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43年的坚守
1975年的秋天,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一位84岁高龄的老党员――刘世厚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交给了广饶县博物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看,居然是陈望道翻译的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不禁喜出望外。随后,又将这本小册子带到上海去核实,最终确定这正是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个版本。这本小册子就是周恩来一直要找的《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译本。这本“红色经典”被该农民党员保存了43年。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可以说是我党政治武装的“宝贝”,弥足珍贵,尤其是在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下,保存好《共产党宣言》,更是比生命还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寻找《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牵动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感叹:“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幸运的是,一位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用生命保存了43年。
《共产党宣言》是我党早期唯一也是最重要的让共产党员明白革命的目的和今后应该走的道路的行动纲领。将如此重要的保护《共产党宣言》不被敌人破坏焚毁的任务,交给一个党员去完成,是组织上的高度信任,同时也是一种重任交付。而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是每一位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职责。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追随党,为党做事,随时都可能有杀头的危险。特别是保存《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珍贵文献,完成这样的任务,随时会遇到生命危险,这就要有一种舍小家顾大家、牺牲我一个幸福大家人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这43年风风雨雨,43年坎坎坷坷,43年任重道远,43年铁肩担当,用生命保护了《共产党宣言》,兑现了承诺,捍卫了党。为的是那一份永远不变的忠诚使命。对党忠诚,才能对人民忠诚,也才能圆满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目标任务。
1926年春节期间,延伯真同刘雨辉、刘子久从济南回家乡探亲。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刘雨辉把这本精心珍藏的小册子拿了出来,交给了刘良才,指着封面上的“大胡子”告诉大家:“他叫马格斯(陈望道的中文译本首次翻译时的译名,即马克思),德国人,他跟一个叫安格尔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一学他们的书。他们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目的和我们今后应该走的道路。”1931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调刘集支部书记刘良才离开广饶,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刘良才把这本刘集支部的学习资料《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党支部委员刘考文保存。刘考文有时把它藏在粮食囤底下,有时又封进灶头,有时则转移到屋顶脊瓦下面,一直没有暴露过。
1932年8月,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县的党组织进一步遭到破坏,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捕、被杀。刘考文估计自己也有可能被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了忠厚老实、不太被敌人注意的党员刘世厚保存,并郑重地告诉刘世厚:“这本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啊!”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入狱,全家被抄,而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安然脱险。这本《共产党宣言》就成了刘世厚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东西。
1945年,日本鬼子把刘集村烧成一片火海,刘世厚本与乡亲们一起逃出村庄,但仍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村庄,将这本书抢救出来。刘世厚和刘集村的群众坚信“大胡子”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敌人的灭亡和革命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刘世厚把这本宣言作为对过去斗争岁月的缅怀,对未来革命胜利的憧憬、希望和寄托,精心收藏起来,因此未落入敌手。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斗争更加激烈残酷。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日伪军三次“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了,但在刘世厚的保护下,这本《共产党宣言》仍安然无恙。最严重的一次“扫荡”是在1941年8月,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全村顿时成为血河火海。在敌人的暴行下,有83名乡亲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烧,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心里总惦记着这本书,又冒险潜回村里,硬是在火海中从屋山墙的雀眼里把这本《共产党宣言》抢救了出来,使之又一次度过了浩劫。1944年日军又一次大扫荡,这本珍贵的书仍然安然无恙。
解放战争时期,广饶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时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侵扰。刘世厚不得不继续想方设法到处藏匿这本书。新中国成立后,天下太平了。刘世厚仔细地把这本快散架的书装订好,还在首页的左上角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然后用一块老蓝布包起来,放进小漆匣里。
从此,这本书再也没离开过刘世厚。直到1975年县里征集文物时,84岁高龄的刘世厚仔细地把这本快散架的书装订好,并在首页的左上角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与最早收藏此书的“葆臣”印痕相映,然后,用一块老蓝布包起来,放进小漆匣里,恋恋不舍地献给广饶县博物馆。
43年坚守,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追求。正是有了这样无数的普通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党忠诚,为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使得这本国家一级文物――《共产党宣言》得以完好的保存。
第二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共产党宣言》诞生于1848年2月,全文共分为四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这四章完整、系统、严密、循序渐进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它的诞生就像那高高的灯塔,远远地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航道。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充分学习《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对于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对于坚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它就像一把打开问题之门的万能钥匙,引领着我们步步向前。
诚然,《共产党宣言》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三年了,但它在新时代新政治环境下毋庸置疑的有着它的理论指导作用,并且我们还应该以此基础在实际中加以继承和发展。
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时俱进,敏锐地把握时代、形势和实践的新变动,以新的实践为基础,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曲折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环境下,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共产党宣言》 出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主要国家已占据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比较差,这时,建立起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提出了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景,给工人阶级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共产党宣言》创作于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的前夜,在当时已经存在着很多各国工人组织的背景下,《共产党宣言》并没有产生巨大影响。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党纲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但后来,《共产党宣言》充分显示了它的影响力,而且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征服了世界,远远超出了德国的历史环境。这一点就足以充分说明《共产党宣言》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成为时代进步和凝聚人心的思想旗帜。从163年前《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扬了《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它要求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来运用。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然而,一种理论如能紧密结合现实生活,能不断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这种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之树也能常青,始终保持其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理论,所以决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早在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他们共同撰写的德文版序言中说过,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来,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永葆青春,其奥秘就在于它是科学的理论,行动的指南,它与时代同行,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所以它能够发挥指引方向、预见未来、凝聚人心的作用,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共产党宣言》的篇幅不大,但它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却十分丰富,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回答了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当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各自的世界观转变,他们便将自己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理第一次完整精炼地在《共产党宣言》中加以表达,因此,《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巨大的进展。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他们预言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却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起来。这些国家原先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或资本主义初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科技文化教育落后,当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主要任务是什么,怎样实现这些任务,需要经过哪些发展阶段,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回答,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回答这些问题,自然也不能从他们的本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但是,只有当现实社会主义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以后,才能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奠立在坚实的基地上。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基于认清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根本变革传统模式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创造性、基础性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共产党宣言》继承式的发展,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和延伸,而且实践证明它的的确确是正确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指导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向前发展的指路明灯。
第三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百年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百年
1998-09-13 来源:光明日报 杨金海 胡永钦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在中华民族百年变革的风雨历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峥嵘岁月里,《共产党宣言》始终放射着夺目的光辉。
一、《共产党宣言》的最初传入 据现有资料,《共产党宣言》的片断文字传入中国的时间为1899年初。
那是1899年2月,由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题为《大同学》的文章。文章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文章误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实际上马克思是德国人,只是长期住在英国罢了),接着又写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万国公报》第121册,第11页)这里援引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今译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李提摩太系英国威尔士人,1870年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传教和进行文化活动。1891年他继任广学会总干事。此后,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出版书刊、交结上层、影响学界、迎合康梁,力图影响中国的社会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共产党宣言》的片断就是在他介绍西方众多社会主义学说时传入中国的。
第一个为寻求救国真理而阅读《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要推孙中山。1895年,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逃往澳门,后经香港、日本、美国本土,最后到达英国伦敦,时为1896年10月。他在伦敦留居一年,其间,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此,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成为中国20世纪第一个伟人起了重要作用。宋庆龄曾回忆说:他还“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不少先进分子向国内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首次以英文标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日)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有四处提及《共产党宣言》,并称之为“一大雄篇”。1905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2号发表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的文章《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署名蛰伸,文章第一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还摘译了十大纲领等文字。1907年,由上海世界社出版的《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在中国第一次登载了马克思于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肖像。以后该肖像曾被多次用于《共产党宣言》及其他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封面,在红军时代还被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货币上。
然而,这时人们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众多学说之一并零星传入中国的。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当作先进分子的指导思想并系统研究和传播,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最早研究和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的演讲中就提到《共产党宣言》,并用其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深刻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巴黎和会失败后,他创办的《每周评论》16号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几段文字。“五四”运动中,他在《新青年》
5、6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摘译《共产党宣言》重要思想,该文在当时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
二、建国前《共产党宣言》的几个完整译本
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出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宣言》在我国一共有6个完整的中文译本。而每个译本的背后,都有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
陈望道译本是《共产党宣言》在我国出版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也是我党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19年受“五四”运动感召回国,应邀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国文,因带头推行新文化运动而遭迫害。1920年初,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约他翻译《共产党宣言》,于是他毅然辞去教职,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潜心翻译。他所依据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分别由《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和《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提供。3~4月间,陈望道将书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发表,但到沪第二天,《星期评论》便停刊了。陈独秀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前身)成员又设法出版《共产党宣言》,但遇到困难。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俄籍华裔人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中国建党问题。当他们知道此事后,立即资助研究会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起一个名叫“又新”的小型印刷所。不久,《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在此间问世,时为1920年8月。
1930年,《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中文完整译本问世,这便是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华岗译本。这是我党成立后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华兴书局是我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为适应当时革命需要,它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包围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华岗译本就是其中之一。初版的华岗译本就采取了伪装书的形式,书名为《宣言》,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其内容包括《共产党宣言》正文及1872年、1883年、1890年序言。
1938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译本。这是第三个中文全译本,也是在解放区由我党公开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第四个中文全译本是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博古校译本。1942年10月,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大量出版马列著作,中宣部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当时作为成员之一,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该书1882年俄文版序言。博古译本出版后,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五本“干部必读书”之一。
18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共产党宣言》1848年德文原版译出,内容包括正文和七篇序言,还有编者对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补充说明。该译本是当时内容最全、译文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1949年该译本运到中国,从6月起,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出版社相继重印该版。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前还有一个《共产党宣言》陈瘦石译本。该译本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几乎没有研究。陈瘦石译本也许算是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出版的第一个版本。但遗憾的是,陈瘦石译本单行本的由来至今仍是一个谜,希望大家继续研究。
三、建国后《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情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同时也使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事业跃进到新的阶段。
1949年11月,解放社根据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印行的《共产党宣言》,是新中国诞生后出版并在全国发行的第一个版本。1958年8月,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校译《共产党宣言》并将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年后,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译本的单行本,作为第五版。该译本在国内传播很广,时间达五年之久。1964年9月,中共中央编译局又根据德国柏林狄茨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德文原文本对《共产党宣言》重新作了校订。该校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第六版。该版本较前有很大改进,在相当长的年代里是我国流传甚广的较为稳定的版本。在以后的十年间,既出版过平装本,也出版过精装本。1970年12月人民出版社依此版本重印了大字本。民族出版社也先后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少数民族文本。盲文出版社还出版了盲文版。197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在第一卷中收入了该版《共产党宣言》。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仿吾根据德文本重新译校的《共产党宣言》。1992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校订的《共产党宣言》,该版译文最初发表于1978年中共中央党校编辑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1995年6月,由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对所收文章的译文重新作了校订。1997年8月人民出版社又依此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新译文单行本,这是《共产党宣言》在我国迄今出版的最新译本。
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为纪念这部伟大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纪念版和珍藏版。该版本收入1848年2月出版的德文第一版全文和1995年中文版全文,并附有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珍藏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宣言》版本的封面20余幅。书前的两幅马克思恩格斯肖像系已故国画大师蒋兆和所绘,且是首次公开发表。
四、《共产党宣言》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华民族命运问题的思想武器起了重要作用。而其中文全译本的最初翻译、出版对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都跟研究、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有关。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显然是把《共产党宣言》思想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早尝试。建党后,把革命的重心放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则是这一尝试的深化。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也以《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布告,强调土地革命,把中国革命重心放在农村。很清楚,这是把《共产党宣言》精神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质的飞跃。正是这一飞跃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成功之路。
《共产党宣言》影响了我党三代领导人。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正是在1920年他第二次来北京时读了《共产党宣言》,从此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也都是我党较早接受《共产党宣言》影响的人。1919年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就了解到《共产党宣言》;1920年10月赴法留学,在法国和蔡和森等人一起学习该书,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来,以周恩来为核心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邓小平、朱德等也是成员,总支部先后出版过《少年》、《赤光》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包括宣传《共产党宣言》。邓小平晚年曾说,他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朱德在回忆中也说过相同的话。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后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此外,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是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走上革命道路的。
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记得他在上海交大读书时,为避开敌人耳目,曾打着手电筒在晚上读《共产党宣言》。他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在一个世纪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从翻译片断到翻译全文,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秘密出版到公开发行,从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到在全国工农大众中传播,从译为汉语到译成多种民族文字,从伪装本、手抄本到纪念版和珍藏版,经历了艰难曲折、可歌可泣的过程,对中国社会的百年变革起了重大作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光辉照耀我们胜利地走过了20世纪,也将继续照耀我们迈向21世纪!
第四篇:关于《共产党宣言》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论文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160年前,《共产党宣言》作为第一部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著作公开发表。《宣言》进入中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程。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重温《宣言》的基本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永放光芒,并使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亿万中国人民的政治信仰和理想具有重大意义。
一、《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1848年 2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下称《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问世。如今我们回顾这部伟大著作,它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一经在中国大地问世就引导了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成立了新中国,展开了持久广泛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我们还是回到经典作家自己的论述中。早在 1883年《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就说过,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问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列宁也认为,《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了《宣言》的实质就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者从此可以用新的世界观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宣言》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全人类最终解放的伟大旗帜。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 19世纪,但没有停留在 19世纪;它虽然产生于欧洲,却传遍全世界。
《宣言》发表后,在世界各国普遍传播开来,首先在欧美各国的国际工人运动实践中发挥着它巨大的作用,改变了人类的精神风貌。正如列宁卢斤说:“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2、《宣言》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五四运动前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宣言》在中国广泛传播。这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必然选择,也对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华民族命运问题的思想武器起了重要作用。
而其中文全译本的最初翻译、出版,对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已开始筹划翻译、出版《宣言》全文。1920年 1 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显然是把《宣言》思想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早尝试。建党后,把革命的重心放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则是这一尝试的深化。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也以《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布告,强调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把中国革命重心放在农村。很清楚,这是把《宣言》精神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质的飞跃。正是这一飞跃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成功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早期形式。“中国化”概念起初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而言的。在 2O世纪 20—30年代,以李达、艾思奇、胡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化、大众化的运动,延安整风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尝试。处于深重苦难之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经过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比较、鉴别和批判。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真正是改造旧中国、改变自己命运的强大精神武器。显然《宣言》在中国的早期广泛传播,是中华民族革命的选择,是中国大众的选择;它契合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心愿。[!--empirenews.page--][1][2][3][4]下一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提出只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新理论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实际,本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主张。《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精辟地论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宣言》是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 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的;他们依据变化了的情况随时补充、修正、深化自己的理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1941年毛泽东曾说:“记得我在 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 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 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在其整个革命生涯中,以《宣言》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阶级分析方法指导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的思考。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大众化是《宣言》的实践意义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实践目标。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日常生活、习惯思维和信仰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大众,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又是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即用大众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的新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上述两层含义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目的。中国化要求大众化。但并不会 自然而然地完成大众化。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吸收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创造性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大众化的实质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转化为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实现路径或手段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解决的是人们根本的信念和人生观问题。推动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宣传普及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转化为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并在群众的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升华、提高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晕。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empirenews.page--]
三、《宣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普及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因此,重温《宣言》思想,探讨《宣言》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指导意义极其必要。
1、《宣言》所做出的“两个不可避免”的论断,对认识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方向具有指导意义。《宣言》宣称:“《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 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今世界表现为更加发展的形态。上一页[1][2][3][4]下一页 在空间范围上显现为全球性的特点,在形式上也有新的变化,但资本剥削劳动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只是剥削手段更加隐蔽,剥削范围更加扩大,剥削程度更为深化而己。《宣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论断,在当今世界更令人惊醒。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运动,“替代”运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出现的、以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对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拉丁美洲的“新社会主义运动”,都预示着“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回归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等等。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在当今世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因此,《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两个不可避免”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于我们指导人民大众投入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宣言》中“两个决裂”的思想,对于提高人民大众对于共产主义本质的理解,促进人民大众自觉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具有重要价值。《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第一个决裂”强调了共产主义所有制与私有制的根本对立,申明了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决心。“第二个决裂”是对私有观念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否定。早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反复阐明,共产主义不是以一种私有制否定另一种私有制。不是以另外的方式分配私有劳动及其成果,而是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在《<共产党宣言>草稿的一页》中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新的私有制理论。他们只是旨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从 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 的//发达的社会//发展。因此不再//适应工业本身的发展//” 这里马克思已经把变革私有制当作发达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明确了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目标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说:“不是重建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 ”否定了私有制,当然就否定了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哲学、宗教、道德、文学、法律等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宣扬的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协作、博爱等理性原则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反对私有制度,却依然以资产阶级抽象的爱的原则、人性原则建立新制度。否定私有制却不否定私有制度下的社会意识形态,怎么能够真正消灭私有制呢? [!--empirenews.page--] “两个决裂”思想的实质就是深入阐发共产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和生产力状况出发,不排斥市场经济,施行多种所有制,也就是要辩证地理解“两个决裂”,把消灭私有制看作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底线是不能离开公有制为主体。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目标,必须纠正一段时间以来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轻视和漠然,不要忘了人民需要的是建立在公有制观念之上的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社会意识。
3、《宣言》所做的“两个绝大多数”的论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毫不讳言社会主义是为无产阶级谋取利益,《宣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283)《宣言》揭露了资产阶级为所有人谋福利的谎言。资本的秘密在于为资本家积累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工人,“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 E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1](P284)因此,必须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保障用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的动力基础。但是,目前存在着漠视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存在着与民争利的现象,这就制约了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内在动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也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本”。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是以人民大众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具。而是以人民大众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无论无产阶级运动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和目标。
4、《宣言》中“两个世界性”的观点,对于人民大众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并掌握分析社会发展趋势的方法具有指导价值。“两个世界性”的观点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指出“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索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后提出的。“两个世界性”就是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和精神生产的世界性。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古老的民族:被消灭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13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上一页[1][2][3][4]下一页[!--empirenews.page--] 对资本建立世界市场,致使物质生产、消费和精神生产趋于世界性的描述,是在一种趋势预测中暗含着对同一性和同化的忧虑。“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并非 1848年已经被资本主义所改造的世界;他们从逻辑上预言了'世界注定将被资本主义所改造。”[10](P129)今天,我们在对外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在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经验时,应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本本性扩张所造成的同化问题。今天,以资本不断寻求增值为特征的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外延更加广大,内涵更加丰富,这完全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在发展程度上已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变化正是朝着他们在《宣言》中所揭示的趋势而展开的,资本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跨国公 司的扩张、失业的增加、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对金融市场的日益依赖、精神生产的模式化、意识形态的同化等等,都是以活生生的现实——验证《宣言》的预言。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过程中,给予人民大众以理性警觉,领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原理和预测方法,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五篇:三十六年的电影坚守
三十六年的坚守
□ 孙传卿
在地处秦岭深山的商南县清油河镇,有一支家喻户晓的电影放映队,队长汪乾坤,成员只他一个人。汪乾坤1976年担任农村电影放映员至今,三十六年如一日走村串组为乡亲们放电影,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政策、传播科技文化知识,为农民群众送去“精神食粮”,累计放映11232场,平均每年放映300场次,总行程3万多公里。他坚守在电影放映这一普通的岗位上,精益求精,默默奉献,以执着和热情把简单的事情做成了人生大事业,为人们带来了快乐和感动,送去了现代文明的春风。
汪乾坤,现年53岁,家住清油河镇碾子沟村,党龄30年,现为村支部委员。在他提供的“陕西省商洛地区电影放映人员资格证”上,可清晰地看到写有“从事放映工作时间:1976年3月;技术等级:三级;发证机关:商洛地区文化局;所在单位:沙坪乡电影队;操作机型:8.75毫米、移动式;专职放映员;团员”等字样。这个保存了36年的红色小本本,是对汪乾坤身份最有力的印证和对其职业生涯的完美诠释。
30多年前,商南县交通普遍落后,汪乾坤每次出去放映,都须挑着100多斤的放映设备和胶片影带盒,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饿了就吃带着的干粮,渴了就喝山涧泉水,常常是 1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每次要保证电影放映机器的正常运转,每晚要在光影的另一端忙碌着,剪片、换片、装片、倒带,每晚要放映两部电影和一部加演片,工作平凡而重要,充满苦与乐。
“晚上,看电影的人真多啊,村部操场黑压压的都是人,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像是赶集,更像是过节。”而这样的夜晚就是汪乾坤最欣慰的时刻,他会忘了疲劳、忘了饥饿,放完电影还要在黑漆漆的山间,小路上再孤独地走上几公里才能返回家中。
除了寒冷的冬季,其余时间里,汪乾坤都在夜幕里忙着放电影,陪伴他的是被电影故事所感染的一座座村落、一个个乡亲。汪乾坤说,能够一直为农民放电影,看到他们笑了,我就满足了。
汪乾坤工作很辛苦,但报酬一直很低。他说,从1976年开始,一个月发35元工资,拿了10年,后来慢慢涨到一个月60元、80元不等。2009年改成数字电影后,涨到120元一场次,以前都是25元一场。对于起初他的这种选择,家人自然是相当反对。“我妻子总跟我唠叨,放映员发展空间太小,每月的工资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劝我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不过,在汪乾坤看来,这份工作有着格外的意义,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爱好,一种情结。每次放映,汪乾坤看到观众跟着故事情节鼓掌、哭泣、大笑时,他感到非常满足;电影放完,观众的放松感又让他感觉自我价值的实现。
1976年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至今。三十六年来,汪乾坤怀着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无论电影的辉煌和低迷,无论山高路险,都与放映机为伴,肩挑着放映设备,双脚踏遍了责任区深山老林的每一个地方。
全县有8支电影放映队,而汪乾坤所在的放映队承担着清油河、试马两个镇26个行政村的电影放映任务,放映队就他个人,汪乾坤成了“光杆司令”。除了在本村放映外,他还到附近村组巡回放映。多年来,他根据农民群众需求,积极以影促农,很好地配合了镇上的中心工作。他注重寓教于乐,精心选择与农民致富有关的电影,为群众和中小学生放映禁毒、破除封建迷信、种植养殖、动物疾病预防、计生、卫生等科教电影,使广大农民朋友受教育、学知识、学技能,深受欢迎。他以放电影为媒介,把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送到千家万户,把农业科技知识送到田间地头,把欢声笑语送到农民家门口。村民们高兴地说:“每天能看上电影真好,一方面看电影,另一方面散散心,为我们群众提供了方便。”村民和村干部称赞他是“三个代表常实践,文化下乡自己担”。
30多年前,汪乾坤扛起笨重的老式胶片电影放映机,去各村放电影,一路翻山越岭,苦不堪言。30年后的今天,老汪再也不用肩挑背扛,而是骑着摩托车,带着崭新的数字播映设备,潇洒地走在宽平的乡村水泥路上,为26个行政村
3万名群众送去了一道道精美的电影文化大餐。
多放一场电影,可以少做许多引导工作。碾子沟村村委会主任范良军说,以前村里有的年轻人致富无技术,学习无兴趣,空闲时间就打牌喝酒。汪乾坤来村里放了十几场电影后情况变了。这些电影里既有《红河谷》、《开国大典》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也有大棚菜栽培、动物病防治等科教片,很受农民欢迎。现在村里喝酒斗殴的少了,爱学习的人多了,有的农民因此走上了致富路。汪乾坤自豪地说:“放电影就是传播文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坚守这个阵地,服务农民群众,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星光下,一块银幕,一台放映机,简陋的装备,自带板凳的观众津津有味地看电影……30多年前的“电影辉煌时代”,是许多电影放映员不能忘记的。“那个时候电影放映员的地位和现在大不一样,放电影的人是很风光的。”回忆起那段时光,老汪很是自豪。电影在发展,从露天到室内,从胶片到数字,再到IMAX、3D,作为放映员,老汪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变化。
36年,重复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放电影,老汪没有厌倦。在善于制造快乐和感动的露天“电影院”,他是为人们打开快乐匣子的人。一年312场次,他每天都如约放映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放映着过去,放映着未来……老汪说,自己已经53岁,将来的天下是年轻人的,放映员这根棒子迟早要交接给年轻人。他这几年一直在着力培养年轻人,儿子汪
波、汪锋前两年相继通过考试,取得市农村数字电影院线颁发的电影放映资格证。有了接班人,汪乾坤心里很踏实。
但现在令汪乾坤尴尬和忧虑的是,1976年起自己就是县电影公司的一名正式
职工,是地地道道的工人身份,为公益事业干了几十年,而现在上了岁数,家庭困难,交不起养老统筹金,不知将来的晚年生活是否有保障。连老汪自己都难说清。据商南县电影公司经理周文顺介绍,随着国家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施,县公司组建的8个电影队积极送电影下乡,负责农村放映,基本上是一个队一个放映员,每个人负责17个到22个村委会,每人每年大概要放映300场左右,2009年实现数字机以后,全县164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汪乾坤只是县电影公司农村电影放映员中普通的一员,在待遇低、任务重的情况下,他无怨无悔,持之以恒,把放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深受基层群众欢迎和好评,连续多年被省市县评为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先进个人,在平凡中书写伟大,在简单中创造辉煌。而正是有了像汪乾坤这群埋头苦干人的坚守,商南农村电影才迎来了崭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