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2016年01月19日09:0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风建设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90余年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先后在全党开展12次大规模整风。从方式上看，改革开放之前是搞“运动”，此后改为“活动”（集中教育活动）。从周期上讲，每次短则半年（如1950年整风运动），长则三年多（如延安整风运动、20世纪80年代整党）。从频率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党史上整风频率最高的一个时期，迄今共开展6次集中教育活动，大致每6年一次。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份专门针对作风建设制定的指导性文件。

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对这一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深化认识，进一步搞好当下的作风建设，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本文着重就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谈点一得之见，以期抛砖引玉。视角与侧重点不同，所作归纳难免见仁见智，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一 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9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与重视作风建设密不可分。在长期作风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或完成重要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格外重视作风建设，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这一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越是紧要之时，越发重视抓作风建设

党史上历次整党整风的背景，均印证了这一点。譬如，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在延安养成一种新风气，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

义。” 他强调，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如，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加强作风建设作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现实针对性强 例如，为了妥善解决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影响，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等优良作风，延安整风运动以整顿“三风”为重点，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思想、作风、组织方面的“三个严重不纯”，针对干部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倒买倒卖紧缺物资等新的不正之风，中央着手全面整党，将整党任务确定为16字：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去年结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3、整党整风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多次整党整风中，这两者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和干扰了经济工作。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得到纠正，每次活动都强调处理好这两者关系：整党整风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一次大扫除，为推进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增加动力。1983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整党与生产、工作的关系，保证整党与经济等工作两不误，相互促进。

（二）抓作风建设，在方式方法上既有继承，又注重创新与完善

以前抓作风建设，主要采用搞“运动”方式，常有过火之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有失误，在审干反奸过程中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结果，延安地区在十多天里清查出1400多个“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再如，1951年整党与“三反”运动相伴随，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但运动开展得很迅猛，以致出现偏差：全国被打出的“老虎”最多时达29.2万多人，多半是把小贪污、公私不分、失职、浪费算成“老虎”，或因赃物折价过高定为“老虎”，有的甚至完全是错案；很多地方搞“逼供信”，致使有人因肉刑逼供而致残。1957年整风运动的节奏被反右派斗争打乱，导致大批党外人士挨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全面泛滥，党的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进入新时期后，整党整风摈弃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那套“左”的做法，从搞“运动”转为搞“活动”，方式方法大变：昔日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再延续，转为自上而下、分批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不搞“人人过关”。这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精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既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又避免了像过去政治运动那样留下许多后遗症、引起社会震荡。

“三讲”教育在新时期党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这次活动按照中央规定的四个步骤，在具体运作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学习文件，查摆问题，征求意见，民主评议，自我解剖，开民主生活会，深入整改，开展“回头看”。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由上级派巡视组督导。这套做法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基本为日后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所沿用。

（三）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作风建设内涵丰富，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共七大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其一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为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据报道，2012年间，西部某省一官员在与记者争执时质问说：你是记者，你是党的喉舌，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身为干部，居然将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一时引得舆论大哗。在新形势下，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历次集中教育活动均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旨；鉴于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四风”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整治“四风”为重点。每次具体开展活动时，均强调走群众路线，开门整改，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监督和评比；均重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强调，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防范、遏制脱离群众现象，这就把握住了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四）作风建设的重点是抓干部作风

每一名党员的言行都关乎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普通党员虽然不握有权力，谈不上犯做官当老爷等毛病，但也须防止沾染不正之风、影响党的形象，所以作风建设是面向全党的。另一方面，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的主体是干部，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文风也集中体现在干部身上。脱离群众主要指干部脱离群众，“四风”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因此，干部是作风建设的重点对象，改进作风主要指改进干部作风。干部作风好，上行下效，全党就风清气正；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

建党以来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干部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郑重指出，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几十万县委以上的干部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邓小平同志1979年11月在一次干部会上针砭了干部特殊化现象。他表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剖析了干部队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他告诫说，干部作风不实，不仅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也会给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带来严重损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每次整党整风，均以干部为重点。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是在高级干部中展开，以此带动全党整风。在新时期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中，“三讲”教育专门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进行；其余几次活动面向全党，但大多明确强调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

（五）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

搞好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尤其要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其根源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私心杂念膨胀。我们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建设来推进作风建设。延安整风运动便是一个典型，通过开展集中教育，使众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实现思想上入党。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拥有执政资源后，是否入党关系到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发展空间，于是抱着功利目的入党的人多起来了，基于理想信念入党的人少了。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后，各种诱惑急遽增多，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大了坚守理想信念的难度。鉴于这种情况，历次整党整风特别是新时期的集中教育活动，每次都组织理论学习，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甚至开出学习书目，包括作为立党、治党、管党总章程的党章，以及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著作。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科学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总书记一再强调要防止温水煮青蛙现象。他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党根据时势变化，一直积极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正风肃纪的党内法规，收到成效。不过，相关制度仍不够健全和完善。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然而，尊卑贵贱之分、人身依附关系仍有所体现和存在，上下级关系有时蜕变为猫鼠关系、主仆关系。前些年有些地方流行称一把手为“老板”，***怒扇已是副部级的王立军耳光，便是例证。万庆良担任广州市长时初学游泳就在横渡珠江中夺得第二名，次年又以市委书记身份稳稳夺冠，这种“励志”故事当时就遭人讥讽。对权力监督和约束不到位不得力，潜规则、关系网、利益链也就难以有效破除。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建章立制并取得重大进展。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切实改变“牛栏关猫”现象，堵塞制度漏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上五条经验，分别涉及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核心问题、重点人群，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时机选择、以及如何处理好作风建设与当前工作的关系，与党的其他建设的关系，等等，是我们党作风建设走向成熟的体现。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

第二篇：借鉴历史经验 加强作风建设

借鉴历史经验 加强作风建设

摘要：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并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回顾和总结党自成立以来在作风建设方面的经验，对于加强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历史经验;加强;作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1-0032-02

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90多年的历史证明，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党的形象、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始终把加强作风建设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今天认真总结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尤其是执政党的作风如何，更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的新时期，充分认识到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总是将作风建设看成事关党的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来对待。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党风”的概念，系统概括出了三大优良作风。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实际，指出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并认为党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和社会安定，关系到经济建设的大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1]（P.33-36）江泽民同志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强调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2]胡锦涛同志论证了作风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自上任起就狠抓作风建设，习近平强调，作风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就会像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群众隔开，党就会失去根基、血脉、力量。我们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表明，正是因为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

新的历史时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某些领导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绝不能轻视其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因此，我们必须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并把高度的思想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切实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二、作风建设的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为完成党的历史任务服务的。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共产党始终根据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方位的变化，坚持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突出解决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使作风建设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这个时期的作风建设，我们党主要就是围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来进行的。1942年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后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当时党所面临的任务。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经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胡锦涛要求广大领导干部重温“两个务必”，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习近平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 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三、作风建设的核心：密切党群关系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中起主要作用。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政党为了生存和发展，总是千方百计把处理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放在自己党风建设的首要位置。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自然就成为作风建设的核心。这既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所必须的。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之源、生存之本。脱离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3]（P.1161）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有心系人民，服务人民，才能被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信任。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党要经受住“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任何立场上都不能忘。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把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才能使党的执政基础和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四、作风建设的途径;教育和制度密切配合

党的作风是世界观和党的宗旨、性质在党员干部身上的外在体现，所以说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首先通过加强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和道德水平。但是，一旦形成某些不良作风，肯定会反过来影响党员的思想和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教育就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使二者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祛恶扬善、固本祛邪的目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把思想教育和党的作风建设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充分运用。思想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党优良党风的形成。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4]（P.333）因此，我们党进行了整风运动，通过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而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使我们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深刻明白教育是作风建设的基础。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我们也是通过多次的教育活动，使广大干部保持了良好的作风，从而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针对党员干部思想、组织、生活作风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我们党又开展了“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党的纯洁性教育，还有现在正在全党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践充分证明，作风建设的基础是教育，只有搞好教育才会有良好的作风。

实际上，教育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解决党内存在的所以问题。只有抓住制度这个根本，不断推进制度建设，才能真正解决党风不正问题。我们把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形成的好的习惯、好的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让大家在心中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做到心中有数。制度形成了，大家就要去遵守，就要去执行，任何人都不能有特权，这种压力敦促领导干部良好作风的形成。通过认可、表扬这些遵规守纪的党员领导干部，可以引导领导干部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行事，树立和弘扬好的作风。

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给我们创造了把思想教育同制度约束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二者相互结合、相辅相成，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和党内生活制度化、规范化。

五、作风建设的追求：持之以恒、长期坚持

优良作风和不正之风是一对矛盾，二者之间的斗争没有停止过，这就注定了作风建设必然存在于政党发展的全过程。好的作风得到弘扬，社会风气必然好转;不良风气蔓延，党的作风建设肯定会出问题。这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条规律。好的作风一旦被抛弃，想要重新恢复并不容易;不正之风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和隐蔽性，要想彻底根治，也不能一蹴而就。这都决定了党风建设不是速决战，而是持久战。我们党90多年作风建设的历史充分说明，什么时候我们党持之以恒地抓党风建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就会明显好转;反过来，如果忽视了党的作风建设，各个方面就会出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党90多年作风建设的经验，结合新时期社会发展新特点，持之以恒地抓好作风建设，只要我们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作风建设，且措施得力，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就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效。

六、作风建设的切入点：从领导干部抓起

作风建设要抓出成效必须从上往下抓，领导必须带头，从领导干部抓起，这是作风建设的一条规律。[5]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针对在部分领导干部中滋长的不良风气，明确指出：“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6]（P.373）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经指出：“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7]（P.219）习近平明确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实践证明，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成功。

俗话说“上行下效”，领导干部是一般干部的榜样，上级是下级的榜样。如果上级领导干部作风硬、带好头、领对路，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必然形成好的作风。否则，“己不正，焉能正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要从自身抓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以身作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人民群众做出榜样，从而促进整个社会风气得到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彦军.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和启示[J].中国检察，2010，（1）.[2]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N].人民日报，2001-09-25.[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戴焰军.专家称作风建设必须从上往下抓从领导干部抓起[DB/OL]中新网http：//，2013-07-01.[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邓小平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责任编辑：褚永慧]

第三篇：E5规划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重视（范文模版）

上海新城规划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重视

城镇化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乃至“十二五”期间上海发展的重要任务。上海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城市空间转型，核心是调整上海城乡布局的郊区新城规划和建设。上海的新城规划和建设成功与否，决定了新一轮上海城市空间转型成败的关键。

上海新城规划和建设的历史演绎，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上海“三五”计划时期，该时期基本奠定了最早新城规划的雏形，如最初设定的5个卫星城：闵行、吴泾、嘉定、安亭、松江和1972年、1978年又发展的金山卫石化和宝山钢铁两大卫星城。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中心城—卫星城—郊区小城镇和农村集镇4个层次构成的城镇体系，确定了上海城市发展的方向是：努力建设和改进中心城，完善和发展卫星城。因此，在该轮规划中，重点加强了上述7个卫星城的规划和建设。2001年，国务院批准的新一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多轴、多层、多核”的城市基本格局。“多核”就是指的中心城和11个新城。2005年，上海市提出城乡体系“1966”，将原来11个新城区减去了惠南新城和空港新城，形成了9个新城。

2001年以后，上海开展了“一城九镇”规划建设，重点对新城和试点城镇实施政策聚焦，推进了城镇化发展。纵观上海新 1

城规划和建设历史，可以总结以下几点经验和教训。

一是市场经济是新城规划和建设的重大动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上海新城建设的动力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郊区在“三五”计划以后，从最初拟定7个卫星城演绎到目前的9个新城，推动新城建设的基本动力大体上以央企和国企为主。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计划经济的力量削弱，如闵行的“四大金刚”（电机、锅炉、气轮机、重型机械等）企业的转型，新城建设受到了影响，于是，就产生了闵行重心迁移莘庄、金山卫人口回归朱泾镇等现象。这说明上海新城建设的市场经济主导力量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是新城面临着产业和功能的双重定位。从形成上海新城功能的历史上看，大多上海新城的功能是以央企和国企的产业结构为定位依据。由此，在上海新城功能的历次调整时，仅认为新城的产业定位就是新城的功能定位，形成了较狭窄的定位思路，导致上海若干新城在功能定位上只有产业不同，没有功能差别，形成千城一面的态势。北京市新城建设有些做法值得上海借鉴。比如，突出新城功能性建设，将推动后奥运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新城功能建设的目标，发挥区域优势，提出优先实施外部交通联络系统，优先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优先抓好公共服务配套，优先促进产业发展，优先开发近期功能区域等举措。

三是新城按计划经济的方式布局难于发挥区位和功能优势。上海的新城布局选点，基本上被定于本区县域的行政中心。上海的新城规划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几乎千片一律都是要将每一个新城都建设成为本区县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将新城规划和建设仅仅看成为是本区县域一般城镇规模放量的大城镇来规划和建设。由此导致新城规划和建设的资源配臵，只是从本区县域数百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来考虑，而没有从对长三角周边城市和跨行政区域城镇的功能、要素集聚和辐射的视角，来考虑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配臵。新城布局选点按计划经济“排排坐，吃果果”的分配模式，从全市一盘棋的角度看，人力和物力分散，政策在有些新城放空，使得一些新城不能充分发挥自然地理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经济功能，造成了新城不新，做不大，做不强。

四是要建立新城规划和建设的主导新模式。从上海新城建设的历史上看，可以分为二个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新城规划和建设基本上是全市统筹规划和建设。比如闵行、嘉定、安亭、金山等，主要是依托央企和国企的产业布局。全市统筹新城规划和建设，建设快，效果好。上世纪90年代，央企和国企的企业办社会功能减弱，上海市的二级政府二级管理体制框架和向区县放权，区县政府成为新城建设的主体。由于区县面临着全区域的城镇规划和建设任务，配臵新城资源十分有限，使得新城建设步履艰难。在“一城九镇”建设中，区县政府是新城和试点城镇的规划和建设主体，在建设中，区县政府向市有关部门诉求最多的，无非就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基础

设施投入资金和产业规划等，而较少考虑新城的区域性城市功能问题，新城与周边城市的融合发展问题，新城规划与长三角区域联动问题，行政区划的疆界束缚了上海新城的战略性思考。因此，建议改变原来的新城建设是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指导、区县政府为主导的规划建设模式，形成市区二级政府融为一体，以市政府为主导，区县政府为主体的新型建设模式。

五是新一轮新城规划的重点目标是长三角区域性中心城市。新城建设是一个长周期过程。过去上海的新城建设目标期一般都争取在5-10年内聚集人口80-100万人，导致急功近利的建设方案数不胜数。上海新城建设经过10年努力，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离开上海的发展目标仍有很大的距离。借鉴北京新城的目标经验，认为“五年打基础，十年形框架，十五年见水平”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为此，上海郊区应该构筑与国际大都市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相匹配的，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所组成的市域城市群体系。上海市域城市群的城市等级规模，应该是由市场来选择，而不是按行政区划来分配。新城建设就是一个城市的建设，为此，要考虑新城和新城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按城市功能和市场规律来实现。新城应该分为不同的规模等级，有些新城应该是长三角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有些新城就是上海中心城区的辅城或是长三角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卫星城。

根据上海“十二五”城镇发展态势和实现目标，建议上海城市空间布局可以规划形成“一核三带”。“一核”即中心城区规划

发展核。“三带”：（1）沿上海陆域市界城市群带，在上海与江苏、浙江行政疆界的金山、青浦、嘉定、松江等区，选择一至二个重要的新城发展成为长三角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如嘉定、松江等新城。（2）沿杭州湾北岸城市群带，在沿金山、奉贤、浦东等区域，选择一至二个重要的新城发展成为杭州湾、嘉兴、绍兴、宁波、舟山沿海城市群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如南桥、临港新城等。（3）沿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带，在沿浦东、宝山、崇明等区域，选择一至二个重要的新城发展成为沿江和东海及黄海（南通等）城市群带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新城规划建设的区域中心范围内，要大力发展一批中小城市（镇）为依托。忽视中小城市（镇）的聚集人气作用，也是上海郊区新城规划和建设值得汲取的教训之一。

（责任编辑：冯叔君）

第四篇：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历史经验

一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团结合作中，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携手并进，共同奋斗。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为此上下求索，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场。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发起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强烈召唤和迫切要求真正强有力的核心力量，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科学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领导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阶级基础的民主党派，有着反帝爱国、实现民主的政治要求，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由相互同情到相互支持，戮力同心、患难与共，为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大声疾呼、共同斗争，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促和平运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而不懈努力，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追求变为现实，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与国家建设和事务管理的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主党派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团结奋斗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在推进我国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国经济繁荣昌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康富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蓝图正一步步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也是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成立的初衷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有了这种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几十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彼此风雨共渡、团结合作的强大动力。有了这种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还是在曲折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甚至是在“文革”特殊的年代，从未动摇过彼此团结合作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把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激励着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美好幸福的新生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召唤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更加紧密地团结奋斗、共创伟业。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有着辉煌的前景。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光辉历程，秉持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激励广大成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凝心聚力。要大力弘扬民主党派老一代成员为实现政治抱负而不懈奋斗的高尚品质和光荣传统，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等重大问题，多建科学发展之言，多献共建和谐之策，多做富民惠民之事，为我国“十二五”规划实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再谱团结奋斗新篇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再创多党合作新辉煌。

二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建立了卓著功勋，赢得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与信任，确立起自己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目标中，团结联合民主党派共同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配合，抗击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抗战胜利后，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历史关头，民主党派在比较和鉴别，同时也必须做出选择：到底谁才是真正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代表中国光明前途。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内战、独裁政策，不仅武力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而且大肆镇压民主运动，残酷打击和迫害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先后策划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血案”等，诬蔑民盟、民建、民进等党派是“中共的新的**工具”，宣布“民盟”非法、强行解散。残酷的现实，一次次血的代价，民主党派清醒地认识到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本质，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民主党派最可信赖、值得依靠的强大力量，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只有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民主党派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历经风雨洗礼后，民主党派从同情、倾向共产党到转变为公开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民主党派积极响应，表示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克服重重困难北上，同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满怀信心地走向伟大复兴。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中不可替代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新局面的领导力量，是民主党派值得信赖、依靠和合作的领导者和亲密友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特质和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正如民盟领导人费孝通所说：“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爱国强国的抱负。”几十年来，不管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和挫折，民主党派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聪明才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民主党派自身发生深刻变化，多党合作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要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研讨会、专家辅导报告和座谈会等，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进一步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要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宝贵经验，学习多党合作历史和民主党派历史人物的典型事迹，传承民主党派老一代成员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光荣传统，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变成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行动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功立业。

三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历史经验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由该国的国家性质、基本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团结合作中共同选择的结果，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民不聊生。为了救国救民，先进的中国人把向西方学习、走西方的路作为追寻的目标，但总是一次次失败。路途漫漫，何处是正道？正当人们苦苦思索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武器，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这一政治纲领和主张，得到民主党派的认同。民盟领导人沈钧儒说：“中国要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决不再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积极探索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在探索这一道路过程中，民主党派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代表的是一条独裁、倒退之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一条民主、进步的光明道路，在国共两党之外走“第三条道路”根本行不通。面对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重大抉择，民主党派经过比较和思索，从同情、倾向共产党，最终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追寻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方针，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伟大进程中，民主党派作为参与者和亲历者，热烈响应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同中国共产党一道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回望过去，为找到一条引领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正确道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许多人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戮力同心、患难与共。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才能不断发展，才有光明的前景。今天，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征途上，还面临着许多风险挑战，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明确前进方向，切实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进程中所付出的巨大艰辛和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变为一种自觉行动。要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重温历史、同心同行”主题教育，引导广大成员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符合民主党派的根本利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要继续深入开展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通过典型宣传、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成员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信念，更加自觉地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五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团结合作历程中，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经济日渐衰微，社会灾难深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救国救民、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是一切进步力量和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它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工农业生产，使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促进社会繁荣发展。各民主党派坚持把发展作为团结奋斗的第一要务，充分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地区、中原经济区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三江源地区、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改革等问题以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等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推进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华民族历经沧桑，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摆脱百年屈辱、重获独立尊严，走出悲惨境遇、迈向繁荣富强，告别愚昧贫穷、进入文明小康。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全国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续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的结果。正是有了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历经沧桑保持先进性，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拥护和信任；民主党派才能够经受曲折而保持进步性，不断发展前进，彰显参政党的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要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始终秉持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引导广大成员紧紧围绕“十二五”规划实施积极建言献策、贡献聪明才智，在致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促进团结合作的内涵不断深化、领域逐步扩大、水平日益提高。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打造服务科学发展、促进民生改善的“同心”品牌，发挥多党合作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中的政治优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第五篇：总结中华文明两千年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总结中华文明两千年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首先我想说的是；此题是有问题的。中华文明怎么可能只有两千年，你拿我们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三皇五帝夏商周秦往哪放，难道我们比印度的阿三文明还矮一大截，所以这本身就是个错误的说法。

中华文明按具体时间内使用最先进的工具器物的属性来划分的话可分为石器文明时代，青铜器文明时代，铁器文明时代以及后来遇见就不敢再错过的机械文明时代，现在则是开始向信息文明时代迈进。前三个文明是东亚大陆多点起源文明独立地逐渐实现泛中华文明区形成的过程，机械文明时代主要是中华文明逐渐丧失其信心的过程也可以称作是中华文明的失落期，信息文明时代则是全球化背景下泛中华文明区重塑其文明信心与世界其他文明区逐渐磨合形成全球的普世价值文明的过程。

中华文明是融合改革发展继承的文明，他和他的最远古的起初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不像爱琴海，尼罗河，两河流域，玛雅等文明要嘛被后期的宗教文明所吞噬，要嘛突然中止。可要指出的是现代的印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也是一脉相传的，但与其相比中华文明更可能被消失。原因是中华文明中的信仰属性在消逝而印度则有被多次改进的从原始波罗门教中形成的印度教作为信仰支撑。而我们知道文明的根本就是信仰。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有两次大危机，一次是蒙古人统治时期差一点被伊斯兰化的危机，一次是建国后差一点被苏俄化的危机。而这两次危机都庆幸地被智慧的中华文明继承者化险为夷，不可不谓祖宗显灵祖宗保佑了。还有一点要补充佛教不是中华文明，马克思更不是中华文明。

翻开中华历史中华文明最兴盛的时候往往是当时最大生产力下人身关系最疏松时候。人身关系与生产力是成比的，不成正比意味着衰落意味着变革时代的到来。奴隶时代人身是隶属关系，封建时代是依附关系，资本主义时代是雇佣关系。从这个层面上讲人身关系反映着时代其变化趋势决定着未来。从宏观的讲生产力与人身关系的关系能解释通为什么中华文明由兴盛转向衰落。可从微观上讲说不通的。

我们知道文明的根本是信仰，可体现却是在发明创造上。中国不缺少发明创造缺少的是推广的平台，缺少的是广阔的心胸。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军事武器，越王勾践剑，为什么这种兵刃铸造技术没有广泛运用。古中国人太注重专利保护，不传外人，传男不传女，而导致的结果大多是人死技灭。所以中国总出现一种怪圈，一种创造摧毁重建的怪圈。当然政府在发明创造上的不作为也是技艺无法推广继承发展的重要原因。

河南科技大学

商英10级吴欢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