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第一篇：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我军的发展史是一部事业的辉煌史，也是一部军事文化的创造和建设史。纵观我军80年的发展历程，我军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立足战争和建设的实际，创造出了灿烂的先进军事文化。我军正是在先进军事文化的哺育下，发展成为一支举世闻名的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和威武之师。当前，认真梳理和总结80年来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深刻认识军事文化的战略意义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在8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军历代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了军事文化的战略意义，始终将军事文化建设作为核心工程纳入到部队的全面建设中去，为军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根据各国军队现代化的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认为科学技术也是战斗力，而且是最重要的战斗力；加强国防科研和发展军事高科技是国防现代化的关键；必须走“科技强军”的道路，使中国国防建设尽快赶上时代的步伐。邓小平同志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军事科技文化的发展，把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引领到一个新的时代。江泽民在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新变化以及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指明了军事文化在2l世纪军事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军事领域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动力。我们要牢固树立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进我军的质量建设，全面提高我军的战斗力。”“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要素，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知识的较量。”

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军事文化在战斗力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军事文化已经成为战斗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和影响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创新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越是先进的军事文化，其文化含量就越多，所具有的以政治保证力、思想引导力、精神驱动力、智力支持力、科技创新力、部队凝聚力等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文化力越大，越能增强部队的先进战斗力。认知程度决定建设力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对军事文化的战略意义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军事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二、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作为文化的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文化的先进性根本在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最新成果牢固占领军事文化阵地，这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也是加

强军事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在政治课课程内容设置上，必须教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军事文化建设能不能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的成败和军事文化的走向。始终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我军不断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在战争岁月，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是当时军事文化建设的根本，是人民解放军提高干部、战士的理论水平和加强部队思想文化建设的根本性措施。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军又展开了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也要求“一切干部的理论学习，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部队和院校的军事、政治训练，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课程”。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江泽民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军深入学习并坚决执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军队建设的战略性转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调整了军内外关系，对人民解放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巩固和提高战斗力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反对和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有所抬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军事文化必须更加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切实使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成为引领部队建设的灵魂。当前，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继承前人、着眼中国新的实践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它既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三、始终坚持谋求打得赢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作为战争活动反映的军事文化必须满足“打得赢”战争的需要。在80年军事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军立足战争特点，着眼战斗力提升，大力加强战时文化、战地文化、教育训练文化建设，使得军事文化的战斗力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针对红军官兵军事技能不高的情况指出：“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这样就使我军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他要求部队，“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减轻与敌对峙时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单调、思想沉闷等问题影响战斗情绪，我军各部队大力加强战时军事文化建设，在战斗间隙，运用皮影、幻灯等形式作为战时的电视、电影进行文化宣传教育，有效地提高了官兵的战斗热情。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邓小平在提出“战争可能推迟”、“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的同时，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消除战争的根源，没有消除敌我对抗这个基本的军事矛盾，军队建设必须仍然以提高战斗力作为标准。邓小平指出：“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而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明确指出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建设；并强调“部队严格训练，严格

管理，加强教育，把质量建设的方针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信息化浪潮的奔涌，面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挑战，面对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重担，军事文化的建设更要紧紧地瞄准“如何全面提升战斗力”这个核心问题，将之作为自身建设与发展的终极目标，积极探索运用军事文化来提高战斗力的有效形式和途径，从而以不断适应军队战斗力发展的时代要求，使其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最大的效能。

四、切实重视军队思想道德建设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

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性质、宗旨和任务决定了必须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坚持用先进的思想文化、高尚的道德精神培养官兵。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高尚的军人道德情操是我军军事文化的特色和优势，也是我军与其他军队的本质区别，更是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大法宝。同时，思想道德本身就是文化，而且道德文化最能反映文化的精神实质。所以说，思想道德是军事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我军治军带兵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历来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军事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对部队进行建军宗旨的教育。他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由于废除了雇佣制、进行了思想教育，红军士兵提高了阶级觉悟，都知道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了自己、为人民打仗。进入抗日战争阶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成为激发官兵战斗热情的重要内容。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把德育放在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首位，“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把爱国奉献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看作是保持革命军队本色的重要内容，并将思想道德建设看作是提高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水平的重要举措。江泽民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在他的亲自倡导下，《军人道德规范》在全军颁布实行，《军人道德组歌》在全军唱响。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建设大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军建设面临新机遇新挑战、我军承担的新使命新任务对军队质量建设提出新要求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军事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抓住军队思想道德建设这个中心环节，科学筹划、精心实施“精神支柱工程”，为我军履行打得赢、不变质历史使命、实现军队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第二篇：八十年来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八十年来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摘要]我军的发展史是一部事业的辉煌史，也是一部军事文化的创造和建设史。我军在加强80年军事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认真梳理和总结80年来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八十年；军事文化；历史经验；启示

我军的发展史是一部事业的辉煌史，也是一部军事文化的创造和建设史。纵观我军80年的发展历程，我军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立足战争和建设的实际，创造出了灿烂的先进军事文化。我军正是在先进军事文化的哺育下，发展成为一支举世闻名的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和威武之师。当前，认真梳理和总结80年来我军军事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深刻认识军事文化的战略意义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在8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军历代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了军事文化的战略意义，始终将军事文化建设作为核心工程纳入到部队的全面建设中去，为军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根据各国军队现代化的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认为科学技术也是战斗力，而且是最重要的战斗力；加强国防科研和发展军事高科技是国防现代化的关键；必须走“科技强军”的道路，使中国国防建设尽快赶上时代的步伐。邓小平同志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军事科技文化的发展，把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引领到一个新的时代。江泽民在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新变化以及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指明了军事文化在2l世纪军事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军事领域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动力。我们要牢固树立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进我军的质量建设，全面提高我军的战斗力。”“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要素，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知识的较量。”

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军事文化在战斗力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军事文化已经成为战斗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和影响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创新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越是先进的军事文化，其文化含量就越多，所具有的以政治保证力、思想引导力、精神驱动力、智力支持力、科技创新力、部队凝聚力等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文化力越大，越能增强部队的先进战斗力。认知程度决定建设力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对军事文化的战略意义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军事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二、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

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作为文化的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文化的先进性根本在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最新成果牢固占领军事文化阵地，这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也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在政治课课程内容设置上，必须教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军事文化建设能不能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的成败和军事文化的走向。始终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我军不断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在战争岁月，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是当时军事文

化建设的根本，是人民解放军提高干部、战士的理论水平和加强部队思想文化建设的根本性措施。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军又展开了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也要求“一切干部的理论学习，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部队和院校的军事、政治训练，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课程”。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江泽民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军深入学习并坚决执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军队建设的战略性转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调整了军内外关系，对人民解放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巩固和提高战斗力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反对和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有所抬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军事文化必须更加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切实使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成为引领部队建设的灵魂。当前，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继承前人、着眼中国新的实践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它既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三、始终坚持谋求打得赢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作为战争活动反映的军事文化必须满足“打得赢”战争的需要。在80年军事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军立足战争特点，着眼战斗力提升，大力加强战时文化、战地文化、教育训练文化建设，使得军事文化的战斗力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针对红军官兵军事技能不高的情况指出：“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这样就使我军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他要求部队，“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减轻与敌对峙时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单调、思想沉闷等问题影响战斗情绪，我军各部队大力加强战时军事文化建设，在战斗间隙，运用皮影、幻灯等形式作为战时的电视、电影进行文化宣传教育，有效地提高了官兵的战斗热情。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邓小平在提出“战争可能推迟”、“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的同时，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消除战争的根源，没有消除敌我对抗这个基本的军事矛盾，军队建设必须仍然以提高战斗力作为标准。邓小平指出：“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而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明确指出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建设；并强调“部队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加强教育，把质量建设的方针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信息化浪潮的奔涌，面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挑战，面对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重担，军事文化的建设更要紧紧地瞄准“如何全面提升战斗力”这个核心问题，将之作为自身建设与发展的终极目标，积极探索运用军事文化来提高战斗力的有效形式和途径，从而以不断适应军队战斗力发展的时代要求，使其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最大的效能。

四、切实处理好“软”“硬”文化的关系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文化是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在内的有机系统。物质文化是军事文化中的“硬文化”；精神文化是军事文化中的“软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原因之一就是我军非常重视“软文化”建设，且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军事“软文化”的效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注重军事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强调要把先进思想和革命精神贯注于部队之中，对官兵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坚持不懈地强化革命军人的精神支柱，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军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努力走在全社会的前列。当然，我军在强调军事“软文化”的同时，并没有

忽视军事“硬文化”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兵要精，武器要好”。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相继研制试制成功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武器和一大批陆、海、空军现代化武器装备。随着军事斗争手段的日益现代化，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强调必须把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军队装备，按照“有所赶、有所不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总体思路，依据未来战争的需要，本着“少而精”的原则，不断地推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装备。

当代世界军事斗争实践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经验一再表明：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既取决于军队“硬战斗力”的大小，也取决于军队“软战斗力”的高低。我们在加强新时期军事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在武器装备上要有自己的“杀手锏”；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要充分发挥军事文化的功能，推动文化力向战斗力的转换。

五、切实重视军队思想道德建设是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

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性质、宗旨和任务决定了必须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坚持用先进的思想文化、高尚的道德精神培养官兵。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高尚的军人道德情操是我军军事文化的特色和优势，也是我军与其他军队的本质区别，更是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大法宝。同时，思想道德本身就是文化，而且道德文化最能反映文化的精神实质。所以说，思想道德是军事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我军治军带兵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历来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军事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对部队进行建军宗旨的教育。他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由于废除了雇佣制、进行了思想教育，红军士兵提高了阶级觉悟，都知道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了自己、为人民打仗。进入抗日战争阶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成为激发官兵战斗热情的重要内容。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把德育放在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首位，“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把爱国奉献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看作是保持革命军队本色的重要内容，并将思想道德建设看作是提高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水平的重要举措。江泽民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在他的亲自倡导下，《军人道德规范》在全军颁布实行，《军人道德组歌》在全军唱响。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建设大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军建设面临新机遇新挑战、我军承担的新使命新任务对军队质量建设提出新要求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军事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抓住军队思想道德建设这个中心环节，科学筹划、精心实施“精神支柱工程”，为我军履行打得赢、不变质历史使命、实现军队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第三篇：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思想宣传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思想宣传范文】一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围绕改革开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认真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重要论述，对于确保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把新时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早在2012年12月31日，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并提出5点意见：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到海南等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时，总书记总结了“五个充分证明”，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是改革的主体等。2018年10月，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并强调，总结好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不仅是对40年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庆祝，而且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动力。这些重要经验总结，主要围绕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改革开放方法论、党的领导、人民首创精神等展开，构成了指导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严密逻辑体系。

坚持正确方向和道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在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代中国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改革开放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推进的，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在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关键时候、重要场合要敢于亮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仅是过去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基本遵循。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和力量源泉。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我们应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断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智慧力量。

坚持科学有效的方法

科学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

总书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的论述，不仅涉及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而且涉及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不仅注重改革实践中的大胆试验、大胆突破，而且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仅坚持以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开放，而且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开放;不仅包括创办经济特区，而且包括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强调处理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关系，而且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此外，诸如“打铁还需自身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功成不必在我”“钉钉子的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等一系列既形象生动又铿锵有力的措辞，也构成了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论述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他一贯强调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证明了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改革开放方方面面。为此，要着力提高党把方向的能力和定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自觉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着力提高谋大局的能力和定力，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提高定政策的能力和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思想宣传范文】二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立足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开辟多学科交融的广阔空间，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塑造社会价值体系、凝聚社会共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新发展中国政治哲学必须牢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合理借鉴西方政治哲学有益研究成果。

政治哲学主要关注政治价值和政治的本质，是关于一般政治问题的理论，也是其他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对我国政治理论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扎根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更多哲学智慧。

立足中国社会生活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立足中国社会生活变迁，不断提出和阐释政治学与哲学交叉性问题，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哲学的繁荣，而且推动了一般政治理论的发展。

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在哲学和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学术研究领域。从学术路径上看，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哲学的影响。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政治哲学曾长期是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但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政治学研究中的行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哲学研究则日渐式微。直到70年代后，政治哲学才开始复兴，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对外学术交流蓬勃发展的时期。我国政治哲学工作者围绕政治与哲学、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政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论辩，均或多或少受到国际政治哲学的影响。

从根本上讲，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源于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巨大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伴随，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深刻改变。这既增强了政治哲学工作者的问题意识，也改变了他们考察政治问题的思维路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形式，其发展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和新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难以用原有的政治哲学理论进行解释，需要新的理论范式加以概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正义关系问题的讨论从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到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最终集中于政治哲学研究领域，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同时，诸如公平与平等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问题，也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中国政治哲学的繁荣发展表明，从宏阔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层面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是迫切的时代需要。

开辟多学科交融的广阔空间

价值体系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政治哲学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追问，只不过这种价值追问涉及的是政治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追问，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中国社会新价值体系的塑造过程中。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形成许多新的社会群体和利益关系，激发出新的强劲社会活力，同时也产生不少新的价值观念。与以往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复杂多元的发展特征。在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多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如何实现个人生存价值、如何实现社会共存的理解发生显著变化。从哲学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塑造新价值体系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逐渐兴起。较早出现的是关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讨论，这是触及个人生存价值和社会共存基础的深层次问题。接着，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形成关于如何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激发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的学术讨论。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政治理论研究不断发展，从哲学层面把握价值问题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问题便成为迫切的理论需要。于是，价值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这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准备。90年代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以这一问题的讨论为契机，关于正义问题的研究全面展开。正义理论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些过去政治理论较少涉及的价值论问题逐步进入政治哲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和加深了学术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是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一直都肯定人的价值选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认可从价值论的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考察。从这一点看，价值论研究本应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而政治哲学正是在这一理论范畴中回答时代问题的范例。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力求从时代需要出发回答时代问题，这必然要打破自我封闭的界限，进而形成一个以共同问题为纽带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在哲学研究中，这种以紧密关联于时代问题为纽带的学科融合，为打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和西方哲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此外，在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这种学科融合将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深度衔接，进而形成一个哲学关注现实问题、参与时代精神塑造的理论场域。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这种创新性发展，既给哲学自身带来新的生机，也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塑造社会价值体系、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发挥着激发时代精神的积极作用。

推动中国政治哲学创新发展

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中国政治哲学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牢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诸如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怎样更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解决这些时代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可循，也不能依循旧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应时代发展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在扎根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要坚持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紧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有益学术参考。

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天下为公的大公思想、和而不同的交往理念、以邻为伴的邦交原则等，这些独具魅力的中国政治思维，在我国政治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文化是具有时代性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间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相融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重视传统不是回归传统，追根溯源是为了更好向前。这就需要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特别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在现代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合理借鉴西方政治哲学有益研究成果。创新发展中国政治哲学，应合理借鉴西方政治哲学有益成果，择其优者，为我所用。例如，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法治精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可以给予关注。但应清醒地看到，西方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制度存在区别，西方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人对现代价值的理解必然存在差异，但政治上的区别并不主要来自文化差异，而更多来自制度设计差异。中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法治、公平等现代政治价值。这是在中西学术交流中必须首先明确的。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应在吸收外来中守正创新，牢牢立足中国实际，紧跟当代中国政治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更多有益哲学思考。

【思想宣传范文】三

核心观点

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11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第二件大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第三件大事是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第四件大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形成;

第五件大事是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第六件大事是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四大，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七件大事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

第八件大事是党中央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始终不渝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第九件大事是中国梦的提出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

第十件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第十一件大事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

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需要深入讨论的是，中国发生这样的历史性变化是中国人运气好，还是有其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初心是什么?

贯穿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大事件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我们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不仅要牢记在这波澜壮阔的40年中发生的那些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还要深入研究和揭示这些大事之间的内在逻辑。

追溯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使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此直接相联系的，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这是第二件大事。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推动下，拨乱反正全面深化，不可避免地聚焦到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二是怎么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两个非常重大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党通过一个决议才能解决。于是，催生了第三件大事，即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解决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向前走必须进一步实事求是地解决对现实国情的认识问题。第四件大事，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形成。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联系的，还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二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是“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解决了怎么认识国情的问题，还要解决怎么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即世情问题。于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下，又催生了第五件大事，即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从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一启动，就具有内在的发展逻辑。实事求是，就是贯穿在这五件大事内在逻辑中的思想主线。

如何才能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发生后，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国际社会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此起彼伏，国内的“社会主义红旗能打多久”的疑虑和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之声不断。改革开放处于十字路口。

就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四大，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第六件大事。

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人依然遵循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出发参与经济全球化。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第七件大事，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

当我们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助推中国进入跨越式发展轨道的时候，怎么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怎么处理好快速发展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党中央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始终不渝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是第八件大事。

考察进入新阶段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不难发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帮助我们解决了决策的认识依据问题，而对社会化生产规律的认识则帮助我们解决了决策的科学依据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国的改革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推进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联系，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又为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中国和世界相联系的渠道和机制。经济全球化就其本质来讲，也是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科学发展的实质，也是强调要按照社会化生产发展办事。

实践证明，只要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坚持“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并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驾驭好“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这些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就能够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时代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是有内在逻辑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面临一系列全新的课题：怎么承前启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怎么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怎么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怎么以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打开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新天地?历史把中国共产党推进到了“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号召。与此同时，党中央强调要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统筹发展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并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梦的提出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第九件大事。

由于十八大以来形成和提出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也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特别是反腐败斗争、脱贫攻坚战、建设生态文明、军队改革、打开全方位外交格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有声有色展开，成效显著。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制定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2050年把我国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以及实现这一战略安排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一整套战略构想。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第十件大事。

与此同时，总书记在同国际社会交流中进一步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他强调：“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其突出成果，是“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巨大成功。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十一件大事。

显而易见，新时代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也是有内在逻辑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思想坚持的依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始终强调要牢记“我是谁，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把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民族复兴使命作为决策的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初心”

实践逻辑必定会转化为理论逻辑。在中国共产党人这40年坚持不懈的奋斗中，改革开放的逻辑在自身的展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着这个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四大理论成果。现在，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不仅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写上了这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现在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的是，这11件大事、四大理论成果，贯穿于其中的逻辑，包括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出发点是什么。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按照毛泽东的教导，从来都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出发点：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出发点;一是“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价值出发点。贯穿于改革开放这11件大事、四大理论成果中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一切从实际出发”包括立足于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当今世界基本世情、遵循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同“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包括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和为世界人民作奉献，这两个出发点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改革开放在其逻辑出发点上的这一特点，告诉了世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初心”。这就是：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持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深刻认识我们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初心”，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天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保持清醒，坚定我们今天解决各种问题的信心。总书记用“行百里者半九十”，来说明今天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近了，同时也说明了这最后“十里”对于我们的人民、党、国家和民族，意义有多重要!我们讲“不忘改革初心”，就是为了“牢记历史使命”，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思想宣传范文】四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民族自信，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程，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化自信愈加坚定的伟大历程。

一、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推进改革开放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从文化自信中汲取力量。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进一步充实、光大和巩固。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物质文明极大进步，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高歌猛进于强国建设之路。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引起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推动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了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基础更加巩固，底气更加坚定。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物质变精神，精神文明生产随着物质文明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精神变物质，发展了的精神文明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砥砺坚定的文化自信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发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激励人们创造了物质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文化问题思考的重要思想成果。总书记在党的一系列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凝练地提出文化自信的命题，反复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明确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并列提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密度之大、力度之强、目标之明、效果之好，前所未有。实践证明，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思想共识更加凝聚，精神支撑更加坚实，文化自信更加坚定，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

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文化是在斗争中确立起来的。正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博弈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才牢固确立。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文化复古主义等错误思潮对我们的文化自信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有的借“反思历史”之名，行“虚无历史”之实，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做文章，攻击、丑化、污蔑革命领袖和英模人物，意图反对共产党领导、搞乱人心、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有的借实现“现代化”之名，行“全盘西化”之实，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鼓噪新自由主义，贬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宣扬“全盘西化”才是现代化之正途;有的大肆宣扬西方“普世价值”，“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意识形态化”那一套;有的借“继承传统”之名，行“文化复古”之实，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企图“儒化中国”，用儒教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试图“回归孔孟道统”，策动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泛滥开来，贻害百姓。我们的文化自信正是在与这些错误思潮的坚决斗争中愈加坚定，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二、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动摇

文化体现的是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坚守。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文化支撑的问题，正确解决了中华文化如何持续发展、如何大踏步走向世界的问题。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必须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是文化自信的精髓和灵魂，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思想是文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并把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伟大时代中应运而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如果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我们的文化自信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保证，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历史和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和人民的拥护爱戴之中汲取力量，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快速和平发展，愈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面对贬低、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质疑、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错误思潮，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无法坚守我们的文化自信。削弱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会再度丧失文化自信的勇气，甚至会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要义，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40年不懈奋斗，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同一些发达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尽管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仍可以自信地说“风景这边独好”。正如总书记所言：“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理论的先进性和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而构成了我们文化自信的核心要义，极大地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底气。

三、以文化的自信建设自信的文化

推进改革开放，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仍然离不开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繁荣发展，这是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和源头活水。以文化的自信建设自信的文化，就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高扬我们的文化旗帜、坚守我们的文化立场、彰显我们的文化优势、担当我们的文化责任，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让文化兴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没有意识形态的自信，就没有文化自信。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检验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不是看口号喊得响不响，关键要看凝聚人心、引领人心的效果好不好。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强不强作为判断意识形态工作效果的重要标尺，重在建设，以立为本，破立结合。要通过锻造理想认同、确立信仰认同、增强理论认同、汇聚价值认同、凝聚利益认同、形成话语认同、营造情感认同等途径，运用个性化制作、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等方式，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对推进改革开放乃至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更离不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与新时代新要求结合起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对其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要坚持开放包容，以更加自信的心态、更加宽广的胸怀，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迈进。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坚定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

【思想宣传范文】五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又一重大制度成果，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必将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条例》的发展历程

1997年2月，第一部《条例(试行)》正式颁布，共13章172条，这是当时把党的纪律规定得最为具体、最为系统、最为完整的党内规章制度。这部条例主要解决了量纪标准问题，标志着党的纪律建设进入规范化和科学化阶段。

2003年12月31日，在“试行”的基础上，中央颁布了新的《条例》。这是第一次修订，修订后共15章178条。它科学总结了党长期以来尤其是试行条例实施近7年的经验，顺应了国企改革大背景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贯彻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治党理念，体现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重教育、重挽救的原则。

2015年10月，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条例》。这是第二次修订，修订后共11章133条，把党章对纪律的相关要求具体化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六大纪律。这次修订，最突出的特点是突出“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反映了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2018年8月，中央颁布了最新修订的《条例》。这是第三次修订，修订后共11章142条，在体例布局上依然保持6类纪律处分。这次修订将坚决维护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再次释放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此次修订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充分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理论、实践、制度创新成果，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把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的要求细化具体化，充分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的利器作用，不断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和针对性。

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

从1988年到2018年的30年间，《条例》从无到有，从起草、试行到修订、再修订等，历经多个阶段，见证了党规党纪的一般发展脉络。《条例》制定、修订，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一方面，党章是我们党的总规矩，明确提出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是人民群众认识党、了解党最直观的载体和最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党章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居最高位阶，是处理党内关系的根本依据。在党的纪律建设中，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要求其他任何党规党纪在具体条文规定中不仅不能违背党章的基本原则、与党章相抵触，而且应当细化、完善党章的基本原则，实现其他党规党纪与党章的积极协调。

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的重要要求。据此，2015年《条例》和最新修订的《条例》，更加突出了党纪的功能。在纪律建设中坚持纪严于法，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党规党纪是每一名党员应坚守的“底线”，国家法律是每一公民应坚守的“底线”。党的性质、地位及宗旨决定了：一方面任何党员决不能站在法律的“底线”边缘，党规党纪在内容规定上要严于国家法律;另一方面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都是广大党员应当遵守的规矩，任何党员必须同时守住党的纪律“底线”和国家法律“底线”，守住党纪“底线”有助于坚守法律“底线”。

坚持把政治纪律放在首位，不断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条例》历次修订中，政治纪律始终居首位。原因在于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因此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突出出来，作为纪律建设的一条主线。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不是简单的约束，而是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服务党所处历史阶段的使命和任务，不断提高纪律建设的时代性。“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与时俱进是《条例》的一大特色。增强时代性，纪律建设应当紧紧围绕、始终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这个大局来进行。这就要求党的纪律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什么，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扶贫脱贫、维护稳定等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提升群众满意度;始终服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服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建设主题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主题，提供明确的行为约束和坚实的制度保障。

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高纪律建设的针对性。从解决“量纪标准”到解决“纪法不分”，从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条例》发展的主动力是实践。坚持问题导向，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依据急用优先原则，集中力量推进核心性、关键性的纪律，在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需要指出的是，坚持问题导向，并不是要否定纪律建设的使命引领功能。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明确规定“不能为”的行为，为广大党员干部设置“底线”;突出使命引领，就是通过突出党的初心、宗旨、理想等，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不断追求“高线”。只有严守党的纪律“底线”，崇高的理想才能守得住;只有不断追求“高线”，才能让更少的人站在纪律“底线”边缘，二者统一于规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活动、行为的全过程。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王东维 路建华 [摘 要] 党的历史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革 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现阶段农村思想政治教 育要借鉴历史经验，结合农民特点，实现以下六个方面的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中心工 作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与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结合； 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教育对象 的层次性相结合；说理教育与形象教育相结合；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先进性与广泛 性相结合。[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 农民 ；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启示

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发挥思 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和优势，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做好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要求。增强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既是形势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困 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现实问题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总结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凝练其对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回顾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他坚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思想、方法，为解决农民问题作出了重要的理 论贡献。邓小平也曾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 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基于对农民重要地位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农民思 想政治教育问题，对农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1.革命战争年代，党通过实行民主选举、“耕者有其田 ”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 加革命的积极性，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对农民问题有所认识，早在二大时党就意识到中国三万万农民 乃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毛泽东、李 大钊、蔡和森、彭湃、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提出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 政策，动员和组织农民投入于大革命的洪流，给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政治宣传 的普及乡村，……使得农民如

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彭 湃在广东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运动以及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都是早期农民思想政治 教育的典范。北伐战争时期，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党通过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 展扫盲识字运动等，培训农民运动骨干，普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自身 素质；通过建立新型农民协会，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领导农民向封建势力展开政 治经济斗争。井冈山时期，党对积极分子开展普遍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边界群众宣传 红军的政策，对农民群众开展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武装和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会组织，“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 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 光荣的旗帜”。由此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艰辛探索、深入思考和长期实 践，在对广大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内容丰富多样、方法生动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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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特殊性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在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党通过创办学校、发挥报纸电台等媒体的宣传作用、召开 群众会议等形式，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开展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启发群众的民族 革命意识，推动抗日救国运动，通过实行“精兵简政”，推广大生产运动，开展劳模运动、“拥 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等，树立起了吴满有等农民典型，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极大 地缓解了军民关系，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教育服务于中心 工作、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紧紧围绕反攻和进军生产的“支前”及“改造” 任务，发动农民开展土改运动，鼓励农民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在“参军保田”等口号的鼓动下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生动局面。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积极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激发了农民社会主义 建设的热情，但同时受到“左”的思想干扰，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在曲折中前进。在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对长期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的农民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任务非常艰巨。党结合土地改革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 和政策水平，确保了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的贯彻实施； 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开展增产 节约思想教育，为克服困难、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抗美援朝特殊时期，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思想教育，有力地调动了群众参战卫国的积极性；在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中，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开展了过渡时期总路 线的教育；通过集体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三级改造等，提高了社员 的社会主义觉悟，农民真正当家作主，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极大提高，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第一次高潮，为“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然而，“在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影响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左’ 的偏差”，由于错误地提出“兴无灭资”、“政治挂帅”等口号，片面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精神 作用，以致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权威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党及 时纠正了偏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农业方面制定了《农业六十条》，要求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把切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通过各种方式向广 大农民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 展生产力，通过开展“农业学大寨”等活动，树立起了陈永贵、史来贺等农民典型，激发了人 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对于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效果显著。1963 年到 1966 年，党又在农村开展了“四清”和“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效果基本还是应该肯定的，其中采用的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点面结合、与生产密切结 合等方法值得借鉴，广大农民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文化大革命 ”时期，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误导下，农村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在指导思想、领导体制、方针原则、内容方法上均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尤其是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遭到了严重扭曲，过分注重政 治动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畸形发展，造成了农民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3、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开拓创新，再次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加生产、勤劳致 富的热情，但也出现了一些重

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农民思想素质滑坡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农村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加强了对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力争用社会主 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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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尤其必要。1983 年 1 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的通知》 提出必须围绕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农村工作的中心思想，加强 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人人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党、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为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 作指明了方向。从此，党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围绕使农民富裕这一中心工作，根据改革开 放以来农村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改革和生产生活中，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了创建文明村镇等教育活动，既促进了农民思想政治觉 悟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也保证了农村改革和生产任务的完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强调“农 村的思想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落后的、错误的思想就必然去占领。这个问题务 必引起各级党组织的严重注意”。针对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还不适应新的 要求的状况，党集中开展了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使得“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初步得到了纠正”。江泽民同志 亲自为农业部编写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读本》撰写序言，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加强农民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之后，1995 年 10 月颁布了《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 在农村先后组织开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学习宣传活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更加关注“三农”问 题，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着力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在 2005 年开始的农村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胡锦涛同志指出： “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结合农村实际，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主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正面教育，解决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主要问题，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务求 取得实效”。党的十

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强调要居安思危、加倍努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一些 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滑坡现象，尤其是受全球 化、市场经济、信息技术发展等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农村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鱼龙混 杂，农民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的人生价值观有所抬头，给农民思想 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

二、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启示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我们可 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一些本质属性和共同规律，尤其是结合中 国农民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当代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思想政治教育与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结合，切实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和关心群众生活相结合是党的思想政治 教育的特色和优势。纵观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不难看出坚持物质利益原 则是一条坚定不移的基本准则： 什么时间这一准则贯彻得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显 著；什么时间贯彻得不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差。革命时期，在毛泽东“一切空 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思想的指导下，强调“对被领导者给以 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 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党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农民、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个中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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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目标与群众切身利益结合起来，通过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民 主选举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掀起了农村革命的高潮。进 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江泽民同志也非常清晰地认识到： “我们党正确处理同农民 的关系，保持同农民群众的坚强团结，靠的是什么？ 就是靠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靠不 断地给农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靠对农民的坚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和服务工作，还靠加强 对农民的教育。胡锦涛总书记 2005 年在山东省寿光市调研时也曾指出： ” “作为农业职能部 门，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把

着力点放在为农民服务、为农业服务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就是要体现在带领农民致富上。”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利益，更是成为新时期农村 思想政治工作最现实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好农民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决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灌输和空洞的说教层面，必须紧密结合农民生活和 生产实际，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关心的增产 增收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农民心坎上，才能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2.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怀着深厚的感情去做农民朋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对象思 想行为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确实解决群众的思想问 题和实际问题，激发人的自觉能动性，做到有的放矢，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中 国农民有其自身的特点，纯朴是其中很重要的优点，这决定了农民思想具有很大的可塑性。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说过： “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 们有利。”党创立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各级干部密 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军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纪律，拉近了和老百姓 的感情距离，广大农民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密切联系群众也因此 成为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多次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开展调 查研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拉家常、交朋友，替老百姓着想，确实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了农民的心坎上。邓小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实行改 革政策，想到了老百姓最想解决的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生产的积极性。胡锦涛总 书记 2008 年在陕西省安塞县调研时也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 把村庄规划好，另一条就是要尊重群众意愿”，他希望在信访部门工作的同志们通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信访工作能力，热情 帮助信访群众排忧解难，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贡献。”历史已经证明，对于纯朴的 中国农民，只有走群众路线，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怀着深厚的感情去做他们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尊重、关心农民，和农民群众

第五篇：我军历史使命的历史性演变及其启示

我军历史使命的历史性演变及其启示

●我军历史使命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从我军历史使命的演变历程，总结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推进部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无疑是很有必要的。我军历史使命总是随着历史条件和任务变化而变化

纵观我军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使命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军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它始终是随着时代条件、党的任务和军队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按照历史阶段划分，我军历史使命大致经历了五次历史性的变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队承担武装夺取政权，推翻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使命。建党之后，我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确定了党的任务和目标，其基本任务是建立人民军队，推翻旧政权，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1927年建军之后，我军承担起中共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的历史使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我军在这一时期历史使命的形象概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军不断发展武装，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力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承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时期内，抗日救亡、争取民族生存和解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我党的任务转化为带领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进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我军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充分发挥战斗队、生产队、宣传队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主导作用，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承担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而急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国，并提出“和平建国”的总方针，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则坚持独裁、专制，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要把中国引向黑暗。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形势和任务决定了我军在这一时期内担当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我军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彻底推翻了国民党政权，成功地履行了我党赋予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世纪之交，军队承担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重要力量的历史使命。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对我国的主权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党的英明决策下，我军入朝与朝鲜人民军一道作战，取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此后，我军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边境和境外作战，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出发，针对党的任务转变，对军队的历史使命曾做过反复的论述。他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江泽民同志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要求我军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

长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实践证明，这些年来，我军在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承担“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实现党的三大历史任务对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胡主席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我国的国情、党情、军情实际出发，着眼新世纪新阶段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殊要求，将历史使命概括为：“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

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对新形势下我军地位作用、职能任务、发展目标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是面向

信息化时代的重大军事理论创新成果，是科学发展观在军事领域的重要体现，为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思想武器。从整个理论体系来看，“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发展的高度融合，实现了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我军历史使命的演变对军队建设的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党的任务和目标决定我军的历史使命，在军队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

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通过军事斗争为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服务的。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确立军队使命，历来是我们党对军队建设实施战略指导的核心问题。从我军历史使命的发展脉络来看，党的任务和目标始终决定着我军历史使命的走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党指挥枪”的根本指导原则。江泽民同志把这一原则定位为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主席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军队使命与党执政地位之间的本质联系，实现了军队的历史使命与党的历史任务、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的高度统一。在我军的重大转折时期，我们要充分认清党执政条件下军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自觉抵御西方敌对势力散布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加快推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真正做到适应新形势，肩负新使命，完成新任务，实现新进步。

启示之二：把“能力建设”从军队各项建设中突出出来，不断增强官兵履行历史使命的能力素质。

从我军历史使命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我军的历史使命都是党着眼于时代条件、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历史任务对军队提出的重大的政治责任。军队能否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人民利益的实现。军队能否履行历史使命，能力建设是决定性因素。军队缺乏过硬的能力和素质，履行历史使命就是一句空话。胡主席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要求我军不断拓展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不断提高官兵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战略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从我军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着与履行历史使命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不适应”，即指挥员队伍的能力素质与打赢信息化战争不相适应、官兵的科技素质与装备快速发展不相适应、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与加快信息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这三个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军履行历史使命能力的快速提升。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来审视军队的历史使命，不断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能力建设为牵引，按照胡主席提出的提高“三个素质”、“四个本领”的要求，扎实提高谋打赢的能力和素质，为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作出新的贡献。启示之三：发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积极探索履行新职能的新途径新方法。我军的历史充分表明：每当历史使命发生重大变化，我军建军治军理念、发展战略、工作思路、制度机制等，也要相应发生变化。胡主席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反映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变化对军队履行职能提出的新要求。按照这一历史使命，我军不仅要成为国家安全利益的坚强捍卫者，还要成为国家发展利益的坚强捍卫者；不仅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还要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要维护国内安全，还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贡献。完成新的职能任务，必须更新思想观念，调整工作思路，探索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机制，不断提高我军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破除那些束缚战斗力发展的传统观念和不合时宜的习惯做法，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信息主导、综合集成、讲求效益等思想观念，在军事训练、政治工作、人才培养、综合保障等各方面，大胆探索新的思路、新的办法、新的举措，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扎实做好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工作，真正建设一支与国家地位相称、与国家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

启示之四：加强军队履行历史使命教育，不断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一般来说，军队历史使命的变更都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是广大官兵新旧思想转换的时期，能否统一官兵对军队历史使命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军队履行历史使命至关重要。如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军承担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使命，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过程中，红军要把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取下来，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当时不少红军官兵想不通。针对这一问题，各部队适时组织实施形势和任务、统一战线、改编意义的教育，有效地统一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每个官兵理解的程度不尽相同，思想上难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问题。从当前部队实际看，有的官兵战斗队思想、当兵打仗的意识树立得还不够牢。各级领导干部应按照胡主席指示要求，有针对性地加强使命教育，通过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提高广大官兵履行使命的坚定性和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