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共产党宣言》中国传播、影响与启示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与启示
《共产党宣言》是马兊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癿理论和实践癿纲领，第一次吐全丐界公开宣告了共产主义者癿观点、目癿和意图。从它问丐后至今巫翻译成200 种文字，再版 1000 多次，深深地影响了人类和丐界。它癿影响乊大，它癿传播范围乊广，它癿生命力和真理性乊强，是无以伦比癿。最有说服力癿例子，就是它在中国癿广泛传播及其巨大影响和伟大意义。
一、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是如何产生癿
在中国有一句毖泽东癿话流传甚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兊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十月革命乊前，日本是吐中国传播马兊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癿主要渠道。马兊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癿传播有三条途径：日本、法国、俄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就是当年留学日本癿陇望道从日文翻译过来癿。
从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 19 丐纪末癿五十年时间中，《共产党宣言》一直未能传到中国，在中国未产生多少反响。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交流徆少，加上受语言及清政府文化与制癿影响。19 丐纪末一批有识乊士为探索救国富民乊路，愈来愈关注国外癿理论和思潮。同时，出国留学生越来越多。日本作为中国癿近邻，加乊文化上癿相通乊处，到日本留学成为首选地。仅 1905-1906 年留日学生就达到 1600 人。
1896 年旅居英国癿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读到《共产党宣言》，成为有文字记载癿中国读到《共产党宣言》癿第一人。1899 年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大
同学》一乢中，援引了《共产党宣言》癿一句话：资产阶级，由二开拓了丐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癿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丐界性癿了。
1903 年 3 月，留日学生赵必振翻译了日本人福井准造写癿《近丐社会主义》一乢，有四处提及《共产党宣言》，把马兊思译为加陆·陆马斯（卡尔·马兊思），把恩格斯称为“野契陆斯”，幵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癿最后一句话。
1903 年 9 月，中国达识社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并德秋水 1903 年 6月写癿《社会主义神髓》，乢中提到了《共产党宣言》，但把《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党宣言乢》，把“阶级斗争”译为“阶级战争”。
1905 年 11 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 2 号刊登了在日本留学过癿朱执俆写癿《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把马兊思译为马尔兊，第一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癿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而丏把《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主义宣言》。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中国癿社会主义运劢日益高涨，组建中国共产党条件逐渐成熟，这就需要一种理论武装。
1920 年月 1 月，中国共产党癿创始人乊一陇独秀出狱后，从北京大学借了一本英文版癿《共产党宣言》准备带到上海译成中文。陇独秀到上海后听说有一个名叫陇望道癿留日青年正在夜以继日地在家乡从日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立刻把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捎给陇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实际上，在此乊前，留日学生中后来成为国民党重要人物癿戴季陶也想翻译这本乢，无奈日文翻译水平巩，只好让精通日文癿陇望道翻译。陇望道深知责仸重大，毅然辞去浙江第一师范教师乊职，立即迒回家乡癿一个小山村。当时陇望道乊所以选择这个地斱，主要考虑到政治风险和人身安全。这里十分偏僻，群山包围，离浙江义之县城较远，外来人几乎没有。尽管
家中也有好房子住，但他丌愿意让兄弟姐妹知道，所以自巪把这间网尘密布癿柴房作为自巪癿房间。经过几个月癿呕心沥血，译稿完成。本来译稿准备在《星期评论》连载，但《星期评论》被停刊。没有经费，《共产党宣言》无法出版。恰巧此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访，闻知此亊，出钱秘密成立印刷所资劣该乢出版。1920 年 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发行。印数 1000 册。由二排版错误，乢癿封面文字印成了《共党产宣言》。9 月《共产党宣言》第事版发行，把第一版癿印刷错误改正了。该乢在中国现存仅有 9 本，把马兊思、恩格斯译为马格斯和安格尔斯，把最后一句“全丐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万国劳劢者团结起来呵！”
1919 年 4 月 6 日，陇独秀、李大钊主编癿《每周评论》首次用白话文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癿第事章癿部分内容。15 月李大钊编辑癿《晨报》刊载了日本早期癿马兊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写癿《马兊思主义唯物史观》，把《共产党宣言》癿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都摘译出来。把“幽灵”译成了“妖怪”。1920 年初，李大钊领导癿北京大学马兊思主义研究会直接从德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幵油印一些作为内部流传，因为没有公开发行，流传丌广。
乊后，又有多种版本癿《共产党宣言》中译文陆续问丐。1949 年乊前，共有 6 个中译本问丐。第事个译本由华岗先生采用英汉对照形式，1930 年出版。1938年第三个译本由成仿吾、徐冰先生直接由德文译成中文。第四个译本 1944 年 9 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由一个学者陇瘦石翻译，是作为研究马兊思经济思想参考资料才得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1942 年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劢，中共中央派博古根据俄文对成仿吾译文重新译定。1948 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00 周年设在莫斯科癿苏联外国文乢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年纪念版，由在该局工作癿中国人由 1848 德
文原版翻译。
《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幵广泛传播癿过程，就是马兊思主义中国化癿一个缩影。对《共产党宣言》译介逐步完整、准确，就是对马兊思主义理解丌断深化癿过程。
事、《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癿巨大影响
《共产党宣言》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癿成立和一大癿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所发布癿成立宣言、最高和最低纲领，处处闪现着《共产党宣言》内容癿痕迹。
《共产党宣言》直接培养了一大批马兊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癿创始人都和《共产党宣言》有丌解乊缘。
中国共产党癿创始人乊一李大钊 1914 年留学日本时，就巫经通过河上肇癿著作研读《共产党宣言》。1918 年李达事渡日本，与攻马兊思主义，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癿早期领导人大多有在日本、法国、俄国学习和生活癿经历。马兊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宣言》对他们影响徆大。当时留日癿有李大钊、陇独秀、周恩来、李达、董必武、李汉俊、陇望道、斲存统、杨匏安等。可以说，日本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兊思主义癿第一条渠道。
1919—1920 年有 1600 多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其中就有周恩来、陇毅、邓小平、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飞、蔡和森、吐警予等人。当时许多留学生谈到了蔡和森由法文翻译癿《共产党宣言》。1920 年以前大批先进分子到俄国留国，如仸弼时、肖劲光、赵丐炎、陇延年、聂荣臻、蔡畅、穆青、瞿秋白等。
毖泽东说：有三本乢特别铭记在心，建立了对马兊思主义癿俆仰，其中一本
就是《共产党宣言》。1920 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乢以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癿原劢力。周恩来对《共产党宣言》癿第一个汉译本翻译者陇望道讲：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癿。
邓小平说，《共产党宣言》是他学习马兊思主义、俆仰马兊思主义癿入门老师。
江泽民说：他在青年时代读到《共产党宣言》时，为俅证安全，晚上在宿舍打着手电筒偷偷阅读。
1920 年秋，上海干部培训学校每一个学员有一册《共产党宣言》，其中有刘少奇、仸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汪寿光等。刘少奇讲，我是看了《共产党宣言》后，最后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癿。朱德、李维汉、陇毅、吐警予等人都是在海外读到汉译本《共产党宣言》癿。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宣言》成为每一个干部和党员癿必读乢。
三、我们今天如何对待《共产党宣言》
首先要坚定为人类美好未来而丌懈奋斗癿理想和俆念。1835 年，马兊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癿考虑》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癿主要指针是人类癿并福和我们自身癿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巪劳劢，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丌能成为完美无疵癿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此为共同目标劳劢因而自巪变得高尚癿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并福癿人是最并福癿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劢癿职业，那么，重担就丌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癿就
丌是可怜癿、有限癿、自私癿乐趣，我们癿并福将属二千百万人，我们癿亊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癿骨灰，高尚癿人们将洒下热泪。”恩格斯晚年在回顾他和马兊思在 19 丐纪 40 年代从亊理论研究癿情况时指出：我们决丌想把新癿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癿乢，只吐学术界吏露，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癿观点，但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癿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俆我们癿俆念是正确癿。马兊思、恩格斯把美好癿理想和俆念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基石乊上，避克了之托邦癿空想，从而使共产主义成为千千万万劳劢者癿坚定俆念。
要坚持用发展癿眼光对待《共产党宣言》。恩格斯指出：我们癿理论是发展着癿理论。这至少有三个层次癿含义：一是马兊思恩格斯癿理论是对前人积累癿成果癿继承和发展；事是他们毕生都在发展和完善自巪在 19 丐纪 40 年代创立癿理论；三是他们把自巪癿全部理论视为“进一步研究癿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癿斱法”。这从马兊思恩格斯后来对《共产党宣言》写癿七篇序言癿内容就可以得到证明。每一篇序言都结合丌断变化癿实际对宣言癿有关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和俇改。例如，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巬黎公社癿经验，“现在有些地斱巫经过时了”，第事章癿十条措斲，“在许多地斱应该有丌同癿写法了”。在 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根据人类史前研究癿新成果，将《共产党宣言》关二“到目前为止癿一切社会癿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癿历史”，俇改补充为“人类癿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癿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癿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乊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乊间斗争癿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癿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巫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癿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丌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仸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巩别和阶级斗争，就丌能使自巪从
进行剥削和统治癿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癿控制下解放出来。”由此可见，马兊思主义创始人对待自巪理论学说癿那种极其认真严谨、不时俱进、丌断发展癿科学态度。
第二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王列平
1848年2月，一部划时代巨著《共产党宣言》公布于世，它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式开始。由于《宣言》完整、系统、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因而它的诞生就像一盏灿烂的明灯，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共产党宣言》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传播过程颇为复杂和曲折。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不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而是由西方传教士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过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兜售西方的宗教教义，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是为了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然而就在他们兜售和鼓吹的过程中，却先后不自觉地、零星地、甚至是歪曲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介绍给了中国人民。
在中国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是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这是英国传教士威廉士于1887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本刊物。该报刊很早就登载过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的消息。随后，又介绍欧美各派社会主义，并把它们通称为“大同学”和“安民新学”。
1899年3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发表了《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该文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而文中关于“马克思之言曰”后的文字，则是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的内容意译（今译“资产阶级”）。按李提摩太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一介绍，告知清政府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闭关锁国是不行的，同时还规劝清廷当权者接受新潮和改良。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却在无意之中曲折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了中国。
此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公报》上也相继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了简要的介绍。然而这些介绍都是在所谓“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旗号下，作为西方政治学派中的一派加以介绍而已，其目的是借此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清廷施行君主立宪政体。
在中国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还十分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不同之处在于，是用一种赞赏的态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1896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开始了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并知道了马克思。宋庆龄回忆说：那时“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
虽然此时的孙中山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有了朦胧的认识，因而他自信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诩，并怀着虔诚和热情四处寻找社会革命党。1905年初，孙中山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会见了当时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及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在会见中，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他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是要避免其种种弊病”，“我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为此，孙中山还请求第二国际书记处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尽管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还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进行了大量的摘译，较系统地进行了介绍。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宋教仁等人都曾在《民报》上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的章节内容。
1906年1月，朱执信以笔名蛰伸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评述。他说，“马尔克（即马克思）起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第一国际）奉以为金科玉律”，“德意志之劳动者亦感于马尔克之说，起而与富豪抗”。又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他为此还专门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4段内容介绍其要点。如第一章开头译文是：“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今译“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结束语的译文是：“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五号上，宋教仁也以犟斋的笔名译著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向国民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其曰：“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他所译的比朱执信译的更贴切于原文。叶夏声也以梦蝶生为笔名，在《民报》的第七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也在文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10条纲领。
1908年1月，在同盟会员刘师培、何震等人创办的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天义报》第十五号上，刊登了民鸣所译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就《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一部分，并加了编者按语说：“按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随后，又在3月出版的《天义报》第十六至十九期合刊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
上述《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的摘译主要来自日文，而日文《共产党宣言》全文本，则是1904年首刊于幸德秋水主编的《平民新闻》上。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派虽说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上，出现了不少曲解和误解，但毕竟给国内的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在中国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推动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向海外积极寻求革命理论时，一方面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运用其学说观察、剖析国家命运，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又在其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十六期上发表了以“舍”署名的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文章在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le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在介绍《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无产者与共产党”的基本内容时，作者明确指出：“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关系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文章还着重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政纲，较之《民报》的译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该文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仍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却突出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等。该文的发表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对即将来临的“五四”运动有一定的促进和影响。
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也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还专门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内容。而他在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时，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登载渊泉所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文。该文从《共产党宣言》的产生谈起，并对《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进行了较准确的翻译：“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的权利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的。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 在“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国民党人也由过去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方面。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便是他们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据统计，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设》杂志就刊载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成为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突出的刊物之一。而《星期评论》则是与《新青年》齐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觉悟》副刊也是如此。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内，刊载了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由此可见，这3个刊物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此时在国内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文摘译比较多，但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全译本。
1920年春，陈望道由于在浙江第一师范受到守旧派的攻击，便离开此地，回到故乡义乌分水瑭，因受约《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研究新思潮，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比如，该著作的第一句话（今译“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要想贴切地译成中文就不容易。此后，当他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便四处物色合适的人选翻译《共产党宣言》，准备在该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向他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可胜此任。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据云，周恩来在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日文本译，同时参考英文本）。
陈望道回到家乡后，在一间柴房里，开始专心翻译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经年失修，破烂不堪，而山区早春的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足发麻。可他硬是只凭借着柴房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终于1920年在4月间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
陈望道把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当李汉俊校毕，又送陈独秀再校，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由于《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则是当务之急。虽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但陈独秀仍尽全力设法使它问世。
陈独秀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后，通过多种途径筹措到一笔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承印《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马克思肖像和上端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马格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公开出版，这也是马克思的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该书刚一问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争购，一时间“洛阳纸贵”。
《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抢购一空。当时出版发行是借用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而很多读者渴望得到此书，但又苦于寻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地址，于是纷纷投书给《星期评论》杂志主编沈玄庐，询问发行处在何处，怎样才能购买到此书。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为题，复信广大读者说：“你们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就这样巧妙地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应广大读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陈望道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而从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发行起，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房印最后一版时，该书三易书名，四改译名，六换出版单位，冲破了反动当局的一次次查禁封锁，终于使之成为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成为了无数革命先驱走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启蒙读本。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影响和培育了当时整个一代革命者，促使他们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时说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柯察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周恩来在谈个人和革命的历史时也说道：“这一时期（1920年），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由此可见，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虽然在中国历经了万分艰难的传播过程，但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催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摘自《文史精华》，2007年第6期）
第三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共产党宣言》诞生于1848年2月，全文共分为四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这四章完整、系统、严密、循序渐进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它的诞生就像那高高的灯塔，远远地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航道。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充分学习《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对于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对于坚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它就像一把打开问题之门的万能钥匙，引领着我们步步向前。
诚然，《共产党宣言》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三年了，但它在新时代新政治环境下毋庸置疑的有着它的理论指导作用，并且我们还应该以此基础在实际中加以继承和发展。
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时俱进，敏锐地把握时代、形势和实践的新变动，以新的实践为基础，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曲折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环境下，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共产党宣言》 出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主要国家已占据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比较差，这时，建立起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提出了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景，给工人阶级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共产党宣言》创作于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的前夜，在当时已经存在着很多各国工人组织的背景下，《共产党宣言》并没有产生巨大影响。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党纲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但后来，《共产党宣言》充分显示了它的影响力，而且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征服了世界，远远超出了德国的历史环境。这一点就足以充分说明《共产党宣言》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成为时代进步和凝聚人心的思想旗帜。从163年前《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扬了《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它要求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来运用。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然而，一种理论如能紧密结合现实生活，能不断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这种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之树也能常青，始终保持其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理论，所以决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早在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他们共同撰写的德文版序言中说过，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来，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永葆青春，其奥秘就在于它是科学的理论，行动的指南，它与时代同行，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所以它能够发挥指引方向、预见未来、凝聚人心的作用，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共产党宣言》的篇幅不大，但它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却十分丰富，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回答了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当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各自的世界观转变，他们便将自己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理第一次完整精炼地在《共产党宣言》中加以表达，因此，《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巨大的进展。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他们预言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却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起来。这些国家原先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或资本主义初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科技文化教育落后，当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主要任务是什么，怎样实现这些任务，需要经过哪些发展阶段，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回答，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回答这些问题，自然也不能从他们的本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但是，只有当现实社会主义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以后，才能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奠立在坚实的基地上。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基于认清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根本变革传统模式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创造性、基础性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共产党宣言》继承式的发展，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和延伸，而且实践证明它的的确确是正确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指导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向前发展的指路明灯。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以后，把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带到了日本，日本也派大量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此外，日本的文字、建筑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在我国几乎已经消失了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更大，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我们看韩国哲学家譬如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的著作，你不会认为它们是韩国人写的著作。另外，中国的一些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但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备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去年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所以，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关注和思考的焦点就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在汉唐时期传播到了韩国、日本等国，还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他认为，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极力主张法国乃至全欧洲都应该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和工艺技术等方面效法中国。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莱氏学术思想的形成，除了希腊哲学外，还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与耶稣会士白晋通信探讨《易经》思想，以易卦的阴阳二元论与西方数学的二进制相匹配，至今仍为学界所乐道。同时，在欧洲大陆还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如《孔子道德论》、《中国哲人孔子的道德》、《中国道德哲学与政治立法》、《中国的哲学》等，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中国人那么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播和发展这个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在过去，就是在现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仍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举韩国和日本为例。
他山之石——韩国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要比我们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韩国为了传承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的内容纳入了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伦理道德观念中仍然在起作用。尽管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代代相传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尚，如5月8日被确定为韩国的“双亲节”，以提醒人们重温渊源悠久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俗。我们知道，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也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这一称号没有给中国，而是给了韩国，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中，现代生活中，走出了一条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由于强大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韩国非常强调社会伦理价值。事实证明，在韩国，传统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不但有助于维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团结，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民众发起献金运动，纷纷将家里的黄金捐给国家，结果韩国最早度过危机。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中的要求结合起来，应是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
第五篇：中国印刷术的传播历程及影响[推荐]
中国印刷术的传播历程及影响
一 在东方的传播
东亚和东南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不仅与中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而且与 中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关系 非常密切。他们使用中国的汉字，效仿中国的政治乃至科举制度，同中国一样地信奉佛教、尊崇儒家思 想。他们经常、大批地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和佛教徒，从中国索取或购买佛经和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印刷术发明后首先传往这些周边临国是自然而又必然的 事情。中国早期印刷品流入这些国家也在情理之中。
1、传入朝鲜
从现存文献来看，朝鲜是最先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历史上，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至为悠久。到公元前二、三世纪时，两国的交往已相当密切。七世纪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那时正值中国的唐朝。他们经常派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学生回国时往往带走大批书籍，同时也 学到不少先进的工艺技术。印刷术当然也不例外。
由于缺乏记载，人们还难以断定朝鲜出现印刷术的年代。从现存记载看，比较可信的说法是 十一世纪。公元1237年，当时的高丽翰林学士李奎报(1108-1241年)撰有《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称 ＂高丽
显宗二年始雕经版。可断为半岛出版的最早印刷品，是高丽朝总持寺1007年刻印的《 宝箧印陀罗尼经》。＂已故韩国学者安春根教授在《新罗时代的印刷出版问题》一文中，建 议：＂有必要确认1007年出版的《宝箧印陀罗尼经》是我国(按：韩国)最早的印刷物。＂至 于1966年在南朝鲜东南庆州佛国寺发现的、刻印于七八世纪之交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专家们考证，认为它是中国唐朝武后时期的印品。为由中国传入品。
朝鲜最早出现的印刷术是用来刻印佛教经典的。显宗王询时，契丹人大举入侵，显宗王询南 行避难，契丹屯兵松岳城(今开城)。当时显宗兵力不足，难以退敌。便与群臣商议，想借助 于佛力退敌，发誓刻印《大藏经》。自显宗二年(1011年)起，历经德宗、靖宗以至文宗，到公元1082年完工，历时71年。这部《大藏经》，主要根据宋《开宝藏》和辽《契丹藏》 刊刻而成，全藏六千卷，刻成以后，经版藏于符仁寺，世称高丽＂大宝＂。
1232年，蒙古入侵朝鲜，焚毁了高丽＂大宝＂。其时蒙古兵力强大，高宗束手无策。于 是又效法显宗，重新刻印《大藏经》。这次刻印工程，起自1237年，成于1251年，全藏6，7 91 卷。这部经版后世几经修补，一直保存至今，即有名的《高丽藏》。与此同时，还在靖宗八 年(1042年)，刻印了《两汉书》和《唐书》；靖宗十一年(1045年)刻印了《礼记正义 》 和《毛诗正义》；更于1058年刻印
了《黄帝八十一难》、《伤寒论》、《本草备要》等书。从此，中国的儒家经典、史书、医书等各类书籍，在朝鲜陆续刻印，广为流传。朝鲜半岛不但采用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术，而且还采用了毕升发明的活 字印刷术。他们先后应 用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铁活字(图11-1)，还有后来创制的瓢活字印书。其 中最有成就的是铜活字。
大量铸造金属活字，是朝鲜印刷史上最突出的成绩。它们铸字的方法，可能受中国铸铜币、铜印和制作锡活字的影响，因为朝鲜铜活字采取的雕木字模、作细沙 反模，然后浇注铜液等基本方法，与中国铜币铜印铸造法，几乎是一样的。
朝鲜半岛大规模铸铜活字，是从十五世纪开始的，韩国学者孙宝基教授认为朝鲜半岛的金属活字始于十三世纪初的高丽朝，比中国文 献记载中国南宋时期出现的金属活字锡活字印刷约晚一个世纪。而且都由政府主持。当时太宗李芳远感到中国书不能完全传到朝鲜，雕版又不能尽刊天下之书。所以他要＂范铜为字＂来刷印群书，并在1403年2月设立了＂铸字所＂，几个月内就铸成数十万字。那年是明永乐元年癸未，所以称这年所铸之字为＂癸未字＂。
朝鲜半岛不但很早铸铜活字，也是较早采用铅印的国家。世宗在公元 1436年＂命世祖大王书 纲目大字，范铅为字。这次制作的铅字，字身特别大，约3.5厘米宽，3厘米长，字形略高。
此外，在1688年，朝鲜人还铸成铁活字，铸造铁活字在技术上是比较困难的。由此可见，中 国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半岛后，朝鲜人民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 发 展，尤其是在金属活字的应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们可以从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 《 直指》(图11-2)，可见朝鲜半岛于十四世纪时铜活字印刷水平之一斑。为印刷术的推广应 用 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创新、发展与发明是两回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从活字制作，到拣字排版，到刷印、拆版和还字，有着一整套完整、科学的工艺方法。后来中国乃至朝鲜 出现的泥、木、锡、铜、铅、铁等活字，除材质的不同外，工艺技术上与毕升发明的活字印 刷并无实质性不同。拿木活字来说，毕升于制作泥活字之前已试用过 木活字，只是因木字遇 水膨胀故，改木而用泥。此后不久木活字又被采用，这有西夏文木活 字印刷的佛经实物为证。西夏木活字印刷与毕升泥活字印刷除材质之外，工艺技术上无多大区别。再以金属活字中 的锡活字为例，元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介绍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金属活字——锡活字，时在宋末，与宋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相比，除材质和活字制作上略有不同外，就是排版时 采用以铁条贯之，界行印书，作为活字印刷的整个工艺，亦无实质性 不同。此后出现的铜活 字、铅活字、铁活字，铜、铅、铁与锡同为金属，在活字印刷工艺上能有多大的区别? 故＂ 发明＂一词是不宜滥用的。滥用则有背历史的真实，反倒让人莫明其妙。
2、传入日本和琉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同朝鲜半岛一样，日本使用中国的汉字、崇信佛教和儒家思想，学习和使用中国的典章制度，与中国交往甚密。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制墨术、印刷术，在这种密切的交往中不失时机地传入日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关于印刷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间，日本学者秃氏佑祥博士指出＂是通过公元754年东渡日 本的中国人鉴真(687-763年)大和尚一行人的传授＂。据日本古书《三国传记》载，鉴真和 尚在日本主持过三部律典的印刷。虽然此书晚出，但鉴真及其随行弟子在日本传授印刷技术 的可能性不可否定。况且，刻印佛经、传播广远，乃当时佛教徒对佛祖虔诚的一种被认为是 功德无量的事，鉴真一行即历尽艰辛到了日本，在日本刻印和布施佛教经咒是情理中事。故 此时传入日本之说是可信的。
公元770年，日本曾刻印《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等佛经一百万卷，分藏在一百万座小塔 里，置于十大寺院内，至今尚存。鉴真大师将印刷术传入日本不久，日本即兴师动众，进行了如此巨大的刻印工程，难以让人置信，加之此后二三百年间日本没有发现有关印刷事业的 记载，故一般学者对此百万经咒是否为日本所刻印，尚持怀疑态度。其实。此次大规模佛教 经咒的刻印工程，事出有因：
公元七世纪末，武则天既老又病，为灭罪延寿，决定翻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汉文，以广为抄写或刊印，普施供养，广做功德，达到神祗保佑、消灾延寿。此后在中国兴起了长 达数百年的刻印《无
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热潮。这股热潮很快传到与中国交往甚密而又崇 信佛教的朝鲜和日本，势在必然。
时隔不久，日本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武装叛乱，当时的日本称德女皇派兵平叛，并 发愿造百 万佛塔，每塔置陀罗尼经咒一枚，以求护国、驱恶。遂于平叛后调动全国工匠三十一万五千 余人，投入大量资金，用了六年多的时间，到公元770年完成此项工程。日本造百万小木塔，刊印百万经咒，时在鉴真大师赴日之后，且鉴真大师与称德女皇和主持这次刊印工程的太 政大臣道镜和尚有着十余年的交往，加之日本百万经咒刻印尚不娴熟，据此可以 认为此百万经 咒系在鉴真影响下由日本人刻版印刷。值得一提的是，据潘吉星先生 考证，此百万经咒所据之 底本与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所据底本为同一个版本，即中国武周时期的原刻 本。若此，则日本雕版印刷的起始年代要早于朝鲜半岛。然此毕竟还是推论，因刻印百万经 咒并无日期记载。在日本有年代可考的印刷品，是1088年(宋哲宗元 佑三年、日本崛河天皇 宽治二年)所印的《成唯识论》。这是宋版书传入日本以后的产物。历史上自唐迄宋，有不 少日本僧人和商人从中国带回佛经和书籍。譬如：日本僧人宗睿入唐多年，于公元865年回 国时，曾带走佛经和书籍七百余卷，其中就有印本书《唐韵》和《玉篇》，宋太宗太平兴国 十二年(983年)，宋太宗将刻印不久的佛教经典《开宝藏》一部赐给日本僧人 大周 然，带回日 本。无疑，这对日本以雕版印刷事业为主的印刷业的兴起具有推动作用。此后，由于日本笃 信佛教，需要刻印佛教经咒，雕版印刷逐渐兴起。出现了＂
春日版＂、＂高野版＂、＂五山 版＂等版本。内容多是禅僧语录、僧史、僧传等。
日本雕版印刷兴起后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有不少中国刻工到日本从事刻书事业。他们除刻印 佛经外，还刻印了不少小学课本、字书等其他书籍。据日本印刷史家长泽规矩也着《和汉书 ◆印刷◆◆◆历史》记载，元末明初一段时间中国到日本从事印刷业者多达五十多人。质量较好和刻书较多者首推天台的陈孟荣和俞良甫。其中：陈孟荣刻书质量甚佳，除自己单独 刻印外，有时也同别人合刻，并在刊记中刻有＂孟荣妙刀＂、＂孟荣 刊施＂等字样；俞良甫 系福建兴化路甫田县人，在日本刻书长达三十年之久，刻印《唐柳先 生文集》(图11-3)、《集千家注 分类杜工部诗》等多种，一般刊记中刻有＂中华大唐俞良甫学士谨置＂、＂大明国俞良甫刊 行＂等字样。
印刷术传入日本后，中国刻工东渡日本，对日本印刷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至 于日本的活字印刷，出现较晚，可能与日本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日本称活字版为＂ 一字版＂、＂植字版＂，或仿照中国称＂聚珍版＂。
日本采用活字版印书，不仅比中国晚，而且比朝鲜半岛、甚至比欧洲 都晚。这是需要研究、探讨的一个问题。1597年，日本用木活字排印过《劝学文》一书，书后有＂此法出朝鲜＂一 语。有人认为日本的活字印刷传自朝鲜，或系以此 为据。但尚有日本于1593年用活字
排印的 古文《孝经》一说。故日本的活字印刷究竟传自中国还是朝鲜还难成定论。
日本的活字印刷业始于十六世纪末年，当时从两个方面传入了不同的活字印刷术。一方面，丰臣秀吉在十六世纪末侵占朝鲜平壤时，把李朝铸字中的铜字劫往日本，使日本熟悉了朝鲜 的活字印刷术。另一方面，意大利教士范利安于1590年从印度果阿带了一部西洋铅字印刷机 到日本，第二年便用以印书。因为后者是作为传教工具，所印又是西文书，因而没有发生什 么影响。而由朝鲜传去的源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则大受欢迎。得到广泛流行。1593年日本就 仿照朝鲜活字版的方法制成木活字，用来印成古文《孝经》一卷，这种印书法很快扩展开来。由于当时日本所印的书都是汉文书，也由于两国文化联系极为密切，由中国传去的活字印 刷术也就容易为日本人所接受。这种情形直到十九世纪西洋印刷术重行输入日本以后，才有所改变。
东方海上的琉球(今日本冲绳)，同中国大陆交往甚早，并采用中国文字。十四世纪后半期(明太祖洪武年间)，琉球成为明朝属国。明朝大批航海人员迁到琉球，琉球的对外交通有了 改进。琉球国王经常派遣学生在北京国子监读书，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瓜留学生 到南京留学；清末北京国子监仍有琉球学生在读书。他们回去时往往携带着大批书籍。同时，当时明朝政府也定期派遣使节到琉球去。使节的船上照例带着刻字工人，以便临时刊印 文告。他们在琉球要
停留一段时间，这对琉球的刻书业是不会不产生影响的。相传在十六 世纪初期(明武宗正德年间)，琉球国王就已翻刻过中国的《四书》，随后又刊印《五经》、《小学》以及其它书籍。起初只是翻刻中国所印的图书，后来也将本国学者着作雕版付印，这样中国印刷术就在琉球扎下了根。
3、传入东南亚各国
印刷术传入朝鲜、日本之后，陆续向其它周边邻国传播，在东南亚各国，较早接受中国印刷 术的是菲律宾、越南，之后才传向泰国、马来西亚等其它南亚国家。
1.向其它南亚国家的传播
中国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一带居民，自宋代开始就陆续飘洋过海，到南洋诸国谋生。到了 明朝，中国人到南洋各国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纸张、笔墨和 文化知识，对南洋诸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据明代史书记载，南方诸国诸如泰国、柬埔寨、爪哇等，在明初都曾得到明朝政府所赠送的 ＂历书大统历＂和＂大明宝钞＂(明代通行的纸币)。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曾命礼部印 制《列女传》一百本，分赐诸蕃，暹罗(今泰国)、柬埔寨各得到一百本。中国印刷品
直接传 到南 洋各国，包括中国刻印工匠在内的中国沿海居民直接到这些国家经商或定居，必然会引起当 地对印刷术的兴趣，促使他们开始并发展他们本国的印刷业。
二 向西方的传播
中国的印刷术不仅传到东、南各国，而且还向西方传播，经由中亚、西亚而影响了非洲、欧 洲，进而传到美洲、大洋洲。尽管现在还没有得到欧洲印刷术是由东方传去的直接证据，但 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欧洲印刷术的产生，不仅仅是晚于中国印刷术数百年，而且是在中国印 刷术的深刻影响下诞生的。这一点已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接受。
一、元朝时期欧洲人和中国的接触
中古的欧洲对中国一无所知，阿拉伯国家无形中形成了隔绝东西的壁垒，十三世纪初期，成 吉思汗打破了这坚固的壁垒，使中国和欧洲在短时期内正面相对。在中国印行书籍已有近六 百年的历史情况下，欧洲才萌发了对书籍的需要。出现了最初的雕版印刷。关于雕版印刷如 何进入欧洲，目前尚无明确的文献证据。但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欧洲人已经感受到来自远东 的影响。有人据此对印刷术传入欧洲的路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1.蒙古人的印刷
蒙古人是通过维吾尔突厥人开始接受印刷技术的，成吉思汗征服的西夏帝国，是 采用印刷的民族，主要借助印刷术来翻印佛经。当时西夏的国教为佛教，所有汉文和西夏文雕版印刷的 经文，都奉国王命令刻印。目前所发现的文物中，与汉文和西夏文经文在一起，还有两种用蒙古文字印的经文和一些纸币，反映了征服者如何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化。
蒙古大军向东推进时，经常接触到懂得印刷术的民族，他们所接受的文化是以印刷为基础的。蒙古人开始征服中原时，中国的雕版印刷事业正处在历史的兴盛时期。蒙古人统治中原以后，印行书籍的数量并未减少。蒙古人不但用汉文，而且还用他们本民族文字译印中国古代文籍。
蒙古人征服中国北部之后，又转而向西，深入波斯和俄罗斯，军锋直抵匈牙利和波兰，统治 势力逼近到威尼斯、布拉格和巴伐利亚等城市；而这些城市恰恰是后一世纪欧洲最早推行印 刷活动的地方。蒙古人是否曾留下可以启示印刷的东西呢? 鉴于当时蒙古人尚未达到高度文明，以及那时的战争多为袭击性质，没有与当地人民进行较多的文化交流，似乎还难予肯定 的回答。然而，那印刷的咒符或纸牌等物品，随军传入，是完全可能的。况且，蒙古军队中 的维吾尔人，也完全可能随身带有像宗教画像等比较重要的印刷物。
最早提出中国印刷通过俄罗斯传入欧洲的，是历史学者约维斯。他在1550年说：＂在广州的 印刷工人采用与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各种
书籍，包括历史和仪节的 书，……教皇利奥曾将 这样一本书赐阅。这是葡萄牙国王连同白象一头送给教皇的礼物。因而我们可以很容易相信，早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基种人和莫斯科人已经把这一种对学问可以发生无比帮助作 用的样本传给我们了＂(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136页)。
欧洲最早的印刷品，是十四世纪末在德国纽伦堡出版的宗教版画。现存最早且有年代可考的 欧洲最早的木刻版宗教画，是现藏英国曼彻斯特市赖兰兹图书馆的＂圣克里斯托夫(St.Chri stoph)及耶稣像。此画印刷于1423年。画面刻着圣克里斯托夫背着手捧十字架的年幼的耶稣 渡水图，图的左下角有从中国传去的水车；图下有两行文字，意为：无论何时见圣像，均可免遭死亡灾。
欧洲人雕版印刷书籍的方法，是先在木板上雕刻阳文的文字或图画，上面蘸墨，然后铺上纸张，用刷子轻轻刷拭，印成书页；所用印墨，同中国一样，也用烟炱和胶混于水中制成；印页均为单面，在一块版上同时印出两面，然后对折。其印刷工艺、原材料等和中国雕版印刷是完全一致的。这一切都表明，欧洲的雕版印刷术是在中国影响下产生的，而且在技术特徵上和中国也是完全相同的。
在中国开始推广应用雕版印刷八百年、发明活字印刷四百年后的1440-1448年之间，德国人谷腾堡发明了铅合金活字印刷术。这时雕版印刷术在欧洲已相当普遍，谷腾堡的发明是在中国影响 下出现的当无疑义。但是，有的西方学者迄今还坚持谷腾堡的独立发明权，认
为他的发明和中国的印刷术，甚至和欧洲的雕版印刷术都无关系，显然这是一种偏见。谷腾堡的活字印刷，晚于中国毕升的胶泥活字四百年，而此时的东西方接触之频繁远非昔日可比，况且此时中国雕版印刷已应用八百余年。各国学者们提出的谷腾堡的铅合金活字印刷和欧洲的雕版印刷 源于中国的论据的可靠性姑且不谈，仅这四百年到八百年的漫长岁月，在东西方多渠道接触的情 况下，说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没有给欧洲带来影响，本身便是离奇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总之，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其后通过中亚传入中东和阿拉伯，并通过阿拉伯或蒙古军队进攻欧洲的战争传到欧洲，最后通过欧洲传到美洲、澳洲以及世界更多的地方。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时间将会为这一历史事实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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