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合议以物抵债的适用

第一篇：民事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合议以物抵债的适用

民事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合议以物抵债的适用

以物抵债是指在民商事案件的执行中，因被执行人不能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以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折价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抵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结束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执行措施。我国现行司法解释规定，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达成合议以物抵债，或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时，执行法院可以适用以物抵债。

司法实践中，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时，执行法院适用强制以物抵债的情形，司法解释规定较为具体，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但对于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达成执行合议以物抵债，由于这种方式现行司法解释对其适用的规定较为原则，执行人员的认识和做法各不相同，影响司法公信。笔者试就在民事执行中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达成执行合议以物抵债这项执行措施的法律依据、适用条件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民事执行中当事人经协商达成执行合议以物抵债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适用意见）第三百零一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5号）第二十六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协商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裁定将被执行人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屋经评估作价后交由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但应当依法向国土资源和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土地、房屋权属变更、转移登记手续。”以上司法解释是民事执行中当事人经协商达成合议以物抵债的基本法律依据。

严格意义上讲，自愿以物抵债不是法定的强制执行措施，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金钱给付的强制执行措施是查询、冻结、划拨、扣留、提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它是一种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常以这种方式结束执行程序，其中不存在执行法院的强制问题。

二、民事执行中当事人达成执行合议以物抵债的适用条件

执行和解性以物抵债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所达成的协议，然后被执行人交付财产抵偿债务，申请执行人接受财产清偿债务，其在适用方面应遵循执行和解的一般原则。

（一）被执行人确无给付金钱履行义务能力。

以物抵债适用于金钱给付案件的执行，被执行人有现金或存款时，应直接执行现金或存款，这不仅便于执行目的的实现，也符合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要求。对被执行人确无给付金钱履行义务能力的审查是当事人达成执行合议以物抵债适用的前提条件。

（二）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须自愿协商一致。

根据民诉法适用意见第三百零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以物抵债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自愿协商一致。可见，当事人自愿合议是适用和解性以物抵债的基础条件。

（三）以物抵债和解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明确注明用以抵债的财产名称、数量、成色、价款等财产信息，可以便于财产的交付和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如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救济。因此，以物抵债和解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四）用以抵债的财产须双方当事人确定合理的抵债价格。

这里的抵债价格，实际就是双方当事人协议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金钱给付执行标的，用物抵偿债务的价格，也称为双方当事人对抵债物品的折价。在执行和解性以物抵债中，抵债物价格的确定，关系到被执行人金钱债务履行限度和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程度，不足以清偿的，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

（五）以物抵债协议不得违法，损害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以物抵债协议必须合法，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对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以物抵债协议的合法性，对抵债物上享有所有权、担保物权、租赁权等合法权益的第三人应予以保护。

三、对民事执行实践中当事人达成执行合议以物抵债适用的建议

民事执行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达成执行合议以物抵债，在提高法院执行效率，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早日实现，节约执行成本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具体适用中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抵债价格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不能体现抵债物的实际价值。易造成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将被执行人唯一财产故意降低或抬高抵债价格，达到规避法律，逃避执行的目的。而执行法院对抵债物价格确定的审查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同时，有的执行人员未严格区分抵债物的性质，一律作出以物抵债的裁定，侵害了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民事执行中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的执行和解协议虽然严格意义上属执行和解，但是也有别于金钱给付为执行标的的执行和解。因此，民事执行中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以物抵债是动产的，动产未交付，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则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进行救济。而以物抵债的是不动产或特殊动产（车辆、船舶、航空器等），且法院已裁定作价交付抵偿债务，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以物抵债协议交付不动产及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的，对申请执行人的救济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于抵债物的价格确定，除财产价值较低或价格依照通常方法容易确定的外，应当经过资产评估机构估价。

一般情况下，被执行人希望抵债物抵价越高越好，可以清偿更多债务，申请执行人希望抵价越低越好，这样可以避免在抵债过程中的债权损失。尤其在多个债权人时，被执行人的财产抵债过低，导致清偿债务能力减弱，无疑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通过法定评估机构确定的抵债价格，更容易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同时可以避免当事人恶意串通，防止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的发生。在实践中，通过资产评估机构估价确定抵债价格，公正性强，也便于操作。

（二）当事人自愿达成执行合议以物抵债的，法院不宜作出以物抵债裁定。

当事人经协商一致自愿以物抵债是一种执行和解的方式，不是法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既然是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和解以物抵债，双方当事人自行交付抵债财产及办理权属转移登记即可，并不产生法院的强制执行问题，法院无需向当事人制作以物抵债裁定书，另外，若抵债财产属于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共有，法院应抵债当事人的请求作出以物抵债裁定，则会侵害共有人的所有权。

（三）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申请人应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当事人自愿以物抵债是当事人双方协议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的行为，一旦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抵债协议，则该抵债协议自动失效，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因此，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时，不能将以物抵债协议作为执行依据，将抵债物强制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更不能以法院作出的以物抵债裁定书作为申请恢复执行的执行根据。只能以原生效法律文书为执行依据申请恢复执行，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依法扣押、查封，并拍卖、变卖或强制以物抵债清偿债务。

第二篇：双方当事人同意以物抵债的不动产是否可以直接执行抵债

双方当事人同意以物抵债的不动产是否可以直接执行抵债

朱少峰 吕苏岩

一、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 北京金宸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 ： 东方物华(无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案外人 ：无锡新江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7月1日，北京大洋中兴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与东方物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北京大洋中兴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按约定将借款340万元汇到东方物华公司指定帐号，东方物华公司未按约定还款。2000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延长二年，到期后东方物华公司未按约定还款。2002年7月5日、2004年6月21日、2006年7月11日，北京大洋中兴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向东方物华公司发出催款函。东方物华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拖欠借款340万。1998年7月14日，北京大洋中兴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与东方物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北京大洋中兴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按约定将借款400万元汇到东方物华公司指定帐号，东方物华公司未按约定还款。2000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延长二年，到期后东方物华公司未按约定还款。2002年7月5日、2004年6月21日、2006年7月11日，北京大洋中兴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向东方物华公司发出催款函。东方物华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拖欠借款400万。

另，北京大洋中兴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于2006年7月12日名称变更为北京金宸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因东方物华公司未按约定还款，金宸通公司按照二个借款协议分别诉至法院要求东方物华公司还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企业之间相互借贷，违反国家关于企业之间禁止拆借资金的有关规定，因此形成的借贷关系无效。东方物华公司应当即时返还金宸通公司借款本金。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分别判决东方物华(无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北京金宸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借款三百四十万元和四百万元，承担案件受理费，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二、执行情况

判决生效后，东方物华公司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金宸通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东方物华公司现已无办公地点，不进行任何经营活动，除经过法院确认的无锡新江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折抵给其位于深圳的不动产外，没有任何财产。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以登记在无锡新江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实已归东方物华公司所有的位于深圳的全部房产，折抵法院判决东方物华公司偿还金宸通公司的全部债务。以物抵债后，双方债权债务两清。被执行人向法院表示其再无其他债务。执行法院已将相关房产进行了查封。

三、意见评析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双方均同意以物抵债的不动产是否还需要进行评估，以及位于深圳的不动产是否可以申请由不动产所在地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对此，执行法院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双方均同意以物抵债，又不存在其他债权人，可以不进行评估，直接出具以物抵债裁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因为不清楚被执行人是否还有其他债权人，为了双方利益应进行评估。同时，为了申请人利益快速实现，为了评估的方便顺利进行，可以请求不动产所在地暨深圳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是否需要评估意见同第二种，但是认为该案件系北京法院执行案件，为保证案件的公正，且该案件标的较大，应按照市高院的相关规定，通过摇号来确定评估公司。

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一)该案中房产标的需要进行评估

依据《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6条、47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的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变价时，应当委托拍卖机构进行拍卖。财产无法委托拍卖、不适于拍卖或当事人双方同意不需要拍卖的，人民法院可以交由有关单位变卖或自行组织变卖。人民法院对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应当委托依法成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2条之规定“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进行拍卖、变卖或者采取其他执行措施。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变价处理时，应当首先采取拍卖的方式，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4条“对于财产价值较低或者价格依照通常方法容易确定的，可以不进行评估。当事人双方及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不进行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依照法律规定，以物抵债必须由法院出具裁定，同时还需要评估来确定标的物的价值，尽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都同意和认可不管所有房产的价值如何或多或少，都用来折抵全部债务，让债务消灭，且债务人声明没有其他债权人，但是依据法律和保护其他有可能存在的债权人的利益，且房产标的价值过数十万大，仍应对该房产进行评估，以示公正。

(二)评估公司应按照规定摇号产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五条 评估机构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后经人民法院审查确定;协商不成的，从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或者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确定的评估机构名册中，采取随机的方式确定;当事人双方申请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评估机构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司法鉴定和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第3条规定收取佣金在一万元以下的在外埠的标的物，如需委托当地相关机构进行司法鉴定或拍卖的，须经主管院长批准并报高院备案后才能进行委托。此案中，所涉房产有近100套，评估费用佣金也肯定超过数万元。

所以，第三种意见是正确的，及以物抵债的不动产在外地的，也需通过摇号进行评估后方可执行，不能直接裁定执行抵债。

第三篇：关于在执行程序中适用以物抵债执行方法的指引

关于在执行程序中适用以物抵债的办案指引

为了规范执行，保障我院执行机构及其执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本区实践，特制定本指引。

一、概念

1.1以物抵债，是指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以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折价交给申请执行人抵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1.2适用于金钱给付案件的执行。1.3分为自愿以物抵债和强制以物抵债。

二、自愿以物抵债

2.1性质。自愿以物抵债不是法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是一种自行和解的方式。

2.2法律依据。

2.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1条“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

2.2.2《民事诉讼法》第230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2.3适用条件。

2.3.1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必须自愿协商一致。2.3.2以物抵债和解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2.3.3用以抵债的物，必须是被执行人享有完全所有权的可以依法流通的物，在该物上没有设定他项权利或者优先权。

2.3.4由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协商确定合理的抵债价格。

2.3.5以物抵债协议，不得违法，不得损害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2.4办理程序。

2.4.1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共同向执行机构提出书面申请。2.4.2执行机构审查申请是否符合条件。

2.4.3对于按照市场价格能够确定用以抵债的物的价格的，且价格较低的，审查抵债价格的合理性。

2.4.4参照拍卖程序，组织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共同评定具有法定评估资格的评估单位对用以抵债的物进行价格评估。评估价格作为审查抵债价格合理的标准。

2.4.5对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进行审查。2.4.6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对双方达成以物抵债和解协议的过程记入笔录，协议归档。

2.4.7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认可双方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继续执行。申请执行人坚持要求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当释明不予认可双方以物抵债协议的理由以及可能产生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建议申请执行人撤销申请。

2.4.8执行机构不得以裁定的形式确认双方达成的自愿以物抵债协议。2.4.9因用以抵债的物需要办理过户手续，由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按照市场交易的方式办理。执行机构不得出具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2.5.法律后果

2.5.1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达成自愿以物抵债协议，视作执行和解。2.5.2被执行人不履行自愿以物抵债协议，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三、强制以物抵债

3.1性质。强制以物抵债，是一种强制执行措施。3.2法律依据。

3.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2条“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

3.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9条。

3.3适用条件。

3.3.1被执行人无支付金钱能力。3.3.2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3.3.3申请执行人同意。

3.3.4抵债物必须是被执行人享有完全所有权的可以依法流通的物，在该物上没有设定他项权利或者优先权。

3.3.5抵债物必须经法定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3.4办理程序。3.4.1前置程序。

3.4.1.1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抵债物。3.4.1.2组织双方当事人选定评估机构。3.4.1.3委托拍卖或者变卖。

3.4.1.4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变卖或者拍卖、变卖不成的，询问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是否自愿以物抵债。

3.4.2抵债程序。

3.4.2.1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就自愿以物抵债协商不成或者被执行人不愿抵债的，进入强制以物抵债程序。

3.4.2.2征询申请执行人的意见。由申请执行人就同意以物抵债的方式、抵债的财物、抵债价款等具体问题出具书面意见或者记入笔录。

3.4.2.3作出强制以物抵债的裁定。

3.4.2.4向申请执行人交付抵债物。抵债物的价格超过被执行人债务数额的，由申请执行人向被执行人以现金方式支付超出部分的金额；抵债物的价格低于被执行人债务数额的，不足部分，继续执行。

3.4.2.5办理产权、证照过户手续。抵债物依法应当办理产权、证照过户手续的，执行机构应当出具相关的文书。

3.4.2.6以房抵债，必须保留被执行人的必需住房或者租金。3.4.2.7对于国有资产，采用以物抵债的，必须报请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审核批准。

3.5法律后果。

3.5.1抵债物由被执行人所有转移为申请执行人所有。

3.5.2被抵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在抵债金额内视为已经受偿。

3.5.3尚未受抵的债权，由执行机构继续执行。

第四篇：论不动产登记制度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适用

执行实践中，执行人员常常遇到这样一些难题，某一不动产没有登记，或者虽然登记了，但登记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又不一致，如何保护不动产真实权利人的利益；房屋与其附属的土地隶属于不同主体，变现房屋时如何处理；同一不动产上有数个抵押权，各抵押权的实现顺序如何确定，等等问题。由于现行的民事执行程序法律规范对涉及不动产执行的上述问题没有作出

具体的规定，执行实践中各地法院在查封和处理不动产时出现法律适用难题，因而做法不一，常常发生相同条件的个案处理结果却相异，损害了法律适用的严肃性和统一性。研究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并在不动产执行中正确予以适用，对于搞好涉及不动产案件的执行，进而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物权法出台前后相关法律规范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及评析

（一）物权法出台前相关法律规范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及主要缺陷评析

不动产登记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一般而言，不动产即土地及其定着物。不动产登记是指经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由国家专职部门将有关不动产物权及其变动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法律制度。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是逐步完善和发展的。以前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对于规范不动产的管理和交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没有形成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管理体制，调整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规定散见于若干不同的法律规范中，不够统一，另外还存在登记机关不统一、登记程序不统一、权属证书不统一等问题。二是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不明确，认为登记为不动产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违背了物权变动区分原则的基本法理，从而导致买受人的利益得不到完善的保护，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出卖人的随意违约行为。三是不动产登记的种类不健全，缺少预告登记和异议登记等重要内容。四是缺少关于登记机构错误登记的赔偿责任制度的规定，使得在追究一些登记机构错误登记的法律责任时缺乏法律依据。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及简要评析

物权法规定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即统一登记范围，统一登记机构，统一登记办法；依法规范了登记机构的行为；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的效力排序问题，当权属证书与登记簿不一致的，以后者为准，除非后者被证明有错误；增加规定了一些新的登记类型，统一了不动产变动规则，并明确规定了登记机构错误登记的赔偿责任制度，等等。概括起来，物权法对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完善和发展了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物权法区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不同情况，对不动产物权变动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统一了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一是登记要件主义。即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需经过依法登记才发生效力。这是不动产物权变动应遵循的一般原则，主要适用于建筑物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抵押权的变动。二是贯彻区分原则理论，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登记对抗主义。即不动产物权变动依当事人的合意发生法律效力，但是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例如《物权法》第15条、第129条和第158条的规定。三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不动产所有权，如国有自然资源所有权，规定可以不予登记。另外，由于现行条件限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没有强行要求必须登记。

（2）健全了不动产登记类型，增加规定了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等类型。《物权法》第19条第1款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这是关于更正登记的规定。异议登记是指事实上的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对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提出异议而进行的登记。预告登记是指当事人所期待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所需要的条件缺乏或者尚未成就时，法律为保全这项将来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请求权而进行的登记。预告登记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关于未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请求权，以维护不动产交易秩序。

二、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对不动产执行之影响

物权法有关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对传统的不动产执行方式和执行理念有较大影响，对涉及不动产的执行工作既带来机遇，也有挑战。这种机遇主要表现为对不动产的执行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有力的理论支撑。物权法就不动产物权变动、不动产登记等问题作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规定，可操作性强，有利于执行人员执行中正确适用物权法而执结案件。同时，物权法的实施也使执行工作面临较大挑战。面对物权法实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执行人员要不断开拓进取，及时总结执行工作经验，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执行人员要转变执行理念，增强物权保护意识，更加注重保护当事人的合法物权。物权法突出了对民事主体合法物权的保护力度，执行人员在工

第五篇：论以物抵债的法律边界与司法适用

论以物抵债的法律边界与司法适用

2013-11-6 已经被浏览1570次

姚彬 孟伟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合同中以物抵债的情形越来越频繁出现，但是由于我国的《合同法》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以致在司法实践中产生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如下述案件，就历经多个诉讼程序，解决问题核心在于如何对“以物抵债”进行法律属性的界定。

【案件名称】天骄公司与三建公司抵地案

【基本案情】江苏天骄公司与南通三建土地使用权纠纷。天骄公司于2006年12月以地价466万元从当地国土部门受让一国有建设用地，经规划部门批准开发别墅楼工程。2008年12月19日天骄公司与南通三建签订施工合同，委托三建公司承建工程项目。工程于当年10月开工，双方约定天骄公司每月按形象进度的70%付款。验收合格时付至工程款的80%，余款在保修期满后三个月内结清。施工不久双方便因天骄公司未及时支付工程款，三建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而产生纠纷，当地政府清欠办介入协调。2009年1月3日，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天骄公司承诺给付三建公司工程款300万元。如天骄公司在09年1月14日前不能按时给付300万元，则天骄公司将项目土地使用权以50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出让给三建。补充协议签订后，天骄公司并未付款，三建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天骄公司履行补充协议，将涉案土地变更至自己名下。

一、二审法院经审理支持了三建公司的诉请，判决三建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取得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天骄公司协助办理权属变更手续。驳回天骄公司提出补充协议系胁迫所签、应为无效的反诉主张。天骄公司不服，以补充协议系胁迫所签且系不合理低价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再审，理由之一是补充协议约定的以地抵债属于流质契约，违反物权法第186条、担保法第40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7条的规定，应属无效。涉案土地应经评估后由天骄公司折价转让给三建。

由此案例可见，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界，对以物抵债的性质为何，其与流质契约、债之更改、让与担保、代物清偿如何界分等问题都存在着模糊认识。在此，笔者试根据实践中出现的几种情况结合上述案例，做一个厘清。

二、以物抵债的法律属性

将上述案例予以抽象化，则可以简单表示为：因合同，甲乙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中甲对乙享有债权。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乙无法履行，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以其某物给甲方代为原债务的履行。该协议的效力如何？再仔细分析，在这个案例中，存在这四个关键点：甲乙双方就以物抵债达成协议的时间（是在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还是届满之后）、某物的实际转移占有（在协议达成时乙方是否具有实际交付行为）、以及某物的实际价值（是否需要诸如估值作价），以及甲乙双方原债务的存续（是否因协议而消灭）。因这四个节点的不同，由此产生的案件就具有了不同的法律属性。

（一）债务成立时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构成流质契约

所谓流质契约，一般是指抵押权人或质权人与抵押人或质押人在该担保权设定之时或债务履行期届满前所达成的，若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则将该抵押物或质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以做清偿的约定。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第二，它属于附延缓条件的法律行为，一旦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不能清偿这一条件达成，则债务人的将丧失对抵押物或质物的所有权；第三，它不仅可以是在担保权设定的合同中以条款的形式出现，也可以单独的合同形式出现。在大陆法系，出于民法公平原则和保护作为弱者的债务人的利益并平衡各方权益的考虑，一般都禁止流质契约。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会乘人之危，要求债务人提供比债权额价值更大的标的物担保债权，所以订立流质契约，对债务人显失公平。我国《担保法》对流质契约也采取了全面禁止主义，分别在抵押法律关系和质押法律关系中对流质契约的效力予以了否定。如《担保法》在第40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转移为债权人所有。”在第66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

这也即言，对于担保关系中的以物抵债行为是禁止的，有关的协议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但是当实现抵押权时的以物抵债则有所不同。如我国最高院关于《担保法》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后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可以协议以抵押物折价取得抵押物。”以及财政部《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2005年）第三条第二款：“本办法所称以物抵债是指银行的债权到期，但债务人无法用货币资金偿还债务，或债权虽未到期，但债务人已出现严重经营问题或其他足以严重影响债务人按时足额用货币资金偿还债务，或当债务人完全丧失清偿能力时，担保人也无力以货币资金代为偿还债务，经银行与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协商同意，或经人民法院、仲裁机构依法裁决，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以实物资产或财产权利作价抵偿银行债权的行为。”这说明抵押物折价的抵押权实现方式不同于流质契约，根本不同点是在于约定抵押物归属于债权人所有的时间不同。简言之，以物抵债与流质契约的根本区别是在于时间分界点，在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时成立的，因为此约定物为债的担保，此构成流质契约；如在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后（一般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时）成立的，此约定物不成为债的担保，此构成以物抵债。

所以在上述案例中，如果甲乙双方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中约定或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排除债务人已明显丧失偿债能力的情况）另行约定以物抵债，则构成了流质契约。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此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但如果甲乙双方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时（或之后）之前另行约定以物抵债，因为该物并不以对债的担保为要件，则不构成流质契约。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则该法律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二）明确预定原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构成债之更改

所谓债的更改，又称为债之更新，是指成立新债务，同时消灭旧债务之契约。更改之结果，成立新债务，而使旧债消灭，就旧债务而言，为其消灭之原因。其具有三个要件：（1）前提是存在旧债务。债之更改目的是消灭旧债务，因此必须有旧债务存在，如无旧债务，则更改契约不能成立。（2）基础是成立新债务。新债务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债之更改亦归于无效，则旧债务存在。（3）债之要素之变更。债之要素，是指债之主体及客体而言，必须此等要素有所变更，方得更改契约，如仅是变更履行期限、履行地的，因为并非债之要素，自不得成立更改契约。对此，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五章中。

由于以物抵债在客观上表现为通过变更原定之给付从而消灭原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它与债之更改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但不是债之更改。因为债之更改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新债务与旧债务之间的替代，即新债务之成立，以消灭旧债务为目的，旧债务消灭的原因是新债务的发生，新债务不发生则旧债务不消灭。而在以物抵债中，仅仅是将给付形式予以变更，通过新的给付方式替代原合同约定的给付方式，这其中不产生所谓的新债务，即以物抵债的实现与债的消灭同时发生。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如发生债之更改，则债务人应履行新债务，而不能以再履行旧债务而抗辩；如发生以物抵债，则债务人仍可以按原债务履行方式给付，而债权人则不得以履行方式已变更为由抗辩。

所以在上述案例中，如果甲乙双方债务履行期限期间另行约定以物抵债，同时明确约定原债权债务关系因以物抵债而消灭，则构成债之变更，债权人可要求债务人给付约定物。如果甲乙双方仅仅约定以物抵债，而没有明确约定原债权债务关系因以物抵债而消灭的，则不构成债之变更，而为以物抵债。此时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可以在新给付方式和新给付方式中择其一，如果债务人不采用新给付方式，则须按原给付方式履行债务。

（三）物的权利转移的构成让与担保

让与担保是在交易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担保类型，大陆法系各国均将让与担保视为非典型担保。我国没有将其纳入民事立法，因此让与担保在我国没有统一的立法概念。在理论上，一般认为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权利转移于债权人，于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于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可将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权利。”由此可见，让与担保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第一，让与担保产生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合法有效的债权；第二，担保债权的实现是让与担保制度设定的目的；第三，设定的要式条件是债务人或第三人把担保物的所有权转移于债权人，但不转移占有；第四，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债务清偿后担保物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在债务不按期履行时，债权人以债权为限，获取担保物相应价值的处分权；第五，让与担保权从属于主债权。

当出现以物抵债情形时，由于可能会将约定物给付给债权人，在这点上类似于让与担保。但是从让与担保的法律特征来看，让与担保一旦设立就必须要求将设定人的财产权利转移给担保权人，转移标的物的权利是让与担保成立的要件。同时，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是将该担保物进行变价处理，而不是直接将担保物转归债权人所有。而以物抵债，仅仅表现为债的给付方式的变化，只有当债务人到期未履行债务时，债务人将其约定物给付给债权人来清偿债务，在约定物交付之前并不需要转移该约定无的财产权利。

所以在上述案例中，如果甲乙双方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中约定或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另行约定以物抵债，同时，债务人乙方将约定物的权利（一般为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甲方作为债权债务的担保。此即构成让与担保，此物为担保物。当乙方清偿债务后，甲方应将该担保物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当乙方不履行债务时，甲方可以作价变现该物优先受偿。如果该物变现后的价值超过原债权，则超过部分应归属乙方所有；如果该物变现后的价值低于原债权，则不足部分应由乙方补足。如果仅约定以物抵债而没有将约定物的所有权转移，则仅仅构成以物抵债。

（四）物的实际交付的构成代物清偿

对于代物清偿，我国《合同法》也没有明文规定，但大陆法系有关国家和地区规定了其构成要件。如德国《民法典》第364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一经受领他种给付以代替履行债务给付时，债的关系即告消灭。”日本《民法典》第482条规定：“债务人经债权人的同意，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该他种给付产生与清偿同样的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19条规定:“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原定给付者，债之关系消灭。”依学理，一般认为，所谓代物清偿是指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原定给付而使合同关系消灭的现象。其一般包括如下构成要件：“

1、必须有债权存在。如果原债权并不存在，而因错误进行了代物清偿，则可以根据不当得利请求返还。

2、必须以与原定给付不同的他种给付来代替原定给付。给付包括物的给付、劳务的给付和权利的给付等，它们可以相互代替，可成立代物清偿；即使同为物的给付，但物的种类不同，也可成立代物清偿。

3、必须有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代物清偿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因此必须经清偿人与清偿受领人就代物清偿达成合意。仅依清偿人的意思，而无清偿受领人的同意，不发生代物清效的效力。

4、必须清偿受领人现实受领他种给付。代物清偿为要物合同，清偿人必须现实地提出代替给付并经清偿受领人现实受领，才发生代物清偿的效力。”

可见要物性是代物清偿的根本属性，其要求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确定代替给付时实际发生交付行为。而以物抵债则仅仅要求具有当事人的合意即可，不需要发生实际交付行为。同时，由于代替给付的发生是在债务人对原给付不能时，因此代物清偿应发生在债务履行期间。

所以在上述案例中，如果甲乙双方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订立之后、合同履行过程之中，约定债务人乙方以另一约定物的给付作为债务履行，同时，乙方将约定物交付给债权人甲方，债务消灭。此为代物清偿，如乙方如果甲乙双方在达成协议时，仅有协议而没有实际交付行为，则为以物抵债。

由上可见，以物抵债作为一种非典型合同（或无名合同）具有独特的法律属性：第一，以物抵债为一种契约。因为当债务人提出以物抵债，即是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简言之以物代债），此时需要债权人债务人双方就此达成合意，此成立为契约。如仅有债务人一方意思表示，因为他种给付不为原合同之内容，则债权人无受领义务，故不成立以物抵债。因此其适用合同之规范，强调意思自治原则。第二，以物抵债成立时原债务关系仍然存续。以物抵债契约成立时，债权人而言，其原债权并未因以物抵债的成立而归于消灭，原债权与债务人的新的履约方式同时并存，当债务人依新履约方式履行后，原债务才消灭。第三，以物抵债是赋予了债务人履约方式的选择权。因为以物抵债契约产生的基础是履行期限届满时债务人不能按原给付方式清偿债务，从而以某物来代替履约。同时该物也没有发生所有权转移或实际占有。所以对债权人而言，其无法直接对该物主张权利，债务人既可以按以物抵债契约履行，将该物实际交付；也可以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履约方式履行。第四，以物抵债契约是诺成性的合同。即双方当事人就以物抵债达成意思表示一致，则以物抵债契约成立并生效，其并不以该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要件。

三、以物抵债契约中的实践问题

由于我国立法并没有对以物抵债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关法院在裁判因以物抵债而产生的法律纠纷时做法不一。从以物抵债的法律属性入手，这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物抵债契约与原合同的关系问题。

虽然以物抵债契约是独立的契约，但由于其成立是为履行业已存在的债务而成立的合同，故其法律效力受到原合同的关系和以物抵债契约关系的双重影响。在以物抵债的基础关系——原债权债务关系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为履行债务而成立的以物抵债契约自然也无效。同时，当以物抵债契约因其本身存在着不符合法律规定情形（如意思表示不真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也应无效或被撤销。此时，由于以物抵债契约是为清偿原债务而成立的，其效力状态对原债的关系的效力不会发生反向影响。即因原合同无效或可撤销必然导致以物抵债契约无效或可撤销，而以物抵债契约无效或可撤销不会产生原合同无效或可撤销。

在以物抵债契约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况下，债务人可以依据民法关于合同无效、撤销的规定，按照不当得利的处理原则，请求债权人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对债权人而言，由于以物抵债契约的目的（清偿债务消灭债权）未实现，原债权并未消灭，故其仍可以依原合同中的债权债务主张权利，请求债务人为原定给付。

第二，以物抵债契约未实际履行问题。

当以物抵债契约成立后，若债务人仍未实际履行，则债权人应当如何实现自己的权利？其是否有权以物抵债契约要求债务人给付标的物？

前文已经论述，以物抵债契约不同于债之更改和代物清偿。在债之更改中，由于原合同中的履行方式已经发生了实际变更，即可以认为新合同代替了旧合同，由于旧合同已经消灭，若当事人未按新合同履行，则对新合同构成违约责任。此时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更改后的履约方式履行，如要求债务人给付约定物。在代物清偿中，由于该物已经发生实际的所有权转移，故不存在债务人实际履行的问题。因为在实践中，以物抵债契约一般发生在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债务人的主动行为，债权人往往是被动接受，从双方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而言，以物抵债仅仅是原合同债务的补救措施，按原合同约定的履约方式是双方当事人的追求。尤其是当以物抵债契约中的约定物价值大于原合同债务时，对债务人尤其不利。所以，当以物抵债契约成立后，若债务人仍未实际履行的，虽债权人可依据当以物抵债契约要求债务人实际履行，但债务人仍可依原合同履约。如债务人拒绝履行，则以物抵债契约视为双方的合意，则可以适用我国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01条的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

第三，以物抵债契约中约定物价值与原合同债务不等值的问题。

在以物抵债契约成立后，可能会发生约定物价值与原合同债务不等值的实际问题，当约定物依约交付后，当事人是否应该补足或者返还价值差额？

根据合同法原理，债务原则上应当足额清偿，以全部实现债权人的利益。如超额清偿，除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债权人构成不当得利外，原则上不禁止。以物抵债契约属于合同之一种，意思自治原则（除非违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应得以贯彻和尊重。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以物抵债契约，无论约定物价值与原合同债务是否等值，这都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同时因为给付的价值取决于双方当事人对交易过程中各种因素的考虑，社会观念对不同给付在价值是否相当的一般认识，不能取代当事人的个别判断。因此，对原定给付与他种给付的价值做出相当与否的衡量十分困难。纵使价值有所差异，只要双方约定以他种给付消灭债权，并已现实履行，即应当认定原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所以，在以物抵债契约中，除存在无效、可撤销等法定事由和其他约定原因外，双方当事人都无权以价值不相当为由，主张改变以物抵债契约效力，进而要求追加清偿，或者退回价值差额的。

四、结束语

综上，对上述“天骄公司与三建公司抵地案”分析，可以看出该案件属于典型的以物抵债纠纷。虽然最后法院是将约定物折价，但瑕不掩瑜，法院对以物抵债与流质契约作了明确的区分。该案件历经多个诉讼程序，虽然最终审结，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很多。虽然我国现行的是民商合一的法律体制，但是民事与商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却是一直显而易见的。可是在我国大民法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思维下，商事审判一直都是适用民事审判的原理或原则。但是随着商事活动的发展，如为了规避类型化合同（有名合同）的风险，商主体都在有意识地混淆各种合同的性质，或者基于营业目的而淡化合同性质的法律意义，尤其如民间借贷的发生。如法官仍然僵硬遵循民事审判逻辑：首先确定合同的性质和类型，随后探讨合同效力，再分析是否存在违约，最后审查有无不承担责任的事由。此时就会发现法官将无所适从。而如果法官能够根据商事关系的特性，在审理商事合同纠纷时，能够适用一定的商业判断原则，而不是教条合同的法律性质的话，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对本案的处理，如果法官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别，不拘泥于去刻意探究“以物抵债契约”的法律属性的话，也许就会少走一点弯路了。毕竟“商人被假定为合理的经济人，能凭借自己的人财物力签订合同，妥善处理商业风险。因此，除非有证据表明当事人是在被欺诈或者被胁迫情形下签订合同的，或者证明是当事人在对交易发生根本错误情况下签订合同的，就只能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只能自行承担约定的交易风险。如果法官有权随意改变交易结果，各方必会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法院判决。这种看似体现社会公平的司法判断，实际上根本性地否定了商业预期，破坏了商业规律和秩序。可见，将民众的公平观念适用于商事审判，很容易否认违反私法自治的精神，破坏商人自愿达成的商业安排并断送商业利益。”

作者简介：

姚彬，男，硕士，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专业方向：民商法、国际经济法。

孟伟，男，硕士，讲师，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企业破产与清算部主任，律师。专业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