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工作流程

第一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工作流程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流程

第一步 前期准备

一、召开村两委会议,成立村（社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村改革领导小组)，下设政策宣传小组、清产核资小组、人口清查小组、信访维稳小组等开展股改工作。

二、改革村根据各级有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文件精神，结合本村实际拟定《XX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发放改革方案《宣传提纲》到户，征求村民意见。

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将改革方案提交会议进行表决，并确定清产核资基准日，成员资格确认基准日。

四、表决通过后，向镇街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镇街道改革领导小组）报送《XX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申请》（附报改革《工作方案》。

五、镇街道改革领导小组对村改革申请审核后，给予批复。

六、公布改革方案。

七、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参与股改工作，确保改革工作的合法、有效、公正、权威。

第二步 清产核资

一、由本村（社区）清查核资小组、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参与，按照清查核资操作规程对所有隶属于村（社区）的账内账外资金、资产、资源、债权债务等分别进行清查托底，分门别类登记造册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村民对清查结果有异议的，要认真 组织复核，再次进行公示，直至群众认可。

二、清查核实结果无异议后，由参与清产核资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规范程序出具合法、有效的审计报告，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审议确认。

三、经确认后，将审计结果进行公示说明。

第三步 成员资格确认

一、村改革领导小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研究确定基准日和具体的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并以户为单位编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册。

二、将成员名册向全体村民进行一榜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如对成员名册存在异议的，村改革领导小组重新审核后，经村民（代表）会议研究表决后，向全体村民进行二榜公示，直至公示无异议。

三、成员名册公示无异议后，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四、将表决通过的成员名册报镇街道改革领导小组审核后，进行终榜公示。

第四步 资产量化

一、召开村改革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根据清产核资结果研究拟定《XX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资产量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资产量化方案），报镇街道改革领导小组审核。

二、镇街道改革领导小组收到《资产量化方案》审核通过后，给予批复。

三、改革村收到批复后，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资产量化方案》。

四、表决后予以公示。

第五步 股权设置

一、召开村改革领导小组专题会议，讨论拟定《XX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设置方案》（以下简称股权设置方案），报镇街道改革领导小组。

二、镇街道改革领导小组对《股权设置方案》审核后给予批复。

三、改革村收到批复后，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表决。

四、表决后予以公示。

第六步 成立组织

一、改革村按照《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示范文本，制定《XX经济股份合作社章程（草案）》（以下简称章程），报镇街道改革领导小组审核。

二、镇街道改革领导小组对《章程（草案）》审核后按规定给予批复。

三、改革村收到批复后，召开股东大会对《章程（草案）》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章程》正式生效。

四、根据通过的《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股东代表，组成首届股东代表大会，召开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分别召开首届第一次理事会、监事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理事会、副理事长、监事长。并公示选举结果。

五、村改革领导小组向镇街道上报成立XX经济股份合作社的请示。

六、登记成立经济股份合作社，发放股权证。

第二篇：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 ——关于浙江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浙江省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经历了自发探索试点(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末期)、引导鼓励开展(2000至2004年)、稳步有序开展(2005至2013年)、全面部署推进(2014年初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将其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作出全面推进的部署)的过程。截至2014年6月底，全省有9523个村社(约占总村社数32%)完成改革，累计量化集体经营性资产581.4亿元，界定股东1365.3万人。

浙委发〔2014〕7号《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15年底完成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造，为此，笔者对浙江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问题作了专题调研。

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初步成效

(一)强化了农民集体财产权利保障，推动了农民经济人身份与社会人身份的分离。改革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变，以合作制为基石、引入股份制，将集体资产(不包括农民依法占有的承包地、宅基地等)折股确权到人，实行按人表决、按股分配“股份合作制”，赋予了农民更加清晰而有保障的集体财产权利。从资产量化范围看，资源性与公益性资产普遍不作量化，一般按经营性净资产量化折股。从股种设置类型看，集体股普遍不再设置，一般以人口股为主、农龄股为辅，按人配股、按户发证;人口股具有表决权和分红权，其他股种只有分红权。从股权管理方式看，一般实行静态管理“生不增、死不减、可继承”，少数实行动态管理。从股权权能搞活看，实行静态管理的村社，经股份经济合作社同意允许在社内流转。

(二)促进了农村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了产权政策性配置与市场化配置的耦合。改革坚持化解历史形成矛盾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相并举。一是折股确权“初次配置”注重公平，体现宽接收、广覆盖，各地针对特殊群体、弱势群体的有关利益诉求，实行差别化的普惠式配股政策，化解了村社长期积累的一大批矛盾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并防止了新的类似矛盾发生。二是流转交易追求效率，创造条件发挥市场在资源“二次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公开公正透明流转交易，防范集体资产流失。三是在集体经营管理班子的监督激励机制建设上有了新探索。如杭州市江干区在全省率先推出了“独立董事”制度;杭州市拱墅区探索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在职班子成员“职务股”制度等。

(三)创新了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推动了集体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提升。一是增强了发展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在传统集体产权治理结构下，社员与集体利益联结较为松散，改革后，在农民与集体之间形成了按股分配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对收益分配的意识强化，对村社干部带领发展集体经济形成倒逼压力，进而增强村社管理和发展经济的干群合力与内生动力。二是拓宽了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子。一方面，采用项目股份制的方式面向股东、社会及其他经济组织等多主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提升了集体“三资”开发利用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集体经济开始走出社区寻找开发项目，或是由股份经济合作社抱团开发、或是参股到其他市场主体中进行投资经营。

(四)消解了城乡一体发展体制束缚，推动了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同共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加清晰的集体资产股权，一是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农村社区转为城市社区的地方，原社区性集体经济在城市土壤中的发展空间得以有效开辟，为农民真正融入城市提供了持续稳定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在农村社区，股权成为农民的“活存折”，确立了“权跟人走”的制度，破解农民进城“人户分离”问题。二是有利于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人口集聚。通过改革化解了因村社之间实力强弱和贫富差距而导致“并村不并心”的难题，因村制宜采取股份合作制方式进行合并重组，实现了资产融合、农民融合。三是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和适度规模经营。

当前存在的主要不足

从调研中有关部门和基层反映看，当前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或挑战。

(一)在有关问题看法上有争论，认识尚需统一。一是针对股份合作制改革全覆盖的要求，部分基层干部认为远离城镇的经济薄弱村或空壳村改革后的股份无实际价值。这种看法注重股份分红功能，忽视了其在固化集体财产关系上的长远意义。二是针对集体资产量化的范围，一些基层干部觉得应对全部集体资产进行彻底量化。这种看法，没有认识到公益性资产、资源性资产难以货币计量的客观现实，没有看到股份在收益分配中已涵盖股份经济合作社全部资产产生收益的实际。三是针对股权静态管理的政策要求，少数人认为要尊重传统习惯，对未撤村建居的村社实行动态管理。这种思维，沿袭了早先农村土地承包中“生增死减”的惯性，忽视了“权跟人(户)走”的改革取向和基本立场。四是针对深化改革的方向，个别人要求把股份经济合作社完全改造为独立的纯粹市场主体。这种观点，误把股份经济合作社等同于一般公司企业，忽视了其政治功能。

(二)在配套政策支撑上不到位，瓶颈亟待突破。一是因历史和政策原因，未完全为集体资产依法颁发土地证与房产证，影响了资产权属的法律效力，削弱了集体经营管理行为的合法有效性。二是在税收政策上视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公司企业，税收负担大为加重。三是金融机构以缺乏法律明确规定为由，不认可“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不予其信贷。

(三)在改革深化提升上受制约，机制有待创新。一是股权流转受制约。尽管允许股权在社内流转、部分地区向社外流转放开，但其主要功能仍被视作分配的依据，从而导致股权在现实中难以流转起来。二是经营机制搞活受制约。农民对经营风险存在强烈的回避心理，发展活力不足;董事会成员等经营管理者一般只能拿到由上级政府核定的工资薪酬，缺乏开拓创新的物质利益激励。三是经营人才素质受制约。董事会成员大都是原村社班子人员，经营能力普遍偏低。四是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四)在发展集体经济上压力大，扶持急需加强。一是发展空间小。在城郊地区，受规划管控的部分村社在城镇规划上无项目安排，不符合规划的物业却需拆除，改造提升难;村级留用地政策在县级层面未有效实施，已实施的地方指标少、落实难，办理手续时间跨度长;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则普遍缺乏兴建物业项目的区位优势。二是社会负担重。在“撤村建居”社区，公共财政未能及时均等覆盖，公共服务方面的开支占股份经济合作社总支出的比重较大，且在转为城市社区过程中原村社公益性资产的移交处置缺少补偿。三是分配要求高。原社员变股东后，分配意识不断强化乃至膨胀;部分村社干部为“凝聚”人气和在换届中能继续当选，存在实施超收益分配或无收益分配的冲动。

需要重点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从调研的情况看，做好下一步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需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要坚持党政主导，进一步加大行政推动和政策扶持力度

调研中，我们感到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不是单靠村经济合作社能自我实施的，更需要党政主导。通过调研，我们认为党委、政府要把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工作来抓，要加快为集体所有土地与房屋等资产确权颁证;加快完善股份经济合作社工商登记办法;加大税费减免力度;加快公共财政均等覆盖农村社区进程;全面实施和优化村级留用地政策，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推动金融机构转变观念，对股份经济合作社给予信贷支持和利率优惠。

(二)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要充分依靠群众，切实找准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平衡点和公约数

政府要从综合解决现实农村矛盾纠纷和保护最广大农民长远利益的高度，依靠群众找准群众利益平衡点和社会和谐公约数。在资产量化上，清产核资结果及折股计值资产公开公示，群众有需要的，可进行评估;在股种设置上，重在简便易行，推动权跟人走，允许个别村社多样化、多元化设置;在股权配置上，重在公平公正，目前倡导的“广覆盖、宽接受”，“复杂问题程序化、程序问题民主化、民主问题公开化”等做法，可作为妥善处理特殊群体和历史遗留问题、促进改革平稳有序推进的有效法子。

(三)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要审慎稳妥操盘，分步有序有效搞活股权权能

调研发现，当下农民群众对集体资产股权流转、抵押、担保、继承等权能，无论是经济发达村社还是薄弱村社，股东普遍不愿、不敢流出股权。为此，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引导目前实行动态管理的股权向静态管理转变，这是赋权活权的基本前提，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研究制定股权流转、抵押机制，在现阶段股权的流转、抵押须经股份经济合作社同意。在股权流转上，对城市化和公司化治理水平较高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允许各类股权在社内外流转，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流转给社内股东;对完全农村地区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人口股流转一般以社内为主，审慎向社外流转。在股权抵押融资上，主要是那些拥有可观、稳定、可持续分红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可用股份分红作为偿还贷款的保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适应城乡一体发展要求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

(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要加强管理服务，加快构建农村综合性产权流转交易体系

加快建设县、乡两级联通一体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中心，在流转交易内容设置上，将依法可交易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住房财产权、集体经济股权和其他依法可交易的农村产权等纳入统一流转交易平台。在流转交易制度建设上，按流转交易品种制订流转交易管理办法、操作流程规则及相应服务指南，加快培育发展农村资产评估中介服务组织，同步跟进流转交易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

(五)深化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要坚持分类推进，牢牢把握底线思维和市场取向的原则与方向

把握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历史要求，对改革后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好改革深化的文章。第一类，高度城镇化区域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可逐步探索向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应治理模式转型，走向现代企业;个别资产量极少的经民主决策和上级批准，也可终止解散。第二类，即将城镇化区域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根据撤村建居和公共服务均等覆盖的进程，有序推进“政社分离”，待完全城镇化后走第一类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路子。第三类，将长期处于农村地区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要牢牢坚持和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底线，重在创新和完善经营治理机制，多措并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农民得实惠。

(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要加强立法工作，及早谋划和修订出台《浙江省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条例》

修订立法要重点解决好四个问题。一是扩展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性质地位。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定位不变的前提下，使之不仅适用于农村地区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基本经营制度，也适用于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需要。二是创新组织治理方式。体现合作制与股份制相结合的特点，明确股东资格、股东权利义务关系和组织治理机制。三是创新规定股权流转、抵押、继承、担保等，理清股权的内涵、推动“三权分离”，做到“一权”的流转不影响另外“两权”的享有。四是健全完善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等制度，建立健全现代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体系。

(作者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第三篇：农村产权改革

对湖北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改革实践的看法

一直以来，农村产权要素处于“沉睡”状态，失去了其应有的资产属性和资本属性，抑制了农村产权要素的融资功能，降低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扩大农村有效抵押物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的决定。湖北作为农村产权抵押改革试点省份，在武汉、荆门、天门、鄂州等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村产权抵押改革实践，截至 2013 年底，全省 2.607 万个建制村基本完成集体“三资”清理、登记、归档，全省已建立县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51 家，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916 家，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成立更是大大推动了我省产权抵押改革的步伐。目前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困难，需要拿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一、推进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改革过程中的面临的困难

（一）法律实施难

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在各地的实践中已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仍存在一些法律障碍。《担保法》明确规定了经发包人同意，四类荒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与其上的厂房等建筑物可以一并抵押，而其余的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均不得抵押。此外，有些法规也与改革实践产生冲突，如《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申请农村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受让人不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予办理。”改革赋予了农民突破法律的机会，但并不代表法院一定会接受这种突破。在对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法律禁令依然有效的情况下，抵押合同纠纷一旦诉至法院，法官面对法律与政策的冲突又当如何判断？

（二）抵押品价值评估难

一方面，缺少专门为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服务的产权价值评估机构。抵押物评估是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中重要的一环。评估过高，势必损害银行作为抵押权利人的利益；评估过低，又会损害贷款的农村经营主体作为权利所有人的利益。实践上，抵押物价格由政府制定或者农户和涉农企业与放贷金融机构协商决定，由于农户和涉农企业是借贷者，处于弱势地位，这就会产生人为压低抵押物价值的情况，导致抵押物价格非市场化，势必影响农户和涉农企业进行产权抵押的积极性，影响产权改革创新的效果。另一方面，农村产权客观上存在缺乏有效的市场价格做参照的困难，带来农村产权评估失准风险。现行城乡产权制度的二元性，造成城乡产权构成两种不同的权利体系，由于农村产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评估工作难以把握，难以做到客观公允。如对于土地经营权的评估，要包括地面附着的建筑物、农业设施、种植的农作物、土地经营权等的综合估价。再如，水域养殖权如何评估在水面以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水产品这也是一大难题。

（三）不良债务处置难

一是抵押物权利再次流转困难。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发放后，一旦发生不良，银行须将产权进行再次流转变现。以武汉农交所为例，武汉市农交所在办理抵押贷款鉴证时虽然在产权证上明确可以进行再次流转，但是也写明再次流转时必须经过乡镇、村委会、村民的同意，银行很难实现债权。二是变更登记和再次流转的交易成本高。以林权为例，需要支付的费用包括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林权勘测费、森林资源评估费、林业产权交易费等等。三是在产权市场规模小变现难。

目前农村产权抵押中最令人头疼的是房屋抵押融资。农民以自己的农村房屋抵押融资，一旦到期无法清偿债务，抵押权人通过出售抵押的房屋收回贷款，农民就会无家可归。无家可归的农民怎么办？成都市文件要求，必须确保借款农民失去抵押房屋后依然有适当的居住场所。什么叫“适当的居住场所”，文件并未做更详细的规定和解释，使得该规定的可操作空间过大，实施效果难以确定。

（四）各方利益平衡难

理论上，改革要求政府既要考虑到抵押人权利的保护，同时又要照顾到抵押权的的利益保障，但实践上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因为交易成本高，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办理农村产权抵押担保的积极性。首先是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信息费用。大部分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业务拓展不足，对农村市场了解不够，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又相对滞后，农村各类法人客户和农民的信用档案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造成了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将增加额外的信息收集费用，以排除劣质贷款申请人。其次复杂的操作程序增加了签约成本。农村土地、房屋不能直接抵押，需要第三方担保公司或交易平台提供担保，甚至还需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批准，过长的操作链条和过多的审批环节增加了产权抵押融资的签约成本。政府急切地需要金融机构的配合，以完成改革任务，所以难免在改革实践中偏向抵押权人这一方。如，成都市就将“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作为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探索的基本原则，强调对作为抵押权人的金融机构的权益保障。比如在设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时，规定由市(区)县政府按一定比例出资设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用于收购抵押资产。由于有政策性的风险基金为金融机构分担风险,金融机构抵押物变现无忧，一方面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评估抵押物风险的动机，为以后抵押物处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加重了政府负担，不利于改革的持续发展。

（五）部门协调难 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改革需要各部门能力合作，加强协调。例如林权抵押贷款时，贷款银行就需要同林业部门加强协调。但实践中，虽然贷款银行同林业部门签订了监管合作协议书，明确了定期会商、定期交流、定期核对林权等制度，但得到落实的很少，有的林业部门甚至对已抵押期的林业资源发放砍伐证书，导致贷款抵押物灭失。同时，抵押担保改革还需贷款银行与相关职能部门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可实践中这种沟通协调往往不到位。如有些抵押的土地经营权在银行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流转，导致银行债务悬空。

（六）政府介入的力度把握难

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改革需要政府的介入和推动，但也需要政府拿捏好介入的力度。近年来,各地方政府进行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探索,都呈现出以政府主导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缺少市场机制的协同。政府出资为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提供担保，固然可以降低农户融资成本，缓解农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与增加信贷供给；但也可能使农户和金融机构有关农村产权抵押的收益和风险决策的关注点由市场转向政府。对政府的过分依赖一旦形成习惯将很难再消除。政府的促进措施可以为改革“保驾”一时，却不能“护航”一世。把握好政府资金介入的时间和保障力度是一个难点。

（七）农村金融生态建设难

在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改革试验中，农民信用观念不强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民对自身信用重视程度差，直接导致金融机构缺乏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最终导致改革流产，因此需要加强农村金融生态建设。但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期扎实的基础工作，需要法制建设的同步发展，需要农村居民具有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也需要政府良好信用的表率作用，而这些需要时间和努力。

二、缓解困难的举措

（一）修订法律，弥合冲突

修改和完善《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统一各法律法规中对农村产权抵押流转的规范口径，明确允许包括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权在内的各类农村产权进行抵押；同时建立健全国家和地方有关农村土地、房屋产权产籍登记管理的法律、法规，使对农村产权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确权颁证，奠定基础

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改革中，确权是最基础的一环，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确权的目的，是把“沉睡”的资产唤醒，使它们真正资产化、资本化和流动化。在这方面，我省可以借鉴山东莱芜的经验，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用途和不损害农民权益的前提下，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资产“两股两建”改革。“两股”，一是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即对有条件的村集体资产或经营性资产，根据人口、农龄等设置股权，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集体资产股份化；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实现承包经营权价值化、数量化和有偿化，可以作为资本入股、入社、流转、继承和转让。“两建”，一是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二是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和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流转制度。

（三）搭建平台，规范交易

一是建立和完善专门、统一的农村产权评估登记系统，制定可操作性强的资产评估规范和标准，推动农村资产的登记、评估、交易、抵押等市场中介机构发展，构建农村产权的管理和流转平台。组建或引进专业评估机构，充分发挥金融中介机构作用。根据农村“三权”抵押物的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给予不同的指导性评估价格。二是加强对当前农村产权中介市场的监督管理，提高机构资质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规范评估行为，增强公信力和认可度。加快农村产权流转市场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培育适应农村担保资产流转变现的二级市场，消除农村金融开展担保业务顾虑。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建设。建立有关土地流转的服务机构及仲裁机制，及时发布土地流转的相关信息，协调、仲裁因土地流转引起的争议，客观公正地维护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经营者、银行等多方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协调，形成合力

以利益为纽带，以推动改革顺利开展为目的，加强各部门间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建立各部门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以求同存异、合作共嬴的谋略，协调各部门行动，形成一股合力，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五）市场主导，政府搭桥

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探索的政府主导模式是利益失衡的直接原因。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制度改革事关统筹城乡发展全局，根本目的是促进农村资产资本化和农村经济市场化。政府在推动这场改革的过程中应坚持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归属明晰、权责明确、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以及规范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政府在改革初期就不能以改革主导者自居，否则很容易形成政府改革的路径依赖，最后不能全身而退。一开始，政府就应让市场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在于牵线搭桥，创造好的环境等方面，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六）信用建设，从我做起

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建设，需要从每个人、每户、每个村级做起，不能仅是停留在口号宣传上，应从实际行动做起，做好最基础的信用登记、信用评级等征信工作，目前应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好信用的政府是农村信用的根本，政府应在其中起到表率作用；二是加强法制建设，建设失信的惩戒机制；三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提高信用透明度；四是建设守信激励机制。

（七）完善配套，统筹改革

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改革不能单兵推进，否则很可能因其他条件的不成熟或者欠缺，导致改革的失败，因此需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包括：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公共住房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治理结构建设、有效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等。

第四篇：农村集体资产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证明

证 明

兹有我村XXX，村民XXX，女，身份证：XXXX，于XXXX年XX月XX日嫁入我村，在我村没有享受农村集体资产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待遇，情况属实。

特此证明

XXXXXX

XXXX年XX月XX日

第五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临门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临门

12月22日至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财经》记者从各方获得的信息表明：是次会议讨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讨论稿）》，有望构成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基本内容。

目前仍处于定稿阶段的2015年“一号文件”，涉及范围可能相当广泛，将围绕2014年“一号文件”设定的议题继续展开，几乎包含了三农领域的方方面面。

多位参与文件起草讨论或课题调研的人士表示，除采取多种措施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产品价格、农村金融等传统议题外，推进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在内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亦将成为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点内容之一。

从12月初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已公开强调这一话题的重要性。与之相呼应，在12月初由农业部等单位下发的《关于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和试验任务的批复》中，也将新增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内容。

因事关多重敏感内容，这份文件与以往的起草过程有一定差异。从今年初开始，包括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个相关部委及研究机构，即已投入大量研究力量进行关注。“在高层领导的直接交办之下，有‘顶层设计’的意味。”一位参与相关研究的人士称。

《财经》记者获悉，在上述文件中，将承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及2014年“一号文件”等相关提法，对作为下一步“三农”工作重点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行细化阐释。其中可能将包括的内容为：如何进行农业集体资产量化、确定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搭建乡村治理结构，以及产权交易等议题。

这将是一场涉及2.4万亿元非资源性账面资产、总计66.9亿亩集体土地（包括55.3亿亩农用地和3.1亿亩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设定。因涉及农村土地入市、农房抵押等事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做实集体产权，已成为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之内，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项基础性架构。

对于“一号文件”可能出现的突破性，国研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徐小青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的一系列新说法，其实在之前的多个文件中已经有所表述，只是按照新的逻辑进行了强调而已。在改革试点工作完成之前，说政策能够出现什么突破性进展，所谓‘新突破’、‘新土改’等说法，可能并不可靠。” 集体产权待重构

2015年“一号文件”除了将以相当大的篇幅阐释粮食安全这一主题外，其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推进包括土地政策改革在内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明晰集体产权归属，完善集体产权权能，是促进农村集体产权自由流动、优化组合，真正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制度基础。”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近期为《财经》撰文指出。

在1982年《宪法》中，如此阐述集体经济这一概念。其第8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而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明确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阐释，确立了集体经济组织在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但直到今天，并未有系统的法律、法规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处置进行规范。

“集体经济组织主体不明晰，产权归属不清，处置规范程序缺乏，集体资产处于‘人人所有、人人无份’的状态，是透明的‘玻璃缸’，看得见，摸不着。”有研究者如此形容这一状态。在这样的产权关系基础上，1978年至1983年，中国开始进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分”开始成为“统分结合”的主要内容。

中国农村历经多年积累下来的社队资产，除土地外，属于镇、村（组）集体经济的，还包含资金、资产、资源等，也就此被切割为三块：农用地的实际使用权归属农民，生产资料主要流向乡镇企业，而农村土地所有权，则被划归集体经济组织。

在上述资产分割格局逐步形成后，对于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改革实践，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从地处改革前沿的珠江三角洲一带起步。

此前，这一地区兴起了用集体资产投资兴办企业的浪潮，但决策者大多是对企业管理运营不太专业的村干部和村民股民代表，在选择产业类型和投资项目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乡镇企业垮掉后，导致了本村集体资产的流失和浪费。

因为乡镇企业的出现及发展，也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村社区居民结构日趋复杂，集体资产的管理和收益分配矛盾突出。为解决困境，珠三角地区农民主动开始进行不同方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探索与实践。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逐步遇到同样的问题，它们也开始相继进行改革试点。

新世纪以来，改革的覆盖地区，逐渐在全国各地农村出现扩张。与以往主要以处置集体兴办的企业不同，此时改革加速的大背景，变成了农村加快城市化。

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则使各地政府对农村集体资产问题的处理千差万别，也极易引发各类矛盾，以及大量贪腐案件。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13年反映村集体资产管理问题的来信，已占到农村农业类来信总数的23%。

“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中，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晰、权责不明确、保护不严格等问题日益突出，侵蚀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势在必行。”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近日指出。土地产权是改革核心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有关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进程，开始明显提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00多项改革任务中，有超过50项和农业农村有关，这其中的重头戏就是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近期在参加一次相关活动时公开表示。

上述会议后不久，当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用意识形态的逻辑划定了红线：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并明确提出了“落实集体所有权”。

因涉及多重利益关系，土地改革，是落实集体所有权的首要核心问题，也是助推整体改革的核心动力。

1988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出台及非农用地数量增加，与土地相关的产权属性开始发生改变：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民集体的土地非农用权利，逐步被政府和开发商占有，其实际地权变得日益缩小。

为扭转这一格局，无论是智囊还是决策层，都面临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路径选择：一是进一步坐实农民的土地产权，激进的方式就是私有化，并配套废除户籍制度;二是回归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制度，在过度“分”基础上加强“统”，重建集体产权主体。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断受到先进生产力的冲击，农村面貌也日新月异。

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经济理论上，这两种选择的冲突都非常大。“可以认为，经过连续的讨论，中央的农村思路有了很大变化，放弃了工业化生产的路子，更鲜明地回归和尊重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历史合理性。”一位研究人士指出。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民土地入市的规定出台，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之下，至少包括农用地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限，以及村集体的经营性资产，像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起的厂房、门面，以集体名义投资入股的各种经营性组织等，这些都属于农村集体资产的范围，也将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具体而言，在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时，为落实集体产权主体，目前的改革可被分解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到国家征地制度的改革，对象为用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农村集体土地;第二部分涉及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既包括农民的宅基地，也包括乡镇企业的用地，还包括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公益性用地;第三部分涉及到农地，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耕地。

就第一及第二部分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征地制度改革提出了要求，允许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并且和国有土地同等权利。除此之外，即使不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如果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农村集体的土地也可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在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入市的渠道打开之后，与农村集体产权相关的核心问题，是增值收益怎么分配。“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兼顾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并明确要求合理提高个人收益。”陈锡文说。

目前农村集体产权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民住宅的抵押、担保和转让。农民宅基地是农民以集体组织成员的名义获得的，且只有本集体的成员才能在本集体申请宅基地，如果农民可以将其住房抵押、担保、转让，是不是意味着集体外部人员也可以获得？这将涉及到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根本改变。

就第三部分属于集体的农用地而言，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表示，要更好地引导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需要从成员权的视角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需要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进一步确权扩能和还权于民。应通过农村土地三权分离的方式，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产权界定清晰，“承包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开，这是我们在理论上的一个很大的创新”。

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已经多次召开会议，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框架进行研究，并设计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思路已经写入中央政府发布的多项涉农文件中。审慎推进集体产权改革

从各地实践看，一旦完成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一是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二是有利于激活要素潜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三是有利于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完善农村的治理结构。

相对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没有清晰可辨的路径选择，也没有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面临的并不是一条坦途。

2007年，农业部即出台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但截至2013年底，中国仅有2.8万个村和5万个组完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而据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58.7万个村和497.2万个组。

这首先源自改革涉及的面太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对象不仅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资金、资产，还包括集体资源;改革的范围不仅涉及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郊区，还涉及广大农村地区。

中国各地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很大。来自农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总额达到2.4万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占比超过75%，村均超过700万元，有些村庄集体资产过亿元，对集体产权改革呼声强烈。

中西部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中部地区资产总额占全国的比例接近17%，但村资产平均不足200万元，西部地区村级集体组织资产的比重占全国的7%左右，村资产平均仅有120余万元。有些村镇甚至负债累累。

“部分城郊结合部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账面资产数以亿计，如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惊驾村，资产总额已达4.3亿元。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但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空壳村、负债村则比比皆是，账面资产不多，土地升值空间也不大，改革动力相对不足。”张红宇表示。

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目标呈现多元化，对于改革的组织载体、成员界定、股权权能、产权流转等问题的争议分歧较大，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也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和看法。

目前各方的基本共识是，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分类推进。在经济发达、村集体资产较多的地区，应赋予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建立起现代经营管理制度，使集体组织成员能够按照股份分享集体资产经营的收益。

对于经济相对落后，集体资产较少甚至负债的地区，改革的重点则是还权赋能。一方面加强土地制度改革，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落到实处，稳步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强化村集体资产的财务管理。

12月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座谈会。在政策建设层面，由农业部牵头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框架正在完善。目前，《有关农民股份合作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均已正式印发，由中农办牵头制定的《关于引导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则正在征求相关部门、地方政府意见，等待会签。

按照农业部一位相关人士的解读，上述意见和方案主要有几层意思：一是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备案机制;依法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落实好农民对集体经济活动的民主管理权利。

二是抓紧抓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在充分尊重承包农户意愿的前提下，探索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前不久，中办和国办联合发布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到，要用五年左右时间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颁证登记工作。

三是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这些领域的试点已经在全国进行，兼顾东、中、西部不同区域，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县（市）为单位开展，工作将在2017年底完成。

资料

集体经济组织沿革

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1962年9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逐步建立。原交由集体统一生产经营的大型牲畜、农具、耕地等生产资料全部分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为适应这一变化，1982年《宪法》做出了两项重大规定：

一是针对公社一级。规定将人民公社原来政经合一的体制改为政社分设体制，设立乡人民政府和乡农业合作经济联合组织，但后者至今尚没有完全成熟建立起来。

二是针对生产大队一级。在生产大队地理基础上，设立自然村，在村设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由于农村改革的不彻底不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范性政策法律法规不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及其活动，处于由村民委员及其村民小组代管状态。

这是中国在后人民公社化时代语境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更换了新内涵的名词的第一次出现。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这一概念最终被明确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阐释，确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