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写清华名人以及清华历史校训的素材.
“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出自《周易》中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愤发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地最大,它包容万物。对天地的理解是:天在上,地在下;天为阳,地为阴;天为金,地为土;天性刚,地性柔。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焉,四时行焉。没有天地便没有一切。天地就是宇宙,宇宙就是天地。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朴素唯物主义看法,也是中国人的宇宙观。所以八卦中乾卦为首,坤卦次之;乾在上,坤在下;乾在北,坤在南;天高行健,地厚载物。然后从对乾坤两卦物象(即天和地)的解释属性中进一步引申出人生哲理,即人生要像天那样高大刚毅而自强不息,要像地那样厚重广阔而厚德载物.。
1914年,著名学者梁启超莅校作《君子》为题的讲演,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生,后被铸入校徽,高悬于大礼堂的上方,成为师生共同遵守的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了一种健全的人格。它集刚健和柔顺两种不同的特质于一身,标志着人格发展上的一种全面性。清华人要追求人格塑造上的全面性,既勇于竞争又善于合作,既出类拔萃又守于纯朴,既疾恶如仇又与人为善,既长于用脑又精于动手,既仗义执言又埋头苦干……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教导下,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骄子,祖国的栋梁。
清华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后改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如梁启超所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尤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责己甚严,责人甚轻。名高任重,气度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
1914年,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作题为《论君子》的演讲时,即以“自强不息”为中心,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韧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
接着,他又提到了“坤”卦中的“厚德载物”,以为“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梁启超先生通过对这两卦的分析,要求莘莘学子既要像天体运行那样,有着刚健有为、奋发进取的精神;又要像大地包孕万物一样,有一种兼容并包、广收博采的精神。
做事像山,做人如水。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清华大学人才辈出,灿若星辰。老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话,一直是清华大学的治校名言。翻开《清华校友录》,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人们耳熟能详的建国英才、大师级人物,多数出自清华。
在清华二校门北边小山下,有一块被清华校友称为“清华第一碑”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是当年的国学研究院师生为了纪念王国维而立的,碑铭上陈寅恪撰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是一代代清华学人精神的写照。
行胜于言
带着民族屈辱印记诞生:清华建校与美国庚子退款
1911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带着民族屈辱的印记诞生在中华大地上,从建校伊始,清华便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华大学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肥沃土壤,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形成了“行胜于言”的纯朴校风和“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铸就了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大学乃大师之谓:清华不慕虚名聘请名师治校教学
转眼清华大学迎来了她的百岁寿辰,而曾经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解体也已近八十年。岁月的风尘湮没了许多令人怀念的往事,师生们的身影也在朦胧的荷塘月色中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但留在校园和学术界坚实的足迹仍清晰可辨,历久弥新。大师们所显现的人格光辉,与点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圣火,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引导后学继续向着前方的路走下去。
梁启超的一生,徘徊在干政和为学两条道路之间,颇费踌躇;时至今日,有人推举他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首席,也有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不大,文章唯“新闻笔墨”而已。从政与治学的矛盾如何处理?学术与公众的距离又当如何保持适中?
和同时代的学人一样,梁启超一生都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交汇中探寻适合中国的道路,100年前他就提出要“做世界公民”,要在精神上与世界接轨,以中华文明为世界作出贡献。梁启超晚年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东方与西方,路到底在何方?
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
梁启超的一生大体可以1917年底脱离政界为标志,划分为从政与治学两个时期 南方日报:梁启超一生身份复杂,是举世公认的“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少年毛泽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6岁时,毛泽东开始读到《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不仅时常模仿梁启超的新文体风格,并效仿梁自号任公,为自己起名子任。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毛的这张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缔造大师的金手指
他缔造了清华物理系及理学院,从那里走出来的科学家构建了共和国尖端科学应用与研发队伍的脊梁。在23位“两弹一星”功臣之中,十多人师承于他
整整100年前,即1911年的2月,一个名叫叶鸿眷的年轻人考取了北京清华学堂,成为“游美肄业馆”更名“清华学堂”之后走进清华园的第一批学生。这个13岁的少年,就是日后桃李满天下的叶企孙。
叶企孙这个名字对于一般人而言并非耳熟能详,但在他门下受业的弟子,名谓则是振聋发聩——华罗庚,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
正是这一个个俯仰天地的大师,成就了清华的黄金一代,也为这所大学奠定了名扬国际的声誉与坚实的学术根基。
如果说梅贻琦在清华巩固了学术自由、民主管理、尊奉大师的治校之道,那么,叶企孙就是这一理念的坚定信徒与执行者。他一手创建了物理学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之所以从一所小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转变为名实相符的大学,都要归功于理学院,而物理学系则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在30年代创建了颇负盛名的清华物理学系和理学院,聘请名教授来校,实行“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叶企孙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病在天津滞留了一年.在此期间,他积极地组织他的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炸毁了日军火车,并动员学生到抗日前线.后因此事不幸受到政治的复杂牵连,于1966~1976年的十年间,受尽凌辱,以至被捕入狱,并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含冤而逝.1980年平反昭雪。
“叶先生不仅教我学知识,更 重要的、使我终身受益的是,我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爱国的、无私的人格。”
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时,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还高,以示尊重。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 也是叶企孙的信条。他无论在当物理系系主任时,还是在做理学院院长时,始终 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 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 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到清华理学院任教。叶企孙对他们几位毕业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 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叶先生一辈子大公无私,从不为个人考虑。他终身不娶,视学生如儿女,对所有青年的关系都非常亲切。他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以 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了大批科学工作者,团结大家,协力做好工作„„我们 怀念他,他的朋友和学生们自愿捐款设立这个奖。我们都不是有钱的人,这笔奖 金的钱很菲薄,但是,它代表一种心意,是一种很高尚的精神力量,可以鼓励青 年学生奋发上进。我们要把叶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真正为国为民的品德继承下 来。” 唐朝大诗人韩愈说过:“事业功德,老而愈明,死而益光。”叶企孙先生虽 然与世长辞了,但是,他的英名永远流传在全世界亿万炎黄子孙中间。叶企孙先 生没有子女,可是他为中国培养了千万英才;叶企孙先生没有遗产,可是他为民 族树立了永恒的典范。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
(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第二篇:清华校训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清华大学的校训来源于《周易》的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民国时期,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给当时的清华学子作了《论君子》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希望清华学子们都能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并引用了《易经》上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话语来激励清华学子。此后,清华人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意谓: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译为: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
人世沉浮如电光石火,盛衰起伏,变幻难测。如果你有天才,勤奋则使你如虎添翼;如果你没有天才,勤奋将使你赢得一切。命运掌握在那些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手中。推动世界前进的人并不是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天才,而是那些智力平平而又非常勤奋、埋头苦干的人;不是那些天资卓越、才华四射的天才,而是那些不论在哪一个行业都勤勤恳恳、劳作不息的人们。
天赋超常而没有毅力和恒心的人只会成为转瞬即逝的火花。许多意志坚强、持之以恒而智力平平乃至稍稍迟钝的人都会超过那些只有天赋而没有毅力的人。懒惰是一种毒药,它既毒害人们的肉体,也毒害人们的心灵。无论多么美好的东西,人们只有付出相应的劳动和汗水,才能懂得这美好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真正的智慧总是与谦虚相连,真正的哲人必然像大海一样宽厚。浅薄的嫉恨和无知的轻蔑都是真正不尊重劳动、不尊重勤劳的表现。人们常说:播下行为的种子,你就会收割习惯;播下习惯的种子,你就会收割性格;播下性格的种子,你就会收割一定的命运。“闻鸡起舞早耕耘,天道酬勤有志人。”所以,君子要养成勤劳的习惯,培养勤奋的性格。
我国学校校训之最佳者,当推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出于《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上的日月星辰在不断运行,这就是“天行健”的意思。君子效法天,要像天那样不断运行,不断努力。“厚德载物”,见《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的地势就是厚广,可以承载万物,君子取法地,要积累道德,方能承担事业。
所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要人们效法天地,在学、行各方面不断去努力。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源于天地,是天地的派生物,所以天地之道就是人生之道。古代不少学者,能深刻体认这种精神并自觉加以践履。孔子有一次在河边对学生们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激励他们效法自然,珍惜时光,努力进取。
明末顾炎武有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认为“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王夫之于垂暮之年,疾病卧床,犹克服各种无法想象的困难,勤奋著书。《姜斋公行述》说他:“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篡注。”他们所体现的,都是这种精神。这种精神由于人们的践履,使我们后人仍时时感受到它那幽杳的理性与璀璨的美。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多做好事,善事日积月累就象滴水汇成江河湖海而升华为高尚的品德,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会受到人们的拥戴,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虽历尽沧桑却一脉相承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是一代代龙的传人上下求索扬善弃恶的必然结果。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都无不劝诫提倡人们从善。
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善”的历史。多做“善事”,积“小善”为“厚德”。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而增厚美德以容载万物则应该成为我们崇高不变的追求。
第三篇:清华百年历史四大哲人
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陈寅恪
生平事迹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十年**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2024.htm)
叶企孙
叶企孙(11张)叶企孙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个.一是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出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二是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受到了世界各地科学界的重视.
编辑本段
1936年清华物理系师生(二排左三为叶企孙)
回国后,叶企孙开展了建筑声学的研究,是我国在这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先驱.他的重大贡献还在于在科学教育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方面.他建立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建设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他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教育和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30年代创建了颇负盛名的清华物理学系和理学院,聘请名教授来校,实行“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的办学方针,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和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作出重要贡献。
晚年,叶企孙还作了许多科学史的研究.他的一些科学史研究论文迄今还是研究科学史的楷模.
叶企孙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病在天津滞留了一年.在此期间,他积极地组织他的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炸毁了日军火车,并动员学生到抗日前线.后因此事不幸受到政治的复杂牵连,于1966~1976年的十年间,受尽凌辱,以至被捕入狱,并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含冤而逝.1980年平反昭雪。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87802.htm
潘光旦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
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晚年潘光旦是寂寞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然成了右派罪行之一, 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常看见这二个人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
潘光旦(右)与费孝通
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费先生)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文革时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已经成为危重的病人,却得不到任何治疗,为了尊严,他坚持回到自己的家里。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老一辈那种师生友谊,那种尊重老师的态度,我们恐怕再也看不到了。他们为什么能修炼成顶级的大师?为什么在逆境中能保持做人的乐观?是否值得我们深思呢。声誉卓著的硕学大儒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潘光旦的悲剧是那一代学人的普遍性境遇。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9216.htm
梅贻琦
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往事略集
梅贻琦的选择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
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
梅贻琦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中西合璧真君子
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梅贻琦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德育观念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295.htm)
第四篇:世界名人演讲在清华
世界名人演讲在清华
目录
1、美国总统布什赴清华大学演讲全程实录(布什).................................2
2、微软CEO鲍尔默访华演讲(史蒂夫.鲍尔默)...................................7
3、好莱坞电影时代的终结(罗波特.爱伦)......................................11
4、韩国副总理访问清华大学演讲(田允).....................................17
5、戴尔总裁在清华大学演讲及回答学生提问(迈克尔?戴尔)........................18
6、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国际IT&管理人才(卡尔.西蒙).............................24
7、自由软件运动和GNU(理察法.斯德尔曼)....................................26
8、中国如何提高在国际上的声音(罗伯特).....................................30
9、企业家诞生的环境(爱德华.罗伯特)........................................33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青年事业成功(池宇峰)..............................................37 美与物理学(杨振宁)...............................................38 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卓南生)........................................42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温铁军)........................................45 致北京的年轻人(大江健三郎)........................................55 从中美文化差异看中美撞击事件(赵启光)................................59 中国传媒如何面对西方的竞争(张镇中).................................62 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哈贝马斯)................................69 “9.11”后世界新闻传媒的走向(DANGILLMOR).............................74 恐怖、爱国考验美国新闻自由(PHILIPCUNNINGHAM).........................78 目击阿富汗危机(岛津洋一)..........................................82 政治游说、国际公关与中国形象(赵浩生)................................94 美国媒体守门人眼中的中国(JOHNPOMFRET(潘文)).......................101
1、美国总统布什赴清华大学演讲全程实录(布什)
我同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国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walkerbush)习称小布什,1946年7月6日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和休斯敦长大,其父为美国第51届总统乔治?布什。小布什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获学士学位,1978年获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空军任飞行员。
1975年,小布什在米德兰创建了一家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公司,并在该公司工作至1996年。1989年他与人合伙购买了得克萨斯流浪者棒球队,他任球队总经理至1994年11月8日。
1994年11月8日小布什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1998年11月再次当选得州州长。小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2000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当选美国第54届(43任)总统,并于200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正式入主白宫。
北京时间2002年2月22日9时20分,离布什的演讲时间还有40分钟,在清华大学的主楼一层前厅外已聚集了数百名学生,他们正在等待通过安检,进入前厅的演讲会场。
演讲将于10时15分开始。
演讲将由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来主持。
美国总统布什已经抵达清华大学。
布什的演讲将在清华大学的主楼进行,350名学生参加。演讲后半部分将由清华大学的学生向布什总统提问。
布什总统在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的陪同下进入会场,王大中校长将主持整个的演讲。
布什总统在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致词以后,发表简短的演讲,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陪同参加。
王大中:尊敬的布什总统、夫人,尊敬的胡锦涛副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布什总统和夫人一行访问清华园。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向布什总统和夫人一行光临清华大学进行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在主席台上就坐的还有我们的校友胡锦涛副主席,让我们对胡锦涛副主席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在布什总统讲演以前,我们首先请胡锦涛副主席致辞!
胡锦涛:尊敬的布什总统和夫人,王大中校长,各位校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很高兴回到母校,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一起欢迎来自大洋彼岸的贵宾――布什总统和夫人。清华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中外的高等学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乃清华校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的进步奋斗不止。总统先生,您的这次来访,恰逢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三十周年。三十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巨大变化将永远载入史册。
两国元首的成功会晤,相信对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国际形势的发展一再表明,中美两国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繁荣,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以及解决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上,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也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心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相信,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中美关系就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再次欢迎总统先生和夫人的到来,谢谢各位。
王大中:谢谢胡锦涛副主席的致辞。现在我们欢迎布什总统发表演讲。
布什:胡副主席,非常感谢您的欢迎致辞,非常感谢您在这里接待我和我的夫人劳拉。我也看到我的助理赖斯女士,她曾经是斯德莫大学的校长,因此她回到校园是最适合不过的了。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热情的接待,很荣幸能够来到中国,甚至是世界最伟大的一座学府之一,这所大学恰好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的,成立的目标是为了推动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我也知道清华这所大学对于副主席先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不仅在这里获得了学位,而且是在这里与他优雅的夫人相识的。我想同时,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学生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谈一谈我自己的国家,并且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清华大学的治学标准和名声闻名于世,我也知道能考入这所大学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成就,祝贺你们。
我和我的太太有两个女儿,像你们一样正在上大学,有一个女儿上的是德州大学,一个女儿上的是耶鲁大学,他们是双胞胎。我们对我们的两个女儿备感骄傲,我想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的成就也是同样的引以为荣的。我这次访华恰逢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副主席刚才也谈到了,三十年前这一周,一个美国的总统来到了中国,他的访华之旅目的是为了结束长达数十年的隔阂,和长达数百年的相互猜疑,本着相互利益,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站在一起。那天他们离开机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对尼克松总统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与我的握手越过了世界上最为辽阔的海洋,这个海洋就是互不交往的25年。自从那时以来,美国和中国已经握过多次的友谊之手和商业之手。
随着我们两国间接触的日益频繁,我们两国的国民也逐渐地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曾经一度,美国人只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文明。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中国奉行着重视家庭、学业和荣誉的优良的传统,同时,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富活力和最富创造力的社会之一,这一点最佳的验证便是在座诸位所具备的知识和潜力。中国正走在一个发展的道路上,而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我同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国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电影,还有电视节目,往往并没有全面反映出美国。我们成功的企业显示了美国商业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社区精神,还有我们相互对彼此的贡献往往并不像我们金钱方面的成功那样的显而易见。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许多的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居于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们。至于联邦调查局和执法界的工作人员,他们自己就是劳动人民的一员,他们献身于打击犯罪、打击腐败。
我们有一部宪法,已经有二百年的历史,它限制并且平衡三个部门之间的权利,这三个部门就是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我是行政机构的一员,指导我们的很多的价值观是在家庭中陶冶形成的,就像在中国一样,美国的妈妈们、爸爸们疼爱他们的孩子,为他们辛勤地劳动,作出牺牲,因为我们相信,下一代的生活总会更好,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可以找到关爱,可以学习如何负起责任,如何陶冶人格。很多美国人都抽出时间为其他人服务,成年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好,他们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并且帮助做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国家的一大优点。我们主动承担起责任,帮助他们,他们的原动力就是善良的心,还有他们的信仰。
如果你去美国旅行的话,你会见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有着不同信仰的人。我们是一个多元化、多姿多彩的国家,在那里有230万华人,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在我们大公司的办公室里有华人工作,在美国政府中有华人工作,在奥林匹克比赛中代表美国参加滑冰比赛的也有华人。
诸位,重视个人和家庭责任的古老道德传统将使诸位受益匪浅。在中国如今经济成功的背后,有着有活力的人才。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无论是男是女,将在这个政府中发挥积极和全面的作 用。清华大学它不仅在培养专家,它也是在培育公民。公民在他们国家的事务中不是袖手旁观者,他们是建设未来的参与者。
所有的这些变化,将导致中国更加强大,更加有自信,这个中国将使世界瞩目,也使世界更加丰富。这个中国就是诸位这一代人所帮助创立的中国,现在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刻。此时此刻,就连最宏伟的梦想也似乎唾手可得。
我的国度,对中国提出尊敬和友谊,再过六年,来自美国和世界的运动员将到贵国来参加奥林匹克比赛,我坚信,他们能够见到的中国将是正在变成一个大国的中国,一个走在世界前沿的国家,一个与世无争,与世界和平相处的中国。谢谢诸位让我到此来演讲。
(清华学生用英文提问):昨天您和江主席进行了谈话,并且开了联合发布会,您在这个会上没有清楚地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否会包含台湾在内?另外,我还想问,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您说和平解决,您对和平统一是怎样的看法?
布什: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很赞赏你的英文,非常好!讲到台湾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政府在讲到如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总是说到和平、对话,我们强调和平这个字,我们指的是双方都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任何一方都不可以进行任何挑衅的行为。
我跟中国的领导人有过多次的谈话,每一次我们都强调我是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这是长期一贯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
至于有关导弹防御系统,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系统,是要帮助我们的盟友和其他一些国家来保护他们免受无赖国家的攻击,这些国家是希望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我想制定这一点,对和平是非常重要的,我昨天也非常清楚地说明这是事实。我们目前正在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目前还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但是我觉得对全世界的和平会带来贡献。
还有一点,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对美国人来说这一点必须要知道,美国政府希望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发生在全世界的许多问题,那因为美国现在处理的问题非常多,好像中东的问题,你们从新闻上看到以后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们正在努力地致力于和平,我们希望克什米尔的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这对中国也非常重要的。我来中国以前,我到了韩国,我也明确表示,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
清华大学传播系学生:很遗憾,您刚才还是没有明确的回答,您总是说和平解决,而没有说和平统一。三天前您在日本访问时,在议会发表演讲说,美国将牢记对台湾的承诺,我想问总统先生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否还牢记他对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承诺呢?那就是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不”政策。
布什:感谢您,我想台湾问题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我想,就台湾的问题,我已经再明确不过了,就是我急切地看到,希望台湾的问题能够得到和解,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到需要和平对话的原因,我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在我有生之年,或者你有生之年能够成就,这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生:总统先生,欢迎您这次来访,感谢您刚才精彩的演讲。我们可以预见到,中美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前景是非常广阔的,那么,刚才在您精彩的演讲当中,我也看得出来,您对我们清华大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如果将来您的两个宝贝女儿有机会继续深造的话,您愿意让您的女儿来我们清华大学吗?
布什:但是她们已经不再听话了。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吧,首先我希望她们能够来清华,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国家。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1975年,跟现在相比,我实在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当了总统以后第一次来中国是到的上海。她们跟美国的很多学生一样,都希望到中国来看一看。所以我觉得我们两国之间,进行学术,或是学生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也觉得美国应该欢迎中国的学生到美国去学习。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中国的留学生来说是有好处的,对美国的学生本身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两国的人民必须了解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都是有我们的烦 恼的,都是有我们的快乐的。连年纪比较大的公民,像我们的副总统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如果一起交流,我们一起有时间在一起的话,我们能够双方更加了解,这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在我们双边的关系中,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些问题是不能够百分之百地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当你能够跟一个人相互更多的理解,更多的了解的话,您可能就这些分歧进行更好地讨论,毕竟我们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有一点,我们认识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我们毕竟是人,所以有一些事情,比如我提到了家人,我认为家庭在社会中是不可分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上,有敬老爱幼、尊重家人的传统,我希望美国也有这样的传统,这个概念不只是给某一个国家的,这是全球性的概念。当两国的学生聚在一起,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理解对方的价值观,我想这样就能更加贡献于世界的和平。
清华大学传播系学生:去年圣诞节前,您的弟弟曾经访问过我们清华大学,他来的时候讲,在美国有很多人,特别是政界对中国有很多的误解,刚才副主席和您提到,两国都想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健康发展和人员之间的交流,我的问题是作为美国总统,您打算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促进我们人员之间在各个层面的交流?
布什:首先,我想来到中国访问,来到清华大学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因为美国人现在非常注意我访华的整个行程。那我想大家应该有兴趣知道,我上回先到上海,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冬天来到了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两次访华,这一点可以向您说明,我如何看重我们双边的关系。很重要的就是让美国政界的领导人能够访问中国,很多已经来过了,还有许多人还要来。能够来看一看,我们回去向他们形容中国的时候,会比较准确,我回到美国以后,我会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非常悠久、优秀的历史,但是不止如此,还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很多美国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不只是来看非常漂亮的中国,而且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想我们两个国家都必须继续鼓励双边的人民相互访问。
我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世界对中国印象的一个机会就是当你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所以,到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来到中国,不只是看运动会,还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只来的人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通过电视转播都可以看到,所以,奥委会让北京得到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是有道理的。
提问:您1975年来过中国,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您有没有发现除了经济以外的中国社会的一些进步?
布什:我想,我来中国发现最凸现的一个现象,当然是稍微跟经济有关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整个人民的态度的改变。因为在1975年的时候,我来的时候,每个人的服装都是一样的。现在你们高兴穿什么就穿什么。你看你们第一排的,全都是不一样的服装,因为你觉得这是我喜欢的,我要这么穿。当你要套上漂亮的羊毛上衣的时候,你说这是我做的决定。当你主动地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别的人看了,他们也要作出自己的决定。因此,一个产品的需求就影响了整个的生产,而不是由生产来影响产品的需求。如果你能够认识到在市场上的每一个人的这种需要,这就是自由社会的一个现象之一。这就是我们解释自由的其中一个意义。
所以,我来到这里,我看见的不只是高楼大厦,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每个人现在可以自由地作出他自己的选择了。有了做个人选择的自由,你就可以有其他的自由,你可以自由地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您就知道为什么1975年跟现在相比,我这么惊叹中国这么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还要加上一句,就是这个变化是朝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我只能再回答一个问题,然后我跟你们的主席吃饭去了。
提问:谢谢您给我提最后这个问题的机会。我以前有幸读过您的一本自传,您提到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校园犯罪,青年暴力,贫困儿童问题。据我所知,我们清华一位校友去年在美国就学期间被枪杀了,这种问题现在还在越演越烈。作为美国的总统,您对解决目前美国的人权状况有何打算呢?
布什: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现在暴力犯罪率在美国已经开始下降了,但是只要有一起犯罪案就算太多了。只要一个人对他的邻居会施行暴力,那就是不能接受的。在美国的确有很多人还处在贫困当中,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笔金钱来帮助处于贫困中的人,希望他们以后能够自力更生。当我们竞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讨论,或是一个辩论的题目就是如何帮助别人自力更生。当然,对美国总统来说,在选举的时候,外交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美国的选民他们更注意的是国内政治局势,他们比较关注国内的问题。所以,当经济出现疲软的时候,就像美国目前的情形,他们就想要知道现在应该怎么样拯救经济。如果经济情况好的话,他们根本不谈经济。我们常常在竞选的时候谈到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问题,就是如何来帮助美国的这些需要社会福利的人,帮助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让他们过度的,或是长期地依赖政府。另外一个常常讨论的问题就是教育。这个问题在竞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当选了以后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还是当德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我常常说一句话,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儿童非常好的教育,你就能够避免他以后出去犯罪。
当了总统以后,我跟两党的议员们都希望制定一个计划,就是帮助学龄前的儿童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还没有到学校,就可以开始学习了。现在美国一个比较令人悲伤的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在美国有一些四年级的小学生,没有办法达到他们那个年级的阅读能力。
如果你想想四年级还不能阅读的话,那他到了初二的时候就更不能阅读了,他毕业了以后,根本无法继续上大学。所以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的话,对美国来说是一条死路。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向国会呈上了一个议案,我们在国会中经过了很多的讨论,今年,我也希望州一级和地方一级的立法机关,就这个问题,继续推动这些倡议。我想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教导他们阅读方面。今年我的夫人和我也要继续推动一个计划,就是学龄前的儿童能够得到教育。我慢慢地会回答你的问题。教育就是反犯罪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执法是很重要的。让人们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或者负担起责任,这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政策的一致,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犯罪了,就必须受刑罚。
所以,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最能够长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我想这对我们的未来是非常好的。谢谢大家。
王大中:布什总统和夫人,胡锦涛副主席,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我们非常感谢总统先生刚才所做的精彩的演讲和对于清华大学的赞扬之词。总统先生三十年前的这个星期,尼克松总统跨越世界上最广阔的海洋,实现了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历史性的握手。26年前同样的这个礼拜,尼克松的前总统夫妇曾经访问过清华大学。当时文革尚没有结束。清华园里面百废待兴,曾几何时,清华大学和整个中国一样都是旧貌换新颜,我们清华人为此感到非常的自豪。长期以来,在美国的许多书店里面,销售着一本中国的古典的著作,就是《易经》,易经里面有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它就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现在,这八个字正好镶嵌在刚才总统先生讲台的墙壁上。根据这样的校训,清华大学的学生正在和即将为母校的发展奋斗不止。总统先生,对于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说,您不仅是作为美国的总统,也是作为我们的朋友来到清华园,相信对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总统先生,正如您所讲的那样,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中美两国应该互相尊重,存同求异,加深合作,促使中美之间建设性的合作不断前进。当前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中心,在国家的支持里面,正在把学校建设成为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的世界一流大学。
我相信通过您对于清华大学的访问,必将进一步推动清华大学与美国大学之间,和美国各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最后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胡锦涛副主席,感谢布什总统的光临。(现场一片掌声,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在北京时间11时30分结束)
2、微软CEO鲍尔默访华演讲(史蒂夫.鲍尔默)
中国是微软除美国以外惟一同时设有销售、支持、开发和研究机构的国家。因为在中国,有无数优秀的、富有创造力的技术天才。
史蒂夫?鲍尔默,1956年3月24日生于美国底特律市,现任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他在哈佛就读大学时,与盖茨相邻而居,并由此结下不解之缘。四年前盖茨举行婚礼时,就是由鲍尔默出任的男傧相,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可商海无情,盖茨雇用鲍尔默之后,他们的友谊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磨合。鲍尔默能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主要是因他在微软帝国扩展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说,1985年春,微软没能在最后期限前研制出视窗软件时,盖茨曾扬言说,如果视窗软件不能在当年底前上柜台销售,他就要鲍尔默走人。尽管大家普遍认为盖茨只是一时气话,并不是真的要解雇鲍尔默。结果鲍尔默也不负盖茨所望,当年11月,视窗软件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登台亮相。
鲍尔默在微软著名的格言是:“我认为我们将迎来一个软件时代,互联网的基础服务与价值都将建立在研发大型软件之上。25年前我们就证明了这点,今天我们仍在证明这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动摇我们的信心。”
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是我无比的荣幸。对我来说,学生几乎是我最乐于为之作演讲的听众。(掌声)张亚勤介绍了我的学生时代,当时我和比尔?盖茨一道在哈佛读书。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曾经当过学生,我也曾经有过头发。(大笑,掌声)
与清华大学的关系对微软公司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微软中国研究院也和清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最近接受了邀请,出任清华管理学院的顾问,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目前,有100多名清华毕业的研究生在微软位于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总部工作,我本人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初次拜访清华。
微软在中国发展业务,至今已有八个年头。从信息技术的角度讲,在这里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包括研究、开发以及硬件等方面,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令人欣喜的。实际上,中国是微软除美国以外惟一同时设有销售、支持、开发和研究机构的国家。因为在中国,有无数优秀的、富有创造力的技术天才。在座诸位有的来自其他赋有声望的高等学府,但是有人告诉我,清华是强中之强,所以能够来到这里演讲是我的荣幸。(掌声)
在我开始进入正题之前,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只是希望对我的听众有个大概的了解。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希望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微软的Windows产品?有多少人在工作中使用linux?有多少人在过去24小时之内上过因特网?(鲍尔默笑了)我发现只有微软的人举手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发现今天的演讲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由我来主讲。这是系列讲座的一部分,讲座是关于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人员,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讲座的第一课是由一个非研究人员主讲。我从来就没有研究过计算机科学。我相信,在第一次演讲过后,这门课程将回到严谨的学术氛围当中。但我还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一种不可思议的转变,是我们预见今后几年内将要发生在网络领域里的。这就是我今天希望跟大家谈的主要内容。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组织一场关于个人电脑方面的知识竞赛。个人电脑的发明大约是19到20年以前的事情。你大概会说计算机的历史可能更长,但是个人电脑的历史大概就是20年左右。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个人电脑总是在根据市场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机会而不断地变化和改造着自己。个人电脑刚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编写程序的工具。当人们需要个人电脑时,它是处理工具、分析工具、教育工具,后来成为播放音乐、看录像、发送电子邮件和连接网络的工具。因 为它是一种通用性的设备,人们在其中安装了不同的应用程序,但是它的定义和灵魂并没有改变。
我提到这些,因为它对于帮助我们认识未来的因特网是很重要的。因特网将如何变化,保持它的灵活性?它需要什么样的新技术?因为从信息技术方面看,未来20年的革命,将围绕“个人电脑+网络+无数新颖而令人惊奇的设备”这个主题。个人电脑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个称为“摩尔定律”的法则驱动着。这个定律是以英特尔公司的奠基人高登?摩尔的名字命名的。高登?摩尔认为,处理器的能力每一年半的时间就会翻一倍。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10年以后这个曲线的走向。通过我们的分析、实验室工作和英特尔的研究,我们发现摩尔定律在过去的10年里并没有放慢速度――摩尔定律的10年。有了摩尔定律,我们可以将处理能力转换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电波,在过去的20年里,个人电脑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廉价、快捷和优秀。如果我们仍然沿用20年前的低速设备,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图形用户界面和其他令人惊异的东西,个人电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成功。然而,今天,摩尔定律将要运用到一个新的方向,它正在被运用到传播领域中。因特网为什么会存在?宽带为什么会被拓展来联系世界各地的人们?因为人们以新的方式将微处理器的能力应用到了电子通信领域,我们看到使用费用的降低和世界各地的联通。这种处理器的能力将被应用到新的设备中:小型的手持设备。
就像我手上刚巧拿到的东西一样。这玩意儿比四年前我拥有的任何计算机的功能都要强大。我可以留下语音笔记(对机器说)“你好,我是史蒂夫,我正在清华大学,请留言给我。”我可以将录音回放,可以将百科全书、我家人的照片、我的日程表、电子邮件放在里面,甚至装上完全版的因特网浏览器,而且屏幕尺寸刚好够用。这就是摩尔定律的奇迹。摩尔定律给了我们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机会,以全新的方式运用处理器的能力。我们在谈论下一代因特网,同时我们也在谈论摩尔定律运用的新领域。以在座的各位为代表、遍及全球的一代人,将是第一代这样的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认为因特网是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猜,在这张幻灯片上的我就是人们所说的“BabyBallmer”。我生于1956年,我长大之后个人电脑才出现。在我的印象中,电脑就是长长的纸条和捧着一沓卡片来回地跑。甚至在我的阅历中,也看到了随着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发展成长起来的几代人。
我的孩子,他们年龄还小,属于基本上认为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的存在是理所应当的一代人。我四岁的小儿子对我说:“爸爸,我想上www.xiexiebang.comN拓展自己的事业。当然中国高层有人不喜欢他的文章,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南华早报》继续工作。一切都由他自己决定,他不是被解雇。
听众:威利是香港人,名叫林和立。我对他的写作非常感兴趣,我看了10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的文章是靠翻译《争鸣》,外国人不会看中文,《争鸣》一些有争议的东西他第一个拿来译成英文。我个人认为这些文章都是造谣。一位中美关系专家说,看威利的文章就像是在看《争鸣》杂志,消息是否可靠得靠读者自己的判断。我比较直率,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他是能阅读中文的香港记者,西方国家的记者在中文阅读上不能和他相提并论,他们都得依靠威利翻译的《争鸣》文本,因此威利很受欢迎。当然这是我个人对威利的看法,我对他是嗤之以鼻。
《北京青年报》记者:你们如何保证新闻来源的可靠,如何处罚报道虚假消息的记者?
罗伯特:完全杜绝虚假新闻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清楚你们是如何处罚犯错误的记者。我们有高级编辑负责监督报道,过去我也负责这项工作。但是错误总是难以避免,我们依赖经验的判断和责任心,如果的确发生错误,我们会尽力补救。如果记者无意中报道了虚假新闻,我们会调查事情的原由,记者是否被谣言误导,然后吸取教训,力求以后能做得更好。报纸如果经常犯事实性错误会吃官司,而报纸是不能天天上法院的。我们面对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报道不能深入,太肤浅。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孙有忠:世界信息传播主要是西方向东方、北方向南方。《南华早报》作为东方的西文报纸将发挥什么作用。你们的报纸在选取各个通讯社的稿件时,采取了什么标准,有没有偏见?你们对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看来是中性的。
罗伯特:我们采用各个通讯社的稿件,并没有特别的倾向,包括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
我们主要考察报道的质量。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关于中美撞机事件,首先我们不赞成使用“冲突”一词,这样说是不恰当的。我们力求使我们的新闻立场客观公正,使我们的读者能看到来自中美两方的意见。新闻应该是中性的,言论可以有一定倾向。我们的目标是让读者对事件有全面的了解。我和报纸本身都不代表美国政府。我们尝试使用不同的新闻源,而不是简单地以西方或者东方为主。
我觉得中国政府使我们比较难以进行新闻工作,在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有信息公开的法律,我们与政府官员有较多的联系。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发言人,作为部门负责人的助手他们了解主要事件,了解部门负责人的想法。他们有权向新闻界公布事件的原由和发展状况,以及政府的决定。这在中国很少见,即使有发言人,他们中能说的也不多。外国记者很难与政府官员接触,尤其是敏感部门的官员。我们一般只能得到一些背景介绍,发生了什么事,某个人将采取什么行动等等。我们感觉中国政府不善于利用和操纵媒体。在西方国家,得到有新闻价值的消息相对容易一些。因此中国的声音只能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和《人民日报》发出,中国官员不了解利用媒体可以提高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传播。因此政府要有高水平的官员来接受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的采访。
学生:成功的记者需要什么本质,您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是哪一次?
罗伯特: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想是好奇心、好学、具备历史、社会趋势和人文知识,用简洁语言写作的能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记者,这和天赋没有关系。我的家人没有从事新闻行业的,我出生在小城镇的小农场里。但是我看了很多报纸,最初我想做报道棒球的体育记者。我采访过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作为《华尔街日报》的国际通讯员随基辛格访问中国和莫斯科。基辛格是个可怕的上司,他动不动就对他的下属大叫大嚷,但是对记者他倒很客气。他和记者经常在飞机上集会,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我们要做什么等等。他虽然不透露任何秘密,但是他和记者保持密切接触的做法让人很难忘。我采访过玛格丽特?撒切尔几次,她个性很强,直率得令人生畏。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你采访过周恩来?您是周恩来见过的第一批美国记者。
罗伯特:那不能说是采访,只是一起吃晚餐。那不是一次成功的采访,当然不是他的错,是我们记者的错。我们没有向他提出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得到邀请,那天包括我们的妻子在内只请了6个人,那时候中国领导人与美国人吃晚餐是很不寻常的。为什么周总理会请了我们?我们猜测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变化,这是个小小的政治信号。后来基辛格秘密访华,证实了这个猜测。但是在整个晚餐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在想周总理为什么会邀请我们。
9、企业家诞生的环境(爱德华.罗伯特)
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
爱德华?罗伯特先生是美国知名的风险投资专家。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他负责技术管理学的教学工作。自1967年始,爱德华?罗伯特教授一直主持斯隆学院技术管理研究项目,他是MIT创业者论坛创始人和主席,以及技术管理研究国际中心主席之一。基于他对创业学会的贡献,MIT创业论坛设立“爱德华?罗伯特青年创业家杰出领袖奖”,以奖励年轻有为的创业精
英。
非常高兴能到清华大学来演讲。我和我的夫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
两年前,当朱 基总理到麻省来访问时,他谈到他在清华度过的求学岁月,他总是把清华大学说成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说,他希望某一天,他能到真正的麻省理工学院来学习并获得学位,但不是要一个名誉上的学位,而通过真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他谈到清华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而麻省理工学院是麻省的剑桥大学。
我一直在想有一天能够到清华来演讲,谈谈我对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独特性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北京的清华大学应该考虑的一些挑战。
所以,今天我想谈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独特性,演讲的题目是企业家诞生的环境,他们是新兴的公司的建立者,特别是一些高科技的公司的创建者。
今天我在演讲中会以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为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一个科技和学术性的机构会源源不断地有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教员离开大学创建令人兴奋的新公司,在各个领域作出贡献。我演讲的目的是给你们提出一种挑战:清华是否,能否将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在演讲完后,会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接受具有挑战性的提问是一件通常的事情。
首先,学校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和赞许的政策,对创业机制给予完全的支持,要让人们知道学校与创业挂钩不仅是一个合法的事情,而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称羡的事情。学校应该与企业建立密切的关系,学校的教授应该被允许与公司和企业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经常进行咨询。
一年前,当我在研究高科技企业家的时候,我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巡回讲座。在英国一所著名理工大学(相当于英国的清华大学,或英国MIT),我拜见了该校的校长,在谈到学生创业时,他说他的学校也有着相类似的事情。我就问他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频率高吗?他说很难讲,但确存在。我就问他,学校的教职员工与各行业联系紧密吗?他说有联系。我又问他们花在与企业的咨询上的时间是怎样的?他说很难知道学校的教授与公司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我说在MIT,教授每周有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公司在一起,给公司担任顾问。校长感到很惊讶,他说怎么可以让教员这样做?要在学术上负责的话,我们决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皇家院校里。这样真会损害我们一流的教学和研究的能力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MIT的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在MIT,教员每周有一天或更多的时间是与企业在一起工作,这不仅不会威胁到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相反会很有裨益。它会确保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处于现实世界令人振奋的项目的最前沿阵地;它会确保我们的师生不仅仅在课堂和实验室的学习,而且在工业的前沿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它会确保一旦在实验室学到东西会很快的转移运用到企业中去。MIT是一个年轻的学院,自1860创立以来,她就倡导一种不同的理念,那就是MIT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地方。教师的职责是从事教学和研究并将知识应用到企业中去,解决科技中的难题。从130年以来沿袭的优良传统所遵循的科学态度是和企业的紧密融合,师生不仅是作咨询而已,他们可以自己行动自己创业。这已经是学校政策的一部分,学校行政处赞同师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开新公司,而不仅仅是给老的公司做顾问。开始是赞同进行与公司紧密相连的项目,到现在是更加灵活鼓励的政策,让教员和行政官员自己成为他人效仿的典范。在MIT的历史上,你会发现层出不穷的成功创业的范例。他们从MIT出去后不仅是进行咨询工作,而是把MIT的科技带到外部世界。
在MIT有许多学术与企业紧密融合的创业传奇,在当代有一个公司的成功事例可堪称典范。三个学院的成员成立一个专攻音效设备领域的公司(BBMN),而这个领域是竞争激烈的行业,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比如音效设计、设备优化等,他们需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今天,BBMN业务转向网络领域,他们创造三个教授走出校园闯荡商业社会的成功范例。
所有的MIT的事例说明那些高级教授和行政官员走出校园,利用他们的头脑和精力进行创
业。他们在学术界受到尊敬,声名大震。这些地位和名声受到尊敬的人们树立一个评判标准――教授不仅要在学术研究和咨询上卓有建树,而且要有领导团队进行创业的能力。这就是高度合法性和高度荣誉感的事例在创建公司需要做什么的重要参数。
我想谈的是MIT学术机构本身。在最近的几年,MIT学术机构支持和鼓励新公司的建立。有许多我个人参与的工作,首先是有22年历史的MIT企业家论坛。该论坛是为了鼓励和指导企业之间的合作。它担当了一个实地教练角色,每个月有两个小公司登上讲堂的讲台进行演讲,一些年轻人可以陈述他们的想法,并接受评选团的评判和审定,指出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急于赚钱的问题。
十年前当我们创立企业家中心时,我们只有一门课程:新企业,讲述撰写商业计划要考虑的一些要素。这一学期,我们新开始了5个学科。现在共有14个科目。我们新增加了3个教研组,金融、科技管理、人力资源,所有都是为企业家开设的。下学期我们开始“设计和领导企业组织”,有人力资源的教授主讲,从人的角度如何创建企业的风格。此外还有金融管理课程。让学生融入到企业的运作当中去。这要提到相关的一个有奖创业项目(50KCompetition)。这一项目开始于10多年前的10Kcompetition,就是在学生当中开展商业计划的比赛,第一名奖励1万美金(10K),现在第一名是5万美金(50K)。学生的创业公司商业计划是由风险投资专家、创业者和校园外的有关人士评定,而不仅是学院人士打分。第一名获胜者将获得5万美金的奖励,第二名则获得2万5,第三名获得1万,每一个取得资格的选手则每人有几百美元。在50K创业比赛中,我们至少有500名学生拟定自己建公司的计划,而他们都知道哪些计划仅仅因为趣味,哪些真正带来财富,这样为他们在以后开办自己的企业打好基础。在过去的一年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是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企业,都是50K计划中的赢家和学校的其他成员。
这儿还有一个学术机构鼓励创业的事例。在过去的10年中有一个长足发展的事情是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发展。学校一直对许可技术持有疑虑,而10年里在许可技术方面的发展有许多摇摆,在后来因为发展大公司的需要,有所变化,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为MIT带来技术。MIT持有一些开发许可技术的企业小部分股权,因此其许可技术方面得到优化,其所占的百分之一的股份带来2亿美元资金的运作。
MIT不仅是投资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而且还积极给外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广泛地进行投资,而且还吸引许多风险投资专家进入大学。
现在我们将从学院机构鼓励创业的讨论转向一个严肃的话题,那就是政府的角色。MIT地处Cambridge市,马萨诸塞洲,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里我要用历史的视角简要说明政府角色的问题。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阻碍和打击企业发展的政府,而是积极的鼓励支持创业。有许多不同的机制,它们全都属于鼓励机制,被美国和许多国家采用,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对高科技创业进行鼓励将使全社会受益,没有人遭受失败。通过支持创建先进技术企业,随着最先进的技术发展,全社会居民将得到利益,新的工种产生,尖端行业萌芽。
我以美国产生的此种政府行为作为事例说明。首先,政府对待创业前瞻性的鼓励态度。在美国,规章制度给予那些刚创建的公司带来的阻碍甚少,当创业者建立公司时,政府不予阻拦,而相对在中国,在互联网、电信和其他一些行业方面有待完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很难表达我是多么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政府在建立鼓励创业机制的过程中的有效联结。美国有非常严密的机制,虽然并不是每一个都有成效,但都是有益的尝试。其中有一种机制叫“小企业创新研究工程”(SBIRS),每一个政府机构一年花费2亿美元,其中百分之二的基金投给那些小公司,因此这些小公司获得政府研究基金资助的优惠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想建立和发展高科技的企业来说。从这层意义上讲,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我之所以要将Charles作为范例说明,是我想谈一谈搜狐是怎么产生的,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如
果Charles在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博士,而不是去MIT读PH.D.,搜狐是否能够产生?Charles是清华本科毕业生,他在这里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智慧,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成绩,而这里我要建议的他是在MIT获得的思想转型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转向,即对能力、批准、机会等问题准确的理解。我反复重申的是MIT自100多年来一直鼓励创业者出去开办公司,尝试做事,给予配合,使其合法化,获得成功,从而成为与这个社会紧密融合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Charles获得MIT的博士学位,很清楚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受过正规的教育。而他在MIT获得的还有他对生活方式的方向和定位,他积极参与各种创立新公司的激烈竞争中。有一天,Charles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谈他的理想和向往,他没有跟我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而是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对他讲:“你能跟我讲你想做什么吗?”他还是说:“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们的讨论从此开始,这次讨论持续了好几周,见了好几次面,我开始更多的了解他,他的动力,他的眼光,他的热情,他真正想干的事情:他想在自己的国家,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运用他在MIT学到的知识和精神在中国建立高科技互联网企业。我与Charles接触开始于1996年,经过几番谈论,我最终决定成为他创建公司的投资第一人,并将与Charles一起成为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顺便说一句,在最初的两年里,事实上整个董事会就只有Charles一人。另外一个的投资人是MIT的一个研究生,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企业家庭,父亲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的CEO。主持着MIT的媒体实验室的尼格罗庞帝,早已在你们之间耳熟能详的著名教授,成为投资搜狐的第三人,我问他为什么投资搜狐,他把我当做是他投资的一个理由,说因为我投资了,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择搜狐,所以他就投资搜狐了。到现在他一直“盲目”。Charles带着180000美元回到中国,白手起家创建公司;他没有带回280000美元,因为我们在1996年用尽办法也难以筹集到另外的100000美元。我们无法说服别人在当时中国有机会去创建互联网公司。他们疑虑重重,不能说服他们给我们划支票。Charles回到中国建立搜狐,你们都知道后面的历史了。随着搜狐收购中国人(ChinaRen.com),搜狐在页读数和用户数量上都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领头羊,而且我们将会一直保持这种势头。
我的观点不在中国的互联网,而是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科技的公司,MIT给中国带来了一件重要的礼物,那就是树立了一种教育的榜样和模式来鼓励Charles能够回国创业,开始为你们的国家作出重要的贡献。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被称为与中国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人。MIT有很多美国籍的中国人和中国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很多人给我发E-mail和给我商业计划,说他们要去中国,建立互联网公司。今天当然想法更多,有的还想创建无线通讯公司或可视网络公司,我把很多的想法都转给了Charles,我想他能帮我遴选。
今天我试图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来谈在很多方面与清华类似的一个学院,我们是美国的清华,你们是中国的MIT。在科技和商业学院方面,我们两个院校都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的斯隆(Sloan)商业学院正和清华和复旦大学合作MBA的项目。我想让你们理解的是在MIT一种重要的独特性培育了MIT的一种文化,就是让许许多多的有才华的学生、教师、甚至行政人员会考虑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下一步会去根据自己的愿望创办公司。我想要提出的关于体制的、超出两国政府的差异的问题是:中国可否让清华大学仿效我们在美国成功营造的环境,如果可能,我们都会享有变革给双方社会带来益处。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现在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谢谢!
附录记者有关采访:
问:软银公司董事长孙正义目前说中国将出现第二次风险投资浪潮,他们计划收购200家互联网公司,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绝对正确,而且还会出现第三第四次浪潮。中国发展的机会非常大,有许多创业者在中
国的互联网市场上成功发展,像我在演讲结束举到的搜狐创始人张朝阳的事例。他们真正了解市场发展战略,因此,许多重大进展只是时间问题,可能在一年中两三个月之内,从而会掀起新一轮的互联网投资风潮,中国的机会非常大,浪潮不只一次,有许多次。
问:在目前NASDAQ股市普遍下跌的情况下,你对搜狐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答:股市不能更多反映公司的发展状况,我们需要寻求股市和公司实际发展情况之间的吻合,搜狐公司比其在7月份上市时又有了许多新的业绩,新的成功,比如从公司内部发展上看,我们有了在访问量、注册用户、EMAIL用户以及网络广告销售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现在,我们成功的收购CHINAREN,增加新的功能,新的员工,新的技术和新的内容频道。因此,我对搜狐的信心不是基于股票市场,而是实际考察公司本身的发展状况。股票市场其实也就是一种市场,在市场上,人们自然会进行买卖活动,有人今天想买东西,有人今天想卖东西,这很正常,而我们要做的是先把事情做好,吸引更多的人来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购买我们的股票。
10、青年事业成功(池宇峰)
只要你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地奋斗,最后总是能够实现。我发现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毕业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或者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池宇峰,1971年8月出生于北京。1989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1993年毕业,到广州浪奇宝洁公司工作。1994年,到深圳创办洪恩实业公司。1996年,创办北京金洪恩科技发展公司,任董事长。1996年11月,《开天辟地》第一次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亮相,立即引起轰动。2001年4月,池宇峰获得首届“中国软件行业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是最年轻的一位获奖者。
池宇峰和他创立的金洪恩电脑公司深刻地影响了中国IT业的发展进程,金洪恩的软件鼓舞了数百万中国人学会了电脑,其电脑教育软件和英语教育软件分别占了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50%和70%。
洪恩总裁池宇峰应清华大学团委的邀请,以校友身份在清华三联报告厅演讲.下文摘自池宇峰的现场讲话。
今天,我来和大家聊聊,聊什么呢?就聊当代青年的事业观吧。我是清华化学系94届毕业生,说起来是在座各位的师兄,所以大家在我说的过程中,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提出来。
毕业后,先被分到广东的浪奇宝洁;半年后辞职创办深圳洪恩实业有限公司,主要是装兼容机,规模当时在深圳可以说是首屈一指;1996年11月,注册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第一个产品就是《开天辟地》,一炮打响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产品了,每个产品无论从质量还是销量在国内都是第一的。如果大家关注连邦软件排行榜、电脑报排行榜的话,教育软件类前十名总有四、五个是洪恩公司的。我们的目标是前十名能占八个。有时在公司里开玩笑说,洪恩这两年的发展比微软还快,现有员工130人左右,在国内的软件行业中算是很大的;营业额有几千万,而微软发展到第五年时才和洪恩这方面的数字相媲美。
一晃就是五年了,最想说的就是一个人怎样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只要你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地奋斗,最后总是能够实现。我发现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毕业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或者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公司,我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否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真正能想清楚的人很少。有时候我问,“你为什么要读研?为什么要出国?”他们说大家都在读研,都在出国。其实,在洪恩有很多能出国不出国,能读研不读研,甚至能拿到毕业证而不拿的人(当然我们并不提倡),但这符合了社会上的规律:非正常才能成功。跟大家走同样的路未必会成功。每37 个人一定要清楚自己最擅长什么,比别人强在哪里。只有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在招聘时我经常问“你比你的同班同学强在哪?”有人说我不知道强在哪,我学习成绩中等,工作能力、社会能力也是中等。这就比较差一点,有些在学校里表现出的特质并不被看重,但是走向社会后就非常重要,比如艺术性、人际关系、哲学头脑等,所以你只要和你所在集体有一点不同,就说明你在这一点上比别人强,这一点很重要。在招聘时我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见过你本人,而由你的朋友来描述你,他会怎样描述?”比如你特别爱玩,特别爱打游戏,OK,这就是你的优点,这在洪恩特别重要。因为你的所有性格最终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
总之,要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然后为之努力,不能动摇。人活着是一种自然现象,当哪天自然现象的环境发生改变,人类也就消失了,所以说没必要为现在身边的琐事而烦恼、消沉。应该找让你快乐的事情去做。我有时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因为你清楚了人的本质,再自寻烦恼你会发现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在洪恩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人员流动性很小,真正的能人很少有走的。洪恩的待遇只是中等,但是可以得到成就感,因为你做的软件是中国最好的,会被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接受。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是“洪恩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一点点”,尽管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们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了。我对《开天辟地》软件的开发者说“这个软件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教育,这有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奋斗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开天辟地》是我们开发的,当看到这个产品能如此广泛的被接受,你会感到死而无憾,自己的价值实现了。
在洪恩你不要告诉我你能做什么,你应该告诉我你比别人强在哪里,你会发觉在某一方面有一点儿是别人赶不上的,那么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当新员工来时,先让他们适应一段时间,随意找些杂活来做。这样过了一个阶段,我们就问他对哪一方面感兴趣,适合做什么工作,例如想搞网络,或者是多媒体编程,每个人有自己的特长,然后我们就让他按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去做。所以说洪恩的每个人都处在他最擅长的位置上。
洪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益求精。我们做一个产品不仅仅是比别人强,更是让自己满意。我们因为自己不满意而砍掉了很多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畅通无阻》、《天问》就是因质量问题生生被砍掉后重做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我们能够一步步发展的关键。根据一些统计数据,目前国内独立软件销售方面,洪恩仅次于微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洪恩做成一个国际化的企业。
11、美与物理学(杨振宁)
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人,1922年8月22日出生。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1944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1945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1948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托尔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1966年离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
1957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学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为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38 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19世纪物理学的三项最高成就是热力学、电磁学与统计力学。其中统计力学奠基于麦克斯韦(J.Maxwell,1831-1879)、波耳兹曼(L.Boltzmann,1844-1905)与吉布斯(W.Gibbs,1839-1903)的工作。波耳兹曼曾经说过:一位音乐家在听到几个音节后,即能辨认出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或舒伯特(Schubert)的音乐。同样,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也能在读了数页文字后辨认出柯西(Cauchy)、高斯(Gauss)、雅可比(Jacobi)、亥姆霍兹(Helmholtz)或克尔期豪夫(Kirchhoff)的工作。对于他的这一段话也许有人会发生疑问: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哪里会有什么风格?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有过如下的讨论:
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今天我的演讲就是要尝试阐述上面这一段话。我们先从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风格讲起。
一、狄拉克
狄拉克(P.Dirac,1902-1984)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关于他的故事很多。譬如:有一次狄拉克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演讲完毕,一位听众站起来说:“我有一个问题请回答:我不懂怎么可以从公式(2)推导出来公式(5)。”狄拉克不答。主持者说:“狄拉克教授,请回答他的问题。”狄拉克说:“他并没有问问题,只说了一句话。”
这个故事所以流传极广是因为它确实描述了狄拉克的一个特点:话不多,而其内含有简单、直接、原始的逻辑性。一旦抓住了他独特的、别人想不到的逻辑,他的文章读起来便很通顺,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狄拉克最了不得的工作是1928年发表的两篇短文,写下了狄拉克方程:
(D)(略)
这个简单的方程式是惊天动地的成就,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对原子结构及分子结构都给予了新的层面和新的极准确的了解。没有这个方程,就没有今天的原子、分子物理学与化学。没有狄拉克引进的观念就不会有今天医院里通用的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不过此项技术实在只是狄拉克方程的一项极小的应用。
狄拉克方程“无中生有、石破天惊”地指出为什么电子有“自旋”(spin),而且为什么“自旋角动量”是1/2而不是整数。初次了解此中奥妙的人都无法不惊叹其为“神来之笔”,是别人无法想到的妙算。当时最负盛名的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看了狄拉克的文章,无法了解狄拉克怎么会想出此神来之笔,于1928年5月3日给泡利(W.Pauli,1900-1958)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的烦恼:
为了不持续地被狄拉克所烦扰,我换了一个题目做,得到了一些成果。(按:这成果是另一项重要贡献:磁铁为什么是磁铁。)狄拉克方程之妙处虽然当时立刻被同行所认识,可是它有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性,叫做“负能”现象,这是大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狄拉克的文章发表以后三年间关于负能现象有了许多复杂的讨论,最后于1931年狄拉克又大胆提出“反粒子”理论(TheoryofAntiparticles)来解释负能现象。这个理论当时更不为同行所接受,因而流传了许多半羡慕半嘲弄的故事。直到1932年秋安德森(C.D.Anderson,1905-1991)发现了电子的反粒子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反粒子理论又是物理学的另一个里程碑。
20世纪的物理学家中,风格最独特的就数狄拉克了。我曾想把他的文章的风格写下来给我的文、史、艺术方面的朋友们看,始终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偶然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一栏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高适(700―765)在《答侯少府》中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我非常高兴,觉得用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是再好没有了:一方面狄拉克方程
确实包罗万象,而用“出”字描述狄拉克的灵感尤为传神。另一方面,他于1928年以后四年间不顾玻尔(N.Bohr,1885―1962)、海森伯、泡利等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冷嘲热讽,始终坚持他的理论,而最后得到全胜,正合“风骨超常伦”。可是什么是“性灵”呢?这两个字联起来字典上的解释不中肯。若直觉地把“性情”、“本性”、“心灵”、“灵魂”、“灵感”、“灵犀”、“圣灵”(Ghost)等加起来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而这恰巧是狄拉克方程之精神。刚好此时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童元方博士谈到《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钱锁桥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袁宏道(1568―1610)(和后来的周作人(1885-1967),林语堂(1895―1976)等)的性灵论。袁宏道说他的弟弟袁中道(1570―1623)的诗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也正是狄拉克作风的特征。“非从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又正好描述了狄拉克的独创性!
二、海森伯
比狄拉克年长一岁的海森伯是20世纪另一位大物理学家,有人认为他比狄拉克还要略高一筹。他于1925年夏天写了一篇文章,引导出了量子力学的发展。38年以后科学史家库恩(T.Kuhn,1922-1996)访问他,谈到构思那个工作时的情景。海森伯说:爬山的时候,你想爬某个山峰,但往往到处是雾„„你有地图,或别的索引之类的东西,知道你的目的地,但是仍堕入雾中。然后„„忽然你模糊地,只在数秒钟的功夫,自雾中看到一些形象,你说:“哦,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整个情形自此而发生了突变,因为虽然你仍不知道你能不能爬到那块大石,但是那一瞬间你说:“我现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我必须爬近那块大石,然后就知道该如何前进了。”
这段谈话生动地描述了海森伯1925年夏摸索前进的情形。要了解当时的气氛,必须知道自从1913年玻尔提出了他的原子模型以后,物理学即进入了一个非常时代:牛顿(I.Newton,1642―1727)力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可是用了牛顿力学的一些观念再加上一些新的往往不能自圆其说的假设,却又可以准确地描述许多原子结构方面奇特的实验结果。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1904―1967)这样描述这个不寻常的时代:
那是一个在实验室里耐心工作的时代,有许多关键性的实验和大胆的决策,有许多错误的尝试和不成熟的假设。那是一个真挚通讯与匆忙会议的时代,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和无情的批评,里面充满了巧妙的数学性的挡架方法。
对于那些参加者,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自宇宙结构的新认识中他们得到了激奋,也尝到了恐惧。这段历史恐怕永远不会被完全纪录下来。要写这段历史须要有像写奥迪帕斯(Oedipus)或写克伦威尔(Cromwell)那样的笔力,可是由于涉及的知识距离日常生活是如此遥远,实在很难想像有任何诗人或史家能胜任。1925年夏天,23岁的海森伯在雾中摸索,终于摸到了方向,写了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有人说这是三百年来物理学史上继牛顿的《数学原理》以后影响最深远的一篇文章。
可是这篇文章只开创了一个摸索前进的方向,此后两年间还要通过玻恩(M.Born,1882―1970)、狄拉克、薛定谔(E.Schrdinger,1887―1961)、玻尔等人和海森伯自己的努力,量子力学的整体架构才逐渐完成。量子力学使物理学跨入崭新的时代,更直接影响了20世纪的工业发展,举凡核能发电、核武器、激光、半导体元件等都是量子力学的产物。
1927年夏,25岁尚未结婚的海森伯当了莱比锡(Leipzig)大学理论物理系主任。后来成名的布洛赫(F.Bloch,1905―1983,核磁共振机制创建者)和特勒(E.Teller,1908―,“氢弹之父”,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学位导师)都是他的学生。他喜欢打乒乓球,而且极好胜。第一年他在系中称霸。1928年秋自美国来了一位博士后,自此海森伯只能屈居亚军。这位博士后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周培源。
海森伯所有的文章都有一共同特点:朦胧、不清楚、有渣滓,与狄拉克的文章的风格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读了海森伯的文章,你会惊叹他的独创力(originality),然而会觉得问题还没有做完,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而读了狄拉克的文章,你也会惊叹他的独创力,同时却觉得
他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再可以做下去了。
前面提到狄拉克的文章给人“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海森伯的文章则完全不同。二者对比清浊分明。我想不到有什么诗句或成语可以描述海森伯的文章,既能道出他的天才的独创性,又能描述他的思路中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乱摸索的特点。
三、物理学与数学
海森伯和狄拉克的风格为什么如此不同?主要原因是他们所专注的物理学内涵不同。为了解释此点,请看图1所表示的物理学的三个部门和其中的关系:唯象理论(phenomenologicaltheory)(2)是介乎实验(1)和理论架构(3)之间的研究。(1)和(2)合起来是实验物理,(2)和(3)合起来是理论物理,而理论物理的语言是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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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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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象理论┃(2)
│玻尔
| ┗━┯━┯━┛
│海森伯┤↑↓
│└┏━┷━┷━┓
爱因斯坦┤薛定谔┃理论构架┃(3)
│┌┗━┯━┯━┛
││↑↓
│狄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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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几位二十世纪物理学家的研究领域
海森伯从实验(1)与唯象理论(2)出发:实验与唯象理论是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所以他要摸索,要犹豫,要尝试了再尝试,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不清楚、有渣滓的感觉。狄拉克则从他对数学的灵感出发: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结构美,是简洁的逻辑美,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给读者“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感受。
让我补充一点关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我曾经把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譬如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希尔伯特空间、黎曼几何和纤维丛等,今天都是二者共用的基本观念。这是惊人的事实,因为首先达到这些观念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曾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径,完全不同的传统。为什么会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
必须注意的是在重叠的地方,共用的基本观念虽然如此惊人地相同,但是重叠的地方并不多,只占二者各自的极少部分。譬如实验(1)与唯象理论(2)都不在重叠区,而绝大部分的数学工作也在重叠区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重叠区,虽然基本观念物理与数学共用,但是二者的价值观与传统截然不同,而二者发展的生命力也各自遵循不同的茎脉流通。
常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研究数学?我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哪一个领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爱因斯坦在晚年时(1949年)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他选择了物理,他说:
在数学领域里,我的直觉不够,不能辨认哪些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哪些只是不重要的题目。而在物理领域里,我很快学到怎样找到基本问题来下功夫。
年轻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
四、美与物理学
物理学自(1)到(2)到(3)是自表面向深层的发展。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面的美。譬如虹和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42高漫楚A红在外,紫在内;霓是50高漫楚A红在内,紫在外。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这是第一步(1)。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2)使物理学家了解到这42侦P50升i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折射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的美。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象本身可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3)的美。
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它们提炼了几个世纪的实验工作(1)与唯象理论(2)的精髓,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
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举两个例子:上面提到过的19世纪中叶写下来的麦克斯韦方程是在本世纪初通过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示出高度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以后逐渐发展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个例子是狄拉克方程。今天狄拉克流型(DiracManifold)已变成数学家热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克(W.Blake,1757―1827)的不朽名句来描述:
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
AndaHeaveninaWildFlower 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 AndEternityinanhour 它们的巨大影响也许可以用蒲柏(A.Pope,1688―1744)的名句来描述:
Natureandnature'slawlayhidinnight:
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12、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卓南生)
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华中及南洋大学,1966年负笈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院新闻系,并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留日期间,即经常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后,就一直参与主持该报笔政。1983年华文报业合并,续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1987年奉派赴日创设东京特派员办事处。1989年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现任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从东南亚看日本》、《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大国梦与
盟主论》、《现代的锁国》、《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中国近代新闻历史》等。
主持人: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今天我们请卓南生教授来上课,讲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觉得中日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最坏的阶段,连西方也都这么认为。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期有一篇社论,题目叫《日本人生气了》。文章说,因为中国现在对日本采取了好战的态度,对日本要求过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气了。另外说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气,到底中日之间关系怎样,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甚至妖魔化中国的作用,还是像某些日本人说的,中国媒体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在煽动反日情绪。今天请卓老师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作一场报告。让我们热烈欢迎。
卓南生:谢谢。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题目是“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都是大题目,我就简单地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的特征作一介绍,然后再谈谈日本媒体在中日关系上起什么角色,怎样了解和应对日本媒体。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处在战后以来的恶劣阶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学,那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以后才恢复邦交。在1966年,刚好是二战结束20多年,也是东京奥运会后两年,当时中日关系尽管官方是不承认中国,基本跟着美国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民间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声音很洪亮。在新闻传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声音。
一股力量是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厌战病”“恐战病”。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也知道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也是相当多的,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还有一股势力,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他们也想促进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场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中国。他们认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全不能忽视的。这四股势力发出不同的声音。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从当时的政治形式来看,一边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一边支持,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国论二分。可以想像,当时的日本媒体绝不是一种声音。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体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声音,当然强弱另当别论。
这是我留学时代感受到的当时的气氛。这种气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当时还没有中国留学生。我们华裔冬天穿着棉袄,他们就会说,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袄,这是不愉快的回忆。支那这个词充满了轻视,用郁达夫那个时代的说法,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就相当于今天骂人家是猪。
在媒体称呼中国为中共。日本媒体解释,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然这是强词夺理啦。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基本上日本媒体跟国策走。还有一股经常制衡的力量出现。这是恢复邦交之前的情况。
接下来我谈谈日本媒体的特征。
日本是一个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也自称报业大国。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总共有121家日报,并发行5367万份报纸,每2.34个人拥有一份报纸,每1.16个家庭拥有一份报纸。几乎是家家户户订报纸,可见普及率很高。其实这个数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话还会更高,因为日本报纸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在中国和新加坡,早报和晚报都是两批人马在办报,算两份报纸,但在日本,像《朝日新闻》早上发行傍晚也发行,由同一批记者,同一批编辑部人员、同一批经理、行政人员和同一批广告人员运作。这些早报和晚报合起来算一份报纸。刚才的数字是把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如果分开算的话,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也是很高的。比如说〈《朝日新闻》超过800万份,《读
卖》900万份,《每日新闻》是400万份以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全国性报纸不止在大城市发行,在乡村和镇也很有影响力。这样大发行量就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美国那些高级报纸即QualityPaper保持很明确办报方针,保持很高水平。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时》报等基本上保持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硬性新闻为主的报纸,但在日本,因为是800万份、900万份,需要迎合很多读者的口味,这就决定了在新闻处理方面需要照顾方方面面。因此,在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不是有高级报纸的存在。在日本,一种说法是日本报纸融合了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二者特征,另一说法就认为没有高级报纸存在。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即日本报纸影响力很大。这三家报纸就占有了日本40%的报份,如果再加上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这两家全国性报纸,这五家的发行量则超过发行量50%以上,意味着影响力很大。影响力大意味着日本报纸有时非常煽情,像《朝日新闻》有时会采用如日本人所说的“豪雨集中式”报道,也就是狂风暴雨式的报道。当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甚至倒数过来35、34版都是相同的事件。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煽情报道也经常出现。
报纸普及率高,又采取激情性报道,而且是狂风暴雨式报道,这意味着日本在短暂的时间内很容易制造某种气氛和理论,这是日本的一个特色。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但竞争越激烈,不同看法也可能越多。但在日本不同,竞争越激烈,看法越接近。为什么?除了上述这些特征,日本媒体还有一个特征,即在新闻的形式和编排方式上的“划一性”,基本上可以说是统一口径,日本人竟然称为类似性。这是《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京都新闻》,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把它们的报头移位的话,即使是很老练的新闻工作者也很难分辨这是哪一家报纸。这种做法可说是日本传媒特色。
日本媒体在内容和形式上很接近,再加上前述的特征,那么日本媒体如果对一个问题集中地报道、集中地评述的话,很快可以在日本国内形成共识,大家都心照不宣,不需要进行什么争论。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日本朋友:为什么你们竞争越激烈观点越接近?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读者是相似的。竞争的结果是,这个标题在这个位置最好,这个内容这么写最好,受众的口味差不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喜欢同样一种商品的,媒体实际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日本媒体说今年汽车流行的颜色是白色,那么几天以后街上都是白色的汽车。到底是观众喜欢白色还是媒体宣扬白色,这是说不清的,是鸡与鸡蛋的问题。用前首相宫泽喜一的说法,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他认为大众传媒已经取代了教科书扮演这样的角色。他认为这是日本的优点,也是日本的缺点,他说不管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日本人在战前战后都变成了“金太郎精”(这是一种古老的制糖法,做精之前,先划个模型,如果画一只狗,那作出来的都是狗,如果是花,作出来的都是花)。这说明日本媒体取代了教科书在大量地制造“金太郎精”,也说明日本媒体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经常称“舆论导向”,日文中的叫法可能更形象,称作“诱导”,而日本也的确做得比其他国家更出色。日本究竟怎样做到的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俱乐部的存在。记者俱乐部在很多国家都有,美国、新加坡都有,其扮演的角色是促进记者之间的亲善友睦,促进友谊,大家到那里喝酒聊天,有时举行舞会,而日本不是,它在新闻采撷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采访的一个基地。日本几乎每个机构从政府大厦、政党或者工商团体、警察署,每个地方都有记者俱乐部,设立在建筑的一个角落,各家报馆(加入日本新闻协会的报纸)都能派记者去,这些记者就直接到采访地去办公。他们可以不去报馆上班,但必须去记者俱乐部办公。换句话说,他们与受访者非常熟悉。每天记者俱乐部都有新闻发布会,定期,一天两次三次,有重要新闻的话随时都有发布。这个发布会是官方和受采访者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事发生,有俱乐部干事主持。这样的俱乐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需要作小小的补充。在俱乐部中,他们有规定,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不可发。发布新闻者也会告诉记者,哪些只是作参考不可发。这些规定本来是违背新闻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已经成44 了常识。如果一位记者写了俱乐部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那便被俱乐部开除,那他在报馆的生涯就此结束。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皇太子娶妃小和田雅子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没有发。后来由华盛顿邮报先刊登。很多人就骂日本报界为什么让外国人抢了先,报界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但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发?这其中就是记者俱乐部起了作用。
俱乐部的存在其实是统一口径很重要的因素。曾经有一个日本记者回忆一个情形,当然有些极端。他在一个市政厅当记者,比如说每天10点发布新闻,按照惯例,发布者就拉几个老练的记者去打麻将,到了中午,市政厅的职员就已经帮他们写好了新闻稿。然后分给每个记者参考,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很多记者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市政厅为了记者回去好交代,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分给记者。
这种内规为什么会对记者起这样的约束作用。这固然是俱乐部的一个特色,也跟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一种风气和文化习惯有关系。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日本很多战友会到今天还存在,他们经常聚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内规,这些内规有时比外部一些规定更有约束力,一旦你在内部违反规定,在日本社会你比什么都难受。记者一旦违反俱乐部内规,那就被开除出去,就会被认为很难与人协调,从此被打入冷宫。就这个内现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新宿,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看来,他们无牵无挂,应该享有自由,但不是。有一天我看了报纸上一个小小的新闻给我很大的启发。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一天打起架来,有两个被活活打死。什么原因呢?原来由于人们认为他们妨碍交通等等有不利之处,于是他们聚到一块开会来订个内规,比如早晨7点整理纸箱去公园散步,直到晚上几点以后才可以回到睡觉的地方来。可是有两个新来的无家可归者不肯接受“前辈”们定下的内现,于是被活活打死。从中我们看出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如果你不能被周围人接受,你就很难在社会中生存。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不敢把战争真相公布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媒体的上述这些特征在用到国际新闻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日本报道基本以欧美特别是美国新闻为中心,最近10多年亚洲新闻也有所增加。从战后以来,都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先的。任何新闻都很重视日本人的企业利益和日本人利益,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闻报道是以日本的利益为中心的。
13、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温铁军)
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
温铁军,男,汉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9-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19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为了引导广大同学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我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TMS)邀请了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于12月14日(周六)下午两点,在建筑馆为广大同学做了题为“我国‘三农’问题现状及对策”的精彩报告。
报告开始,温铁军博士开宗明义的指出:在新中国历史上,我国“三农”问题就从来没有被解决过,而只是相对的缓解,所以我国“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解决;同时还必须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为整个报告定下了基调。
温铁军博士指出,“人口过剩,土地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国目前正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随着全国总人口数目的增加,农村人口的绝对数目在20年后仍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约为8亿左右。而由于城市化建设、土地沙化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减少的土地面积约为2000万亩,照这样的速度,20年后我国将会减少4亿亩土地。因此,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今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为了在法律上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也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根据这样的国情,温铁军博士接着指出,在我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将会伴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并存,我国基层民主问题的解决也将取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欢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农民杂志的主编跟我说,咱们中国人大多数上溯两代人都是农民,所以关心农民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中宏网的首席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请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这个报告名字就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好,有请温教授上场。请坐。我听说您是1951年生的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龄,我觉得您应该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
温铁军:对,1968年插队。
主持人:也在北京插队吗?
温铁军:不,在山西的汾阳县。
主持人:离北京不算太远。
温铁军:现在属于吕梁地区。
主持人:现在您是一直研究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那当时这段插队的经历,跟现在的这个研究有没有关联呢?
温铁军:当然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研究的问题和当年从插队开始那十几年的工农兵经历很有关系,如果没有在基层滚一身泥巴,跟基层这些群众在一起,我们大概不会有,至少没有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这样一种角度,也可能不会有这种关注农民的这种感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当年那段在底层生活的经历,只从书本出发,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好,我想听听到底怎么个底层法?您是哪年从北京出发?
温铁军:1968年。
主持人: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时候。
温铁军:接近于不火了吧。
主持人:那您从心里上愿意不愿意去啊?
温铁军:当时我们是一颗红心,真是党让上哪儿就上哪儿,没有任何思想抵触,真的是满腔热情地去到农村,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尽我所能去做农村的事情。我印象里当时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吧,十七岁,但是我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抵触情绪。
主持人:给我们简短描述一下当时您看到的那个底层是什么样子?
温铁军:怎么说呢,当时如果说从农村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这样做。所以老百姓说我们是老“背兴”。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交粮食,交粮食嘛,当时公社就把好粮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粮食,质量稍微次一点的退回来。然后呢,书记,我们书记跟我们一块去交粮食,书记说,这个瘪麦子、不好的粮食是咱们老“背兴”吃的,好粮食那是给城里人吃的。然后我们无论是想,比如说,尽管我今年麦子丰收了,可以多分一点,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级计划的,从县到公社然后到大队,你不能因为你丰产了就多分一点,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切都是按照从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这批知青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是拼命干,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积极,干活干的特别卖力,老百姓就觉得你们傻,因为你干了活、卖了力,最后分不到那样多粮食,你还等于要亏。后来我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去大量访问这些户,当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这些户,和我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老百姓给我们发牢骚说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
主持人:几乎没什么变化。
温铁军: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那好,你说的那个老“背兴”的那个“背”,是您自己的意会还是跟咱们说的老百姓不一样?
温铁军:山西人是谐音,我们插队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兴”是谐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这个“背”可能是很背运。
温铁军:他说的就是背兴,因为咱们背兴,所以咱们就吃瘪麦子。
主持人:噢,是这个意思。
温铁军:大队书记他就是这么说。
主持人: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是学新闻,按说您更应该成为一个记者,怎么成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专家了呢?
温铁军:当时新闻系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专业调查研究人员,未必一定要学报纸,我的兴趣更多还是在政策研究,因为我工农兵都干过了,那么觉得很多问题确实需要,不是一般的去报道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这是其一。其二,我本科是新闻,但我博士学位是经济管理。后来还是沾了点经济的边,所以搞了很多经济问题的研究。
主持人:好,最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说到三农问题,要是说研究的话,不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提出三农问题,因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都明确的讲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所以说,讲三农问题研究应该是从他们开始。
主持人:不是,您自己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去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农村政策研究的。我的职责就是下去跑调研,所以调研的过程中间就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又以农民问题为主,所以我们当时就认识中国恐怕不是简单地讲农业问题就能解决的,我们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我们当时就认为这是派生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在制定农村政策(的调查中),在80年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搞的(政策调研),比较强调如何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关注农业问题,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为什么是三农问题,就是说它大概不等同于一般地讲农业经济问题。
主持人:好,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从80年代中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温铁军:16年。
主持人:好,16年,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洗耳恭听温铁军博士给我们带来他的报告,他的报告名字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有请。
(掌声)
温铁军:我想十多年的农村调研,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它完全讲清楚,难免挂一漏万,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好在我已经有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当然,我自己不可能再给人送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卖光了,去年五月份出版,八月份上架,到现在出版社已经都没有了。我想不到就一本像这样一个名字叫《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这样一个学术性的一本书,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会卖光,这个我没想到。我想大家的关注主要其实不是关注我的研究,而是关注中国农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国家已经被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列入前十名,世界前十名。甚至有的国际组织从增长潜力上来看,说将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会进入世界前三强。但是,因为中国是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我们有机会到农村去看的人都会看到,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当然沿海发达地区情况不同了。但是大多数传统农区应该说还不能跟得上整个国家高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人们越来越多的把眼光集中到农村问题上,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人们已经慢慢地开始接受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中国出问题是出的“三农”上,那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上。
因此呢,我说我的观点,包括我今天讲的观点,应该说主要是从我十年的试验研究中,是从基层的实证过程中间所产生的一些看法。这当然会和咱们这个一般地从理论出发或者从书本出发,做规范研究的那些东西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请学界的朋友原谅我,我说的东西如果和你的规范研究给你的那套知识谱系不同的话,请你能够考虑一下我是从实际来的。那么试验方法本身它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是要求不断证明的,自然科学的试验在方法论上也是要求不断证明的。那么政策科学研究使用试验方法,我们怎么证明。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经过十年的试验研究,被我们证明的是什么?既然你是试验,既然你是证明,那么证明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经过试验证明的这么一个提法。我们不太认同一般的学界,特别是院校派的这些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比如说,一说到中国的农业,就说是要用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解释农业问题。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大家看,无论是报刊宣传还是咱们理论文章都是在讲中国农业问题如何如何,经过十年的试验,我们说,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做点解释。
一般我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条件下,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他对于农业的生产基本要素,也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在每一个要素当出现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调整要素,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加入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所以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际上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我们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几乎是我们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农业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就中国的农村经济来说,这些东西能起作用吗?我们是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到现在为止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是五个亿,劳动年龄人口是五个亿。我们这些插过队,当过队长的人知道,在这个正式统计公布的劳动力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百分之三十,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半劳力呢,你怎么能说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干活,怎么能说十六、十七、十八岁以下的这些半大小子他不干活。他都干活,农村十几岁的孩子干活是正常的事,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退休他照样得干活,这是正常事,这么算下来,你加百分之三十。中国的劳动力就农村而言有多少,六个多亿吧!那么我们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嘛。粗算有一亿五吧。那还有多少是属于相对就业不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绝对地过剩、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拿什么来替代他。那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所以才出现尽管劳动生产率长期维持比较低水平,劳动力投入在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农户调查测算,已经连续三年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尽管他的边际效益递减到零以下的时候,他能被替代吗?你把他替代到哪去?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到那去吗?是不可能的。就这一条我请问,怎么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资源,48 来优化配置,不可能,这是第一大要素,劳动力要素不能被替代。
第二大要素土地。我们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只在减少。每年非农占地几百万亩,咱们不说那个数,但是每年非农占地至少是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的自然减损,我们每年的农业耕地的减少数,大约,咱们也不好说绝对数,反正是比那个几百万亩还要多,多多少大家可以查统计,我不好在这里讲。但是总之土地是不能增加只在减少的,那么劳动力不能减少是在增加的,随人口增加,二元结构又不能打破,对不对?一个要素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一个要素是只能减少不能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那就产生不出利润来。那么请问,假如我们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它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假如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进得来吗?进不来。请问这三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所以我说,我们证明了半天证明不了的东西,只能证明。那当我们告诉学界这东西被证明的时候,学界什么态度呢?他们说你这东西不符合我的理论。我只好说,那请你修改你的理论。你只能从实际出发嘛,所以这个对话是困难的。
我说第一被我们证明的,就是说你一般地跟我讲市场条件下要用看不见的手去优化资源配置,我告诉你三个要素不能被你优化配置。因此我们出现什么情况呢,农村资金净流出。很多人说要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加强农业投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资金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进来,它能得到大致平等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它才有回报,对不对?更何况我们相当多的资金并不仅仅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它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让农业增加投资,这是怎么可能呢?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它要素不能相应的去优化配置,那么导致什么呢?成本上升了。而当我们看到这几年长期农产品价格低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天花板价格的封顶。什么叫“天花板价格”?国际市场价格。我们大家都说现在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说农民弃耕撂荒,要想办法解决农民弃耕撂荒的问题,怎么想办法,怎么解决?你这个粮食价格让农民种粮食,农民不种了,为什么呢?价格上不去,成本在往上涨。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上涨百分之十,涨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涨到我们农业按基本产品算,就是按主粮产品算,我们的基本农产品的成本价格甚至某些时段上高于“天花板”,就是地板价格高于天花板。这是非常荒谬一个的现象,怎么能让地板高于天花板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进行农产品贸易呢?因此我们挑战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人一说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是农业大国。我们说非也,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而非农业大国。
我们有几点来证明,中国不是农业大国。为什么呢?第一,我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无论是粮、棉、油、肉、菜、蛋,全都接近于世界平均线,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很少。像美国,尽管它是工业大国、科技大国、资本大国,但他同样也是农业大国,因为他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中国)这个国家农业的总产量来算,它可能是非常高的,所以人们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其实我们说不是,(因为)按人均算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很多品种上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的农业商品率非常低,比如说以农业主产品为例,以粮食为例,常年看,平均的农业商品率,就是粮食(商品)率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几,不到百分之四十,哪个农业大国它的商品率这么低呢?美国农民种粮食,他吃自己的粮食吗?他买面包吃。因为他的粮食全部进仓,然后就有加工的厂商把他买走了,他再买面粉回来才能烤面包,对不对啊。他不会自己去磨麦子吧。所以他的商品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美国农民他也不吃自己养的猪,不吃自己养的牛,他不宰杀嘛。对不对啊。我们呢,百分之七十左右,是自给自足部分。当然这个统计上问题很多了,咱们不多说,但是就现在公布的统计数据看,我们的商品率按主产品算,也才是百分之三十几,当它不能商品化的时候,它怎么能够叫做一个农业大国呢。所以就从这两个方面看,我们不能说中国是农业大国。
所以,我们第一个证明的就是中国不能简单的照搬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我们的农
村经济现象。第二我们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因此我们反过来再说,为什么叫“三农问题”,英文我们把它翻译成threedimensionalruralissues,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维的农村问题,是三维的,也就是你立体地去看,看中国的农村问题,如果我们只简单的,二维的去看,那你就是投入产出,供给需求,那就是一个纵轴一个横轴就解决了,那如果三维的去看,那你就看到了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的农民人口众多,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跟我们讨论了,你说农民人口众多,那为什么我们不加快城市化,为什么不在工业化加快的同时去加快城市化呢?你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是站不住的,我们提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的。
那我们告诉他,中国因为处于别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工业化起步的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它一上来就上的是重工业,又是在战争环境之中,我们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周边地缘环境非常险恶,战争环境之中,一上来就是重工业,重工业一上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这是重工业特点。因此,中国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工业化,就是工业产值占的比重的提高,来带动农业就业人口的非农转移,所以客观上我们没有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村的城市化,没有(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因此,直到我们几乎完成工业化,到现在工业占绝对比重,我们农业大概只占百分之十五以下,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农业人口仍然占将近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八点几。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不是一个做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从1950年、1951年,咱们从“一五”(计划)算起吧,“一五”之前中国有什么工业呢?比如北京有什么呀?“石景山制铁所”,是日本留下来的。除此之外,王麻子剪刀、大串糖葫芦,那叫工业吗?(就是)作坊嘛。现在你看这个国家整个工业化水平多高,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种一上来就是以重工业拉动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它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样,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民的分工就业,然后带动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少、非常少的比例,比如美国只占百分之
三、日本大概不到百分之十,所以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一说有五亿农业劳动力。这不可比嘛,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能通过现在加快城市化,来更多的转移农村人口呢?我们说,尽管我们已经搞了五十年的工业化,平均转移农业人口,五十年我们转移了百分之十五。那我们再往今后再数五十年,我们就算加快一倍,我们说不往五十年算,我们按2020-2030年算,因为讲人口学的人都会说,2020-2030年是中国人口最高峰。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是十六点几亿。我们到那时候就算加快城市化,农业人口转移(以后占总数的)一半,我们十六点几亿人口的时候农业人口转移剩下一半,还剩多少呢?八亿多农业人口现在多少?八亿七千万,到那时候八亿四千万,差多少,差几千万人口,绝对数还是没有减(下去),还是八亿多农民人口嘛,还是人均不过一亩来地,户均不过是四、五亩、五、六亩地,这怎么能够形成现在人们所说的规模农业,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基础上,我们能够把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问题解决得了吗?因此,经济学讲(预测)三年、五年的就算是远景了,讲三十年的那几乎都是不可信了,所以我们只讲大的概念,三十年之后,尽管可以转移(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农业人口,仍然会有八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农村的人地关系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所以刚才主持人阿忆问我说,你当年插队的,你现在又搞农村政策这么多年,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吗?我说这个变化是肯定有的,大家生活好了嘛,对吧。土地产出率提高了,投入增加了,这些都是重大变化。但是你说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制约条件,我觉得很难,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制约条件很难改变,我们把这个叫做“基本国情矛盾”,所以任何政策研究,假如忘记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单纯地依据某个科学理论,某种理论来制定政策,那就会很麻烦。那我们说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因为是重工业导向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没有同时带动城市化,又因为我们再往前看三十年,往远看三十年,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农业人口仍然(占)绝对比例,仍然(还)是八亿多农村人口,所以我们说长期看,小农经济这样一种状况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得客观承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体制矛盾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体制矛盾。因此我说,我们最终证明的无外乎是最简单的一个常
第五篇:作文 清华
花开在太阳下
花开无声,然而绽放过程中的美丽却是不容遗忘的,因为有阳光照耀。
——题记
她静静地穿过喧闹的街市,暖暖的夕阳故意将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她稚嫩的脸上堆满了幸福。
她叫兰,一个花般美丽的女孩。
从她充满激情的脸上,人们渐渐忘记十五年前的那天,她像天使般降落的那天,她奶奶绝望地弃世而去。
只为她是个女孩。
只因她不是那个家庭渴望的男孩。
奶奶的去世加上她是个女孩,她父母饱经生活沧桑的脸上有多许些愁容、一些牵挂、一丝无奈,一道道皱纹悄然爬上了那原本已满是痕迹的额头。
“要不咱把孩子扔了吧!?” “„„”
“不然,你说能咋办?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 “唉,怪就怪她是个女孩子”
“不,我养,兴许她也能帮我们干活呢。” “你„„”
兰就这样走过了坎坷的十五年。
在这期间有邻里的冷眼,有别人的排挤,有他人的怀疑,但在阳光的爱怜下他走到了今天——兰要参加中考了。“妈,告诉你一件好事。”兰兴奋地说 “什么事?”母亲冷冷地说
“老师说政府对我的中考有分数照顾,老师说,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农村双农民独女户的考生,在考生语数英3科总分上加6分参加中招录取。咱们是农村双农民二女户的考生,在考生语数英3科总分上加3分参加中招达标校录取。若是普通高中则在考生语数英3科总分上加6分参加中招录取。”
“我们老师还说咱们农村双农民二女户的孩子就读高中还有学费照顾呢!省市里还有关于帮助我们的文件,如我市制定出台计生“三结合”工作实施意见,文件里说为进一步形成“党政牵头、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发动全社会力量,帮助计划生育户特别是农村计生“二女户”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确保我们在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惠,生活上有保障,文化上有提高。”
“这样,妈你以后就可以少一些负担了。”兰说道
“哦,真的吗?”母亲仍然很冷静,其实她的心里很高兴,也很激动。只是面对这个曾经让她默默抹去无数次泪,让她默默为她担心的女孩面前,她习惯了冷漠。
“妈,您不高兴吗?” “高兴,当然高兴。”
兰的这一句话彻底打破了母亲一贯的冷面孔,兰终于见到母亲的笑容,以往母亲四处打工,脸上除了疲惫的愁容一无所有,但今天„„
兰也笑了,像朵绽放的花。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兰发现母亲和蔼多了,父亲对自己也多了一些关爱,兰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动力冲击中考!
一个政策在悄然间改善了一家人的关系。
如果说这个党的政策是一束阳关,那么兰无疑是开在阳关下的幸运儿。祈福她一路走好!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