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推进落实“签字背书”机制 强化问责

第一篇：新推进落实“签字背书”机制 强化问责

推进落实“签字背书”机制 强化问责

日前，纪委信访室立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紧紧围绕年度工作任务与目标，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实现“三转”。

纪委信访室充分发挥纪委的组织协调作用，聚焦各乡镇及县直机关单位领导班子的权力规范运行，深化巡视检查，增强信访工作的针对性，推进落实信访案件线索报告制度、各纪委书记“签字背书”机制，提升信访工作效率及追责力度。

“签字背书”制度力求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通过实行“签字背书”制度，依照“一案双查”要求，严格执行信访案件处置责任制、作风建设倒查机制、作风建设相互制约机制；健全责任机制，落实追究相关领导主体责任、纪检监督责任、分管领导监管责任和信访案件调查组人员直接责任。进一步强化担当意识，把有案必查、有错必纠的工作作风引向深入，确保作风建设常抓不懈，打造一支为民务实的干部队伍。

第二篇：监督问责机制

监督问责机制

制定教育督导条例，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健全国家督学制度，建设专职督导队伍。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加强义务教育督导检查，开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督导检查。强化对政府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建立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

严格落实问责制。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建立健全层级监督机制。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

刘圩小学

2012年9月1日

第三篇：问责机制2

【背景链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5月22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问责”制度纳入党的纪律条例，第一次规定出问题不仅要问责行政负责人，更要问责党委负责人，也是第一次对被“问责”官员“复出”作出明文规定。

2010年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各地区、各部门对中央的决策部署要执行有力，绝不允许各自为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要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行政。

【标准表述】

[内涵]问责机制说到底是一个谁来问责的问题，是一个向谁负责的问题。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然是要对人民负责。所以问责机制的内驱力就要落实在群众的监督权上。常态化的政府问责，必须以健全的问责机制为基础，通过立法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始终处于一种负责任状态，杜绝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脱离法定责任机制的监控。

[意义]第一，它是硬约束。制约、规范了领导权力，有多大的“权”就担多大的“责”。这必将大大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第二，它是宽范围。以前行政行为出问题，主要问责行政负责人，党委负责人并没有进行问责的规定。问责规定第一次把党委负责人纳入问责范围。第三，它是民字牌。这个规定不但把依靠群众写入原则之中，而且明文点出“检举、控告”是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来源，并重视对群体性事件的问责。另外，对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官员异地复出现象，也做了详细规定。

[措施]一方面要从立法上进一步细化政府和官员的权责，不仅开出官员明细的“权力清单”，更需设计出明确的失职状态下的责任后果;另一方面，须以严密的规则将各种责任方式、问责主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实现的监督等纳入法制轨道，尤其是要建立对问责的事后监督制度，对免职官员的复出进行必要的约束，以防止官员问责流于形式。

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指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责制度要跟上。

其一，自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全党和全国民众网民对总书记这个百姓渴求的指示反应十分热烈。这是因为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近些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度增长，政府应该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二是随着公民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公民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随着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百姓期待更多地参与和分享改革成果等客观问题越来越突出。而现实生活中，像记者暗访的长沙市人性化服务不能让人满意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客观上仍然存在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等问题，门难进、脸难看、服务意识淡漠、服务能力低下等状况依然存在。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急需深化，而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责制度要紧紧跟上，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其二，众所周知，我国从2003年非典期间的官员问责以来，官员问责不断由中央层面辐射到地方层面。无论是属于中央权限的部级干部被问责，还是国务院派往各地的调查组问责一些重大事故或事件中的地方和部门官员，总之，最初的官员问责是在中央层面促成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自觉而主动地在中央这一精神指导下，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自己的问责办法，问责制决在实践中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许多地方行政部门与执法单位针对相关问题纷纷推行“问责制”，并陆续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有关官员被问责的新闻也频频见诸报端。但作为“新生事物”，问责制目前还局限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大的领域，比如，重大事故、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等等，而对于诸如便民服务、公共设施、交通拥堵、噪音污染等事关老百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等民生层面却很少引入“问责制”。现实中，一些领导也热衷于办大事、习惯于大手笔，不屑于为群众的小事操心，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疾苦，摆不上案头、上不了心头——老百姓交费难只是“小菜一碟”，小区垃圾堆积如山“不屑一顾”，居民出行不便、交通拥堵“不值一提”„„有的干部对群众的疾苦不仅不闻不问，甚至到了问题绕不过去的时候也不愿拍个板说句公道话，生怕得罪了那些部门。目前我国有500多万公务员和近3000万事业干部，不用问责办法来增强其责任心，干好干坏一个样，怎能保证做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其三，其实“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是一句政治口号，不能仅仅挂在嘴上。跟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决不能“抓大放小”，而应该“举轻若重”。发生大事故、大案件、大损失需要问责，对于“小事”中的“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行为，同样也不能逃避和豁免其应承担的责任。这既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也是打造服务型政府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同时，让其问责制度紧紧跟上，让那些漠视群众利益的人自食其果，让那些习惯于“盛气凌人”的公务员感到压力，加强责任约束，才能将总书记“建设服务型政府”指示落到实处，才能造就一支群众满意的公务员队伍，进而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问责机制最终形成的过程

伴随国内一系列食品、矿山、公共设施等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一股强力问责风暴在神州刮起；中央事后问责的严厉举措，无疑是重大突破，而以此为契机，避免“免了领导、免不了事故”，建立“科学有效、预防为主”的问责机制，真正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内涵，应引起更大重视。

行政问责自古有之，但真正制度衍生举步迟缓，问责制度滞后于问责需要。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SARS期间，问责官员逐渐走进公众视野；2008年5月，国务院进一步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虽然有了对官员涉及“安全工作重大责任事故、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监督严重失职的对应表述，但条款宽泛，定性人为掌握程度太大。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问责机制，要在观念上纠偏。公务员一直是经济利益稳定、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官员则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便捷通道，可以拥有前呼后拥的威仪，可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里“创造性”地变通一切，其含金量很高、赔本几率很小。这一方面说明封建旧官场习气仍主导着相当多官员的行为，做官没有上升到社会责任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官员的职责混淆不清。是否具备相应能力，是否可以承担相应责任，是否因为失职、渎职、不称职而面临职业风险，是否应该谨慎和守则运用手中权力，大都被淡化。时至今日，监督官员仍是社会难题，一部分官员高高在上，把公权视为利己的私权，甚至走上大肆腐败贪污的道路。而此次问责风暴，对于纠正“官场”旧意识，还“官”以本来面目，具有极大启蒙意义。

建立一套奖惩分明、职责清晰的官员管理制度，对全面提高社会效率、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优胜劣汰、防止社会恶性事件发生，迫在眉睫。官员权力要逐步清晰，分工要逐步明确。对涉及社会民生的重大事宜，应有考核问责的科学标准，出现涉及社会稳定、环境破坏、公众权益、腐败案件、安全生产、社会信誉、用人失察等问题，相应官员应承担明确的对应责任；要坚持分级管理问责原则，中央究省部、省部究地司、地司究县处，让庞大的行政体系更多形成自发动员。只有层层感觉到压力，才能层层产生效能，很多问题才可以消灭于萌芽。对被处理过的官员，应上特殊名单，不能再变相录用。在问责形式上应予以更多的区别和解释。辞职、引咎辞职应是官员的一种自我修正和觉悟，不应是组织上的一种处罚，责令辞职、撤销职务以及追究其他责任，才具惩戒性。

党的纪律和监察机构，除了反腐败工作，应强化在问责工作上专职机构的综合作用；问责制度离不开社会参与，官员权力应该为人民所用，接受人民监督必不可少。问责主体需要逐步与民众民意、社会舆论的监督接轨，与人大、政协等专门机构的日常监督接轨，只要出现伤害公共利益的问题，就能够引发民众举报和反映，就能够引发媒体实事求是的披露；在问责过程中，亦应公开透明，这不仅是向中央交代，不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和奖惩，更重要的是向人民交代。

第四篇：县纪委建立健全问责机制推进“两个责任”落实调研报告

县纪委建立健全问责机制推进“两个责任”落实调研报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宗明义，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明确这“两个责任”是对党章的重申，是对党委、纪委工作职责、工作关系的界定，只有建立健全职责清晰、责任明确的问责机制，用制度和规定倒逼“两个责任”落实，才能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一、“两个责任”落实现状

（一）主观认识上落后。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发力、加码施压，强调有权必有责，要求党委承担主体责任，纪委负责监督责任。然而，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固守旧观念，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学习不透、理解不深，对如何抓、怎么抓不思考、不谋划，认为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开开会、表表态、签责任书。去年，我县按照中纪委“三转”要求，全面清理纪检监察干部不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经三番五次强调，仍有 3 个镇的纪委书记分管其他工作，9 个镇的纪委副书记、监察干部兼任其他业务，拿着纪检津贴不干纪检工作，所在镇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被多次点名道姓批评和提醒谈话。

（二）责任分工上不明。部分党委(党组)在班子成员分工上，认为把党风廉政建设划分给某位同志专门分管就是落实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高高在上，对“第一责任人”职责置若罔闻、不管不问。班子成员对“一岗双责”模糊不清，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有人专抓，自己分管的只是业务工作，于是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不安排、不检查、不落实。班子集体和班子成员对眼皮底下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如我县湄江镇在计生迎检工作中，分管领导组织为检查组送红包被免职，镇党委书记、镇长把关不严被问责处分，就是由于只重业务，不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和“一岗双责”造成的。

（三）常态推进上乏力。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是政治运动、阶段活动，“四风”纠正也好、集中整治也好、专项监察也好，认为是一阵风，吹一阵子就过

去了，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新目标、新任务麻木不仁、推责推诿，热衷于当“太平官”、“逍遥官”，对主体责任不安排部署、不监督检查，对监督责任不明要求、不下任务，工作开展没目标、没定力。如在今年的党风廉政建设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工作中，全县清理出41 个单位在“四风”方面均有反弹现象，涉及共性问题 5 个，个性问题 102 个，反映出部分单位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得过且过、形式应付。

（四）考核内容上不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缺乏科学规范、定性定量、方便易行的考核硬指标。注重以资料来取舍成绩，在季度检查、年终考核中资料都齐全完善，干部队伍都清正廉洁，一旦有群众举报就被逮出问题、查出腐败。领导干部的奖惩、选拔任用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脱钩，只要个人清正廉洁，其负责领域、分管领域有否腐败、有否问题都无关紧要，领导干部照常提拔重用，班子考核照常运行正常，导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同虚设、形同“稻草人”。如在最近几年的年终目标考核排位工作中，更多看重业务工作的成绩，而在党建，尤其是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核权重相对较小，导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形式化。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党性观念弱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缺位根子在党性观念弱化，党性观念是落实“两个责任”的重要前提。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只看重行政职务，习惯以官职相称，把自己简单地等同于“官”，忘记了自己的党内职务和职责，忘记了党管干部、党管一切的要求，对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知之甚少、不管不问、遮遮掩掩、避重就轻，导致问题由小变大、由少变多，甚至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问题。

（二）形势任务不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纪委以上率下、以上促下，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层层传导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形成了从严管党、依规治党的强劲态势。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深刻分析当前形势，系统论述了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强调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然而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清醒认识和深刻把握这一形势和任务，工作上被动接受，群众举报时

才重视监督检查，上级集中整治、调度推进时才开会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新形势下的新常态工作节奏格格不入。

（三）担当意识不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担当就要理清责任、认领责任。有些党委（党组）书记不明白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的内涵，不敢旗帜鲜明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管人、管事、管财上不敢担当、不敢负责、不动真格，爱惜自己的羽毛，最终酿成不良后果。在落实监督责任方面，有的纪检监察干部过分强调客观原因，只想着与同级党委（党组）搞好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监督、不愿负责，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导致主业失职失严。

（四）持续发力不够。党中央明确指出，要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后、八项规定出台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仍不收敛的顶风违纪行为，越往后执纪越严。然而有的党委（党组）在管干部、带队伍上紧一阵松一阵、进三步退两步，不能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在落实从严管党、依规治党要求上打折扣搞变通绕圈子。部分纪检监察干部

“等靠要”思想严重，与“忠诚干净担当”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聚焦监督执纪问责的精力不足、能力不够，只涉浅水区、难涉深水区，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惩处不力。

三、建立健全配套制度抓落实

（一）健全党风廉政责任制，“签字承诺”促落实。针对主观认识落后、党性观念弱化等问题，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建立并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签字承诺制度，将责任倒查和责任追究落到实处，严肃纪律审查，切实唤醒党章意识、纪律意识、责任意识。建立和完善廉政谈话、任职谈话、提醒谈话、警示谈话、诫勉谈话等制度，对“签字承诺”事项落实不力、弄虚作假的，将给予相应组织处理及党政纪处分。我县在党风廉政建设集中专项整治中，严肃纪律抓整改，县委“五人小组”集体约谈落实主体责任不力 15 人，分别进行个别约谈 7 人，县纪委约谈落实监督责任不力 10 人，就是对落实“签字承诺”事项，推进“两个责任”落实敲响警钟。

（二）建立失职追究制度，“一案双查”促落实。认真制定“一案双查”实施方案，将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和“一岗双责”落实情况切实纳入“一案双查”范围，将“一案双查”具体化，明确适用对象、情形，调查程序和责任追究方式，对发生系统性、区域性腐败案件和长期存在不正之风的，坚决实行“一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做到有权就有责、权责相对等，着力解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工不明、形式任务不领等问题。

（三）建立“三述一评”机制，“共同监督”促落实。建立党委（党组）书记和纪委（纪工委）书记向上级纪委述职报告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情况并接受评议工作制度，定期开展以述责述廉述效评议为主要内容的“三述一评”活动，有针对性安排党委（党组）及纪委、纪工委到纪委全委会、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大会等会上述职报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落实情况，形成落实“两个责任”的高压态势，克服常态推进乏力等问题。今年以来，有 15 个党委（党组）和 10 个镇纪委、5 个纪工委，先后在县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全县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大会上分别进行了述责述

廉述效报告，形成了经常抓“两个责任”落实的强劲态势。

（四）健全考核评价制度，“奖优罚劣”促落实。坚持平时检查和年终检查相结合、全面检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加强“两个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根据考核结果，对评为优秀的党委（党组）进行表彰，对排名靠后的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对评为不合格的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考核结果同时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业绩评定、表彰奖励、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列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重要内容。

第五篇：教育问责机制中文材料

健全问责机制

促进学校发展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教育形势下，中国的教育在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基础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北京市朝阳区是中国改革发展极具代表性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实力不断攀升，教育的进步发展也有目共睹。本地区中小学在各项工作中均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教育行业和学校内部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学校的发展。其中，教育机构和学校的问责机制不健全便是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性问题。

我们知道，问责制是指问责主体对其管辖范围内各级组织和成员承担职责和义务履行情况进行监察、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它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相关人员的权利和行为，最终达到明确责任、改善管理的目的。在一个教育机构或一所学校中，领导干部、校长、中层领导、职员、教师都要一定的权力和义务，也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担负着一定的风险。在一所学校中，校长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着培养学生成才，引领教师专业成长、加强队伍建设、督促学校发展的各方面任务，他拥有着学校在人、财、物方面的决定权，掌握着学校的大政方针，但他的责任也是巨大的：学校的师生员工、学生家长、主管部门都可以因为他工作的的某个方面做得不好而向他发难、问责。同理，学校的其他副校级领导、中层干部以至于班主任、任课教师，都拥有着各自的权利，可能是行政方面的，也可能是教学方面的，或许是其他方面的，他们在拥有各种权利的同时，也担负了相应的责任。按照问责制的要求，校长、其他副校级领导、中层干部以至于任课教师在完成自己工作的时候发生问题、出现事故，甚至出现责任案件，就应该受到责任追究，受到相应问责以致于接受相应的处罚与惩罚。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教育教学的实际工作中做到责、权、利分明，才能做到人尽其责，才能有利于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从而促进学校的发展。

问责制作为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应该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广泛实施，以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但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学校在实施过程中打了折扣，或者是没有问责，或者是轻描淡写从轻了事。在一些学校里，教师不能正确履职、发生教学事故未作处理；有的教师违反规定乱补课未作处理；有的干部对自己份内工作推诿拖延未作处理，这表现出的是学校的管理方面的问题，更是问责制不健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影响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学校的声誉，严重地阻碍学校的发展。

在北京某区一所寄宿制学校里，学校有三百位住宿生，全部住在一幢四层公寓楼里。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学生每天晚十点就寝，早六点起床，夜里楼门、校门都是紧锁的，有宿管老师和干部值班，门卫也有警更人员值守。学校也有明确规定，晚上就寝时间是不能随意外出的。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一名住在三层的学生，偷偷溜出宿舍去会朋友，由于楼门紧锁，无门可出，他从三层窗台上一点点溜下，又从紧锁的大门上跳出，没有出什么问题。凌晨三点多钟，他在返回宿舍向三楼的窗户攀爬时，在二楼窗户附近掉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他叫喊起来，有人把他送进医院。这是一起典型的安全事故，但学校却以有纪律规定、学生自己违规而推脱责任，也没有追究其他责任人的责任，没有任何人因为这起安全事故受到惩处。实际上，从问责制的角度来说，有许多人是逃不了干系的。学校有相关规定，但平时该宣讲强调的宣讲强调了吗？三层窗户学生能跳出，有没有做好防范呢？学生跳出跳入的时候，宿管人员、值班干部、大门门卫，又都到哪里去了呢？实施责任追究，健全问责机制，他们都脱不了干系，校长是学校的责任人，对于安全事故，也逃脱不了应有的惩罚。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纪律要求强调再强调。校长、主管干部、班主任、宿管人员要时时刻刻提醒学生，不单要在口头上宣讲，还要在档案材料上做好详细的记录。值班干部、宿管人员、大门门卫的责任意识要不断增强。责、权、利是对立统一的，加强巡视，保持警惕，细致工作，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减少安全伤害事故的发生。学生摔伤后，要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抢救治疗，第一时间报告给主管领导、报告校长，并尽快通知学生家长，校长视情节严重决定是否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在事故处理过程中，要对相关责任人员酌情进行责任追究，该做检查的做检查，该处分的处分，该处罚的处罚，校长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就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所学校所发生的这起安全伤害事件中，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是极端错误的，体现出的核心问题便是问责制不健全的问题。学校的管理出现一些问题，不利于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严重制约学校的发展。作为学校的校长，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负起相应的责任，如何建立健全问责机制，以促进学校的健康发展。

在当前不断变革发展的教育形势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校长必须认清形势、不断反思、更新观念，充分调动干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更要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校长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第一责任人，要受到来自外部、内部的多个方面的问责，有政府方面的，有社会方面的，有道德方面的。作为负责任的校长，他就要充分考虑、不断反思，要为学校、为教师、为学生做些什么；怎样去做才能有利于学生、教师的成长、提高；才能有利于学校的发展、进步。他要考虑，我该负责什么？我该对谁负责？我该什么时候负责？我该怎样表现问责制？负责任的校长要在道德允许，法律框架内从事自己的管理工作，还要充分得理解、运用相关政策，做一个灵活、有自由度的校长。

在前边我所列举的案例中，学校出现了安全责任事故，没有人因此受到责任追究，也就是说没有人被问责，学生及家长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因而产生怨恨情绪。其他教职工看到无人对此次事件付出代价，受到惩罚，当然也会产生不满，滋生怨言。学校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批评，学校的声誉也受到影响。如果学校建立健全了责任追究制度，有了较为完善的问责机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作为负责任的校长，他要考虑校长、学校要向谁负责？要办让人民满意的学校，要想让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就要树立为学生、为家长、为社会负责的责任观念。负责任的校长还要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家长、社会要对学校提出哪些方面的问责？安全无小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当然要放在首位。学校的办学成绩、教育教学管理、校园建设等，也都推脱不了社会各方面的评判和监督。作为负责任的校长，他还要考虑，学校领导如何向学生、家长及社会展现或证明它的问责制？是不是有具体的动作。问责制是一种硬性约束，它既有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还有法律责任，校长、干部、教师都有或多或少的权利，有多少权利就有多少责任。实施问责制必须明确问责制度的构成：一是问责主体。二是问责对象。三是问责内容。四是问责形式。这些内容是相互联系的。

我们结合前面所述的案例分析，学校安全责任事故发生了，学生、家长有权利问责。他们问责的主体应该是学校，问责的对象就有多个了，校长、主管干部、值班干部、宿管教师、门卫都可说是问责的对象，因为在此次责任事故发生过程中，他们都承担或多或少的责任。问责的内容可多可少，可深可浅，是教育不到位还是防范疏忽，是监督不力还是处理不及时，谁承担道义责任，谁承担法律责任，这就需要有关法律规定或相关部门来界定了。在问责方式方面，出了安全事故，而且惊动了上级主管部门，甚至媒体对此也做了披露，按照责任追究制度的有关规定，要对校长、主管干部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或通报批评，或降级降职，或调离工作岗位，以至于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按照健全的问责制处理，相关人员受到应有的责任追究，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赏罚分明，才能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才能够收到让学生、家长、社会和全体职工都满意的效果。

学校的问责制度可以是多方面的，要面向从校长到教职工全体，要本着实事求是、责权统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要在教学管理、德育管理、行政管理各个层次充分展开。不正确履职的要问责；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完成交办任务的要问责；职权范围内事项推诿或拖延办理的要问责；发生教育教学事故要问责；违反规定乱收费补课的要问责；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要问责。问责的方式从诚勉谈话开始，可视情节轻重做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停职降职，以至于追究法律责任。通过问责，让校长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做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建立健全问责机制，能更好激发干部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好地促进他们的工作。问责是手段不是目的，问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它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因素，促进教育事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发展日新月异。学校要想进步发展，离不开学校上下的一致努力，离不开学生、家长、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建立健全问责机制，才能更好的调动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才能更多地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帮助，学校才能又快又好地发展，更好地实现办人民满意学校的目标。

参考文献：

康思婷 《批判性的反思型领导》 2011 杨建顺 《论危机管理中权利配置与责任机制》 2003 孟卫东 《教育机制问责制的视角》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