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刑适用与执行中调研文章[精选5篇]

第一篇：财产刑适用与执行中调研文章

为了惩治贪利型犯罪，我国1979年的刑法典正式确立了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作为附加刑的罚金和没收财产在对犯罪分子的惩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更是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对打击犯罪和遏制犯罪的发生越来越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财产刑是以对犯罪分子的财产权益予以剥夺为内容的刑罚规定。我国现行《刑法》中共有147个

条文规定了罚金刑，59个条文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分别占刑法分则条文的42%和17%，可见财产刑已成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自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南阳两级法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于应当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分子均适用了财产刑，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财产刑的适用与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财产刑刑罚功能的发挥。下面笔者试着就目前财产刑适用与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归纳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推动立法的尽快完善，充分实现财产刑的刑罚价值。

一、财产刑适用与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现行《刑法》关于财产刑适用范围设置不够科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财产刑功能的实现

1、贪利型犯罪，因犯罪主体身份不同设置不同的财产刑，没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立法者和司法者都应遵循的原则，但现行《刑法》在财产刑的设置上未能充分体现此原则。通过对现行《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盗窃罪与第383条规定的贪污罪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盗窃800元即构成盗窃罪，就要被判处并处或单处罚金，而对贪污数额在5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贪污犯罪却未设置罚金刑，盗窃5万元以上即必须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对贪污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财产刑却设置为可以并处罚金。贪污罪较之盗窃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财产刑设置上却轻重失调。诸如此类的规定散见于现行《刑法》分则条文多处，财产刑立法之不公，不科学，由此可略见一斑。

２、个罪中财产刑数额设置幅度过大，操作性差，罪刑相适应原则难以具体体现

我国现行《刑法》中财产刑主要适用对象是经济犯罪、侵犯财产犯罪。罚金刑在立法上规定了三种情形，即选处罚金、并处罚金、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上规定为限额罚金、无限额罚金、比例罚金。关于没收财产刑在立法上规定了没收全部财产和部分财产.这些规定都过于笼统，对财产刑数额设置幅度过大。如现行《刑法》第157条规定，对犯伪造货币罪的，除处自由刑外，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金。财产刑的幅度太大，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

再如财产刑与自由刑相比较，现行《刑法》分则对自由刑的判处作了较为详尽、较为具体的规定，增强了操作性，然而对财产刑的规定却显得简单、粗疏、操作性较差。如现行《刑法》267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该规定关于自由刑从管制到无期都作了具体规定，而财产刑，只是并处、单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给法官的自由裁量度之大是各国刑法所少见的。可以想象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审判结果不一致也是自然的。

（二）现行《刑诉法》关于财产刑的适用与执行的规定空白太多，难以操作

１、财产刑的适用缺少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导致根据不足、下判盲目

现行《刑法》第59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处没收财产时，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须的生活费用，不得没收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把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作为判处罚金刑时应考虑的情节之一，现行《刑诉法》没有规定侦查机关对有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侦查或调查，也没有规定公诉机关应向法院提交有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被告人的财产状况的证据。法院受理案件后，无法掌握被告人是否拥有财产，拥有多少财产，是什么财产，位于何处，是否有财产共有人等情况，法院自己调查一是无法律依据，二是有损中立形象。因此法官在判处财产刑时往往陷入盲目，凭“感觉”而论。判决主文常常笼通地表述为，判处被告人什么刑，并处没收财产若干，或罚金若干，无法明确没收的财产是什么，位于何处。关于财产刑的判决没有证据支持，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２、财产刑执行程序空白，无法可依，执行措施不力，执行维艰

现行《刑诉法》第219条、220条规定了财产刑的执行程序。第219条规定，被判处罚金的罪犯，期满不缴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缴纳。第220条规定，没收财产的判决，无论附加适

用或单独适用都由人民法院执行，必要的时候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行。但人民法院如何强制执行，采取何种措施强制执行，在什麽条件下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行等一系列问题在现行《刑诉法》中找不到依据，致使财产刑执行无法可依。同时司法实践中财产刑执行机构不统一，有的是刑庭执行，有的是执行庭执行，有的是法警队执行，有的是刑庭能执行的自己执行，不能执行的移交执行庭或法警队执行。执行机构的混乱使财产刑执行信息不畅，措施不力。且由于判处财产刑生效判决关于财产刑部分缺少证据支持，在执行时常遇到犯罪分子财产与其家庭共同财产难以界定的尴尬，财产刑执行步履维艰。财产刑执行结案难，执行率低，一定程度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3、财产刑的法定减免条件过于苛刻，众多的财产刑案件久拖难执

自现行《刑法》、《刑诉法》实施以来，**法院已生效判决中所处的罚金刑无一例被减免。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规定所致，现行《刑法》第５３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如果由于不可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换言之罚金刑减免的唯一条件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这样的规定过于苛刻，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２００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虽对罚金刑的减免条件有所放宽，但仍不能涵盖司法实践中的所有情形。另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得以很好落实，致使没有执行条件的财产刑案件久拖难结。

（三）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干扰以及法官们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影响了财产刑的恰当适用与执行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赎刑”一直是封建社会刑罚的组成部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刑罚观念根深缔固。为在经济上打击贪利型犯罪，不使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现行《刑法》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设置纯粹的罚金刑，自由刑与财产刑并驾齐驱。这严重地冲击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封建传统刑罚观念，加之现行《刑法》本身对财产刑规定的缺陷，致使社会和司法界对现行《刑法》规定的财产刑认同程度不够。

“徒法不能自行”，法律的执行有赖执法者的贯彻和社会的认同。作为执法者的法官的刑罚价值观直接决定其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先缴纳罚金后判决现象直接反映了一部分法官的刑罚价值取向。有些法官试图在现行《刑法》的规范内通过他们的执法活动弥补现行《刑法》没有设置易科的缺陷；有些素质不高的法官则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于不顾，受部门利益或私利的驱动把是否在判决前缴纳罚金作为判处自由刑的筹码，直接用罚金刑冲抵自由刑，给社会造成了以钱可以赎刑的错觉。因此在财产刑的执行过程中常遇到犯罪分子家属的抵制和相关人的不配合，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社会对财产刑设置、适用现状的态度。

（四）法律监督机关对财产刑的适用与执行监督不力，甚至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检察机关是刑罚适用执行活动的监督机关。但长期以来，检察机关的刑罚执行监督活动片面集中于自由刑、监管改造场所执法活动的执法监督上，忽视了对财产刑适用、执行的监督。究其原因主要为：第一对财产刑监督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二法律规定不明确，致使财产刑适用缺乏明确的标准，检察机关很难对审判机关财产刑适用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第三法院既是财产刑的裁判机关，又是财产刑的执行机关，两家之间缺少及时必要的沟通，检察机关很难介入法院的财产刑执行活动。

二、财产刑适用与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完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法律规定，立法与司法解释者们应用更多的目光关注财产刑的适用与执行

（一）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没收财产刑的适用

现行《刑法》虽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但是仍然比较狭窄。因此需要增加罚金刑在原有犯罪领域的适用（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新增罚金刑在渎职罪等领域的适用。包括所有的贪利型犯罪（法人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和其他图利性犯罪）、过失犯罪和一部分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故意犯罪，都可以适用罚金刑。在设置罚金刑时应注意罪与罪之间设置罚金刑、罚金数额的平衡，力戒罚金刑立法不公。

没收财产刑作为一种双重惩罚性的附加刑是极其严重的刑罚方法，它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广泛适用，给我国目前的所有权制度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不仅不符合我国实际，而且不符合当前国际上保障财产权、禁止苛刻刑罚等信念和潮流。因此它只能作为国家高层次的维护自身安全和社会安宁，抵制敌对势力和邪恶势力的特殊手段，而不宜作为一般性的从经济上打击贪利型犯罪的刑罚方法，否则，会牺牲法律的正义性和权威性。因此，需严格限制没收财产刑，代之以罚金刑，名正言顺地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使财产刑的设置宽严相济，以顺应社会价值观的演进，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为财产刑价值的实现奠定社会基础。具体而言，即将没收财产刑严格限制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从事毒品、组织他人卖淫、拐买妇女儿童等犯罪的犯罪集团及异常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等几个领域，而一般的经济贪利型犯罪则代之以罚金刑，从而实现在经济上打击犯罪的同时维护所有权制度的刑罚目的（二）增设易科制度，充分发挥罚金刑的刑罚功能

关于罚金刑的适用方式，我国现行《刑法》分则中规定了三种适用情形，即选处罚金、并处罚金、并处或单处罚金。仅用这三种方式是不能、也不利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打击犯罪的，增设易科处罚制度势在必行。它能更充分地发挥罚金刑的功能，有效地克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易科处罚既能实现对犯罪分子有所惩罚的要求，又可达到教育犯罪分子之目的。犯罪分子被判处罚金后，因无力缴纳的可以用劳务易科，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能使犯罪分子感受法律的关怀，社会的温暖从而受到心灵的召唤，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以实现刑罚惩罚犯罪、教育社会之目的。

（三）完善罚金数额的制度设定，落实罪行法定原则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罚金数额的适用规定为无限额罚金制、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我们认为，罚金数额的设定可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第一、可行性原则，即指罚金数额的规定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以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为依据，以国民经发展水平为基础。第二、稳定性原则。作为刑事立法活动，罚金数额的规定应是超前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笔者认为罚金数额的适用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1、取消无限额罚金制。我国现行《刑法》中明确将“罪刑法定”规定为基本原则，而无限额罚金与罪行法定原则不相适应。因此我们认为所有罚金都必须作出明确的规定，缩小罚金刑的幅度，否则有悖罪行法定原则，易导致有失公正的判决。

2、设置新型限额罚金刑。在设置罚金数额时可以考虑以上年度人均国民收入为基准，确立罚金最低额为该收入的10%，最高额为该收入的10倍。同时，应规定与自由刑相对应的罚金刑幅度，使自由刑的量刑幅度与罚金刑的量刑幅度相对称，具体裁量时应在罚金刑幅度内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而定。我们认为这样至少有以下优点：第一、数额的计算有一个参照标准，可操作性强。第二、最高额与最低额十分明确，便于法官在此幅度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量。第三、具有稳定性，应变性。由于人均国民收入总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动而变动，罚金刑的上限与下限也随之变化，因而它具有很强的弹性。这是新型限额罚金制所特有的功能，克服了现行《刑法》罚金数额设置的弊端，以保持刑法的稳定性。

3、对单位犯罪可以一律采用倍比罚金制，即以与犯罪相关财产为基准，处一定倍数或比例的罚金。一般来说，单位犯罪涉及犯罪财产数额大，社会危害性较大，可以考虑以与犯罪关联财产为标准，处以10%到10倍的罚金为宜。

（四）为财产刑适用、执行设置程序，确保财产刑功能的实现

为准确适用财产刑，充分发挥财产刑的功能，在现行《刑诉法》第二编侦查、强制措施的章节中应增设对有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采取侦查、财产保全等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等，防止犯罪嫌疑人本人及其家属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转移、隐匿、变卖、毁灭等规避法律制裁的行为发生。应在第二编第三章提起公诉阶段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时，对有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的有关证据进行审查，对财产状况不明的应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提供有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被告人财产状况的证据复印件。开庭时，被告人财产状况的有关证据应由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质证、辩论，控辩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有异议的由人民法院甄别取舍。

在执行程序中应规定财产刑执行的强制执行措施，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可以规定为：

1、在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规定的期限内没有主动交纳罚金或缴出财产；

2、犯罪分子有财产可供执行。具体强制执行措施可以规定为：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划拨等。同时应设置财产刑执行异议程序，防止在强制执行中波及无辜。财产刑执行程序的完备仅为财产刑的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其适用及执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会因此而得到彻底解决，如犯罪分子个人财产与其家人财产难以分清的问题还有赖于财产登记制度的进一步完备。

（五）取消对罚金的无限追缴制度，增设财产刑的终结制度

现行《刑法》第五十三条虽规定了对罚金的无限期追缴，但司法实践中常遇到犯罪分子无钱缴纳之情形。试想一个罪犯刑满回归社会，方能自食其力，法院仍对其穷追不舍，使其再次生活无着。这不仅有违于刑罚改造犯罪、矫正犯罪的初衷。而且有可能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引起新的犯罪。因此应取消对罚金无限追缴的规定。增设财产刑（包括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的终结程序。

笔者认为，财产刑执行终结的条件可以规定为：

1、犯罪分子已经死亡（含被执行死刑）又无遗产可供执行的；

2、犯罪分子刑满被释放后5年仍无缴纳能力的；

3、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的其他情形。财产刑执行终结的程序可以规定为：①犯罪分子本人或直系亲属申请；②有证据证明其有符合上述执行终结的条件；③人民法院对相关证据应当核实；④终结用裁定形式，裁定应由负责执行财产刑的组织或作出生效判决的组织作出。

（六）扩大罚金刑的减免条件，使众多的财产刑案件得以执行

为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好地解决财产刑案件执结率低的问题，有必要适当放宽罚金刑的减免条件。

笔者认为减免罚金刑的条件可以规定为：

1、不可抗拒的灾祸，如战争、地震、水旱灾害；

2、犯罪分子及家人有重大疾病，伤残等而丧失劳动能力的；

3、需要犯罪分子抚养的近亲属患有重病或者有其他意外情形导致难以缴纳的；

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减免的其他情形。财产刑减免的程序可以规定为：①犯罪分子本人或直系亲属申请；②有证据证明其有符合上述减免的条件；③人民法院对相关证据应当核实；④减免用裁定形式，裁定应由负责执行财产刑的组织或作出生效判决的组织作出。

（七）罚金及没收财产的缴纳应成为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提高犯罪分子对财产刑缴纳的主动性

现行《刑诉法》第221条第2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换言之，减刑、假释的条件为：

1、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

2、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1项也把“确有悔改表现”作为减刑、假释的条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否积极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财产刑，应当成为犯罪分子是否有悔改表现的指标之一。反之，犯罪分子有履行财产刑的能力却拒不履行的，无论其他方面表现如何，一般都不能被减刑假释。主要理由为：第一、犯罪分子被判处的自由刑由监狱执行，但财产刑因上述所说的多种原因，往往在罪犯服刑期间仍未执行，如其能积极履行说明其主观上对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持认同态度，是悔改、认罪伏法的具体表现；第二、如把犯罪分子缴纳罚金作为减刑、假释条件中有悔改表现的指标之一，势必会最大限度地调动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积极性，在执行机关很好地解决财产刑的执行难问题。

（八）规范管理，建立健全财产刑的执行机构

首先笔者认为，从顺应世界刑事司法发展趋势以及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讲，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不应承担刑罚的执行任务，财产刑的执行也应当与自由刑一样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

如果立足当前，在人民法院内部，由作出生效判决的审判组织执行财产刑，既无法律依据也不利于严肃执法，更容易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其次近年来，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没从根本上解决，各级法院的执行局（庭）人力不足，如果将已生效刑事判决的财产刑交由执行局（庭）执行，势必增加其压力，牵扯执行人员的精力，影响对民事案件的执行。

司法警察是一支准军事化的武装力量，它既是法院组织机构的一部分，也是一支在法院系统内部自上而下形成整体的统一队伍，有着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它既接受所在法院的组织领导，也要服从上级司法警察组织的管理和调遣，尤其是近几年对死刑案件的执行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使得司法警察在开展财产刑执行工作中具有更强的集中协调性。另外司法警察还具有一定的快速反应能力，在采取强制措施方面更加直接和快捷，由他来执行财产刑更能突出刑罚的强制色彩，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在当前，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明确财产刑交由司法警察执行，以便统一管理，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力度。

第二篇：试论财产刑的执行

试论财产刑的执行

“>试论财产刑的执行2007-02-02 21:56:10

修订后的新刑法规定了大量的罚金刑，调整了我国的刑罚结构，使我国对犯罪分子的惩处逐渐向人身自由和金钱的双重剥夺过渡，充分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和财产刑的广泛运用。

财产刑是指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在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主刑的同时并处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也包括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或责令赔偿损失和对非法所得予以追缴等非刑法处理方法。财产刑的执行就是将生效刑事判决中财产刑部分的犯罪分子应交纳的罚金、被没收的财产和非法所得予以追缴上交国库或赔偿有关单位、个人的损失。

财产刑执行的意义

在目前的形势下，大力运用和切实执行财产刑对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客观需要，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因此，切实解决财产刑的执行难的问题，对于充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切实提高法院判决的权威性，有效实现刑罚的惩罚、威慑、保护功能有着现实的法律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同经济犯罪、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

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新刑法及刑诉法实施后，由于目前法律对此类案件的执行规定不明确、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造成人民法院在财产刑实际执行工作中，对如何适用法律认识不统一，不规范，以致出现了很多的执行难点，存在着严重的执行难问题，使大量的财产刑没有得到实际执行，并且已经在执的财产刑案件的执结率也极低。如原大厂区法院应执行财产

刑案件总额为万元，实际执行到位的标的仅为元；应执行财产刑总额为万元，实际执行到的标的只有元。财产刑的这种实际执行状况，使得法院财产刑的刑事判决实际上已成为了空判。这样，既损害了刑法的严肃性、惩罚性，客观上又助长了犯罪分子或腐败分子的“一人犯罪，全家幸福”、“一时犯罪，终身幸福”的犯罪心理。财产刑案件的执行难，这个问题自新刑法颁布施行后，一直在困扰着各法院的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许多法院的实际执行工作者不断地呼吁在立法上切实解决财产刑的执行难的问题。

在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中执结率不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造成财产刑不能切实执行的主要原因应当有哪些？从刑事案件的诉讼各阶段来看，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法定罪名的刑罚处罚中规定了并处财产刑，但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法庭的判决得不到实现，实际上是空判；二

是财产刑的判决执行在审理和判决执行阶段没有一套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保障执行；三是执行机构和执行程序不落实，不规范。下面本人就谈一下对财产刑执行方面的一些思考意见。

解决财产刑执行难问题的方法与对策

一、从立法上确立公诉人的指控举证责任，以此为事实基础适用财产刑，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

（一）确立公诉人财产刑适用举证制度，提供法庭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包括安全机关）的各自职权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侦察权、提起公诉权和审判权分别由三机关行使。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就是通过法庭审理活动确定被告人是否实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并作出最后裁判。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侦

查、公诉、法律监督的三项职权，代表着国家行使控诉权，以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审理活动，支持公诉，是控诉的一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所具备的法定条件为：⒈犯罪事实已经查清；⒉证据确实充分；⒊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各级法院均已按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进行着审判方式的改革，以强化庭审功能为目标，确立了新的控辩式刑事审判方式，控、辩、审各方职责分明。按照控辩式刑事审判方式的要求，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作为控诉方对其提出的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不仅应当提供被告人犯罪行为方面的事实证据，而且还应当就适用法律对被告进行财产刑处罚方面提供证据，以与指控提出的适用具体法律规定的意见相符合，并提供给法庭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法庭在对被告人并处财产刑时，也应当根据指控方提供的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再结合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只有这样才

真正地全面地按照控辩式审判方式进行法庭审理，才是切实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对所适用的具体法律规范进行理解适用。

在法庭上，控诉方提出的具体适用法律意见中有法律规定的并处财产刑的内容，如果控方没有对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进行相应的举证，那么，法庭在没有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证据情况下所作出的财产刑的判决，应当讲是没有事实基础的判决，也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判决。控诉方在向法庭提出应当适用有财产刑内容的具体法律规定的意见时，没有对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进行相应的举证，是造成法庭判决财产刑缺乏事实基础的基本原因。因此，要确立指控方在适用财产刑方面的举证责任就是为了保证法庭在对被告人适用财产刑时真正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全面正确地体现司法公正，这样才能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保证刑事判决中财产刑的执行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防止

发生空判现象的发生。

在原大厂区法院和刑庭移送执行的财产刑案件中有％和％的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如果法庭将指控方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举证，作为判决财产刑时的必要考虑，这为减少财产刑的空判现象，提高财产刑的实际执结率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二）法庭应根据犯罪分子本人经济情况确定罚金数额，克服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目前在财产刑的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财产可供执行能力差造成财产刑执结率极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庭对被告人有无财产可供执行没有作必要的考虑，不是根据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和经济收入的审理而作出财产刑判决。由于我国刑法在确定罚金和没收财产数额时，对应否考虑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情况未作规定。因而在决定罚金数额时，如果不考虑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就有可能使罚金数额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从而使罚金刑难以得到实际

执行。相同的数额罚金，对于经济状况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如果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完全不考虑行为人的经济情况，势必因为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影响罚金刑应有作用的发挥。

在判决罚金刑时对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作必要考虑，法庭以控方向法庭提供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状况，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就是对有财产和经济收入的被告人适当多判，对确无财产和经济收入的被告可少判甚至不判，这将所使判处的财产刑落到实处，具有实际执行意义，避免了空判，这也是减轻财产刑执行压力的措施之一。

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样判处财产刑是否突破了法定量刑的限度和规定。其实不然，因为目前法庭审理已改革的审判方式中，控辩审三方中，控方对所指控的罪名负有举证责任，法庭是根据控方所提供的证据对被告予以定罪和确定

适用自由刑或其他刑罚。那么，法庭对被告人适用财产刑也应当按照控辩举证规则，根据控方的所举证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予以确定。这样进行审理和判决，从根本上讲，也是符合刑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如果法庭只追求判决表面上的量刑法定，而不管判决后的执行及判决内容的实现，那么就不能真正体现刑罚的积极意义，而空判的财产刑处罚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只有确立公诉人财产刑适用举证制度，才能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克服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才能真正体现和实现立法上提高财产刑适用率的立法宗旨。

二、建立财产刑判决前的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为财产刑的顺利执行提供物质保障。

（一）建立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必要性。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前或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或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

人的财产或争议的标的物，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强制措施，这对保证债权人在法院判决胜诉后的债权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应当建立被告人财产保全制度。刑事诉讼中的财产刑的执行在性质上虽不同于民事案件的执行，但在许多具体执行程序措施方法上应当比民事执行要更具有优越性。因此，在侦查和公诉阶段就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对调查清楚的被告人的各类财产，包括银行存款、各种资产、各项债权等根据所犯罪行和可能受到财产刑处罚进行必要的财产保全。这一制度的建立对财产刑的判决和实际执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为财产刑的判决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基础，也为判决后的执行提供了财产线索。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被判处了自由刑的同时并处了财产刑，从判决生效到执行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被告人及其家属或亲属对法院判决的

“又打又罚”往往产生敌对的情绪，总要想方设法的转移、隐匿、变卖甚至毁损可供执行的财产，制造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为财产刑的执行设置重重障碍。没有财产刑执行的财产保全制度，待到判决生效后执行开始时，罪犯的财产状况不明，执行人员调查不到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的财产，使财产刑的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之中，造成了难以执结或执结率低的状况。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执行人力和时间。在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中，申请人有承担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义务，而在财产刑执行中只能靠法院执行人员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工作效率比较低，如果再有罪犯及家属设置的人为障碍，就更不易查清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

如果建立了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法院执行人员就可根据已知的保全财产的财产线索，使罪犯在短时间里就可受到经济制裁，从而提高了财产刑的执行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产生

良好的社会效果，体现法律的威慑作用，防止发生新的犯罪行为。

在建立的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中，主要是严格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在刑事诉讼期间，即侦查机关移送起诉时，为使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处于稳定状态，应当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采取控制性措施或附卷移送其财产线索，这样既为公诉机关向法庭举证被告人有并处适用财产刑的财产证据提供基础，也为财产刑判决后的执行提供可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使财产刑的执行有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避免了财产刑的的空判和无法执行。

（二）采取刑事诉讼财产保全的条件和选择。有的同志认为，在刑事诉讼期间采取这些控制性措施于法无据。对此，本人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几种强制性措施里，控制人身权利的措施其强制性远大于控制财产权的强制性，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都可控制，其财产权从根本上讲也应当可以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否则，一旦发生转移，隐匿、变卖、毁损的现象，司法机关必将在对被告人判决财产刑后的执行难以开展。

当然，采取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也可以设定前提条件，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在判处刑罚时并处财产刑。这样也防止了司法机关滥用刑事强制权，保证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正确执行。

采取刑事诉讼财产保全的控制性措施应当由司法机关根据被告人财产的类型和自然状态进行确定和选择。在侦查、起诉阶段没有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在法庭审理阶段，可由法庭根据案情审理和保证判决及时执行的需要而主动采取，法庭也可以根据公诉机关提出的财产保全的意见和提供财产线索向被告人或被告人财产的占有、使用、保管人采取。对被采取控制性措施的被告人财产可以由司法机关控制，也可以交由占有、使用人或第三人保管。

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对保障财

产刑判决生效后得到及时的执行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大大地减少了财产刑被执行人或其亲属转移、隐匿、变卖、毁损可供执行财产行为发生的可能，能够保证财产刑执行效率的提高。

三、建立和健全财产刑执行机构和执行程序。

（一）财产刑执行机构的确立是解决财产刑执行难的关键之一。由于最高法院已明确财产刑的执行不属于执行庭的业务范围，那么，这一工作究竟应当由哪一个部门作为工作机构呢？有人认为，应当由刑庭作为财产刑的执行机构，主要理由是刑庭是审理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从实现刑罚目的，维护法律尊严，做到罚当其罪来讲，就应当由行使刑罚手段的机构行使，而且刑庭对罪犯的财产情况了解充分，从法律上讲对财产刑的执行变更权应当由刑庭行使。对这种观点，本人认为不可取，因为虽然刑庭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与审执分离的司法原则相悖，而且也是不现实的。

例如，原大厂区法院刑庭在共审结刑事案件件，其中，需执行财产刑的案件件，占审结案件总数％，审结刑事案件件，需执行财产刑的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很显然，这么大的工作量由刑庭来完成是不可能的。如果将财产刑案件移送执行庭办理，则又大大增加了执行庭的工作量。原大厂区法院执行案件总的％为刑事判决的财产刑执行案件，执行案件总数中有％为刑事判决的财产刑执行案件，这些大量的财产刑执行案件地增加，占用了大量的执行时间和执行人员，影响了其它民事案件的执行，同时由于财产刑执行的困难和障碍较多，也使其实际执行到位的标的极少，这样的工作效率造成了事倍功半的工作效果，得不偿失。

落实财产刑执行机构的原则应当是按照审执分离，专业化的要求设置。目前，我国法院的各级执行机构正在改革之中，在成立各级执行局的内设机构中，就应当设立财产刑执行的专业部门，这样就可以集中有限的执行力量，按照相应的执行程序，从事专门的财产刑执行工作，而且还可以集中力量统一调度。

（二）尽快制订全面、明确具体的财产刑执行程序和法律规范，是保证财产刑规范执行的有力法律武器。目前财产刑的执行，由于执行程序和具体规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使得财产刑难于执行，具体表现有：执行程序适用难，运用措施裁定难，执行对象追加难，能否中止决定难，外地对象执行难。

在财产刑的执行中，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没有具体的刑事操作程序，是否可以参照民事案件执行那样，从送达执行通知书开始，到执行结案报结束，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困此，在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中，操作不规范的较多，只能是根据“应执尽执”的原则，大胆工作，措施果断，只要将财产刑执行到位就行。对在执行中遇到的被执行人享有共有权的财物的执行则较少地考虑其他

权利人财产权是否受到损害，因为在执行中如何严格区分被执行人的财产、共有财产或是他人财产在执行程序上没有明确具体规定。

在运用强制措施对罪犯的财产或罪犯享有共有权而以其他人的名义登记的财产，进行处理时，应当运用民事裁定还是刑事裁定，均难以确定，包括对执行对象的追加也是这样。

对罪犯的住所地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应否委托外地法院执行也没有规定，造成了执行人员去外地执行财产刑时，没有外地法院人员的配合；而委托外地法院执行的案件，要么被退回不予执行，要么杳无音讯，使住所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无法开展执行工作，如，原大厂区法院委托外地法院执行的起案件全部是这样的结果。要切实解决财产刑案件的执行难就必须建立专业化的执行机构，有较为配套和完备的执行程序及法律法规。

综上所述，只有改革财产刑的审理

裁量机制，才能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只有建立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和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机构与执行程序，才能保证财产刑的判决得到全面彻底地执行，才能维护刑法财产刑处罚的法律权威，实现刑法的立法宗旨，真正发挥刑罚中财产刑的经济制裁和威慑作用。

第三篇：试论财产刑的执行

修订后的新刑法规定了大量的罚金刑，调整了我国的刑罚结构，使我国对犯罪分子的惩处逐渐向人身自由和金钱的双重剥夺过渡，充分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和财产刑的广泛运用。财产刑是指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在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主刑的同时并处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也包括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或责令赔偿损失和对非法所得予以追缴等非刑法处理方法。财产刑的执行就是将生效刑事判决中财产刑部分的犯罪分子应交纳的罚金、被没收的财产和非法所得予以追缴上交国库或赔偿有关单位、个人的损失。财产刑执行的意义在目前的形势下，大力运用和切实执行财产刑对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客观需要，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因此，切实解决财产刑的执行难的问题，对于充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切实提高法院判决的权威性，有效实现刑罚的惩罚、威慑、保护功能有着现实的法律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同经济犯罪、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新刑法及刑诉法实施后，由于目前法律对此类案件的执行规定不明确、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造成人民法院在财产刑实际执行工作中，对如何适用法律认识不统一，不规范，以致出现了很多的执行难点，存在着严重的执行难问题，使大量的财产刑没有得到实际执行，并且已经在执的财产刑案件的执结率也极低。如原大厂区法院1999应执行财产刑案件总额为31.8万元，实际执行到位的标的仅为5200元；2000应执行财产刑总额为113.5万元，实际执行到的标的只有1000元。财产刑的这种实际执行状况，使得法院财产刑的刑事判决实际上已成为了空判。这样，既损害了刑法的严肃性、惩罚性，客观上又助长了犯罪分子或腐败分子的“一人犯罪，全家幸福”、“一时犯罪，终身幸福”的犯罪心理。财产刑案件的执行难，这个问题自新刑法颁布施行后，一直在困扰着各法院的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许多法院的实际执行工作者不断地呼吁在立法上切实解决财产刑的执行难的问题。在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中执结率不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造成财产刑不能切实执行的主要原因应当有哪些？从刑事案件的诉讼各阶段来看，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法定罪名的刑罚处罚中规定了并处财产刑，但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法庭的判决得不到实现，实际上是空判；二是财产刑的判决执行在审理和判决执行阶段没有一套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保障执行；三是执行机构和执行程序不落实，不规范。下面本人就谈一下对财产刑执行方面的一些思考意见。解决财产刑执行难问题的方法与对策一、从立法上确立公诉人的指控举证责任，以此为事实基础适用财产刑，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

（一）确立公诉人财产刑适用举证制度，提供法庭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包括安全机关）的各自职权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侦察权、提起公诉权和审判权分别由三机关行使。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就是通过法庭审理活动确定被告人是否实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并作出最后裁判。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侦查、公诉、法律监督的三项职权，代表着国家行使控诉权，以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审理活动，支持公诉，是控诉的一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所具备的法定条件为：

1、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2、证据确实充分；

3、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各级法院均已按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进行着审判方式的改革，以强化庭审功能为目标，确立了新的控辩式刑事审判方式，控、辩、审各方职责分明。按照控辩式刑事审判方式的要求，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作为控诉方对其提出的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不仅应当提供被告人犯罪行为方面的事实证据，而且还应当就适用法律对被告进行财产刑处罚方面提供证据，以与指控提出的适用具体法律规定的意见相符合，并提供给法庭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法庭在对被告人并处财产刑时，也应当根据指控方提供的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再结合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只有这样才真正地全面地按照控辩式审判方式进行法庭审理，才是切实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对所适用的具体法律规范进行理解适用。在法庭上，控诉方提出的具体适用法律意见中有法律规定的并处财产刑的内容，如果控方没有对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进行相应的举证，那么，法庭在没有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证据情况下所作出的财产刑的判决，应当讲是没有事实基础的判决，也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判决。控诉方在向法庭提出应当适用有财产刑内容的具体法律规定的意见时，没有对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进行相应的举证，是造成法庭判决财产刑缺乏事实基础的基本原因。因此，要确立指控方在适用财产刑方面的举证责任就是为了保证法庭在对被告人适用财产刑时真正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全面正确地体现司法公正，这样才能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保证刑事判决中财产刑的执行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防止发生空判现象的发生。在原大厂区法院1999和2000刑庭移送执行的财产

处财产刑。这样也防止了司法机关滥用刑事强制权，保证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正确执行。采取刑事诉讼财产保全的控制性措施应当由司法机关根据被告人财产的类型和自然状态进行确定和选择。在侦查、起诉阶段没有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在法庭审理阶段，可由法庭根据案情审理和保证判决及时执行的需要而主动采取，法庭也可以根据公诉机关提出的财产保全的意见和提供财产线索向被告人或被告人财产的占有、使用、保管人采取。对被采取控制性措施的被告人财产可以由司法机关控制，也可以交由占有、使用人或第三人保管。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对保障财产刑判决生效后得到及时的执行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大大地减少了财产刑被执行人或其亲属转移、隐匿、变卖、毁损可供执行财产行为发生的可能，能够保证财产刑执行效率的提高。三、建立和健全财产刑执行机构和执行程序。

（一）财产刑执行机构的确立是解决财产刑执行难的关键之一。由于最高法院已明确财产刑的执行不属于执行庭的业务范围，那么，这一工作究竟应当由哪一个部门作为工作机构呢？有人认为，应当由刑庭作为财产刑的执行机构，主要理由是刑庭是审理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从实现刑罚目的，维护法律尊严，做到罚当其罪来讲，就应当由行使刑罚手段的机构行使，而且刑庭对罪犯的财产情况了解充分，从法律上讲对财产刑的执行变更权应当由刑庭行使。对这种观点，本人认为不可取，因为虽然刑庭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与审执分离的司法原则相悖，而且也是不现实的。例如，原大厂区法院刑庭在1999共审结刑事案件167件，其中，需执行财产刑的案件100件，占审结案件总数60％，2000审结刑事案件199件，需 执行财产刑的134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67.34％，很显然，这么大的工作量由刑庭来完成是不可能的。如果将财产刑案件移送执行庭办理，则又大大增加了执行庭的工作量。原大厂区法院1999执行案件总的19.81％为刑事判决的财产刑执行案件，2000执行案件总数中有21.1％为刑事判决的财产刑执行案件，这些大量的财产刑执行案件地增加，占用了大量的执行时间和执行人员，影响了其它民事案件的执行，同时由于财产刑执行的困难和障碍较多，也使其实际执行到位的标的极少，这样的工作效率造成了事倍功半的工作效果，得不偿失。落实财产刑执行机构的原则应当是按照审执分离，专业化的要求设置。目前，我国法院的各级执行机构正在改革之中，在成立各级执行局的内设机构中，就应当设立财产刑执行的专业部门，这样就可以集中有限的执行力量，按照相应的执行程序，从事专门的财产刑执行工作，而且还可以集中力量统一调度。

（二）尽快制订全面、明确具体的财产刑执行程序和法律规范，是保证财产刑规范执行的有力法律武器。目前财产刑的执行，由于执行程序和具体规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使得财产刑难于执行，具体表现有：执行程序适用难，运用措施裁定难，执行对象追加难，能否中止决定难，外地对象执行难。在财产刑的执行中，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没有具体的刑事操作程序，是否可以参照民事案件执行那样，从送达执行通知书开始，到执行结案报结束，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困此，在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中，操作不规范的较多，只能是根据“应执尽执”的原则，大胆工作，措施果断，只要将财产刑执行到位就行。对在执行中遇到的被执行人享有共有权的财物的执行则较少地考虑其他权利人财产权是否受到损害，因为在执行中如何严格区分被执行人的财产、共有财产或是他人财产在执行程序上没有明确具体规定。在运用强制措施对罪犯的财产或罪犯享有共有权而以其他人的名义登记的财产，进行处理时，应当运用民事裁定还是刑事裁定，均难以确定，包括对执行对象的追加也是这样。对罪犯的住所地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应否委托外地法院执行也没有规定，造成了执行人员去外地执行财产刑时，没有外地法院人员的配合；而委托外地法院执行的案件，要么被退回不予执行，要么杳无音讯，使住所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无法开展执行工作，如，原大厂区法院委托外地法院执行的16起案件全部是这样的结果。要切实解决财产刑案件的执行难就必须建立专业化的执行机构，有较为配套和完备的执行程序及法律法规。综上所述，只有改革财产刑的审理裁量机制，才能减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只有建立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和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机构与执行程序，才能保证财产刑的判决得到全面彻底地执行，才能维护刑法财产刑处罚的法律权威，实现刑法的立法宗旨，真正发挥刑罚中财产刑的经济制裁和威慑作用。

第四篇：财产刑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调研

关于财产刑及刑事附带民事执行工作调研报告

按照省高院要求，2月份，我院开展了对全市法院财产刑和刑事附带民事执行工作的调研，现将调研情况归纳如下。

一、基本情况

1、罚金刑适用较多，执行到位率较低。通过统计全市

法院2008年以来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财产刑和刑事附带民事财产执行的案件数、执行数，发现人民法院在适用财产刑时较多适用罚金刑。如桃江县法院在 4年中，财产刑中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案件数分别为975件、8件，罚金刑占到了95%以上；中院和其他各基层法院罚金刑也在90%以上。而财产刑案件的执结率却相对较低，中院2010年执兑率仅为6.6%。

2、判决前预付的较多，判决后执行的较少。从我们调

查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法院能够执行到位的财产刑也是判决前预付的较多。但是在判决生效后，绝大部分罪犯已被投入监狱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一般都外出谋生，法院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状况不了解，犯罪分子或其亲属主动自愿缴纳的情况则很少，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到位的也很少。以桃江法院为例，2011年，桃江法院罚金刑中，共判处280件340万元，判前预缴数为250件220万元，而判后自动履行的仅为1件1万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事人判前主动缴纳是目前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并且在基层人民法院已逐渐成为财产刑执行的主要方式。

3、调解结案率相对提高。我们发现在基层法院受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抢劫、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犯罪上，民事赔偿到位与否，得到受害人谅解与否，可能对量刑会有一定影响，因此，大部分当事人愿意接受调解。以南县法院为例，2010、2011年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中全部以调解方式结案。

二、存在的问题

1、观念问题。一是不能“既赔人又赔钱”的观念，使犯罪人及其家属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二是司法机关长期以来“重主刑轻附加刑”的观念，使财产刑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2、片面追求结案率使大量财产刑案件未能进入执行程

序。从调研情况看，大量财产刑案件在判决后并未进入执行程序，法院既不对犯罪人的财产进行查找，也不对犯罪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有部分法院则采用变通的做法，建立财产刑执行备案制度，对所有判处财产刑的案件进行备案登记，若查实犯罪人有财产可供执行，则立案执行；若未能发现犯罪人有可供执行财产，则有关案件将不进入执行程序。

3、财产刑执行与否对自由刑的减免未能产生影响，使

罪犯及其家属丧失自动履行的动力。目前，财产刑是否得到全部执行，并未作为犯罪人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考量因素。财产刑的履行对于犯罪人及其家属而言只是意味着单纯的义务和财产的损失，完全不能带来任何可以预期的得益，这极大地挫伤了犯罪人及其家属履行财产刑的积极性。在被判处自由刑后，犯罪人及其家属不但极少配合法院主动

履行财产刑，而且往往千方百计地转移、隐匿财产，极大增加了法院执行的难度。据调研材料反映，判处自由刑后自动履行财产刑的案件占判处财产刑案件的比例远远低于判处自由刑前自动履行保证金以充抵财产刑的比例。

4、罪犯自身的经济条件致财产刑案件执行难。通过适用财产刑的案件的统计分析，发现对被告人适用财产刑和刑事附带民事执行的案件以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案居多，分析这些犯罪分子产生的犯罪原因，发现这些人要么因生活没有着落而实施犯罪，要么是好欲恶劳，为了贪图享受而实施负责，犯罪所得或被低价销赃、或被挥霍，到被缉拿归案时已所剩无几。因此，犯罪分子有主观上不想、不愿履行的因素，也有因自身的经济条件而不能履行的客观情况，这些都限制了人民法院对财产刑的有效执行。

三、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院建议：

1、从立法上完善财产刑制度，并加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财产刑能不能执行，如何执行，直接载体是司法机关，尤其是人民法院。只有司法机关从认识上重视财产刑的执行，在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加强沟通协调，互相配合，才能使财产刑得以顺利地执行。

2、加大调解工作力度。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时应重视调解，努力促成当事人达成赔偿协议。此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针对被害人提出的附带民事赔偿请求也应当进行有效调解，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

3、建立财产调查制度。针对被执行人转移财产以及难以查明财产的情况，首先，近期目标比较可行的做法就是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之间建立良好的衔接，如果当事人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则相关部门及时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避免当事人转移财产，这样就能减轻执行中的困难。其次，长远的目标就是建立个人信用数据库，把公民的信息都纳入到这个数据库中，这样有利于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及其转移情况，极大地减轻执行中的压力。

4、加强财产刑执行与否对减刑、假释的影响。建议在考察正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是否减刑、假释，除确有悔改表现，还适当考虑是否交纳罚金等其他情况。对于确实没有交纳能力的罪犯，只要其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就应当认为其确有悔改表现而可以适用减刑、假释；对于具有交纳能力却拒不交纳的罪犯，即使其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在是否对其适用减刑、假释时要慎重对待。当然对于在服刑期间积极缴纳罚金的罪犯，应当充分肯定其悔改表现，在对其适用减刑、假释时要相对于不具有这种情况的罪犯，减刑的幅度要适当大一些，假释的时间要适当提前一些。

第五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与执行财产刑若干问题的意见-地方司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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