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第一篇：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中央党校副校长 王伟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十一五”规划《建议》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是实现现代化的农村，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全面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总体布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新农村，必须夯实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也会失去积极性。因此，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两个不变：一是不能动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不能加重农民负担。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和完善，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循。

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是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无疑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这不单纯是多拿几个钱的事，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反而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村容整洁”要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得到实惠。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有一种倾向需要制止。目前有少数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决不能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理解“村容整洁”。中央领导在前不久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程，千万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尊重农民意愿，统筹兼顾，把这项任务落到实处。

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赵阳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又是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升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融入新的思想内涵，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必须尊重历史经验，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是我们实践中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已写入宪法。回顾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坚持最好的时期，往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村社会最稳定的时期。历史表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作为农村的基本政策，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它让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它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和我国国情，可以使农户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做出决策，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增加收入。正是由于这些客观规律和本质特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广泛调动农民积极性。“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扎扎实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当前，要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把更多的实惠带给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解决好新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探索农村发展的新思路。通过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激发农村的新活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有条件的地方，农民可以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如果违背客观规律，不顾现实国情，去做超越历史进程的事情，不但不会促进发展，反而会阻碍历史的进步。我国目前有13亿人口，其中9.4亿为农业人口，约2.5亿个农户单位，而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18.4亿亩，户均耕地面积只有7亩多，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多，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更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现阶段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基本生活保障。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尽管有2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由于户籍、社保等制度不完善，目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未真正融入到城镇体系中。

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盲目套用规模经济原理，试图一蹴而就地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甚至假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大拆大建、大搞土地兼并，必然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再加上国家财力所限，难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很可能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产生“流民”问题，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制度和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如果动摇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石，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必然会影响农民的经济行为，减少生产投入。长此以往，将势必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无论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还是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等方面来看都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保障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有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才能真正给农民“定心丸”，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增加投入、发展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在“放活”上下功夫 赵树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良好的体制和机制提供持久的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改革不行，新农村建设很多方面本身也是改革和创新。今后要继续加强农村改革的鼓动力，花更大的精力来研究和推进农村改革。要做到“多予、少取、放活”：“少取”是基础；“多予”正在进行，今后还要加大；“放活”是根本，机制体制创新最重要。

“多予、少取、放活”是新的“三农”政策的基本点，集中体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导向。具体来看，“多予”和“少取”主要是对农民在经济层面的支持，直接目标是解决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粮食直接补贴、农机和种子补贴等措施，中央加大农村义务教育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的投入等等，都是“多予”的具体政策安排；取消两千多年来的农业税，则是“少取”的根本性措施。这些“多予”、“少取”的政策措施，对于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是基础性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支持就可以期待的。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这些制度性问题表现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诸多方面，归结为一点，就是对于农民和农村的束缚。因此，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特别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要依靠“放活”。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统得太死”、“管得太严”。在严密的控制中，农民失去了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创造性的自由。那个时代中国农业的真正危机，实质上是这种体制造成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将农民从这种统制中解放出来，将农民的巨大创造精神释放出来。由此，才有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才有了农村改革在整个改革中一马当先的良好局面。

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昭示，“放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能以为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基本确立了，“放活”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最近几年来，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并向纵深发展，在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但是，相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需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目前只能说刚刚开始破题。

在“放活”方面，目前对于农民的体制性束缚依然不少。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因此，进一步“放活”，既要依靠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要依靠完善农村政治制度。这也正是下一步农村工作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放活”就是深化改革。而且，这种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业本身。“放活”所需要的改革，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政治领域；既在微观层面，也在宏观层面。

为了继续“放活”，需要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基层政府的经济工作中，对于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仍然存在着干扰和侵害的种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中，城乡分割问题严重，距离统一、开放的制度建设目标仍然有较大距离。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农民在经济上巨大的创造力才能进一步迸发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会具有坚固深厚的制度基础。

为了继续“放活”，同样需要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农民只有具备了自主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充分权力，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农民能够有力地表达利益要求，基层政府的权力真正为农民所用，农民在市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就能找到立足之本。如果村民自治虚假运行，政治民主徒有其名，基层组织可以脱离农民的需要为所欲为，基层干部可以枉顾农民的要求自行其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权利将是没有保障的。如何积极稳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如何切实尊重农民民主权利？如何推进我们各级政府的角色转变、革新基层政府运作？如何激活乡村的民间力量？这些，对于实现农村和谐发展不可或缺，也是完善农村政治制度亟须破解的难点和重点。

改革已进入艰难的攻坚阶段，改革需要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需要触及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深化农村改革离不开城乡改革的协调联动，离不开宏观改革的扎实推进。当前，我们特别要强化宏观改革对农村改革的带动作用，亟须在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否则，好政策和大投入将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科学发展不能仅仅靠自觉

薛凯 廉士兵

科学发展观提出两年多来，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已深入人心。科学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概言之，科学发展观高瞻远瞩，统筹全局，是解决当前我国诸多发展难题的一把“金钥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振兴必须长期依靠的“指南针”。

然而，把伟大理论变为美好现实的路途并不平坦。一方面，各地都已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中国这列呼啸前进的火车正逐步向科学发展的方向“并轨”；而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流于“口号化”的现象仍大量存在，高举旗帜、暗渡陈仓，表态一套、另干一套，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在不少地方、不少领导干部身上时有体现。

为什么“中南海的好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为什么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大事却引不起一些官员真正重视？为什么会大量存在“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与“我们不怕污染”浑然一体的奇怪现状？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些人理解能力之高下，而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缺乏硬性的约束、有力的激励和严格的监督。

一些正确的思想在实践中不能坚持和贯彻，我们是有过不少教训的。比如，“九五”计划就曾作出明确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切实改观。

“关键在于体制上的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经过调查如是认为。一些曾为高官的现任政协委员告诉他，从道理上应该转变，但是地方领导往往会受到两个压力：一个是政绩压力，另一个是财政收入的压力。“所以，不管认识上怎么转变，但是在两个压力下还是向着速度走，不惜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资源去支持高速度。增长方式就难以转变过来”。

可见，要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仅仅依靠转变观念、加强培训、大力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把依靠的重点转向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监督等方面，通过系统配套措施，迫使官员不敢、不能、不想走饮鸩止渴的“独木桥”，而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阳关道”。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近来不断强调的，要“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对于当前的改革任务，中央已作出明确部署，今年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的突破，以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将成为改革重点。

政府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抓好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干部考核体制改革，是当前最为紧要的大事。应该看到，一些不科学的发展方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背后推手正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官员。而这些官员的行为动机，却可从传统的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中找到“合理”解释。例如，目前地方的财政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税收和产值直接联系，只有GDP增速快，财税收入才能高，这必然会刺激各地热衷于发展资源、资本密集投入的重化工业和各类大项目。又如，现行的政绩考评体系仍以经济增长或财政收入为主，一些地方主官为了快出政绩，会更倾向于采取大上项目的办法，这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长期难以遏制。

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市场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这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企业。而只有在企业产权比较明晰、市场功能较为完善、市场信号传导正常的情况下，企业才可能在逐利本性的推动下，走节约、高效、环保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大市场体系建设的力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我国包括水、电、地、煤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长期严重偏低，无法真正反映市场需求和稀缺程度，导致资源消耗型和外延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改变。

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加强总体指导、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例如，价格改革就必须要与政府改革同步进行。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本应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现在却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如果政府成为利益一方的现状不能改变，侵害农民权益、土地浪费以及寻租腐败等现象就难以杜绝。

小平同志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所有这些体制改革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要真正使那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人和事得到褒奖，使那些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人和事受到惩戒。

权威解读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

我们党有关理论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都是符合时代要求并需要全党全社会认真加以贯彻落实的。这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同样有其历史必然性，意义极为重大。

中央宣传部社科规划办主任张国祚从三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意义。

首先，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毋庸讳言，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这些代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在某种程度上遭到过度耗损，自然环境在某种范围内受到严重污染；二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社会上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一些人在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上出现了混乱，理想信念淡漠了，思想道德滑坡了，甚至在一些党员干部中还出现了腐败现象。之所以付出这两种代价，都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缺位有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理想信念淡漠和思想道德滑坡显然与违背“八荣八耻”直接相关，即便是在乱砍滥伐、破坏生态平衡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实质，要么是缺乏保护生态平衡的科学知识、愚昧无知，要么是只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集体利益，同样是违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行为。可见，现在提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是我们克服发展中的不足，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

其次，社会主义荣辱观还直接关涉国家软实力的强弱。现在，评价一个国家，不能光看其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还要看这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软实力因素。毫无疑问，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必将进一步提升全民族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情操的境界，进一步增强我们党和国家的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战斗力。

第三，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国家现行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所以它与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于内在精神上相通相融。比如，与目前正在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密切相关。党员干部要做人民的好公仆，必须首先做一个好公民，而做一个好公民的基本要求就是践行“八荣八耻”。这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非常必要。一个政党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要有泾渭分明的荣辱观，这样才能在人民当中树立起良好形象。再比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紧密相关。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知荣辱、树新风、讲正气，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走向和谐。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也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息息相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只有全体公民都知荣辱、创文明、促和谐，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才能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陈瑛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谋发展意义重大。他说，目前社会上已经暴露出一些不良的思想倾向。如有人提出用“多元价值”来否定我们坚持的“一元价值”，不要“同德”要“异德”，要“离心离德”。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明白，尽管多元价值是客观存在，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要有共同的指导思想，让多元价值观接受一元价值观的领导，做到“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具体来说，就是要服从于“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只有这样，全国人民才能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共同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如何理解“八荣八耻”的深刻内涵

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于简练的表述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副主任、教授王伟分析指出，社会主义荣辱观既与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一脉相承，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时代精神的汇聚和体现。具体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就是在新形势下，以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富强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的荣誉、尊严和利益为最大耻辱；“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就是每个公民不论职务高低、能力大小，都要在不同岗位、通过不同形式为人民服务，与此同时，要高度警惕可能出现的种种背离人民利益的倾向；“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就是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且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就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们要在各行各业包括新兴行业中培养爱劳动的思想，并使之成为衡量公民道德品质的价值尺度；“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就是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避免种种损人利己的行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就是要将诚实守信作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作为企业、事业单位乃至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对假冒伪劣、不讲信誉等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就是要增强法律意识，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就是要认识到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必须在新时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

陈瑛指出，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刚提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怎么又提“八荣八耻”呢？我认为，“八荣八耻”是过去一系列提法的深入、系统的发展，它准确地体现出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同时也将“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等提法完全包容进来，形式鲜明，很容易被群众接受，可以说是为先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也为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谋发展指明了方向。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需有机制保障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关键在于脚踏实地予以践行。对此，张国祚认为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把学习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学习贯彻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思想结合起来；二是要深化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研究，全面准确深刻地理解其科学内涵及其重大意义；三是要宣传好，让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四是党员干部要身体力行，为群众做出表率；五是领导决策部门要拿出具体的措施办法，营造好践行荣辱观的氛围。王伟认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建立相应的践行机制。第一，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机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从他律和自律，亦即从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两个环节着手。教育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养成的外部机制的基础。目前，各行各业都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这些措施，已经勾画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机制的框架。第二，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修养机制。社会主义荣辱观能否充分发挥其巨大的社会效应，关键在于广大公民能否通过道德修养，升华到较高的道德境界。为此，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追求崇高道德修养的风气。第三，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示范机制。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我们善于发现和运用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德楷模，让广大群众见贤思齐。同时，还要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广大领导干部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人的道德行为，常修为政之德，为全体人民做出榜样。第四，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评价机制。道德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以善恶标准对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按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善”主要是指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社会道德要求的行为，“恶”主要是指违背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社会道德要求的行为。要在全社会筑牢基本道德规范，形成惩恶扬善的舆论氛围。

中央教科所学校教育研究部主任、教授刘惊铎从青少年教育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文化与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教育，让他们从小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极为重要。今天的青少年生活的时代背景已有很大变化，我们的道德教育应该坚持怎样的原则，采用怎样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才能使社会主义荣辱观真正内化到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的人格结构之中呢？我以为，最关键的，是要坚持“三近”原则。首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要贴近孩子生活。道德的本质是实践的，也是生活的。当前道德教育很大的一个弊病是“空”，脱离孩子的生活世界，空洞、枯燥、缺乏生活气息。脱离了孩子生活的道德教育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的荣辱观教育，必须贴近孩子的现实生活，从生活中寻找道德教育的素材和契机。其次，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必须接近孩子个体。道德教育在本质上是涵养化育个体的德性。道德教育只有成为个体的自我需要，才可能是有效的。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和孩子的个体经验相接近，融入到孩子的个体生命成长中去，成为孩子成长的“呵护人”。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还要亲近孩子心灵。道德文化建设在本质上是精神的和心灵的活动。道德教育只有触动心灵，引发感动，引领精神成长，才是真正的教育，才是真正有魅力的教育。缺乏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板起面孔说教，机械地传授知识，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

多读书 读好书

艾君 王秀真

前不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号召全体国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读书，终身学习。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一句鼓励年轻人开拓自己未来的劝读名言。但实际上，读书可以改变的，又岂止是个体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同样可能因为其全体成员的热爱读书而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古往今来，书籍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主要载体，读书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进步，达到令人羡慕的文明高度。

21世纪开局不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尤其需要用知识来凝聚力量。因此，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建设学习型社会，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下深厚的基础。

但遗憾的是，与国家发展对全民阅读的要求相比，目前全社会的阅读现状却不尽如人意。在“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再次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而在我国的图书阅读者中，每人每年平均阅读图书不过4.5本。而放眼世界，我们看到的却是各国对阅读的日益重视。据报道，美、英、法、日、德、俄等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全国性的读书节；犹太人每年每人读64本书，是全世界读书最多的民族；美国正在实现每年每人读书50本的目标，他们的“阅读优先”计划，经费数目庞大，目的就是让所有学童在小学3年级以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

数字让人忧虑，对比让人尴尬。而事实上，近年读书风气越来越淡薄的社会现象早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改革开放之初抢购图书、图书馆里人满为患的情景相比，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年轻人迷恋娱乐场所和网吧，身边少了许多捧读的身影，大学生毕业后数年一本书都不读、家庭连一本藏书都没有的情况并不鲜见。不知书则不达礼，则难以知荣辱。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没有灵魂的空心人”，他们缺乏理想信念，一味地沉湎于物质享受，没有诚信，甚至做出一些道德沦丧、损人利己的事情，败坏了社会风气。究其原因，正是社会人文精神某种程度的丧失，个人修养的极端不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学习风气淡薄与缺失，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民族创造力和发展潜力就难以保障。

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将是科技与文化的竞争、国民素质的竞争，面对业已存在的与发达国家的阅读落差，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感、紧迫感。在号召全民阅读的同时，政府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为公众读书创造条件，引导全社会形成阅读氛围。

首先，加强教育，提供服务，建设人人读书的学习型社会。要通过宣传教育，让公众认识到，身处信息社会，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终身学习将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而相比于网络、电视等，书籍仍然是人类智慧、文明最主要的载体，是人们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增强创造力的最有效途径，因此读书是不可代替的。在此基础上，要在全社会建设学习型团队、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学校等，形成浓郁的读书学习的氛围；要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为农民提供一大批“看得懂、用得上”的优秀出版物；要通过组织各种读书活动等，引导公众“多读书，读好书”。

其次，引导出版社提高图书质量，降低书价。近年来，少数出版社在利益面前，放弃了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出版了一些庸俗浅薄的书籍，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而且，往往是文字不够插图来凑，使得平平常常的一本书，卖到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极大地影响了读者的购买热情。对于这种状况，国家应该加强引导，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出版市场的成熟和发展，让那些质次价高的图书没有市场。

最后，要从教育入手，培养青少年的读书习惯。一个人的阅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主要来自童年的教育。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培养他们形成读书学习的习惯至关重要。但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青少年能够接触到的图书只有课本和教辅。幼小心灵的阅读范围受到限制，体会不到阅读的乐趣，孩子怎么会有读书的主动性？又怎么会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因此，学校和家庭都必须转变观念，着眼于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要知道，在未来的学习型社会里，这会让他们受益无穷。

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人生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书是一个人精神上的朋友，是这个世界能馈赠的最好、最优秀的礼物。一册在手，八面来风，神游古今，其乐无穷。在此，让我们大声呼吁：多读书，读好书！让“软实力”硬起来 王秀真

今年的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她的设立，标志着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如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还有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吉光片羽，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作为五千年文明不堕的国家，我国拥有的文化遗产种类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令世界艳羡。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在当今文化影响力已成为一国“软实力”的形势下，保护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审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可以用力度越来越大、挑战越来越严峻加以形容。

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我国历来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力增强和对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一工作更是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一些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建筑不断遭到损毁，一些堪称各民族思想、感情美丽结晶的艺术品种、传统工艺在悄无声息地消逝——能不能将祖先留下的这些珍贵礼物完好保存并传予后人，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考验。

检视文化遗产面临的窘境，我们不难发现，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对文化遗产的冲击程度、波及范围而论，其中最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城乡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有的地方为了发展房地产业，对城市中有文物价值的建筑甚至城区大肆拆除；有的地方对古镇、古村落进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开发，使得这些地方人满为患，等等。这些急功近利的行为，无不对文化遗产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

值此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我们有必要对存在的问题加以梳理，找出解决办法，筑牢文化遗产的防线，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尖锐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首先，要从摸清文化遗产家底入手，为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情况不明，难免被动。近年来，由于没有被及时发现并加以保护，一些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传统建筑、文化遗址损毁严重，一些靠口传身授加以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消亡。因此，通过调查来摸清文化遗产的家底已刻不容缓。

其次，要从加强法制建设入手，为文化遗产撑起保护伞。法律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武器，但鉴于目前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有待增强。

第三，要从增强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入手，为保护工作提供保障。文化遗产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政府责无旁贷。因此，各级政府应该本着对民族、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尤其要强调的是，必须切实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乡发展规划。通过纳入城市规划，实现整体性控制，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防止出现“建设性破坏”；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内容纳入其总体规划，防止在村镇建设过程中出现“追风”现象，使存留在广大农村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第四，要从厘清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入手，让文化遗产造福社会。对于文化遗产当然要以保护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我们应该认识到，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绝非仅有旅游一途。实际上，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因子，如果我们能从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体现民族独特风格和优秀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打造出强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文化遗产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

第五，要从宣传教育入手，调动全社会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文化遗产是大众的，最终也必须依靠大众来保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往老百姓接触文化遗产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我们应该以“文化遗产日”为契机和开端，通过加大博物馆等场所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力度，以及经常举办展示、论坛、讲座等活动，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同时也调动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走近文化遗产，热爱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让我们行动起来，守住文化之根、民族之魂！

要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 王永前

“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中央多次强调，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然而，“十一五”开局之年前5个月的最新统计显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30.3%。如此之高的增幅为近年少有，投资过热再次向人们敲响经济风险的警钟。

不讲条件、不顾国力的可能，盲目上项目，一味追求扩大投资规模，这是我们经济建设上的老毛病，其浪费严重，危害性极大。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近年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不能说不得力，可为什么有的地方依然在盲目扩大投资规模，一些干部依然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一味追求增长速度呢？

把脉问诊，粗略概括，可以说这些地方患上了五大病症：

一是“盲目投资冲动症”。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置中央三令五申的宏观调控于不顾，再掀投资热潮，过剩产能继续释放、淘汰产业重新开工、落后项目死灰复燃，扩张投资冲动依然强劲。

二是“科学发展冷漠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已有时日，然而有的地方领导打着科学发展的旗号，却行不科学发展之实，有的地方甚至对科学发展无动于衷，既缺思路，更乏实绩，粗放、低端、雷同的发展模式依然故我，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屡禁不止。

三是“招商引资饥渴症”。下指标、定任务，各级干部齐上阵，只重数量不讲效益，一些地方招商引资可谓饥不择食、花样翻新。该管的管不好，不该管的乱管一气，政府职能已严重“越位”和“缺位”。

四是“违法用地不疲症”。面对宏观调控的大局，面对失地农民的困境，一些本该负起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却成为土地违法的主体，它们或通过修改规划化整为零批地，或与开发商合伙搞假挂牌出让，或以租代征打政策擦边球，并且屡闯红线、乐此不疲。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的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

五是“房产开发躁动症”。时下一些城市房价疯涨，与地方政府的主导和直接参与密不可分。有的地方大兴造城运动，制造大量被拆迁户，拉大被动需求；一些地方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只热衷于批建高档住宅；有的地方为谋利甚至请房地产公司当“托儿”，哄抬地价。

说一千道一万，盲目追求GDP的背后，其核心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在作祟。在一些同志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头脑里，衡量本地区、本部门或本行业发展快与慢的标尺，依然是单纯靠扩大生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以求发展的思维定势。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控制投资规模，而有的地方、部门和行业就是不以为然，老在强调“我这里规模不大”、“我这里不热”、“我这里情况特殊”，不合理的投资项目照上不误。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要讲条件，是有前提的，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比如，前些年投资迅猛增长带来的恶果现在已开始显现，钢铁、电解铝等部分行业产能已严重过剩。

由此可见，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催生出来的“政绩”，其实是危害深重的“政疾”。既干扰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落实，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大局，很容易诱发经济风险，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也给地方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和可怕的隐患，并严重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沉痛的教训亟须汲取，而医治这些痼疾，当用良药和猛剂。

其一是要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践证明，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发展轨道。关键是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切实统一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上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到具体政策措施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其二是要根除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关键是要把好土地、信贷两道闸门，严格执行技术、环保、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坚决制止地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从严控制新上项目，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同时，还应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认真落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各项举措。要突出抓好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工作，抓紧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狠抓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节能。

其三是要紧紧抓住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这个关键环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我们是效益和速度的统一论者。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和扩大投资规模的老路，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工作的自觉行为。

利用外资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 孙爱东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与速度令世人惊羡，利用外资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数据表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吸引外商投资累计约5000多亿美元，连续十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的大量注入，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就业的扩大、税收的增加、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引进、利用外资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个别地方的做法甚至与科学发展观相悖。尤其是时下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引资大战”令人触目惊心。打开一些地方政府网站，单看标题就会感觉到引资热浪扑面而来：“市委发出引进外资动员令”、“大干6个月，确保利用外资××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官员像业务员拉生意一样拉项目，为了完成引资“指标”，无所不用其极。江苏某市曾出台“政法机关免除招商引资任务”的规定，此举一时还成了新闻。

事实上，各地区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资源条件、地理位置、政策特点、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都是外商在投资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当招商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时，当层层下达高指标时，盲目引资就在所难免。比如，在一些地方兴起的“让利竞赛”，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突破。由此导致的种种恶果便出现了。

——土地资源被消耗。为了在引资比拼中取胜，一些地方政府不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变相执行“零地价”。更有甚者，为了GDP数字，有的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批地。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当前，凡是性质严重的违法占地行为几乎都涉及到地方政府。凡此种种，使得土地违法现象处于失控状态，原本紧缺的土地资源被消耗。

——引进了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在“不分良莠、凡是外资就行”的思想指导下，外资项目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外资企业乘机把“夕阳产业”转到我国，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借机落地开花。于是，我国不少开发区开始遭遇“黑色幽默”：因为工业污染，养殖的鱼虾死了，地里的秧苗蔫了，周围的人得了怪病，而污染企业的环保考核竟然达标了。

——国家税款流失。按理，招商引资应“双赢”，让投资者赚到钱，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有的地方根本无视国家规定，不顾当地实际，敢拍胸脯，勇于承诺，税收优惠一让再让。有的地方政府以补贴、奖励等名义通过财政支出变相返还企业税款。更有甚者，外资企业当年实现地方税金全部返还。由此形成的虚收虚支直接影响了地方的财政质量。审计长李金华指出,审计署调查的6省（市）开发区，2003年以来共减免税款183.56亿元。由于各地普遍扩大优惠政策范围，直接导致国家税款流失66.47亿元。

盲目恶性竞争，给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其结果是进一步挤压了本国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少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发展举步维艰。觊觎外资的优惠条件，不少国内企业纷纷“变身”外企。于是，大量“假外资”以投资的名义进来，开始了“国内吃草国外挤奶”的畸形旅程。

以外资名义在中国投产的“淘汰工业”，廉价获取了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严重污染了空气与水，享受着“两免三减”的种种优惠，留给地方政府的却是微薄的利润，甚至只是一个数字空壳。如此利用外资，无异于“吃祖宗饭砸子孙碗”！

对此，一些地方政府并非不知。但为何仍然乐此不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因为，引进外资，往往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出GDP和出口额的快速增长。为了眼前的“政绩”,不惜牺牲国家长远利益,这种狭隘的“招商引资观”不可取，必须予以纠正。

“只注重数量而无视质量”，盲目利用外资的弊端已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强调指出，要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有识之士指出，引进外资应该以效益为主，过去是招商引资，现在应该是招商选资，要对那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外资项目果断地说：“不！”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刻不容缓。怎么办？首先，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其次，要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进行调整，不但要看他的经济数字，而且要看他的经济质量。要加强监管，不以数字论英雄，将各地的招商引资步伐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

4成项目违规说明了什么 王永前

“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确保政令畅通，坚决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这是中央对做好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的一项重要要求。为何要这样讲呢？因为当前一些地方不计发展代价，盲目攀比速度，违法违规乱上项目的现象非常突出，已严重干扰了中央宏观调控的大局，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前不久，有关部门对8个省份投资规模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约40%的项目在征用土地、环境评估、审核程序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规现象。

40%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算一笔账：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项目多达9.9万个，其中亿元以上规模的有7200多个，以40%存在违法违规现象计算，按最保守的估计，今年上半年至少有近3000亿元投资是违规投资。

再以钢铁行业为例，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数据表明，在2003年以来新增的炼钢产能中，经核准的项目产能不足20%，也就是说，八成以上新增产能违规。

不算不知道，一算着实触目惊心。如此大规模的违规项目资金投下去，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其一是导致今年以来整个投资过快增长，增加了投资膨胀的压力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其二是加剧了投资的结构性矛盾，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造成建设资金和能源资源的大量浪费；其三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继续发展，将加剧市场的低层次竞争。

经验告诉我们，这些违规项目大多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应淘汰的落后产业，建成后必将陷入亏损泥沼，造成银行呆坏账增多，加大金融风险，很容易引发经济的大起大落。

近年来中央为遏制地方投资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不良势头，在产业政策、土地审批、信贷政策等方面提高了门槛、划定了“红线”，然而一些地方却置若罔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为了上项目，有的地方不惜在政策、制度上打“擦边球”、撑“保护伞”，甚至直接充当违法主体。这次被处理的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即是典型案例。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存在越权审批、违规批准征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违反招投标程序等严重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部门将其确定为违规项目、明令停工后，建设施工仍未得到制止。

不讲质量、效益，只重速度、规模；缺乏全局意识，只顾局部利益；不看长远发展，只求眼前利益。这是当前存在于一些地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头脑里的错误思想，也是他们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上淡漠的具体表现。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一味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这种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错误观念的指挥下，投资规模盲目扩张、违规项目大行其道也就不难理解了。

实践证明，我们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没有一定的投资规模不行。但是，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必须明确，方向必须正确，这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盲目追求速度，一味依赖上项目扩大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快转变；不计发展代价，违法违规乱上项目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解决新开工项目违规现象突出和投资低水平过度扩张的问题，必须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当前，应当对新开工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是不符合国家行业规划、产业政策、项目审核程序、用地政策和环保、安全、能耗等市场准入标准的项目要坚决停下来，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严格审查各类拟建项目，严肃查处各种形式的土地、金融违法行为。要加强对新上项目市场准入的审核和监督检查，特别要强化环保标准。还要抓紧制定新的市场准入标准，进一步提高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在能耗、环保、用地、安全、技术等方面的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消除违法违规乱上项目现象，从根本上说，必须进一步引导和推动各地干部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增强大局意识和法治观念。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确保政令畅通，做到令行禁止，推动经济社会沿着又快又好的轨道前

关键是要转换发展思路 谢鲁江

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不降反升0.8个百分点。而在能源储量方面，我国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可采年限分别只有80年、15年和30年，这三者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30年、45年和61年。

一方面是浪费惊人，一方面是资源短缺。如何破解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转变各级政府的思想偏差，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我国节能严峻形势的形成，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原因，但首先是思想认识方面的主观因素。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节能的认识还有很大差距，对节能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用上工业大项目推动高速增长，是一些地方的习惯性选择，对经济增长指标层层攀比，对约束性的节能目标却空谈应付；有的认为抓节能投入高，见效慢，费力不讨好，难显政绩；有的认为这是将来的事，眼下还是“增长”来得实惠；还有的认为节能应是市场行为，政府不该介入„„

在节约能源工作方面，各级政府长期存在“重宣传、轻落实，重开采、轻管理，重处罚、轻整改”的“三重三轻”现象，并集中表现为“体制不适应、政策不配套、结构不合理、技术支撑不到位、法制不完善”等主要问题。如此，控制能耗的硬指标往往会变成软指标、高门槛会变成低门槛、重要性会变成次要性。

各级领导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切实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我们科学认识并顺应客观规律。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急速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能源的需求注定是急遽、大量增长的。这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节约能源，不能一味限制能源消费，而应化被动为主动，提高对能源战略意义的认识，探索我国能源战略的模式。

“十一五”节能目标要求5年内单位GDP能耗下降20％，意味着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十五”末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十一五”末的0.98吨标准煤（按2005年价格和统计口径），任务极其艰巨。

节约能源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能否建成现代化，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认识到，节能降耗是一场持久战，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节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又快又好地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又快又好”的重要体现就是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的同时，把过高的资源能源消耗降下来。目前这种高耗能、高污染、高浪费、低效益的发展模式，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已难以为继。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只是得到了一大堆经济增长的数字，而不得不面对高能耗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这和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将背道而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调整，是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的基本环节。能耗居高不下，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艰巨性。结构调整没有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必然加大降低能耗的难度。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不降反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能耗低的第三产业增速仍慢于工业，而能耗高的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又有所上升。让GDP变绿、让产业变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惟一选择。

——节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建立节约型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绩观，需要切实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节约型社会不是由市场自然形成的。市场很难全面反映节能的真正价值，很难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在世界上能源资源也从来不是完全靠市场配置的。实践表明，节约型社会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政府主导、法律强制和社会参与共同形成的。

节能是国家发展战略。要完善政府节能管理、监督和服务体系，形成统一负责、分工协作的节能管理体制。明确国家鼓励节能的经济政策和具体措施，建立“谁节能，谁受益”的机制。将节能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为实现国家节能目标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

具体而言，要建立以节能为导向的财税价格政策体系，建立以节能为导向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节能目标责任制、实行节能工作问责制，建立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降低政府机构和建筑领域的能耗，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尽快修订有关法律，坚决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

完善制度保障 促进社会和谐 辛鸣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下大力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全社会也日渐形成浓厚氛围。这种态势很好，有了认识就有了自觉，有了自觉就会转化为行动。这表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看到，要真正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单单有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保障认识付诸行动的制度安排。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还是制度靠得住”。我们要通过既科学规范又切实可行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完善制度保障，最为重要的就是除旧布新，消除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旧的制度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制。和谐社会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必须建立在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全面把握和科学应对上。

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紧紧围绕民主法治和充满活力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要求，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政务公开，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文化建设方面，既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确立起良好的道德规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又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区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从而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我们目前的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相对照，还有不小的差距。经济社会转型导致的波动，利益群体分化引发的冲突，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极大挑战。我们要适应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促进社会成员和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建立健全维护公共安全的有效机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

此外，完善制度保障，还要注意各项制度体制之间的配套与协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单兵突进实现了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突破，但若持续深入，则有待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协同跟进。我们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制度的不配套、不衔接、不协调有关。

最后，完善制度保障，要选准突破口，抓住关节点，在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上取得新进展。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在实现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这些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上下功夫。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以广大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如果不能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和进步。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遏制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使相对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着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第二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心得体会-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十一五”规划《建议》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是实现现代化的农村，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全面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总体布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新农村，必须夯实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也会失去积极性。因此，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两个不变：一是不能动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不能加重农民负担。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和完善，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循。

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是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无疑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这不单纯是多拿几个钱的事，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反而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村容整洁”要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得到实惠。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有一种倾向需要制止。目前有少数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决不能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理解“村容整洁”。中央领导在前不久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程，千万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尊重农民意愿，统筹兼顾，把这项任务落到实处。

第三篇：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2006年第4期

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中央党校副校长 王伟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十一五”规划《建议》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是实现现代化的农村，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全面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总体布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新农村，必须夯实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也会失去积极性。因此，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两个不变：一是不能动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不能加重农民负担。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和完善，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循。

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是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无疑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这不单纯是多拿几个钱的事，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反而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村容整洁”要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得到实惠。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有一种倾向需要制止。目前有少数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决不能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理解“村容整洁”。中央领导在前不久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第四篇：公务员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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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副校长 王伟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十一五”规划《建议》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是实现现代化的农村，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全面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总体布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新农村，必须夯实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也会失去积极性。因此，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两个不变：一是不能动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不能加重农民负担。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和完善，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循。

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是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无疑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这不单纯是多拿几个钱的事，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反而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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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容整洁”要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得到实惠。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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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倾向需要制止。目前有少数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决不能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理解“村容整洁”。中央领导在前不久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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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十一五”规划《建议》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

“村容整洁”要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得到实惠。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程，千万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尊重农民意愿，统筹兼顾，把这项任务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