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程序中拘留措施的适用研究与分析

第一篇：执行程序中拘留措施的适用研究与分析

执行程序中拘留措施的适用

张德春 薛美芳

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拘留是对被拘留者人身自由的限制，可谓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为此法律设置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与程序，无规则的滥用自会造成对被拘留者人权之伤害。但这一措施的适用，往往又会对被执行人或其他妨害执行者产生极大的震慑力，进而产生促进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保障执行程序顺利开展的效果，亦是执行法官震慑“老赖”藉以破解执行困境的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之一。由此，面对执行案件收案数不断增加，而“执行难”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的现实，如何运用好执行拘留措施，无疑是当前值得执行法官认真思考的命题。

一、执行程序中拘留措施的法律性质

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执行法律体系下，拘留措施仍是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处罚措施，不过在对负有不可替代行为义务的被执行人实施拘留的情形下，则虽体现出一定的间接强制执行措施性质，但未完全脱离对妨害执行行为强制处罚措施性质的束缚。理由在于：

首先，对于负有金钱给付义务或可替代履行行为义务的被执行人实施拘留，固然在实践中会产生促其履行义务的效果，但从目前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尚不能得出此种情形下的拘留措施具备实现债权人权益的目的。

其次，由于间接强制执行措施与妨害执行行为强制处罚措施在立法设置目的的不同，间接强制执行措施往往被规定为执行法院应当采取的执行措施，而对妨害执行行为采取强制处罚措施，执行法院则可根据行为情节轻重，自由裁量决定是否适用。

二、执行程序中拘留措施的适用原则

虽然拘留措施于执行实践中易产生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之效果，有助于案件的顺利执结到位，但由于其以限制被拘留者人身自由为内容，以处罚为目的，出于对人权的尊重及司法权威的维护，在适用时，笔者认为宜坚持如下原则：

一是慎用。慎用意味着首先应具备适用拘留措施的法定情形。拘留“限制人身自由”，是执行程序中最严厉的措施，只有肯定拟拘留者存在拒不执行或妨害执行的法定情形存在时，法官才能对其决定适用拘留。尤其在以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为理由而实施拘留的情形中，基于拘留的处罚目的，宜将其主观目的与有无履行能力的客观实际两相结合加以判断，而不宜简单地根据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有不履行的言词，在缺少其有履行能力的客观印证下，就决定拘留。

二是巧用。首先，要充分运用，即当用则用。对于那些具备应拘留情形的主体，在无特殊考量需要的时候，就应果断适用拘留措施，彰显司法权威，保障执行程序的顺利进行。如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拒绝或虚假申报财产的，执行法院可予以拘留，这既是对被执行人行为的处罚，亦是强制申报财产制度的必要保障。实践中发生此类情形的，宜当用则用。其次，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场合实施。拘留的实施既是限制人身自由，也体现着对被拘留者的一种法律评价。当拘留时机和场合选择不恰当时，尽管拘留的实施于法有据，但也极有可能引发被拘留者家属的不满或周边群众的不理解，反而降低了拘留本应产生的社会效果。比如不宜在婚丧时期实施拘留、在执行力量尚不足以控制现场秩序的场合等等。

三是严谨。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适用情形、程序实施拘留。在这里重点要强调的是，提前解除拘留的适用情形和程序规范，尤其是在以拒不履行为由对被执行人实施拘留的时候。基于拘留是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处罚措施，提前解除拘留的条件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在拘留期间主动履行了义务或者要求案外人代为履行了义务，必须还要结合义务人的悔过态度决定。

三、拘留措施适用时若干问题的理解

(一)可否对协助执行义务单位责任人员实施拘留

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冻结或者划拨存款的;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其他拒绝协助执行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列入被拘留的对象。该条第二款规定，适用司法拘留之前一般可以先适用罚款，如适用罚款后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适用拘留。即“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不过，适用时一是要注意拘留的前期程序即需先罚款，仍不协助的才可实施拘留;二是要注意收集好提交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证据，条文中规定了“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这是可依法处罚某些协助执行人的判断要件之一。

(二)对被执行人负有债务的第三人拒绝提供债务已清偿的证据的，可否对其实施拘留

被执行人如果在第三人处有债权的，执行法官到第三人处要求协助执行，或者要求限期履行的，司法实践中会有第三人与被执行人串通的可能，第三人如果表示已经结清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债务，执行法官要求第三人提供债务结清的证据遭到第三人的拒绝，此种情形是否可视为妨害执行调查取证?对此，有人认为，执行法官没有权力要求第三人提供债务结清的证据，因为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第三

人到期履行债务通知送达给第三人后，只要第三人提出除“经济困难，无力支付”以外的任何异议，执行法官都无权审查过问，应当视为该通知不能生效。

笔者认为，虽然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但对异议不进行审查主要是表明执行法院不得确定被执行人与第三人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妨碍执行法院调查确定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权力。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有权向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公民个人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被执行人享有的债权当然也属于财产之一，对此如执行法院无调查权，自会影响执行程序的进行，是不符合强制执行目的的。况且如查实第三人已将债务清偿，尤其是第三人表示其是通过票据给付、银行划账、汇款等有记录可查的方式清偿债务的情形下，通过清偿证据材料的获取，可进一步查知被执行人现有钱款数额及去向，有助于后续执行措施的实施。因此，笔者认为此类情形下，执行法院要求第三人提供清偿证据并非是要审查其异议是否成立，而是调查确定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如确有必要藉此查实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而第三人拒绝提供清偿证据的，不妨认为其妨害执行调查取证，可对其实施拘留。

(三)如何理解不得连续适用拘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对同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拘留不得连续适用。由于拘留是对被拘留者人身自由的限制，为尊重人权，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中会明定拘留期限，一些拘留期限较长的国家和地区立法例中还设置条文，以限定拘留次数的方式，防止变相延长拘留期限。如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规定：“有管收新原因发生时，对于债务人仍得再行管收。但以一次为限。”司法解释的前述规定也基本体现了不得变相延长拘留期限的立法理念。但该规定仅是明确对“同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不得连续适用，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即便某被执行人涉及多起执行案件，只要其妨害行为同一，就不得连续适用。另有观点认为，一个被执行人如在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涉案多起，第一起案件被执行人被拘留了十五天，等到被执行人释放的当天，第二起案件紧接着继续拘留，可如此以递交接力棒的形式滚动拘留。

对此，笔者认为，拘留是对妨害诉讼、执行程序行为的强制处罚，其所针对的当然是具体的某个诉讼或执行程序，即针对的是个案中的妨害行为。如以行为同一性为判断标准，无论被执行人涉案几起，只要其实施过一次妨害行为，在他案中再实施就不能处罚，岂非纵容其藐视司法权威?即便如前述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中对新管收原因发生得再次管收，但不得超过一次的规定，在理论及实务界中也认为是适用于同一执行程序或同一执行名义的执行中。可见，对同一妨害执行行为不得连续适用拘留，应当理解为在同一执行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况且，就实效而言，我国的十五天拘留期限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均显过短，被执行人往往抱有“反正只拘留十五天，在拘留所熬过十五天就是胜利”的心态，有时甚至对拘留不以为然。相反，当其涉案多起，又因同一妨害行为的实施而受滚动拘留时，其会受到极大震慑，反而可带来良好的执行效果。

第二篇：谈法院执行程序中司法拘留的适用

司法拘留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过程中对妨害诉讼进行的人予以强行关押，在一定的期限内限制其人身自由而采取的一种排除妨害的措施，这种措施既是诉讼强制措施，又兼有一定的处罚性质。而人民法院在民事强制执行中，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时往往存在很多问题，由此造成司法权威的损害，甚至人权观念的淡薄是明显的。一是把司法拘留当成一种执行措施。这可能是当前民事执行活动中最普遍、最常见的现象和问题，民事执行的对象是被执行人的财产，而不是人身，这是无庸置疑的。而在实践中有些执行人员图省事、怕麻烦，执行方法简单、粗暴，不知是不知，还是有意地将司法拘留作为执行措施运用，在不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和采取查封、冻结、变卖等等措施的情况下，以拘代执，甚至拿钱赎人。

二是把司法拘留看成是检验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手段和标准。有些执行人员不采取对财产的强制执行措施，而是把被执行人一抓，从而判断出经拘留也未能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就是无履行能力的人，更有把是否已经采取强制措施作为可以中止结案的衡量标准。

三是把司法拘留作为安慰权利人的一种手段，对权利人的一个交待。实际执行工作中，有些执行人员片面强调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不保护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对那些确实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被执行人，纯粹为了安慰权利人，而拘留被执行人。实践中，甚至出现由权利人申请对被执行人进行司法拘留的怪事。

四是对司法拘留的批准程序不严格。司法拘留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属执行程序中的重大事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应由三名以上执行员讨论，并报院长批准。实际工作中，对某人是否适用司法拘留往往由案件承办人个人认定，法律规定的程序形同虚设。甚至有的承办人“先斩后奏”，已经宣布对被执行人的拘留，院长还没有批准的情况非常普遍，而领导为了不打击执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案情也不加以认真了解，事前一个电话，事后补办批准手续。

六是依法赋予被拘留人的法定权利执行的不好。对被司法拘留的人，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执行人员应明确告知被拘留人上述权利。另一方面虽然目前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应通知被拘留人家属，但将被执行人拘留的原因和理由及关押的处所告之其家属，应有现实的意义。而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七是提前解除拘留随便。根据法律规定，提前解除拘留措施的前提应是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在实际执行中，可能被拘留人的亲戚、朋友代为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者是执行人员与其家人达成了“拿钱就放人”的默契，而被拘留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执行人员对被拘留人既不进行提审谈话，也不进行教育。一旦钱到手，立刻放人。

根据司法拘留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应该从同下几方面规范司法拘留：

第一，司法拘留必须根据程序法和适用条件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一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3条、第12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0条规定的情形是适用民事执行程序中司法拘留适用的依据，除此之外，不得适用司法拘留。特别的是，如果当事人如果确无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能力，更不能拘留。

第二，司法拘留要严格执行法定的程序和手续。作为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拘留，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或惩罚措施，适用时应当严格报批程序，要由案件承办人将相关材料报请三名以上执行员讨论，讨论决定采取司法拘留措施的，报请院长（或分管院长）审批。对因哄闹、冲击法庭、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公务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拘留措施，又来不及请示院长或无法与院长联系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6条的规定，可以在拘留后，立即报告院长补办批准手续，院长认为拘留不当的，应当解除拘留。

第三，严格提前解除司法拘留措施的规定。在拘留期间，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认错悔改的报请院长批准，可以决定提前解除拘留。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表明妨害民事诉讼的障碍已经排除，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

第三篇：谈法院执行程序中司法拘留的适用

司法拘留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过程中对妨害诉讼进行的人予以强行关押，在一定的期限内限制其人身自由而采取的一种排除妨害的措施，这种措施既是诉讼强制措施，又兼有一定的处罚性质。而人民法院在民事强制执行中，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时往往存在很多问题，由此造成司法权威的损害，甚至人权观念的淡薄是明显的。

一是把司法拘留当成一种执行措施

。这可能是当前民事执行活动中最普遍、最常见的现象和问题，民事执行的对象是被执行人的财产，而不是人身，这是无庸置疑的。而在实践中有些执行人员图省事、怕麻烦，执行方法简单、粗暴，不知是不知，还是有意地将司法拘留作为执行措施运用，在不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和采取查封、冻结、变卖等等措施的情况下，以拘代执，甚至拿钱赎人。

二是把司法拘留看成是检验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手段和标准。有些执行人员不采取对财产的强制执行措施，而是把被执行人一抓，从而判断出经拘留也未能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就是无履行能力的人，更有把是否已经采取强制措施作为可以中止结案的衡量标准。

三是把司法拘留作为安慰权利人的一种手段，对权利人的一个交待。实际执行工作中，有些执行人员片面强调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不保护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对那些确实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被执行人，纯粹为了安慰权利人，而拘留被执行人。实践中，甚至出现由权利人申请对被执行人进行司法拘留的怪事。

四是对司法拘留的批准程序不严格。司法拘留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属执行程序中的重大事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应由三名以上执行员讨论，并报院长批准。实际工作中，对某人是否适用司法拘留往往由案件承办人个人认定，法律规定的程序形同虚设。甚至有的承办人“先斩后奏”，已经宣布对被执行人的拘留，院长还没有批准的情况非常普遍，而领导为了不打击执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案情也不加以认真了解，事前一个电话，事后补办批准手续。

五是借司法拘留名义，变想羁押、审讯被拘留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4条的规定，对被拘留的人，应由司法警察根据院长签发的司法拘留决定书执行，并由人民法院交由公安机关看管。而现实工作中，执行人员往往将宣布拘留后的被拘留人滞留在办公室或其他任何地方，变相非法羁押、审讯，以逼迫其履行还款义务。

六是依法赋予被拘留人的法定权利执行的不好。对被司法拘留的人，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执行人员应明确告知被拘留人上述权利。另一方面虽然目前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应通知被拘留人家属，但将被执行人拘留的原因和理由及关押的处所告之其家属，应有现实的意义。而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七是提前解除拘留随便。根据法律规定，提前解除拘留措施的前提应是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在实际执行中，可能被拘留人的亲戚、朋友代为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或者是执行人员与其家人达成了“拿钱就放人”的默契，而被拘留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执行人员对被拘留人既不进行提审谈话，也不进行教育。一旦钱到手，立刻放人。

根据司法拘留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应该从同下几方面规范司法拘留：

第一，司法拘留必须根据程序法和适用条件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一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3条、第12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0条规定的情形是适用民事执行程序中司法拘留适用的依据，除此之外，不得适用司法拘留。特别的是，如果当事人如果确无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能力，更不能拘留。

第二，司法拘留要严格执行法定的程序和手续。作为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拘留，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或惩罚措施，适用时应当严格报批程序，要由案件承办人将相关材料报请三名以上执行员讨论，讨论决定采取司法拘留措施的，报请院长（或分管院长）审批。对因哄闹、冲击法庭、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公务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拘留措施，又来不及请示院长或无法与院长联系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6条的规定，可以在拘留后，立即报告院长补办批准手续，院长认为拘留不当的，应当解除拘留。

第三，严格提前解除司法拘留措施的规定。在拘留期间，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认错悔改的报请院长批准，可以决定提前解除拘留。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表明妨害民事诉讼的障碍已经排除，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人民法院决定对其提前

第四篇：解析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之适用

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之适用

代正伟

执行中人民法院采取限制出境措施，是指人民法院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的申请,通知有未了结执行案件的当事人不得离境。这是在海关、公安等部门的配合下对一特殊群体采取边控措施。监控被执行人出入境活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控制被执行人奢侈消费、威慑被执行人的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蔓延的形势下，很多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人民法院要慎用查封、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而限制出境措施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执行措施。

一、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的几种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法》第八条规定，对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在大陆境内有未了结的民商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其限制出境措施。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对限制出境措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

债务人为逃避法律义务而出境的情形时有发生。限制出境的目的主要是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防止其通过出境逃避执行，故司法解释规定，限制出境人员的具体范围，在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包括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还包括财会人员等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就我国而言，对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实行通报备案制度。通报备案的机关分别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单位。对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的期限一般为一年，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五年。除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外，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不批准出境的决定，由市级通报备案机关作出;一年以下(含一年)不准出境的决定，由区、县级通报备案机关作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中国公民可根据通报备案对象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禁止、限制、控制出境的措施。一是当事人有未执行民事案件的，向当事人口头通知或书面通知，在其案件(或问题)执结之前，不得离境;二是人民法院可作出限制出境协助执行通知，责令当事人不准出境，并扣留其身份证或者护照，注明不准出境的原因;三是人民法院未能扣留其身份证或者护照的，可要求公安机关协助收缴、吊销其证件，或请公安机关宣布作废;四是对未持有护照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可要求公安机关在限制出境期限内不予批准通报备案对象的出国(境)申请;五是如未能扣押被限制出境人员的证照，需在边防检查站阻止出境的，可要求公安、边防机关协助边控。控制措施主要有：掌握出入境动态、阻止出境、阻止出境且扣留证件、阻止入境、阻止入境且扣留证件、扣留人员。对需要掌握出入境动态的边控对象，控制期最长不得超过1年。对需要采取其他控制措施的边控对象，控制期限一般为1个月，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二、执行中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误区

民事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法院限制被执行人出境的决定权，出入境管理机关的行为定性为法律上的协助义务。但由于一些法院与出入境管理机关协调不够，适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方式单一。

有人认为，限制出境就是对被执行人为期三个月的“边控”，所以只采取边控措施。其实，人民法院可根据被执行人的情况采取诸如：直接扣留其身份证或者护照;要求公安机关协助收缴、吊销其证件，或宣布作废;对未持有护照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可要求公安机关在限制出境期限内不予批准被执行人的出国(境)申请等方式。

二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程序不规范。

民事诉讼法明确了适用限制出境措施人员，但没有规定具体程序，限制出境措施毕竟是一种强制执行措施，启动该措施应有一定的条件，作出该措施也应有严格的审批程序。

三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信息反馈不够。

在限制出境措施中，边控是最严厉的措施，由出入管理部门协助法院执行，信息反馈也很及时。但对人民法院要求公安机关协助收缴、吊销其证件，或宣布作废;对未持有护照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的，要求公安机关在限制出境期限内不予批准被执行人的出国(境)申请等的信息反馈不够。

四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应急性较多。

目前，人民法院适用限制出境多是因被执行人将要出境而临时性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或在某一特定时期专门采取的行动,这种措施尚未进入常态化。所谓常态化，就是对符合限制出境条件的，案件一进入执行程序，就应立即采取。

三、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的正确适用

民事诉讼法明确了限制出境措施系强制执行措施的一种，人民法院是决定作出机关，公安机关是义务协助机关，只要人民法院做出的决定符合出入境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就应无条件的协助执行。实践表明，正确适用限制出境措施既是对当事人诚信的否定，也是一种威慑，缩小了被执行人的生活和经营圈，对解决执行难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要把握限制出境的对象和条件。

考虑到限制出境的目的主要是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防止其通过出境逃避执行，限制出境人员的具体范围，在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包括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而且还包括诸如财会人员等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被执行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则可以对其法定代理人限制出境。适用限制出境的条件，法律规定为“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从“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这一文意理解，所有进入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都没有履行执行依据确定的义务，因此，对所有被执行人都可限制出境。但是，对已经控制财产且能足够执行的案件，对没有离境可能性的被执行人没有必要采取该措施，否则，不但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还会影响法律的严肃性。所以，限制出境措施不能滥用，要慎用，用得恰到好处。

二要把握限制出境的程序和救济。

只要有利于案件执行的措施人民法院都应当主动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作为执行措施，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法院也可根据案件情况依职权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法律性质是执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身自由，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应当经执行合议庭合议，并以书面裁定的方式作出，不宜适用决定或其他方式。裁定内容应包括限制出境的期限、具体方式及复议权利，因为限制出境措施属于执行行为的一种，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申请复议。

三要把握限制出境的方式和期限。

根据相关出入境管理法规，人民法院对中国公民可采取相应的禁止、限制、控制出境的措施有五种方式：(1)对一般的执行案件可向当事人口头通知或书面通知，在其案件执结之前，不得离境;(2)人民法院可直接扣留被执行人身份证或者护照，其不得离境;(3)人民法院不能扣留被执行人身份证或者护照的，可裁定收缴、吊销其证件，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或裁定作废证件，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4)对未持有护照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基层法院可裁定在一年内不予批准报备被执行人出国(境)申请，中级法院可裁定在五年内不予批准报备被执行人出国(境)申请，具体时限人民法院可根据案情而定;(5)对情况紧急的案件，需在边防检查站阻止出境的，可裁定采取边控，要求公安、边防机关协助边控，边控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当然，这些方式均可单独或并用，如裁定收缴、吊销护照的同时，还可采取边控。此外，对外国人、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人员只能采取边控措施。

四要把握限制出境的联动和威慑。

限制出境措施既是人民法院执行威慑机制，也是公安参与的执行联动机制。限制出境措施威慑力发挥如何，关键是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因为法院仅是采取措施，而实施部门是公安机关。对被执行人身份证或者护照的扣留、收缴、吊销相对易于落实，对边控而言难度较大。由于被执行人出境口岸的不确定性，法院采取边控势必通知所有的边防检查站，法院如无公安机关协助很难做到。所以，人民法院与出入境管理部门和边防检查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的建立尤其重要，只有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才能使限制出境措施真正产生威慑力，使执行中的限制出境措施不致成为摆设。

第五篇：执行程序中司法评估报告与拆迁赔偿评估报告的适用探讨

执行程序中司法评估报告与拆迁赔偿评估报告的适用

探讨

摘 要：申请执行人赵某与被执行人某棉纺厂（以下简称棉纺厂）为民间借贷案件纠纷一案于2010年1月4日向法院申请执行并立案，要求被执行人归还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和诉讼费。申请执行人赵某对被执行人采取了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查封了被执行人棉纺厂拥有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保全价值人民币230万元。经执行查明，被执行人棉纺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关键词：民间借贷 案件纠纷

法院委托评估事务所对被执行人棉纺厂所有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进行了司法评估，整体估价为人民币4282000元。执行过程中，恰逢道路改建工程需要拆迁被执行人棉纺部分厂房（01区块门卫室、02区块办公楼、03区块食堂、12区块仓库）并征用公路规划红线范围内土地。2011年3月7日，某镇人民政府、工程建设指挥部委托评估单位作出的《拆迁评估报告》对上述拆迁范围内厂房及土地合计补偿估价人民币824812元。而法院委托评估单位作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对上述拆迁范围内的房屋估价人民币211706元，土地估价人民币713664元，合计人民币925370元。两份估价报告差价近10万元。在法院得知被执行人棉纺厂即将面临部分厂房拆迁的情况下，及时将协助执行手续送达拆迁指挥部，要求协助扣留拆迁补偿款。对于本案，哪份评估报告应当作为解决查封财产处置与拆迁补偿问题的标准？

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1条、《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4条的规定，任何其他单位、个人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均不能擅自处分。对于本案，可以肯定的是未经查封法院的许可，被执行人无权处分查封财产如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工程建设指挥部无权对被查封的各个区块房屋予以拆迁、发放拆迁补偿款给被执行人，否则将承担追回或者赔偿责任。

那么在工程建设指挥部需要推进工程进度、执行法院需要处置查封财产的情形下，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适用哪份报告能既维护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又不影响工程拆迁进度。

1、应当由执行法院与工程指挥部共同委托房地产评估单位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另行评估

如民事执行过程中评估单位的选择、仲裁案件中仲裁员的选择都允许双方共同选择评估单位、仲裁员，这体现了程序公正之精神。在出现估价偏离价值较为明显的情形下，应当共同委托评估单位，按照估价准则，遵循估价程序，以中立的角度重新鉴定，方显公允。实践中，被执行人对法院司法评估的价格有异议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也允许重新评估，给予救济的机会。本案中即便两份评估报告估价一致的情形下，如果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提出要求重新估价的申请，法院都应再给予重新估价的机会，从程序上予以充分保证。

2、应当适用法院司法估价报告作为补偿标准

在一定条件下，行政权配合司法权有利于解决民事纠纷。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已经做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估价报告，具有法律约束力，没有法定理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推翻该报告。如按照工程指挥部提供的评估报告为标准进行补偿，显而易见少了10万元赔偿款，损害了被执行人的利益，间接降低了申请执行人债权分配率。故工程建设指挥部应当按照司法评估报告的标准给予补偿。

3、适用工程建设指挥委托评估报告为妥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3.1、被执行人棉纺厂未涉及拆迁部分的土地价值因公路拆迁改造不降反升。从房产估价考虑的诸因素来看，交通是否便利、区位优势也是影响房产价值的重要方面。棉纺厂所在的镇系红色革命老区，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县处于下游。棉纺厂通过道路改建工程，将有效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使该厂房和土地价值得到了大幅提升，足够弥补两份评估存在的10万元差价。因改建工程的启动，有意向竞拍棉纺厂厂房和土地而主动联系法院的单位和个人数量明显增加就是最好的证明。

3.2、对于重新评估问题。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评估机构、评估人员不具备相应的评估资质或者评估程序严重违法而申请重新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该条规定说明评估单位或者评估人员存在资质不符合或者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允许重新评估，其他情况都不允许重新评估。即便重新评估，评估的时点不同，评估价可能浮动，且原评估报告未超过有效期，故重新评估不妥。

3.3、本案所涉拆迁房屋及征用土地系即将被拆迁，不宜再通过司法拍卖程序来处置。假设法院将本案查封的厂房和土地全部拍卖以受偿，由竞拍成功者与工程建设指挥部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再进入拆迁程序，则不仅竞拍人为了避免麻烦而不愿竞拍致使流拍可能性增加，而且后续产证办理手续也更为繁琐，势必影响工程进度，工程建设指挥部曾表示工期紧张，希望法院考虑加快处置进度。考虑本案尚未开始拍卖程序，依照拆迁报告进行补偿，执行款马上能到位，是最便捷的选择，更能体现效率执行。

3.4、两份评估报告各自有效，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法院委托房产评估单位做出的司法估价报告是在执行程序中作为确定起拍价的参考依据，执行人员认为本案启动了评估程序而未开始拍卖，且部分查封财产即将拆除，其不应列入拍卖范围，为便公路建设和加快执行，故同意依照拆迁评估报告由工程建设指挥部与被执行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在补偿款人民币824812汇入元法院后依法裁定对工程规划红线厂房和土地解除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