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推荐阅读]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理 论 研 讨 会 征 文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赵建功单位：怀远县总工会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强化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建章立制，在制度上防腐治腐；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以法制腐；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机制上防腐杜腐；抓大案要案，从严从重打击各种权力犯罪；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这些历史经验，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关键；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反腐败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将会给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不仅一向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而且一贯把反腐败斗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经过长期的反腐败实践和探索，我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强化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他教育“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务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建国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要树立防腐反腐意识，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思想教育，而且一向倡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身体力行，严格要求，模范地执行党的制度和纪律。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身就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他们的崇高品格和风范，教育和影响了整整几代人，至今仍是反腐倡廉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要求也多次强调：“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干部党员的思想教育，江泽民指出，惩治腐败，最基本的要靠教育。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在全党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法制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等。通过教育，不断提高了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对防腐反腐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建章立制，在制度上防腐治腐。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民主革命时期，党中央和民主政府就较具体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反腐倡廉制度，如民主制度、财务制度、组织制度、生活制度、工作检查制度、监督制度等。建国后，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并完善了党政机关工作管理制度、民主制度、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工作、生活、学习制度及监察和检查制度等。在干部作风上提出了“七不准”的规定。总的来讲，这些制度在“文革”前的一个时期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和条件。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等等。同时，在10多年的廉政建设实践中，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总结和推广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党风党纪检查制度，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制度，各项经济管理与监督制度，专项治理等经验和措施，对于从制度上堵塞、杜绝腐败滋生的漏洞，对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以法治腐。在民主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还不是执政党，但已经进行廉政法制建设的探索。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廉政法制建设逐步摆在了党和国家议事日程。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这标志着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的正式确立，对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95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国

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条例》中的一些条款也对廉政建设作了具体规定。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建国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反腐败斗争更多是采取了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式，特别是在十年**期间，反腐败斗争脱离了法制的轨道，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破坏了社会稳定，教训是深刻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0多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惩治腐败和规范行政行为方面的法律、决议、规定达210多件，国务院也发布行政法规30多件。这些法律、法规和规定的出台，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和政策保证。

（四）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机制上防腐杜腐。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中还十分重视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监督。一是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通过的党纲和党章中就强调要加强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党的五大还成立了党内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得以加强和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党内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了许多党内监督的好形式和好方法，这些都对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二是群众监督。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依靠群众监督各级干部，防止权力变质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强调群众监督，强调群众监督的法制化、制度化。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受到法律、纪律的处分。”实践证明，群众监督是反腐败的一个有效途径。三是行政监督。在实际工作中，行政机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加以监督和约束，很容易产生消极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历来很注重发挥行政监督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监督愈益重要。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监督的重要作用，我国不仅紧紧围绕廉政建设，制定了不少行政监督制度和法规，大大加强了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还特别是注重发挥专门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除了上述监督外，党和国家还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法律监督、经济监督、舆论监督等，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这对杜腐防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抓大案要案，从严从重打击各种权力犯罪。大案要案对党的危害最大，给党造成的影响最坏，广大党员群众也最愤慨，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反腐败的重点放在大案要案上，建国初期，处决了腐化变质、贪污巨款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在党内外起到了巨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针对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刹这个风，一定要从严从重。”“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党中央的精心部署，重点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明显加大。仅1993年至1994年，全国监察机关就立案95220件，结案81808件，其中县（处）级干部2220人，厅局级以上干部178人。1996年1月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5万多件，涉及县（处）级上干部5643件；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县（处）级干部3695人，地厅级以上干部321人。重点查处大案要案，一是对搞腐败和正在搞腐败的人可以起到极大的打击、震慑和警诫作用；二是可以起到教育人民、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鼓舞群众的斗志和勇气的作用；三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量。

（六）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建国以前，战争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党领导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夺取民族民主战争的胜利而进行的。40年代末，革命战争胜利在即，党的中心工作开始由乡村向城市、由战争向发展经济转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告诫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撞，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建国之初，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是主要任务，所以在“三反”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引导运动服务和服从于这个大局。毛泽东特别要求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要求各地“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由于“三反”运动注意了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从而使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不冲击经济；既有效地遏制了腐败问题，又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迅速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在60年代开展的“四清”运动中，虽然也有一些失误，但并未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冲击，主流还是好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建设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其它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反腐败斗争也不例外。邓小平就多次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打击经济犯罪、反对腐败现象作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和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江泽民也多次强调这一问题。他在中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的三项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这就从路线上、指导思想上保证了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一致性。由于正

确地处理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仅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也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非常丰富，总结这些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常抓不懈，警钟长鸣。过去党之所以能够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与党高度重视反腐败是分不开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反腐败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充分认识反腐败的长期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下决心不断抓出新成效，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新胜利。

（二）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积累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产生腐败的原因很复杂，孤立地进行某一个方面的治理是不行的，必须从严治标，着力治本，综合治理。既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抓大案要案，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防腐御腐能力；更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因为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是约束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规范，又是实施监督的准绳和依据，法律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更为可靠的途径；还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制约滥用权力，减少以至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倡廉取得更大的成效。

（三）必须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关键。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是一致的，经济建设为反腐败提供物质基础，反腐败斗争保证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二者相互促进，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中。反腐败斗争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又不能孤立地抓经济建设，必须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一起部署，一起实施，一起落实。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反腐败斗争的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应牢记党在反腐败斗争中两手抓、两手硬的成功经验，也要记取“一手硬、一手软”带来的沉痛教训。

（四）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是党能够战胜腐败的内在依据。建党90年来，党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纠正错误、克服缺点，揭露、消除腐败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力量、有能力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并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第二篇：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

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

李 丽 赵安民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历史经验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生命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有: 牢固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深入把握“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继续完善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一、牢固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

“生命线”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准确定位和形象比喻。“生命线”论断的最早提 出是在 1932 年 7 月 21 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 “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 年 2 月，在全国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首次全面系统地谈到

“生命线”问题，并从理论高度指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论断。这一科学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化、正规化的开端，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思想政治工作，极大地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当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毛泽东于 1955 年 12 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指出: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新论断的提出对于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后，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他指出: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就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落实和推进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上来，并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进行了更为科学严格的界定。由以上事实可知，“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科学的理论依据。在新时期，为了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必须对此进行准确的理解和正确的把握。具体来讲，“„生命线‟是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广大群众的正确引导，对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保证、服务作用。其中引导、保证、服务三者是统一的。”只有正确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保证作用，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服务。同样，只有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服务，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保证作用。“生命线”是维持生命体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和条件，然而，“生命线”并不等于生命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不能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万能的，可以取代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建设作为物质基础的决定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上层建筑意识态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

二、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

人民群众是思想政治工作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在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人”作为生产力中的主导要素，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而深远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要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就必须抓住“人”这个关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

我们的传家宝。”江泽民同志则在“三个代表”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时期，为了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思想，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建立在“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的基础之上，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维护其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地位，进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深入把握“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就是做人的思想转化工作。人们重视实际、崇尚现实的思想特点和行为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取决于教育者本身的形象。“身教重于言教”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以身作则”，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感染受教育者，以促进其思想品德水平的提高”。“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因为广大领导干部遵照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坚持了“身教重

于言教”的基本原则，发扬了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才完成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对象的不断变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方法、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不能丢弃，必须予以坚持。为了提高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广大领导干部必须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发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优秀传统，从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力与凝聚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崭新的局面。

四、继续完善理想信念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题

理想信念教育既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质的集中体现。理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世界的追求。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就会失去生命力，失去斗志。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失去凝聚力。1921 年，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在 28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战胜千难万险，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理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 “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理想信念教育已经成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已经成为关系我们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种利益取向多元化并存。市场经济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一部分人尤其是少数党员干部的思想中蔓延滋生。这些腐朽思想不仅阻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而且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五、加强党的领导是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证

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1927 年 9 月 29 日，面对秋收起义受挫的严峻形势，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正确主张，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至此，军队的内部广泛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开创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一贯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的重要性。需要肯定的是，这些年来，全党在这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具体工作。例如: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高校、农村、企业，分别建立了校长负责制、村委会负责制、厂长负责制等新的领导体制，与此同时，加强了党对各行各业的领导，使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有了可靠保证。然而，也有一部分党员同志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优先原则的影响，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已经过时，或者仅仅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种口号，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追求一己之利，把获得利润和享乐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不可否认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保证其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抓好“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仍然是摆在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巨而伟大的战略任务。无数事实 表明，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思想政治工作既获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新时期客观环境的改变、形势任务的变化、工作对象的转变，为了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方式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新模式、新方法、新途径，进而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下勇往直前。

［参 考 文 献］

［1］张蔚平: 《新编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修订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 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68、106页。

［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 年版。

［4］陈万柏、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217 页。［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22 页。

第三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学习党的基本历史经验，创造幸福的生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1921-2011）

理论是一面旗帜。掌握了正确的理论，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成熟的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并在革命胜利后长期执政，关键就在于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

90年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做得好，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前进；什么时候脱离群众，办了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国家和民族赋予的伟大历史任务，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任，首先要把自身建设好，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称得上一个老党，但依然充满青春活力、朝气蓬勃，强有力地领导着一个13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满怀信心地阔步前进。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历史现象。

要深刻理解这一历史现象，最好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征程中，不知道遇到过多少艰难困苦和挑战考验，遭受过多少失败和挫折。但是，这一切都被一个一个地克服了、战胜了。历经磨难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从失败走向胜利、又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极为丰富，有非常珍贵的成功经验，又有十分惨痛的失败教训。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成绩，纠正错误，记取教训，并把它们提升到思想理论高度，教育全党，取得共识，形成合力，步调一致地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绝不因为犯过严重错误而全盘自我否定，也绝不因为取得伟大胜利而固步自封。

中国共产党90年间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一笔巨大财富，把它们总结起来会给党以巨大的推动力。对于党的丰富经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列出若干条，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有以下三条，其中每一条都关系党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

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

理论是一面旗帜。掌握了正确的理论，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成熟的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并在革命胜利后长期执政，关键就在于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不是什么别的理论、什么别的主义如民主社会主

义等，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这一思想原则并付诸实践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不断向前的思想力量。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成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其中不少至今还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主观条件来说，主要就是没有形成符合本国实际情况、有着明确奋斗目标、能够凝聚全党力量的正确理论指导。这是一个鲜明的历史对照。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走出来，“中国向何处去”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关节点。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经过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相继提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实现了令世人惊奇的大发展大繁荣，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背弃马克思主义，采取错误的理论为指导，结果纷纷失去执政地位，有的连国家都解体了。这又是一个鲜明的历史对照。

正确的理论来之不易。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集中全党的智慧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正确理论的形成来说，正面的经验是重要的，反面的经验同样是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毛泽东同志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邓小平同志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后也曾说过：“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甚至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这就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外国的实践经验，学习和吸收人类创造的、包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借鉴和学习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硬搬外国的东西，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有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吃过大亏，有过沉痛教训。

理论要发展，就一定要创新。所谓理论创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实践创新作出理论概括。这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不是只在词句上变花样，而是从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同时，理论正确与否，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被证明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正确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科学理论，虽然它的某些具体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过时，但它的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会过时的。在我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可以有多样性，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如果用其他的什么思想、学说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那就是历史的倒退。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只有几十个人的小政党发展成为拥有7700多万党员、领导着13多亿人民的执政大党？靠的是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能够凭着小米加步枪打败由美国武装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人民。曾经十分落后的古老中国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60多年时间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是人民。离开人民的支持，就一事无成。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民之中，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建立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我们决不应当忘记，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党的支持，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事业。90年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做得好，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前进；什么时候脱离群众，办了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60年访问中国后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同毛的会谈》中这样说：“毛泽东的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他说得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哲学。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集中体现在党的政策上。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党的政策好不好，对不对，要看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这就是说，党的政策必须符合群众的愿望、需求、意见和现实的情况。要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放下架子，同群众打成一片，做系统细致而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调查研究；把从

调查中得到的大量材料加以分析研究，集中起来，形成政策，再把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在实践中检验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群众的意愿。如此往复循环，政策便逐步完善起来。这就是我们党历来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现在大家不是在谈论民主吗？民主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最可靠、最实在、最能反映民意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落实到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中，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胡锦涛同志强调：“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又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领导者有一个教育群众的责任，即用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正确的舆论去引导、影响、启发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境界。这是关乎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大问题，具有长远的意义，切不可等闲视之。在我们的工作中，自以为是，对群众采取命令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必须反对；对群众采取尾巴主义的态度，甚至迎合群众中低俗的、愚昧落后的东西也是错误的，也必须反对。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忘了，脱离群众的现象增多了，甚至出现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生活腐化等腐败现象，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这虽是局部的现象，但决不能有丝毫忽视。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同志尖锐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正所谓人心向背决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再三提醒全党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并采取各种办法教育党员干部，用严格的纪律与制度规范和管理党员干部的行为，不断加强反腐倡廉的力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国家和民族赋予的伟大历史任务，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任，首先要把自身建设好，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党的建设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多个方面。这里着重就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谈一些看法。

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古田会议开了先河，延安整风是一次重大实践。通过延安整风，全党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这个基本方向，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革命胜利，从思想上奠定了基础。它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对党的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首先就是从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着，在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著作高潮，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党又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活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回顾从古田会议提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80多年间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一个非常突出、非常现实的问题。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不仅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多次提出做合格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到2001年，江泽民同志再次提出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这应当引起全党特别是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

党的正确思想总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同时也不放松对错误思想倾向的批评。这一点十分重要。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长期忽视党内的思想教育，听任各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搞乱了思想，涣散了组织，最终垮台，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党在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有组织上、制度上的保证，这个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庆祝建党7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曾这样说过：“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靠什么组织起来并具有强大力量呢？很重要的是靠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削弱和否定它，就会损害党的战斗力，以至瓦解党的组织。”

实行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民主和集中是统一的，就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独断专行；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行其是，就会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民主是基础、是前提，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是“集中制”而加以否定，显然是不对的。实行民主集中制也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证。

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有过教训的。哪个时期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就前进得比较顺利，遇到了困难也比较容易克服，党内生活就生动活泼；哪个时期违反甚至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就很不正常，不能形成真正的全党一致，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发生倒退。不

能因为党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犯过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过损失，就否定民主集中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恰恰证明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中又一个重要问题。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个制度就一直延续下来了。这是我们党所特有的一个组织优势。基层组织是党的基础，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关键环节，党的政策都要通过基层组织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一个基层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就是团结和凝聚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广大群众的核心力量。人们还记得，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镇顷刻间变为一片废墟。就在这片废墟上，映秀镇党委的牌子挂出来了，让受灾群众立刻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希望、有了信心。镇党委及其成员成了群众的主心骨、贴心人，他们带领群众坚持战斗在救灾的第一线。类似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说明了党的基层组织在群众心目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基层组织的状况，直接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牢靠不牢靠。当前正在进行的创先争优活动，就是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是满意的。但是，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凸显，而且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多变、并不太平的国际环境。客观形势向我们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就成为党的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

作为一名高校大学生，我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党的历史经验，不断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时俱进；在实践中追求真理，培养自己创新思维，为将来工作和幸福生活而奋斗。同时，我们要有危机意识感，明白时代的历史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紧紧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深入理解人民群众，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的历史经验

我党之所以能够具备将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强大凝聚力，九十年来仍然能够保持着旺盛的生机与蓬勃的朝气，这与我党善于总结、吸取经验的优良传统密不可分。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九十年光辉历程，可以得出的历史经验主要体现于“变”与“不变”的辨证统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

第一，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脉搏，在重大历史节点，始终能够以自身的调整与变革，积极应对国内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带来的挑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实践，得出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这也是我党永葆青春活力的一条重要原因。

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正确的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相结合，走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而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毛泽东多次谈到《共产党宣言》对于他的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树立阶级斗争的观点，强调要建立、发展和保卫人民的武装力量，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惊世壮举；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召开首届新政协会议。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求新求变的政治理念，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卓尔不群的政治智慧，体现于中国革命史上的每一个重大时期，在历史的星空中焕发璀璨光辉，时至今日仍然历久弥新，催人奋进。

二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思想运用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逐渐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20世纪30年代，在党内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独特国情，把俄国革命的道路和革命战争的规律生硬地搬到中国，结果导致苏区的丧失，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空前打击。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提出马克思主义要有中国特性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他又赋予了“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以新的含义，进而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表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大胆打破既有政治模式，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尝试、探索，在党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土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此，中国迎来了改革与发展的春天。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全党上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采用了一系列新办法，初步解决了一系列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突出矛盾与问题，为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扎实基础。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党探索、总结出一套顺应时代特征、适合中国国情的执政、发展经验，为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铺平了道路。

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够不断解答不同时代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是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条宝贵经验。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正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挫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伟大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建党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转变的是观念，转变的是策略，转变的是角色，而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优良作风、统一战线法宝、“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却始终如一。这就是我党“不变”的历史经验。

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从党的奋斗历程可以看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建立以来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的一贯思想和实践。

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9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为张思德召开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内容博大精深的命题，把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党性融为一体。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座右铭。雷锋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正是以这种革命的“螺丝钉”精神，成为一代青年的楷模。

党九十多年来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实践，都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实践。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今天，尤其需要广大党员和干部牢记党的宗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清政廉洁，真抓实干，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二是党的优良作风不变。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指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总结概括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的全党统一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三大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法宝。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在战争年代，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革命胜利，让自己的祖国不再积贫积弱，让中国人民不再受列强欺凌。正因为共产党人与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使我党获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使我党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设起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曾走过弯路，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这为后来的共产党人树起了一面镜子，编写了一本“反面教材”。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面镜子，没有这本“反面教材”，就不一定会有日后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

今天，全党同志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把宗旨教育、当好公仆、勤政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终生的修养课题，时刻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解人民群众之所忧，办人民群众之所盼，把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全心全意地、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做到为官一任，兴一方经济，建一方文明、富一方百姓，献一方热血。

三是统一战线法宝不变。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的法宝。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工人罢工血腥的斗争中汲取教训，提出了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主张，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党又适时地提出建立广泛的爱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主张，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历史一再证明，团结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四是“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不变。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要在党内出特权阶层。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坚持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面对改革开放不久党内腐败现象逐步增多的问题，邓小平告诫全党，“这股风来的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歪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重要思想，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方针，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新的提高。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努力倡导弘扬优良传统作风，带头树立为民、务实、清廉形象，严厉惩治腐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哪个地方、部门什么时候党内监督工作抓得比较紧，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比较好，个人专断、滥用职权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就比较少，消极腐败现象也会受到抑制。反之，监督工作薄弱，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事实再次告诉我们：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越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越要有严格的党内监督。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历史。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发奋图强，迎难而上，克服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与挑战，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从辉煌步入新的辉煌！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若干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若干历史经验

历史上，我们党曾经被共产国际看成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意思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正统”，然而，就是这“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这是什么道理?在当代，我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既没有发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阶级压迫和斗争，也没有出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剧烈的社会分化和动荡，这又是为何?可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因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科学态度，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实质都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执政党的政策是否答应、赞成和拥护。那么，我们党又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概括地说，就是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紧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肯定农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虽然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和后备军，但他们毕竟属于小私有者，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使得以小生产为生存基础的农民，“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这就是说，“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在一个小农占绝对优势的落后国家，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社会主义。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不能算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如果对此形而上学地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不顾国情制定出消极看待农民的“妥协”政策。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在许多时候并不是正面看待农民，而是过多地强调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消极面。或许对苏联而言，既然农民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是最终要被剥夺而走向灭亡的，那么，与其让资本主义剥夺就不如由社会主义剥夺，所以苏联采取剥夺农民促进工业化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农民往往占绝大多数，这种做法只会激化他们与执政党的矛盾，从而导致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不稳，最终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酿成垮台的结局。

与前苏联党不同的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众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内因可以归结于陈独秀的右倾教条主义解除工农武装，特别是抛弃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后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也是消极看待农民，看不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解放后，在人民公社初期许多地方吹过“共产风”，搞过“一平二调”，以共产主义名义剥夺农民，但实践还证明人民公社并不适合农村实际，导致粮食供应长期短缺。改革初期，我们党顺应农民意愿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使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农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进程，由此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城市改革进程。但在随后的一个时期，或许是由于农业的高土地产出率带来的粮食供应由短缺走向过剩，使我们在关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忽视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为联产承包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良药，农村问题可以由农民自己来解决。在广大农民被政策淡忘的背后，三农问题也逐渐显现和暴露出来，并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三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针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方针、新举措，将我们党的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由于农民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中国的事情如果不依靠他们的支持、援助和参与，就将一事无成。所以，虽然我们党也承认农民是小私有者，存在着守旧、自私等思想缺陷，但总起来说，总是正面看待他们，密切联系他们，通过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以及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教育他们，不仅把他们看作是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把他们当作是革命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与农民在根本上是血肉相连的，广大农民对党是支持和拥护的，这也是党的事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同时也表明：一个善于从失误、挫折甚至失败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的政党，必定会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而日益发展壮大。

二、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民采取不同的策略

应该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立体考察农民是从恩格斯开始的。他把农民分成小农、中农、大农三种类型，把对小农的态度看作是解决整个农民问题的立足点，强调必须把劳动农民和占有雇工剩余价值的农民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劳动农民，即农业工人、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农，是工业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特别是在革命时期，不是平面观察农民、用一个笼统的政策来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农民，而是立体考察农民，针对不同地区和农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及其变化加以分类和区别对待，使群众感到既合情又合理。比如在土改中，就是按解放先后将农村分为老区、半老区、新区三种，按土地占有多少和富裕程度把农村人口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四类，在不同地区针对农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把贫雇农作为依靠力量，并且注意不侵犯中农利益。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在领导苏皖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就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平”，“在土地改革中应保证被拿出土地来的人口不要超过全乡总人口的10％”。同时明确土改的中心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态度科学，且政策又细致、周到、彻底，符合实际、顺

应民心，因而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还是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考察农民则是不合适的，对此，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顺应农民意愿，在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而农村改革的中心，是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内对土地经营形式进行变革，这种变革又以“土地均分”为前提，客观上也使得阶级分析没有存在的基础。但是，立体考察农民是我们党的传统，是我们党的历史和理论执政资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不应该笼统地看待农民，用一个笼统的政策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农民，而应该立体考察、区别对待。笔者认为，在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渡时期，可以按发展程度将全国农村地区分为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种，按离农程度把农村居民分为非农人口、半非农人口、农业人口三类，取消农民工的称呼，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人口采取不同政策来加速农民的非农化进程。比如，对于发达地区农村的非农人口，应划归城市人口并给予市民待遇，使他们不再是农民；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半非农人口，应鼓励他们向“两极化”——离农和专农的方向发展；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的农业人口，则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鼓励农民兼业化，促进农民的非农分化趋势，第二步是鼓励他们向离农和专农的“两极化”方向发展，等等。总之，立体考察农民是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宝贵经验，应该在新形势下将其发扬光大。

三、统筹兼顾农民的利益

统筹兼顾的思想源自于革命时期我们党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采取的灵活、科学的政策，特别是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是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战线和团结一切抗日人士，我们党主动把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由于国内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而农民又迫切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总之，我们党在革命时期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解放后，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由此巩固政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举目向外，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围困封锁、虎视眈眈；苏联又在这个时候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怎么办?曾经浴血奋战而又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发出历史的强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这样，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资源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本就落后、萧条、贫困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身上，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成为贯穿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条主线。既要推进工业化、建设城市，又要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农村，当时确实很难兼顾，问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兼顾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为此，毛泽东同志以苏联为鉴，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等等。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必须兼顾农民利益，但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农村改革初期，联产承包的推行兼顾了农民的利益，农业实现了大发展，由此也推动了工业和城市的改革发展。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工农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差距不断扩大，如果没有政策的进一步统筹兼顾，农民是很难跟上现代化步伐的。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战略举措和战略决策。随着一系列得力政策和措施的陆续出台，三农问题迈入了新一轮历史机遇期。

可见，我们党的统筹兼顾思想被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锐利武器。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统筹兼顾是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我们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真正处理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全体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形成广泛共识、积聚强大力量。”

四、真诚帮助农民

我国能平稳渡过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并且在当前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迷人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关系历来

是好的，党和政府是真心为他们谋利的。这首先要归结于我们党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要归结于历史传承。由于我们党同农民共同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的洗礼，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认同，特别是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他们对党的号召是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响应的。当然，农民也是讲求实际的，他们不会轻易相信浅尝辄止的帮助，他们看重的就是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亨廷顿也认为：“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这可能是全世界农民的共有特征。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了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这是对农民心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时也是告诫全党，要真诚帮助农民，深刻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

近年来，党和政府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真诚帮助农民的政策和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事业、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统计表明，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为5955亿元，比上年增长37.9％，其中粮食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达1030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三次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提价幅度超过20％；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8.14亿，参合率为91.5％。农民种田不仅不用交税，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虽然基于国力和农

民基数庞大的限制，这些与欧美农民相比是杯水车薪，但朴实善良的中国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真诚关怀，我国三农发展的被动局面迅速得到扭转，面貌为之一新。

五、紧紧依靠农民

我们的革命是紧紧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对此，我们党与前苏联共产党有相似之处，他们也是因为有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不同的是，他们夺取政权主要是依靠城市工人阶级，而我们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有几百万农民报名参军，近千万民工支援前线。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满足了农民渴望拥有土地的迫切要求，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解放前，我国的土地占有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结构，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约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的农民却只占有20％一30％的土地。而且，许多地方的地租额达到了田地总收入的60％以上，所需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投入却由佃农负担，佃户辛劳耕作一年，好年成也只能得到总收入的10％－20％。残酷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直就是导致农民贫困和国家落后的总根源。到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改，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社会理想。为什么在一个几亿人口的落后的农业大国能够顺利实现如此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原因就是整个运动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在紧紧依靠和充分发动农民的基础上，由农民自己动手推翻地主阶级，自己分配土地，从而牢牢地巩固了土改成果。

我们的改革同样是紧紧依靠农民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1978年，我国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约85％为农民自己消费，国家按规定价格收购的占15％，按议价收购的占5％，两者加在一起也只占20％，其中还要向农村返销6％左右。而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82.1％。这种状况突出地说明：农村生产力发展极为迟缓，必须对农村生产关系作出重大调整。我们党尊重农民意愿，积极引导和紧紧依靠农民，破除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了农民“生产自主权”，一举实现了农业大发展，农民生活因此也有了很大改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先后跨上了7000亿斤、8000亿斤、9000亿斤、10000亿斤四个台阶，其他主要农产

品产量也大幅增长。同时，农民收入也持续较快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增长2999％，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634.4％。当然，我国农村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问题：一是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制度建设持续创新乏力，小农业与大市场的矛盾始终制约着农业的二次飞跃。二是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各种资源加速在城市聚集，农村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三农”问题由此凸显出来，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疑难问题。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到党的十七大作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再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一系列会议的主题和精神大都是围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而展开的，足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历史表明，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人数占优势的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改革，农民工作都非常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看中国的变化，首先要看农村的变化，看中国的稳定，首先要看农村的稳定，因为它毕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