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自辩书[5篇模版]

第一篇：李庄自辩书

李庄自辩书

各位法官：

针对江北区检察院指控我犯有“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自辩如下：

一、委托代理经过

2009年6月下旬，龚刚模的三哥龚刚华通过朋友到北京找我，咨询龚案。龚刚华只是简单叙述了自己的弟弟涉嫌一支手枪和放高利贷的事，没有其他任何罪行，同案只有三人，与黑社会无关。同时声称弟妹也在京，明天过来详谈。期间经过6至11月的近半年时间，杳无音讯。我也将此事淡忘。11月20号左右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重庆龚刚华来电，催促我尽快赴渝，称龚案马上就要开庭，并说龚妻也在京，由她与我们所签订委托协议。

与龚妻会晤后，她也只是向我介绍了龚只有涉嫌一把枪和放高利贷的事情，同案共抓了三个人，公安报检察院要挂到其他黑社会组织中，但两次报检察院都没有批。龚没有其他罪行，只是因购买资产包得罪了人，初步达成委托意向后，我即赴渝。

自从在渝一中院领取起诉书和部分卷宗资料以及会见龚刚模本人以后，我感觉案情重大，认为龚刚模三哥和妻子程琪他们欺骗了我。事后我郑重向他们提出了抗议。鉴于委托手续已递交法院、开庭在即，龚妻身患绝症，哥哥向我下跪等因素，出于职业责任感和怜悯之心，我正式接受了刑事辩护、刑事附带民事、法律顾问、反诉以及其他民事诉讼的委托。总计收费150万元。以上是接受委托全部过程。

二、本罪的客观要件必须是“将已经伪造的证据提交司法机关，或者对积极要求向司法机关作证的人实施威胁、恐吓、阻扰、干扰等妨害行为，因而使司法机关对案件的性质、情节等做出错误的判断，情节严重的行为。”（见陈光中教授《刑法总论》）。

结合本案。

第一，关于伪造证据罪：就我代理龚刚模案以来，迄今为止，从未向重庆任何司法机关提交过任何形式的证据，因所有证据都在调查、收集、核实之中，均未形成最后的证据物质形态。根据排除法则，“伪造证据”之说显然不能成立。（证人、证言也未最终形成）

第二，关于妨害作证罪：既然我被控为“妨害”主体，理所当然应当有被“妨害”的相对人，即被“妨害人”。

首先，龚案共计有检方提交的180名证人名单。暂且不说这180人中有姓名重复的，有只见证言不见姓名的，仅就这180人而言，我始终与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接触。因而，无从谈起“妨害”。相反，我还正式向法庭提交了要求这180人出庭的申请，欢迎他们出庭。

其次，作为辩方，我曾向法庭依法提交了辩方请求的龚刚华、龚云飞、林丽、程琪等证人出庭的申请。但至今未见法院依法予以书面或口头答复，是否准许这四人出庭存在两种结果。这四人是否愿意出庭也包含两种可能。在这四人的接触中，他们均表示不愿意、不敢。总之，事实上庭审没有进行，四人既未出具书证，亦未当庭作证，更无从谈起改变以前证言。《刑法》第306条第一款规定：在刑诉中，辩护人或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第二款规定，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伪造证据。结合第二款可以看出第一款指明的是结果犯，即犯罪行为引发了行为后果。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对照本案，第一，被告人没有毁灭也从未帮助当事人毁灭已有的证据；第二，被告人没有伪造形成任何证据的物质形态；第三，龚刚模是该案的被告人，不是证人；第四，被告人与控方提供的180名证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接触；第五，辩方准备提供的四名证人至今拒绝出庭，尚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上的证人身份；第六，被告人既未威胁、诱导控方提供的180名证人改变证言，也未诱导辩方准备提供的四名准证人改变证言，因他们以前根本没有证言；第七，庭审至今未举行，也无从谈起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证据，因为所有的证据、证人证言均未最后形成。

三、起诉指控的基本事实不清，相关证据不足。第一，关于诉控我在会见龚刚模时诱导、唆使龚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实属颠倒黑白，违背基本逻辑。

事情的原委是：09年11月24日下午，法院将部分卷宗复印件交我以后，（不让看卷，没有证据目录）即刻赶往江北看守所。途中车上，我快速翻阅了起诉书和龚的口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龚长期为黑社会组织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无偿送夜总会40%的股份给樊奇杭，承认在黑组织中是老大地位。

带看上述最为关注的焦点，16时许，到了江北看守所，要求会见遭到拒绝：必须得有办案单位陪同，否则不让会见。我据理力争，解释说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并立即出具了《开庭通知书》、《起诉书》等相关会见手续，仍然遭拒。名曰：为了保护律师的安全。无奈，只有长时间等待江北分局干警到来。

临近下班时，江北分局干警到来，监视我一同会见，经反复交涉，抗议未果，期间发生语言冲突。

会见开始，当问到龚：你自己在口供中承认了黑老大地位时，龚痛苦地说：这些口供都是他们编好以后逼我签字的，不签字他们就打我呀！经详细询问，龚娓娓道来：“他们抓我以后只是在江北看守所办理了入所手续，但一天未住，当天就把我弄到了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悬空吊了我八天”。我惊诧地问道：八天，那不物理性撕裂了啊！龚回答：到晚间他们让我脚踩一个电脑桌放松一下。白天有时单手吊、有时双手吊。我又问有伤吗？龚伸出左手让我看他手腕和手背上深深的吊痕，接着说道：打我的人叫张科和彭伟。我大小便失禁，叫彭伟的警察放我下来，令我手捧大便到卫生间，脱下内裤清洗再用内裤回到审讯室擦地板，擦完后，裸体继续吊我。那天，正好江北分局刑侦支队的何副支队长从门口路过，看到这一幕，还训斥了彭伟。“哎，太不像话了，赶快穿上衣服。”彭伟放我下来，穿上刚刚擦过地板的内裤，继续吊我。有两名医生先后为我疗伤，一男一女。我还问龚，你是哪天回到江北看守所的。他说前两天刚刚回来。我指出：起诉书20号刚刚打印，难道你整个侦查、起诉两个阶段都在铁山坪民兵基地吗？龚不置可否。我又问：你以前向律师反映过吗？龚回答：以前从未见过律师。听了以后，我郑重告诫龚：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欺骗律师。那样会害了你自己。（详见现场录像、录音）。龚再三保证：绝无虚假。特别值得说明的是，龚的口供中多次提到遭李明航、徐向阳等人的敲诈，并正式委托我代理反诉51万。整个会见过程干警始终在场，并未制止会见。

会见时，我还告诉龚：你私藏枪支、行贿等都是事实，肯定是有罪的。另外，开庭时我会申请法庭为你验伤，申请延期审理。龚担心的说：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我回答：如果那样，我就退庭。这时，站在一旁负责监视的干警插话：哼，你走了，法院可以指定啊。你以为你走了庭就不开了吗？我又向这名干警解释：法院指定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为了迫使我们大声说话，以便录音、监听，干警还将龚坐的凳子拖到了两米开外。

上述过程明显可以看出，律师抓住要害的提问，是龚检举刑讯逼供的导火索。它完全是龚本人的真实心理流露。任何一名律师也决不会无中生有的去“诱导”、“唆使”被告人去编造子虚乌有的被刑讯事实。同时我更坚信一个普通的被告人不会在承办干警的怒视之中，在亲自刑讯自己的干警的严密监视之下，语言流畅的叙述被刑讯经过。期间，我还指着身旁的一位监视会见的干警问龚：他打你了吗？龚颤颤惊惊回答：“他……没有打我。但他也在打我的现场……。”如此触目惊心的被刑讯细节，是律师能够编造的吗？！

面对如此形成的笔录，令人沉思，如何突破，是摆在我面前很大的难题。这一难题的出现，促使了我在后面有求于重庆的吴家友律师。

第二，诉控指出，为了使龚编造的刑讯逼供得到法院采信，我又于09年11月底至12月初“编造”了龚刚模被樊奇杭敲诈的事实，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首先，诉控的具体时间、地点不明。根据《刑诉法》、《公安机关办理刑案规则》、《检察院办理刑案规则》等，都要求查明具体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如果本人真是犯罪，那么起诉事实不清。

其次，根据事先确定的谈话重点，我在会见时曾问龚：樊奇杭买车找你借款，你爱人是否知道？龚明确回答：我爱人一向反对我和这些人来往，叫我远离他们，更反对我借款给他们。我对爱人讲，咱们做生意的，惹不起这些人，最后还是借款给樊。

了解上述情况后，我找程琪进行了核实。她真真切切地告诉我这些都是真的。我肯请她出庭作证，遭她婉拒，自己乳癌切除，已是晚期，扩散到了肝，担心自己无法坚持到最后见老公一面。截至目前，始终也未能得到程琪能够出庭作证的肯定答复。我期待着与程琪当庭对质。再次，我请求程琪出庭是为了核实龚刚模多次被他人敲诈的事实。这与指控我“编造”刑讯逼供的事实是否得到法院采信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诉控指出，我在09年11月24日在重庆一茶楼内“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是保利公司实际控制者和出资人。”

首先，我11月24日从未在什么茶楼见过龚刚华，如何指使他安排何人作伪证更是无从谈起，不知控方证据何在。

其次，本人确实在一上岛咖啡厅见过龚刚华。期间，丝毫没有谈过找什么员工作证一事，只是要求他协助查找高利贷借据，并复印所有与龚刚模有关的公司工商档案。经查，工商档案清楚无误的标明，保利公司（不是指控的夜总会）90%的股份是属唐筱，上面根本也未体现龚刚模是实际投资人和控制者，至于他是否是实际控制者，应当由将来的法庭度量，与辩护策略和方向无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龚刚华安排的三位员工与我从未谋面，毫不相识。龚为何安排他们？何时？何地？授意内容等等，本人一无所知。我与这三名证人之间的证据链因为龚刚华这一环的缺失而断裂，如此重要的证人，我也特别期待与他在法庭上相见。

第四，诉控指出：09年12月3日，我在五州大酒店内，指使龚刚模的另一辩护人吴家友贿买警察，为龚被刑讯逼供作伪证，此说完全是无中生有。首先，龚已经办理了两名辩护律师手续，吴不可能成为第三名辩护人。其次，自从龚在会见时详细描述了被刑讯以后，我的主要调查方向就是收集相关证据。这也是一名优秀律师应具有的基本素养。虽然这是刑辩过程中最大的风险。但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更为了履行律师职责，对得起自己的职业良心，本人甘冒任何风险。

据了解得知：吴在北京公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重庆警方供职，2005年辞职从事律师工作，自称与龚刚模专案的人很熟，为此我委托吴搜集相关证据，委托费用当时也根本未读。

09年12月6日晚，（不是指控的12月3日）吴到酒店找我，当着马晓军、龚云飞面对我们大家说：经了解，龚刚模确实在铁山坪基地被打过，给他看伤的两名医生我都认识，一个姓王。我当时请求安排会见，吴也答应试试看。晚些时候我送吴到楼下门口，语重心长地对吴讲：事关重大，尽力想办法找到那两位医生。吴解释：这些医生也是警 察，我们原来是同行，人家不愿意和你见面，更不可能出庭为你作证。人家还要在重庆混啊！我对吴半开玩笑说：如果没办法，你就出庭帮我作证吧，把你打听到的消息如实在法庭上讲出来，这也是证据的一种形式嘛。吴大惊失色，予以拒绝。自始自终我们也未谈过如何贿买警察作证的事。如何贿买？贿买对象、价格、方式等。真不知有无这方面的证据，也无法想象这些证据是如何出笼的。

因为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真相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所以是否贿买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刑讯逼供是否属实？为龚疗伤是否属实？疗伤的那两名医生是否存在？是否在铁山坪关押过龚？这些都有待相关机构作出最终结论。这些也是有关机关应当关注的核心。为何核心无人关注？为何要急于逮捕律师呢？

第五，诉控指出：本人的犯罪行为干扰了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我认为，正是本人认真履行了一个优秀律师应当履行的职责，而阻止了一起“人命关天”的重大冤假错案的发生，起码是暂时阻止了。（因为本人已被限制自由）

本人的所有行为，纵使是犯罪行为，与龚案是否如期开庭没有必然关系，无论是否伪造了证据，是否妨害了他人作证，（包括不愿意作证的），均不影响法庭的如期开庭。假如我当庭提交了不真实的证据，充其量不予采信，更何况我准备收集的证据没有形成，准备动员出庭的证人尚未答应出庭，即法律上要求本罪的客观形式要件完全没有形成。

延期审理的真实情况如下：

2009年11月31日，由于重庆明传电报到北京反映了我的情况，律协以及事务所领导找我谈话，了解我所代理的重庆“涉黑”案情况。我据实进行了汇报。诸如：龚的黑老大地位不明显，其他犯罪事实中龚的作用不大，遭到刑讯逼供，身上有伤，很多口供雷同，甚至错别字都一样，准备召集专家论证等。领导指示：尽快赴渝，一定在开庭前与有关部门沟通。12月1日上午，重庆一中院陈远平庭长也主动来电：希望尽快来渝庭前沟通。12月2日14时19时，我邀请了在京的部分我国刑法界著名专家、学者陈光中、陈兴良等，就龚刚模在该涉黑案中的法律地位以及在李明航被害案中的作用进行论证。经过认真仔细的审阅卷宗（我从法院复印的所有资料），广泛的讨论，最后，我国刑法学泰斗、世界级法学家陈光中教授与其他四位专家一道，郑重地作出了专家论证结论：

1、龚刚模在涉黑组织中不具备黑老大地位；

2、在李明航被害案中不负主要刑事责任。带着专家的论证意见，我连夜赴渝。

遵照北京各级组织和领导的指示，以及重庆一中院陈远平庭长的要求，我于12月3日一早来到了重庆一中院，与李副院长、陈远平庭长、其他领导以及合议庭其他成员会晤。

我首先表达了对重庆“打黑”举双手赞成，然后我逐一汇报了我对该案中存在问题的看法和想法。例如：侦察、起诉两个阶段不让会见，审判阶段被监视会见，刑讯逼供，被告人有伤，口供雷同，甚至标点符号、错别字、方言、病句都一模一样等一系列问题，并与其他领导一起寻求解决方案，同时声明如果就目前状况如期开庭，社会效果不会很好，甚至给重庆打黑带来负面影响。领导们认真听了我诚恳的汇报，同时，我也毫不保留地将我的辩护思路、辩护策略以及辩护方向等告知了各位领导。他们也各自仔细作了记录，并告知我会慎重考虑我的意见及时向上级汇报。12月7日是否还能如期开庭，叫我等候通知。当晚23时许，我再次致电陈远平庭长询问开庭日期。陈答复：领导们正在开会，尚没有消息，需继续等待。

12月4日上午，经无数次联系陈庭长，电话未通，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以备12月7日如期开庭，我不得不再次来到江北看守所会见龚。因仍被要求警方监视会见，我当即致电陈庭长（我换了一个重庆号码）提出质疑，陈说马上向领导汇报，协调此事。数分钟后，陈回电：你可以不受任何监视，不受任何干扰的会见了。但仍遭警方阻挠，我与监视我会见的警察发生了最激烈的争吵，并当场揭露了个别警员刑讯的违纪行为。（详见录像）

12月5日18时许，接到一中院书记员张红电告：12月7日庭审取消，开庭日期另行通知。在途经成都、河北办理其他案件时，接领导电话：因重庆案立即回京报到。11日下午我向所党委报到，如实汇报了此次重庆的会见及沟通情况等，按照上级机关指示，经我所管委会、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上级机关批准，我撤出重庆龚案，取消代理，尽快与当事人办理相关解除手续。此间，突然接到陈远平庭长来电，声称：龚刚模在看守所情绪不稳，求见律师。我说：我14日下午2点，15日上午9点都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分别代理天津光达公司、河北柠檬公司两个案子，休庭后即刻赴渝。通话结束后，我当即向领导报告：重庆警方在诱捕我。如果我真是犯了罪，今天就算投案吧。几天中，我还接到近二十家海内外媒体记者电话预约、采访，我均予以了回避。

12月12日上午，我以电话、短信的方式正式通知陈庭长，取消龚案代理，解除手续15日休庭后赴渝提交。当日下午在与龚刚模妻子商谈办理解除代理手续事宜时被抓。

以上是被捕前的详细经过，这些也是龚案不能在12月7日如期开庭的真正原因。这与我被控的什么“干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任何因果关系。因为我的所有“行为、结果”均未出现在法庭审理之中，而是之前。

特别值得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我的所谓“伪造证据、妨害作证”并没有干扰审理。取消12月7日开庭的原因也根本不在于此。它是重庆当局经再三考虑的明智之举，历史可以检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我坚信！

四、关于我的案件在程序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1.侦察、起诉两个阶段虽然告知本人有权聘请律师，本人也在笔录中强烈要求，但这两个阶段都遭拒绝。异地抓捕需经北京市公安机关，但江北分局在京对本人实施秘密抓捕。

2.自12月12日下午至14日上午，对我数十小时不间断轮班审讯，属于以“饥”、“渴”、“不让睡眠”的变相刑讯。

3.审讯中宣读其他证人口供，逼我按照相同的说法供述，遭我拒绝，审讯人员威胁：是不是换一种审问你的方式（刑讯）或者直接注明你拒不签字。由此可见，龚刚模案中那些法律知识不如我的人的口供是如何形成的。据为樊奇杭辩护的朱明勇律师介绍，樊也被吊打10天之多。

五、对我案件的思索

律师制度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也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制的标志。相比较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律师发展史，我国的律师事业算是刚刚起步。《律师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律师方面的法律，于去年刚刚颁布实施。有关律师的执业权利、义务、职责等，二十多年来也都是在摸索和探索中。《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不受追究。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等条款的出现，无不显示出党和国家对稚嫩的律师事业的关爱和期待。

当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刑事诉讼中，应与公、检、法紧密配合，由于法定职责不同，其工作侧重点也肯定各异。但宗旨应当是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提出对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和辩护。

可是，刑事辩护风险大，涉黑辩护风险更大，异地为黑老大辩护无异于刀尖上跳舞。这些都是律师界公认的规则，它也是我国刑辩律师日趋减少的首要原因，也难怪西方媒体评论：我国不会出现世界一流的刑辩律师。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律师制度的悲哀。

刑辩律师本来就充当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角色，这一角色也是为了把***同志、***书记多次强调的“要把每一个案子办成铁案”的要求落到实处。即使个别刑辩律师看问题的角度有失公允，语言偏激一些，但其目的也是为了使每一个案子“经得住历史检验”。

由于现行法律对律师伪证的判例极少，相关司法解释几乎空白，司法尺度很难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从大局出发，不考虑社会影响，动辄抓律师、堵律师的嘴，这种做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对律师个人的伤害，也不仅仅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更严重的是对律师事业的打击以及对法制建设的阻碍与践踏。

近二十年来，我也曾为十余名被害人代理刑事附带民事，协助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其中不乏有多起被告人被处以极刑。当然，我也为众多被告人做了无罪或罪轻的辩护，绝大部分依法得到了从轻、减轻处理，有的甚至无罪释放。但这些出色的工作被侦办我的专案组声讨为“作孽”，执法人员的“职业歧视”心理如此严重，法律意识如此淡泊也是酿成我这个案件的重要原因。、从业近20年，本人自认为在中国律师界是较为正直、善良、敬业和勇敢的，无论是拯救四川大熊猫，修复长城、抗洪救灾的捐款，还是“5.12”汶川地震捐出50万元资助贫困儿童，亦或是为社会提供上百起义务法律服务，本人无不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即使在代理龚案的辩护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希望法庭本着“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审慎处理。

综上，诉控我“伪造证据”的客观物质没有，“妨害作证”的对象不存在，本人被控的一系列行为全部发生在庭审之前，在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不明、司法解释空白的情况下，不能不说起诉事实完全不清，相关证据根本不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本着从大局出发，从维护律师队伍稳定的角度出发，望合议庭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基本形式逻辑为参考，以现行有效的法律为准绳，依法驳回江北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尽快宣告本人无罪。

最后，我愿以个人暂时的人身自由为代价，促使重庆“打黑”工作进一步规范，推动我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向前迈进一步，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步，足矣！

被告人：李庄

2009年12月19日

第二篇：毕业论文自辩

毕业论文答辩自述

各位老师，早上好！我叫......，是......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童年体验对路遥<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影响 》，论文是在......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目的及意义。

路遥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历来为广大评论者所关注。《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享誉文坛的作品，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是路遥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座丰碑。《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具有长时间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与时代、与作家自身的诸多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路遥七岁就有了被过继给伯父的惨痛经历，辛酸、贫穷更是伴随着路遥的童年，让他饱受饥饿的折磨。这种缺失叫路遥深感痛苦，也激发了他的意志，他的缺失性体验成为其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目前对路遥童年体验对其创作影响的作品还较少，因此我从路遥的童年体验这一角度切入研究其对路遥《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影响。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对童年体验做了理论阐释，引出路遥童年缺失性体验是其创作的沃土，对其《平凡的世界》创作产生影响。

第二部分写路遥辛酸、贫穷、被遗弃的痛苦童年，让路遥过早地体验到生活本身的严酷，其童年体验是缺失性的。

第三部分具体写路遥童年体验对《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影响。主要从路遥痛苦的写作方式、书中人物苦难的人生和美好的人性这三个方面展开叙述。

第四部分是结语，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与丰富。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存在的不足。

在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虽然，我尽可能地收集材料，竭尽所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论文写作，但由于本人能力有限，论文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改进。请各位评委老师多批评指正，让我在今后的学习中学到更多。谢谢！

第三篇：答 辩 书

答 辩 书

答辩人：史XX；男；汉族；陕西省ＸＸ县人；19XX年Ｘ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联系电话：150XXXX； 答辩人就申请人安Ｘ玩具（深圳）有限公司申请撤销劳动仲裁裁决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一、关于劳动合同未签双倍工资补偿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5条规定：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第6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事实是答辩人在职期间，申请人从未口头、书面通知答辩人签劳动合同。申请人处行政主管为逃避自身责任（公司行政部负责和员工签合同，因其工作失职，未能及时签订劳动合同，致使公司蒙受损失）伙同其下属（人事文员）、律师推卸责任、歪曲事实，并指使其在劳动仲裁庭做伪证，公然妨碍司法公正，其胆大妄为、视法律如儿戏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对于该律师违反《律师法》第40条，我于4月间已向广西律师协会、南宁律师协会、深圳律师协会进行了举报和投诉，5月初该律师打电话向我道歉，并表示不再接受申请人的委托）至于申请人对答辩人指控的“为获取不当利益，故意回避签订劳动合同”。答辩人保留追究其诽谤的权力。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于合同未签双倍工资计算的截止日期第6条规定的很明确，申请人的计算方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深圳市龙岗仲裁委员会深龙岗劳人仲案

【2012】58号裁决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

二、关于加班费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

（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 1

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1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员工加班工资：

（一）安排员工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员工本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支付；

（二）安排员工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员工本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百分之二百支付；

（三）安排员工在法定休假节日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员工本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百分之三百支付。

申请人提供的所谓意向书，是经过涂改的；且意向书内容完全免除了申请人的法定义务，排除了答辩人获得加班费的权力，且在本人被迫的情况下签名，不能代表本人真实意愿和平等、自愿的原则；并与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相抵触，应视为无效协议。而且，2012年1月份本人出勤31天（372小时），申请人伪造考勤记录只给我记录22天（172小时）。并且，法定假日和休息日加班、延时加班都不予支付加班费，因为，申请人说：你签了名的，只给你意向书上的工资，加班可以、加班费免谈。深圳市龙岗仲裁委员会深龙岗劳人仲案

【2012】58号裁决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

三、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47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根据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答辩人以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购买社会保险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申请人应予以支付经济补偿。且，在答辩人距离辞职到期还有7天时，申请人因答辩人申请劳动仲裁强行解除了劳动关系。答辩人计算的840元是7天通知金，而非经济补偿。因答辩人非法律专业人员，考虑难免不周，应为1990元；我要感谢龙岗仲裁委仲裁员的公平、公正的裁决！深圳市龙岗仲裁委员会深龙岗劳人仲案【2012】58号裁决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对于申请人申请撤销劳动仲裁裁决的事实及理由，答辩人感觉非常可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及法律常识，理由及其牵强、令人难以置信；更对申请人污蔑龙岗仲裁委仲裁员“裁决自相矛盾、工作马虎出错”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深圳市龙岗仲裁委员会深龙岗劳人仲案【2012】58号裁决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请求驳回申请人的撤销申请！

此 致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史ＸＸ

2012年5月17日星期四

第四篇：李庄案

文献综述—李庄案

法学一班101502108葛雯静

案件经过：

2009年，中国重庆黑社会性质团伙主要嫌疑人龚刚模被起诉，原辩护律师为李庄。当地检察院怀疑李庄唆使嫌疑人及证人伪造证据，令嫌疑人谎称被警方刑讯逼供。检察院随后以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这一刑事案件被称为李庄伪证案，俗称李庄案。该案于2009年末2010年初进行了一审和二审，李庄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1年4月进行了李庄遗漏罪行的审理，但最后因证据存疑，检方撤诉。李庄于2011年6月11日刑满出狱。

一：事件中的疑点或者问题：

一：李庄的行为并不符合本条中的“行为要件”，因为李庄只是跟龚刚模的亲友（亲友并不属于证人）商量“找几个警察来作证”。让亲友找警察作证，这是中性的，并不等于指使警察作伪证。另一方面，这些都仅仅处于商量阶段，李庄根本没有接触过证人，龚刚模的亲友也没有具体地实施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的行为，可见指控的事实并不存在，由此，李庄的行为显然构不成306条规定的这一犯罪。法律所禁止的是实际发生的行为，不能仅因预谋而定罪。此处涉及到 的可能只是律师的不当、不得体行为，而非犯罪行为。二：如果从刑法第29条的教唆犯罪规定来分析，李庄可能涉嫌教唆龚刚模的亲友作伪证，但问题还是其亲友没有实际上实施这一行为，即被教唆人未犯被教唆之罪，李庄作为“教唆者”仍然不构罪。并且，检察院也并没有追诉李庄的教唆行为。

二：争议的焦点

焦点1: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

1：重庆有无该案的司法管辖权？

支持：20名律师上书要求重庆警方回避 ：12月16日下午，11个省市20名律师联名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安部发送建议书，指出重庆警方与“李庄被捕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理应回避；同时建议公安部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实行异地管辖。在重庆打黑专项治理活动中，这些律师认为重庆相关部门存在诸多违反《律师法》，侵害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不被监听等执业权利的不法行为。建议书在最后指出，鉴于李庄是被指控唆使龚刚模“谎称被刑讯逼供”，而龚刚模涉黑案又是重庆市公安局直属“打黑办”侦办，律师们认为重庆警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理应回避，建议公安部比照文强案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异地管辖，“更

能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反对：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潘金贵认为：我国刑诉法没有管辖权异议制度，李庄没有申请管辖异议的权利。不能说，当事人有异议，就可以否掉一个地区法定机关的管辖权，那会造成司法的混乱。”

2：证人不出庭，是否影响证言效力？

支持：贺卫方教授提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人证言必须经过质证才可以加以接受和认定，而他认为，质证一定是当面对质而不可以只是出示一张纸。司法过程中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一直被强调，它们都跟证人出庭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证人不出庭而仅以一张纸呈现在法庭中，律师将无法当面对质，揭露谎言或伪证，这将使律师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易延友副教授认为，虽然我国刑诉法没有明文规定被告人有对质权，但司法解释规定，当证言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允许被告进行对质的。所以，指控李庄律师的这些证人在开庭时应该出庭，否则，他们的证言将无法得到质证，这是对被告人对质权的侵犯，是违反法律的。

何兵教授认为，证人有出庭的义务，不能仅以“不愿意”为理由拒绝到庭。并且，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来，这些证人中有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如看守所人员，还有医生以及其他的同案犯，他们不到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何兵教授还提到了龚刚模会不会到庭的问题，他认为，在李庄案中龚刚模是作为物证出现的。因为龚刚模有没有被刑讯逼供，手上是否有伤痕，这些都是应该作为物证的。如果证人不出庭、而物证也不到庭的话，审理就没有意义了。

反对：西南政法大学的潘金贵教授称：“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硬性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所以说，检方在庭上使用权用书面证人证言是不错的„„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没有这种做法”。

按照《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要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证据，这里面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和书面证言。未到庭证人，可宣读书面证言。实际上，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并未强制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本案中，公诉人依法调取了证人证言，法院也通知证人到庭，但对方表示不愿意。因此，公诉人在庭上使用书面证人证言没有过错。事实上，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一直很低，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5%，这是目前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不符合惯例。

3：李庄能否申请集体回避

4：在押嫌疑人的证词是否合法有效？

焦点2:实体正义

1：关于李庄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支持：齐林教授从证据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毁灭、伪造的证据从性质上看应该是具体的有载体的证据，性质上属于物证。如果没有载体就无从毁灭和伪造，“当事人的供述”不属于物证，无法毁灭。王进喜教授也从证据学角度发表了相似的看法，认为李庄的行为并不构成“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赵秉志教授则从律师的职责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律师与委托人会见时，核实委托人是否遭遇刑讯逼供是律师的职责与义务所在，不存在违法问题。从本案的主要证据即龚刚模的供述材料看来，龚刚模对律师李庄说被打了，几天没有吃饭等，律师让龚刚模将这些事情在法庭上说出来，这是合法的。所以，从目前材料看来，赵秉志教授认为李庄的行为并不属于“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反对：公诉机关认为，李庄在履行刑事辩护职责中，为帮助他人开脱罪责，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行为干扰了孟英挪用资金案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应当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被告人是否属于306条的“证人”范畴？

不知所云者：李庄被抓后，重庆本地一致叫好。“李庄太坏了，把重庆人当傻子。”

三：争议后的梳理

支持程序正义的合理性：我认为：无论是申请回避，还是申请管辖权异议，无非是因为被告人与公诉方及审判方在此案件中存在的错中复杂的关系，“重庆打黑”如火如荼，且媒体对李庄案的报道早已铺天盖地，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均与李庄案有利害关系，若然依据法律，当事人没有权利申请管辖权异议，但司法机关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重庆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均应回避，从而重庆司法机关客观上无法行使管辖权，应当移送异地法院管辖，或由上级法院指令异地管辖或更为合理，这样有助于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彰显其审判的公平正义。

不合理性：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洪道德对于这个问题指出“在刑诉法中，无论当事人还是辩护人都没有管辖异议权。”李庄的这个申请，法院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申请的权利。“既然当事人连申请权都没有，更谈不上要求法院把案子移到其他地方审理。”“在我国，之所以没有管辖权异议制度，还是基于国家政权的考虑。

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并未强制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本案中，公诉人依法调取了证人证言，法院也通知证人到庭，但对方表示不愿意。因此，公诉人在庭上使用书面证人证言没有过错。事实上，我国刑事案

件证人出庭率一直很低，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5%，这是目前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不符合惯例。

支持实体正义的合理性：陈忠林给出的划分辩护技巧与伪证的标准没有错，可是，在刑法中还存在行为人的认识错误。具体到李庄案，按照龚钢模自己的说法，李庄在问他是否受到刑讯逼供时，他看到李庄用“那种暗示的语言和语气”并通过“眨眼睛的过程”暗示他，他告诉李庄说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对于实践中重大疑难案件多半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必然是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李庄如果有理由确信龚钢模所说的刑讯逼供属实的话，他让龚钢模在法庭上说出来、演示出来，本来就是辩护技巧啊，怎么成了把黑说成白。除非有证据证明李庄明知龚钢模没有受到刑讯逼供，而诱导龚钢模编造受到了刑讯逼供，才能说李庄违背了律师的职业道德，引诱被告人说假话欺骗法庭。但是，控方提交的法庭的证据却无法证明这一点。何况，引诱被告人本人改变供述，本来就不属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犯罪构成。

事实上，控方所谓的证人，实际上并非证人。按照控方的指控内容，这些人本身就是李庄案的同案犯。控方指控李庄教唆他人伪证，妨害证人作证，可李庄除了接触过被羁押的这些人以外，却没有接触过其他任何证人。如果李庄的伪证能够成立，只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这些人在李庄的教唆下向司法机关提供了伪证或者做假证，二是这些人在李庄的教唆下让别人提供伪证或者做假证。无论属于哪种情况，被羁押这些人都同样涉嫌犯罪，尽管罪名可能不一样，但与李庄属于同案犯，应当一同接受审判。重庆司法机关却人为将案件割裂开来，把同案犯的供述变成为证人证言，而且分案处理，避免法庭上对质，其目的就是为李庄治罪。

不合理性：李庄教被告人如何回答法庭提问及展示伤口，究竟是教授辩护技巧还是教唆伪证，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认为：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具体地说，辩护技巧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尽可能去找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前提必须是真实的证据，不是篡改甚至捏造的证据。

四：总结

法律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运行的规则，还是一种信仰，一种社会的价值观。律师、法律工作者知法犯法，表明在当前社会中，精神、正义和良知已经出现被物欲践踏的倾向，这应该特别加以注意。要使被歪曲的价值观“重新归正”，莫过于重罚。当前的法律，大都是在出现犯罪行为后，才会给予当事者以严惩，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宽容。政法部门应该建立一种防范机制，司法改善，促进司法公正，建设和谐司法。加强理论学习，把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关加快法律职业化建

设步伐，加大法律职业的监督力度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无论如何，在政治上，不管对谁，“民意”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即使是当局也无法忽视它；以律师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时评家等精英阶层为主体的利益团体，以罕见的完整性和透明度完成了一次对舆论的操控，我不对这事件本身做过多评价，在更高的层面上，一种精英主义的“民主政治”正在逐渐绽开它的雏形，不同于权贵阶层的一种全新的“利益团体”正在茁壮成长，以前只会出现在西方政治学教材中的现象，也逐渐在中国显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应当是一种政治文明的进步，但从另一些角度，这种“进步”具有潜在的巨大危险，甚至可以说，这种危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篇：李庄辩护词

关于李庄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省××市××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李庄之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李庄的一审辩护人。根据我们庭前的调查、认真听取李庄本人对全案真相的介绍和自我辩解，我仔细查阅了全部案件材料，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严密的分析，再经过今天的公开开庭的庭审质证，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不构成犯罪。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控方所称的“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拖罪责。”不符合事实，同时也严重与指控的罪名不符。

控方称2009年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但事实上被告人是依法履行辩护人的职责，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控方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龚刚模案尚没有一个定论，到底存不存在刑讯逼供尚且没有确定，又如何能够认定被告人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呢？可见控方指控的被告人所谓的犯罪事实完全不符合事实和逻辑，完全达不到犯罪事实清楚的程度，无法认定被告人有罪。

控方在公诉书中指控的被告人的罪名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但结合《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们认为控方在公诉书中所述的所谓犯罪事实和被罪名的构成要件完全不符，控方是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之下指控被告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严重不符合事实和法律。

二、认定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龚刚模案2009年11月20日提起公诉，被告人于11月24日第一次介入本案。侦查起诉阶段被告人没有任何介入。一直到李庄被抓的12月12日，法院都还没有开庭。而在这一整个时间段内，被告人没有向法院提交过任何一份证据，更谈不上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由此可见，控方指控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完全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指控不当，认定被告人李庄有罪的证据严重不足。我请求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宣判被告人李庄无罪。

辩护人：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