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读书报告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读书报告
姓名：范宇新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书报告 范宇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谓是家喻户晓，马克思不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革命家。他的理论影响了也还在继续影响着全世界，被英国广播公司评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以及“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实至名归。我在读大学之前，只是知道一些关于他的名人轶事和美谈佳话，对马克思的思想没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今终于有机会试着去走近马克思主义，更是怀着谦卑崇敬之心。
这次阅读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于1857年8月，是马克思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的总的导言。此前的十几年里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经济学问题，计划写一本以新世界观为指导的经济学著作。这段时间里，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虽然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却也在革命中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登上了历史舞台；而1857年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暴露的资本主义的弊端，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实质，同时也为了批判当时国民经济学的一些错误观点而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也成为马克思留下的唯一 一篇系统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文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从唯物主义史观出发，指出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相互割裂的，马克思论述了他们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还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要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共分为四节，分别为“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第一节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指出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或者是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的生产，或者是某一个历史阶段上的生产。第二节马克思责备了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些联系着的东西割裂了，提出了他们的统一关系。他指出生产和消费，不仅互相直接就是对方，而且互为前提，互相依存、互为手段。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生产的结构决定分配的结构，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生产的结构和产品的分配；交换是生产的要素，交换的性质和方式也是由生产决定的。从而得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各个环节。第三节马克思指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是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科学方法。研究包括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两个阶段，而叙述方法它略去了由具体到抽象这一步。第四节是一个写作提纲，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仍然想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对他在1857年至1858年间写好的手稿重新进行修改整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名出版时写下的序言。发表于1859年1月。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主要讲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经过和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自己研究经济学的一些情况和写作计划，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最后提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态度。
马克思的这两篇著作中有很多重要思想、深刻言论和经典论断。《<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生产的首要性和生产的决定作用。没有生产的发展是分配、交换、消费的基础，这种生产对分配、交换、消费具有决定作用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这让我想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对这一矛盾的认识，才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巨大成就。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阐明了生产了分配的统一关系，就是告诉我们既要重视生产也要重视分配，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且这样的分配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分配结果也有一些问题，例如贫富差距过大，贫困人口还占有相当大比重等，因此我们仍要深化制度改革，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除此之外，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为生产提供目的和动力。我国很多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都体现着这一思想。国家鼓励老百姓消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虽然一些不合理的做法导致了部分产品质量较差的结果，但中国的经济腾飞确实十分引人瞩目。
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指明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构成社会生活的三大基本领域，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依存。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观点包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这些观点简明扼要而科学地概括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从这两篇著作中，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仅在当时有重要的理论作用，而且对现在和今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深刻的、直接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作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开端，初步地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并分析了经济学基本范畴及其互相关系，它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许多重要思想，为 1859 年出 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基础。也对于马克思系统地阐述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理具有突出的意义。
这两篇著作中体现的思想为我们科学地全面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们让我们认识到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等诸多奇迹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我们仍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看待历史，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书报告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书报告
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与不断完善，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挑战。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文化动力，是完全有必要的。为了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我们必须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其基本精神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时代化。依据李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本文主要就笔者所研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进行分析，思考《序言》中简明介绍的唯物史观，并阐述几大理论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背景考究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述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这也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运用和得到证明的过程。它充分表明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完整科学体系组成部分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紧密联系。马克思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上大学研读的是法律专业，同时却又专心研究历史和哲学。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到时在毕业时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开始任《莱茵报》的编辑，撰写文章参与了莱茵省关于林木盗窃案、，摩泽尔农民状况等问题的辩论，这些都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离开《莱茵报》之后，马克思先后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逐步认识到，“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而“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
其后，马克思到达巴黎。在巴黎的布鲁塞尔的几年中，马克思的思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他开始系统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下了《巴黎笔记》，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初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并开始了以劳动为锁钥的对社会发展史的探索。之后，在1847年撰写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竞技馆，首次阐明了唯物史观的观点，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精炼的语言向全世界公开了共产党人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理论的阐述
1、关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
《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正如在序言中所说，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变更。
社会生产力包含：物和人的要素。生产资料是生产力中物的要素，先进程度不同的生产资料往往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以致会引发社会形态的嬗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但是，物的要素必须被人即罗东这所掌握并进入生产过程才能成为生产力。没有劳动者的话，生产资料只不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物，无法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它一旦应用于生产实践就会成为活跃的社会生产力。而生产资料的改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处于劳动者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劳动者在社会发展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缺失劳动者，那么一切的所谓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无从谈起。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由上文分析可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必须要追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谋求社会的进步。
《序言》还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以上表述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的必然的延伸。在贯彻该理论的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避免单纯追求两个“决不会”的错误理论。首先，马克思在强调一种社会形态的建立归根到底是要有一定的相应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基础时，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这种生产力的具体水平。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弗里诺斯所说，“每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且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淘汰的时候，率先发生转变过程的多半不再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和板结的社会里，而是发生在外缘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里”。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于一种社会形态的建立来说，只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正如在沙俄，虽然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但却是资本主义世界诸多矛盾集中的焦点，是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一环。在这里广大农奴受到的剥削最为强烈，反抗也最为强烈。但在列宁、斯大林的带领下，他们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智慧。
2、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
1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盾。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即使社会形态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仍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其矛盾冲突的程度与表现形式。基本矛盾中两个方面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正如辩证唯物主义观中所说，矛盾的两个方面有主次之分，永远分为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一般在社会的上升期，适应是主要方面；而在社会的衰落期不适应则是主要方面。除此之外，不同形态的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但有一点必须得到承认，即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要么发生在政治领域，要么发生在经济领域，要么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而归根结底，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反映了经济领域内的阶级矛盾，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则是经济领域内的阶级矛盾的相互关系。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反应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不同经济利益群体在观念上的矛盾仍然是存在的。然而，不同利益群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双方所处的位置不太可能是一方在经济领域而另一方在政治领域或思想文化领域。这种直接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
3、人类社会的有机构成
在历史上，人们对于各种历史现象往往只是采取人的意向和观念加以解释，而不去探究决定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的物质力量，因此无法发现其规律性。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这样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从而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经济领域、在生产关系上却存在着共同之处：同样都由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组成，都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其同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使如此。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有机构成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相关思考
1、历史性思想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将马克思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资本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将之永恒花、超历史化，并推广到所有社会。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性思想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理论的重要维度，也是他能够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维度。在过去的理论构建中，人们将物质生产看作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在一般意义上这是正确的，需要注意的是，物质生产的这一基础性意义，也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从事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劳动出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历史性规定消失了。物质生产过程体现为人与物的结合过程，大昂资本失去了历史性社会关系的规定时，其直接表现形态或者体现为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或者体现为货币。当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被简化为人与物的结合关系时，就容易陷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误区。以上所阐述的思想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人类生活的一般物质条件俩看，一切劳动都是物与物、物与人的结合，资本直接表现为没有资本形式所规定的物，这里的人当然也使没有历史性社会关系规定性的人。马克思主义批判这种只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的理念，因为后者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制而扩大了对一切社会的看法，任何时代的生产资料都将被认定为资本。它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了，这种观点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体现。第二，当资本的关系简化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交换就成为一切社会的规定。这种交换的倾向被古典政治经济学认定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由此，与资本的物化相一致的，就是人的一般抽象化，“经济人”即为这种抽象化的结果，二者也使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理念所需要的。第三，从交换的平等特性出发，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消灭货币的主张，希望从流通领域来解决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在马克思看来，使得上屏生产永恒花但又想废除上屏与货币的对立的想法就像是废除教皇而保存基督教一样荒唐，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为资本，这只是一种虔诚的愿望。除此之外，如果将资本只是理解为货币，那么对资本增值的理解就只能表达为“在交换过程中分资本家将本该属于工人的部分拿到了自己的腰包”。正如罗德岱尔所说，“如果对资本利润的这种理解真正正确的话，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利润不是收入的原是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并且绝不能把资本看作财富的源泉之一，因为资本带来的利润不过是收入从工人的口袋转到资本家的口袋而已。”马克思指出，斯密的观点将剩余价值与利润混淆起来。从资本投资的角度说明利润，对利润的说明就会求助于资本家的发财欲望，而这种说明本身，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为前提的。从生产领域转向交换领域来理解利润是理论逻辑 的退却，也使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固有的缺陷。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成一种超历史的存在，那么剩下的就只是没有社会关系规定性的物与人，这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般理论视野，也使从政治经济学处罚的社会主义者的视野。当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才能产生社会契约论式的自由个人的想象。当马克思的思想进入到这个理论层面时，他才能真正的透视黑格尔，透视现代民主制和国家理念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进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李璐入口，而要透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历史性构成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深层事视野。
2、资本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解释
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区别开来的根本环节在于：第一，劳动同资本的最初交换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其中资本作为货币出现，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现。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交换的是劳动能力，而不是生活资料的等价物。一方是物化劳动的货币，是一般社会形式，另一方是作为劳动能力存在的劳动，这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交换，双方体现为买者与卖者的关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等价关系，也正是这种形式上的等价关系，才使勃雷等人认为交换是最公正的。然而，与单纯形式上的交换过程不同的是是，整个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化在自己产品中的劳动，大于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因而大于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的物化劳动；换句话说：过程的实际结果在于：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而且得到了一个完全是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劳动同资本的直接交换在这里的意思是，第一，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变成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这个转化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第二，一定量的物化劳动与等量活劳动加一个不经过交换而占有的活劳动的追加量相交换。因此，生产劳动是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而不是决不带有特殊形式规定性的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所具有的社会规定性同生产资料本身的物质存在是这样地结合在一起，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中，这种社会规定性同这种物质存在是这样地不可分离，以致这种社会规定性甚至也被用到同它直接矛盾的那些关系上去了。这正是过去唯物主义没有解读出来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只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视野出发，也无法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明确地说：这一点就被利用来为资本辩护，把资本与一般简单劳动过程的一种要素混淆或等同起来，从而说什么用于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产品就是资本，原材料是资本，或者劳动工具、生产工具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同一切分配关系和社会生产形式无关的、一般劳动过程的因素、生产的因素。停留于这种历史观的水平上，也就无法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特定规定，也就无法真正地揭
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程，更是价值增值过程，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程只是价值增值过程的载体，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增值，而这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是量的规定。如果完全抽象地讨论劳动过程，那么在原初的劳动过程中，就存在两个要素，即人与自然，就会把劳动看成是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资本的辩护士为了把资本说成是生产的永恒因素，说成是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为任何劳动过程因而也就是为一般劳动过程所固有的关系，便把资本同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把这种使用价值本身称作资本；同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为了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某些现象，宁愿忘记资本的本质的东西，即资本是把自身设定为价值的价值，因而资本不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加的价值。这两种观点是相互论证的，只要把资本看成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把工人的工资看成是资本的预付，那么利润也就来自于资本自身。
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我国发展的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部分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失去了其实践价值。但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断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体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直至近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中。事实上，这些理论的发展都是坚持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唯物史观并结合实践逐渐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近几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逐渐加快，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也越老越强大。不仅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方向的正确性，同时还知道我们可以引导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更好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推翻。经过几百年的社会实践，我们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人类社会最为正确的科学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特殊性。为马克思主义灌注中国特色的生命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可能更好的切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我国百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正确性，我们也应当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透彻、全面地贯彻下去。
第三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
I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１ 生产（ａ）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宾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鲁宾逊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宾逊故事的错觉。这倒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後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他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於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做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我们愈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愈不独立，愈从属於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再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於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做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麽这种观念对亚当及普罗米修斯已经是现成的，后来他就被付诸实行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腔滥调更加乏味的了。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象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只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覆，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於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了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累积下来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於反覆操作而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累积下来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的话。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是他们的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後面）再说。最後，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及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著。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份－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份（参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个总论部份包括或者好像应当包括∶（１）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要说明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２）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要把这些在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升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终生产率程度不同的各个时期－这种研究超出本题应有的范围，但就属於本题范围来说，在叙述竞争，累积等等时是要谈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一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於生产。这又是同义反覆，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份所真正要谈的并不是这一切。相反，照他们的意见，生产不同於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於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象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与生产与分配的现实关系，下面这一点总应当是一开始就明白的∶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或者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於决定奴隶等等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１）所有制，（２）司法，警察等对所有制的保护，对此要极简单地答覆一下∶关於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藉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覆。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还把对立的形式即无所有作为条件。）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期起著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所有制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末，这是同义反覆。什麽也不据为己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关於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於把有机地联系著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 糊地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於他们的”法治国家”中。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２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观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敷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它享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後，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後，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因为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人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性来媒介。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分量）；交换决定个人对於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归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敷浅的联系。生产决定於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於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於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後目地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反过来作用於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於经济学的范围。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著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是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基础上，或者是在他们之下。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计学家过於重视生产，把它当作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那种把分配当作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的经济见解。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媒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理解。好象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中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把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ａ）［生产和消费］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个人在生产当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和消耗这种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耗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特性，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作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起来是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後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我们且观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吃喝是消费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於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它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著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著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著生产，因为正式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後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著生产。（１）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於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於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後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做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做为活动著的主体的对象。（２）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後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做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末，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做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做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１）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生产在这方面创造出，生产出消费。（２）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於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３）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後，－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做为动力是靠对象做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做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因此，生产生产著消费∶（１）是由於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２）是由於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３）是由於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１）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政治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生产的消费，可是还做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後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於後者的研究是关於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２）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他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於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在经济学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３）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是生产；而且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像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著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在消费使产品最後完成其为产品的时候，在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毁掉的时候；在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覆的需要达到完美的程度的时候；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後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後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在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的时候，然後是在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的时候。这和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後的同一性，经济学在论述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时，曾多次加以解释。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同一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萨伊就是个例子；他的说法是，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一般来说，也是这样。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因为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此外，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观察，是对它做了不正确的观察，思辨式的观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如果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或者许多单个个人的活动，它们无论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费，做为必需，做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从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因消费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於主体对其它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末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那末，分配是否作唯独立的领域，处於生产之旁和生产之外呢？（ｂ）［生产和分配］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麽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做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１）当作生产要素；（２）当作收入源泉，当作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利息和利润，就它们做为资本增殖和扩大的形式，因而做为资本自身的生产的要素来说，本身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他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同样，工资也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後，地租－我们直接地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劳动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於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简直是幻觉。因此，像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只有生产，他们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指他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的地位，因而分配先於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门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就整个社会来看，从一方面说，分配似乎先於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忽是先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远属於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作］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它像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彷佛离开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１）生产工具的分配，（２）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於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麽荒诞无稽。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於怎麽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於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於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末就应该答覆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题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们对於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於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了。它们在生产内部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於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分析。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样给予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於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份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於徵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於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例如，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於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省服从於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劫掠生活。但是要能够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劫掠方式本身又决定生产方式。例如，劫掠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劫掠一个游牧民族一样。奴隶直接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但是奴隶受到剥夺的国家的生产必须安排得容许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於一定家庭。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土地所有权适合於社会生产的时候，如像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土地所有权，但经营的是小土地农业，因而大土地所有权就被革命摧毁了。但是，土地析分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土地的所有权却又集中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ｃ）最後，交换和流通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既然交换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媒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当然也就当做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首先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之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於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於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企业家之间的交换，从它的组织方面看，既完全决定於生产，且本身也是生产行为。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於生产之外，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１）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成果，也就没有交换；（２）私的交换以私的生产为前提；（３）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当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著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它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於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著分配的变动，例如，随著资本的集中，随著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著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３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画分，人口在城乡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入和输出，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做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麽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著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进的规定之後，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於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於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後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它只能做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做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著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覆－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做为思维总体，做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乎其上而思维著的，自我产生著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著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於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著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著。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的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有这样的家庭和氏族，它们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这倒是对的。所以，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简单的家庭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权方面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後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著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个别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它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作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於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份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份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份发展。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於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份的发展。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作为劳动一般－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存在於货币中的物。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局限地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学派相对立的重农学派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还是土地的产品。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麽艰难，多麽远，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就可想见了。这会造成一种看法，好象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做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这一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只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再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具体的劳动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的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於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在俄罗斯人那里，比如说，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了。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适应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适应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并且，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的状态，他们只是由於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於它们的抽象而适用於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这於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份的意义。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著，一部分原来只是徵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份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著一种适用於一切其它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的了，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著这些社会形式。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做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於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把自己神话化而同过去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前一个社会，即它还得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著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著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著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著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以畜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之外）。在他们中间出现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决定了。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依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而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的民族那里，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处于支配地位，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或多或少带著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於耕作；或者像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摹仿著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只要不是纯粹的货币资本－做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带著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後，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他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於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麽地位，更不在於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於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古代世界中的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决定的。做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曾以特权的，有垄断权的大公司的形式出现。国民财富这个概念，在十七世纪经济学家看来，无形中是说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份地保留著。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伪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１）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於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２）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的）。（３）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４）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５）世界市场和危机。４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１）战争比和平发达的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的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２）历来的观念的历史编纂法同现实的历史编纂法的关系。特别是所谓文化史，旧时的宗教使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编纂法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３）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４）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唯物主义的关系。（５）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辨证法，这样一种辨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６）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现代艺术等等。这种不平衡在理解上还不是像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那样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７）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８）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彷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他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画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於对于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邱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著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麽？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著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谬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但是，困难不在於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他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它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著吗？为什麽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於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资料来源：写於1857年8月底－9月中原文是德文，第一次发表於1902－1903年《新时代》第1卷第23－25期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3－762页主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作者:马克思资料来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本文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册》／1972年版／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Ｔｈｅ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第四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后感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后感
刘晔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112080701002
近日，经老师介绍，阅读了这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颇有感触，现将本人的部分观点分享下： 此篇序言是马克思对他在1857年至1858年间写好的手稿重新进行修改整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名出版时写下的，文章发表于1859年1月。《序言》是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的经典文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次作了系统、完整且经典性的表述。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为了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早在40年代初就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因为他发现要了解资本主
（二）叙述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动机和原因；
我对该表述的理解。
15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来说意义重大。一共四页，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自己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他在序言中多次提到要“自己弄清问题”。真正做学问的人会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否定再否定，而急功近利的人们却汲汲于发了多少论文等形式主义。现下社会过于浮躁，马克思的研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更是我们这些即将进入科研道路的硕士研究生需要重视的。也就是启迪我们学知识，做学问，必须做好经历炼狱的准备，我们做不了哥白尼、马克思，我们可以做个真正的读书人。
2011.09.25
第五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后感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读后感
读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我对此文依然似解非解，个中滋味难以陈述。粗略概括如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为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总的导言”。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序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做了说明，阐述了在认识过程中，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相互关系的重要方法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有七个自然段。
第一段讲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情况；第二段讲为什么写《序言》；第三、五、六段着重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和经过；第四段主要讲通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第七段表述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态度。重点问题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经过以及所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在《序言》中，把他从1843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时也是指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这个结论的基本观点是：
1.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决定物质生活，或者说，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了两
种截然对立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在《序言》里用简洁的语言，阐明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仅应当把社会关系区分为物质关系和意识关系，而且，“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变迁和改革。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的因素，社会变革总是首先从生产力开始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推动着历史前进。一切先进的阶级和人们总是热心发展生产力，而一切反动的阶级总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衡量一切阶级、政党、派别是革命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落后的根本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把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确定为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通过对《序言》的学习，从基本理论上澄清是非，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的认识，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2.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在《序言》里把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几个范畴作了科学分析，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马克思指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要从经济基础方面去寻找原因，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从生产力方面寻找原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在写《序言》时，针对唯心史观长期统治人们的头脑的状况，强调了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3.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马克思在《序言》里深刻地阐明了发生社会革命的根源。社会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还是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马克思说：“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显然，判断一个革命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解释。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不适合了，它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生产力要求打破这种“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才会到来。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科学与否，就看其有无客观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就是新的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同时，马克思还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预见到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马克思在序言中揭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当代最主要的两种价值观，也是当代最基本的两种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对人类社会形态作出了科学划分。这两种划分对应关系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对应于“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对应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共产主义社会对应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人类社会目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中国也不例外。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关于社会状态的划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状态应该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并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的确出现了特殊形式。封建社会没落之后，中国没有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夺取了国家政权，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中，具体社会制度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在本质上不同于经典的资本主义，完全有理由承担起为人类社会向第三个阶段——共产主义迈进创造十分发达的生产力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一部分任务。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会共存于人类社会。它们之间既对抗又传承。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虽然错综复杂，但两者的共存占现实主导地位。它们的存在都是现实的，都有其合理因素。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程度，贫富差别是目前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社会主义还不可能上升到现实主导地位。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必将逐渐的取代资本主义。并且，人类社会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几代、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甚至是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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