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街道督查暗访和曝光问责机制
**街道创建环境优美示范镇
督查暗访和曝光问责机制
为深入扎实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推动环境优美示范镇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建立和完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街道结合本街道实际，特制定督查暗访和曝光问责机制，内容如下：
1、督查暗访机制
坚持明察与暗访相结合、普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平时督查与集中时间督查相结合，加大环境综合治理督促检查力度。暗访小组每月深入管辖区域，采用实地察看、查阅资料、走访群众的方式，进行量化考核、分类排名，并建立考核档案资料。
（一）暗访小组：即由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小组成员组成，成员有目督办、城管办及相关科室，必要时邀请曾鸣、代兴勇、曾云辉、谭长根等领导参加，该小组根据我街道城乡环境治理工作的实际情况设立，定期对管辖区域进行查看、走访，并不定期对治理情况进行突击检查。
（二）具体要求：定期暗访：每月组织小组所有成员单位对所负责区域的村（社区）进行二次明察，每月月初进行。不定期抽查：可由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小组成员对治理情况进行突击检查，时间不固定，每月不少于一次。
暗访小组在暗访后五日内，将文字及影像资料整理出来，建立存在问题台账，交由小组领导审核后下发给负责部门限期整改，并制定时间检查验收。
（三）暗访内容：重点抓好主要路道、市场和城区背街小巷、社区院落、城乡结合部以及建筑工地、生活垃圾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城区河道、开展垃圾治理的村庄的综合整治，清理路面垃圾废弃物、积水、污物，整顿临街商铺占道经营、乱挂商品、乱停放、乱搭建、乱挂广告牌等现象，着力清理影响环境卫生的不文明现象和卫生死角，保证市容和社区整洁有序；重点暗访了解各村（社区）及场镇范围内贯彻落实省、市、新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项工作部署情况。具体如下：
1.市容市貌、市政设施、园林绿化：辖区内市容秩序和环境卫生、户外广告、道路交通标识、标线、车辆乱停乱放、附属公共设施（含交通设施、照明设施、井座井盖设施）、公共空间绿化建设及管理、固体废弃物、市政设施（含公厕、垃圾收集容器、垃圾中转站等）的管理情况。
2.农贸市场的监管：场所内环境整洁、环卫设施齐全、无乱扔垃圾、乱排污水现象；货物摆放有序家禽销售相对独立；店名（店招店牌）用语准确，文字规范，无具有反动和淫秽内容的店招店牌。
3.辖区内建设情况：路面（桥梁）与公共场地的完好率，无破损现象；（构）筑物风貌建设工作的监管，临街及主干道两侧无违章搭建现象；建筑工地日洒水次数两次以上，污水规范排放率≥80%，按时施工，无渣土污染和噪音扰民；排水管保持畅通，无外溢，雨水积水后能及时排除。
4.河道及饮用水管理：河道、塘、库、埝水面无漂浮垃圾，附属设施完好，有一定的景观效果；集中式引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95%；具备因地制宜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处理率≥35%，无乱排水现象。
5.八小行业排水、排污、排烟规范率≥80%，无露天焚烧现象。
6.暗访核实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城乡环境中突出脏乱差问题及其整改情况。
第二篇：？？镇五十百千督查暗访机制1
**县**镇督查暗访问责机制
各村（社区）、镇属各单位：
为深入扎实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推动“五十百千工程”顺利开展，促进建立和完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根据省、市、县有关规定，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完善暗访机制
坚持明察与暗访相结合、普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平时督查与集中时间督查相结合，加大环境综合治理督促检查力度。县环境综合治理办每月深入各乡镇、县级各部门，采用实地察看、查阅资料、走访群众的方式，进行量化考核、分类排名，并建立考核档案资料，作为目标考核的依据。
（一）暗访内容：重点暗访了解各村（社区）及场镇范围内贯彻落实省、市、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项工作部署情况。
1、场镇范围内巩固“七乱”治理成效，防止回潮反弹的情况，城镇背街小巷和城乡结合部、乡镇村庄“七乱”治理的情况。
2、城乡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和环卫设备的添置情况。
3、城镇建筑立面清理和城乡风貌塑造的进展情况。
4、市场建设项目推进情况。
5、“五十百千示范工程”的推进情况，尤其是镇乡、村庄的推进情况。
6、“七进”活动的推进情况，尤其是“进社区”、“进村庄”活动的开展情况。
7、暗访核实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城乡环境中突出“脏乱差”问题及其整改情况。
（二）暗访形式：即根据我镇城乡环境治理工作的实际情况设立三个暗访组，分组对各村（社区）进行暗访。二是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人员实施交叉暗访。
（三）具体要求：每月组织本组成员单位对所负责区域的村、社区进行两次暗访；交叉暗访原则上每两个月安排一次。负责交叉暗访的暗访组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
各暗访组应严格执行《**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并在完成暗访后的三日内，将文字及影像资料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四）暗访结果运用：暗访结果由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以交办、督办的方式进行处理、运用。经“曝光”和督办仍整改不力的，由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督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施严格问责，并作为对村社区目标考核的依据之一。
暗访不认真或走过场，应发现的未能发现或未提出，导致被市县通报的，暗访人员应承担责任，并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坚持对口督查
（一）督查内容：重点督查治理工作目标和工作措施落实情况。具体督查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坚持标本兼治，持续抓好“七乱”治理和增添环境基础设施的情况。
2、按照“五十百千”工作要求，清理建筑立面，塑造城乡风貌的情况。
3、抓好典型引路，推进“五十百千示范工程”建设的情况。
4、创新方式，开展“除陋习、树新风”活动情况和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七进”活动的情况。
5、注重常态，健全和完善治理工作长效机制的情况。
6、加强督促检查，实施严格问责的情况。
（二）相关要求：
1、结合我镇实际，一次督查明确1-2个重点，深入治理工作一线了解情况，肯定成绩，查找问题，督促整改，并注意加强随机民意调查和相关资料查核。
2、自2010年4月起，每月安排两次督查，并在认真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基础上，于次月上旬将督查情况以书面形式送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按月通报各督查组的督查情况，并结
合暗访组暗访情况予以印证。
3、对暗访结果将纳入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对村、社区及镇属各单位的考核内容，凡是有区县被省、市、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办通报批评的，联系领导及驻村干部负连带责任。
4、坚持和完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暗访和督查机制，是保障治理工作继续扎实推进的重要措施。各村、社区及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精神，着力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治理工作的更高要求，更新暗访和督查内容，改进暗访和督查方法，注重对暗访和督查结果的运用，并制定明确具体的暗访和督查规范，以制度的方式抓好落实。
**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八日
第三篇：问责机制2
【背景链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5月22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问责”制度纳入党的纪律条例，第一次规定出问题不仅要问责行政负责人，更要问责党委负责人，也是第一次对被“问责”官员“复出”作出明文规定。
2010年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各地区、各部门对中央的决策部署要执行有力，绝不允许各自为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要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行政。
【标准表述】
[内涵]问责机制说到底是一个谁来问责的问题，是一个向谁负责的问题。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然是要对人民负责。所以问责机制的内驱力就要落实在群众的监督权上。常态化的政府问责，必须以健全的问责机制为基础，通过立法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始终处于一种负责任状态，杜绝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脱离法定责任机制的监控。
[意义]第一，它是硬约束。制约、规范了领导权力，有多大的“权”就担多大的“责”。这必将大大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第二，它是宽范围。以前行政行为出问题，主要问责行政负责人，党委负责人并没有进行问责的规定。问责规定第一次把党委负责人纳入问责范围。第三，它是民字牌。这个规定不但把依靠群众写入原则之中，而且明文点出“检举、控告”是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来源，并重视对群体性事件的问责。另外，对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官员异地复出现象，也做了详细规定。
[措施]一方面要从立法上进一步细化政府和官员的权责，不仅开出官员明细的“权力清单”，更需设计出明确的失职状态下的责任后果;另一方面，须以严密的规则将各种责任方式、问责主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实现的监督等纳入法制轨道，尤其是要建立对问责的事后监督制度，对免职官员的复出进行必要的约束，以防止官员问责流于形式。
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指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责制度要跟上。
其一，自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全党和全国民众网民对总书记这个百姓渴求的指示反应十分热烈。这是因为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近些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度增长，政府应该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二是随着公民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公民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随着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百姓期待更多地参与和分享改革成果等客观问题越来越突出。而现实生活中，像记者暗访的长沙市人性化服务不能让人满意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客观上仍然存在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等问题，门难进、脸难看、服务意识淡漠、服务能力低下等状况依然存在。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急需深化，而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责制度要紧紧跟上，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其二，众所周知，我国从2003年非典期间的官员问责以来，官员问责不断由中央层面辐射到地方层面。无论是属于中央权限的部级干部被问责，还是国务院派往各地的调查组问责一些重大事故或事件中的地方和部门官员，总之，最初的官员问责是在中央层面促成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自觉而主动地在中央这一精神指导下，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自己的问责办法，问责制决在实践中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许多地方行政部门与执法单位针对相关问题纷纷推行“问责制”，并陆续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有关官员被问责的新闻也频频见诸报端。但作为“新生事物”，问责制目前还局限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大的领域，比如，重大事故、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等等，而对于诸如便民服务、公共设施、交通拥堵、噪音污染等事关老百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等民生层面却很少引入“问责制”。现实中，一些领导也热衷于办大事、习惯于大手笔，不屑于为群众的小事操心，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疾苦，摆不上案头、上不了心头——老百姓交费难只是“小菜一碟”，小区垃圾堆积如山“不屑一顾”，居民出行不便、交通拥堵“不值一提”„„有的干部对群众的疾苦不仅不闻不问，甚至到了问题绕不过去的时候也不愿拍个板说句公道话，生怕得罪了那些部门。目前我国有500多万公务员和近3000万事业干部，不用问责办法来增强其责任心，干好干坏一个样，怎能保证做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其三，其实“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是一句政治口号，不能仅仅挂在嘴上。跟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决不能“抓大放小”，而应该“举轻若重”。发生大事故、大案件、大损失需要问责，对于“小事”中的“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行为，同样也不能逃避和豁免其应承担的责任。这既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也是打造服务型政府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同时，让其问责制度紧紧跟上，让那些漠视群众利益的人自食其果，让那些习惯于“盛气凌人”的公务员感到压力，加强责任约束，才能将总书记“建设服务型政府”指示落到实处，才能造就一支群众满意的公务员队伍，进而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问责机制最终形成的过程
伴随国内一系列食品、矿山、公共设施等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一股强力问责风暴在神州刮起；中央事后问责的严厉举措，无疑是重大突破，而以此为契机，避免“免了领导、免不了事故”，建立“科学有效、预防为主”的问责机制，真正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内涵，应引起更大重视。
行政问责自古有之，但真正制度衍生举步迟缓，问责制度滞后于问责需要。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SARS期间，问责官员逐渐走进公众视野；2008年5月，国务院进一步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虽然有了对官员涉及“安全工作重大责任事故、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监督严重失职的对应表述，但条款宽泛，定性人为掌握程度太大。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问责机制，要在观念上纠偏。公务员一直是经济利益稳定、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官员则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便捷通道，可以拥有前呼后拥的威仪，可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里“创造性”地变通一切，其含金量很高、赔本几率很小。这一方面说明封建旧官场习气仍主导着相当多官员的行为，做官没有上升到社会责任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官员的职责混淆不清。是否具备相应能力，是否可以承担相应责任，是否因为失职、渎职、不称职而面临职业风险，是否应该谨慎和守则运用手中权力，大都被淡化。时至今日，监督官员仍是社会难题，一部分官员高高在上，把公权视为利己的私权，甚至走上大肆腐败贪污的道路。而此次问责风暴，对于纠正“官场”旧意识，还“官”以本来面目，具有极大启蒙意义。
建立一套奖惩分明、职责清晰的官员管理制度，对全面提高社会效率、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优胜劣汰、防止社会恶性事件发生，迫在眉睫。官员权力要逐步清晰，分工要逐步明确。对涉及社会民生的重大事宜，应有考核问责的科学标准，出现涉及社会稳定、环境破坏、公众权益、腐败案件、安全生产、社会信誉、用人失察等问题，相应官员应承担明确的对应责任；要坚持分级管理问责原则，中央究省部、省部究地司、地司究县处，让庞大的行政体系更多形成自发动员。只有层层感觉到压力，才能层层产生效能，很多问题才可以消灭于萌芽。对被处理过的官员，应上特殊名单，不能再变相录用。在问责形式上应予以更多的区别和解释。辞职、引咎辞职应是官员的一种自我修正和觉悟，不应是组织上的一种处罚，责令辞职、撤销职务以及追究其他责任，才具惩戒性。
党的纪律和监察机构，除了反腐败工作，应强化在问责工作上专职机构的综合作用；问责制度离不开社会参与，官员权力应该为人民所用，接受人民监督必不可少。问责主体需要逐步与民众民意、社会舆论的监督接轨，与人大、政协等专门机构的日常监督接轨，只要出现伤害公共利益的问题，就能够引发民众举报和反映，就能够引发媒体实事求是的披露；在问责过程中，亦应公开透明，这不仅是向中央交代，不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和奖惩，更重要的是向人民交代。
第四篇：监督问责机制
监督问责机制
制定教育督导条例，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健全国家督学制度，建设专职督导队伍。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加强义务教育督导检查，开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督导检查。强化对政府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建立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
严格落实问责制。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建立健全层级监督机制。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
刘圩小学
2012年9月1日
第五篇：金融监管机构问责机制探析
摘要:随着金融体系重要性的加深,金融监管机构日益独立于政府部门。在这一趋势下,为防止金融监管可能存在的腐败、低效率、高成本等问题,加强对金融监管权的监督成为必要。为解决这一课题,从立法机关的监督、法院的司法审查、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金融监管机构自身治理和社会监督等角度出发,探讨构建一个适合我国银行监管当局适用的程序化、体系完整的问责制度。
关键词:金融监管;问责制度;独立性
一、国外金融监管问责机制考察
金融监管问责,按照Quintyn等人(2006)的观点,可分为机构问责、归制问责、监督问责和预算问责四个部分。从国外的实践来看,一个完善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的建立首先要考虑金融监管机构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问责关系;其次,这种问责机制还应该建立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的基础之上,这样,可以允许他们看到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方面的工作,创造或培养出对金融监管机构目标以及成绩的广泛理解,从而有助于监管者建立起声誉;最后,监管者自体问责也是必须的。(一)机构问责
1.与立法机关的问责关系。在西方,议会凭借立法权影响监管活动,负责建立金融监管机构运作的法律框架。金融监管机构向立法机关问责有三个目的:确保金融监管机构具有适当的使命;确定赋予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得到有效履行并有利于实现预期的目标;在需要对立法进行修改时,提供交流渠道。立法机关不应该对金融监管机构行使直接权力,或具体指导金融监管机构如何从事其监管活动。2.与行政机关的问责关系。行政部门对金融政策的总体方向和制定负有最终责任,并且政府作为规章发布者,在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董事会成员任命上发挥关键作用,所以,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对相关行政部门负责。(二)监督问责
即与司法机关的问责关系。金融监管机构决策影响的个人和公司应有通过法院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鉴于金融监管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对监管措施的司法审议是其问责关系的基石。这种问责形式在事后基础上进行,以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行动在法律限度内。英国在此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三)归制问责
即如何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及公众负责。大部分金融监管机构是通过向被监管机关征收的费用来获得全部或部分资金的,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向那些为其提供资金的人负责。透明度、协商与参与和承担对监管影响(RIA)的分析是建立和维持此问责的有力工具。(四)预算问责制度安排
为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主权,最好让它在财务上独立于政府。要达到这种结果的办法之一是由受监管机构支付监督活动花费。然而,这可能为受监管机构行使不当影响开方便之门。因此,无论获取资金的方式如何,都应该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明确报告资金支出情况。(五)同体问责的制度安排
在很多国家,金融法律对监管机构治理结构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最高监管权力层至少设置三类部门:第一类是决策部门,一般是监管机构的董事会;第二类是执行部门,直接负责管理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工作;第三类是监督部门,是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内部问责人,可要求后者分别就监管决策和执行过程做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并负责对监管机构的治理、财务、人员薪酬、风险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问责。这三类部门的设置为部门间的互为问责提供了基础。
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问责机制的现状与完善:以银监会为例
Quintyn等人(2007)通过对世界32个国家银行监管机构的问责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得出了这些国家在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前后的问责指标得分(以100为满分),其中,这32个国家的平均数改革前为40,改革后为61;中国改革前得分是19,改革后是38,数值相对较低。在实践中,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各方在完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方面都作出了颇大的努力,但是,仍旧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加以完善。(一)异体问责
1.当前的金融监管问责视野较狭窄。这是异体问责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现行问责机制大多停留在监管机构内部的等级问责,即上级问责下级,这与民主政治的要求是不相符的。等级问责尽管在效力上具有优势,但如果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上级的责任由谁来问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其结果必然是最高的一级无人追究责任。在我国,无论是银监会、银行,还是立法机构都没有意识到被监管机构可对银监会实施问责。同时,监管部门对公众负责表现得更多的是尽到公布政策的义务,一旦所监管的银行出了问题,在公众如何问责监管机构以及其如何对公众更加负责这点上并没有更多的说明。我国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没有赋予利益相关人制定银行规章的动议权,对银行规章起草时是否要听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听取意见采用的形式规定得较为模糊和随意,而对在银行规章审查阶段如何处理利益相关人的意见也是模棱两可(周仲飞,2007)。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与有关部门没有解决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有关。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就必须丰富异体问责的内容。其一,出台保障银行问责监管机构的法律,在制度上确定监管机构应该对上级相关部门、被监管机构以及公众负责,以及这些主体对被监管机构实施问责的较具体的形式。其二,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监管机构内部机构设置上增设一个“行业与公众参与协调办公室或委员会”,成员中有金融业界的代表,同时,也要包括来自学术界、中央银行与消费者协会的代表。此举可以在促进监管机构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广泛的咨询磋商,使前者更加负责且更好地服务于后者。其三,增加对RIA的评估,作为发布监管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这可以使得受影响各方对新监管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成本负担能够有清楚的认识,也可以作为监管机构是否对受影响各方负责的一个指标来进行问责。其四,要加强监管问责透明度建设,保证问责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可以在银监会内部增设监督委员会。
2.银监会对国务院负责,但人大和政协有权召开会议听取银监会相关汇报,有义务办理人大政协提交的议案。在我国,人大对银监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大会议召开期间银监会有义务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和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监督力度有限。如果把监督银监会能够纳入人大专门委员会(如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财经委员会以其委员的专业知识和时间精力代表人大行使监督权力不失为有效的监督方式。
3.由于我国法院无权对银行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这类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同时,对某些监管措施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而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也含糊不清,这些缺陷使司法救济要作为问责我国银行监管机构的有效手段仍任重道远。在这方面,既能达到司法救济的目的又能保证监管独立性的较好方法是组建专门法庭,由具有银行监管知识的法官来审理案件。(二)自体问责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体问责制主要采取垂直问责的形式。《银监法》第十二条规定了银监会应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银监会于2007年1月1号开始试行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履职问责试行办法》(下称办法)对于全面推行依法监管,规范自体问责,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银监会自体问责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需要合理改进。1.部门设置不尽合理。银监会按照业务的模块横向设立部门,这种结构方式仅适合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对监管决策过程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徐慧娟,2007)。应该建立最高决策中心及其(常务)顾问委员会与具体的执行委员会。最后,应考虑设立合适的监督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共同构成监督管理层,使得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和内控制度有效和得到推行。
2.问责委员会的设置不尽合理。履职问责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作出追究责任、不追究责任或免责的决定,而履职问责委员会组成人员又来自于其内部,独立性很难保证。对此,可以通过设立一个较大范围内的问责委员会的方式来解决自体问责主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问责委员会的部分来自于银行监管部门内部,同时,加入来自金融领域的专家以及银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协会的人选,适当补充(金融)法学方面的专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具体承办问责的日常工作。定期(半年或一年)对监管机构的业绩以及监管人员尽职程度进行评价。
3.有免责条款(详见第二十条),但是这只是试行办法,并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上来保障对监管人员的法律保护。要真正在法律上建立合适的监管者保护制度。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倡对善意行为免责,且为多数国家采用。但是,法律保护银行监管者,并非免除银行监管者所有行为的责任。工作人员必须在自己职责权限之内根据自己所管理的法律来严谨、忠实地履行工作职责,才能免责。同时,可考虑提供有限的法律补偿,尽量为监管工作人员的尽职工作扫除后顾之忧。
4.对于问责的过程与结果,并没有是否公开的说法。这对于基于最大透明度下的问责来说,与其精神是不相符的。如果只是内部处理,很难保证其有效性。应该逐渐加强自体问责的透明度建设,问题人员的处理,无论处罚或免于处罚,信息都要及时的公开,对于原因也要作充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含岭.加强金融良好监管治理机制中的透明度建设[J],国际金融研究,2003,(5).[2]Arnone,Darbar,andGambini.BankingSupervision:QualityandGovernance[R].IMFWorkingPaper,2007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IMF.CodeofGoodPracticesonTransparencyinMonetaryandFinancialPolicies[S].2000.[5]钟伟.新巴塞尔协议和操作风险高级衡量法框架[J].金融与经济,2005,(2).[6]王国刚.中国银行业的治理机制[J].农村金融研究,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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