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王东维 路建华 [摘 要] 党的历史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革 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现阶段农村思想政治教 育要借鉴历史经验，结合农民特点，实现以下六个方面的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中心工 作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与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结合； 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教育对象 的层次性相结合；说理教育与形象教育相结合；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先进性与广泛 性相结合。[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 农民 ；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启示

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发挥思 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和优势，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做好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要求。增强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既是形势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困 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现实问题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总结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凝练其对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回顾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他坚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思想、方法，为解决农民问题作出了重要的理 论贡献。邓小平也曾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 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基于对农民重要地位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农民思 想政治教育问题，对农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1.革命战争年代，党通过实行民主选举、“耕者有其田 ”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 加革命的积极性，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对农民问题有所认识，早在二大时党就意识到中国三万万农民 乃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毛泽东、李 大钊、蔡和森、彭湃、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提出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 政策，动员和组织农民投入于大革命的洪流，给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政治宣传 的普及乡村，……使得农民如

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彭 湃在广东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运动以及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都是早期农民思想政治 教育的典范。北伐战争时期，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党通过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 展扫盲识字运动等，培训农民运动骨干，普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自身 素质；通过建立新型农民协会，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领导农民向封建势力展开政 治经济斗争。井冈山时期，党对积极分子开展普遍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边界群众宣传 红军的政策，对农民群众开展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武装和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会组织，“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 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 光荣的旗帜”。由此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艰辛探索、深入思考和长期实 践，在对广大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内容丰富多样、方法生动灵活、

1

极具特殊性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在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党通过创办学校、发挥报纸电台等媒体的宣传作用、召开 群众会议等形式，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开展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启发群众的民族 革命意识，推动抗日救国运动，通过实行“精兵简政”，推广大生产运动，开展劳模运动、“拥 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等，树立起了吴满有等农民典型，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极大 地缓解了军民关系，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教育服务于中心 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紧紧围绕反攻和进军生产的“支前”及“改造” 任务，发动农民开展土改运动，鼓励农民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在“参军保田”等口号的鼓动下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生动局面。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积极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激发了农民社会主义 建设的热情，但同时受到“左”的思想干扰，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在曲折中前进。在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对长期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的农民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任务非常艰巨。党结合土地改革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 和政策水平，确保了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的贯彻实施； 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开展增产 节约思想教育，为克服困难、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抗美援朝特殊时期，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思想教育，有力地调动了群众参战卫国的积极性；在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中，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开展了过渡时期总路 线的教育；通过集体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三级改造等，提高了社员 的社会主义觉悟，农民真正当家作主，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极大提高，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第一次高潮，为“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然而，“在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影响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左’ 的偏差”，由于错误地提出“兴无灭资”、“政治挂帅”等口号，片面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精神 作用，以致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权威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党及 时纠正了偏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农业方面制定了《农业六十条》，要求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把切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通过各种方式向广 大农民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 展生产力，通过开展“农业学大寨”等活动，树立起了陈永贵、史来贺等农民典型，激发了人 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对于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效果显著。1963 年到 1966 年，党又在农村开展了“四清”和“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效果基本还是应该肯定的，其中采用的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点面结合、与生产密切结 合等方法值得借鉴，广大农民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文化大革命 ”时期，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误导下，农村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在指导思想、领导体制、方针原则、内容方法上均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尤其是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遭到了严重扭曲，过分注重政 治动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畸形发展，造成了农民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3、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开拓创新，再次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加生产、勤劳致 富的热情，但也出现了一些重

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农民思想素质滑坡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农村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加强了对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力争用社会主 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

2

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尤其必要。1983 年 1 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的通知》 提出必须围绕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农村工作的中心思想，加强 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人人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党、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为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 作指明了方向。从此，党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围绕使农民富裕这一中心工作，根据改革开 放以来农村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改革和生产生活中，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了创建文明村镇等教育活动，既促进了农民思想政治觉 悟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也保证了农村改革和生产任务的完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强调“农 村的思想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落后的、错误的思想就必然去占领。这个问题务 必引起各级党组织的严重注意”。针对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还不适应新的 要求的状况，党集中开展了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使得“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初步得到了纠正”。江泽民同志 亲自为农业部编写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读本》撰写序言，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加强农民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之后，1995 年 10 月颁布了《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 在农村先后组织开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学习宣传活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更加关注“三农”问 题，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着力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在 2005 年开始的农村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胡锦涛同志指出： “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结合农村实际，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主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正面教育，解决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主要问题，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务求 取得实效”。党的十

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强调要居安思危、加倍努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一些 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滑坡现象，尤其是受全球 化、市场经济、信息技术发展等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农村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鱼龙混 杂，农民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的人生价值观有所抬头，给农民思想 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

二、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启示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我们可 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一些本质属性和共同规律，尤其是结合中 国农民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当代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思想政治教育与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结合，切实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和关心群众生活相结合是党的思想政治 教育的特色和优势。纵观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不难看出坚持物质利益原 则是一条坚定不移的基本准则： 什么时间这一准则贯彻得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显 著；什么时间贯彻得不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差。革命时期，在毛泽东“一切空 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思想的指导下，强调“对被领导者给以 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 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党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农民、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个中心将

3

奋斗目标与群众切身利益结合起来，通过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民 主选举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掀起了农村革命的高潮。进 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江泽民同志也非常清晰地认识到： “我们党正确处理同农民 的关系，保持同农民群众的坚强团结，靠的是什么？ 就是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靠不 断地给农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靠对农民的坚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和服务工作，还靠加强 对农民的教育。胡锦涛总书记 2005 年在山东省寿光市调研时也曾指出： ” “作为农业职能部 门，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把

着力点放在为农民服务、为农业服务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就是要体现在带领农民致富上。”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利益，更是成为新时期农村 思想政治工作最现实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好农民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决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灌输和空洞的说教层面，必须紧密结合农民生活和 生产实际，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关心的增产 增收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农民心坎上，才能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2.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怀着深厚的感情去做农民朋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对象思 想行为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确实解决群众的思想问 题和实际问题，激发人的自觉能动性，做到有的放矢，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中 国农民有其自身的特点，纯朴是其中很重要的优点，这决定了农民思想具有很大的可塑性。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说过： “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 们有利。”党创立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各级干部密 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军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纪律，拉近了和老百姓 的感情距离，广大农民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密切联系群众也因此 成为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多次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开展调 查研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拉家常、交朋友，替老百姓着想，确实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了农民的心坎上。邓小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实行改 革政策，想到了老百姓最想解决的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生产的积极性。胡锦涛总 书记 2008 年在陕西省安塞县调研时也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 把村庄规划好，另一条就是要尊重群众意愿”，他希望在信访部门工作的同志们通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信访工作能力，热情 帮助信访群众排忧解难，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贡献。”历史已经证明，对于纯朴的 中国农民，只有走群众路线，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怀着深厚的感情去做他们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尊重、关心农民，和农民群众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若干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若干历史经验

历史上，我们党曾经被共产国际看成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意思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正统”，然而，就是这“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这是什么道理?在当代，我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既没有发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阶级压迫和斗争，也没有出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剧烈的社会分化和动荡，这又是为何?可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因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科学态度，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实质都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执政党的政策是否答应、赞成和拥护。那么，我们党又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概括地说，就是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紧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肯定农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虽然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和后备军，但他们毕竟属于小私有者，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使得以小生产为生存基础的农民，“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这就是说，“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在一个小农占绝对优势的落后国家，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社会主义。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不能算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如果对此形而上学地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不顾国情制定出消极看待农民的“妥协”政策。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在许多时候并不是正面看待农民，而是过多地强调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消极面。或许对苏联而言，既然农民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是最终要被剥夺而走向灭亡的，那么，与其让资本主义剥夺就不如由社会主义剥夺，所以苏联采取剥夺农民促进工业化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农民往往占绝大多数，这种做法只会激化他们与执政党的矛盾，从而导致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不稳，最终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酿成垮台的结局。

与前苏联党不同的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众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内因可以归结于陈独秀的右倾教条主义解除工农武装，特别是抛弃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后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也是消极看待农民，看不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解放后，在人民公社初期许多地方吹过“共产风”，搞过“一平二调”，以共产主义名义剥夺农民，但实践还证明人民公社并不适合农村实际，导致粮食供应长期短缺。改革初期，我们党顺应农民意愿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使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农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进程，由此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城市改革进程。但在随后的一个时期，或许是由于农业的高土地产出率带来的粮食供应由短缺走向过剩，使我们在关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忽视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为联产承包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良药，农村问题可以由农民自己来解决。在广大农民被政策淡忘的背后，三农问题也逐渐显现和暴露出来，并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三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针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方针、新举措，将我们党的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由于农民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中国的事情如果不依靠他们的支持、援助和参与，就将一事无成。所以，虽然我们党也承认农民是小私有者，存在着守旧、自私等思想缺陷，但总起来说，总是正面看待他们，密切联系他们，通过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以及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教育他们，不仅把他们看作是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把他们当作是革命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与农民在根本上是血肉相连的，广大农民对党是支持和拥护的，这也是党的事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同时也表明：一个善于从失误、挫折甚至失败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的政党，必定会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而日益发展壮大。

二、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民采取不同的策略

应该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立体考察农民是从恩格斯开始的。他把农民分成小农、中农、大农三种类型，把对小农的态度看作是解决整个农民问题的立足点，强调必须把劳动农民和占有雇工剩余价值的农民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劳动农民，即农业工人、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农，是工业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特别是在革命时期，不是平面观察农民、用一个笼统的政策来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农民，而是立体考察农民，针对不同地区和农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及其变化加以分类和区别对待，使群众感到既合情又合理。比如在土改中，就是按解放先后将农村分为老区、半老区、新区三种，按土地占有多少和富裕程度把农村人口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四类，在不同地区针对农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把贫雇农作为依靠力量，并且注意不侵犯中农利益。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在领导苏皖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就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平”，“在土地改革中应保证被拿出土地来的人口不要超过全乡总人口的10％”。同时明确土改的中心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态度科学，且政策又细致、周到、彻底，符合实际、顺

应民心，因而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还是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考察农民则是不合适的，对此，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顺应农民意愿，在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而农村改革的中心，是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内对土地经营形式进行变革，这种变革又以“土地均分”为前提，客观上也使得阶级分析没有存在的基础。但是，立体考察农民是我们党的传统，是我们党的历史和理论执政资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不应该笼统地看待农民，用一个笼统的政策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农民，而应该立体考察、区别对待。笔者认为，在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渡时期，可以按发展程度将全国农村地区分为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种，按离农程度把农村居民分为非农人口、半非农人口、农业人口三类，取消农民工的称呼，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人口采取不同政策来加速农民的非农化进程。比如，对于发达地区农村的非农人口，应划归城市人口并给予市民待遇，使他们不再是农民；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半非农人口，应鼓励他们向“两极化”——离农和专农的方向发展；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的农业人口，则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鼓励农民兼业化，促进农民的非农分化趋势，第二步是鼓励他们向离农和专农的“两极化”方向发展，等等。总之，立体考察农民是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宝贵经验，应该在新形势下将其发扬光大。

三、统筹兼顾农民的利益

统筹兼顾的思想源自于革命时期我们党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采取的灵活、科学的政策，特别是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是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战线和团结一切抗日人士，我们党主动把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由于国内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而农民又迫切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总之，我们党在革命时期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解放后，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由此巩固政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举目向外，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围困封锁、虎视眈眈；苏联又在这个时候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怎么办?曾经浴血奋战而又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发出历史的强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这样，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资源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本就落后、萧条、贫困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身上，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成为贯穿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条主线。既要推进工业化、建设城市，又要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农村，当时确实很难兼顾，问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兼顾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为此，毛泽东同志以苏联为鉴，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等等。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必须兼顾农民利益，但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农村改革初期，联产承包的推行兼顾了农民的利益，农业实现了大发展，由此也推动了工业和城市的改革发展。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工农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差距不断扩大，如果没有政策的进一步统筹兼顾，农民是很难跟上现代化步伐的。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战略举措和战略决策。随着一系列得力政策和措施的陆续出台，三农问题迈入了新一轮历史机遇期。

可见，我们党的统筹兼顾思想被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锐利武器。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统筹兼顾是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我们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真正处理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全体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形成广泛共识、积聚强大力量。”

四、真诚帮助农民

我国能平稳渡过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并且在当前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迷人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关系历来

是好的，党和政府是真心为他们谋利的。这首先要归结于我们党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要归结于历史传承。由于我们党同农民共同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的洗礼，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认同，特别是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他们对党的号召是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响应的。当然，农民也是讲求实际的，他们不会轻易相信浅尝辄止的帮助，他们看重的就是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亨廷顿也认为：“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这可能是全世界农民的共有特征。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了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这是对农民心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时也是告诫全党，要真诚帮助农民，深刻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

近年来，党和政府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真诚帮助农民的政策和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事业、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统计表明，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为5955亿元，比上年增长37.9％，其中粮食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达1030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三次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提价幅度超过20％；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8.14亿，参合率为91.5％。农民种田不仅不用交税，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虽然基于国力和农

民基数庞大的限制，这些与欧美农民相比是杯水车薪，但朴实善良的中国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真诚关怀，我国三农发展的被动局面迅速得到扭转，面貌为之一新。

五、紧紧依靠农民

我们的革命是紧紧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对此，我们党与前苏联共产党有相似之处，他们也是因为有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不同的是，他们夺取政权主要是依靠城市工人阶级，而我们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有几百万农民报名参军，近千万民工支援前线。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满足了农民渴望拥有土地的迫切要求，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解放前，我国的土地占有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结构，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约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的农民却只占有20％一30％的土地。而且，许多地方的地租额达到了田地总收入的60％以上，所需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投入却由佃农负担，佃户辛劳耕作一年，好年成也只能得到总收入的10％－20％。残酷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直就是导致农民贫困和国家落后的总根源。到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改，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社会理想。为什么在一个几亿人口的落后的农业大国能够顺利实现如此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原因就是整个运动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在紧紧依靠和充分发动农民的基础上，由农民自己动手推翻地主阶级，自己分配土地，从而牢牢地巩固了土改成果。

我们的改革同样是紧紧依靠农民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1978年，我国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约85％为农民自己消费，国家按规定价格收购的占15％，按议价收购的占5％，两者加在一起也只占20％，其中还要向农村返销6％左右。而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82.1％。这种状况突出地说明：农村生产力发展极为迟缓，必须对农村生产关系作出重大调整。我们党尊重农民意愿，积极引导和紧紧依靠农民，破除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了农民“生产自主权”，一举实现了农业大发展，农民生活因此也有了很大改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先后跨上了7000亿斤、8000亿斤、9000亿斤、10000亿斤四个台阶，其他主要农产

品产量也大幅增长。同时，农民收入也持续较快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增长2999％，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634.4％。当然，我国农村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问题：一是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制度建设持续创新乏力，小农业与大市场的矛盾始终制约着农业的二次飞跃。二是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各种资源加速在城市聚集，农村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三农”问题由此凸显出来，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疑难问题。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到党的十七大作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再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一系列会议的主题和精神大都是围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而展开的，足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历史表明，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人数占优势的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改革，农民工作都非常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看中国的变化，首先要看农村的变化，看中国的稳定，首先要看农村的稳定，因为它毕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的问题。”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综观中国共产党80余年的历史，经党中央文件决定的在全党范围内进行 的整党整风前后共有七次。在这些整党整风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不少教训，认真 总结 其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党建设，永固执政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历史回顾

整党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党建学说的灵活运用与 发展，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新贡献。其目的是通过整党整风进一步提高并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新的动力。参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通常划分 方法，我们可将80余年里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28年的历史里，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整党整风，即：具有伟大建党意义的延安整风和1947至1948年进行的以“三查三整”为主要 内容 的土改整党。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主要特点是：

1.思想性：注意加强思想 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着重从思想上整党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党。两者均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整风，使广大党员的思想从主观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真正学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 解决中国革命实际 问题 的方法，从而在全党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也抓住提高思想这一中心环节，强调“思想打通”，思想教育从严，使整党取得显著的成功。这两次整党整风尤其是延安整风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开展整党整风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2.群众性：注意走群众路线，通过整顿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就向党外群众公开党的支部，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和干部。其中平山县的做法，曾被推广至全党。当然这两次整党整风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但由于当时党内路线和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均被及时纠正。

第二阶段，1950年至1956年国民 经济 恢复和 社会 主义改造时期。在夺取政权后这短短6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亦进行了二次全党范围内的整党整风，即：1950年进行的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骄傲自满和享乐主义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1951年至1954年进行的以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任务的整党。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主要特点是：

1.反腐性：注意加强党员、干部的防腐教育，针对腐败等现象，进行有力惩治。如1951年至1954年整党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进行，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全党共有65万多名党员因各种问题离开党组织，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署四级机关中的贪污和浪费问题。

2.建设性：注意教育广大党员如何在执政条件下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1950年整风注意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占当时党员总数差不多一半的新党员的思想教育，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致力于密切执政条件下的党群关系，培养发展了107万新党员。

总的来看，第二阶段的整党整风是紧紧围绕巩固新生政权、防止“新的贵族阶层”产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进行的，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开创性。这两次整党整风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采取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推进措施，为党在执政以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尤其是如何防腐拒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个阶段的整党整风也存在一些过“左”的做法，如1951年至1954年整党过程中就出现了把农忙雇短工、农闲搞副业等当作剥削行为，把党员买牛、买马、盖房子、想过好日子，当作富农思想来反对等错误做法。

第三阶段，1957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这21年期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二次全党范围内的整党整风，即1957年4月至1958年夏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但后来被反右扩大化打断的整风运动；1969年至1971年以“整党建党”、“吐故纳新”为基本任务的整党。

这一阶段整党整风的主要特点是，主流上以过“左”的思想为指导，抛弃前两个阶段整党整风的正确做法，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所谓“大民主”的方式开展，以致整党整风出现重大的偏差和失误。主要原因在于：对党的思想、组织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把党内大量存在的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作为阶级矛盾来对待和处理，致使每次整党整风均深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如1957年的整风出现反右扩大化，致使近55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后果特别严重的是发生在“文革”这一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整党建党”。这次整党以极“左”的错误理论和方针为指导，以“大 学习、大批判、大评论、大总结”等所谓的“开门整党”方式为手段，致使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混入党内，一大

批党的“精华”被剔除。但是，这两次整党整风，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也有一些积极作用：1957年至1958年整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歪风的漫延，而且在整风过程中，打退了极少数杀气腾腾的右派分子的进攻，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必要的；1969年至1971年整党，使文革初期被“踢开”或瘫痪的各级党组织得到重建或恢复，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社会状况，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第四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文革”后党内在思想、作风、组织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于1983年10月至1987年5月进行了建党和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党整风。这次整党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任务，以发动群众充分参与但又不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分期分批展开。经过三年半时间的整顿，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取得较大成效，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为党领导改革开放和 现代 化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但是这次整党也存在一些不足，如：防止右的方面不力，致使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整党后期泛滥；部分党组织甚至包括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基本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

二、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历史经验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既有成功也有失误，但成功远远多于失误，概括起来，其历史经验主要为：

（一）搞好整党整风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作保证。

整党整风作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矛盾、加强自身建设的有效形式，能否取得成功，首先取决于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这是因为，整党整风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它是直接根据政治路线提出的要求和当时党的状况决定的。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整党整风就能以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相反，如果在错误路线的指引下，就会以错误的东西代替正确的东西。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整党整风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整党整风收到良好的效果，尽管一度发生偏差，但能很快得到纠正，如延安整风；二种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但没有很好地坚持，甚至抛开正确的政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整党整风就会出现重大偏差或失误，如1957年至1958年夏进行的整风；三种是当时的政治路线错了，整党整风必然出现重大失误或偏差，如1969年至1971年进行的整党。可见，正确的政治路线对于保证整党整风取得成功十分重要。

（二）搞好整党整风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既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又要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整顿好各级党组织，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整党整风的出发点和归宿。发挥党组织在整党整风中的核心作用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要求。从历次整党整风来看，凡是注意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的，整党整风就能顺利开展，否则就会偏离预期目标，甚至走上邪路。如1983年至1987年整党，当时中央就明确要求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整党中的核心作用。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而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中出现的“另组贫雇农团取代党组织”的做法，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危害。而1969年至1971年整党，“踢开党委闹革命”，结果给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

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整顿好各级党组织是达到改善党的领导目的的重要途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整党整风必须针对各级党组织或独断专行或软弱涣散的现象，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整顿，使各级党组织的活动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这才有利于党更有效地发挥领导职能，表现出更大的战斗力、创造力、凝聚力。1951至1954年整党以此原则对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结果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密切了党群关系，扩大了党的社会 影响 力，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作了有力的组织准备。

（三）搞好整党整风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接受群众的批评与监督。

整党整风不能脱离群众，应时刻注意从人民群众中吸取力量。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请群众来提批评性意见和建设性建议，我们的整党整风才能找准 问题，对症下药；只有坚持群众路线，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整党整风才易收效”。（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610页。）力求“稳定”，担心出乱子，不相信群众，不敢发动群众，害怕群众批评，关起门来进行整党整风是肯定整不好的。延安整风，土改整党，1950年整风，1951年至1954年整党取得的成功都与认真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分不开。

整党整风要充分发动群众，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但并不是说就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整党整风；我们不能把坚持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等同起来，不能把坚持群众路线进行整党整风看成是在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创造的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特殊方式，曾在执政前和执政初期为党在非思想 教育 和制度建设领域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和平建设年代，它却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多的消极作用甚至灾难，如象“文革”那样人为地破坏安定团结、妨碍人民行使正常的民主权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 历史 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页。）

（四）搞好整党整风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认真开展好思想教育，把统一思想增进团结作为整党整风的主题。

延安整风毛泽东同志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即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 科学 的态度来 分析 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参加延安整风的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别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人为善，摆事实讲道理，满腔热情地给予帮助，注意分清原则性错误和非原则性错误，并注意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吸取教训，广泛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解决党内问题。这样，整风就既弄清了思想，团结了同志，又改进了作风，提高了觉悟，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历史证明这是一种极为正确有效的整党整风方式。

（五）搞好整党整风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既要搞好整党整风，又不能 影响 中心工作及其他业务工作，把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作为整党整风的基本原则。

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不同的历史任务又决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中心工作。整党整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因此，整党整风也必须围绕党的历史任务，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两不误，两相促进，这是整党整风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延安整风、土改整党、1950年整风、1951年至1954年整党、1983年至1987年整党大都基本上能紧紧围绕党的历史任务、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做到整党整风与开展当前中心工作两不误，两相促进。如1947年至1949年整党就是紧紧围绕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任务而进行，与土地改革有机结合，这样就保证了整党与土地改革相互促进，从而有力地巩固了后方，支援了前方；1951年至1954年整党与 经济 生产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进行，推动了生产任务的胜利完成。

三、中国 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当代启示

（一）党要永葆先进性就必须坚持 理论 创新，紧抓思想建设，重视思想建党。考察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整党整风首先是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为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奠定基础的。如果延安整风不加强全党思想教育，彻底清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促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使全党思想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不可能那么快地取得胜利；如果1983年至1987年整党不彻底清除“文革”思想遗毒，使全党思想得到新的解放，真正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思想上来，我国改革开放的 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就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因此，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 发展 马克思

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得到创新。也就是说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时俱进，用新世纪的伟大旗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二）党要永受人民拥护就必须发扬优良传统，紧抓作风建设，重视作风建党。历史昭示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把作风建设抓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什么时候我们轻视作风建设，党群关系就会出现裂痕。在执政条件下，我们能否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重要一点就在于我们能否自始至终地搞好党的作风建设。加入WTO以后，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国际化，我们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着比以前更多的新情况，如果这方面稍有松懈，就会留给敌对分子借以挑拨离间、兴风作浪的把柄。我们抓作风建设必须与时俱进，注意 内容 和形式的创新，但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做到始终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时时注意维护党群关系，修正一切不利于密切党群关系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在思想和行动上真正视党群关系为党的生命线。

（三）党要永处执政地位就必须推陈出新，紧抓组织建设，重视组织建党。首先，为了防止一些投机分子（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吸引力）混入党内，我们一定要贯彻列宁提出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党员质量原则，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加大考察和培养力度。其次，在党员发展的程序中，我们要坚持群众路线，不能搞事实上的秘密发展。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甚至可考虑实行党员发展的公示制、责任追究制。再次，我们要吸取东欧共产党因失去青年而失去政权的教训，注意加强党的助手共青团的培养，将共青团真正建设成为培养合格青年党员的熔炉。最后，为防止党员入党后蜕化变质，我们一定要健全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

（四）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永立不败之地就必须强化权力监督，紧抓党内民主建设，重视民主建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941年至1945年的整党整风之所以能极大地推进党的建设，促成党的团结统一，尤其是能密切党群关系，端正党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全党在较浓的党内民主气氛中坚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方法，人人平等地搞好思想教育。这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民主建党方法，是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个集中体现。新形势下，发扬党内民主的核心在于搞好权力监督。监督是民主的基本构成要件，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搞好权力监督对发展党内民主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加入WTO以后，发展党内民主，搞好权力监督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因此，一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将它作为发展人民民主的安全通衢。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全社会和人民的表率，只有党内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带动和促进整个国家的人民民主 政治 建设。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党的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关键，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二要努力探索民主的新途径，使党内权力的交接沿着一个固定的、有权威的轨道进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交换模式，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民主建设的一项极重要内容。这点国际共运史上的教训给我们敲了警钟，提供了反面的教材；同时，尽管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照套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当代西方国家在不断的自我调节中所形成的一整套权力交接制度和方法，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三要增强权利意识，狠抓党员民主权利的落实。无须讳言，执政以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党员权利的落实，而较多地强调党员义务的履行，实践证明这是造成党内民主不足、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调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达到平衡的状态，党内民主才不是畸形的。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条规定的党员八项基本权利为基础，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的要求，积极保障并拓宽党员的权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党员权利成为调动全体党员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制约权力、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五）党要永具强大战斗力就必须树立制度权威，紧抓制度建设，重视制度建党。整党整风的成功进行及其胜利成果的巩固需要党的制度来保证。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首先，必须牢牢树立制度权威，全体党员在制度面前平等，不允许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具有超越制度之外的特权。

其次，必须不断完善党的各项制度。现在党内制度订立了不少，但需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进行系统地“立、改、废”的工作还很多。我们要突出重点，进行制度创新，真正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和制度，使任何党内权力都有党内制度的制约。

第三，必须狠抓制度的贯彻执行。有制度不执行就是一纸空文。因此，必须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注意用制度落实制度，对违反制度的行为，必须追究责任。当务之急，就是要把“三个代表”的理念转变为一种体制、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提高综合党力尤其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的问题。

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中存在过或大或小、或这或那的失误或偏差，但这些失误或偏差决不是整党整风这一有效的党建模式的必然产物。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坚持群众路线，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免偏差和失误。1983年至1987年整党已过去15年，15年来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党的建设仍然还存在严峻的问题。“有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任意散布不信任情绪，或者被海外反动舆论牵着鼻子跑，传播政治谣言，当人家的传话筒；还有的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的重大决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有的党员和干部喜欢按照自己的好恶拉拢一些人、排挤另一些人，搞这样那样的危害党的团结和涣散党的组织的„摊摊‟„团团‟„伙伙‟”（注：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 文献 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339页。）；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家长制习气严重。这些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都迫切需要我们组织一次新的整党。而且，加入WTO后，西方的各种“文化鸦片”和“精神垃圾”势必更多地涌入中国，将大大增加反腐的难度。因此，邓小平同志曾高瞻远瞩地指示：“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

笔者认为，在2005年前进行一次新的整党不仅成为党的建设的必需，而且时机也已成熟，那就是1987年下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我党在全国县（处）以上干部中成功地开展了“三讲”教育，现在又在全国 农村 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三个代表”的学教活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已有了新世纪的思想旗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因此，在2005年以前精心组织一次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加强民主与监督为核心的整党，是我们在政治上成功应对WTO的头等大事，也是历史在2005年前给我们提供的宝贵机会。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及对现实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及对现实的启示

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到200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整整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从执政的角度说，这6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60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回顾了过去55年党执政的艰辛历程，从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高度，总结阐明了党长期执政所积累的六条主要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和运用好党的执政经验，发挥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历来是党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

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历来是党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后30多年党的基本经验；1992年，党的十四大总结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将近14年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1998年，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20年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2001年，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总结了党成立后80年的基本经验；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及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又重点总结和认识了改革开放30年“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每一次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经验总结，都使我们党在认识上产生飞跃，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思想上更加统一，在工作中不断开辟崭新局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深刻指出：“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①这一论断，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政党，特别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其是否成熟与成功，常常取决于它对自身的历史是否重视并科学地加以总结，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是一个薪火相传、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历史经验的启迪。总结和汲取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归根结底是为了在继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的六条执政经验，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拓展了空间。

二、科学理解并牢牢把握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及其指导作用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大主题，以我们党执政55年的实践为基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总结了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简单说，六条经验就是“六个坚持”，科学理解这“六个坚持”，就要正确理解并牢牢把握其中的精神实质。

1.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已被实践证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这条经验对我们党未来的执政历程，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在胡锦涛总书记总结的“十个坚持”中，“第一个坚持”强调的精神实质仍是这个意思。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党的执政经验对现实的深刻启示。只有正确处理继承、坚持和创新的关系，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才能大大推进全党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的提高，从而大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2.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一条经验也被实践所充分证明。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只有坚持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曾鲜明地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②，只能是死路一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0年的改革开放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充满了勃勃生机，其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要坚持又要完善。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这是党执政兴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

3.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政权稳定，决定着党合法执政的物质基础。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必须始终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正如党中央经常强调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当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交互作用的全面进步的过程，是物质、精神、政治、生态四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所以，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党的执政使命的完成，都要求我们党不仅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且必须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4.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本质要求，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靠什么立党，为谁执政，始终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③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员领导干部能否运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用来谋取一党、一己之私利，始终是党执政面临的重大考验，也是毛泽东建国前就特别关注、建国后又经常思考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垮掉了，丧失了政权，教训十分深刻。

古今中外的政党发展史表明，任何政党执政以后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不

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严重脱离群众，最终都会被人民抛弃。即使是长期执政的党，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党员、领导干部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也难逃失败的命运。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来说，这种考验更加严峻。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5.深刻把握和自觉运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政党执政的规律，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既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途径。这启示我们，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党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机制。其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的执政方式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要求，依法执政是基本目标，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基本框架。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职能作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完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决策水平。

6.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内在要求。这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团结和凝聚13多亿人民同心同德、集中力量搞建设，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要深化改革，成功地构建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党；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关键也在党。在未来执政的征程中，我们党肩负着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三大历史重任。当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改革事业的党，其自身当然也应该是充满改革精神的党。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就要积极探索党的建设的新措施、新办法。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党的建设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只有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勇于在党的建设领域进行大胆试验和探索，对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以及各方面的制度、办法等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创新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党的建设的各方面成效也才能最终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

六条执政经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主题之下，进一步回答了我们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从内容看，六条经验以阐述共产党执政规律为主线，贯穿和体现了一系列重大原则：第一条讲的是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第二条讲的是党执政的制度基础，第三条讲的是党执政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第四条讲的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第五条讲的是党执政的主要方式，第六条讲的是党执政的根本保证。从内在逻辑联系看，它是把党放在执政主体的位置，沿着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思路回答了我们党怎样才能做到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怎样才能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问题。六条经验，凝聚着广大共产党员的智慧和心血，蕴含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哲理，揭示了共产党治国安邦的真谛，是共产党执政实践的结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三、要重视对保证党如何长期执政其他经验的研究

在科学把握并运用六条主要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重视对保证党如何长期执政其他经验的研究。这里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执政党如何牢牢掌握国家机器，不断加强对国家强力部门的领导？古今中外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反复告诉我们，国家机器等上层建筑是政权的支柱，特别是军队、武警、公安更是国家政权的支柱。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最希望的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说像原苏东国家共产党那样放弃对国家强力部门的领导，实行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在这方面，我们绝不可书生气十足，而应该牢记毛泽东的话：“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④要思考并记住邓小平的政治疑问和嘱托：“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⑤

2.执政党如何牢牢掌握舆论工具，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有效领导？舆论工具对一个政权来说至关重要。高度重视枪杆子，同时也要十分重视笔杆子，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思想，也再次被当今世界历史经验教训所证明。从某种情况和某种时候讲，舆论工具的导向、舆论工具掌握在谁手里，具有决定性意义。当前，一些国家和势力一直在不惜成本地采用各种手段加强舆论宣传竞争，而且在我国周边加大宣传的力度。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舆论控制力。

3.执政党如何从长治久安着想，坚持把干部和青少年教育好，掌握未来执政的基本力量？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非常郑重地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⑥邓小平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说：“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⑦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他们的。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办好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普通大学，成功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人才的同时，就非常注意对青少年的培养。建国前后，国家又派很多青年学生到苏联等国家去留学、培训，培养了一批政治家、科学家及各方面的人才。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讲到中央委员会构成时，曾认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构成主要是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强调今后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⑧，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我们现在和今后强调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央委员会就应该特别注意选用法学家、社会学家及各人文学科方面的专家。对此，我们应该有战略思考。现在的大学生和未来的大学生，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孩子们，主张个性张扬，绝大部分又受到过初步的民主训练，人人上网，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情况。怎样教育、引导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问题。

注释：

①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②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380页。

④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2016年01月19日09:0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风建设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90余年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先后在全党开展12次大规模整风。从方式上看，改革开放之前是搞“运动”，此后改为“活动”（集中教育活动）。从周期上讲，每次短则半年（如1950年整风运动），长则三年多（如延安整风运动、20世纪80年代整党）。从频率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党史上整风频率最高的一个时期，迄今共开展6次集中教育活动，大致每6年一次。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份专门针对作风建设制定的指导性文件。

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对这一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深化认识，进一步搞好当下的作风建设，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本文着重就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谈点一得之见，以期抛砖引玉。视角与侧重点不同，所作归纳难免见仁见智，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一 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9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与重视作风建设密不可分。在长期作风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或完成重要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格外重视作风建设，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这一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越是紧要之时，越发重视抓作风建设

党史上历次整党整风的背景，均印证了这一点。譬如，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在延安养成一种新风气，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

义。” 他强调，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如，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加强作风建设作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现实针对性强 例如，为了妥善解决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影响，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等优良作风，延安整风运动以整顿“三风”为重点，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思想、作风、组织方面的“三个严重不纯”，针对干部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倒买倒卖紧缺物资等新的不正之风，中央着手全面整党，将整党任务确定为16字：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去年结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3、整党整风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多次整党整风中，这两者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和干扰了经济工作。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得到纠正，每次活动都强调处理好这两者关系：整党整风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一次大扫除，为推进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增加动力。1983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整党与生产、工作的关系，保证整党与经济等工作两不误，相互促进。

（二）抓作风建设，在方式方法上既有继承，又注重创新与完善

以前抓作风建设，主要采用搞“运动”方式，常有过火之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有失误，在审干反奸过程中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结果，延安地区在十多天里清查出1400多个“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再如，1951年整党与“三反”运动相伴随，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但运动开展得很迅猛，以致出现偏差：全国被打出的“老虎”最多时达29.2万多人，多半是把小贪污、公私不分、失职、浪费算成“老虎”，或因赃物折价过高定为“老虎”，有的甚至完全是错案；很多地方搞“逼供信”，致使有人因肉刑逼供而致残。1957年整风运动的节奏被反右派斗争打乱，导致大批党外人士挨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全面泛滥，党的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进入新时期后，整党整风摈弃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那套“左”的做法，从搞“运动”转为搞“活动”，方式方法大变：昔日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再延续，转为自上而下、分批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不搞“人人过关”。这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精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既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又避免了像过去政治运动那样留下许多后遗症、引起社会震荡。

“三讲”教育在新时期党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这次活动按照中央规定的四个步骤，在具体运作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学习文件，查摆问题，征求意见，民主评议，自我解剖，开民主生活会，深入整改，开展“回头看”。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由上级派巡视组督导。这套做法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基本为日后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所沿用。

（三）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作风建设内涵丰富，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共七大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其一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为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据报道，2012年间，西部某省一官员在与记者争执时质问说：你是记者，你是党的喉舌，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身为干部，居然将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一时引得舆论大哗。在新形势下，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历次集中教育活动均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旨；鉴于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四风”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整治“四风”为重点。每次具体开展活动时，均强调走群众路线，开门整改，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监督和评比；均重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强调，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防范、遏制脱离群众现象，这就把握住了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四）作风建设的重点是抓干部作风

每一名党员的言行都关乎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普通党员虽然不握有权力，谈不上犯做官当老爷等毛病，但也须防止沾染不正之风、影响党的形象，所以作风建设是面向全党的。另一方面，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的主体是干部，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文风也集中体现在干部身上。脱离群众主要指干部脱离群众，“四风”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因此，干部是作风建设的重点对象，改进作风主要指改进干部作风。干部作风好，上行下效，全党就风清气正；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

建党以来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干部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郑重指出，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几十万县委以上的干部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邓小平同志1979年11月在一次干部会上针砭了干部特殊化现象。他表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剖析了干部队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他告诫说，干部作风不实，不仅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也会给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带来严重损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每次整党整风，均以干部为重点。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是在高级干部中展开，以此带动全党整风。在新时期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中，“三讲”教育专门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进行；其余几次活动面向全党，但大多明确强调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

（五）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

搞好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尤其要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其根源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私心杂念膨胀。我们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建设来推进作风建设。延安整风运动便是一个典型，通过开展集中教育，使众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实现思想上入党。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拥有执政资源后，是否入党关系到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发展空间，于是抱着功利目的入党的人多起来了，基于理想信念入党的人少了。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后，各种诱惑急遽增多，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大了坚守理想信念的难度。鉴于这种情况，历次整党整风特别是新时期的集中教育活动，每次都组织理论学习，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甚至开出学习书目，包括作为立党、治党、管党总章程的党章，以及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著作。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科学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总书记一再强调要防止温水煮青蛙现象。他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党根据时势变化，一直积极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正风肃纪的党内法规，收到成效。不过，相关制度仍不够健全和完善。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然而，尊卑贵贱之分、人身依附关系仍有所体现和存在，上下级关系有时蜕变为猫鼠关系、主仆关系。前些年有些地方流行称一把手为“老板”，***怒扇已是副部级的王立军耳光，便是例证。万庆良担任广州市长时初学游泳就在横渡珠江中夺得第二名，次年又以市委书记身份稳稳夺冠，这种“励志”故事当时就遭人讥讽。对权力监督和约束不到位不得力，潜规则、关系网、利益链也就难以有效破除。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建章立制并取得重大进展。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切实改变“牛栏关猫”现象，堵塞制度漏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上五条经验，分别涉及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核心问题、重点人群，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时机选择、以及如何处理好作风建设与当前工作的关系，与党的其他建设的关系，等等，是我们党作风建设走向成熟的体现。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