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之适用（含五篇）

第一篇：解析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之适用

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之适用

代正伟

执行中人民法院采取限制出境措施，是指人民法院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的申请,通知有未了结执行案件的当事人不得离境。这是在海关、公安等部门的配合下对一特殊群体采取边控措施。监控被执行人出入境活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控制被执行人奢侈消费、威慑被执行人的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蔓延的形势下，很多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人民法院要慎用查封、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而限制出境措施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执行措施。

一、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的几种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法》第八条规定，对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在大陆境内有未了结的民商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其限制出境措施。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对限制出境措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

债务人为逃避法律义务而出境的情形时有发生。限制出境的目的主要是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防止其通过出境逃避执行，故司法解释规定，限制出境人员的具体范围，在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包括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还包括财会人员等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就我国而言，对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实行通报备案制度。通报备案的机关分别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单位。对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的期限一般为一年，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五年。除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外，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不批准出境的决定，由市级通报备案机关作出;一年以下(含一年)不准出境的决定，由区、县级通报备案机关作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中国公民可根据通报备案对象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禁止、限制、控制出境的措施。一是当事人有未执行民事案件的，向当事人口头通知或书面通知，在其案件(或问题)执结之前，不得离境;二是人民法院可作出限制出境协助执行通知，责令当事人不准出境，并扣留其身份证或者护照，注明不准出境的原因;三是人民法院未能扣留其身份证或者护照的，可要求公安机关协助收缴、吊销其证件，或请公安机关宣布作废;四是对未持有护照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可要求公安机关在限制出境期限内不予批准通报备案对象的出国(境)申请;五是如未能扣押被限制出境人员的证照，需在边防检查站阻止出境的，可要求公安、边防机关协助边控。控制措施主要有：掌握出入境动态、阻止出境、阻止出境且扣留证件、阻止入境、阻止入境且扣留证件、扣留人员。对需要掌握出入境动态的边控对象，控制期最长不得超过1年。对需要采取其他控制措施的边控对象，控制期限一般为1个月，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二、执行中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误区

民事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法院限制被执行人出境的决定权，出入境管理机关的行为定性为法律上的协助义务。但由于一些法院与出入境管理机关协调不够，适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方式单一。

有人认为，限制出境就是对被执行人为期三个月的“边控”，所以只采取边控措施。其实，人民法院可根据被执行人的情况采取诸如：直接扣留其身份证或者护照;要求公安机关协助收缴、吊销其证件，或宣布作废;对未持有护照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可要求公安机关在限制出境期限内不予批准被执行人的出国(境)申请等方式。

二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程序不规范。

民事诉讼法明确了适用限制出境措施人员，但没有规定具体程序，限制出境措施毕竟是一种强制执行措施，启动该措施应有一定的条件，作出该措施也应有严格的审批程序。

三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信息反馈不够。

在限制出境措施中，边控是最严厉的措施，由出入管理部门协助法院执行，信息反馈也很及时。但对人民法院要求公安机关协助收缴、吊销其证件，或宣布作废;对未持有护照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的，要求公安机关在限制出境期限内不予批准被执行人的出国(境)申请等的信息反馈不够。

四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应急性较多。

目前，人民法院适用限制出境多是因被执行人将要出境而临时性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或在某一特定时期专门采取的行动,这种措施尚未进入常态化。所谓常态化，就是对符合限制出境条件的，案件一进入执行程序，就应立即采取。

三、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的正确适用

民事诉讼法明确了限制出境措施系强制执行措施的一种，人民法院是决定作出机关，公安机关是义务协助机关，只要人民法院做出的决定符合出入境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就应无条件的协助执行。实践表明，正确适用限制出境措施既是对当事人诚信的否定，也是一种威慑，缩小了被执行人的生活和经营圈，对解决执行难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要把握限制出境的对象和条件。

考虑到限制出境的目的主要是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防止其通过出境逃避执行，限制出境人员的具体范围，在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包括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而且还包括诸如财会人员等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被执行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则可以对其法定代理人限制出境。适用限制出境的条件，法律规定为“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从“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这一文意理解，所有进入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都没有履行执行依据确定的义务，因此，对所有被执行人都可限制出境。但是，对已经控制财产且能足够执行的案件，对没有离境可能性的被执行人没有必要采取该措施，否则，不但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还会影响法律的严肃性。所以，限制出境措施不能滥用，要慎用，用得恰到好处。

二要把握限制出境的程序和救济。

只要有利于案件执行的措施人民法院都应当主动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作为执行措施，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法院也可根据案件情况依职权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法律性质是执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身自由，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应当经执行合议庭合议，并以书面裁定的方式作出，不宜适用决定或其他方式。裁定内容应包括限制出境的期限、具体方式及复议权利，因为限制出境措施属于执行行为的一种，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申请复议。

三要把握限制出境的方式和期限。

根据相关出入境管理法规，人民法院对中国公民可采取相应的禁止、限制、控制出境的措施有五种方式：(1)对一般的执行案件可向当事人口头通知或书面通知，在其案件执结之前，不得离境;(2)人民法院可直接扣留被执行人身份证或者护照，其不得离境;(3)人民法院不能扣留被执行人身份证或者护照的，可裁定收缴、吊销其证件，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或裁定作废证件，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4)对未持有护照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的，基层法院可裁定在一年内不予批准报备被执行人出国(境)申请，中级法院可裁定在五年内不予批准报备被执行人出国(境)申请，具体时限人民法院可根据案情而定;(5)对情况紧急的案件，需在边防检查站阻止出境的，可裁定采取边控，要求公安、边防机关协助边控，边控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当然，这些方式均可单独或并用，如裁定收缴、吊销护照的同时，还可采取边控。此外，对外国人、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人员只能采取边控措施。

四要把握限制出境的联动和威慑。

限制出境措施既是人民法院执行威慑机制，也是公安参与的执行联动机制。限制出境措施威慑力发挥如何，关键是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因为法院仅是采取措施，而实施部门是公安机关。对被执行人身份证或者护照的扣留、收缴、吊销相对易于落实，对边控而言难度较大。由于被执行人出境口岸的不确定性，法院采取边控势必通知所有的边防检查站，法院如无公安机关协助很难做到。所以，人民法院与出入境管理部门和边防检查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的建立尤其重要，只有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才能使限制出境措施真正产生威慑力，使执行中的限制出境措施不致成为摆设。

第二篇：广东高院关于限制出境措施的调研报告

广东高院：关于限制出境措施的调研报告 作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四庭

一、绪论

广东省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尤其是毗邻港澳，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非常活跃。与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相适应，广东省法院受理的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数量众多。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广东省法院系统以占全国约1/10的审判资源，审理了占全国约80%的涉港澳案件以及占全国约1/3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对外经济交往的频繁，导致涉外案件数量增多，同时也促使人们进出境更加频繁，而法院审理涉外案件的难度和生效判决执行的难度比率也相应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一部分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判决确定的债务人是境外当事人或将要出境的中国公民，在境内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到境外申请承认和执行判决，需要按照国际公约或者双边条约规定的程序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过程复杂，成本较高。在没有双边条约或者互惠先例的情况下，境内判决到境外执行几乎不可能。重新到境外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又面临较高的诉讼费用和陌生的诉讼程序，其结果难以预期。所以“执行难”不仅是国内判决与裁决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涉外判决与裁决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无法执行的判决，对当事人来讲只是白纸一张。而境内的判决和裁决能否最终得到执行，关系到当事人利益能否最终实现，关系到我国法律的权威和对外的法治形象。限制出境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促使当事人主动履行判决。在目前各地法院采取的限制出境措施中，多数案件

于限制出境措施的指导性意见提供较有价值的蓝本。

二、实施限制出境措施的基本情况 1.案件数量明显上升。

在民商事审判实践中，限制出境措施虽然没有被广泛运用，但是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对限制出境措施认识的深入，当事人申请限制出境的情况越来越多。2005年以来，我省受理申请限制出境案件的数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05年受理5件，2006年受理7件，2007年受理11件。

2.被限制的外国当事人所占比例逐年增加。

005年的5件案件中被限制出境者中有港澳台人士3人，外国人1人（德国），另有中国公民l人；2006年7件案件中港澳台3人（香港2人，台湾1人），外国4人（美国、黎巴嫩、马里、尼日利亚各1人）；2007年11件案件中港澳台4人（香港），外国6人（美国2人、也门1人、德国1人、韩国2人），中国公民1人。被限制出境的外国人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5年占20％，2006年占57％，2007年占55％。

3.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法院比较集中。

近几年来，经常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法院集中在广州中院和佛山中院，深圳、珠海、惠州中院各仅有l件，其他法院则没有出现此类案件。2005年5件案件中佛山4件，珠海l件；2006年7件案件中广州5件、佛山2件；2007年11件案件中广州5件、佛山2件、江门2件、深圳1件、惠州1件。

8.1987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三）、（四）部分；

9.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涉外经济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粤高法［1999］56号）第四部分；

10.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1998年12月2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求依法严格把握对外方当事人限制出境。11.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于1998年11月23日在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确保司法公正加强阶段建设进一步推进经济审判工作的全面发展》中第三部分：严格把握限制出境问题； 12.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3、94、95、96条。

对限制出境措施的法律依据现状的评价：

从效力层次上看，限制出境的基本法依据是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1条，但该条只是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申请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对在其他诉讼程序中是否可以限制出境没有规定。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限制出境措施不全面不完整。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是法院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此等法律法规只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公安、边防机关适用限制出境的法定事由作出规定，其适用主体为公安、边防机关。当法

四、对限制出境措施性质的认识

综观一些国家的立法，多数国家未对限制出境措施作出特别规定，其性质自然不会明晰。大陆法系的假处分和英美法系的禁令通常被认为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全制度有相同之处。如英国著名的玛瑞瓦禁令，是英国司法制度中的一项很有特色的诉前保全措施，其具体做法是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在被告可能将其财产转移出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情况下，发出禁令，禁止被告移动或处理资金或者财物，直至做出有效的判决，类似我国的诉前保全措施。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设有临时限制令和初步禁令，适用于判决结果产生以前的诉讼阶段，目的是为避免申请人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十五编第三章第514条、第515条规定：紧急审理裁定、对正在进行的诉讼规定假执行措施的裁定、命令采取保全措施的裁定，以及审前准备法官给予债权人预付款项的裁定，只要法官认为有假执行之必要，并且假执行与案件的性质相符合，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应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得命令假执行。德国民事诉讼法于其第八编第五章规定了假扣押和假处分制度，并对其执行程序作了规定，其中假处分制度类似于禁令制度。如现状变更，当事人的权利即不能实现，或难于实现时，准许对于争执的标的物实施假处分。实施假处分，可以交付保管人保管，或命令对方当事人为一定的行为或禁止对方当事人的一定行为，特别是禁止对土地、已登记的船舶或建造中船舶进行让与、设置负担或抵押。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仅有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制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四章规定海事

措施是针对被申请人的财产做出的，而限制出境措施是针对被申请人作出的，二者指向的对象的性质完全不同。由于没能区分限制出境和财产保全的不同，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做出限制出境的裁定，导致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其次，限制出境与海事强制令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51条规定，海事强制令是指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使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责令被请求人作为或不作为的强制措施。两者产生的事由不同，海事强制令主要针对海运领域不属财产保全的保全申请，被申请人负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不履行，如货主要求承运人在接收货物后签发提单，或承运人要求托运人及时结关提货等，限制出境则是为使案件顺利审理及执行而采取；两者提起申请的时间不同，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52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于诉前申请海事强制令，而限制出境措施一般宜在诉讼、执行过程中申请及采取，于诉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并无明确的法律根据；强制措施指向的对象不同，一般认为，海事强制令类似于行为保全，海事强制令虽指向被申请人的行为，但不涉及人身自由，而只是强制被申请人履行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貌似对人实对事，而限制出境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身自由，直接针对被申请人或作为被申请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因此，在海事审判实践中，援引海事强制令的规定作为限制出境措施的法律根据也是错误的。再次，限制出境与行为保全不同。行为保全是指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强制被申请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公安、边防机关只是根据法院的通知对有关当事人采取禁止其出境的措施。一般情况下，作为案件当事人的自然人是可以被限制出境的，如案件的被告或被执行人。在案件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时，对限制其出境人员的范围就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只能限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境；也有人认为范围应适当放宽，如果法院发现涉案人员与本案纠纷的解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可以限制其出境，如主要业务代表人、业务经办人、董事、执行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省法院粤高法［1999］56号《关于涉外经济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范围是该外国人是未了结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含第三人，下同）或是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人员或是非法人组织当事人的东主、负责人，该范围也是比较宽泛的。我们认为，由于限制出境涉及人身自由，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一定影响，宜从严掌握，范围应尽可能缩小，但也应考虑法院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目的，否则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可限制出境的人员应不限于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在我国境内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又不能提供担保，且法定代表人不在我国境内的单位，可对该单位的其他人员，如股东、董事、承包经营人及主要业务经办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2.限制出境的时间不清。

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申请限制出境的时间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有人认为，根据法律关于“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出境”的规定，只有在诉讼或执行阶段才存在未了结的民事案件，诉讼前案件尚不存在，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人认为，既然

1导致的国家赔偿，担保的数额以被申请人可能因错误限制出境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和损害为限，有些法院要求申请人提供诉讼标的额的20%，我省法院一般要求申请人提供5万—10万元的担保，有些申请人提供房产或者汽车等作为担保物，原则上也应准许，但应办理相关的查封手续。申请人拒绝提供担保的，应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建议我省在涉外商事审判领域尽快出台相关的指导意见，将申请人的担保形式明确下来。

4.是否需要交纳申请费没有规定。

申请人是否交纳申请费的问题在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也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人民法院采取限制出境措施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预交，最终应判令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但是如何计算申请费，如何确定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中产生的费用的范围又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我们在实践中通常不要求当事人交纳申请费用，这样也可最大限度地避免乱收费现象的出现。

5.法院是否可以主动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不甚明确。

出入境管理法规定由法院通知公安、边防机关限制出境，因此，有人认为由此可以推断出法院可以主动采取限制出境措施。还有观点认为，限制出境措施应参照财产保全制度，以当事人申请为主，特殊情况下由法院依职权采取。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4条规定限制出境措施在案件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后采取。基于限制出境措施具有保全的特性，又具有限制人身

3法院对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资不抵债、外方股东不存在利用投资蓄意欺诈的情况下，不按照《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有关法律处理，限制外方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和投资者出境等。

2.限制出境的文书形式混乱。

由于对限制出境措施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适用的文书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法院认为限制出境既然属于保全措施，那么，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应当经过合议庭评议并适用裁定书，有些法院则使用通知书，还有的法院使用决定书，甚至还有的使用强制令。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采纳了我们的一贯做法即采用决定书的形式。我们认为，《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有未了结民事案件的，由人民法院决定限制出境并执行，同时通报公安机关。按照该条规定，人民法院采取限制出境应采用决定形式，再以通知形式通报公安机关。直接向被申请人发出通知不符合上述规定。当然，采用决定书并不排斥该种措施的采取与否应经过合议庭评议。

3.对限制出境的方式理解有误。

《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的限制出境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向被申请人口头通知或书面通知，在其案件了结之前，不得离境；二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扣留当事人护照或其他有效出入境证件；三是通过《口岸阻止人员出境通知书》，在边防检查站阻止出境。但是在实践中，对限制出境方式的理解仍有偏差，如将被申请人提供财产担保或者交付保证金后准予离境作为限制

5相关规定，建议在以下方面作出规定：

1.对外国人或者中国公民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和相关规定执行。

2.限制出境措施应于立案后进行，情况特别紧急的，告知申请人必须在提出申请后24小时内提起诉讼，否则应撤销限制出境措施。3.限制出境的对象必须是与纠纷的解决有直接关系的人，即尚有未了结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外方企业驻国内办事机构的负责人。

4.法院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不应主动进行，必须由申请人提出申请。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申请书中应载明申请理由、申请对象的基本情况，并附公安部门关于申请对象的出入境记录信息表。5.申请人申请法院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申请人提供的担保中保证金的比例一般不少于人民币5万元。申请人拒绝提供担保的，法院有权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驳回申请人的限制出境申请。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记入笔录。

如情况紧急，申请人又确有证据证明该申请对象有转移公司资产、抽逃出资，或其他足以影响案件的审理、执行的行为的，申请人可申请缓交保证金。

6.限制出境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1）口头或书面通知被申请人在结案之前不得离境；

（2）扣留被申请人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出入境证件，同时发给被申请人扣留证件的证明，不得随意扣留其他非出入境证件。一般应在护

7（4）限制出境决定书；

（5）起诉状和主要证据材料复印件；

（6）给省公安厅边防局、省外事办公室、港澳办公室、台办（边控时需要）的限制出境报告。

（7）《边控对象通知书》一式五份（边控时需要）。

11.通过边控限制出境时，限制出境的期限不超过3个月。如需延长控制期限，应按办理边控和交控手续的程序提前办理续控手续。限制出境事由消除后，作出限制出境措施的法院应当及时按原办理程序办理撤控手续。

已超过控制期限未办理延控手续、撤控手续的，边防部门视为自动撤控。

12.采取扣证方式限制出境的，受案法院应通知有关外国驻华使、领馆和公安局、边检部门，防止被申请人以报失方式重新申领护照或其他有效出入境证件。

13.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应注意做好宣传和说明工作，特别是在有关的外国驻华使、领馆提出照会时，要积极配合外事部门做好解释和协调工作，并及时向省法院通报情况。

14.已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案件，受案法院不得以限制出境措施迫使被申请人进行调解或者做出不合理承诺。

15.紧急情况下，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来不及向省法院报告并待办那里边控手续的，可以向当地边防部门临时交控，但应当在交控后的七日内补办手续，并送边防部门。逾期没有补办的，边防部

第三篇：执行程序中拘留措施的适用研究与分析

执行程序中拘留措施的适用

张德春 薛美芳

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拘留是对被拘留者人身自由的限制，可谓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为此法律设置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与程序，无规则的滥用自会造成对被拘留者人权之伤害。但这一措施的适用，往往又会对被执行人或其他妨害执行者产生极大的震慑力，进而产生促进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保障执行程序顺利开展的效果，亦是执行法官震慑“老赖”藉以破解执行困境的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之一。由此，面对执行案件收案数不断增加，而“执行难”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的现实，如何运用好执行拘留措施，无疑是当前值得执行法官认真思考的命题。

一、执行程序中拘留措施的法律性质

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执行法律体系下，拘留措施仍是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处罚措施，不过在对负有不可替代行为义务的被执行人实施拘留的情形下，则虽体现出一定的间接强制执行措施性质，但未完全脱离对妨害执行行为强制处罚措施性质的束缚。理由在于：

首先，对于负有金钱给付义务或可替代履行行为义务的被执行人实施拘留，固然在实践中会产生促其履行义务的效果，但从目前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尚不能得出此种情形下的拘留措施具备实现债权人权益的目的。

其次，由于间接强制执行措施与妨害执行行为强制处罚措施在立法设置目的的不同，间接强制执行措施往往被规定为执行法院应当采取的执行措施，而对妨害执行行为采取强制处罚措施，执行法院则可根据行为情节轻重，自由裁量决定是否适用。

二、执行程序中拘留措施的适用原则

虽然拘留措施于执行实践中易产生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之效果，有助于案件的顺利执结到位，但由于其以限制被拘留者人身自由为内容，以处罚为目的，出于对人权的尊重及司法权威的维护，在适用时，笔者认为宜坚持如下原则：

一是慎用。慎用意味着首先应具备适用拘留措施的法定情形。拘留“限制人身自由”，是执行程序中最严厉的措施，只有肯定拟拘留者存在拒不执行或妨害执行的法定情形存在时，法官才能对其决定适用拘留。尤其在以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为理由而实施拘留的情形中，基于拘留的处罚目的，宜将其主观目的与有无履行能力的客观实际两相结合加以判断，而不宜简单地根据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有不履行的言词，在缺少其有履行能力的客观印证下，就决定拘留。

二是巧用。首先，要充分运用，即当用则用。对于那些具备应拘留情形的主体，在无特殊考量需要的时候，就应果断适用拘留措施，彰显司法权威，保障执行程序的顺利进行。如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拒绝或虚假申报财产的，执行法院可予以拘留，这既是对被执行人行为的处罚，亦是强制申报财产制度的必要保障。实践中发生此类情形的，宜当用则用。其次，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场合实施。拘留的实施既是限制人身自由，也体现着对被拘留者的一种法律评价。当拘留时机和场合选择不恰当时，尽管拘留的实施于法有据，但也极有可能引发被拘留者家属的不满或周边群众的不理解，反而降低了拘留本应产生的社会效果。比如不宜在婚丧时期实施拘留、在执行力量尚不足以控制现场秩序的场合等等。

三是严谨。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适用情形、程序实施拘留。在这里重点要强调的是，提前解除拘留的适用情形和程序规范，尤其是在以拒不履行为由对被执行人实施拘留的时候。基于拘留是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处罚措施，提前解除拘留的条件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在拘留期间主动履行了义务或者要求案外人代为履行了义务，必须还要结合义务人的悔过态度决定。

三、拘留措施适用时若干问题的理解

(一)可否对协助执行义务单位责任人员实施拘留

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冻结或者划拨存款的;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其他拒绝协助执行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列入被拘留的对象。该条第二款规定，适用司法拘留之前一般可以先适用罚款，如适用罚款后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适用拘留。即“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不过，适用时一是要注意拘留的前期程序即需先罚款，仍不协助的才可实施拘留;二是要注意收集好提交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证据，条文中规定了“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这是可依法处罚某些协助执行人的判断要件之一。

(二)对被执行人负有债务的第三人拒绝提供债务已清偿的证据的，可否对其实施拘留

被执行人如果在第三人处有债权的，执行法官到第三人处要求协助执行，或者要求限期履行的，司法实践中会有第三人与被执行人串通的可能，第三人如果表示已经结清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债务，执行法官要求第三人提供债务结清的证据遭到第三人的拒绝，此种情形是否可视为妨害执行调查取证?对此，有人认为，执行法官没有权力要求第三人提供债务结清的证据，因为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第三

人到期履行债务通知送达给第三人后，只要第三人提出除“经济困难，无力支付”以外的任何异议，执行法官都无权审查过问，应当视为该通知不能生效。

笔者认为，虽然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但对异议不进行审查主要是表明执行法院不得确定被执行人与第三人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妨碍执行法院调查确定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权力。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有权向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公民个人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被执行人享有的债权当然也属于财产之一，对此如执行法院无调查权，自会影响执行程序的进行，是不符合强制执行目的的。况且如查实第三人已将债务清偿，尤其是第三人表示其是通过票据给付、银行划账、汇款等有记录可查的方式清偿债务的情形下，通过清偿证据材料的获取，可进一步查知被执行人现有钱款数额及去向，有助于后续执行措施的实施。因此，笔者认为此类情形下，执行法院要求第三人提供清偿证据并非是要审查其异议是否成立，而是调查确定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如确有必要藉此查实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而第三人拒绝提供清偿证据的，不妨认为其妨害执行调查取证，可对其实施拘留。

(三)如何理解不得连续适用拘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对同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拘留不得连续适用。由于拘留是对被拘留者人身自由的限制，为尊重人权，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中会明定拘留期限，一些拘留期限较长的国家和地区立法例中还设置条文，以限定拘留次数的方式，防止变相延长拘留期限。如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规定：“有管收新原因发生时，对于债务人仍得再行管收。但以一次为限。”司法解释的前述规定也基本体现了不得变相延长拘留期限的立法理念。但该规定仅是明确对“同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不得连续适用，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即便某被执行人涉及多起执行案件，只要其妨害行为同一，就不得连续适用。另有观点认为，一个被执行人如在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涉案多起，第一起案件被执行人被拘留了十五天，等到被执行人释放的当天，第二起案件紧接着继续拘留，可如此以递交接力棒的形式滚动拘留。

对此，笔者认为，拘留是对妨害诉讼、执行程序行为的强制处罚，其所针对的当然是具体的某个诉讼或执行程序，即针对的是个案中的妨害行为。如以行为同一性为判断标准，无论被执行人涉案几起，只要其实施过一次妨害行为，在他案中再实施就不能处罚，岂非纵容其藐视司法权威?即便如前述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中对新管收原因发生得再次管收，但不得超过一次的规定，在理论及实务界中也认为是适用于同一执行程序或同一执行名义的执行中。可见，对同一妨害执行行为不得连续适用拘留，应当理解为在同一执行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况且，就实效而言，我国的十五天拘留期限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均显过短，被执行人往往抱有“反正只拘留十五天，在拘留所熬过十五天就是胜利”的心态，有时甚至对拘留不以为然。相反，当其涉案多起，又因同一妨害行为的实施而受滚动拘留时，其会受到极大震慑，反而可带来良好的执行效果。

第四篇：论防治非典隔离措施之适用

【摘要】本文在假定“非典”为甲类传染病的前提下，详细讨论了依法适用隔离措施问题。作者首先讨论

了隔离的法定概念，认为隔离措施具有治疗疾病的医学属性和强制执行的法律属性，接受隔离措施是应被隔

离者的法定义务。隔离措施由医疗保健机构和卫生防疫机构具体实施，但因隔离而引起的法律后果应由卫生

行政部门承担。隔离对象包括且

仅包括“非典”病人、疑似“非典”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3类，现有法律对隔离

对象尤其是密切接触者有明确的判定标准，不得任意扩大其范围。强制隔离决定应由卫生行政机关做出，公

安机关予以行政协助，如被隔离者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应以卫生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或被告。法律应

当赋予被隔离者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最后，作者还对如何完善相关立法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

【关键词】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隔离措施

【中图分类号】13922．16；r51

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3)02—0080—06

自2002年底以来，我国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非典”型肺炎疫情，各地人民政府为了防止“非典”疫情的扩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采取了许多预

防和控制措施，其中隔离即是其中最重要措施之一。但是

部分地区采取的隔离措施亦引起人们的异议。例如，某省

会城市“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于2003年4月27

日发布《关于加强来自疫区人员管理的通告》规定，凡由疫

区来该市人员必须在有关部门的监控下到指定的旅馆居

住，入住旅馆按规定采取监视措施，其人员10天后方可离

开指定旅馆，费用自理。由于上述隔离措施不仅针对“非

典”病人、疑似病人或其密切接触者，亦适用于其他人员，因

此客观上严重影响了后者正常旅行和商务活动。一时间，人们对上述地方政府采取的“非典”防治措施议论纷纷，有

支持者，亦有持不同意见者。为此，本文将对在防治“非典”

过程中，应当如何依法适用隔离措施加以初步的探讨。

一、“非典”型肺炎的法定分类

我国实行传染病法定制度。根据1989年颁布的《传染

病防治法》第3条规定，我国目前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

3类。甲类传染病有2种，属强制管理传染病；乙类传染病有

24种，属严格管理传染病；丙类传染病有9种，属监测管理

传染病。

目前在我国部分地区流行的“非典”型肺炎，中文正式

名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型肺炎或

“非典”)，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

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是2002年底

新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因而没有列入我国1989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管理的传染病。但是，根据《传染病防治

法》第3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

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

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因此，为了依法对“非典”进行防治，2003年4月8日，卫生部发布

了《关于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列

入法定管理传染病的通知》(卫疾控发[2003]84号文)，将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

理。但是，卫生部的通知没有说明“非典”的法定分类。从

卫生部的法定权限来看，“非典”应列入乙类或丙类传染病。

但是，卫生部上述《通知》第3条规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有较强的传染性，其控制措施可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第1款第1项

执行，即按甲类传染病或乙类中传染性较强的传染病采取

· 作者系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纠纷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委政法委防治非典法律咨询组成员。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3年第10卷(第2期)

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2003年5月8日《法制日报》以《为何将sars归入乙

类法定传染病— — 卫生部有关负责人细说因由》为题，报导

了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司长赵同刚对“非典”分类的解

释。赵同刚司长介绍，目前国际上对sars病原体的最后

确认还没有形成共识。虽然who宣布sars病原体为冠

状病毒的一个变种。但在不同国家的死亡病例中还发现了

不是冠状病毒的案例，病原体还有待于国际、国内专家的共

同确定。sars的流行特点和规律还不确切，传播途径和致

病机

第五篇：企业会计准则执行中有关问题解析

企业会计准则执行中有关问题解析

一、关于企业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拥有对子公司的股权的会计处理问题

二、关于企业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会计处理问题

三、关于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的会计处理问题

四、关于售后租回交易认定为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问题

五、关于企业授予客户的奖励积分的会计处理问题

六、关于投资企业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所取得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的会计处理问题

七、关于企业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权且对上市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会计处理问题

八、关于高危行业企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的会计处理问题

九、关于企业收到政府给予的搬迁补偿款的会计处理问题

十、关于利润表应当作哪些调整的问题

十一、关于企业应当如何改进报告分部信息的问题

十二、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股数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对此应如何考虑的问题

十三、关于上市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应如何在资产负债表日确认某一会计期间的期权费用问题

十四、关于上市公司就大股东将其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份按照合同约定价格（低于市价）转让给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会计处理问题

十五、关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上市公司的实质控制人对上市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捐赠、债务豁免等单方面的利益输送行为的会计处理问题

十六、关于上市公司收到的由其控股股东或其他原非流通股股东根据股改承诺为补足当期利润而支付的现金的会计处理问题

十七、关于上市公司何时确认因破产重整而进行的债务重组交易的债务重组收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