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党内问责机制建设问题研究

第一篇：关于深化党内问责机制建设问题研究

关于深化党内问责机制建设问题研究

关于深化党内问责机制建设问题研究 时间：2016年06月22日

王品华 年初，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十八届六次全会上指出：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从实践情况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推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在党内问责方面查处了一大批典型案件，体现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职必追究的鲜明导向，有效推动了“两个责任”落实，党内问责的丰富实践，为进一步完善党内问责制度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健全党内问责制度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

一、关于党内问责启动方面问题一是问责概念不清。有的认为党内问责，就是对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不履行、违法履行或怠于履行工作职责，导致党的形象、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或者造成其他不良影响，依据党内法规追究责任的活动，既包括党纪处分，也包括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职务调整等其他所有的责任追究方式。有的认为，党内问责仅指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力，但又没有构成违纪的党员干部实施责任追究的行为。有的认为党内问责内容情形，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履行所有职责行为的问责，有的则认为仅限于落实党的建设责任不力问题的追究，不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二是问责对象不明。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一把手”责任与分管责任难以分清。实践中有的以集体责任代替个人责任，用分管责任代替“一把手”责任，操作弹性及空间过大，规定不够严密。比如，“决策失误”、“选人失察”，往往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出现问题到底追究哪个人的责任，往往难以判定。另外在什么情形下，上追一级或上追几级，也缺乏具体标准。有的同志提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弱化”、“抓党风廉政建设不敢担当造成严重后果”等问题，一般只认为只是党委、纪委“一把手”的责任，其他分管领导是否也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都需要明确界定，以压缩自由裁量的空间，确保应追必追到位。三是问责程序不细。哪些情形必须问责，由谁提出问责，在程序要求的规定不细。在目前问责实践中，有的是党委提出问责，有的是纪委直接问责，有的是纪委提出报请党委问责，但到底应由谁提出启动，没有明确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纪委启动问责机制直接套用需要给予党纪政纪的失职渎职案件的程序。由纪检监察机关各业务室根据自己对所查处案件的理解把握来提出问责建议，有的地方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就同步启动责任追究，有的则是案件办结后再启动追责问责，更多的则是等上级督办、领导批示后才进行责任追究，随意性较大。同时，党的组织部门也承担着抓党的建设的职责，对管党治党不力、党的领导弱化的单位和领导干部，也有启动党内问责的职能，哪些问责需报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哪些不需要报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哪些需要纪委、组织部门共同实施问责，不够明确，没有细化。

二、关于党内问责机制体制问题一是缺乏顶层设计。目前，开展党内问责的法规依据主要是《党章》、《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关于问责的条款规定零散出现在这些党内法规之中，问责内容不聚焦，问责标准不明确，而且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等方面严重缺乏统一性，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比如，《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明确诫勉谈话比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问责程度要轻，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规定诫勉谈话比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问责程度要重，根本原因是缺乏一个从顶层设计的《党内问责条例》。二是缺乏配套机制。在“一案双查”倒追问责方面，党内问责相配套的制度，包括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申辩制度、救济制度、公开制度等，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绩效考核方面，存在过于强调惩罚机制而忽视激励机制，容易滋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政绩观”，而且绩效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影响了实施问责的实效性，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党内问责的开展。三是缺乏严格追究。少数地方刚性落实党内问责不够，主要存在着“五多五少”：问责的“鞭子”高高举起的时候多；动真格打下来的时候少；问责追究采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书面检查的多，给予党政纪处分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的少；“弃车保帅”、“追小保大”、“追副保正”等现象多，对单位“一把手”、或层级较高的领导干部追责的少；对党政机关问责的多，对企事业单位问责的少；对引发重大事故问责的多，对管党治党责任问责的少。在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过程中，也有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代替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问责措施的现象。针对一些地方依然存在着有问题不查、有责任不追究，不按规定要求实施“一案双查”、偏袒失责干部、推脱掩盖责任的不良现象，缺乏专项监督检查，对不抓责任追究的责任问责不够。

三、关于党内问责方式情形问题一是问责方式不一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问责方式主要有：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五种；《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问责方式主要有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党纪政纪处分、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和降职等方式。《湖北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也提出了八种方式，其他还有问责实施评先彰优、提拔重用等“一票否决”的方式等，党内问责没有形成统一的方式。二是问责情形不明确。党内问责的情形主要有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不力的；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措施不力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力的；落实“两个责任”“一案双查”的；决策严重失误的；发生重大事故的；引发群众性事件的；选拔任用干部失察失误的；经济责任的，等等。对这些党内问责的情形，缺乏统一的梳理，导致有些方面情形问责了，有些方面情形的问责又出现了疏漏。三是结果运用不充分。当前，责任制考核和绩效考评的结果一般都是对前几名和后几名进行表彰或约谈，并没有转化为责任追究的直接依据。责任追究基本上是“一事一追”，没有做到“一年一评”、“一年一追”。同时，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挂钩也往往停留在文件上，容易出现互相脱节、“两张皮”的现象。问责追究结果没有实现和组织、人事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与干部评先彰优、选拔任用挂钩不紧密，减弱了问责的严肃性和威慑力。

四、关于党内问责衔接协作问题一是党内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效率困境。在行政问责中，对政府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停职检查、引咎辞职、免职等问责方式，在实际问责中往往操作程序复杂、环节较多，由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与组织人事部门协调才能将问责实施到位。同时，政府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往往兼任单位的党委书记，如果直接实施党内问责，往往问责效率会更高，但如果问责事项仅属行政决策失误导致的，又显得不够合适。二是党内问责与党政纪处分之间的衔接困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需要同时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但是现实中，有的党组织认为《纪律处分条例》已经要求很严很细了，只要依靠“六大纪律”来约束党员干部就可以了，不善于经常用党内问责方式来强化管理与监督党员干部。有的在实施通报批评、职务调整等党内问责措施后，应当对个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往往没有给予处分，存在组织处理代替纪律处分的现象。比如，有的根据调查情况给予问责之后，又发现新的问题线索或证明，也没有继续深入调查，及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有的在实施党内问责事后，没有对问责效果进行综合评估，没有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跟踪评定，再确定是否进行党纪政纪处分。三是问责决定机关与实施机关之间的协作困境。党内问责主体包括党委、纪委和组织部门等，落实行政职务调整、职级待遇调整等具体问责事项，有时还需要人大、政府、人社、财政等部门相互配合，但是因为缺乏明确的工作机制，导致在实践中往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问责决定机关与实施机关之间、问责实施机关相互之间分工不明确、沟通不到位，有时容易出现缺位、越位问题，甚至由纪委负责“包办”，导致问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欠佳等问题。四是党内问责与党外关注之间的现实困境。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往往被舆论广泛关注，社会反响强烈，在实施党内问责时，往往涉及到政治纪律、保密纪律，不能及时向社会公布全部事实真相，社会公众所能看到的只是党内问责结果，而对问责过程一无所知或所知有限，党内问责的透明性不够，导致社会的质疑声不断发生。此外，一些被高调问责的领导干部时隔不久又低调复出，对于能否复职、多长时间能复职、复职有何程序，还未有明确规定，也容易引起群众的质疑。（作者系市纪委干部监督室主任）

第二篇：问责机制2

【背景链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5月22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问责”制度纳入党的纪律条例，第一次规定出问题不仅要问责行政负责人，更要问责党委负责人，也是第一次对被“问责”官员“复出”作出明文规定。

2010年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各地区、各部门对中央的决策部署要执行有力，绝不允许各自为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要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行政。

【标准表述】

[内涵]问责机制说到底是一个谁来问责的问题，是一个向谁负责的问题。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然是要对人民负责。所以问责机制的内驱力就要落实在群众的监督权上。常态化的政府问责，必须以健全的问责机制为基础，通过立法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始终处于一种负责任状态，杜绝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脱离法定责任机制的监控。

[意义]第一，它是硬约束。制约、规范了领导权力，有多大的“权”就担多大的“责”。这必将大大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第二，它是宽范围。以前行政行为出问题，主要问责行政负责人，党委负责人并没有进行问责的规定。问责规定第一次把党委负责人纳入问责范围。第三，它是民字牌。这个规定不但把依靠群众写入原则之中，而且明文点出“检举、控告”是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来源，并重视对群体性事件的问责。另外，对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官员异地复出现象，也做了详细规定。

[措施]一方面要从立法上进一步细化政府和官员的权责，不仅开出官员明细的“权力清单”，更需设计出明确的失职状态下的责任后果;另一方面，须以严密的规则将各种责任方式、问责主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实现的监督等纳入法制轨道，尤其是要建立对问责的事后监督制度，对免职官员的复出进行必要的约束，以防止官员问责流于形式。

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指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责制度要跟上。

其一，自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全党和全国民众网民对总书记这个百姓渴求的指示反应十分热烈。这是因为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近些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度增长，政府应该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二是随着公民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公民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随着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百姓期待更多地参与和分享改革成果等客观问题越来越突出。而现实生活中，像记者暗访的长沙市人性化服务不能让人满意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客观上仍然存在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等问题，门难进、脸难看、服务意识淡漠、服务能力低下等状况依然存在。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急需深化，而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责制度要紧紧跟上，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念，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其二，众所周知，我国从2003年非典期间的官员问责以来，官员问责不断由中央层面辐射到地方层面。无论是属于中央权限的部级干部被问责，还是国务院派往各地的调查组问责一些重大事故或事件中的地方和部门官员，总之，最初的官员问责是在中央层面促成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自觉而主动地在中央这一精神指导下，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自己的问责办法，问责制决在实践中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许多地方行政部门与执法单位针对相关问题纷纷推行“问责制”，并陆续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有关官员被问责的新闻也频频见诸报端。但作为“新生事物”，问责制目前还局限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大的领域，比如，重大事故、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等等，而对于诸如便民服务、公共设施、交通拥堵、噪音污染等事关老百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等民生层面却很少引入“问责制”。现实中，一些领导也热衷于办大事、习惯于大手笔，不屑于为群众的小事操心，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疾苦，摆不上案头、上不了心头——老百姓交费难只是“小菜一碟”，小区垃圾堆积如山“不屑一顾”，居民出行不便、交通拥堵“不值一提”„„有的干部对群众的疾苦不仅不闻不问，甚至到了问题绕不过去的时候也不愿拍个板说句公道话，生怕得罪了那些部门。目前我国有500多万公务员和近3000万事业干部，不用问责办法来增强其责任心，干好干坏一个样，怎能保证做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其三，其实“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是一句政治口号，不能仅仅挂在嘴上。跟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决不能“抓大放小”，而应该“举轻若重”。发生大事故、大案件、大损失需要问责，对于“小事”中的“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行为，同样也不能逃避和豁免其应承担的责任。这既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也是打造服务型政府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同时，让其问责制度紧紧跟上，让那些漠视群众利益的人自食其果，让那些习惯于“盛气凌人”的公务员感到压力，加强责任约束，才能将总书记“建设服务型政府”指示落到实处，才能造就一支群众满意的公务员队伍，进而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问责机制最终形成的过程

伴随国内一系列食品、矿山、公共设施等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一股强力问责风暴在神州刮起；中央事后问责的严厉举措，无疑是重大突破，而以此为契机，避免“免了领导、免不了事故”，建立“科学有效、预防为主”的问责机制，真正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内涵，应引起更大重视。

行政问责自古有之，但真正制度衍生举步迟缓，问责制度滞后于问责需要。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SARS期间，问责官员逐渐走进公众视野；2008年5月，国务院进一步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虽然有了对官员涉及“安全工作重大责任事故、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监督严重失职的对应表述，但条款宽泛，定性人为掌握程度太大。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问责机制，要在观念上纠偏。公务员一直是经济利益稳定、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官员则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便捷通道，可以拥有前呼后拥的威仪，可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里“创造性”地变通一切，其含金量很高、赔本几率很小。这一方面说明封建旧官场习气仍主导着相当多官员的行为，做官没有上升到社会责任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官员的职责混淆不清。是否具备相应能力，是否可以承担相应责任，是否因为失职、渎职、不称职而面临职业风险，是否应该谨慎和守则运用手中权力，大都被淡化。时至今日，监督官员仍是社会难题，一部分官员高高在上，把公权视为利己的私权，甚至走上大肆腐败贪污的道路。而此次问责风暴，对于纠正“官场”旧意识，还“官”以本来面目，具有极大启蒙意义。

建立一套奖惩分明、职责清晰的官员管理制度，对全面提高社会效率、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优胜劣汰、防止社会恶性事件发生，迫在眉睫。官员权力要逐步清晰，分工要逐步明确。对涉及社会民生的重大事宜，应有考核问责的科学标准，出现涉及社会稳定、环境破坏、公众权益、腐败案件、安全生产、社会信誉、用人失察等问题，相应官员应承担明确的对应责任；要坚持分级管理问责原则，中央究省部、省部究地司、地司究县处，让庞大的行政体系更多形成自发动员。只有层层感觉到压力，才能层层产生效能，很多问题才可以消灭于萌芽。对被处理过的官员，应上特殊名单，不能再变相录用。在问责形式上应予以更多的区别和解释。辞职、引咎辞职应是官员的一种自我修正和觉悟，不应是组织上的一种处罚，责令辞职、撤销职务以及追究其他责任，才具惩戒性。

党的纪律和监察机构，除了反腐败工作，应强化在问责工作上专职机构的综合作用；问责制度离不开社会参与，官员权力应该为人民所用，接受人民监督必不可少。问责主体需要逐步与民众民意、社会舆论的监督接轨，与人大、政协等专门机构的日常监督接轨，只要出现伤害公共利益的问题，就能够引发民众举报和反映，就能够引发媒体实事求是的披露；在问责过程中，亦应公开透明，这不仅是向中央交代，不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和奖惩，更重要的是向人民交代。

第三篇：监督问责机制

监督问责机制

制定教育督导条例，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健全国家督学制度，建设专职督导队伍。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加强义务教育督导检查，开展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督导检查。强化对政府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的督导检查。建立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

严格落实问责制。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建立健全层级监督机制。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

刘圩小学

2012年9月1日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全文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全文

第一条 为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第三条 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

第四条 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第五条 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第六条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予以问责：

(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的;

(六)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七条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二)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重的，应当责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的，应当严肃批评，依规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二)诫勉。对失职失责、情节较轻的，应当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四)纪律处分。对失职失责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追究纪律责任。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八条 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第九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

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条 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篇：侨联深化治庸问责

市侨联深化治庸问责

推行周四学习、工作回顾一体化会议

今年以来，市侨联在全体干部中结合机关理论学习日，推行周工作回顾、新政策法规宣讲两结合，解决群团工作松散、计划性不强，责任意识淡薄，出工不出力等问题，深入推进治庸问责。

工作采取自学和讲课两种方式。做到每周以干部排班自动循环制原则，保障周周学习有内容，件件计划有落实，每月讲课不走过场。

制度落实分两步进行：首先制定季度学习日程安排表，干部值周表，确定学习内容，落实责任人；其次编排干部值周顺序表，如有值周干部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位，由后续人员自动填补，确保学习安排不落空，责任人员不轮空，学习有记录，工作有落实。

为保证学习效果，侨联领导在以身作则上下功夫：一是领导干部一个不漏的总结个人上周工作内容，提出下周工作打算，身先士卒做榜样；二是学习内容讲求实效。紧跟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不敷衍、不搪塞。学习内容学前要由值周干部讲清学什么？为什么学？三是学习评论人人参与。每次学习完毕，面对面的就学习内容、工作作风、存在不足、意见建议等方面充分发表意见，参加干部排序发言，形成规律。

四是实行学习日记制。固定一本学习日志，如实记载每次学习情况、履职情况，以及大家参与讨论的内容，谁值周谁主笔，在学、记过程中提高整体工作能力。

通过新的学习、工作方法以来，侨联机关整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由原来工作互不牵连，变成互相帮衬。由于对市委、市政府各种政策精神的及时学习、掌握，更好的指导为侨服务工作的开展，使大家行动有方向，业务开拓有目标，起到了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