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现状、问题及制度构建的文献综述

第一篇：社区矫正现状、问题及制度构建的文献综述

社区矫正现状、问题及制度构建的文献综述

付钊 甘肃政法学院

摘要：21世纪之初,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而言的刑罚执行方式,是把符合条件的罪犯放到社区,广泛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是当今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有效的行刑方式。

本文分析探讨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相关理论以及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践,指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着理念与实践断裂、过程与方法不科学、社区矫正组织无法律依据、社区矫正机构多头管理、社会支持性资源系统匮乏等问题,提出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呼唤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介入;同时,本文以青少年犯罪矫治，老年人矫治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中的不足的反思，并探讨了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方法在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中的嵌入与整合,分析了社会工作实务在社区矫正中的具体运用。最后,研究建议应从完善立法、设置专职矫正机构、健全矫正工作者队伍、完善管理运作机制等方面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一、我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及现状分析

（一）社区矫正中最大的问题是传统观念阻碍社区矫正的发展

陈小京在《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在我国的完善研究》中写到，从公众到刑事司法部门，普遍认为要控制和打击罪犯，监禁刑是最好的选择。公众看不见罪犯从而获得安全感，司法部门害怕承担责任而尽量少用或根本不用社区矫正措施。【1】

黄爱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环境下的中国社区矫正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社区矫正是刑法观念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她认为我国刑法观念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中国传统观念一直以来认为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罪犯，受刑越痛苦似乎越能接近行刑的目的，在此理念的影响下，我国当前刑法当中规定的管制、监外执行制度，司法人员在适用过程中慎之又慎，实际操作的很少。并且，在本篇文章中还提到我国司法官员还存在“行刑就是关押”, “只有严刑才能稳定”等观念，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执行监禁才能达到社会稳定、改造罪犯的目的。由于这样的理念的普遍存在，利用社区对罪犯进行改造和教育在司法人员的头脑中还存在一定的抵触，以致于社区矫正的实践操作无法有效推进。【2】

（二）与社区矫正有关的法律问题

我国长期受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监禁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一直占主体地位，社区矫正这样一种开放性的行刑方式在我国还处于起步试点阶段。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以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6个省（市）作为第一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单位，这成为我国准备在制度和法律上确立社区矫正的起点。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正式写入刑法，使得“社区矫正”一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刑法条文的规定中。这是对社区矫正在我国试行七年以来积极意义的重要肯定，也是对我国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发展的进一步考验。对社区矫正问题研究，既是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又是顺应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潮流的需要，还可进一步促进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对基层社区矫正问题研究，还必将推动社区矫正相关制度如具体项目设置以及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等的配套立法完善。

国外对社区矫正问题研究开始较早，现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均有社区矫正的规定。他们在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运作机制、形式和手段、组织机构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二战后，刑事执行和罪犯处遇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关于开放式监所和矫正机构的建议》，对推动各国监狱立法、改革和矫正制度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关条款对被剥夺自由人的处遇作专门规定，体现了行刑社会化的思想。1980年第6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以“减少关押的矫正及其对剩余囚犯的影响”为主题，讨论通过了有关决议。倡导严格限制对青少年的监禁刑适用，增加囚犯与监外社会的接触以减少监禁的不利影响。1990年第8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向非刑罚化和非犯罪化，倡导社区矫正方向迈进了一步。这些国外理论研究和国际社会的要求，必将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产生重大影响。

对本项目的研究，项目组采取了实证调查方法、文献研读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比较鉴别等方法进行。我们对省内部分法院进行了调研，了解管制、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刑在我国的适用状况；同时，对我省部分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了走访，主要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队伍状况、矫正的措施方法、急需解决的问题等。还召开了几次小型会议，主要听取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对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收集了较为丰富的实践材料。在此基础上项目组进行了充分论证分析，参考国外社区矫正工作的做法，借鉴国内外社区矫正研究的成果和文献资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构建中国化本土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些措施、方法，最后完成论文《社区矫正的现状、问题及中国化本土制度构建》，发表在《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9期，完成了该项目的研究任务。

杨方泉在《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中认为，我国不存在法律层面的社区矫正立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难以满足矫正工作的需要，并与原有的法律制度存在矛盾，试点地区的矫正工作缺少有力的法律保障。他还认为我国社区矫正不存在专设性的矫正机构，试点地区的联合执法模式导致了权责的不明和矫正质量的不佳，抽调组成的矫正小组缺乏合法的身份和权威，工作人员临时性、欠缺专业性。【3】

王顺安在《社区矫正法律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层面上主要存在下面三个问题：第一是社区矫正机构主题的合法性地位没有确立，按照我国的法律，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大学生入党志愿书，社区矫正机构由于不是公安机关，北京大学排行榜，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并且，他还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主体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明确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是社区矫正内容没有具体化，操作性不强，属于我国社区矫正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只有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但在这些社区矫正的适用刑种中，具体规定的内容不明确，没有具体的标准，操作性不强。第三是我国于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影响，存在很多缺陷，如适用范围比较狭窄，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行刑新理念的出现，《监狱法》已经不适合我国的行刑的发展趋势。【4】

（三）、社区矫正在我国执行方式的问题

陈鹏所写的《中外社区执行方式的比较研究》认为我国的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由公安机关执行，缓刑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假释由公安机关监督；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其执行机关是居住地公安机关，基层组织或原单位协助配合。总而言之，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公安机关有着众多的职能、刑事侦查与治安保卫等任务繁重，且警力分布严重不足，既容易使刑罚执行以及考察、监督流于形式，也不可能像专门矫正机构那样去从事专业性的矫正工作。同时，由犯罪侦查部门去执行刑罚也不利于刑罚执行公正性的获得。【5】

刘茜在《我国社区矫正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过于简单，他在文章中写道属于我国社区矫治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有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这五种，但是我国却没有明确规定对这些符合条件可以采取社区矫正方式执行刑罚的罪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社区矫正方式，实践中对这些人采用的监管方式也基本相同，一些基层管理部门甚至沿用监狱的登记表格进行管理。刘茜认为要取得良好的矫正效果，需要因人而异地设计矫正方案，需考虑罪犯的犯罪类型、犯罪特点、前科纪录等，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素质、工作量及矫正工作人员的数量都有较高要求，但是由于各地条件制约，个性化的矫正方案在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中尚不多见。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从执行环境、执行方式上都与监狱矫正不同，社区矫正的方案也应当与监狱的矫正方案区别开来，因此，为便于实践操作，应当创新设计具有个性化社区矫正方案的制度。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相关的好的方案来执行社区矫正。并且，在结束矫正之后，大学生学年自我鉴定，目前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按社区服刑人员的重犯率来评判，但由于重犯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响，大学生开公司须知，仅通过这个指标来评价矫正效果恐怕有些牵强。【6】

（四）关于矫正队伍的问题

薛静丽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提到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这个问题。她在文章中写道，首先，我国目前专业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较少，另外，社区矫正工作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工作能力，但是目前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情况与此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大部分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人员构成单一，缺乏各种相关专业人才，试点工作的发展后劲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其次，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具有特殊性，为社区服刑人员安排志愿者时要尊重其意愿，要根据服刑人员的特点为其安排专门的志愿者，但合格的社区矫正志愿者非常紧缺。再次，从服刑人员的心理来说，存在因害怕被歧视而产生的心理负担，急需熟练、过硬的心理专家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重新树立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但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中缺乏此类心理专家，使社区矫正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心理矫正”开展艰难【7】

二、社区矫正工作中对社会群体引入的思考

（一）、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研究

青少年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一直以来都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自2012年3月1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开始实施以来，社区矫正作为有效解决青少年罪犯与社会脱节的改造方式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从社会工作领域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做了相关研究，本文将尝试梳理与此相关的文献内容，何为实现青少年罪国内相一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是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优势和不足以及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可行性研究上，并简单的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可运用的专业方法进行探讨。而新近的研究多数基于某一理论或立足于某一视角，对社会工作介入到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具体方法做深入的剖析。

青少年罪犯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帮助青少年罪犯顺利地回归社会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董明伟借助现代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探讨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策略。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是一种策略性的弱化案主的问题，而更多地关注案主的优势和潜能的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主要有：（1）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关注青少年所具有的优势而非问题。（2）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者和青少年之间是合作的伙伴性关系。（3）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认为青少年应该为其自我恢复负主要责任借助优势视角，分析优势视角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三个层面的策略：发现优势、发展优势。

费梅苹在社会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认为，青少年罪犯的行为是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互动的结果。因此，社会工作者在了解青少年罪犯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互动情境的基础上，帮助青少年罪犯在自我认知、行动策略、意义认定、沟通方式等方面进行反思并促使其产生改变，并通过构建全新的社会互动情境来帮助青少年罪犯改变偏差行为，达到社区矫正的效果。【8】

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绝对不应是司法部门和司法人员的“专职”，而是由社会工作者、心理治疗人员、辅导人员、教育人员和精神科医生组成的矫治队伍。社区矫正的目标不在于执行报复和惩罚，而在于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共同为青少年提供具有“适切性”的人道主义服务，增进其社会化的能力，回归社会并回报社会。人与环境互动是社会工作的职业导向，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潜能是社会工作的价值前提，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实践理念，这些都极其符合青少年社区矫正【9】

社会工作对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介入方法主要集中在对个案、团体和社区工作的讨论上。上海在2003年开始将个案社会工作的方法引入社区矫正工作中，费梅苹分析了上海个案工作方法运用于社区矫正的状况，她认为个案社会工作的方法对于社区矫正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费梅苹，2004）。个案社会工作的方法被大多数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中，具体来说，个案社会工作可以为矫正对象找到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社会服务网络，并将这些社会服务网络整合起来。个案社会工作有以下四个介入层面：（1）个案社会工作的专业工作手法能有效地介入社区矫正的过程中。（2）引进个案社会工作流程，贯穿社区矫正的整个过程中。（3）个案社会工作纳入社区结构，建立社区矫正网络体系。（4）运用个案工作专业手法，建设专业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10】个案社会工作的特点就是为矫正服务对象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它有一套自成体系的专业工作方法和流程，强调每个人的都是独特的个体，有其特殊性，它致力于挖掘人的潜能，促进人的改变。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个案工作上来【11】

团体工作方法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优越性是因为青少年特殊的身心特点，青少年的同辈交往要求强烈、相互影响明显，所以团体工作方法就特别适用于青少年行为问题的辅导和矫治。当面临较多的情况相同或相似的青少年罪犯时，可采用团体社会工作方法。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团体工作程序大致包括前期、中期和后期。团体矫正工作的前期任务主要是对成员进行研究和诊断，设定对案主的治疗目标。团体中期的任务则是进行干预和治疗。团体后期的任务是引导团体成员将团体内学习的成果运用到团体以外去，为成员离团后的生活做一些必要的指导和安排。（黄海燕 金艾裙，2006）小组工作是一种专门的社会工作方法，主要特征包括：（1）小组工作着重帮助小组成员形成一个互助的体系；（2）小组工作者要了解小组成员，并能协助小组成员了解和利用小组过程；（3）小组工作者要努力增强小组成员的能力，发挥小组成员的作用。总之，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中十分重要的方法，也是开展社区矫正的重要手段。【12】

社区矫正除了针对矫正对象，改善其偏差心理和行为，还包括针对其社会环境改善。社区工作是以社区为对象的社会工作介入手法，以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为取向。一方面通过综合治理，营造有利于矫正对象更新改造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还需通过开展社区教育与居民参与，培育社区居民接纳、尊重矫正对象的意识和习惯，并能充分挖掘社区志愿力量，培育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自治意识，最终实现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目标，同时也能用事实证明社区矫正价值所在。【13】

总而言之，社会工作由于其特有的专业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的其他功能需求，促进社区矫正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的矫治研究

2014年3月29日，社会救助与社会工作介入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该研讨会由民政部社会工作司支持指导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社会报社举办，旨在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为研究制定加快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专项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1、社工介入的必要性何在? 5月1日即将实行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一次将社会工作写入了国家法律法规。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指出，对于社会工作来说，这一法规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是丰富了社会救助体系，确立了社会力量和社会工作在社会救助中的重要地位;二是使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领域、服务社会救助对象获得了法律依据;三是为社会工作从社会救助领域向其他领域、由社会救助对象向其他有需要的对象延伸开辟了立法起点，提供了立法示范。

社会救助司副司长刘喜堂认为，我国传统社会救助在救助方式上比较重物质、轻服务，在救助目标上主要是托底线、保生存;随着社会救助的发展，单纯的物质救助越来越难以满足救助对象的多元化需求，迫切需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介入。

2、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是什么?介入社会救助，社会工作究竟可以干什么? 北京大学教授王思斌【14】提出，社会工作可以在社会救助中发挥三方面作用：一是专业基础作用，主要是提供物质救助、心理疏导等专业性、基础性服务;二是理念支持作用，所有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都应以救助对象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改善需求为本，将贯彻实施法律政策与提供社会工作式的人文关怀相结合;三是功能发展作用，推动建立富含社会资本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增强救助对象的自助生活能力，发展社会功能。

社会工作可以发挥多方面作用，但很多时候是综合发挥作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陈涛表示，应组建综合化的社会救助社工队伍，每位社工可以有不同的任务侧重和专长，但必须互相配合、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综合化的社会救助社工队伍主要承担社会救助的各项具体服务职能，扮演直接服务者、评估者、转介者、倡导者、管理者等多重角色。这种模式可以保证服务的整体化，也更有利于实现新型救助的发展性和预防性目标。

3、社工如何进入社会救助行列? 社会工作可以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作用发挥的前提是社工通过合适的途径进入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的行列。北京市民政局救助中心主任王昌伦建议，一方面，要加大民政事业单位社会工作岗位开发设置力度，明确岗位数量和专业技术职务等级，配备具有相应能力的专业社工;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加强与民办社工机构的专业合作。

南开大学教授关信平【15】提出，应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的体制机制，特别是搭建政府、社区、社工三方联动机制。具体而言，可以探索在城市设立区县一级的专门机构负责社会救助的具体事务，并委托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来运营管理这个专门机构，实现行政管理与专业服务的有机结合;也可以通过招考、聘用等方式，吸纳社工到社会救助经办机构和社区工作。

此外，不少专家还关注到在社会救助的一些具体工作上如何引入社工。以低保为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孙莹【16】认为，受编制和人力所限，政府不可能一家家地了解低保对象需求、解决每个个性化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委托社工来承担对救助对象需求的调查评估和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工作，并由社工在开展服务和执行政策的具体过程中反映救助对象的实际需求和政策诉求，提出政策完善建议。济南大学教授高灵芝同样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完善的低保对象第三方评估机制，由专业社工对低保对象的家庭资产、收入、致贫原因、身心健康状况、生活需求等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

4、具体可以做什么? 因为专业的不同，社工进入社会救助行列之后，可以在医疗、教育、司法、劳动就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与会的专家对此提出了各自的期望。

医疗救助方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17】指出，我国的医疗服务大多停留在疾病治疗阶段，尤其是面向贫困人群提供的医疗救助，以相对低端、初级的疾病治疗为目标，而医疗救助对象对心理和社会层面的服务往往有更为迫切的需求。社会工作介入医疗救助，能够弥补现有单纯治疗医学模式的缺失，更好满足救助对象多元化的服务需求，提升其健康状况与生活质量。

教育救助方面，天津理工大学教授徐丽敏【18】提出，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救助，在宏观层面，社工要发挥政策倡导作用，为破除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户籍限制、纳入城市义务教育系统作出努力;在中观层面，社工要在社区和学校两个平台进行介入，深入了解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的现实需求，链接相应资源;在微观层面，主要是为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提供社会融入性服务。

司法救助方面，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范燕宁【19】提出，社工应在四个方面发挥专业作用：一是配合国家司法部门开展对涉案涉罪未成年人的侦查、问讯工作及判前社会调查;二是对涉案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的可能性、暴力倾向、攻击行为程度等进行风险评估，为司法机关提供工作依据;三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受害人、证人的社会心理进行需求评估，履行监督、沟通、抚慰、教育等职责，提供升学求职就业帮扶、法律维权帮扶、社会救助信息服务等;四是积极倡导政策，推动相关政策出台。

劳动就业救助方面，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教授陈洪涛提出，社会工作应为低保家庭赋权增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消除影响家庭功能正常发挥的负面因素，协助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促进良性发展。特别是为社区低保及边缘群体搭建就业、创业援助支持网络，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就业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障碍，通过体验式就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逐步实现稳定就业和积极创业。

5、面临哪些问题? 在提出目标的同时，与会专家也对当前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面临的困难表示了担忧。陈洪涛提出，在实践中主要存在三方面困难：一是社工介入低保救助工作中遇到很多政策瓶颈，现行的很多低保救助政策在乡镇、街道和社区层面未能得到有效执行;二是与救助对象建立专业信任关系难度大、过程漫长;三是社会工作在社会救助领域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对一线社工的专业能力有很高要求。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宋国恺【20】则认为，社会救助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八个领域，这意味着社会救助对象多元而复杂、救助任务繁重而艰巨。与救助工作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实践还有大量细致工作要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必须加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不断提升为救助对象提供服务的专业水平。

面对现状，王金华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的工作机制：一要建立健全需求发现机制，使贫困对象的社会救助需求得到更为准确、全面、科学的判定;二要建立健全服务承接机制，通过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购买服务的方式，积极发展为救助对象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三要建立健全服务转介机制，根据救助对象的不同需求，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及时报告转介给有关政府部门和专业服务机构。

（四）、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反思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主要从专业农村社会工作队伍、留守儿童父母、个人、外部的社区组织等几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以及在具体方面的工作中灵活地运用个案、小组、社区方法，整合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铺好道路。（1）建设农村社会工作队伍。社会工作者是服务和帮助的提供者，是社会工作过程的首要构成部分，没有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活动就无从谈起。塑造一支职业化、结构合理化的农村社会工作者是这个形势下的紧迫任务。具体步骤可以如下进行，由当地乡镇的民政部门发起，当地的财政局给予经济的支持，组织妇联、共青团、村组织和留守儿童所在学校的部分老师组成学校、农村社会工作者，聘请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对这些人员进行社会工作实务培训和理论学习，让他们掌握一些基本的专业理论和实践技巧，有效的开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实务工作。【21】（2）做好留守儿童及其家庭个案工作。留守儿童留守类型、性别、性格、年龄等不一样，问题和需求也不一样。这需要社会工作者根据个别化原则，有针对性的选择、分辨服务对象开展留守儿童个案工作，帮助他们宣泄不良情绪，塑造良好性格，矫正不良行为等。社会工作者在做家庭个案工作时，应努力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及暂时监护人认识到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于儿童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建议和帮助留守儿童父母及暂时监护人在注重孩子健康成长物质方面的需求外，给予孩子更多精神层面的关爱，增加交流机会，注重管教，尽量为留守儿童创造适于成长的家庭环境。【22】（3）根据留守儿童的问题与需求，开展适宜的小组工作。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缺乏情感的支持网络，个体自我封闭，久而久之会形成内向、孤僻离群的性格，面对此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各种文体同辈小组活动，增加同辈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培养他们的合作与参与意识，建立起情感的支持网络系统，有利于打开留守儿童孤僻的内心世界，增加其情感交流。留守儿童被认为是农村新的弱势群体，被贴上负面的标签，社会工作者应利用各种资源，发挥专业的优势视角，挖掘留守儿童自身潜在的能力，改变他们的处境。例如，可以开展留守女童自助小组、成长小组、竞赛小组等。（4）动员农村社区中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整合资源，关注留守儿童。农村社区是农村留守儿童生活、成长的重要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取得社区乡村居委会的帮助下，在留守儿童较多的社区（乡村）建立青少年或儿童活动中心。【23】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一空间，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增进了解、相互支持的场所；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更多的村民了解、关注社区内的留守儿童。在整个社区中建立互相支持帮扶的网络，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人文环境。（5）社会工作者应积极扮演影响、推动社会政策的角色。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由个人因素所引发的，更多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社会因素做造成的。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更应该从制度上入手，社会工作者应该将其工作经验反馈给政策制定者，以帮助减缓或避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愈演愈烈。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呼吁户籍制度的改变，打破城乡分隔的政策界限，实行公平的义务教育政策以及发展城乡儿童福利事业等。只有在法律、政策的支持下，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才会得心应手，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力量共同的合作与配合。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方法、功能与社会工作者角色与留守儿童生活问题具有很强的契合性，社会工作是一项专业的助人活动、助人自助的理念、利他主义的精神，社会工作介入这一群体的成长生活意义重大，对留守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4】

（五）社会工作介入老年人矫治研究

1、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现状 ①社区为老服务人员结构

笔者参与调研的两个社区中为老服务人员，最多的是志愿者，其次是社区党员和社区热心人士，经过培训的居家养老护理员和社会工作者所占比例不大。由此可见，目前的社区为老服务人员多为非正式系统的服务人员，主要表现为服务人员自身素质低、服务技能缺乏、服务态度差、服务人员积极性不高、服务时间短、设施少、服务持续性不强。为老服务仅凭一腔热情，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不高，不利于养老服务专业化的发展。也可以说明，居家养老服务在社区内有极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有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将正式以及非正式系统的服务人员进行恰当的融合，有效地进行社区养老服务。

②目前为老服务缺陷

社区为老服务最大的问题是服务内容单一，基本上只涉及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涉及医疗和精神慰藉方面，无法完全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其次的问题是服务形式单调，服务时间不固定，且无法保证服务质量。再次的问题是资源支持短缺。现如今的社区养老服务基本依靠政府的力量加以支持，资金不到位、支持网络滞后等问题给居家养老带来了致命性的问题。【25】

③社区为老服务设施不当

一个社区的为老服务设施的多少，决定着社区为老服务的质量。但是社区为老设施的使用率和知晓率并不高，这影响了老年人使用这些设施来服务于自己的养老生活。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社区中均有居家养老服务场所，但显然已经荒废，并不为社区老年人所知。这些设施的缺乏或闲置，制约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老年人的养老生活质量。作为社区为老服务设施的管理组织，社区居委会并不重视这些设施的发展，导致这些设施在活动场地、人员及经费上存在困难。

2、社会工作介入居家养老模式原因

现行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存在着体制上的缺陷，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引进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

①社会工作的理念适应于居家养老模式 社会工作是一个助人的专业，它关注的是社会中的所有弱势群体，其中包括老年人。这并不代表社会工作只是简单的施舍或慈善活动，它更加关注的是通过给予受助者不失尊严的帮助，来修复受助者因经济或社会的不公正或资源的缺失而未发挥的社会功能，使受助者能够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26】

社会工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独特作用也是由其专业的伦理准则和它的社会功能决定的。社会工作者依靠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准则开展其工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社会工作者是服务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更多时候他们是间接的参与者，他们用其专业的方法照料着处于弱势的老年人群体，让老年人群体能够有尊严的、公平的分享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资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完善了社会功能，对稳定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家庭来说，社会工作可以填补现代社会导致的家庭功能缺失的空白，参与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使家庭的其他成员能够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从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家庭的关系。对于老人个体来说，社会工作能够为老人寻求各种资源，满足老人养老的需求，帮助老人解决面临的困难，实现了社会福利，使老年人作为社会人的功能和价值能够得以重新实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决定了其介入居家养老模式的必然性，社会工作能使居家养老模式更加完善。

②减轻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压力

就性质而已，社区居委会是自治组织，承担了社区的公共事务、调解居民间纠纷、协助管理社会治安的职责。但是，随着居民委员会的逐步演化，它的自治色彩逐渐淡化，开始承担很多行政职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基层组织，与居民的联系减少，居民对居委会的不信任感增强，这一点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来。社区居委会行政性增强，使居委会的行政压力加大，这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不利。作为社区工作之一的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社区居委会无法抽调足够的人员和资源来丌展服务，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为社区居委会减轻职能压力，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社区居委会中的一名专职工作者，也可以是非营利组织的一员，专项负责居家养老服务，不需要从事其他的工作。【27】这样，社会工作者就可以全心负责为老服务的计划、服务提供以及服务督导，社区居委会或非营利组织只需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进行监督即可。这减轻了社区居委会的压力，也能更好的开展社区的为老服务。因此，社会工作对居家养老服务的介入也是社区居委会发展的需求。

3、培训社区志愿者

社区志愿者是以社区为范围，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奉献个人时间及精神的人，他们是居家养老服务中的重要力量，是社区养老服务的辅助力量，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目前，我国的很多城市已经建立起多种形式的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志愿者的活动的开展已经初具组织化、正规化，但是大多数的社区志愿者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社区志愿者的服务仍然具有随机性和闲散性，对老年人的服务不固定，服务质量也得不到保障。社会工作者及其机构可以与一批社区志愿者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这批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和有效管理，促进社区志愿者服务的专门化与专业化。社区志愿者的组成非常多元化，但是最主要的是社区的居民。因此，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社区志愿者与服务接受者可以是彼此熟悉的，地域上也存在便利性，社区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可以更加多样化，而老年人可以接受更多更好的服务。虽然现在社区志愿者逐步走向正规化，但是也需要有专职人员对其进行具体工作的指派、相关服务的培训、资源及情感的支持和服务督导，而社会工作者就可以担当此职，负责对社区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并督导其志愿服务，为其提供及时的技术指导、情感支持和资源。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可以运用各种宣传渠道倡导志愿服务这一具有奉献精神的行为，并积极促使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相应制度，为建立完备的志愿者队伍提供政策支持。【28】

在老年社区工作中，社会工作者为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服务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多元化的。社会工作者需要是具体服务的提供肯，既提供物质和生活上的服务，也为老年人提供心理问题的辅导；是服务的计划者，他们需要根据对社区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对老人的具体需求的了解，确定具体的服务计划；是倡导者，他们除了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还应在社区内倡导全体居民关注老人的生活，营造一种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区氛围；是使能者，社会工作者一方面促进老年人建立社区支持网络，另一方面鼓励老年人表达自己的需要，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是资源的获取者，社会工作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寻求其他社会工作者、机构、组织的帮助，获取他们所提供的资源，为社区老年人争取更多的资源；是教育者，社会工作者是老年人享受继续教育的指导者，帮助他们丰富晚年生活；是管理者，社区工作者应该对工作的进程有效控制，还要对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同样，在居家养老服务中，也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多重角色的扮演，为社区内的老年人、其他居民提供各种服务，增强社区凝聚力，使居家养老服务能够真正得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服务，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能够得到提高。【29】

（六）关于建立相关扶助制保障社区矫正公正使用的思考

1、建立刑罚易科制度

冯卫国在《构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中指出刑罚易科制度是法院根据罪犯的刑罚适应能力和再社会化需要等因素以判决形式实现不同刑种之间的转换，以促进刑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取得最佳的行刑效益。这种制度能够在一类刑中执行遇到阻力或不能实现刑罚目的，及时换科另一种刑种从而将刑罚措施最终落实并达到基本的刑罚效果。就我国而言，最迫切需要建立刑罚易科关系的主要有两种情况，【30】①、管制易科拘役。对于管制对象现有《刑法》并未规定可以将其予以收监。无论其行为如何恶劣只要不发现漏罪、新罪便无计可施最多只能给予治安处罚。由此带来法院很少使用管制和管制对象很难管理两个问题。根据易科制度将管制刑改为拘役刑，其行刑效益就会大幅度提高。②、罚金易科社区服务刑或自由刑。罚金执行很，一直未有更好的补救措施，其原因除了犯罪人因经济确实无能力缴纳，有犯罪分子的主观原因。钱叶六在《论中国罚金刑的改革和完罪分子主观上不愿意缴纳一些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往往在判决前转移或隐匿、变卖、挥霍甚至损毁可执行的财产一旦法律作出罚金判决之后再去调查和执行罚金时已无财产可供执行。【31】

无论无力缴纳还是不愿交纳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都应及时易科别的刑罚方法，坚决不能使法院判决落空。否则不仅达不到惩罚、教育犯罪人的目的还可能给法律的严肃性造成不良影响。【32】

但未丽认为，如果是无力缴纳可易科社区服务刑，如果是不愿交纳应易科自由刑。刑罚易科制度一方面使社区矫正中的管制对象易于管理，另一方面也使罚金易科社区服务刑，让犯罪人在社区进行公益劳动，客善》中提到犯罪分子主观上不愿意缴纳一些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往往在判决前转移或隐匿、变卖、挥霍甚至损毁可执行的财产一旦法律作出罚金判决之后再去调查和执行罚金时已无财产可供执行。无论无力缴纳还是不愿交纳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都应及时易科别的刑罚方法坚决不能使法院判决落空。否则不仅达不到惩罚、教育犯罪人的目的还可能给法律的严肃性造成不良影响。【33】但未丽认为如果是无力缴纳可易科社区服务刑如果是不愿交纳应易科自由刑。刑罚易科制度一方面使社区矫正中的管制对象易于管理另一方面也使罚金易科社区服务刑让犯罪人在社区进行公益劳动，客观上扩大了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34】

2、建立社区矫正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

在社区矫正的判决前一个重要的步骤绝不能忽略，即判断刑事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考虑罪犯是否会危还社区安全、是否能实现矫正效果。【35】

①、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的内容

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有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的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判决时使用的一种制度。【36】 这一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刘强在《国境外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的现状及思考》中谈到美国的法官在判决前出要求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外还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作出判决前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被告人的个人情况，个人特点、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工作学习情况、警察的反映、犯罪的原因及犯罪后是否悔改自责的态度和表现对该案适用监禁刑还是非监禁刑及量刑的建议。从而使法官在判决时能全面考虑“犯罪人”而不仅仅是犯罪的情况。考虑到我国刑事案件多等情况，所以现阶段先对可使用社区矫正的罪犯进行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对此陈兴良教授进行了设计和阐述陈兴良教授在《刑法的人性基础》中指出证明犯罪人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格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①、犯罪与违法行为的调查主要是调查犯罪人的犯罪与违法经历。②、社会调查包括a、了解罪犯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职业、资产、健康状况父母的和睦情况【37】

家庭的氛围、生活规律犯罪分子的父母和妻子的态度关系。b、犯罪人的文化程度、嗜好对相关人的态度自己的愿望。c、居住地和近邻的环境、近邻对犯罪人的信任和感情程度以及犯罪人过去与现在的交友情况。d、就业历史转退职业的情况和理由出勤状况、工作成绩，对工作抱有的态度、希望，与同事的关系。e、犯罪人过去与现在的经济收(支)状况、资产负债的原因、偿还的能力。f、犯罪人的道德品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兴趣、婚姻与性生活状况。③身心鉴定调查。法院可以委托精神医学、神经医学、法医学等各方面的专家组成鉴定机构对犯罪人的身心进行鉴定④调查确认调查人员经过访问犯罪人的家庭近邻、学校、单位以及接触家庭、邻人、雇主、同事等人员了解其周围的环境确认调查的真实性。【38】

（七）、社区矫正志愿服务者的探讨 ——以大学生为例

社区矫正志愿者是社区矫正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力量。随着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整合和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已经成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要求。而高校志愿者作为众多的社会力量之一，其自身所蕴含的文化素养高、承受能力好、沟通表达强、社会责任感强等优势条件，使得其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时效用十分显著。因而，发挥好高校志愿者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效用并完善相关管理工作，对于促进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9】

1.社区矫正目前正在试点阶段，民众对社区矫正的认知程度还不高，社会志愿者的参与程度还十分有限。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的迅速扩大，势必导致矫正对象人数的急剧增加、矫正工作难度系数的不断加大以及矫正工作量的大幅增加，而现有的“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基层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公安配合”运行模式业已不能满足社区矫正工作开展需求，【40】因此，践行“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社矫工作势在必行。随着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整合和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已经成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要求。而高校志愿者作为众多的社会力量之一，其自身所蕴含的文化素养高、承受能力好、沟通表达强、社会责任感强等优势条件，使得其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时效用十分显著。因而，发挥好高校志愿者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效用并完善相关管理工作，对于促进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1】大学生志愿者是社区矫正志愿服务的重要参与主体，大学生志愿者能否在社区矫正中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的效果。

2.广州市荔湾区自2007年招聘社区矫正志愿者以来，积累了不少的实践经验，也形成了不少相关的规范制度。【42】但是，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制度问题仍然不少，调查发现，仅有8％的志愿者认为其提供的志愿服务效果优秀，让矫正对象有明显的转变；28％的志愿者认为其提供的志愿服务效果良好，矫正对象有一定的转变；64％的志愿者认为志愿服务的效果不大，矫正对象的变化不大。这个比例凸显当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的实际服务效果并不理想。2005年初，随着湖北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启动，社区矫正志愿者这个崭新的词汇跃然出现在政府的文件、主流媒体和人们的口头上，社区矫正志愿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零的突破。【43】从实际工作表现和调查访谈的情况看，相当一部分社区矫正志愿者对自身的角色与帮教安置工作志愿者的角色不加区别，认识模糊，有的干脆认为是一回事。他们了解到对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工作的一些共同点而以偏概全，而对社区矫正与帮教安置工作的不同性质、不同特征、不同工作方式方法了解甚少。3.研究结论 当前大学生志愿者在参与社区矫正志愿服务方面主要体了以下几个问题：【44】 第一：参与形式单

一、工作范围过小，未与社区志愿工作者进行有效对接。工作开展大多仅限于集中座谈、知识讲座等形式，工作方式相对单一，矫正效果差强人意。绝大多数大学生志愿者开展矫正服务都是通过基层司法所或街道司法工作人员联系矫正对象，约定某一时间在司法所的会议室内座谈交流。第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大学生志愿者对矫正对象的信息了解的过少，不知和矫正对象所聊话题的种类。在去司法所与矫正对象进行交流之前，志愿者埘要与其交流的对象并 了，不知道对 的兴趣爱好，这就真接导致志愿者在见到矫正列象时不知以什么类型的话题作为切入点，这样就不能很好地以交流座谈的方式爿(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第三：大学生社区矫正志愿者的队伍较为松散，没有成体系化对于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并没有规范化的要求，有的是自愿向司法局提交申清，有的足通过学校的志愿首会，各个途径的准入要求小相一致，这直接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45】

参考文献：

【1】陈小京.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在我国的完善研究。2005年，中山大学

【2】黄爱教。构建和谐社会环境下的中国社区矫正问题研究。第21卷第3期2006年5月

【3】杨方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02期 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4】王顺安。社区矫正的法律问题。（政法论坛）2004年22刊 【5】陈鹏 中外社区矫正执行方式的比较研究 上海大学 2006年 【6】刘琴琴 我国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2011年 【7】刘强 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2007年 法律出版社

【8】 费梅苹.社会互动论视角下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研究[J].上海：青少年犯罪问题，2009（3）.费梅苹.青少年犯罪情境研究—— 以上海22名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为例[J].上海：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3）.【9】马良.青少年社区矫治的本土模式和社会工作的介入空间[J].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2）.【10】田国秀.社会工作理念在社区矫正青少年罪犯中的运用[J].中国青年研究，2004（11）.【11】范典.浅议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介入[J].中国农业大学，2007（5）.【12】邓蓉.社会工作对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介入[J].云南社会科学，2007（6）.【13】金艾裙，黄海燕.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方法探讨[J].安徽工程科技学院，2006（7）.【14】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14 【15】关信平社会政策概论（第三版）南开大学 2014年

【16】孙莹 中国社会保障2004 贫困的传递与遏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7】史柏年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2004 【18】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教育过程中的社会融入研究，《学术论坛》，2010年第1期。【19】矫正社会工作研究 2008年 【20】农民工体制改革-以自雇佣的个体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为视角 2014年版 【21】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编，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状况调查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2】叶敬忠：关注留守儿童--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3】马润生，尹书强，论社会工作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介入--契合性、困境与途径探索。黑河学刊。2008 【24】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14 【25】王锦成；居家养老：中国城镇老人的必然选择，人口学刊，2000 【26】陈军，居家养老：城市养老模式的选择，社会，2001 【27】赵立新，论社区建设与居家式社区养老，人口学刊，2004 【28】邹农俭，养老保障-居家养老-社区支持：养老模式的新选择，江苏科学社会，2007（24）

【29】人口论

【30】林茂荣，杨士隆，犯罪矫正原理与实务，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1994.373 【31】李豫黔，张毅，加拿大监狱见闻，犯罪与改造研究，1999 【32】田越光。瑞典刑法执行制度。犯罪与改造研究。2002 【33】林遐。日本罪犯社区处遇制度。罪犯与改造研究。2002 【34】林茂荣，杨士隆，犯罪矫正原理与实务，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35】马登民，张长虹，德国刑事政策的任务、原则及司法实践，政法论坛。2001 【36】肖建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犯罪的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35 【37】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203 【38】夏宗素，狱政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68 【39】王顺安;社区矫正的立法建议[J];中国司法;2005年02期 【40】张昱;论复合性社区矫正制度[J];中国司法;2005年10期

【41】黄嘉伟.大学生参与社区矫正志愿服务的若干实践问题探讨.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3月.第24卷第79期

【42】许振奇.湖北省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状况调查与思考.中国司法

【43】谭豪慧.关于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几点思考.法制与社会.2011年5月1 【44】王琪;;论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J];中国司法;2007年02期 【45】吴宗宪;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思考[J];中国司法;2004年07期 屈耀伦;;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J];法学;2006年10期 刘强;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中的管理体制弊大于利[J];法学;2005年09期 刘东根;;公安机关与社区矫正——兼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构建[J];中国人民 大学;2006年03期

第二篇：社区矫正现状

论社区矫正现状

赵青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在我国作为一种行刑方式社会化的尝试，目前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都显得十分热门。在著名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google）中的“社区矫正”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你会得到数十万个相关的网页链接。这是一件令我们司法工作者欣喜的事，这至少说明，从中央政府到基层工作者，从理论到现实，社区矫正已经引起了人们足够的注意。

但是，在喧哗过后，我认为要对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现状进行理性的现实的思考。

一、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

2001年，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开始“社会服务会”的尝试。检察机关在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下达“社会服务令”，责令其在公益性机构完成一定时间的无偿的社区劳动，并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教育。2002年上海市的徐江、闸北、普陀三个区率先开始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六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首批试点的六个省市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整个社区；同时，将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十二个省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

截止2005年底，首批试点的六个省市已经在186个县（区、市）的2147个街道（乡、镇）展开社区矫正工作，接管社区服刑人员34370人，其中管制663人，缓刑22500人，假释3536人，暂予监外执行1261人，剥夺政治权利6470人。[1]

1、目前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及队伍建设模式

先来看看《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是如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虑，组织协调好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监狱管理机关要依法准确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措施，对符合假释条件的人员要及时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假释，并积极协助社区矫正组织的工作。公安机关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

看完这段话，我们还是搞不清社区矫正到底该如何运作。只有“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这句话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但也只是说司法所是日常管理机关，具体执行机关是谁，没有说。《通知》内容的含混一方面反映了社区矫正理论的困惑，另一方面折射出社区矫正实践的两难：司法行政机关虽然牵头组织社区矫正但无法定的强制权，公安机关有执法权但限于人力精力及时间往往力不从心。

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比如上海市和北京市在各区成立了社区工作领导小组，由其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其组成人员来自政法委、公安、法院、检察院、民政等部门。其

它有些省市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了社区矫正科，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比如山东济南。有些省市没有单独的社区矫正机构，而是由司法行政机构的基层处负责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由社区矫正专门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组成，这一点各地都一样。社区矫正专门工作人员的构成各地却不相同，例如北京朝阳区的一个有关社区矫正的通知中规定：“专业矫正队伍，由司法所干部，社区民警和劳教警察组成。”而青岛市的《青岛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细则》中规定：“社区矫正工作者是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各级社区矫正组织中的专门工作人员和公安派出所民警等国家公职人员”。

2、目前社区矫正的内容及效果

从目前来看，各地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方式与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 以个别矫正为主，实施有针对性教育学习。如《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者守则》（试行）规定：接受矫正对象后应制订个体矫正方案，建立一人一档。同时，还聘请志愿者建立一对一的帮教对子。例如上海市的《社区矫治工作流程》（试行）有如下规定：“社区矫治工作小组应对每名对象建立，填写《社区矫治工作记录薄》，并根据矫治对象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落实一名社区矫治志愿者参加者矫治工作。”

⑵ 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社会公益劳动。

南京栖霞检察院曾对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5名涉嫌犯罪的大学生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责令他们不定时到栖霞区在校大学生犯罪预防矫治中心领取“社会服务令”，到福利院或社区做义工。上海市《社区矫治工作流程》（试行）也有矫正人员参加公益劳动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小组应按照有关规定要求，组织矫治对象（保外就医对象除外）参加并完成必要的公益劳动。"

⑶ 针对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开展帮助和救济。例如符合低保条件的矫正对象纳入城市低保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为矫正对象住房，子女上学提供帮助等。

⑷ 建立了监督管理体系。防止矫正对象脱管失控。

社区矫正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一种刑罚执行的方式，所以做好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工作，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前提，上海市的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在各自的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中都在其本职范围内有对社区矫正的监督管理措施。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其工作职责内也有相应监督管理的规定。前面提到的南京栖霞区在校大学生预防矫治中心与郭晓彬（化名）等5名涉嫌犯罪的大学生签订的《矫治协议书》中，有每天要写行踪报告，每个月作一次思想汇报的内容，“矫治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这5名大学生到社区做义工时，有矫治人员在旁监督。

社区矫正的效果，理论界普遍的都是颂歌满箱。司法部基层司司长王珏发表在《监狱理论研究》2006年第一期的文章——《社区矫正试点及有关思考》中有几组数字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据统计，试点地区的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不是1%。许多街、镇实现了零重犯率，如北京截至2005年底，累计接受社区服刑人员8944名，解除矫正4083名，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仅为0.10%。社区矫正的优点中与经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低相提并论的另一个优点是，在社区参加矫正的服刑人员可以更好地顺利回归社会。这一点显然不可否认。”《社区矫正试点及有关思考》一文中同样提到：“据统计，各试点地区共

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4200人次，办理最低保障1300人，成功推荐就业840人次，就业指导5000余人，落实责任田6000余人，建立了社区矫正过渡性就业基地200余个。”社区矫正是一个系统工程，其社会效益是长远的，这项工作开展试点才3年，应该说其效益一时难于估算。同时，它在适应新形势下国际人权斗争中，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针对当前社区矫正实践及理论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是一个婴儿。任何一个真正关心它成长的人，我想应该以一种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待它，既不能对它寄予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望，也不能悲观地断言它会夭折。

下面笔者对社区矫正谈一些自己的思考，与大家探讨：

㈠ 防止过分夸大社区矫正的作用和盲目跟风。那些对一个新事物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的人，往往会因为这个新事物在实践中的一点挫折，由失望转而对这个事物进行贬低，我们要防止这种倾向。理论界目前在论述中归纳出的社区矫正的优点以及施行社区矫正的必要性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缓解监狱压力，解决监狱人满为患；②节约行刑成本；③能够预防监禁带来的交叉感染；④有利于服刑人员的顺利回归社会；⑤社区矫正对犯罪的青少年具有特殊意义；⑥社区矫正的运用顺应国院行刑趋势的潮流；⑦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低。

针对这些优点，我想谈谈自己不同的看法

1、关于监狱押犯爆满

据我调查，监狱押犯爆满在我国并不是普遍的实际情况。虽然我国狱内押犯呈缓慢上升趋势，但随着近几年国家对监狱投入的增加，以及监狱布局调整，绝大多数监狱并未达到有些人所说的押犯爆满的程度。例如江苏省“实施调整项目220个，全省关押点由调整前的150个压减到66个，关押能力由6万人提高到8万人”。[2] 就我所在的监狱而言，押犯人数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有些分监区甚至没有押犯，名存实亡。所以说当前我国监狱并不是人满为患，而是硬件建设停留在一种低水平的状态，国家对监狱投入的罪犯人均监禁费用，罪犯人均居住面积以及医疗卫生、文化教育设施等硬件指标落后于好多发达国家。

2、关于矫正对象解除矫正后重新犯罪率低的问题

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身的原因，有外界的原因，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低，我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矫正对象本身。根据相关规定，现阶段我国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主观恶习小、情节轻的服刑人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实施社区矫正”。各试点省（市）根据这一通知，作了相应规定。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上海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符合下列情形，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设的人员，不关押也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用监禁刑：

①初次犯罪且罪行较轻的；

②犯罪时未满18岁的；

③过失犯罪的；

④犯罪时属老、弱、病、残、孕的；

⑤职务犯罪未造成重大经损失的；

⑥经教育后，确已悔罪的；

⑦其它符合非监禁刑条件的人员。”

该《意见》同时规定对累犯、再犯、惯犯、重大暴力犯罪的罪犯不适用非监禁刑。由此可见，社区矫正的对象原本就是主观恶习不大的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初犯、过失犯、孕妇、哺乳期妇女。相对于恶习深罪行重的罪犯，他们的悔罪意识更强，可矫正性更大，他们自己的改造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高更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解除矫正后，受自身生理条件限制，如年老体弱、生病、残疾、怀孕、哺乳，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而假如把社区矫正的对象换作累犯、惯犯、涉黑涉暴等严重刑事罪犯，他们解除矫正后，重新犯罪率未必就会低吧。所以说，重新犯罪率低不是社区矫正的优越性，而是矫正对象自身的属性。

3、关于交叉感染

交叉感染原本是传染病学上的一个名词，用在这里很好，因犯罪曾经有一段时间被看作是一种疾病。我认为交叉感染不是监禁的必然，而是不科学、低水平监禁的副作用。国外把监狱划分成不同的警戒程度，相同警戒程度的监狱作了科学的分类。初犯和惯犯，不同类型的罪犯，甚至同一个罪犯在不同的阶段，都要进行相应的分别关押。而我国虽然实施分类关押已经很长时间了，但限于条件，我国的分类关押只是低水平的阶段，有些地方实际上形同虚设。笔者所在的监狱，以及笔者调研过的我省其他几所监狱，分类关押工作做的都不好。有的根本没有分类，各种类型的罪犯毫无区分的混合关押。有的一开始作了分类，例如某个分监区关舞盗窃罪罪犯，某个分监区关押性犯罪罪犯，但两个分监区在同一个楼层，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押犯结构和人数发生变化，关押性犯罪的分监区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段押犯锐减，而为了生产等目的，这种局面是不允许的，最后，导致分监区押犯五花八门各种类型都有。这种情况在基层是很普遍的。

科学精细的分类关押不会杜绝交叉感染，但可以大大预防和降低交叉感染。社区矫正由于其非监禁性，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随着我国监狱布局的调整，监狱工作科学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对监狱投入的进一步加大，我认为监禁带来的交叉感染会逐步降低。

4、关于社区矫正的国际趋势

社区矫正在国内才开始试点，但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区矫正也只是一种善良的努力。国外的学者对社区矫正进行反思的不在少数。美国学者安德鲁·冯·赫希在在谈到矫正理论时，认为刑事矫正理论的衰落是必然的，在矫正刑的目的里设计出既要保护社会又要关怀罪犯的二元追求是一种天真的安排，因为刑罚制度在这两个存在潜在冲突的目的之间是无法做到兼顾的。[3] 我们在搞社区矫正时，不能一味死搬硬套。

㈡实施社区矫正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已经在18个省（市）进行社区矫正试点，这18个省（市）在搞试点时，也不是大面积推广，而是再筛选个别地方试点。所选择的这些地方，一般都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相对领先完善的地方。我认为试点社区矫正应该以点带面，逐步推广。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性较大，民众的法律意识还比较薄弱。我认为在开展社区矫正时，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社区建设自身的状况

社区早已有之，社区这个概念引进的时间并不长，社区管理及建设则起步更晚。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最早提出社区的概念；其后，美国人CP·罗密斯将德文社区英译为Community。上世纪三年年代，燕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翻译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的社会学论文集时，首次将Community译成“社区”。

尽管中外学者对“社””的定义有上百种，但总的来看，有两个因素是必备的：一定的地域，以及生活在该地域相对稳定的人们。所以可以这样理解社区：社区是有一定关系的人们共同生活的特定区域，或者说社区是区域性的生活共同体。

我国的社区建设起步较晚，将社区建设列入社会议事日程只是近几年的事，因为起步晚，社区建设自身还不完善，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

我国社区建设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地区差异性明显，并且具有对应性。社区建设发达的地区，政府部门重视，社区制度建设相对完备，社区工作人员配备到位且分工科学明确，人员素质水平也高，用于社区建设的投入也高，社区硬件设施齐全，有的社区逐步呈现出其文化特征。而中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区建设，还停留在一间旧房子、两张办公桌、三个老太太的水平。在这样一个极不完善的社区，去进行尚属试点的社区矫正，难免会令人担心吧？

2、社区民众的接受程度

社区矫正要在社区进行，这就不能不考虑作为社区主人的社区民众对社区矫正的接受程度。如果社区民众对服刑人员歧视排挤，拒绝配合矫正工作人员开展矫正，那么社区矫正的效果就难免大打折扣，情况严重时甚至难以继续。尤其是被害人与服刑人员在同一个社区的，法院在适用非监禁刑进行社区矫正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与刑事犯罪的受害人的价值并不完全一致。国家和社会对于犯罪既要惩罚，从长远出发，更要预防和减少；而做为受害人，他更关心惩罚和报应，得到更多的精神抚慰与物质补偿，对于这种情况，应征询和考虑受害人的意见，适用社区矫正，要做危险性评估。

所以，我们要加大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社区矫正。实践证明，已经开展过社区矫正的社区的居民，比从未开展过社区矫正的社区居民更乐于接受它。

2003年6月SOHH网曾对社区矫正进行网上调查，问及“如果你所在的社区被列为社区矫正的试点区，你会从心里同意吗？”当总数达到416票时，调查结果显示有32.6%的人表示同意。其他人都不同意或不太同意。[4]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是在试点以前，参加调查的人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之前，北京曾有过调查，社区矫正试点前，只有35%的人认同该制度，这个数字与SOHH的数字大体接近。但不久前的调查显示，这个数字上升到90%。经过试点的社区，民众心中的恐惧和疑问明显降低，对社区矫正的支持提高。

3、农村社区矫正

目前的理论界关于社区矫正的探讨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城市社区上，极少有人关注农村社区矫正。要知道无论是在全国总人口的还是从押犯的总量来看，农业人口还是占很大的比例的，所以应该对农村社区矫正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相对于城市，农村的社区矫正面临的困难要更多一些。首先，农村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之城市要落后一些，村民的法律意识较之城市居民更差一些，由此导致农村社区建设的软硬两个环境面对更多的困难。其次，在农村社区工作者及社区矫正工作者以及志愿者与城市社区相比更加缺乏。城市社区更容易从社会其他单位招募到志愿者，而农村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等条件限制，不容易招募到志愿者。这几年虽然有大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当村官的例子，但这种情况不仅很少，而且从报道来看，也仅限于北京等这样的大城市的近郊。而这些地方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发达，交通通讯便利，城市化水平相当高，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山区、牧区，还没有这种荣幸。还有，农村的人口流动也更加频繁。随着种植业、养殖业收益的降低，以及耕地减少，原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现在越来越多地离开他们的居住地到城市以及其他地区从事其它产业。在有些地方，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村子里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

我们在农村施行社区矫正，不能不考虑农村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的特征。当然，农村社区也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农村社区的村民更加稳定而且彼此熟悉，成员的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情况其他村民都基本了解。而在城市社区，比邻而居几年，不知邻居姓什么的不在少数。在这种熟人社区，成员彼此间更容易沟通并取得信任。其次，在农村社区的乡规民约、家族的号召力及约束力具有特殊的作用。农村社区矫正如果能有效利用家族的影响力，那么将取得不可低估的效果。再次，宗教的影响力在农村社区要高于城市社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好多少数民族，以及部分汉族，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这在农村，山区、牧区更加突出。宗教的弃恶从观念与社区矫正的目标部分重合，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宗教力量在农村开展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的试点，反映了我国刑罚理念的转变，这是一种进步。像任何一种改革一样，既面临机遇，又存在的理论的困惑与现实的难题。同时，又与我国的整个刑罚执行大环境息息相关，在实践中，我们既要勇于探索，又要依法行事，既要借鉴国外和其他省（市）经验，还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对待。

[参考文献]

[1]《社区矫正试点及有关思考》，王珏，《监狱理论研究》2006年1期

[2]《监狱质量建设的实践诠释》，于爱荣，《监狱理论研究》2006年1期

[3]参见[美]安德兽·冯·赫希著，邱兴隆，胡云腾译，《已然之罪还是未然之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4]《自由刑变革——行刑社会化框架下的思考》翟中东主编，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三篇：社区矫正论文文献综述

一、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社区矫正中最大的问题是传统观念阻碍社区矫正的发展

陈小京在《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在我国的完善研究》中写到，从公众到刑事司法部门，普遍认为要控制和打击罪犯，监禁刑是最好的选择。公众看不见罪犯从而获得安全感，司法部门害怕承担责任而尽量少用或根本不用社区矫正措施

黄爱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环境下的中国社区矫正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社区矫正是刑法观念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她认为我国刑法观念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中国传统观念一直以来认为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罪犯，受刑越痛苦似乎越能接近行刑的目的，在此理念的影响下，我国当前刑法当中规定的管制、监外执行制度，司法人员在适用过程中慎之又慎，实际操作的很少。并且，在本篇文章中还提到我国司法官员还存在“行刑就是关押”, “只有严刑才能稳定”等观念，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执行监禁才能达到社会稳定、改造罪犯的目的。由于这样的理念的普遍存在，利用社区对罪犯进行改造和教育在司法人员的头脑中还存在一定的抵触，以致于社区矫正的实践操作无法有效推进。

二、与社区矫正有关的法律问题

杨方泉在《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中认为，我国不存在法律层面的社区矫正立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难以满足矫正工作的需要，并与原有的法律制度存在矛盾，试点地区的矫正工作缺少有力的法律保障。他还认为我国社区矫正不存在专设性的矫正机构，试点地区的联合执法模式导致了权责的不明和矫正质量的不佳，抽调组成的矫正小组缺乏合法的身份和权威，工作人员临时性、欠缺专业性。

王顺安在《社区矫正法律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层面上主要存在下面三个问题：第一是社区矫正机构主题的合法性地位没有确立，按照我国的法律，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社区矫正机构由于不是公安机关，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并且，他还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主体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明确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是社区矫正内容没有具体化，操作性不强，属于我国社区矫正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只有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但在这些社区矫正的适用刑种中，具体规定的内容不明确，没有具体的标准，操作性不强。第三是我国于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影响，存在很多缺陷，如适用范围比较狭窄，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行刑新理念的出现，《监狱法》已经不适合我国的行刑的发展趋势。

三、有学者关于社区矫正在我国执行方式的问题

陈鹏所写的《中外社区执行方式的比较研究》认为我国的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由公安机关执行，缓刑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假释由公安机关监督；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其执行机关是居住地公安机关，基层组织或原单位协助配合。总而言之，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公安机关有着众多的职能、刑事侦查与治安保卫等任务繁重，且警力分布严重不足，既容易使刑罚执行以及考察、监督流于形式，也不可能像专门矫正机构那样去从事专业性的矫正工作。同时，由犯罪侦查部门去执行刑罚也不利于刑罚执行公正性的获得。

刘茜在《我国社区矫正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过于简单，他在文章中写道属于我国社区矫治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有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这五种，但是我国却没有明确规定对这些符合条件可以采取社区矫正方式执行刑罚的罪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社区矫正方式，实践中对这些人采用的监管方式也基本相同，一些基层管理部门甚至沿用监狱的登记表格进行管理。刘茜认为要取得良好的矫正效果，需要因人而异地设计矫正方案，需考虑罪犯的犯罪类型、犯罪特点、前科纪录等，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素质、工作量及矫正工作人员的数量都有较高要求，但是由于各地条件制约，个性化的矫正方案在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中尚不多见。另一方面，社区矫正从执行环境、执行方式上都与监狱矫正不同，社区矫正的方案也应当与监狱的矫正方案区别开来，因此，为便于实践操作，应当创新设计具有个性化社区矫正方案的制度。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相关的好的方案来执行社区矫正。并且，在结束矫正之后，目前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按社区服刑人员的重犯率来评判，但由于重犯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响，仅通过这个指标来评价矫正效果恐怕有些牵强。

四、关于矫正队伍的问题

薛静丽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提到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这个问题。她在文章中写道，首先，我国目前专业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较少，另外，社区矫正工作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工作能力，但是目前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情况与此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大部分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人员构成单一，缺乏各种相关专业人才，试点工作的发展后劲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其次，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具有特殊性，为社区服刑人员安排志愿者时要尊重其意愿，要根据服刑人员的特点为其安排专门的志愿者，但合格的社区矫正志愿者非常紧缺。再次，从服刑人员的心理来说，存在因害怕被歧视而产生的心理负担，急需熟练、过硬的心理专家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重新树立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但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中缺乏此类心理专家，使社区矫正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心理矫正”开展艰难。

第四篇：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完善与执行机制的构建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完善与执行机制的构建

摘要：社区矫正是犯罪后的刑罚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反的行刑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刑罚方式，也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试行至今，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存在立法滞后，缺乏法律依据，矫正工作主体不明、分工不清，监管不力，管理方式老套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当从实体立法、程序立法、监督立法等方面完善现行社区矫正立法制度，同时从设置矫正机构、培养矫正队伍、创新矫正方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方面构建系统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制。

关键词：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执行机制

一、我国社区矫正的概念界定

社区矫正制度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国家，其称为“社区治疗”，强调把犯罪分子视为病人，对其进行心理和生理方面的治疗。20世纪60年代社区矫正正式在美国提出，并很快在各州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随着人类刑罚制度由重到轻的客观发展规律的作用和影响，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式的刑罚方式纳入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在我国国内，由于重刑思想根深蒂固对社区矫正研究起步较晚，随着国内相关实践的增多以及外国成功经验的传递，对社区矫正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对于社区矫正的理解和定义也越来越全面。广义上理解，社区矫正包括犯罪前的预防矫正，犯罪后的刑罚矫正，刑罚执行完毕后的后续矫正和帮助。①预防矫正从性质上而言是行政工作与社区社会工作的结合，后续矫正和帮助则是刑满释放后或假释后的出狱人社会保护工作。就一般含义而言，我国的社区矫正指的是犯罪后的刑罚矫正，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社区矫正定义为“与监狱矫正相反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②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独特的刑罚方式，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首先，社区矫正具有非监禁性，这是其与监狱矫正的最大区别，非监禁性意味着矫正的对象无需在监狱改造，其服刑环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尽管其仍处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管理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是与监狱矫正相比，仍保留一定的自由。其次，社区矫正具有社会性，这也是其与监狱矫正的区别之一，社会性主要体现于社区矫正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矫正对象的活动应当在社会中完成，另一方面，矫正工作需要社会中有一批具备一定素质的志愿者或专业人员或社会人士进行相关的监督活动和帮助性活动。最后，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服务性，尽管社区矫正也是一种刑事制裁，对罪犯具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其另外一个目的是通过和矫正对象一起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如心理矫治、思想教育、工作技能培训以及利用社会资源帮助矫正对象再就业等，恢复他们受损的社会功能，使其顺利融入社会生活，实现矫正对象的自我发展，从而避免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2002年8月率先在上海试行，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03年7月1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山东6个省市作为首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2005年1①

② 范燕宁：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青少年犯罪理论研究》2004年第11期，第4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5期，第2页。

月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和重庆12个省市列入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其他未列入的地区也陆续开始试点工作。①从这些试点工作中，我国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现行立法滞后，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推行社区矫正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之一在于我国缺少现行的社区矫正专门立法。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工作较为规范的原因在于其立法上有明确的法律文件，实践中有统一的规范做法，程序上有严格的秩序保障。而与此相比，我国并未出台社区矫正法，有关社区矫正的理论以及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一些文件之中，而且这些法律规定较为凌乱，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主要的实施依据仍然是两院、两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无疑使得各试点工作存在差异导致冲突的出现，从而有损于国家刑事执法活动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以及社区矫正的权威性。

（二）矫正工作主体不明，分工不清

根据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5种罪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和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被裁定假释的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意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②

在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具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管和考察，而在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前，缓刑、管制、假释以及监外执行等均由公安机关实施。《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后，只规定对于对宣告缓刑、假释等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而且与此对应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又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③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仅仅只指明了实行社区矫正，并没有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对犯罪分子进行监督与管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是非监禁刑罚的执行主体，负责对非监禁刑罚的考察，但根据两院以及两部的有关文件，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犯罪分子的社区矫正工作，这种分工的模糊，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出现许多弊端，也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互相推诿的现象也变得十分常见。

（三）矫正监管不力，管理方式老套 根据《刑法》，被宣告缓刑、假释等犯罪分子，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有关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有关机关批准。据此相关法律已经规定了实行社区矫正的对象应当接受有关考察或监督机关的监管。但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监管不力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立法的缺失以及工作主体的不明导致监管从最开始就出现不明朗的局面。其次，实践工作中矫正力量明显不足，表现在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司法工作者人员短缺，同时展开矫正工作所需的社会工作者纷纷流失。再次，矫正对象及其亲属缺少相关知识，认为社区矫正形同于刑满释放而抵制服从有关机关的监管活动或不按照法律规定履行相关义务，这也加大了社①

② 刘强：上海社区矫正的发展与评论，《法治丛论》，2002年第4期。.2014-4-22访问。

区矫正监管的难度，致使社区监管有时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当前矫正管理方式基本上在于监管和控制，对犯罪分子心理和行为习惯方面的矫正较少，而且，绝大多数地区的社区矫正目的在于“不出事、不闹事、非下落不明”①，矫正形式化极为浓厚。

三、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比较分散、凌乱，适用社区矫正时法律依据过少、漏洞百出，对此，应当完善有关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首先在实体法律制度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现行《刑法》中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提高社区矫正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应当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性的《社区矫正法》，早在2003年我国人大代表就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议案，通过这一立法与相关法律的相互协调、配套和衔接，形成完整的刑罚体系，从法律的高度保障社区矫正制度的生命力。②具体来说，可以将社区矫正刑作为一个新的刑种写入《刑法》，就目前而言，我国仍采用以监禁为主体的刑罚制度，非监禁刑的适用极少，然而，纵观整个世界刑罚制度发展，社区刑罚制度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于主观恶意程度较小、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尤其是未成年犯、过失犯，可是适用社会矫正刑。

另一方面，构建矫正辅助制度。作为一种较为新式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的良性发展应当辅助于相关制度。在这一方面可以构建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这一制度对社区矫正的发展尤为重要，在实践中，缓刑、假释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嫌疑人再犯的可能性大小，而这一可能性的预测有赖于科学的人格调查制度。由此，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并作出适当的判决建议，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监狱矫正的适用，而加大社区矫正的适用程度。另一种操作性强的制度为刑罚易科制度，这一制度在国外的运用较多也较为成功，对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在实践中，对于判处短期监禁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允许转换为社区矫正刑以减轻剥夺自由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允许对违法限制自由刑的犯罪分子转换为剥夺自由刑以提高社区矫正的权威。从维护法律严肃性以及慎用短期监禁刑的立场出发都是可行的，同时也可以配套建立相关的听证制度，涉及社区矫正管理的保证金制度、担保人制度等。

其次，应当补全程序立法的缺陷。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及最新刑事诉讼法中，都缺少有关社区矫正程序规则的规定，因此，尽快增加相关程序性立法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序、公正、顺利的进行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而言，程序性规则首先应当涵盖社区矫正工作的管辖，即对于判处缓刑、假释等社区矫正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哪一社区服刑，由哪一社区司法行政机构监管等方面的问题。社区矫正各个阶段的衔接也十分重要，在实践中，在社区矫正决定与执行之间的阶段和社区矫正的结束或撤销阶段尤其需要重点规范。涉及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的评估程序也应当有相关法律规范，因为这一程序关系到矫正对象是否可以提前“刑满释放”或应当加重处罚，对此，不应出现法律漏洞来损害社区矫正的最终效果。

最后，加强社区矫正的立法监督。这一立法不仅包括确定监督机关，而且包括对社区矫正过程的监督。在我国主要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对于社区矫正这一问题，其也应当适当的介入这一刑罚之中，更好的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作用，加强对社区矫正各个环节的监督，从而预防司法腐败。为此，应在各级人民检察院内部设立社区矫正检查监督机构，按照现行法律和社区矫正的规定，对各种非监禁刑罚的决定、社区矫正的运作、社区矫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社区矫正对象和被害人及社会公众权利保障进行检查监督，重点检察适用社区矫正对象的条件以及程序是否合法，有关部门是否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决定或裁①

② 张田辉：我国社区矫正司法实践之困境分析，北大法律网2013年。张天星：社区矫正走入百姓生活，《上海法治报》2003年。

定，从而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操作，健康发展。

四、构建社区矫正执行机制

社区矫正实质上是执行刑罚，这一刑罚的执行不仅仅是对矫正对象的监管考察，也是对这一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因此，为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使社区矫正更好的融入当代法治生活，应当构建系统的执行机制。

首先，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置可以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避免在实践中出现分工不明、推诿责任的现象。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制发展，在司法行政部门内部设置这一机构更符合长远利益，也符合国际趋势。结合我国相关实践经验，司法行政部门执行社区矫正在理论上符合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和执行权分别由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的共识，在实务中解决当前“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不一致的尴尬局面。同时，统一执法机构，也能更有效的节约司法成本，更好的对矫正对象进行再改造。

其次，建设专业矫正队伍。矫正队伍的流失是我国当前社区矫正工作遭遇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矫正工作人员的编制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漏洞更是加剧了这一局势。社区矫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它要求矫正工作者不仅掌握社区矫正的基本法律要求，更需要具备专业的服务技能和业务知识以肩负教育和改造矫正对象的重任。因此，应当构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选拔和培训机制，加强对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使其法律知识、专业水平、危机管理、心理疏导、以及突发事件预防能力符合要求。同时，有关当局应当给予矫正工作人员以正式编制身份，或拨付专项资金，以避免矫正工作人员的流失。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志愿者，对此，应加大志愿服务理念的宣传，完善志愿者招募和奖励机制。

再次，创新矫正监管措施。我国目前社区矫正的措施比较单一，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矫正对象采取宣读文件、定期汇报等流于形式的方式，这就导致矫正工作并不能达到矫正的目的，同时也造成矫正对象心理上的松懈。对此，在实践中，应当创新矫正监管措施。在技术层面上，应当加强矫正的网络化管理，对矫正对象实施数字化监控。同时，在日常实务中，应当加强对矫正对象的心理辅导、就业培训，端正矫正对象的心理，使其更好的服从相关规定，最终达到矫正的目的。

最后，强化矫正执行监督。对社区矫正的监督除了上述立法监督外，还包括社会监督、矫正对象本人及其亲属监督以及矫正机构内部监督等。在执行社区矫正过程中，可以适当建立双向惩戒机制，即社会人员、矫正对象及其亲属及时报告有关机关的违法活动，可以受到一定的奖励，而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疏于对矫正人员的监管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这一双向义务的设置，减少脱管、漏管现象，同时也防止矫正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五、结语

相比与监狱矫正，社区矫正并未剥夺个人的自由，其以一种非监禁性的刑罚方式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人文主义关怀。

我国社区矫正起步晚已是事实，而且目前我国面临传统的重刑主义使得社区矫正制度缺乏意识土壤，现有的社区现状无法为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运作提供物质基础，而且法律规范的缺失无法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法律依据，矫正主体权责不明，缺少社会力量等重重困境，但这并非代表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停滞不前，近几年的试点实践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修订表明，社区矫正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而且其具体的工作也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随着从实体、程序以及监督等方面完善现行社区矫正立法制度，同时从设置矫正机构、培养矫正队伍、创新矫正方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方面构建系统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制，必然推动我国社区矫正事业向前发展，使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方式被广泛认可和接受。

参考文献：

[1] 罗一龙：社区矫正的现状、问题及中国化本土制度构建，《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9期。

[2] 红梅：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前言》2010年第23期。

[3] 毛荣华，陈柳滔：试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商界论坛》2013年第4期。

[4] 谭启彬：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制研究，《学术探索》2008年第1期。

[5] 陶郑忠：试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6]蒋瑶，桑骊，张富兴：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问题及检察监督——新刑诉法语义下的再探讨，《大江周刊：论坛》2012年第8期。

第五篇：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构建初探

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构建初探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动教养系2010级试点班

钱玮龙

摘 要：社区矫正是一种新型的非监禁刑罚制度，是现代矫正制度发展的基本方向，在国家公权力不可能像在监禁矫正体制中那样深入于各个环节的时候，社区矫正需要更多的依赖于社会力量进行运作。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和实现社区矫正目标的基本要件。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提出和实施,要求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融入到社区工作和生活之中,成为社区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部分,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所产生的是综合的社会效应。本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并于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起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以如何完善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

The build of Community Correctional Social

Support System Abstract: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is a new Non-custodial penalty, and it is a basic direction of today’s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When the national power can not go deep into each aspect of society as custodial penalty,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needs more social support.The Community correctional Social support System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to carry out the work and reach the goal of community correction.It has been become the part of public security and produce a comprehensive social affection.On the basis of《the Community Correctional Implementation Measures》,which is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I try to discus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al social support system.Keyword：The community correction;Social Support System

一、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概述

（一）社会支持系统概念简要

根据《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我国把社区矫正界定为“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强调了国家机关之外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我们把这种国家机关之外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等

社会力量统称为社会支持系统。

简而言之，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系统是指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和实现社区矫正目标提供支持的各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构成要素或子系统的总和。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于社区矫正工作而言,是主观接受和客观提供的双向互动过程,它是社区矫正机构主观接受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系统对社区矫正工作客观提供支持的互动和促进,社区矫正工作在寻求支持时,不是单纯的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地拓展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发育状况决定了社区矫正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甚至成败。

（二）社会支持系统的主要内容以及分类

社会支持按照社会所提供的资源的不同性质来分类：(1)尊重的支持：指的是个体被他人尊重和接纳，又称作情感性支持、表象性支持、自尊支持；(2)信息支持：即有利于对问题事件进行说明、理解和应对支持，又称建议、评价支持或认知导向；(3)社会成员身份：即能够与他人共度时光，从事消遣或娱乐活动，满足个体与他人接触的需要，转移对压力问题的忧患或者通过直接带来正面的情绪影响来降低对压力的反应，也可称作归属性；(4)工具性支持：指提供财力帮助、物资资源或所需服务等，通过直接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或者提供个体得以放松或娱乐的时间来帮助减轻压力反应，又可称为帮助、物资支持和实在的支持。

按来源分类：社会支持可分为人际支持和组织支持，即来自于个人的支持和来自于组织的支持。其中，人际支持和组织支持各自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人际支持可分为父母支持、朋友支持、同学支持、老师支持、亲戚支持等；而组织支持又可分为正式组织支持和非正式组织支持。其中，我过当前主要进行的是正式组织支持，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财政部门、民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人事编制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等这样的由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准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等组织来实施的支持，而非正式组织，诸如志愿者，由工作（居住）在社区内、热心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团体人员、专家学者、干部、老师、高校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原工作单位人员、超市、企业等的支持相对比较单薄。[1]

（三）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特点

社区矫正中的社会支持系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广泛的参与性。社会支持系统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中融入了大量的社会力量，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均可广泛的参与其中，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稳定的、有效的整体来支持社区矫正的执行。

在监禁刑中，服刑人员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自由被限制，同时所受到的社会支持系统也非常有限甚至及其薄弱，而在社区矫正这一种的非监禁刑的实施后，社会支持系统得以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形式对社区矫正进行支持，是的矫正对象与外界的信息交换，人际关系，生存生活等方面，都能与社会保持联系，同时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能帮助其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所以，因为广泛的参与性，社会支持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2.较强的针对性。传统的封闭性矫正教育，强调更多的是惩罚性和灌输性，只关注判决，裁定等，对于不同矫正对象的个别矫正教育并没有过多的注重。而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系统，则是针对矫正对象不同类型和特点，以个别教育和集体教育相结合，个别教育为主的原则展开矫正教育，更多强调了“对症下药”“因人施教”的原则。针对矫正对象的个体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矫正活动,对矫正对象自身的问题及不同的心理障碍,有的放矢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和心理矫正策略,包括针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案情、不同的主观恶性程度、不同的心理特征采取的个别矫正。

3.一定的区域性。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出发点是在社区执行，所以在社区这个特定的区域中，最大限度地调动和组织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和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控制违法犯罪,矫正犯罪行为,强化社会适应性训练,学习社会规范,构建和谐的安全的社区环境。

4.介入的义务性。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各部门的介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义务，这其中有法律赋予的义务，也有道德层面的义务，虽然社区矫正正在向着更加规范、更加合理、更加法定化得方向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仍然是道德层面的义务，或者说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稳定和谐负责的义务介入其中的。

5.执行的协同性。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服刑人员面临着各式各样的

问题，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时矫正不在单单是矫正工作的责任，而来及家庭，朋友，社会等各个与其相关社会力量的参与与协同工作，即社会支持系统给予的物质和情感的帮助，为他们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不会致其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不会导致其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6.方式的综合性。社区矫正的矫治方式与监禁刑相似，如教育，监督，管理，心理矫治等，但又与监禁刑不同，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不仅要矫治矫正对象的恶习，而且还要组织起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提供社会服务，学习社会规范，掌握一定的技能，为适应社会、回归社会做好准备。同时，社会支持系统内部施行严格的管理办法，奖惩措施，考核与保障制度等，通过各种手段，提高社会综合效应。

（四）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功能

社区矫正，归根结底是对矫正对象的矫正。而作为一名矫正对象，一个人来说，离不开整个生存环境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就是需要一个整体的支持系统来支持。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不光需要矫正对象的积极配合，还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结合，这个意义上，与监禁矫正相比较，社区矫正的特征并不应仅仅体现为矫正活动在开放的社区中进行，更体现于社会力量对罪犯矫正活动的广泛参与性之上。社去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功能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普遍的增益。通过社会自身力量，不仅对矫正对象进行矫正帮扶，帮助其实现自我价值，矫正其不良行为习惯和其他恶习，同时，也促进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社会支持系统协调了个部门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使得社会得以正常运转，保证了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合作是社区矫正“双赢”的选择。公益性机构不会唯利是图，不管政府支付的报酬多少，他们都会全力以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组织自身也能够得到发展。[2]重要的是民间组织要提高自己的能力和专业素养。

第二、预防犯罪。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下，无形当中，对矫正对象能形成良好的影响，促使其自发改正以往恶习和不良行为习惯，提升自我修养，矫正自身人格。另外，从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看，生存、安全、爱与归属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对于一名罪犯来说同样适用。“意识到的或实际的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提供的工具性或表达性的资源。”社会支持能够促进个体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能提供积极的情感体验，并能使个人对生活环境形成稳定的可预期性，进而形成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和体验，进而预防重新犯罪。

[3]

二、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现状

在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小政府大社会”逐步被确立为社会体制目标模式的

转型时代，我国开始了新型社区矫正的实践。[4]中国的新型社区矫正实践最早是在上海开始的，上海市徐汇、普陀、闸北三个区从2002年8月开始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这也是我国首次提出“社区矫正”的概念。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确定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作为全国社区矫正的试点省市，则是我国准备在制度上、法律上确立社区矫正的正式起点，初步形成了以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以司法行政机关为执行主体，公、检、法、司等各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区矫正体制。各地都制定了符合本地实际的社区矫正制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矫正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河北(泊头)模式”等。我国自2009年起，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已被作为我国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被纳入到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整体规划之中。

各试点省市不仅把社区矫正领导机构建立起来，还在社区矫正的专业人员配备上下足了功夫。2004年，上海竞争作社区矫正专业社工的压力丝毫不比考大学轻松，其录取比例高达1：15，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到74％。在北京从2003年7月1日正式启动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成立了三级社区矫正组织机构，先期试点地区的专业矫正力量达600余人，社会志愿者人员1800余人，矫正组织接收的矫正对象1500余人。各级矫正组织积极解决矫正对象生活问题，先后帮助200人办理了“低保”，提供就业指导、培训或安置工

作810人次，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3622人次。这些专业化的社区矫正人员，通过其专业的服务。为社区矫正对象的顺利回归社会提供了很好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已有的矫正成果反映了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目前我国的社去矫正社会支持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专门从事社区矫正的司法行政人员；二是社会力量，包括志愿者、政府招募的社工、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工作单位的人员等。但是很多地区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社会支持系统还很不健全，社区发育也很不成熟，社区建设还很不健全，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还十分薄弱，因此，导致社会支持系统薄弱。

（二）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问题分析

虽然我国的社会矫正及其社会支持系统取得了一些显著地成绩，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由于国家政治控制的减弱和社会人口流动的加快，许多村(居)委会等传统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处于涣散状态，功利和浮躁的风气弥漫于社会，热心从事社区矫正事业的公民很少，从而使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措施的实施得不到民间力量的有力配合，行刑效果大受影响。

其次，专业人员的欠缺，导致矫正力量的不足。这必将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良性发展。因为没有社会支持系统的支撑，社区服刑人员的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如心理问题、生活困难等。所以社区矫正体制的运作需要更多地依赖社会的力量，甚至主要依靠社会的力量来完成。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构建和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势在必行。

第三，经济和地域条件的限制，导致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我国目前一些经济条件好的省份、城市，比如上海、北京等，并且为社区矫正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经费等上的保障，但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因为人才的紧缺，加上经济状况影响，没有如心理学等其它相关专业人才，在社会支持系统有着很大的缺陷，社区矫正工作也难以全面、有效的展开。

最后，由于宣传不足，社会对于社区矫正认识不高，对于罪犯进入社区有着抵触情绪。由于传统报应刑观念根深蒂固。普通公众对于非监禁矫

治措施容易误解为关系案、人情案，认为是放纵罪犯，引起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这种观念的存在将大大制约社区矫正的适用及其效果。因此，培育社会支持系统必须首先加强宣传、教育，让普通公众(尤其是社区矫正人员所在的社区、单位的公众)理解社区矫正的积极意义。

三、浅析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思路

（一）构建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 1．构建家庭支持系统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决定了血缘和家庭关系在个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家庭是个体出生后接受社会化得第一个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家庭影响整个人的一生，家庭更是每个人心中温暖的、可靠地港湾。所以，构建一个完善的家庭支持系统，对矫正对象来说，是最关键也是最值得信赖的。

家庭它既为服刑人员提供物质需要的满足，又为服刑人员提供精神需要的满足。家庭人际关系和谐，有助于服刑人员的改造。反之，如果家庭不接纳服刑人员，甚至将其赶出家门，就会使服刑人员感到无助、绝望，丧失改造的信心，无论矫正工作人员多么努力，都达不到最理想的矫正效果。应当注意开展对社区服刑人员家庭成员的培训工作，提高他们配合矫治服刑人员和防止其再犯的能力。

构建一个完善的家庭支持系统，包括：

第一、实际支持，可以具体为金钱、财物、帮忙照顾老人小孩，提供住所，提供就业线索、日常生活帮助、技能培训、法律、心理知识讲座等实际的支持等。所以，这样的支持，对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情感支持，主要是指贪心、关爱、孤立、尊重、接受等反面的支持，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分析中，爱与归属的需求是在满足胜利需求和安全需求后另一个基础的需求。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里，难免与周围的人交往。如果一个人没有与他人的情感交流，那他的生活是单调且没有意义的。对于社区矫正对象来说更是如此，更需要得到周围人的情感支持，至少不是歧视，不是排斥。

总的来说，家庭属于初级的社会群体，其主要的特征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紧密、接触频繁、感情深厚，因此，家庭支持也是基础的支持，它一反面能为矫正对象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另一方面它也是矫正对象脆弱心灵可以依靠的港湾。调查发现，每一个矫正对象或多或少得到了家庭的支持，虽然有些个案的家庭成员对其仍然存在成见，但是家庭的关爱总是存在的，可以说，家庭式最稳定的支持来源。2．构建亲属支持系统

亲属支持指家庭以外的所有亲戚提供支持，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关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势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继承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和未来的人物。” [5]在社区矫正非正式支持系统中，亲属这个支持系统往往与家庭相互配合，同样给予矫正对象莫大支持。3．构建人际网络支持系统

注意社区服刑人员的人际交往圈子，充分发挥其同事和朋友的支持作[6]用，加强正面引导。很多的矫正对象在服刑期间，受到心理的压力比较大，同时由于限制其活动范围，导致交际圈也有限，但是在有限的环境中，也需要做好对矫正对象的引导。对于其交易网络内的人，要做好调查摸底情况，了解是否对矫正对象顺利服刑有不利影响，不仅要做好对矫正对象的引导，也要做好在限制范围内的广泛宣传教育。

4．构建和完善良好的人力资源支持系统

社区人力资源是将人的体能、知识、技能、行动视之为一种“活”性的资源,人力资源的最基本方面,包括体力和智力,从现实应用的状态,包括体质、智力、知识、技能四个方面。人力资源是经济性的资源、是战略性的资源。人力资源对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可用性,即通过对社区中人的体能、知识、能力、个性行为特征与倾向的使用,可以为矫正对象的矫正教育创造更大的价值。要吸收更多的社会志愿者，尤其是懂法律、教育、心理学知识的志愿者，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意识和行为，使志愿者成为社区矫正的重要力量。社区矫正志愿者主要来自于以下人群：

法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大学生；社区工作者；社区内离退休党员干部；矫正对象家属；社区居民；其他热心于社区矫正事业的人员等。

社区矫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的广泛参与性。因此，志愿者必然成为社区叫矫正社会支持系统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如上海建立了全国首个省级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逐步构建了遍及18个区县的志愿者组织网络，建立起一支包括心理学、法学、医学、教育学等多种专业人才及社会热心人士在内的近万人的志愿者队伍，并吸纳了400余家企业作为团体会员。目前，上海还为每一位社区服刑人员成立一个由社工和志愿者参加的帮教小组，形成了立体帮教网络。

5．构建完善的道德伦理规范和舆论激励支持系统

通过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积极引导形成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趋向和社会理念。在社区矫正的工作中，可以引入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比如《弟子规》等经典书籍，“在具体到社区矫正工作实际中，可以通过对服刑人员进行道德文化教育，内化他们的道德意识，减少其犯罪意识”，“在保持法律威慑的同时，从根本上打消再犯的念头，这样才可能有效减少服刑犯知法犯法情况发生” [7]。

社会舆论是社区矫正工作获得社会认可和社会支持,构建社会支持系统的工具。社会舆论掌握着影响社会公众的话语权,决定着社会公众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方向,衡量着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加大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强化新闻媒体、网络的宣传效果，着力营造促进社区矫正发展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公共关系协调机制，有效开展公共关系协调工作。提高公众的认同度，让大家接纳社区服刑人员，从人格上理解、尊重他们，从而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并愿意参加公益活动，增强与社区居民的联系，培养他们的爱心与奉献精神。

（二）构建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

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是相对于非正式支持系统而言的，它指的是包括由政府制定相关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工作主题和执行主体等政府组织组成的正式支持系统。它承担着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帮教、矫治等功能，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社会支持，而这方面的支持通常是带有强制性的、不可替代的，是非正式支持系统所不能提供的。[8]

1．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系

法律是国家制定认可的，带有国家强制性，它与其他的上层建筑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体现的事国家的意志，因此，法律法规在保护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2003年，“两高两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定义、适用范围、任务等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粗略提及了公检法司的分工。2004年6月，司法部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出台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社区矫正十点工作的机构职责划分、社区矫正人员的接受、管理以及解除矫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2005年1月，“两高两部”联合下发《关于矿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列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2012年1月12日，“两高两部”联合印发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各地也结合实际，也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实施规章制度，比如甘肃省印发了《甘肃省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实施办法》，各地市（县、区）也先后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并且印发了《社区矫正工作手册》；武汉市结合实际印发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流程（试行）》和《武汉市社区矫正衔接工作暂行办法》，对各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职责、社区矫正法律文件的转递和衔接、社区矫正日常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不可少的根据，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系统才能为社区矫正的执行以及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提供参照，指引方向。所以厚茧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系统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需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是社区矫正的必经之路。

2.完善的管理支持系统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立足全局、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合力。

从纵向来说，目前在司法部专门管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负责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和协调；在省一级的司法厅(局)，也应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指导管理机构，管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市(地、州)、县(市、区)司法局也相应地设立社区矫正的管理机构；在街道、乡镇由基层司法所直接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在社区(村)

一级，也要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通过招募志愿者、聘用专家等形式充实工作力量。由此，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统一协调的社区矫正组织与执行系统，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

从横向来说，地方政法部门牵头，成立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领导小组)。凡涉及本地区矫正的发展规划、重要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等重要问题，都要由领导小组乃至当地党委政府讨论决定。公安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身份不变，负责依法办理刑法、监狱法规定的相关法律手续，实施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对重新违法犯罪的矫正对象依法及时处理，对违反有关规定脱离监控范围的矫正对象进行抓捕。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并与法院、公安、监狱等机关密切配合，主要是及时接收人民法院、公安、监狱发出的有关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接收社区服刑人员；在人民法院就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的判决、裁定或者决定提出意见；对不服从教育管理的对象提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等。各街道、乡镇成立以基层司法所为主，由当地公安民警、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

这样，将最终形成由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具体负责，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基层街道、乡镇和社区(村)积极配合，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运行机制。从目前来看，这种运行机制被实践证明还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也产生了较好的实际效果，要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创新。

3．完备的矫正人员支持系统

社区矫正属于国家整体行刑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应当由国家机关来负责执行，考虑到当前和长远的需要，应加速社区矫正专业工作队伍建设，培养专业人员，让每一个社区服刑人员都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与支持，不产生脱管、漏管现象。

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有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从事各类社会管理工作的政府官员。他们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都是矫正罪犯心灵的财富。[9]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特征之一的“明星效应”，亦是社区矫正大可挖掘和利用的有效资源。在社区矫正工作规划中，要注重邀请一定数量的著名社会工作者及知名人士，与服刑罪犯谈人生感悟、创业精神，尤其是如何面对挫折的勇气和方法，也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如上海的社区矫

正工作是由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承担具体实施，其按照法律、法规以及章程自主运作，聘用具有一定法律、社会工作及其他相关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专业服务，恢复和增强他们的社会功能，促使他们早日融入社会。

另外，各社区矫正机关也可立足实际挑选志愿者，如有高度的工作热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兼职志愿者；从下岗和离退休人员中聘任的专职的志愿者；与犯罪人具有相同人生挫折或体验人的，从刑满释放人员中选拔出的志愿者等，使志愿者在专业矫正官的指导下开展管理、教育、监督并考察在社区内服刑罪犯的工作。

4．完善和统一的政策支持系统

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财政保障机制。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可以考虑结合地区经济情况，按社区矫正对象的人数划拨经费，如江苏省通过试点实践测算了每位社区服刑人员每年需要1000—3000元的经费。参照世界通行做法，还需要为社区志愿者发放一定的报酬等。从长远的角度看，社区矫正还可以走社会化的道路，吸收社会资金和居民个人捐款。另外，对于实践中创建的社区矫正创业基地，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经费扶持和政策优惠。这些做法是推动社区矫正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其次，建立统一的社区矫正考核奖惩办法，完善激励机制。政策上要严格落实相应的奖励惩罚机制，实践证明这些奖惩措施对激励罪犯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造是有效果的。比如杭州市上城区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实行考核奖惩规定，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减刑，激发和鼓励了罪犯改造的积极性。

司法行政部门作为社区矫正的专门机关，要特别注意在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和完善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力量是一个系统，虽然专业社团与社工应当成为这一系统中的核心力量，但并非全部力量，决不能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的培育与整合。因此，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注意协调社会支持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以使其能够协调运转；应着力建构一套以社区建设为中心，辅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的新型社会支持系统。

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还不完善，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及时解决。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系统对社区矫正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合理运用社会

[10]

力量，有助于使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和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Lin Nan，Dumin．M．Y．，Woefel M．．Measuring Community and Network Support．In N．Lin A．Dean & W．Ensel．"Social Support，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M]．Orlando：Academic Press，1986．18．

[2] 胡配军.社区矫正教育理论与实务 [M].法律出版社.2007（2）.第12页.[3] Ullah P，Banks M，Warr P，Social support，social pressure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uring unemployment[J]．Psychological Medicine，1985，(22)：283—295． [4] 肖建国著：《现代社会治安防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5]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6] 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社区矫正的良性发展吴艳华吴春 [7] 社区矫正中引入《弟子规》传统教育的可行性分 么俊高 马超 [8] 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系统及其作用 连春亮

[9] 吴宗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种类与名称[J].中国司法,2005,(12)[10]试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王彦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