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问责机制中文材料

第一篇：教育问责机制中文材料

健全问责机制

促进学校发展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教育形势下，中国的教育在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基础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北京市朝阳区是中国改革发展极具代表性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实力不断攀升，教育的进步发展也有目共睹。本地区中小学在各项工作中均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教育行业和学校内部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学校的发展。其中，教育机构和学校的问责机制不健全便是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性问题。

我们知道，问责制是指问责主体对其管辖范围内各级组织和成员承担职责和义务履行情况进行监察、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它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相关人员的权利和行为，最终达到明确责任、改善管理的目的。在一个教育机构或一所学校中，领导干部、校长、中层领导、职员、教师都要一定的权力和义务，也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担负着一定的风险。在一所学校中，校长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着培养学生成才，引领教师专业成长、加强队伍建设、督促学校发展的各方面任务，他拥有着学校在人、财、物方面的决定权，掌握着学校的大政方针，但他的责任也是巨大的：学校的师生员工、学生家长、主管部门都可以因为他工作的的某个方面做得不好而向他发难、问责。同理，学校的其他副校级领导、中层干部以至于班主任、任课教师，都拥有着各自的权利，可能是行政方面的，也可能是教学方面的，或许是其他方面的，他们在拥有各种权利的同时，也担负了相应的责任。按照问责制的要求，校长、其他副校级领导、中层干部以至于任课教师在完成自己工作的时候发生问题、出现事故，甚至出现责任案件，就应该受到责任追究，受到相应问责以致于接受相应的处罚与惩罚。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教育教学的实际工作中做到责、权、利分明，才能做到人尽其责，才能有利于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从而促进学校的发展。

问责制作为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应该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广泛实施，以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但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学校在实施过程中打了折扣，或者是没有问责，或者是轻描淡写从轻了事。在一些学校里，教师不能正确履职、发生教学事故未作处理；有的教师违反规定乱补课未作处理；有的干部对自己份内工作推诿拖延未作处理，这表现出的是学校的管理方面的问题，更是问责制不健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影响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学校的声誉，严重地阻碍学校的发展。

在北京某区一所寄宿制学校里，学校有三百位住宿生，全部住在一幢四层公寓楼里。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学生每天晚十点就寝，早六点起床，夜里楼门、校门都是紧锁的，有宿管老师和干部值班，门卫也有警更人员值守。学校也有明确规定，晚上就寝时间是不能随意外出的。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一名住在三层的学生，偷偷溜出宿舍去会朋友，由于楼门紧锁，无门可出，他从三层窗台上一点点溜下，又从紧锁的大门上跳出，没有出什么问题。凌晨三点多钟，他在返回宿舍向三楼的窗户攀爬时，在二楼窗户附近掉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他叫喊起来，有人把他送进医院。这是一起典型的安全事故，但学校却以有纪律规定、学生自己违规而推脱责任，也没有追究其他责任人的责任，没有任何人因为这起安全事故受到惩处。实际上，从问责制的角度来说，有许多人是逃不了干系的。学校有相关规定，但平时该宣讲强调的宣讲强调了吗？三层窗户学生能跳出，有没有做好防范呢？学生跳出跳入的时候，宿管人员、值班干部、大门门卫，又都到哪里去了呢？实施责任追究，健全问责机制，他们都脱不了干系，校长是学校的责任人，对于安全事故，也逃脱不了应有的惩罚。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纪律要求强调再强调。校长、主管干部、班主任、宿管人员要时时刻刻提醒学生，不单要在口头上宣讲，还要在档案材料上做好详细的记录。值班干部、宿管人员、大门门卫的责任意识要不断增强。责、权、利是对立统一的，加强巡视，保持警惕，细致工作，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减少安全伤害事故的发生。学生摔伤后，要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抢救治疗，第一时间报告给主管领导、报告校长，并尽快通知学生家长，校长视情节严重决定是否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在事故处理过程中，要对相关责任人员酌情进行责任追究，该做检查的做检查，该处分的处分，该处罚的处罚，校长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就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所学校所发生的这起安全伤害事件中，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是极端错误的，体现出的核心问题便是问责制不健全的问题。学校的管理出现一些问题，不利于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严重制约学校的发展。作为学校的校长，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负起相应的责任，如何建立健全问责机制，以促进学校的健康发展。

在当前不断变革发展的教育形势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校长必须认清形势、不断反思、更新观念，充分调动干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更要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校长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第一责任人，要受到来自外部、内部的多个方面的问责，有政府方面的，有社会方面的，有道德方面的。作为负责任的校长，他就要充分考虑、不断反思，要为学校、为教师、为学生做些什么；怎样去做才能有利于学生、教师的成长、提高；才能有利于学校的发展、进步。他要考虑，我该负责什么？我该对谁负责？我该什么时候负责？我该怎样表现问责制？负责任的校长要在道德允许，法律框架内从事自己的管理工作，还要充分得理解、运用相关政策，做一个灵活、有自由度的校长。

在前边我所列举的案例中，学校出现了安全责任事故，没有人因此受到责任追究，也就是说没有人被问责，学生及家长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因而产生怨恨情绪。其他教职工看到无人对此次事件付出代价，受到惩罚，当然也会产生不满，滋生怨言。学校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批评，学校的声誉也受到影响。如果学校建立健全了责任追究制度，有了较为完善的问责机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作为负责任的校长，他要考虑校长、学校要向谁负责？要办让人民满意的学校，要想让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就要树立为学生、为家长、为社会负责的责任观念。负责任的校长还要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家长、社会要对学校提出哪些方面的问责？安全无小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当然要放在首位。学校的办学成绩、教育教学管理、校园建设等，也都推脱不了社会各方面的评判和监督。作为负责任的校长，他还要考虑，学校领导如何向学生、家长及社会展现或证明它的问责制？是不是有具体的动作。问责制是一种硬性约束，它既有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还有法律责任，校长、干部、教师都有或多或少的权利，有多少权利就有多少责任。实施问责制必须明确问责制度的构成：一是问责主体。二是问责对象。三是问责内容。四是问责形式。这些内容是相互联系的。

我们结合前面所述的案例分析，学校安全责任事故发生了，学生、家长有权利问责。他们问责的主体应该是学校，问责的对象就有多个了，校长、主管干部、值班干部、宿管教师、门卫都可说是问责的对象，因为在此次责任事故发生过程中，他们都承担或多或少的责任。问责的内容可多可少，可深可浅，是教育不到位还是防范疏忽，是监督不力还是处理不及时，谁承担道义责任，谁承担法律责任，这就需要有关法律规定或相关部门来界定了。在问责方式方面，出了安全事故，而且惊动了上级主管部门，甚至媒体对此也做了披露，按照责任追究制度的有关规定，要对校长、主管干部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或通报批评，或降级降职，或调离工作岗位，以至于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按照健全的问责制处理，相关人员受到应有的责任追究，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赏罚分明，才能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才能够收到让学生、家长、社会和全体职工都满意的效果。

学校的问责制度可以是多方面的，要面向从校长到教职工全体，要本着实事求是、责权统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要在教学管理、德育管理、行政管理各个层次充分展开。不正确履职的要问责；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完成交办任务的要问责；职权范围内事项推诿或拖延办理的要问责；发生教育教学事故要问责；违反规定乱收费补课的要问责；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要问责。问责的方式从诚勉谈话开始，可视情节轻重做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停职降职，以至于追究法律责任。通过问责，让校长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做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建立健全问责机制，能更好激发干部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好地促进他们的工作。问责是手段不是目的，问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它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因素，促进教育事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发展日新月异。学校要想进步发展，离不开学校上下的一致努力，离不开学生、家长、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建立健全问责机制，才能更好的调动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才能更多地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帮助，学校才能又快又好地发展，更好地实现办人民满意学校的目标。

参考文献：

康思婷 《批判性的反思型领导》 2011 杨建顺 《论危机管理中权利配置与责任机制》 2003 孟卫东 《教育机制问责制的视角》 2009

第二篇：监督问责机制

监督问责机制

制定教育督导条例，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健全国家督学制度，建设专职督导队伍。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加强义务教育督导检查，开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督导检查。强化对政府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建立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

严格落实问责制。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建立健全层级监督机制。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

刘圩小学

2012年9月1日

第三篇：问责机制2

【背景链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5月22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问责”制度纳入党的纪律条例，第一次规定出问题不仅要问责行政负责人，更要问责党委负责人，也是第一次对被“问责”官员“复出”作出明文规定。

2010年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各地区、各部门对中央的决策部署要执行有力，绝不允许各自为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要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行政。

【标准表述】

[内涵]问责机制说到底是一个谁来问责的问题，是一个向谁负责的问题。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然是要对人民负责。所以问责机制的内驱力就要落实在群众的监督权上。常态化的政府问责，必须以健全的问责机制为基础，通过立法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始终处于一种负责任状态，杜绝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脱离法定责任机制的监控。

[意义]第一，它是硬约束。制约、规范了领导权力，有多大的“权”就担多大的“责”。这必将大大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第二，它是宽范围。以前行政行为出问题，主要问责行政负责人，党委负责人并没有进行问责的规定。问责规定第一次把党委负责人纳入问责范围。第三，它是民字牌。这个规定不但把依靠群众写入原则之中，而且明文点出“检举、控告”是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来源，并重视对群体性事件的问责。另外，对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官员异地复出现象，也做了详细规定。

[措施]一方面要从立法上进一步细化政府和官员的权责，不仅开出官员明细的“权力清单”，更需设计出明确的失职状态下的责任后果;另一方面，须以严密的规则将各种责任方式、问责主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实现的监督等纳入法制轨道，尤其是要建立对问责的事后监督制度，对免职官员的复出进行必要的约束，以防止官员问责流于形式。

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指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责制度要跟上。

其一，自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全党和全国民众网民对总书记这个百姓渴求的指示反应十分热烈。这是因为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近些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度增长，政府应该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二是随着公民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公民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随着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百姓期待更多地参与和分享改革成果等客观问题越来越突出。而现实生活中，像记者暗访的长沙市人性化服务不能让人满意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客观上仍然存在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等问题，门难进、脸难看、服务意识淡漠、服务能力低下等状况依然存在。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急需深化，而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责制度要紧紧跟上，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其二，众所周知，我国从2003年非典期间的官员问责以来，官员问责不断由中央层面辐射到地方层面。无论是属于中央权限的部级干部被问责，还是国务院派往各地的调查组问责一些重大事故或事件中的地方和部门官员，总之，最初的官员问责是在中央层面促成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自觉而主动地在中央这一精神指导下，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自己的问责办法，问责制决在实践中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许多地方行政部门与执法单位针对相关问题纷纷推行“问责制”，并陆续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有关官员被问责的新闻也频频见诸报端。但作为“新生事物”，问责制目前还局限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大的领域，比如，重大事故、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等等，而对于诸如便民服务、公共设施、交通拥堵、噪音污染等事关老百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等民生层面却很少引入“问责制”。现实中，一些领导也热衷于办大事、习惯于大手笔，不屑于为群众的小事操心，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疾苦，摆不上案头、上不了心头——老百姓交费难只是“小菜一碟”，小区垃圾堆积如山“不屑一顾”，居民出行不便、交通拥堵“不值一提”„„有的干部对群众的疾苦不仅不闻不问，甚至到了问题绕不过去的时候也不愿拍个板说句公道话，生怕得罪了那些部门。目前我国有500多万公务员和近3000万事业干部，不用问责办法来增强其责任心，干好干坏一个样，怎能保证做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其三，其实“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是一句政治口号，不能仅仅挂在嘴上。跟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决不能“抓大放小”，而应该“举轻若重”。发生大事故、大案件、大损失需要问责，对于“小事”中的“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行为，同样也不能逃避和豁免其应承担的责任。这既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也是打造服务型政府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同时，让其问责制度紧紧跟上，让那些漠视群众利益的人自食其果，让那些习惯于“盛气凌人”的公务员感到压力，加强责任约束，才能将总书记“建设服务型政府”指示落到实处，才能造就一支群众满意的公务员队伍，进而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问责机制最终形成的过程

伴随国内一系列食品、矿山、公共设施等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一股强力问责风暴在神州刮起；中央事后问责的严厉举措，无疑是重大突破，而以此为契机，避免“免了领导、免不了事故”，建立“科学有效、预防为主”的问责机制，真正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内涵，应引起更大重视。

行政问责自古有之，但真正制度衍生举步迟缓，问责制度滞后于问责需要。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SARS期间，问责官员逐渐走进公众视野；2008年5月，国务院进一步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虽然有了对官员涉及“安全工作重大责任事故、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监督严重失职的对应表述，但条款宽泛，定性人为掌握程度太大。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问责机制，要在观念上纠偏。公务员一直是经济利益稳定、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官员则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便捷通道，可以拥有前呼后拥的威仪，可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里“创造性”地变通一切，其含金量很高、赔本几率很小。这一方面说明封建旧官场习气仍主导着相当多官员的行为，做官没有上升到社会责任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官员的职责混淆不清。是否具备相应能力，是否可以承担相应责任，是否因为失职、渎职、不称职而面临职业风险，是否应该谨慎和守则运用手中权力，大都被淡化。时至今日，监督官员仍是社会难题，一部分官员高高在上，把公权视为利己的私权，甚至走上大肆腐败贪污的道路。而此次问责风暴，对于纠正“官场”旧意识，还“官”以本来面目，具有极大启蒙意义。

建立一套奖惩分明、职责清晰的官员管理制度，对全面提高社会效率、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优胜劣汰、防止社会恶性事件发生，迫在眉睫。官员权力要逐步清晰，分工要逐步明确。对涉及社会民生的重大事宜，应有考核问责的科学标准，出现涉及社会稳定、环境破坏、公众权益、腐败案件、安全生产、社会信誉、用人失察等问题，相应官员应承担明确的对应责任；要坚持分级管理问责原则，中央究省部、省部究地司、地司究县处，让庞大的行政体系更多形成自发动员。只有层层感觉到压力，才能层层产生效能，很多问题才可以消灭于萌芽。对被处理过的官员，应上特殊名单，不能再变相录用。在问责形式上应予以更多的区别和解释。辞职、引咎辞职应是官员的一种自我修正和觉悟，不应是组织上的一种处罚，责令辞职、撤销职务以及追究其他责任，才具惩戒性。

党的纪律和监察机构，除了反腐败工作，应强化在问责工作上专职机构的综合作用；问责制度离不开社会参与，官员权力应该为人民所用，接受人民监督必不可少。问责主体需要逐步与民众民意、社会舆论的监督接轨，与人大、政协等专门机构的日常监督接轨，只要出现伤害公共利益的问题，就能够引发民众举报和反映，就能够引发媒体实事求是的披露；在问责过程中，亦应公开透明，这不仅是向中央交代，不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和奖惩，更重要的是向人民交代。

第四篇：金融监管机构问责机制探析

摘要:随着金融体系重要性的加深,金融监管机构日益独立于政府部门。在这一趋势下,为防止金融监管可能存在的腐败、低效率、高成本等问题,加强对金融监管权的监督成为必要。为解决这一课题,从立法机关的监督、法院的司法审查、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金融监管机构自身治理和社会监督等角度出发,探讨构建一个适合我国银行监管当局适用的程序化、体系完整的问责制度。

关键词:金融监管;问责制度;独立性

一、国外金融监管问责机制考察

金融监管问责,按照Quintyn等人(2006)的观点,可分为机构问责、归制问责、监督问责和预算问责四个部分。从国外的实践来看,一个完善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的建立首先要考虑金融监管机构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问责关系;其次,这种问责机制还应该建立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的基础之上,这样,可以允许他们看到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方面的工作,创造或培养出对金融监管机构目标以及成绩的广泛理解,从而有助于监管者建立起声誉;最后,监管者自体问责也是必须的。(一)机构问责

1.与立法机关的问责关系。在西方,议会凭借立法权影响监管活动,负责建立金融监管机构运作的法律框架。金融监管机构向立法机关问责有三个目的:确保金融监管机构具有适当的使命;确定赋予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得到有效履行并有利于实现预期的目标;在需要对立法进行修改时,提供交流渠道。立法机关不应该对金融监管机构行使直接权力,或具体指导金融监管机构如何从事其监管活动。2.与行政机关的问责关系。行政部门对金融政策的总体方向和制定负有最终责任,并且政府作为规章发布者,在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董事会成员任命上发挥关键作用,所以,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对相关行政部门负责。(二)监督问责

即与司法机关的问责关系。金融监管机构决策影响的个人和公司应有通过法院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鉴于金融监管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对监管措施的司法审议是其问责关系的基石。这种问责形式在事后基础上进行,以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行动在法律限度内。英国在此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三)归制问责

即如何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及公众负责。大部分金融监管机构是通过向被监管机关征收的费用来获得全部或部分资金的,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向那些为其提供资金的人负责。透明度、协商与参与和承担对监管影响(RIA)的分析是建立和维持此问责的有力工具。(四)预算问责制度安排

为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主权,最好让它在财务上独立于政府。要达到这种结果的办法之一是由受监管机构支付监督活动花费。然而,这可能为受监管机构行使不当影响开方便之门。因此,无论获取资金的方式如何,都应该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明确报告资金支出情况。(五)同体问责的制度安排

在很多国家,金融法律对监管机构治理结构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最高监管权力层至少设置三类部门:第一类是决策部门,一般是监管机构的董事会;第二类是执行部门,直接负责管理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工作;第三类是监督部门,是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内部问责人,可要求后者分别就监管决策和执行过程做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并负责对监管机构的治理、财务、人员薪酬、风险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问责。这三类部门的设置为部门间的互为问责提供了基础。

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问责机制的现状与完善:以银监会为例

Quintyn等人(2007)通过对世界32个国家银行监管机构的问责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得出了这些国家在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前后的问责指标得分(以100为满分),其中,这32个国家的平均数改革前为40,改革后为61;中国改革前得分是19,改革后是38,数值相对较低。在实践中,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各方在完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方面都作出了颇大的努力,但是,仍旧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加以完善。(一)异体问责

1.当前的金融监管问责视野较狭窄。这是异体问责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现行问责机制大多停留在监管机构内部的等级问责,即上级问责下级,这与民主政治的要求是不相符的。等级问责尽管在效力上具有优势,但如果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上级的责任由谁来问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其结果必然是最高的一级无人追究责任。在我国,无论是银监会、银行,还是立法机构都没有意识到被监管机构可对银监会实施问责。同时,监管部门对公众负责表现得更多的是尽到公布政策的义务,一旦所监管的银行出了问题,在公众如何问责监管机构以及其如何对公众更加负责这点上并没有更多的说明。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没有赋予利益相关人制定银行规章的动议权,对银行规章起草时是否要听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听取意见采用的形式规定得较为模糊和随意,而对在银行规章审查阶段如何处理利益相关人的意见也是模棱两可(周仲飞,2007)。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与有关部门没有解决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有关。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就必须丰富异体问责的内容。其一,出台保障银行问责监管机构的法律,在制度上确定监管机构应该对上级相关部门、被监管机构以及公众负责,以及这些主体对被监管机构实施问责的较具体的形式。其二,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监管机构内部机构设置上增设一个“行业与公众参与协调办公室或委员会”,成员中有金融业界的代表,同时,也要包括来自学术界、中央银行与消费者协会的代表。此举可以在促进监管机构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广泛的咨询磋商,使前者更加负责且更好地服务于后者。其三,增加对RIA的评估,作为发布监管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这可以使得受影响各方对新监管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成本负担能够有清楚的认识,也可以作为监管机构是否对受影响各方负责的一个指标来进行问责。其四,要加强监管问责透明度建设,保证问责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可以在银监会内部增设监督委员会。

2.银监会对国务院负责,但人大和政协有权召开会议听取银监会相关汇报,有义务办理人大政协提交的议案。在我国,人大对银监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大会议召开期间银监会有义务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和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监督力度有限。如果把监督银监会能够纳入人大专门委员会(如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财经委员会以其委员的专业知识和时间精力代表人大行使监督权力不失为有效的监督方式。

3.由于我国法院无权对银行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这类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同时,对某些监管措施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而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也含糊不清,这些缺陷使司法救济要作为问责我国银行监管机构的有效手段仍任重道远。在这方面,既能达到司法救济的目的又能保证监管独立性的较好方法是组建专门法庭,由具有银行监管知识的法官来审理案件。(二)自体问责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体问责制主要采取垂直问责的形式。《银监法》第十二条规定了银监会应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银监会于2007年1月1号开始试行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履职问责试行办法》(下称办法)对于全面推行依法监管,规范自体问责,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银监会自体问责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需要合理改进。1.部门设置不尽合理。银监会按照业务的模块横向设立部门,这种结构方式仅适合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对监管决策过程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徐慧娟,2007)。应该建立最高决策中心及其(常务)顾问委员会与具体的执行委员会。最后,应考虑设立合适的监督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共同构成监督管理层,使得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和内控制度有效和得到推行。

2.问责委员会的设置不尽合理。履职问责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作出追究责任、不追究责任或免责的决定,而履职问责委员会组成人员又来自于其内部,独立性很难保证。对此,可以通过设立一个较大范围内的问责委员会的方式来解决自体问责主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问责委员会的部分来自于银行监管部门内部,同时,加入来自金融领域的专家以及银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协会的人选,适当补充(金融)法学方面的专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具体承办问责的日常工作。定期(半年或一年)对监管机构的业绩以及监管人员尽职程度进行评价。

3.有免责条款(详见第二十条),但是这只是试行办法,并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上来保障对监管人员的法律保护。要真正在法律上建立合适的监管者保护制度。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倡对善意行为免责,且为多数国家采用。但是,法律保护银行监管者,并非免除银行监管者所有行为的责任。工作人员必须在自己职责权限之内根据自己所管理的法律来严谨、忠实地履行工作职责,才能免责。同时,可考虑提供有限的法律补偿,尽量为监管工作人员的尽职工作扫除后顾之忧。

4.对于问责的过程与结果,并没有是否公开的说法。这对于基于最大透明度下的问责来说,与其精神是不相符的。如果只是内部处理,很难保证其有效性。应该逐渐加强自体问责的透明度建设,问题人员的处理,无论处罚或免于处罚,信息都要及时的公开,对于原因也要作充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含岭.加强金融良好监管治理机制中的透明度建设[J],国际金融研究,2003,(5).[2]Arnone,Darbar,andGambini.BankingSupervision:QualityandGovernance[R].IMFWorkingPaper,2007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IMF.CodeofGoodPracticesonTransparencyinMonetaryandFinancialPolicies[S].2000.[5]钟伟.新巴塞尔协议和操作风险高级衡量法框架[J].金融与经济,2005,(2).[6]王国刚.中国银行业的治理机制[J].农村金融研究,2003,(8).

第五篇：2011公务员申论热点问责机制

问责机制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之问责机制

【背景链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5月22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问责”制度纳入党的纪律条例，第一次规定出问题不仅要问责行政负责人，更要问责党委负责人，也是第一次对被“问责”官员“复出”作出明文规定。

2010年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各地区、各部门对中央的决策部署要执行有力，绝不允许各自为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要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行政。

【标准表述】

[内涵]问责机制说到底是一个谁来问责的问题，是一个向谁负责的问题。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然是要对人民负责。所以问责机制的内驱力就要落实在群众的监督权上。常态化的政府问责，必须以健全的问责机制为基础，通过立法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始终处于一种负责任状态，杜绝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脱离法定责任机制的监控。

[意义]第一，它是硬约束。制约、规范了领导权力，有多大的“权”就担多大的“责”。这必将大大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第二，它是宽范围。以前行政行为出问题，主要问责行政负责人，党委负责人并没有进行问责的规定。问责规定第一次把党委负责人纳入问责范围。第三，它是民字牌。这个规定不但把依靠群众写入原则之中，而且明文点出“检举、控告”是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来源，并重视对群体性事件的问责。另外，对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官员异地复出现象，也做了详细规定。

[措施]一方面要从立法上进一步细化政府和官员的权责，不仅开出官员明细的“权力清单”，更需设计出明确的失职状态下的责任后果；另一方面，须以严密的规则将各种责任方式、问责主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实现的监督等纳入法制轨道，尤其是要建立对问责的事后监督制度，对免职官员的复出进行必要的约束，以防止官员问责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