫犯意的提出者。其次,XX是四被告中年纪最小的,本案发生时是初二在读学生,其余三被告均是职业高中的学生,XX的心理智商和社会阅历不如其余三人。最后,四被告实施的抢劫行为并未获取受害人财物。因此,请求法院对这一点能够予以考虑,并对被告人XX从轻处罚。
第四、被告人XX及其家属积极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最大限度的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防止了受害人损害的扩大,亦得到了受害人谅解,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还因此出具了刑事谅解书,受害人法定代理人也因此数次到侦查机关提出撤案申请。这一点请法庭能够予以充分考虑,从轻处罚XX。
第五、XX到案后于6月18日被逮捕后被羁押于看守所,在看守所期间表现良好,真心悔罪,请法庭根据XX在被羁押期间的良好表现从轻处罚XX。
第六、被告人XX平素遵纪守法,此次犯罪也是初犯、偶犯,被告人此前并无前科,经学校证实,在校期间一直遵纪守法,学习努力刻苦,尊敬师长。被告人XX之所以参与抢劫,完全是因为年幼无知,受他人的影响和带领,盲目听从参与此次抢劫,是偶然的。因此,请求法庭参考XX的一贯表现,对XX予以从轻处罚。
第七、关于被告人XX犯罪的原因,是由多个复杂的社会因素造成,除了他本人负一定责任外,社会、学校和家庭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XX年纪尚轻,认知能力及分辨能力较差,加之其所处社会生活环境也较差,法律知识的欠缺,使他很容易受不良环境的影响而走上今天的这一步。社会、学校、家庭都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司法机关,也应充分运用法律的教育功能,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请求法庭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包括同案另三名被告人都是未成年人,花季的他们本应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现在却成为了法庭被告席上的一员,这实在是让人感到惋惜。青少年犯罪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都不希望让这些的孩子承担过多的社会问题,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辩护人再一次请求法庭,综合考虑被告人XX的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坦白情节、积极赔偿获得被害人谅解以及平素的良好表现等各方面因素,能够对XX适用缓刑或免除刑罚。给XX一个重返校园、改过自新的机会。此致 XXX人民法院
辩护人: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被告人xxx,男,xxx年xx月xx日生,xxx年xx月xxx日和同伴实施抢劫行为时未满15周岁,是未成年人。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未成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即: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是目的,惩罚只是手段,最终是使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的过错,重新正视自己、反省自己,引以为戒,不在违法犯罪!根据法律规定,因被告是未成年人,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案发时尚未满15周岁,在东皇镇中学初二在读学生,是本案四个被告中年纪最小的,其余三被告均是职高学生,不管是心理智商还是社会阅历都较之成熟。且被告XX
二、被告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被告人实施犯罪后,2011年3月12日,被告xxx随xxxx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是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的规定:因被告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关于自首的认定(自首的法条和司法解释)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1、如果公诉人对前面四被告的犯意联络方式是报肯定的态度,那么就应当认定四被告均有自首情节 A、四被告有过自首意思联络的事实 B、被告XX主观上有自首的想法 C、被告XX客观上有自首的不能 D、被告XX客观上有自首的行为
二、是从犯而非主犯
1、关于抢劫罪的犯意联络
2、关于持刀伤害受害人 A、随身携带小刀的原因 B、刀的大小
C、伤害时并不是因为想要抢劫,而是为了帮朋友
2、XX被公安机关控制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A、XX被公安机关控制后半小时内,没有如实供述的原因,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XX在四被告中心理智商不够健全和社会阅历太少。XX被公安机关控制半小时后,在侦查人员的开导和教育下,十分后悔并如实供述自已所犯的罪行,此后也无翻供表现,认罪态度、悔罪态度良好,愿意改过自新。同时,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XX当庭认罪,没有任何隐瞒犯罪事实。
三、本案被告人家属在XX父亲的组织下,对受害人积极抢救并赔付,获得被害人及家属谅解
1、案发后被告人XX的父亲组织其余三个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及时为受害人交付医疗费,及时有效避免了受害人所受损害进一步扩大。
2、案发后,被告人父亲深感歉意,到医院陪护并悉心照顾受害人,受害人及其家属几度因感动主动到公安机关请求免除被告人XX的刑事处罚。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A包括同案另一被告人都是未成年人,花季的他们本应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现在却成为了法庭被告席上的一员,这实在是让人感到惋惜。青少年犯罪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都不希望让这些的孩子承担过多的社会问题,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辩护人再一次请求法庭,综合考虑被告人A的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坦白情节、积极赔偿获得被害人谅解以及平素的良好表现等各方面因素,能够对A适用缓刑或免除刑罚。给A一个重返校园、改过自新的机会。
二、被告人刘秀云具有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一)被告人刘秀云系自首。
被告人刘秀云在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主动供述抢劫的犯罪事实,系自首,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刘秀云没有前科劣迹,系初犯、偶犯,又是在校学生,到案后认罪态度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明案情。根据刑法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刘秀云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今天的庭审阶段,供述一致,自愿认罪服法。被告人刘秀云表现出了诚恳的悔罪态度,曾明确表示愿意认罪服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刘秀云具有悔罪表现,受害人全部得到赔偿,应酌情从轻处罚。案件发生后,被告的亲属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双方现已达成一定的谅解。从轻处罚更有利于缓和矛盾,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
第二篇:辩护词(抢劫)未成年人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本人受 的委托,受的指派,为被告人
涉嫌抢劫一案依法出庭辩护,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人民检察院[2006]第12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出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项、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已构成抢劫罪,对此指控辩护人无异议,但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有以下法定减轻、从轻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希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一、被告人在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在实施偷窃过程中,由于被人发觉而当场抓获,使其犯罪意图未能得逞,根据法律规定属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如下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首先,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和本次庭审过程中均能够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应适用坦白从宽的法律政策。
其次,本案被告人由于年少无知,监护人没有尽好监护责任,在学习年龄阶段过早的脱离学校的教育;而且被告人在实施本次盗窃行为的整个过程来看,被告人还是属于那种小偷小摸的作风。对于这样类型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予以处罚,才更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改造。再次,从被告人自身的一贯表现来看,被告人犯罪前从未被司法机关处理过,也没有其他违法犯罪记录,属于初次犯罪,可以给予从轻处罚。
第三,本案被告人触犯的虽然属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抢劫罪,但是由于该罪名的成立是属于转化型的抢劫罪,且被告人在害怕被发觉后实施的暴力行为极其轻微,对被害人基本没有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与一般的抢劫罪的情节和性质有较大的区别。
最后,无论是被告人被录取的泉州市泉港科技学校,还是被告人居住地的村委会都请求让涉世未深的被告人给予缓刑处罚,使其能够在最好的学习阶段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并表示愿意对被告人加强监管,这体现了社会的温暖和爱心,也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民意。辩护人相信被告人在这种环境下接受的教育和改造肯定优越于监狱的教育和改造。
总之,辩护人认为惩罚是一种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目的在于消灭犯罪,在于改造、教育、挽救犯罪分子,引导犯罪分子重新做人。由于被告人主观恶性程度不高,属初犯、未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加以引导、改造和教育,一定能改过自新。因此,希望法庭考虑辩护人的意见,对被告人予以减轻处罚,判处缓刑。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
律师
2006年12月06日
第三篇:抢劫强奸案件辩护词
被告人张XX连续三次实施抢劫,并对被害人实施强奸,劫取财物1800余元,其中一起因被害人反抗,强奸未得逞,但造成被害人轻微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三次抢劫,两次强奸既遂,一次强奸未遂。最终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被告人服判,未提出上诉。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张XX近亲属委托,河北海龙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出庭参加本案的法庭审理。我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抢劫罪、强奸罪的意见不持异议,仅就本案的量刑发表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关于张XX第二起强奸案件属于犯罪未遂的意见不成立
犯罪未遂是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因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为。认定犯罪未遂的前提是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2013年6月8日,张XX在针对被害人要XX、刘XX实施的抢劫犯罪过程中,依据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他的确有实施强奸的意图,但在受害人哭闹、激烈反抗之下,又听到楼道有脚步声,因为自己害怕而逃离了现场。
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制造工具,准备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犯罪未遂是指犯罪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因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为,认定犯罪未遂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辩护人认为,张XX胁迫两名被害人往地下室走,只是为实施强奸犯罪准备条件,属于犯罪预备行为,不属于已经着手实施的强奸犯罪行为,因此不具备认定犯罪未遂的前提条件。张XX因为自己心里害怕,停止了犯罪行为,是基于自己主观意原因,该行为属于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行为,故不宜认定为强奸未遂。
二、对张XX的量刑应当酌情考虑如下情节
张XX每次抢劫作案使用的工具是一把能够装进裤兜的小水果刀,不足以对被害人生命或者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其犯罪手段一般。张XX三次抢劫犯罪劫取财物数额较小;三次抢劫仅造成一名被害人身体轻微伤,相比通常的抢劫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张XX在深夜作案,选择其认为不是良家女子的受害人作案,相比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抢劫,其犯罪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本案被害人放弃了对张XX的民事赔偿请求,且没有提出从重量刑的意见,说明本案的社会危害性事实上有所降低;张XX作案时刚刚成年,心智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差,冲动之下实施犯罪。归案后,张XX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当庭认罪,且真诚悔过,具有较好的可改造性。
综上意见,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适当从轻量刑。
**律师事务律师 田**
2014-3-18
第四篇:迟某抢劫、敲诈勒索辩护词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迟某近亲属委托,依法指派本所宋曰刚律师担任本案被告人迟某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依法会见了被告人,详细的阅读了本案相关案卷材料,并且通过今天庭审,对本案有了全面、准确的认识。现根据本案事实并结合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中被告人迟某盗窃的事实和定性问题
根据法庭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辩护人庭审前仔细查阅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辩护人对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构成盗窃罪定罪无异议,但对公诉机关对本案认定的盗窃物品数量、盗窃数额有异议。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迟某盗窃彼岸新都被害人陈静的盗窃数额有异议。在对彼岸新都盗窃数额认定中,被告人迟某与被害人供述的盗窃物品数量存在差异,被告人迟某在历次讯问中供述其盗窃貔貅一个、白玉镯子一个、男士机械手表一个、黄金项链一条,现金四百元。陈静在2012年12月12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被盗物品为手表一块价值4500余元,玉佛一个价值5000余元,玉观音一个价格6000余元,和田玉手镯一个价值5000元,千足金项链两条价值20000余元,白金项链一条价值3000余元,福禄寿玉项链一条价值1000余元,现金400余元,而陈静在2013年3月29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被盗物品为金表一块;金项链一条2003年10月26日购买,价格为2080元;玉貔貅一个2005年11月1日购买,价格为600元;翡翠观音吊坠一个2008年1月22日购买价格为6980元;翡翠佛吊坠一个,2008年1月22日购买,价格为5820元;和田玉手镯一个2009年5月1日购买,价格为18600元。
被害人陈静在前后两次陈述中明显存在矛盾,因此被害人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盗窃数额认定的证据使用。
在本案中证人张群在2013年4月2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陈静在山东鲁地珠宝有限公司所购买物品:金项链加实心吊坠一条,2003年10月26日购买,价格2080元;翡翠貔貅挂件一个,2005年11月1日购买,价格6980元;翡翠玉观音吊坠一个,2008年1月22日购买;翡翠佛吊坠一个,2008年1月22日购买,价格5820元;和田玉手镯一个2009年5月1日购买。陈述:因为陈静提出饰品再便宜点,所以我只开了销售日报表。并向公安机关出具了2003年10月26日、2005年11月1日、2008年1月22日(两份)、2009年5月1日山东鲁地珠宝有限公司销售日报表并加盖了山东鲁地珠宝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经辩护人向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山东鲁地珠宝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2日,而5份销售清单证人张群却陈述是当时陈静购买时向其出具,由此可以清晰证明证人张群在本案中向公安机关所作陈述系虚假陈述,其所出具证据系伪证。首先辩护人认为该份证据系伪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辩护人恳请司法机关追究张群作伪证的刑事责任。
在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向法庭出具的2013年7月21日张群的询问笔录中张群也对其伪造证据进行陈述,更加证明其伪造证据的事实,另外张群后又改口陈述其与被害人陈静共同回忆出具的,购买日期距今已有十年之久,被害人陈静与张群在陈述却将日期时间记忆如此清晰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对于翟茜于2013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所作陈述只能证明被害人陈静有其所陈述珠宝不能证明这些珠宝被被告人迟某盗走。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依据被害人陈静陈述,张群证言、翟茜证言对被告人迟某所盗窃陈静物品数量及数额作出认定明显存在证据不足并且存在使用非法证据错误,因此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迟某盗窃彼岸新都被害人陈静的盗窃数额是错误的。
(二)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迟某盗窃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45号富翔天地小区10号楼4单元102室的盗窃数额有异议。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迟某盗窃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45号富翔天地小区10号楼4单元102室金牌价值认定有异议。公诉机关认定该金牌材质及价值依据是被害人陈述及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2日出具证明。辩护人认为该证据明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公诉机关在确定该被盗物品价值是明显存在证据不足,该奖牌系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作为奖品奖励给被害人,如该物品系其购买其应提供当时购买该物品发票,如该物品系其委托他人制造应提供制造单位名称及价格,首先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作为大型企业其财务制度健全,其次黄金制品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产品,对于该物品溯本追源能完全能做到的。
本案中对于该涉案奖牌的价值认定明显存在证据不足,辩护人恳请法庭和公诉机关本着对被告人和法律负责的态度,对该涉案奖牌进行调查取证重新该涉案奖牌材质、价值,使被告人受到公平的判决。
二、关于本案中被告人迟某敲诈勒索的事实和定性问题
根据法庭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辩护人庭审前仔细查阅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辩护人对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定罪没有异议,但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迟某敲诈勒索犯罪系未遂有异议。辩护人认为本案中迟某敲诈勒索犯罪系犯罪中止。
辩护人认为区别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根本标志,是看罪犯是否自动放弃犯罪。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虽同属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形态,但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犯罪的行为状态;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状态
即欲达目的而不能是未遂,能达目的而不欲的是中止,但对于能达目的而不欲中的“能”应以行为人的认识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断,也不同时根据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进行判断。即只要行为人认为可以继续实施犯罪或可能既遂而不愿既遂的,即使客观上不可能,也是中止,反之,只要行为人认为不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不可能既遂而放弃的,即使客观上可能,也是未遂。
本案中被告人迟某给被害人打电话,听到被害人要打电话报警后,即把电话卡扔掉,放弃继续向被害人索要5万元的犯罪企图。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当时并未被公安机关抓获完全可以继续实施犯罪,被告人虽然是由于出于害怕被公安机关抓获而放弃犯罪,但却是被告人主观上主动放弃犯罪。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迟某属于敲诈勒索犯罪中止。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问题
(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迟某敲诈勒索行为属于犯罪中止,并且未给被害人造成损害,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规定对被告人迟某敲诈勒索犯罪,免除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迟某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应当减轻处罚:
被告人迟某归案后,全面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彻底坦白,特别是对作案手段、作案经过作了详细交代,便于本案的彻底查明。其对自己的犯罪确有悔罪表现。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辩护人: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
宋曰刚律师
2013年7月24日
第五篇:辩护词之抢劫
辩 护 词
――为被告人方明亮抢劫一案一审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安徽飞扬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方明亮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多次会见了在押的被告人,又参加了前面的法庭调查,对本案有了全面清楚的认识。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抢劫罪名不能成立,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方明亮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讯问笔录和辨认笔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1、方明亮多次向公诉机关及辩护人提出补充侦查之前的供述,未经其核对。补充侦查期间的供述与之前供述在影响定罪的重要事实上不一致。
2、笔录上反映方明亮的文化程度为小学,方明亮当庭供述的文化程度是小学二年级左右。从其文化程度来看,其阅读能力是有限的。
3、辩护人注意方明亮第一次询问笔录和第二次讯问笔录上注明“记录看过和我讲的一样”。第四次讯问笔录上讯问人问“以上笔录读给你听后是否和你讲的一样?”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根据该条规定,讯问笔录上原则上是犯罪嫌疑人以自己阅读的方式核对,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没有阅读能力的情况下,才通过向他宣读的方式核对。第四份讯问笔录载明是以向方明亮宣读的方式核对的,表明侦查人员判断方明亮是没有阅读能力的。从侦查机关让方明亮核对笔录的方式上的做法矛盾,可以初步证明方明亮提出的笔录未经其核对的事实是可能存在的。
4、公诉机关未提供方明亮的全部陈述和供述笔录,至少未提供第三次讯问笔录,依据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被告人的所有供述和辩解是否均已收集入卷,应当入卷的供述和辩解没有入卷的,是否出具了相关说明”的证据审查和认定标准,其证明力较低。辩护人有理由相信,在这些未出示的笔录里,方明亮作了对自己有利的供述和辩解,或者能够暴露出公安机关取证过程中更多的问题。
5、方明亮当庭供述原本不知道占高原这个名字,是辨认时侦查人员告诉他的,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则属于指供、诱供的违法取证行为。2012年2月23日的辨认的照片上,5号照片中的男子就是“兵兵”,表明方明亮当时还只知道这个人的小名兵兵,不知道占高原这个名字,而当日侦查人员制作的辨认笔录却记载5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占高原,2012年12月27日对方明亮讯问的笔录中也直接出现了占高原这个名字。这印证了方明亮存在指供、诱供和笔录未经其核对情形的辩解。
6、讯问笔录不依法经犯罪嫌疑人核对,属于非法手段取得供述的一种。
7、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倒置,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1条,公诉机关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方明亮第一次询问笔录和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讯问笔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8、依法应当排除的是对被告人不利的言词证据,其中有利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仍然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二、认定方明亮与占高原共同使用假币的证据不足。
1、占高原供述其认识方明亮,2011年其也伙同他人实施了使用假币的行为,当天他见到过方明亮,但与其使用假币的不是方明亮。
2、占高原第四次讯问笔录中供述“当时方明亮打电话给我向我借1000元钱,我讲没有,他又讲:一个老头子被骗了200块钱,人走了,找到我了。我讲:那200块钱是我骑摩托车带的人搞的”。
3、被害人张立夏陈述其在冯小四家门口抓住方明亮衣服时,方明亮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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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你看错人了。占高原供述是其伙同他人骗了张立夏200元,方明亮在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张立夏找错人了,相互印证,表明骗走张立夏200元钱的人中没有方明亮。
4、缺少假币上的指纹等原始客观的证据证明占高原与方明亮共同向张立夏实施了使用假币行为。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七条,指纹、足迹等痕迹应当提取而没有提取的,导致案件存疑的,人民法院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说明情况。
三、指控方明亮入室的证据不足。
1、方明亮3月27日供述“老头子讲我只有200块钱,然后他就回他家屋里拿钱去了,老头子拿了200块钱出来后,把200块钱递给了我。”“我们俩都没有进那个老头子家里面,都是站在门口的。”
2、当天案发,现场完好,有条件采集脚印,如果方明亮进入了室内,应该有室内检出的脚印等原始客观的证据证明其进入过被害人家室内,但公诉机关并未能提供这个证据。
3、占高原虽然承认进入过张立夏家,但他供述与其一同进入张立夏家的是强仔而非方明亮,如果确有强仔其人其事,则与方明亮无关,如果强仔这个人是占高原编造出来的,则占高原供述的关于强仔的事就更不足信。公诉人一面否认了占高原供述中强仔这个人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认可占高原供述中强仔进入了室内的事,并武断地认为这个进入了室内的强仔就是方明亮,纯属主观臆断。
4、被害人张立夏的陈述和对占高原的辨认,属于单一证据来源,看起来是两份证据,实则属于孤证,不足以证明方明亮进入过室内。
四、被告人以假币调换真币的行为既非盗窃,亦非诈骗,而是使用假币行为。
1、起诉书指控的掉包方式不存在,以另外两张新的百元纸币返还给受害,是受害人明知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掉包的解释是:暗中用假的换真的或用坏的换好的,也作调包。被告人以200元假钱返还给受害人,没有使用秘密手段,张立夏陈述 “后来矮个男子从他手中一把钱里掏出两张新的一百元纸币给我”、“这时我仔细看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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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新的一百元纸币,发现这两张纸币是假的”,“他说他零钱留着赌钱用方便,就还给我两张新的一百元纸币,我一开始给他的两张一百的纸币有点旧”,可见,张立夏对返还给他的钱不是他原来的那两张钱当时就是明知的,只是张立夏没有当场发现这两张纸币是假的,由于不是暗中换取的,不属于掉包。既然不是使用的秘密窃取手段,自然就不属于盗窃。辩护人要强调的是,即便张立夏对换了两张钱的事实不明知,在钱交到他手里之前,也谈不上窃取。
2、根据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492号朱影盗窃案的裁判理由,在行为人运用多种行为交织的手段非法取得财物,涉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时,关键看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的是何种手段。
3、诈骗的不是本案被告人取得他人财物的决定性手段。张立夏交出200元钱是自愿的,是基于诈骗手段交付财物的,但此时并未完全实现非法占有,最后实现非法占有的不是诈骗行为,因此不成立诈骗。
4、本案中取得他人财物的决定性手段是使用假币。货币是种类物,而非特定物,种类物在交易时,具有可替代性,故也称可替代物。被害人将200元真币交给被告人时,已经对这两张钱进行了处分,即不再要求返还这两张钱。被告人提出不换时,基于货币为种类物的特性,可以返还任意200元真币给张立夏,都不违背张立夏意志,损害张立夏的利益,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本案的事实是张立夏明知还给他的是另外两张新的百元纸币,但并未对还的不是他原来的纸币这个事实提出异议。被告人返还两张假币给张立夏,是当面公开进行的,是被告人利用了假币以假乱真的固有特性,利用了货币的公共信用,也就是利用了被害人对国家货币安全可靠性的信任,违法使用假币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五条规定:以使用为目的,使用伪造的停止流通的货币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根据现行法律,使用伪造的流通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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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假币罪定罪处罚,使用停止流通的货币,才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本案中使用的是伪造的流通的货币,因此是使用假币的违法行为。而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6、本案定性存在法条竞合情况,使用假币罪和诈骗罪之间存在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关系,其竞合类型属于特别关系,一个行为同时符合一般法条和相关的特别法条,属于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的竞合。由于立法者认为在一般法条之外有必要再行设立特别法条,特别罪名的构成要件完全包容于普通罪名之中,适用特别法条就能够有效惩治犯罪,所以,特别法条具有排斥普通法条的功能,特别法条优先适用。使用假币行为带有诈骗性质,这是立法上当然可以预想的事情,但是,由于立法特别规定,对使用假币行为只能定使用假币罪,排斥诈骗罪的适用;如果对使用假币行为定诈骗罪,使用假币罪就没有存在的余地(周光权:《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研究》)。本案中使用假币中的“使用”通常是采用诈骗手段得逞的,使用假币罪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名属于特殊条款,诈骗罪等侵财罪名属于普通条款,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名应予优先适用。由于在本案中排斥了作为普通法条的诈骗罪的适用,被告人方明亮实施的使用假币行为不能构成转化抢劫。
五、指控方明亮使用暴力的证据不充分。
1、起诉书指控方明亮和摩托车驾驶员下车对张光平进行殴打,事实不清。摩托车驾驶员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殴打张光平,与方明亮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没有查清楚,如何能证明是方明亮为抗拒抓捕。
2、方明亮本人虽然有过使用了暴力的供述,但都是在补充侦查之前的瑕疵笔录中,其也多次否认使用了暴力。
3、张立夏陈述其当时离得比较远,没看清具体是怎么打的,只是看见他们在打架,后来我看到我儿子脖子划伤了。根据其当时的距离及空洞陈述内容,其关于方明亮打他儿子的陈述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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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海清陈述当时是在车子旁边,车子是在张立夏旁边,距方明亮、张光平距离在200米以上,既然在这个位置张立夏看不清楚是怎么打的,那么孙海清说能看得这么清楚,不符合客观规律。
5、张立夏、张光平是父子,孙海清是张光平的学生家长,均具有利害关系,更令人生疑的是,张光平说是“接到学校里一个学生谷蓉爸爸的电话,说我父亲被人诈骗了”,这个打电话的应该就是孙海清了,而孙海清刻意隐瞒双方相识并存在利害关系的事实,声称老人的儿子“我也不认识,听老人说他儿子是老师。”仅依靠他们三人的陈述认定使用了暴力是不充分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六、即便使用了暴力也不是为抗拒抓捕。
1、转化型抢劫的假定条件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使用暴力的目的限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
2、被告人方明亮不具有使用暴力抗拒抓捕的动机。被害人张立夏陈述:“过了几分钟这个男子走回来”、“他又把钱放回口袋又往西边走了”、“十一点左右我的小儿子张光平来了,这个矮个子男子又走了回来。”张光平的陈述:“我看到前面离三组团铁道口不到50米处的水泥路上有一个戴头盔的男子在边走路边打手机,我就冲着他喊:给我过来,喊了几遍后,那个戴头盔的男子就朝我们走了过来。”表明在张光平来到之前,被告人方明亮自由地在走来走去,而且几次走出较远的距离了,其要想逃跑这个时候完全可以逃走,因此看不出其有抗拒抓捕的动机。
3、起诉书指控的“方明亮假意允诺,要求张光平不要报警”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只有张光平的陈述中提到了类似的话,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以印证方明亮要求张光平不要报警。而方明亮供述中屡次提到自己跟张光平讲“赔一千我就报警”。
4、方明亮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回答自己为何往前走:“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我怕老头的儿子和他们一起打我,我就往人少的地方走。”“是被我骗的老头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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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动手,用拳头殴打我的左侧颈部几拳,后来我想离开人群一点,他又追过来用拳头打了我的右脸颊两拳。”第一次讯问笔录:“他打我,我才跑的。”张光平和证人都陈述张光平也动手了,根据当时的形势,张光平首先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由于其于张立夏、孙海清的关系,即便是张光平先动手,他们也很可能为其开脱。如果是张光平先动手,则方明亮还手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是抗拒抓捕。
5、张光平要求方明亮赔一千块钱,属于敲诈勒索行为,正是张光平的违法和不当行为,使双方矛盾纠纷逐步升级,方明亮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使用了暴力,也不单纯是因为要抗拒抓捕,甚至抗拒抓捕也不是主要原因和目的。而起诉书中忽略了张光平敲诈这一导致矛盾激化的重要事实,刻意忽略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和事实,不符合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检察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核实和认定证据的规定。
6、公诉人辩论中反复强调方明亮逃离现场,辩护人认为这是偷换概念,抗拒抓捕与逃离现场不是一个概念,逃离有可能是为了躲避非法侵害,正如方明亮所辩解的。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考虑。
辩护人:安徽民主律师事务所
律 师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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