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实践的现实困境与化解路径
摘要：城市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建设过程中会遇到来自社区主体之间，社区主体与政府、社区主体与社会之间，由于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社区协商民主的实践在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区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社区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困境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40-02
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并且提出要开展广泛多层次的协商。在此基础之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不同层面发展的制度依据。社区从群众自治组织的这个角度，在实践居民自治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在社区中的这些实践已经成为吸纳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化解矛盾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基层特别是社区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社区协商民主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成为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一、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实践的现实困境
城市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在自治过程中，会遇到来自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诉求会产生各种矛盾，成为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所以，需要将协商民主引入社区这个自治组织中，解决社区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社区协商民主是在社区中的居民之间，为了消除与其利益分歧，通过相对理性的商议，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来维护居民个人权益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形式在社区中的发展具有强化社区监督、提升决策质量、培养公民意识、解决社区矛盾等作用，但是在实践中，社区协商民主在协商主体、协商过程、协商范围、协商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社区主体的参与意识不强
社区主体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社区居民、驻区单位和社会组织。社区居民是社区自治的最主要力量；社区内的驻区单位包括社区内行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社区内的社会组织主要指一些居民自发组织的志愿组织，它们通常以社区为活动范围，目的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在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大多是被动应付。一些社区成立居民代表会，在代表选举时，很多居民直接放弃选票，或者随意填写选票。驻区单位也长期存在有事、没事别找我的心态，他们认为社区找驻区单位就是为了经济上的援助资金。这种偏见也导致驻区单位共驻共建意识薄弱，甚至出现口头承诺，过后拖延的情况。有些社区主任反映，即使亲自邀请相关单位派人参与社区的相关议事活动，驻区单位也会借故推辞，不愿参加。社区中的社会组织也存在不关注社区事务的情况，社区中的社会组织除了志愿组织以外，其它的社会组织几乎都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组成的，在这些组织中离退休人员居多，他们更多是关心一些自己感趣的活动，对于社区其他事务不愿意参与。
（二）相关的协商程序不完善
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经常存在程序不完善的问题。例如，在一些社区中的居民议事会，议事程序不完善，使议事效果大打折扣。主要表现在：第一，议题范围不确定，通常议题都是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临时确定，没有将社区中有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归类划分，制定相应的议事程序。第二，代表选举随意性较强，没有根据议事会的需要限定具体人数，以及对议事人员自身能力有哪些具体要求，遇到需要找开议事会的情况临时找人凑数，很难使议事会取得预期效果。在一些社区中也存在选熟人的情况，社区主任比较倾向平时接触多，不多言、不乱来的社区居民做代表，选出这样的代表后也不再换届更新，以保证议事顺畅，不出现不听指挥的情况。第三，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做保障，没有考核机制会出现议与不议一样，议事结果有效、无效都一样，使社区居民对于议事会失去信任，对社区协商民主实践失去信心。
（三）协商流于形式缺乏有效性
社区协商民主的发展要基于解决社区问题的需要，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功效，社区协商民主实践只能流于形式。虽然在社会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要更多的发挥社区自治功能，但是，我国曾经长期实行政府管理社会的模式，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事项都经由政府机构包办，形成了公民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和心理依附的观念。所以，即使我们现在推动社区居民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人们长期形成的观念导致对这样的参与并不热衷。同时，由于社区的行政化色彩越来越重，许多居民觉得即使遇到问题通过议事会协商，但是怎么解决最终权力还在行政机关。所以，在议事过程中很多议事代表都觉得即使议出结果也多数实现不了，不如减少麻烦少走形式。目前，人们对于社区功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社区的自治功能被削弱，它的行政功能不断加强。所以很多居民认为社区已经不是居民的自治组织，而成为代表政府行使职能的部门。社区自治功能的不断缺失，使其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做出的努力已经对社区居民失去了吸引力，对于社区推动下开展的协商民主实践也多数流于形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摆脱困境的路径选择
目前，在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大多数社区存在协商意识弱、协商制度缺失、以及协商方式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通过社区协商民主的实践来推动社区自治，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解决社区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协商意识
社区居民协商意识淡漠和协商能力缺乏已成为社区协商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所以，要着手从培养居民的协商意识，提高参与协商的能力入手，来推进社区协商民主发展。培养社区居民的协商意识，就是为社区协商民主发展准备了具有理性思维的合格协商主体。但是传统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媒介特别是新媒体，加大宣传力度，让社区每个居民都可以对协商民主及其意义有深刻的了解，对协商民主是维护其权益的重要方式这一认识要扎根人心。社区居民基于理性基础上这种协商意识的养成，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其参与社区自治的热情。社区居民具备协商意识是社区协商民主实践得以有效进行的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篇：人口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人口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江西省南昌县的调查
赵海2013-11-25
摘 要： 推进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当前，我国城镇化推进速度较快，但质量和水平都不高，特别是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南昌县城镇化问题的实地调研，分析了主要做法和基本特征，认为该县城镇化是以工业化为先导，以大规模城镇建设为主要特征，其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与乡村的协调与互动不足。本文从人的城镇化视角重点剖析了人口城镇化滞后的制约因素，认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加强的背景下，农村各项权益的实际价值和机会成本逐步升高，城乡福利出现倒挂，农民转市民意愿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推进人口城镇化、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保障转户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权等各项权益。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农民转市民，农民权益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镇化①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孪生子，是传统农业国家变为现代化国家的客观规律和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化呈加快发展的态势。2000-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然而，我国的城镇化总体水平是不高的，在城镇7亿多人口中，有接近2亿人既没有城镇户籍，也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这种低水平、低层次的城镇化造成了诸多问题，对农村来讲农民没有完全离开农业，从而不能有效扩大户均耕地面积，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且产生留守人员等社会问题；对城市来讲大量农民工沦为“二等公民”，不能有效融人城市，消费总需求不足，社会秩序不稳定，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各地城镇化发展实践，从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对推进城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中央政策的演进脉络显示，当前城镇化的重点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核心是推进人的城镇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地方的城镇化实践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发展经验，提出存在的问题，很有必要。
笔者于2013年3月赴江西省南昌县就城镇化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南昌县地处赣鄱平原腹地，与江西省会南昌市毗连，既是一个农业大县，也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县，城乡经济发展活跃，是江西省第一个全国百强县。2012年，南昌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437.6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60亿元，主要经济指标连续三年在全省100个县（市、区）中排在第一位。南昌县之于大城市郊县和经济强县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县域也有较强的先导性和启示性。剖析南昌县城镇化发展道路，对中小城市和县域范围内推进城镇化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召开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实地走访乡镇和工业园区，发放调查问卷，与企业负责人和农户进行深度访谈，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总结、归纳和分析，形成了目前的调研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归纳了南昌县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做法，第二部分总结了南昌县城镇化的主要特征，第三部分从人的城镇化视角重点分析了
农民转市民问题，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些判断和启示。需要说明的是，城镇化是涉及城乡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系统性问题，囿于知识水平，本报告仅对南昌县城镇化情况进行粗略地介绍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本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
一、南昌县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做法
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腾飞和人口的聚集。南昌县依托区位优势，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以工业化为先导，以制度环境为保障，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一）依托产业集聚区快速工业化
与以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散乱状乡村工业布局不同，南昌县提出了“工业园区化、园区生态化”的产业发展思路，通过规划引导，大力发展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塘现代物流区等产业集聚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园区建立于2002年，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县（市）中规模最大的工业园区。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工业搬迁等方式，将全县的大型企业向园区聚集，并将其他乡镇招商引资的项目落地在该园区，实现了园区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集群、食品饮料工业集群、电机电器工业集群、医药医器工业集群、轻纺服装工业集群、高新技术集群等多个产业集群。截至2012年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集聚5个整车项目及91家零部件企业，食品和生物医药产业集聚100家企业，整个园区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双双突破450亿元大关。2012年8月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全省首家落户县域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二）加强城镇建设提高人口吸纳能力
南昌县着眼无缝对接南昌市城区，按照“积极推进、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分级运作”的原则，加快建设昌南新城，推进莲塘核心区、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象湖新城区和向塘现代物流区统一规划、统筹建设。一方面明确主次。明确了以县城莲塘、象湖新城为中心，向塘镇为次中心，三江、塘南、蒋巷等乡镇为重点，其他11个一般城镇构成三级城镇空间结构。另一方面注重特色。如莲塘核心区定位为商贸经济繁荣、服务功能完善的商务行政片区，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定位为汽车品牌响亮、产业集群发展的先进制造片区，向塘现代物流区定位为市场体系发达、仓储配送成熟的现代物流片区，象湖新城区定位为景观精致典雅、城市产业兴起的商务人居片区，银三角定位为集商务会所、休闲娱乐、体育运动、观光度假、文化创意为一体的都市型展商贸休闲服务区。截至2012年底，南昌县城镇化率超过了500/0。
（三）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土地、资金、社会保障难题
土地、资金、社会保障等问题是推进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南昌县通过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努力破解这些难题。
1、关于土地问题
缺少土地指标是调研过程中地方政府反映最多的问题。南昌县采取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滨湖地区开垦、征地拆迁等方式，努力破解用地指标的制约。如2012年，南昌县通
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共新增耕地1.8万亩；利用行政力量，推进征地拆迁，共拆出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1.02万亩。这里以南昌县东新乡大洲村的农民集中居住为例，简要介绍一下该村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做法。大洲村采取“村庄整体拆迁、村民集中安置”的方式，就是农民上楼，宅基地交给政府。该村共有7个自然村，1000余户居民，4000余人口。集中居住前共有建设用地1000亩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户建设用地能达到1亩。村民入驻新社区人均一次性配给40mz住房和lOrri2的铺面。对原有住房面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农民不另外支付；对原有住房面积超过这个标准的，给予超出部分每平米330-600元不等的补偿。开展新社区建设后，安置全部村民共占地260亩，共节约700多亩建设用地。这700多亩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就可以复垦后置换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或者直接变更为城镇建设用地，用于发展工业和城镇建设。
2、关于资金问题
与目前全国很多地方类似，南昌县通过搭建政府融资平台的办法，破解资金问题。南昌县建立了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3个投资公司，通过财政资金注入、项目运作、发行债券等方式，努力破解重大重点项目建设资金瓶颈。南昌县还大力发展信用担保，参与组建全省性的担保公司，发展小蓝投资担保公司等，通过信用担保的杠杆作用撬动工业和城镇发展资金。
3、关于社会保障问题
对于一般农户，南昌县按照国家和江西省的统一部署，实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2年农民参保率达92%。对于人均耕地少于0.3亩的失地农民，南昌县出台了专门办法，县财政投入10亿元、江西省财政配套2亿元，通过农民一次性缴费或逐年缴费等不同的办法，将他们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二、南昌县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南昌县的调研了解，我们认为该县的城镇化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工业化主导下的城镇化
南昌县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化，经济获得起飞，由一个农业大县步人了工业大县的行列。2012年，南昌县地区生产总值达437.6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1.38倍，年均增长18.9%，三次产业结构为9.7：65.3：25。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7%，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65.3%，呈现出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明显特征。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拉力，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城镇对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显著增强。
（二）土地的快速城镇化
随着南昌县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南昌县城镇建成区面积由2005年的22平方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60平方公里，以年均15.40/0的增幅向外扩张。
（三）迟滞的人口城镇化
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土地城镇化相比，南昌县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较慢。2012年，南昌县户籍人口101.9万人，城镇户籍人口19.8万人，城镇户籍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重
仅为19.4%，远远低于500/0的城镇化率，仍有大量的农民工处于“候鸟式”的迁移状态，“半城镇化”特征非常明显。
三、南昌县农民转市民问题分析
南昌县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亦即农民转市民严重不足。是城镇户籍的门槛太高，还是农民自己不愿意转？是农民不够理性，还是制度设计没有到位？从实地调研的情况看，本文有以下几点判断：
（一）南昌县城镇落户条件比较宽松
南昌市2012年下发了《关于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贯彻意见》。南昌县按照这一意见的要求，大幅放宽了城镇落户条件。对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取消城镇落户指标，达到条件，一律办理；并降低了城镇落户门槛，以下四种类型都可以办理落户：①在城镇有商品房、二手房、房改房或自建房等居住房屋，均可办理本人及配偶、未婚子女落户；②配偶一方在城镇，就可以申请配偶及未婚子女落户城镇；③父母申请就可投靠城镇子女落户城镇；④在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落户城镇。
从以上南昌县办理农转非条件来看，可以说非常宽松。特别是对务工、经商人员，只要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就可以举家办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二）农村居民落户城镇较少
南昌县公安局提供了近年来农转非的情况统计表，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与南昌县百万以上人口、近3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规模相比，全县农转非总量却很小，平均每年农转非总数为2097人，本省农转非数量仅为914人，且农转非总量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12年南昌县实行降低城镇落户门槛的政策以来，农转非数量不仅没有出现快速增加，反而呈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2012年农转非总数为1069人，省内农转非为458人，分别比上年下降了38%和41%；2013年1-2月农转非总数为81人，省内农转非仅为25人，继续呈加速下降的态势。
（三）农民转市民意愿较低
南昌县农转非数量逐年下降，究其原因，就是农民转户意愿低。据县公安局在2012年对在县城居住
表1：2007年以来南昌县农转非情况
资料来源：南昌县公安局一年以上，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100名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15%的农民工愿意在城镇落户，85%不愿意在城镇落户。据调研组对50名农民和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87%的样本认为城镇户口对自己不重要或无所谓，仅13%认为城镇户口重要；40%选择愿意落户城镇，60%明确表示不愿意落户城镇。据南昌县东新派出所负责人介绍，辖区由于工业化快速推进，建立了10万人的大社区，但转户农民只有3000余人。南昌县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不仅农民转户意愿低，每年还有一些大学生和上世纪90年代办理农转非的市民要求非转农。
（四）转户意愿低是因为不划算
调研发现，符合条件的农民之所以不愿意转户，主要原因还是农民对转户有顾虑，担心城市的生活成本过高以及无法享受到农村的各项福利⑤，在经济上不划算。
据上面提到的南昌县公安局农民工转户意愿调查⑥，在85个不愿转户的农民工中，有53人认为城市生活综合成本过高，39人认为城市就业状况不稳定、缺乏生活来源，44人担心在城市落户后，被收回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或林地承包权；49人担心在城市落户后，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参与集体利益分配；27人担心在城市落户后，无法享受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难以承担城市看病费用；24人担心无法解决城市住房保障问题；3人愿意到经济发达地区落户而不愿意在当地落户。
农民也向调研组细数了农业户口的种种好处：①有承包地，种田不用交税，流转后还有土地流转费，每亩国家还有几百元的种粮补贴；②有宅基地，可以自建房；③如果土地被征占了，可以享受高额补偿；④实力雄厚一些的村集体还有分红；⑤农业户口可以生二胎，超生罚款也比城里人少。关于城镇户口，农民普遍认为主要的好处就是孩子能接受城里的优质教育，但只要在城里租了房子，交一些借读费，也可以解决在城里念书的问题。至于调研组提到的转户后可以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问题，农民普遍提到现在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很少，转户后往往只能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目前农村实行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标准几乎一样，转户对农民的福利影响不大。
总的来看，本文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南昌县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各项权益的实际价值和机会成本逐步升高⑦，附着在农业户口的各项福利逐步增加，而城镇户口含金量则相对较低，南昌县域范围内农业户口的价值高出了城镇户口，城乡福利呈现倒挂。
四、几点判断和启示
围绕南昌县推进城镇化的探索与实践，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判断和启示，以期引发思考与讨论。
（一）推进城镇化首先要有产业支撑，而不仅是城镇规模扩大和形象提升
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论断，也是世界各国城镇化实践的普遍规律。没有产业发展，人口和劳动力就不能有效聚集。靠行政力量强制推动城镇规模扩大，就不可避免会出现“空城”、“鬼城”等伪城镇化现象。本文认为，南昌县抓住了产业发展这一“牛鼻子”，把城镇化的基础做实夯牢，为各地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南昌县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全力打造以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为核心的产业聚集区。本文认为，这种通过行政推动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推动资源要素向核心区聚集，有利于推进企业集中、产业集群、发展集约和技术集成，有助于形成县域经济的“增长极”，对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布局较为分散的地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这一发展方式需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一产业发展方式极易导致缪尔达尔提到的“累积性因果循环效应”，即产业核心区发展越来越快，而农业乡镇发展越来越慢，出现县域内的区域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因此，政府在推进产业核心区发展的同时，还要研究如何切好发展成果的蛋糕，建立起各区域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尽可能避免县域内的地理二元结构。二是注重集聚区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摆脱因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而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地方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和观念，着力优化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规范经济秩序，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要变“招
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引导发展上中下游相互配套的产业集群，拒绝“三高”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尽量避免影响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隐患。
（二）土地问题本质上是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推进城镇化
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让农民上楼，客观上促进了土地的集约使用，也为工业和城镇发展节约出了宝贵的土地指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在全国很多地方推行。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过度聚焦于获得土地指标和增值收益，而忽视农业发展空间和农民经济利益。从当前国内很多地方开展增减挂钩的实践看，结果往往是良田变为中低产田、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房变为经济价值不高的农村小产权住房。此外，上楼农民还面临着举债上楼、生活成本提高、生产便利性下降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土地用途改变后带来的巨大增值收益，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外，没有任何分配权利，客观上导致了农村资源的流出。因此，本文认为，开展增减挂钩、农民上楼，必须让农民有参与权和谈判权，让农民参与游戏规则制定和利益分配，这样才能体现城乡公平和统筹发展。从南昌县东新乡大洲村的实际看，政府为农户配给了人均10m2的铺面，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我们认为这种参与方式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一，这种方式只对紧邻城镇或工业区的新型社区有意义；第二，农民对用途改变后的土地仍没有任何权利。我们建议，可以借鉴东部一些地区的做法，在土地用途改变后，留有一部分土地给村集体，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做法，让农民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三）农民转市民是一连串的事，目前的关键是如何保障农民在农村的经济利益
农民是经济理性的，为利而来、为利而去，最看重的是实际利益。从南昌县的实际看，在城乡福利倒挂的现实背景下，可以预见，即使对农民转户不设置任何门槛，农民转户的意愿还是不强。因此，以剥夺农民在农村各项权益的人口城镇化路径很难行得通。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明晰农民在农村的各项权利，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具体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益分配权等；二是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可以对交易主体和交易用途等设置具体限制。如此以来，就可以打消农民转户进城后关于农村权益的种种顾虑，让农民“穿着衣服进城”，“脱下衣服”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途径得到相应的补偿，以补贴他们进入城市的成本。此外，对于转户农民在城镇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要做到制度全覆盖，在此本文不再赘述。
作者：赵海
出处：《宏观经济研究》
单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类别：改革与发展
库别：中经评论子库
第三篇：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
浅谈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论文
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宏观社会的缩影。东星资源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问题提出
社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细胞，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关乎民生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工程，是塑造人本主义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牌美誉度的必经历程。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繁荣，城镇人口持续增长，20**年以后，中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更加关注人的城市化。在此基础上，20**年，中国成立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院。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党和国家对国家治理、城市治理及社区治理的高度重视，并从实际出发进行了顶层设计。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社区治理建设对治理方式、治理路径及治理制度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尝试，最终进入了如今科学治理的现代化阶段。中国社Ⅸ治理经历了1978年单位制的松动、1991年社区建设的提出以及20**年社区治理的兴起的重要节点，社区治理大致可以分为探索（1949-1978）、转型（1979-1990）、建设（1991-20**）和治理（20**至今）四个阶段。现阶段中国已基本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部分建设日标，一是治理理念的初步现代化，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度不断引导下，上级政府改变了独断的治理决策模式，确定了走民主协商的治理道路。然而，在基层政府实施过程中存在管理模式依旧行政化的问题。二是治理主体上的现代化，除了以往政府充当治理主体之外，还加入了许多非政府组织，使得城市社区治理更高效。三是治理工具上的现代化，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城市社区治理更加精密与周全。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
3.1 基层政府管理模式依旧行政化
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服务型政府建设。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基层政府习惯于“单边行动”，包办、代替、包揽一切。一些基层政府机关仍然存在着过度干预社区管理的情况，其治理手段大多还是以行政命令为主，治理方式还没有完全摆脱大政府的思维，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行政主导，没有自下而上的关注民生，倾听民众的想法。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居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提升社区现代化治理能力。不仅无法做到本质意义上的现代化民主自治，还严重偏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民为本的基本要求。
3.2 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能力不足以及工作量过大
在城市社区现代化治理的过程中，居委会至关重要。然而，尽管一直在强调优化社区居委会干部队伍，但在一些较小的城镇社区，其居委会的成员大多依然是退休老人、中年妇女、下岗工人等。他们文化水平低，工作应变能力差，以至于居民大多不信任居委会，从而不愿意响应社区号召和参与社区活动。另外，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涌人城镇，社区人口急速增长.使得居委会的职责日益多样化，管理工作和管理难度都不断增加。导致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时无法适应，工作效率降低，部分工作人员甚至态度变得散漫，对待工作能简则简，敷衍了事，这严重降低了民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社区的自治质量。
3.3 居民社区参与的意识薄弱，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较差
社区居民的社区参與是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指标。城市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不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然而，居民的主体意识淡薄，忽略了自己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在社区公共服务过程中，只是被动地服从管理，而没有主动地参与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是社区治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它不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将居民聚集起来，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还可以为居民日常参与社区治理提供舒适方便的场所。然而，社区内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少且差，这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4.1 明确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职能边界，寻求多样化的治理手段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职能边界是否明确关系到城市社区现代化治理的成败。可以重点从以下两点明晰政府的职能：一是政府积极鼓励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到治理中，而不是像旧时传统机制那样独断，忽略民众的意愿直接下发命令指示；二是政府权力下移，凡是应由社区组织承担和处理的事务，政府应主动放弃其权力，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单一的行政化手段不但不能培育社会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也不利于民众治理的加强，更不能适应城市社区现代化发展要求。因此，要积极寻求多样化的治理手段。一是依靠政府权力治理的同时，加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正确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工具进行治理。二是治理手段应由强制性的命令转为平等的民主协商，居民生活在社区，是最清楚社区问题所在的人，也是最能够提供有效解决方法的人。因此，民主协商的治理手段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是绝对适用和高效的。
4.2 提高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综合素质，健全激励制度
社区居委会是与居民最近距离的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成员工作能力的高低，工作态度的好坏与社区自治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一定要注重加强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素质培养。一是要选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恪尽职守，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员。二是要完善教育机制，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核心素养的培训，端正社区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使其成为社区居民的“好帮手”，成为政府和居民之间高效沟通的“桥梁”。三是要完善和健全激励制度，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制定一定的目标影响人们的需要，从而激发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3 积极动员民众参与社区治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社区居民积极参与自治，不仅可以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更是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首先需要政府行使其职能，用教育、引导等方式增加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自治认同感，从而让居民主动成为社区的主人。其次，要充分运用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宣传动员作用，鼓励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最后，增加社区工作的透明度，尊重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以此唤起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忱。另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一直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广、使用最频繁的公共设施，也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物质基础。为了增加社区活力，政府应积极作为，引导鼓励市场等多方非政府力量加入到公共服务的硬件设施建设中。为了使居民对美好生活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尤其是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结合具体的实际隋况大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第四篇：中学数学素质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
中学数学素质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
要破解中学数学素质教育的现实，须突破应试教育思维模式与传统教学观念，构建策略化的教学目标，激发开放观念与问题意识，实施达标检测与总结反馈。并围绕生活主题开展数学兴趣培养，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多边交流中借鉴优秀经验。
中学;数学素质教育;现实困境;改进路径
一、中学数学素质教育的现实困境
在现代教育改革和新课程实施标准的影响下，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重要元素被视为教育理念的核心，中学数学课堂教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对于数学知识本身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数学教学就更需要一定的教育策略。然而，现阶段中的中学数学教育仍普遍地沦为应试教育的现实样本，施教者如牛负重在题海中任凭时间消耗，学生往往在被动的消耗中失去信心与耐力。针对数学课堂的教学过程，新课程实施标准仅仅从理论上提出了革新教学的方法，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些理论准则很难把握，更为警惕的是，对现代教育改革的误读更是给中学数学教学带来消极的后果。在所有现实困境中，最难突破的是应试瓶颈，这不仅仅是数学教学的问题，也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阶段最难突破的问题。虽然重提这一问题很像老生常谈，但以分数论成败的体制若不能结构性地剪除，我们就很难最这一弊端提出改进的可能性。这种结构性的消极影响必须要彻底地澄清其一，应试教育模式更多的关注教科书内容而匮乏对现实生活实例的关注，在数学教学中具体体现为学生对公式、公理、范例烂熟于心，却对实际生产生活中的类似应用非常陌生;其二，应试教育模式使教师与学生无一例外地聚焦在分数之上，潜在地塑造了智力万能的观念，形成分数即成败、分数即未来、分数即全部的价值观念，因而也就使教育过程很难在内部突破，很难有创新的想法，很难有未来，这不符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其三，应试教育模式会滋生教育领域中的道德诚信问题，更有许多人在选拔性考试中铤而走险，徇私舞弊，消失与压缩了教育领域在传统观念中的道德纯洁性。[1]
因而，彻底改变这种教育状况就必须与一定的实践教学路径探索紧密结合起来，使教师对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理念有明确的自觉，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意识才能被完全激发，素质教育的困境才有可能化解。
二、改进路径中的施教策略
与其它人文学科不同，数学学科内容相对远离感性的内容，因而，数学教师现行的教学方法一直沿袭精讲多练的老路，在例题讲授和习题演练中机械地反复，这种训练模式很容易使学生疲于应付，直接导致了学生对数学学科了无兴趣，甚至丧失了学习的信心。对于人文学科而言，素质教育的魅力更容易理解，而对于数学教学而言，素质教育也具有同等的需求。其实践路径被普遍认为比人文学科的教学方法更难探索，但其基本理念还是有章可循的。
1、构建策略化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与学出发点和归宿，是全部教学环节的灵魂。教学目标必须立足于学生的内化提升与潜能开发。在设定具体学习内容的目标时，既要有宏观的总体目标，又要有分类明确的具体目标，总体目标要设定内涵盖某一教学内容所涉及的重点和难点;具体目标需要表达明确，不可过多或过少。例如，在设定设定“解一元二次方程”教学内容的总体目标时，具体目标步骤可以通过几个分目标来实现（1）配方法的步骤教学。（2）分解因式法的步骤教学。（3）公式法的步骤教学。（4）利用韦达定理步骤教学。类似目标策略可以推广至数学教学中的所有学习纲目与要点。
2、激发开放观念与问题意识
数学教学中开放观念的激发是基于一些开放性数理问题之上的。这些开放性问题往往是在较为自由的条件中，结论并不唯一的问题。由于这类问题的答案一般并不唯一，所有能够构成开放的思想氛围，从而促进学生更加积极地从多个角度去探求的好奇心，有助于实现教学目标的实现。例如，（1）条件开放型问题在△ABC中，点D是BC的中点，作射线AD，在线段AD及其延长线上分别取点E、F，连接CE、BF。添加一个条件，使得△BDF≌△CDE（2018年义乌市中考试题）。（2）结论开放型问题一个立方体经过四次分割后，可以成为多少个小的立方体，此处的答案显然因方法不同而变化;当然也有条件和结论都是开放的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3、实施达标检测与总结反馈
达标检测是数学知识是否熟练掌握的必要标准，有效的作业训练是完成实施这一检测的必要手段，尽管这种手段一向被视为繁重的学习负担。但减负的设计必须依靠科学而有效的作业训练来完成，这也是所有知识学习的必要代价而不独属于数学学科的教学问题。只是在中学数学教学阶段，我们更关注对基本的数学概念和数学模型的理解与掌握，培养学生习惯于数学思维这一特殊的逻辑科学。这对于以后的知识转化和实际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施教者的方面来看，达标检测是反馈环节的必要一环，教师不仅能够直观了解学生对数学概念和数学模型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也能反映出教学环节中被忽略的情况，更可以避免教与学过程中的施行不当，不至于出现“以手指月而不知月何在”的迷误。所以，教与学的信息反馈和双向交流可以有效地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探索与改良素质教育的外部环境
中学阶段的数学思维培养对于知识汲取阶段和其后的实践应用阶段而言至关重要。因而，培养数学思维就不能局限于具体知识点的熟练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对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也与素质教育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探索与改良数学教育的外部环境便成为解决的问题。基于实践教学的经验总结，教育环境改良是提高素质教育质量的外部因素，相关措施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围绕生活主题展开数学兴趣培养
如果教学的堂课难以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课下的生活内容又与数学主题毫无关系，那么，教学效果就很难认同，数学兴趣就很难培养。教学内容应与日常生活与生产的感性事实关联，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引导他们确立起数学思维的习惯。
2、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区分不同教学法
数学教学的目标中既有掌握公理、公式、模型等抽象数学内容的要求，也有较为具体实在的应用性数学教学内容，因而，针对不同类型的教学内容，必须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尤其是对于应用型较强的内容而言，教学设计必须要具备有效精准的实验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应用性素材的积累，让学生主动的进行实际数据的收集，突破狭隘的视野而在一个自由的空间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3、在多边交流中借鉴优秀经验
现代社会的信息交流非常发达，数学教育资源同样如此，多边交流中借鉴优秀经验是时代的选择。比如，我们发现，在美国的数学教育中，教师往往选取一定的实验素材，让学生通过相对自由的方式来进行合理的问题推断，以达成一种命题的理解。这种教学模式很显然与我们素质教育的目标相一致。但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优秀经验的引进必须有一个适应与消化的实践过程，很显然，在这方面，中国的素质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昌梅香.美国大学分类教学模式及现实意义[J].当代教师教育，2018（3）50-51.[2] 孙晓喜.西方历史哲学解释模式的历史引入与现代演进[J].人文杂志，2018（11）24-25.【作者介绍】
吕占雨（1978-）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市四十八中数学教研部，主要研究方向数学教学法.
第五篇：吴兴智：中国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吴兴智：中国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困境和路
径选择
2010年11月29日09:56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 作者：吴兴智 浏览：
【摘要：目前，协商民主已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与实践，它为乡村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和启示，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其实质是要由“民主”走向“协商”，从而追求更真实的民主；而我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思路应是如何由“协商”走向“民主”，从而追求更有效的民主治理，具体则可从主体性路径、结构性路径以及体制性路径等不同层面推进。】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不同主体间价值观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在广袤的中国乡村地区，如何在多元利益间达成妥协与平衡从而促进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始终是中国乡村治理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deliberativedemocracy)试图通过理性的社会交往模式来应对社会多元化的现实，它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我国乡村治理中对探寻有效的政府与公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因此，自20世纪末协商民主被引介入我国以后，其迅即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并在一些乡村治理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实践。
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的话语模式”，协商民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公共治理过程中，通过对话、交流、讨论等公共协商程序，自由地表达意见并倾听不同的观点从而做出合理的选择。协商民主理论无疑是过去的近30年时间里西方政治思想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成果之一。但是，当协商民主被移植入中国乡村治理后，这种协商治理模式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中国乡村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却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论题。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协商民主与中国乡村治理的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协商民主究竟能够给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一、当前中国乡村协商式治理实践
(一)中国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践模式。毋庸置疑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确已显现出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中国存在协商民主的适用性条件。
[1](p40)特别是近年来，在理论工作者给予协商民主以大量关注的同时，众多基层实践者亦表达出对协商民主的浓厚兴趣。因此，在学者的推动与政府创新冲动的合力作用下，以协商民主为载体的乡村协商治理实践活动能够在众多的乡村地区中迅速铺开。依据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公民参与方式的不同以及这种参与活动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实践大体可以分为咨议质询式、民意测验式和民主审议式三种模式。
1.咨议质询式模式。
咨议质询式的协商民主实践模式主要指那些以公民自愿和自由参与为主要参与形式、以公民与乡村权威机构间的自由意见交流为主要协商机制的创新实践活动。目前，这种咨议质询式的具体协商活动主要有村民访谈日活动、咨询会、官民网络对话、“民主日”活动、民主听证会、民主论坛、民情沟通日活动以及部分地区的民主恳谈会等等，同时，一些乡村地区注重创造性地发挥基金会、共青团、妇联、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群众团体在乡村公共事务协商式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把它们培育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联系纽带。由于这些实践活动多为体制边缘性的创新形式，其主要承担着咨询、议论、质疑以及询问等信息交流功能，因而这种实践模式体现出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效力上的不确定性两个主要特征。总的说来，在我国乡村治理中，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协商民主实践方式，其具体的协商活动程序、参与者的选择、协商内容的确定等在各地都不尽相同。
2.民意测验式模式。
在协商民主中，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类外界因素的干扰作用，确保参与者的平等性、公正性和代表性从而获取最为真实的民意，这是学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为此，有学者借鉴美国学者Fishkin所提出的“协商民意测验”模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开展了民意测验式协商民主实践活动，其中尤以温岭市泽国镇自2005年以来开展的参与式重大公共事务决策的协商民主恳谈为代表。这种实践模式的最主要特征为民意代表选择方式的科学性，即所有民意代表全部由按一定比例随机抽样产生，并对协商程序进行精细化安排———两个回合的小组和大会讨论———以寻求更真实的民意表达。在小组讨论中，采用中立的主持人制度，同时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引入定量科学统计方法。但是，由于需要支付给参与者以一定的经济补偿，故协商民意测验方法的花费可能会较大；另外，两次民意调查问卷的制作和分析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的参与，以保证可靠、中立和科学。[2]
3.民主审议式模式。
在一些乡村地区中，为了强化协商民主实践的政治功效和对既有乡村政治体制进行协商式改进，许多游离于体制外的协商民主形式被正式引入到现行乡村政治体制内，与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等相结合，从而进入乡村体制内部并具有了正式审议政府工作或村委会工作的功能，为此笔者将其称为“民主审议式模式”。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主要有温岭的部分乡镇将民主恳谈与乡镇人大的财政预算审查相结合的人大预算审查改革、台州市玉环县的村级民主评议会、浙江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等。与前两种模式相比，在民主审议式模式中，公民参与明显更加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公民协商讨论也有了更深刻的现实影响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特点及意义。
1.当前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特点。纵观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实践模式，可以发现其主要表现出以下一些特征：协商主体的广泛包容性。在中国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实践的最初目的几乎都是力图改善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隔阂，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因此，就协商主体来说，几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性别、年龄和职业，只要有时间和兴趣，都可自由参加进来并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上述不同的实践模式中，无论是咨议质询式还是民主审议式协商治理，均没有对参与者做出额外的限制，当地居民均可自愿参与。而在民意测验式模式中，所有的民意代表均以严格随机抽样的方式产生，也有效地保证了协商主体的公正性和广泛包容性。
协商功能的实用导向性。当前的中国乡村协商式治理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生态背景下产生的，特别是在基层民主选举遭遇各种困境的情形下，后选举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的问题已经成为乡村民主发展的首要问题。因而乡村协商民主实践自其产生之初即着眼于如何应对和处理乡村社会中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与矛盾，体现出明显的实用导向性特性。基层实践者们冀望利用协商式治理模式，建立公共部门与公民个体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有效缓解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阻力；而另一方面，参与者也普遍关心的是一些与自己利益有着密切联系的事项，比如乡村道路、孩子上学问题、环卫以及治安问题等，而对于那些被视作“政府政绩”工程的建设项目则常常兴趣不大。
协商过程的村民主体性。在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中，政党或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中的协商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惯例，公民则主要通过参加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团体的形式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协商。[3](p60)在我国，由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滞后等原因，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主要体现为普通村民直接参与基层社会事务的协商与决策过程。借助协商式治理这一民主治理新平台，普通村民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能够得以体现和发挥出来，对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随着普通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知情度的不断扩大以及参与热情和民主意识的不断增长，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2.当前中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意义。
当前中国乡村的各种协商民主治理模式通过以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作为乡村民主的核心价值，把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乡村群体之间的平等协商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一个主要方面或环节，这对于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实现乡村的良善治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对协商民主内涵的本土化检视来说，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共同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以协商为价值偏好。
[4](p77)而就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来说，近些年来，尽管中央出台了大量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但无可否认，当前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农民和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有些甚至演化成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乡村协商民主的治理变革实践，通过着力于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式治理制度创新，较好地激发和提高了农村基层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促进了村民的利益表达和利
益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主观随意性和不必要的猜测误会，从而有效规避传统的违规上访、吵闹、围堵交通等非制度参与形式，促进农村政治的稳定。同时，通过对村级权力的运行机制的调整，疏通村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减少政府政策下达到村级单位的阻力，能够较好地拓展和深化村务公开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增强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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