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论文 评价李鸿章

第一篇：近现代史论文 评价李鸿章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晚清风云人物李鸿章》

目录

摘要···················································3 关键字·················································3 正文···················································3

一、生平与仕途········································3

二、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4

三、历史评价··········································5 参考文献···············································6

【摘要】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每当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不面对李鸿章及其所代表的晚清政府。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国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和原则，来重新审视这一风云人物，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字】 李鸿章

清政府

洋务运动

【正文】

一、生平与仕途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

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肥东县东乡（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之职。

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2 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

李鸿章夫人，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二、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

李鸿章军功显赫，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三、历史评价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与洋务运动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决定了历史与后人对他的评价。但是，其中所掩埋的历史事实有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因而我们所给出的评论，都不能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甚至那些史学家们给出的评论，我觉得也是有待商榷的。在我看来，李鸿章不能算卖国贼，但的确是功过参半，从某个程度上看，可能过更大些。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还要关注他的内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此为李鸿章临死前所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首诗中，我们也能读出作为一个一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君子胸怀。古今的历史人物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曾有大功于国家之举的功臣，一位那个时代的先驱，一位不齿于人的罪人”。---未明 “水浅而舟大也”------

毛泽东

“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孙中山

我个人的感觉也是复杂多端。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尽力了，但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改变中国现状，没有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他的洋务、派留学生、组建北洋海军、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洋务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失败、作为北洋舰队的统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对自己的评鉴“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将”，说明晚年的李鸿章已经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而他没有也不敢去推掉那间‘破屋子’，再去建一座新的。说明他的软弱行和封建的本质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在不触动封建体系的一切运动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封建体制下的洋务、海军都只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终究是打不过狼的。作为北洋舰队统帅慈禧为其自己寿宴挪用巨额军费，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军费意味着什么，孰轻孰重难道他不知道吗？他没有劝谏、也没有阻止，这有说明什么，一个为军费而愁的北洋大臣死后而有巨额财产，这又说明了什么，难道这也是历史的错误吗？也是帝国主义的强逼吗？他的一切都是在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

没有带中国走向富强的李鸿章终究还是个失败者。

参考文献

1.赵焰《晚清有个李鸿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3.《李文忠公全集》 4.《近现代史资料》 5.《清史稿》

第二篇：近代史结课短论文：李鸿章评价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论文 水浅舟大，无力回天——谈李鸿章

摘要

李鸿章一生跌宕起伏，后世毁誉参半，身处清廷晚期时代的动荡之中，身不由己卷入了这个混乱的漩涡。这位晚清第一外交家，历史书上的“卖国贼”一生试图挽大厦之将倾，然而不过螳臂当车，徒劳无功。他绝不可耻，又并非圣人。本文试图从李鸿章的传记和外媒记载中分析李鸿章的功过，和他的无奈。

一、李鸿章其人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第一句话，就给李鸿章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解。在“财神”诞辰降临人世的李文安，与他“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疑有立，岂忧贫哉！”的堪称封建式贤妻良母的夫人李氏育有六个儿子，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其中排行第二的就是李鸿章。

鸿章在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

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以后，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本想设法接近皇帝，攀附权贵，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于末世这偏消”！从太平军起义，李鸿章前去平反开始，他的一生就注定跌宕起伏。

二、悲剧外交家

1870年，此时发生了一件决定曾李二人命运的大事，即天津教案。这是一场平民攻击法国教会的事件，清廷本认命曾国藩处理此事，曾国藩审时度势，认为应当按律处死相关责任人，然而清廷和民众均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行为，朝野上下甚至一度要求与法国一战。由于曾国藩和法国人的协议与朝廷和民众的期望差距太大，曾国藩甚至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朝廷随即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而当年的法国正忙于与普鲁士的普法战争，无暇顾及远东事物，因此李鸿章说啥法国人就当是啥了。此事对清朝的最大影响是，让朝廷和百姓都以为李鸿章有外交之才，可能李鸿章本人也信以为真了。至于为李鸿章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也是最多骂声的，就是他外交家的身份。

世人常常骂李鸿章卖国贼，然而在马关条约面前，李鸿章又能做什么呢？ “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侩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

李鸿章晚年可谓可怜可叹，他一次次被清廷用完就扔，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被万众唾骂，又一次次被清廷临时启用救场。李鸿章明知自己螳臂当车，却依然尽自己所能，用外交手段试图在虎视眈眈的帝国之间周旋，为自己的国家——腐朽、濒临灭亡的国家——呕心沥血争取哪怕一点点的喘息之机。他难道不知道清廷已然走向末路？

三、答美记者问

离开在欧洲考察访问的最后一站英国后，大清帝国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李鸿章在美国受到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接见，并和美国一些要员及群众见面，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美国记者对李鸿章提出了许多中国的问题，而李鸿章的回答显示出他对中国国情客观的认识，和隐隐的无奈。

节选其中三个问答：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得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在问答之中显示出了他对中国教育平等、男女平等、新闻自由、引用外资等问题的超前认识，这说明了什么？

四、评价

日本人评价李鸿章，“如同日本幕末维新的英杰人物，在近代国家变革的阵痛中，一身痛感苦恼之人。他波折万丈的人生，犹如近代中国的动荡起伏。李鸿章保持了 25 年最高实力的地位，是他支撑了大清帝国苟延残喘。诸外国对李鸿章的信赖远远超过紫禁城的皇帝，如果没有这样的有能之士，大清国早已被列强蚕食殆尽。”

不仅仅是李鸿章，晚清事实上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然而清朝依旧像腐朽的大楼，谁又能挽大厦之将倾？

这其中的无奈和辛酸，岂为外人道哉？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他在传记里批评李鸿章不识政治本原，不知国民大体，不懂得当时的世界大局。

可是李公一生为国为满皆尽心尽力，马关条约之时与伊藤博文角力讨价如百姓与小贩一般，直至遇刺面部中弹方得小利，不可谓不义。辛丑条约，已淡出满清政治中心的李鸿章以七十八高龄受命从广东赴京谈判不可谓不忠，唯有在平发之战中杀太平天国降军乃其一生污点。李鸿章最大的可悲恐怕就是生不逢时，并且站错了队伍。对于清廷而言，李鸿章再强大不过让它苟延残喘，尚且不如干脆毁灭重生。就这一点来看，李鸿章的坚持毫无意义，一生的挣扎不过是罐子里的蛐蛐在与罐子斗，又何尝斗得过呢？

我们看李鸿章，觉得他做了很多愚蠢的决定，然而任谁到他的境地里去，又能做出多好的抉择呢？“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他不是卖国贼，也不是圣人；他眼光有局限，能力有边缘，没能完全看透政治，也没完全看透时代；他是外国记者口中的“东方俾斯麦”，也是梁启超笔下的“不学无术”。

也只能用那一句话来概括他了。“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叹只叹，水浅舟大，无力回天。

第三篇：中国近现代史中李鸿章影响（xiexiebang推荐）

读李鸿章传有感

最近本人正在看一本书，是梁启超先生写的《李鸿章传》，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李鸿章的政敌。所以在没看他写的李鸿章传记前肯定认为他对李是大贬特贬的，然看了后才知道，他的评价还是挺合理的。我个人先是不怎么了解李的，对他印象不是很好，虽然搞了个洋务运动，但还是失败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对他不曾深入了解。由于学习之需要故大致看了他的传记，才有了一点了解，进而有了对他的评价。原引梁启超先生对他的一小段评价，“李鸿章其实不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不知道国家与政府是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权限，不知道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对西方富强的原因其实是不知道的，以为我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赶不上的不过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我们就学这些，洋务运动就完成了。这就是现在举国异口同声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他们三十年前的前辈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只不过让他们的丑陋更加暴露出来，终究不会成功是必然的。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

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梁启超先生对李的批判，但他的评价也有好的方面如“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舆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累辛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 “我办了生平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罢休办理，不外勉强涂饰，色厉内荏，不揭露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不定内里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体式格局，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我看来，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李鸿章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坚决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差使中国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积领土……集功过是非一身，对他做了一些了解后我想我对他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以前的厌恶感明显减少，多了一丝敬佩。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晚清重臣，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兴办洋务运动，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最后哀荣。从他步入仕途之始，“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毁之者认为，他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誉之者则认为，他有开放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不过是过世云烟罢了。

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虽然对他没有更深的去了解，但看了这么多的人对他的评价，脑海里也有些大致轮廓了。

壮年的李鸿章，胸怀大致，一心想考取功名，让一生无悔而终，不可否认他确实很有才华，也得到很多人的赏识。考取功名后正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正逢太平天国运动，不得不投笔从戎。后经人举荐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他曾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刚开始团练时，也是很无奈受尽太平军的打压，后来太平军出现内讧，实力大大下降，才出现转机。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又镇压了捻军。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被誉为“中兴名臣”。

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这不仅对李是不公平的,对太平天国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举”它了！事实上，太平天国自从定都南京之后，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农民阶级的农民军的实质，内讧四起,骄傲自满,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的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养尊处优生活奢靡.这就证明了太平天国在本质上与清庭没什么差别。再则，当时的李鸿章并非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角，作为才出道的书面小生，他仅仅是个配角罢了。由此观之，李鸿章之于太平天国运动，不过只是历史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观来讲，作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局限性的太平天国始终都会走向末路，而李鸿章便成为了恰好使其末路的人而已。除此，别无其他。

2、编练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深切体会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精选优秀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训练,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李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胜,不仅保住了上海,而且钳制住了太平军的许多精锐之师,对清庭最终战胜太平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国。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军事近代化从此开始了。

中年的李鸿章已成为封疆大吏，当时已是权倾三朝。彼时，俄国占据着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图上形如虚设，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已经消失。他却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并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尽管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终在一年后全境收复新疆，但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渲染的败笔，差使中国如丧失外蒙古一般丧失新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晚年的李鸿章着手开办洋务运动，李鸿章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内忧外患，在同外国的交往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师夷长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师夷长技”，以清醒的头脑和勇于探索、实践的精神，求取中国的“富”和“强”。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洋务运动后期，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人才。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他的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直至今天仍留烙印。这些都说明，李鸿章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然则李鸿章主张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始终没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对于上层建筑他有着深深的信仰，彻底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就算对于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鸿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却忘记了进一步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历史的影响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纵有对中国近代化诸多方面的推动，最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于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忠诚上，失败于他永不会触犯的封建制度上。

但在他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法》、《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晚年李鸿章，已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他认为，“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在与外国交涉中，他负责具体的谈判、具体的签字、具体办理了很多的条约。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为了争取和局，在交涉时他又失却了坚守，多有妥协。

李注定是只是历史的一颗棋子。纵横驰骋晚清政坛半个多世纪的他被梁启超评价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他在仕途几十年间涉及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促进近代化的事迹显示了他创新的血液，执意中国苟且于侵略者手中是他阶级本质的表现，而封疆时期反对收复新疆的过激则是他不可逃脱的罪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创新过，也妥协过，他是中国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的特征存在于中国历史过渡的特征。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也因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而使中国丧失主权和领土。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总体而言我还是很敬佩他的。

第四篇：评李鸿章——中国近现代史学习作业

评李鸿章

对于李鸿章，自古评价不一。毁之者认为，他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誉之者则认为，他有开放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对于李鸿章不能一骂了之。

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毁之者往往总是把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誉之者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那么，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认为，对于李鸿章既不能简单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一骂了事。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要弄清楚两点情况。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有志之士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可是，限于阶级局限性，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他成为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

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而对他的评价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值得探讨的是，在内战烽火中发迹起来的这部分地主阶级经世派官僚，在面对强敌环伺、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从军事近代化做起，开始了“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这是时代潮流的使然。二是如何看待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可是有研究说李鸿章在谈判中的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赔款割地，也是早经授予的，弱国无外交，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样也是需要肯定的。

第五篇：浅谈对李鸿章的评价（本站推荐）

浅谈对李鸿章的评价

字数：2831 来源：中国教育发展研究 2008年11期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当页正文

[摘要]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兴办洋务来实现国家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极力妥协，并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主要卖国贼之一。

[关键词]评价 历史人物 标准 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政坛上显赫一时的人物，1901年在屈辱中辞世，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褒贬不

一、毁誉参半。我想有一个焦点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那就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评价的主要标准，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他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

鉴于上述观点，我这样看李鸿章：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指挥失当、极力妥协，战后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的《马关条约》等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的主要卖国贼之一。

这样认识和评价李鸿章，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二是李鸿章一生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表层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利，所以洋务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其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人物。因此说，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的人生旅途，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根植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李鸿章一生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2.1 政治生涯，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又是忠君观念根深蒂固的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又在自己自立有余时还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谋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挽救清朝沉没的命运。

2.2 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客观上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但李鸿章毕竟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反对对内残酷剥削、对外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不可赦。

2.3 在经济上，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不仅在客观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且代表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因为它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躯体，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

2.4 在文化上，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有利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开阔了国人眼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2.5 在外交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李鸿章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蜜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至在当时外国人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鉴于封建的中国综合国力远逊于列强，李鸿章主张以“羁縻”之策推行“和戎”外交。这一外交政策从实际上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极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蜜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因此说他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在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当然李鸿章本人由于“好以利禄驱众”等独特的性格特征，决定他在建设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如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也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贪污腐化的一面，并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漩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总之，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人物不能求全责备和有严重的脸谱化倾向，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以偏概全，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他的所作所为，从阶级分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