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现代史论文
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研究
摘要：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80年前，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形成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今天，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对于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 根据地开辟 建设 井冈山精神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
1928年2月新城战斗胜利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毛泽东派何长工到湘南、粤北去寻找朱德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在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坚持斗争，听说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便派毛泽覃前去联系。几经周折，两支革命武装终于取得了联系。
1928年4月28日，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和接应下，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5月4日，根据湘南特委决定，将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成立，对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1
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井冈山精神的实质是敢闯新路。正是凭着这种“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首创精神，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井冈山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的时代背景不同，但两者的本质或者说共同点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两者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典范，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和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直接相关，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今天，我们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不懈奋斗。
理想信念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精神动力，是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柱。一个缺乏理想信念的民族，必然会迷失前进的方向，丧失前进的动力。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有力地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并最终带领人民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理想。这种为理想而奋斗奉献的精神，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支柱。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有着
2广泛的社会共识，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激励我们团结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今天，我们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就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参考文献： 《井冈山的红色传说2》 张泰城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0出版)
第二篇：近现代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中小论文
老师：范国权
专业：11级土木1班
自评：优 学号：1150571 姓名：宋堃
我说李鸿章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逐渐变得缓慢。清朝中后期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但无知的清政府却仍以地大物博，视自己为天朝大国，对西洋器物不屑一眼。殊不知，自己官员腐败，国力衰弱，民不聊生。于是，到了1840年，英帝国的第一声枪炮便轻而易举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拉开了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的序幕。帝国列强相继趁火打劫，为攫取利益，蛮横地入侵中国。为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尊严和独立，曾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国人士，如三元里抗英英雄以及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等。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诸如袁世凯之类的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而来巩固自己地位的买办势力的所谓卖国贼。而对于李鸿章，因为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向来是否定大于肯定，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袁世凯之流的卖国贼。那么，李鸿章是否真是卖国贼呢？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又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谥文忠。他是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
一、晚清重臣，曾经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引自百度)。既然清政府都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那么为何这一晚晴重臣还会晚节不保，招致“卖国贼”之骂名呢？
事件的起因在于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战败，李鸿章赴日本代表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引起。
1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3《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2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千万两白银；○
3中国开放府沙市、重庆、苏州、杭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4中国政府给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 州为商埠；○这一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不仅加剧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还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民愤深度积聚的时刻，他们极其需要一个“罪魁祸首”，来发泄他们心中对这一屈辱事件的愤恨和不满。不巧，在人们还未深入透彻的了解事件起因经过结果和背景的情况下，李鸿章顺理成章的成了这一冤大头，被冠以“卖国”之罪名，谁叫他是停战条约的签订代表呢。举国上下认定了，就是由于他的消极避战求和，这一软弱性，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上和认识上，他为什么“消极”避战求和；在条约的签订的过程中，在清政府全权委托他签订事宜的前提下，他又费了多少周章，吃了多少苦头，来争取一分一寸的领土主权、来减少一分一厘的赔款。
首先，在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上，他站在了一个更为理性的高度上。在甲午海战前，朝野皆谓日本国小不足畏，故全国主战，唯独李鸿章深知其强盛，而中国海军费用多半被慈禧太后挪用修颐和园，海军装备落后，设备多不完全。“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结果甲午一战，据称世界第六的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事实证明，李鸿章的避战主和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其次，李鸿章在马关签订条约的过程中，在日军的前线正在紧逼的情况下，他们给李鸿章的选择只有“允或不允”，催促李鸿章尽快签字。就在准备进行第三次的商议时，李鸿章被一名日本极左翼分子开枪击中，险些丧命。于是，李鸿章以此相威胁，而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和希望尽快了结此事、防止西方列强参与坐收渔翁之利，无奈答应削减白银一亿两左右，这相当于清朝一年多的财政收入！李鸿章更深刻地衡量过主战的利益轻重，所做的一切决定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更大的利益，难道仅因为避战和签订条约就要背负千世骂名？这是很冤屈的，就算他不去签，还是有人要去的，这是已经注定了的。应该的态度是，当国家危亡之际，李鸿章凭借独立于众人的见解和非凡的勇气，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利益，他是一个勇者。
李鸿章被认为是卖国贼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代表清国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致使俄国在中国东北修建了一条横贯的大铁路，便利了俄国日后侵入中国。李鸿章没能意识到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他以为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这也是大清国官员的主流认识。但李鸿章已经意识到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但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俄国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最终给俄国人提供了军事运输的便利。
要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联俄抗日，是为了守住中国的国土。在当时那样封闭自守的大清国里，不能去苛求他具有太超前的前瞻性。如果，俄国遵守条约，那么结果很容易想到。只能说是，这是一次好心办了坏事。而且,李鸿章具有很强的现代化意识。他清楚的认识到，西方列强在器物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李鸿章总结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于是，他积极倡导洋务运动，发展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为后来的中国军事重工业垫下了基础；创办了第一批近代学堂，培养了许多科学技术人才；兴建近代民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保护了中华民族资本的兴起和发展。
而我们对于“卖国贼”的定义是：为了一己之私或一党之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或做出出卖国家利益行为的没有民族观念的人。那么，李鸿章呢？他签订条约是为了一己或一党之私吗？他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吗?他没有民族观念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并且毫无对外邦有投诚之心，甚至是痛恨。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他又何可谓是“卖国”？
王树增先生曾说：“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我是很赞同王老的观点的，从他的种种事迹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实际上有着一颗无比热忱的爱国之心和济世胸怀。只可谓他是生不逢时，一次又一次地做了清廷的替罪羔羊，而不可谓其为“卖国贼”！我们对待这一老人的态度不应是鄙薄，而应该是敬仰！
第三篇：近现代史论文
回顾一九四二
还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一群陌生的亲戚，连大伯都不认识，当时我就愣住了，是不是他们走错门了，直到他们能准确的说出爷爷奶奶的名字的时候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自称是奶奶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姨奶的后人，然后大家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亲戚。然后我就去匆匆忙忙的找奶奶，因为当时奶奶去邻居家玩儿去了，当我告诉奶奶是她的妹妹的时候，她的眼眶突然就湿了，他当时哭着自言自语：“一直以为她们都没了呢！”当奶奶回到家的时候，奶奶也是一脸的茫然，因为来的都是一些晚辈，因为老年人坐不惯现代的交通工具，都出不了远门。于是大家就都坐在一起开始回顾当年的事。
原来爷爷奶奶都不是本地人，他们都是在1942年那年河南全省闹饥荒的时候逃荒出来的。那年，河南全省都发生了很严重的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而爷爷奶奶就是这流民中的一份子。
那个时候奶奶还有舅爷（奶奶的弟弟）随着太奶奶逃荒到这里，而大舅爷（奶奶的哥哥）则带着他的家人往另一个方向逃难去了。后来饥荒过去了，而奶奶在这里遇见了同样逃难而来的爷爷，于是他们就在这儿定居了，而对于大舅爷逃到了哪儿，是否还在人世，这些都无法知晓。奶奶说：“从41（1941）年开始，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当听到这些，我真的被深深地震撼了，简直不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奶奶就是从这段年月里走出来的。而爷爷也不例外，也是从外地逃荒来的，大爷爷就是在逃荒的途中饿死了。想到这些，我就突然想起了刚拍出来的一部电影《一九四二》，于是第二天我就在网上下了这部电影看了起来。看了电影之后，真的被吓到了，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现在站着的这片土地上吗？电影里的画面镜头是那么真切，旱灾蝗灾更可恨的是军阀国民党统治者，溃散的军队，腐败的政府，更是把灾民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事后我翻阅各种资料，对于当时的情况做了更详细的了解：1942年，就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刻，全国人民一致对外抗战，后方的支援尤为重要，但当时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死亡人数达300万之多！1942年，豫北、东、南30多个县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已被日军占领，剩余的豫中、豫西尚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1938年，黄河决堤泛滥，这让我们记住了洪水，记住了蒋介石，更记住了日本。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我们暂不考虑此次洪水对日军的影响，应该考虑的是89万河南百姓。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黄泛区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决口。大水之后，撂荒的土地又发生了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百姓有苦难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已经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
但是蒋介石对1942年的河南大灾却不管不问，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1942年8~9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1942年10月，这时冬季来了，天气变冷，灾民很多都逃亡了，百姓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实施救灾工作的最重要时刻，此时也可以阻止灾情的蔓延，但是事实却相反。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河南灾情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深了百姓的苦难。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出后，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刨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一些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翻阅完这些资料，我真的无法言喻自己内心的感觉，在现在的社会，一个传承了数千年文明的国度，居然发生了这样残忍的事情，不得不说统治者的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如果当时政府及时挽救，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资料显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统治者就是这样残害了数百万人民的生命。
那天奶奶整整哭了一天，我不知道是因为想到了她那几十年没见过面的妹妹还是想到了当初逃难时经历的种种心酸„
今天的我们是何等幸福，我们没有为战争而发愁，更没有为吃穿而苦恼，我们拥有着如此优越的条件却还在抱怨着生活的种种不公平，我们总是这样不满足，总是这样的身在福中不知福。突然间我就醒悟了：生在今天，我很幸福！我应该是努力的把握现在好好学习，回报父母，回报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让我能很自信地说出我无愧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愿那些逝者能够安息„
第四篇：近现代史论文(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是举世公认的伟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少有的杰出人物。他具有超凡的气度、才华和人格魅力，融集中华民族种种智慧美德与共产党人的气质品格于一身，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宏博精深，吞吐日月。他曾以超凡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他的去世使中华大地有了亿万人侍立寒风哭英灵的旷古悲恸。当时已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的一首五言诗《悼念周恩来总理》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许多人从心底发出以已之“灭”换周之“存”的愿望。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由此可见一斑。稍后，丙辰清明节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怕高压，不惧邪恶，甚至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用各种形式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哀悼之情，谱写出一幕幕悲壮的史诗剧。
无数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中，周恩来的人格无疑是最具魅力的。他在生前赢得人民广泛炽烈的爱戴，身后得到人民深切而持久的怀念。这不仅是因为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和渊博的学识，以及过人的智慧和杰出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品德高尚。他是我们党坚持党性的楷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典范，是党的优良作风的化身。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体现了我们的党魂、国魂、民族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这是对周恩来一生的公正评价。邓小平同志说：“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李先念同志说：“周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谷牧同志说：“回首往事，在人民共和国初建的那四分之一多世纪里，能有这样一位好总理，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幸事!是年轻共和国的幸事!是全国人民的幸事!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全党的尊重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作为一个不谋任何私利，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的好总理，他是垂名青史，彪炳千秋的!”屈武老先生说，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乃人生不朽之盛事，周恩来可以说是兼而有之。另一位党外知名人士说，长期以来，一提起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周恩来的形象；如果不是因为有周恩来，我们实在没法原谅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从周恩来逝世后世界的舆论反映来看，他的人格魅力影响所及是超越国界的。当年联合国决定为周恩来的去世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有成员国代表以“此事没有先例”为由表示反对。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位夫人?有哪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私人存款?”反对的人无言以对，决定得以顺利通过。秘书长先生没有列举周恩来总理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是讲了周恩来身上属于道德品格范畴的几点表现，正是这些看来不那么惊天动地的操行美德征服了“世界”，促使联合国作出了“没有先例”的决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恩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会见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锐敏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伊朗《德黑兰日报》发表文章说：“凡是同周(恩来)会晤过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无不为他的魅力、聪明、机智和精力所倾倒。”突尼斯一位朋友说：“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任何人唱反调，这是罕见的事。”德新社专稿说：“甚至周(恩来)的敌人也不得不尊重他。” 的错误。周恩来的高尚人格令“高山行止，景行行止”，人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周恩来平生所作的大量政论著述，是他整个革命实践活动和革命理论活动的组成部分，也 是他外交活动和国务活动的组成部分。
他的政论，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的胸怀，广阔的视野，科学的态度，战略的眼光和外交的艺术，是时代前进和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是党和人民战斗历程的投影。他的政论，旗帜鲜明，论证严谨，说理透彻，见解精辟，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激切而不失委婉，庄重而不失机智，情理并重、气豪辞雄，有振衰立懦之力，格调高逸、雍容平和，有泱泱大国之风，是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科学分析的典范，也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 性相结合的典范。他的政论，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文献，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科学特别是战略与策略的教科书，也是我们学习文章写作的好读本。
我敬仰周恩来伟大的人格，敬仰他的鞠躬尽瘁，陶醉于他迷人的外交风度，折服于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风范，也景仰他高超的政治艺术。他是一位真正的儒帅和艺术家。周恩来生前是人，死后却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神。真正的神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供万世顶礼膜拜的偶像，相反，真正的神是永远活在人民心间的。周恩来总理的一笑一颦仿佛都是东方永恒的魅力，凝结着东方人的完美。
周恩来,人民的好总理，中国的骄傲，世界的伟人！
第五篇：近现代史纲要论文（本站推荐）
近代革命与改良
摘要：短短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大陆上就发生了数次影响国民命运的历史事件，从1840年到1949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 一个值得注意和重视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革命和改良。
关键词：近代中国、革命、改良
有人认为，改良比革命好，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做抽象的价值评判。对于社会进步来说，革命和改良的手段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起过积极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冲突。但是在革命高潮到来时，革命派和改良派，或者说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是要发生冲突的。
事实上判断革命还是改良更有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就要看哪个社会变革运动有没有能实质上改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推动当时的社会向前发展。首先说一下和平改良，在清末，康有为的改良没有成功、梁启超的改良也没成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和了解到，当时的根本病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相适应。改良已经无法满足生产力的与生产关系的适应。他只能做到在一定范围内调解，但是当时社会，在调和的作用下也不可能改变现状的。
而革命则是彻底的打碎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和部分封建文化，但不是全部的，很多封建残留的腐朽文化至今还有。但是革命也是有弊的。就是在跟命中我国丧失了很多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净化文化，使之没有很好的传承。以至于中国像在国美的思想根基的混乱。以至受外来文化腐蚀的程度如此之大，都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关于近代历史，由于当时中国处于一个落后的阶级社会，即存在两大对立的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比如农民对于土地的需求，地主肯定不能给解决。而且后来外国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中国进行改良则必然影响到封建统治者和殖民主义列强的利益，殖民主义列强不可能希望中国变的强大，面对当时的外强内弱，所以在当时那个社会和平改良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真正要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是需要武装革命解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戊戌变法，就是典型例子。孙文上书当时的国务大臣李鸿章，要求进行变革改良，但最终被拒绝，都证明和平改良不行，无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受压迫的阶级。压迫和被压迫显然是不平等的，何来“和平”改良？你欲和平改良，他怎会听从一个受其压迫的建议，就算有所采纳，那也与当初的口号，纲领有很大退步。这就是妥协，软弱。一再妥协，一再软弱，最终就是失败。
因为中国人不善于民族整体的学习，被封建专制统治了两千多年，中国人的很多思想意识都已根深蒂固并且不善于开拓进取，包袱太沉重，很难自我调节成功．统治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既高超又狠毒，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心甘情愿交出自己的权力，所以仅靠一小部分人的力量而且又没有什么力量作为后盾的少数变革者迫使统治者改良变革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理应要靠另外的一种力量来打破现状。当阶级矛盾激发时，不可避免时，有出路的,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拯救当时的受苦大众,所以才有革命烈士的抛头颅撒热血，才有了辛亥革命，才有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毛主席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换来新中国的解放，这也证明了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更有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
因此，暴力革命比和平改良更有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改良应该是首选之法。因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逐步的、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一个国家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强国。改良可以使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脱节，也可以使变革更持久有效。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带来民众的苦难，还可能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革命后，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变革，但是变革的效果却往往因为传统的阻碍势力、因为革命的不彻底而变得微不足道。当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处，但从长期来看，改良是比较可取的。但是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近代中国的客观历史条件。电影《建国大业》中蒋介石有一句台词说得好：反腐，就是亡党，不反，是亡国。冯玉祥将军在电影中也有一句台词值得深思：真黑啊，不打灯笼我找不到道啊！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即使电影只是电影，而且《建国大业》还是以幻灯片一样的速度换明星的主旋律电影，但是这几句台词还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下。
这其中说明，近代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人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民众的思想，而且，我认为暴力革命对旧制度的打扫更为彻底。近代中国想要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尽可能的派出旧制度的影响，所以，暴力革命对于中国更有利。
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起作用的。渐进的改良在既定的体制内运行，对推进社会进步会起到积极作用，当这个体制不允许它进行改良的时候，改良就要让位于革命。如果改良不愿意让位于革命，还要保存旧的体制，还要继续在旧体制内活动，从而反对推翻旧体制的革命，那么，这时候的改良，就是反动的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一次大的革命基本完成，就应该通过调整、改良(调整也是改良)的形式巩固革命成果，用渐进的改良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革命的精神发展生产力，但不可以用革命手段，不可以无休无止地继续革命。大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革命，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误解。一般来说，当政者只欢迎改良，不欢迎革命。如果当政者自己发动革命，只会把自己的阵脚搞乱，把社会发展结构搞乱，达不到发动革命的初衷。可以说，这就是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点，伟人曾经说过：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尊重人民的选择和现状。近代中国是需要革命的，试想当年，饿殍千里，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中，和平改良已经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历史的实践也向我们指出，只有暴力革命的道路才会创建一个崭新的中国。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达到从实质上改变生产关系、推动当时的社会向前发展之一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改良也有它积极的意义。近代中国改良派的先驱们的很多新的思维渗透到当时的社会当中。为后期的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暴力革命无疑是更有利的。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