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启动河北率先进行试点
我国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启动河北率先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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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5月15日 16:08 《财经时报》
民政部称，此次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不仅要减少县的数量，还包括分期、分批扩大县级行政区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等；目前全国各有关省市正在制订计划
“五一”前召开的河北省区划地名工作会议决定，将对县级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主要思路是减少县的数量，扩大县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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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时报》从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区划处进一步获悉，此次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不仅要减少县的数量，还包括分期、分批扩大县级行政区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等内容。
区划处黄茹处长告诉《财经时报》，目前全国各有关省市正在制订计划，然后上报汇总到民政部。他介绍，中国有些省份确实存在减少县级数量的必要。
河北省的县级区划数量仅少于四川省，排在全国第二；与河北省幅员相近的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县域数量只有河北省的1／2。县多、县小既不利于壮大经济实力，又增加了行政经费开支。
此次河北省提出，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规划原则是：顺应地理、经济、文化习惯，注重历史沿革，根据经济布局和经济带动能力，着眼经济发展潜力，参照交通条件等因素，小城市兼并县，优势互补，合理布局。
体制弊端
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国家已明确把突出发展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解决城乡差距是实现“五个统筹”、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基本出路；不仅不会造成“均贫富”，而且是实现改革目标，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实质性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吴国光认为，“县”在中国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和调节者，也是国家政治行为和经济发展的聚结点。
过去由于计划经济的审批管理模式，“政府一级级掌勺，企业一层层跑堂”，省、市什么事情都管，结果县级政府手脚被缚。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吴理财对《财经时报》指，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强县，因为县域经济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最基层单元。
但是，现在政府没有放松对基层的管理，其职能也日益增多，无形之中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同时，现行的“市管县(市)”、“县改市”、“县改区”等县制改革模式，是中国特定时期的产物，存在许多严重缺陷。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主导的县制改革模式——“整县改市”也是在“城乡合治”的指导思想下推行的。实践表明，这种体制有与市管县体制相同的利弊特点。特别是由于利益驱动，各地产生“设市热”，开后门、拉关系、假材料设市等情况时有发生，并在90年代达到顶峰；所谓“建制城市化”、“假性城市化”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
1997年中央下令停止设市，有些地方又将目光转向“县改区”。包括直辖市在内的许多城市郊县纷纷改设为区，“建制城市化”仍在继续。
县的三种前途
中国经济发达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出现的趋势，就反映了这一现实。
新中国建立前，苏、锡、常实行市县一体化的县辖市体制。1949年后市县分离，分设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及吴县(市)、无锡县(锡山市)、武进县(市)。
这种体制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县域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转变。1992年吴县GDP已达8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289亿元，经济实力与苏州市区相当。90年代后，吴县为谋求自身区域经济发展，在苏州南门龙桥地界建立新城和经济开发区。
据1992年1／10000的地形图量算，吴县新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用地面积达640公顷，占苏州建成区用地面积的1／10。无锡县(锡山市)、武进县(市)也分别在与市区相邻的东亭、湖塘桥镇建新城和开发区，建成区面积均在10平方公里左右。另外，由于财政体制原因，市区内各区、镇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安排就业，也竞相设立规划面积数十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这对城市用地扩展也有重要影响。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对县制的前途存有三种意见，即“强县”、“废县”、“虚县”。
《县域论》作者张春根主张“缩省、撤市、强县”，实行“新郡县制”，减少行政层次，撤销地级市和地区行署，取消“市管县”体制，形成“省—县—乡三级体系”；改变县级政府“责任重大，权限不够”的状况。这种观点是人文地理学和行政学界的主流意见。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刘君德指出，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化水平、城镇规模等差异很大。县域城镇体系发育模式很不相同。一种县制改革模式和标准很难适应中国不同地区城市化发展需要。
□“第四级”为中国经济固本
截至2002年年底，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有2861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除外)，其中市辖区808个，县级市393个，县1489个，自治县116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
全国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多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人口总数达到9.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贵州、西藏的县域内人口比例都超过90%。
2002年全国县域经济GDP达5.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6%，比上年有所提高；河北、贵州的县域经济GDP比例分别达到75%和74%。
在中国目前五级行政架构下，2000多个县级单位虽属于层级较低的“第四级”，但各自规模并不小。在华东人口密集的省区，大县往往有100来万人口，全国约有172个县的人口甚至超过100万；在西部人口相对稀疏的地区，一个县的人口最少的仅万余人，多分布在西藏，但辖区往往面积广大，动辄上万平方公里，有些达到10多万、20多万。
世界上甚至大约2／3的国家的面积还不如中国一个最大的县大。
第二篇：我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文献综述
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划改革文献综述
行政管理
0990202035 刘亚飞
一、行政区划的概念
1、行政区划（regionalism）是国家结构体系的一种安排，国家或地区根据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的需要，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口、民族、文化、风俗等客观因素，按照一定的原则，将一个国家（小国除外）的领土划分成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置对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摘自《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浅析》作者：周毅 余蕊 《法制与社会》2008.5）
二、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划的现状
1、我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2、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市辖区、特区和林区）、乡（民族乡、镇、街道办事处）等五级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摘自《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浅析》作者：周毅 余蕊 《法制与社会》2008.5）
三、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所面临的困境
1、行政区划的层级过多，行政管理的幅度偏小，行政区划类型混淆。（摘自《当前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困境及路径分析》作者：韦朋余
《改革与开发》2008年第7期）
2、省级规模过大，管理层级过多，设置不规范，行政区划不尽科学。（摘自《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浅析》作者：周毅 余蕊 《法制与社会》2008.5）
3、行政管理层次过多、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政区规模不合理、同一政区间规模差异悬殊，不利于统一规范管理，部分行政区划不规范，内部管理体制不顺。（摘自《关于行政区划改革的战略思考》作者：刘纯志
《决策参考》2005年第5期）
（《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问题与对策》 作者：刘华）
4、省级政区范围偏大,悬殊较大;管理幅度不均,管理层次多且乱;行政区域边界犬牙交错,破坏了自然经济区域的完整;与市场经济平等竞争、自由联合、互利共赢的宗旨相悖;对部分大城市的特殊地位重视程度不够。（摘自《关于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考》作者：王宏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5月）
5、人民的知情、参与、决策和监督权利没有得到尊重；行政区划管理层级过多，管理幅度偏小；行政区与经济区高度重合，无法满足新型工业化合城市化发展要求；行政区边界划分标准的单一化。（摘自《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作者：李金龙 张娟 王宝元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6、行政区划层级设置与现行宪法存在不一致之处；现有行政区划设置的个体间差异较大；省级以下行政区划调整过于频繁，缺乏统一和长期的规划；中国现行行政区划的管理层次多而乱，管理范围小且差异悬殊；在基层政区层面，国民待遇问题及居民自治问题尚未解决。（《浅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 作者：杜丽菲 郭小兰 何海军）
（《试论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价值》作者：李金龙
郑宇梅）
7、管理地域广，规模差距大；经济区域被省辖区分割；直辖市偏少；省级政府工作超负荷运转；制约政府机构精简；影响效率，增加成本。（摘自《我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模式选择》作者：周大伟
刘武）
四、行政区划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1、政府职能转变的挑战，改革运行手段的挑战，社会制约因素的挑战。（摘自《当前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困境及路径分析》作者：韦朋余
《改革与开发》2008年第7期）
2、现行宪政制度对当前行政区划设置调整产生一定阻碍。（摘自《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浅析》作者：周毅 余蕊 《法制与社会》2008.5）
3、当前行政机构设置与行政管理模式的制约，目前地方经济布局的地域构成特点的制约，长期省籍建制下所形成的地域观念的制约。（摘自《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难点探析》作者：郑为汕
《理论探索》2003年第6期）
五、对行政区划改革的建议
1、以新公共服务和扁平化组织理论为指导、转变政府职能，增加省级行政区划数量、缩小省级行政区划规模，实行“扩权强县”，扩大县一级地方政府的相关权力。（摘自《当前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困境及路径分析》作者：韦朋余
《改革与开发》2008年第7期）
增设几个省级行政单位。（摘自《改革地方行政区划和设置的建议》作者：张银喜 《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5期）
2、调整规模，减少层级，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统一规范，合理设置，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浪费，两级自治：地方自治体和社区自治体。（摘自《对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浅析》作者：周毅 余蕊 《法制与社会》2008.5）（《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问题与对策》 作者：刘华）
3、创新市制是现阶段我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重点，跨省区域治理是我国省级政权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摘自《关于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考》作者：王宏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5月）
4、适当减少我国行政区划的行政层级,逐步实现由目前的四级制过渡到三级制；建立健全有关行政区划的法律制度,保障法律的切实执行；合理处理行政区划调整与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和尊重民意的关系；科学、合理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区域的行政管理体制。（摘自《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我国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作者：李金龙 胡均民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试论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价值》作者：李金龙
郑宇梅）
5、创新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战略规划和法治建设，提升发展的可持续性；适度调整行政区划层级与幅度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创新城市型行政区划体制，实现城乡分治协调发展；建立功能性区域分工合作机制，推动跨区联动发展。（摘自《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作者：李金龙 张娟 王宝元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6、划小省区、增设一级行政区划；减少区划层级、精简机构，提高管理效率；规范行政区划名称；打破政区分割对区域经济的约束。（《浅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 作者：杜丽菲 郭小兰 何海军）
7、“分省增省式改革”将增大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可能引起诸多矛盾，加大地区差距。主张省级行政区划改革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持社会公正，提高地区竞争力，为国家整体改革服务，要以完善现有制度为主。（摘自《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新思考》作者：顾爱华
袁准
《探索与争鸣》）
8、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调整经济布局；加快城市化进程，完善以城市为核心的辐射网络；逐步完善行政机构的改革；实施渐进式改革。（摘自《省级行政区划改革问题研究》作者：郑为汕
《理论与探索》2002年第6期）
9、“增市”模式，“虚省”模式，“分省”模式，“多元化”模式。（摘自《我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模式选择》作者：周大伟
刘武）
10、实行市县脱钩；撤销地区行政公署，实行无治所的派出专员制；虚化自治州的行政建制；弱化市辖区建制；实行行政单位首长的工资、待遇与其行政业绩挂钩制。（摘自《我国行政区划体制现状及改革构想》作者：宫桂芝
《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2期）
第三篇：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上海率先启动司法改革
中公教育•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上海率先启动司法改革
时事政治：7月12日，上海司法改革启程。全国首批6个司法改革试点省市中，上海率先扬帆。
司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改革“破冰”意义深远。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下称“上海方案”)。法官如何选用?
85%人力布局一线，选任和薪酬体系有别于公务员
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探索，被视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亦被视为司法“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上海方案”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破题，通过划分 人员类别，核定法官、检察官员额;实行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上海计划用3—5年时间，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人 员分类管理体系。
“这是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亮点，也是最难点。”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
“上海方案”推行分类管理改革，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大类，突出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的主体地 位，用专业化、职业化稳定和提升法官、检察官队伍。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在司法队伍比例分别为33%、52%、15%，85%司法 人力资源将直接投入办案工作。
“长期以来，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司法一线。”姜平说，“改革后，无论 是法官、检察官助理，还是初级法官、检察官，都有单独职务序列和晋升通道。科学的人员分类，让法官、检察官职业前景可期，更安心于一线工作。” 与之相应的是，法官、检察官的选拔、考核、薪酬制度改革。根据“上海方案”，将在市级层面组建由各部门和专家组成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负责法官、检察官的选任、监督。
改革后，法官、检察官主要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中择优选任。也可通过考试，从优秀律师和法律学者等专业法律人才中公开选拔或调任。法官、检察官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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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一套有别于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凡是享受法官、检察官待遇的，均要求在司法一线办案。
“上海方案”还明确，法官、检察官可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基层女法官、女检察官可延迟5年至60周岁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可延迟3年至63周岁领取养老金。上海已在去年试验该项改革。独立审判空间多大?
完善司法责任制，权力清单力推司法“去行政化”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这一轮司法改革的焦点。“上海方案”从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入手，科学划分内部办案权限，凸显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上海方案”明确，主审法官是指独任审判和主持合议庭的法官。在独任审判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
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织的负责人，在检察长依法授权内对做出的案件处理决定承担办案责任。而且，法检机关的各级领导，都应当担任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亲自参加办案。
与此同时，上海将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今后，审判委员会将减少对个案指导，增强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问题、实施类案指导等方面的职能。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方案”提出探索建立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度。明确应当由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行使的司法权力，以及各项权力行使的相应责任;建立执法档案，确保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司法权力清单，是“上海方案”的一个亮点，也是上海探索司法改革“去行政化”的关键点。这两项制度旨在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既保障依法独立办案空间，又加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监督。“去地方化”探索亦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通过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这一制度安排，以及各区县法院、检察院作为市级预算单位，纳入市级财政统一管理的制度设计，上海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据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介绍，上海高院已研究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及16项配套制度。确定上海市二中院、徐汇、闵行、宝山4家法院进行先行试点，先行试点 工作至年底结束。“我们将围绕中央确定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3个方面的重点、18项改革任务，努力 推进审判体制、审判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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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难点在哪?
从零打碎敲创新到系统推进，冲破利益羁绊
由司法人员分类、实行员额制打头阵的司法改革试点，面临多重挑战。“和以往的审判机制创新、审理过程公开、审判文书上网等单方面的改革创新不同，这一次是根本的制度变革。”姜平说，“改革难度大、领域广、社会期望值高，这要求我们要做到整体设计、系统推进。”
基于制度性建设的司法改革既要有增量的创新，又要有深层变革，需要突破的难点不少。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重新确定法官、检察官员额，意味着将有一部分不适应办案要求的法官、检察官要分流、退出;建立起适应司法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法 官、检察官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意味着司法薪酬体系的全面变革;凡享受法官、检察官待遇的，应当在司法一线办案，打破原有“官本位”的行政管理模式。“要全面准确实施好改革方案，还应从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具有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高度去全面把握，着眼于遵循司法规律、严格公正执法，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树立司法公信力进行制度设计。”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说。“司法人员结构、运行机制调整背后是权力调整、利益调整。”上海市委政法委一位负责人说。司法改革涉及干部管理体制、公务员体制、财政体制、退休制度，地方改革如何能在其中找到一条突围之路，需要改革者具备充分的智慧。“改革试点必然会带来一些利益的调整。”姜平说，“我们要摒弃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合理、不科学、不符合司法规律的因素，去除不利于调动司法人员积极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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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上海浦东新区率先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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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上海率先启动司法改革
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上海率先启动司法改革
时事政治：7月12日，上海司法改革启程。全国首批6个司法改革试点省市中，上海率先扬帆。
司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改革“破冰”意义深远。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下称“上海方案”)。
法官如何选用?
85%人力布局一线，选任和薪酬体系有别于公务员
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探索，被视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亦被视为司法“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上海方案”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破题，通过划分人员类别，核定法官、检察官员额;实行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上海计划用3—5年时间，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人员分类管理体系。
“这是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亮点，也是最难点。”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
“上海方案”推行分类管理改革，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大类，突出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用专业化、职业化稳定和提升法官、检察官队伍。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在司法队伍比例分别为33%、52%、15%，85%司法人力资源将直接投入办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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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案”还明确，法官、检察官可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基层女法官、女检察官可延迟5年至60周岁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可延迟3年至63周岁领取养老金。上海已在去年试验该项改革。
独立审判空间多大?
完善司法责任制，权力清单力推司法“去行政化”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这一轮司法改革的焦点。“上海方案”从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入手，科学划分内部办案权限，凸显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上海方案”明确，主审法官是指独任审判和主持合议庭的法官。在独任审判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
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织的负责人，在检察长依法授权内对做出的案件处理决定承担办案责任。而且，法检机关的各级领导，都应当担任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亲自参加办案。
与此同时，上海将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今后，审判委员会将减少对个案指导，增强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问题、实施类案指导等方面的职能。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方案”提出探索建立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度。明确应当由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行使的司法权力，以及各项权力行使的相应责任;建立执法档案，确保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司法权力清单，是“上海方案”的一个亮点，也是上海探索司法改革“去行政化”的关键点。这两项制度旨在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既保障依法独立办案空间，又加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监督。
“去地方化”探索亦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通过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这一制度安排，以及各区县法院、检察院作为市级预算单位，纳入市级财政统一管理的制度设计，上海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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