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精选5篇）

第一篇：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荒林 诸葛文饶

内容提要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阶段是对西方理论的初步介绍，中国理论家的理论作品还处在酝酿准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88、1989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西方经典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而以李小江为代表的中国理论工作者也开始了自己对于中国性别问题的思考；第三阶段从1990-1995年，这个阶段翻译著作数量较少，但有特色、有针对性的文章、讲稿被引入，对女作家和女理论家有较大的启示作用；第四个阶段是从1995年之后，世妇会在中国的召开，世界女性主义资源大量、密集地进入中国，具体表现为译介作品的大量出现；学术界的积极应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引入以及本土学者积极的理论构建：他们重新解读女性文学作品，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联系中国本土的实际，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并试图构建真正的女性诗学。关键词 西方女性理论 传播 打响

引子：早期女权运动在中国

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诞生于西欧启蒙主义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打破原有生产方式，同时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中，给予教育以及选举权以高度重视，认为妇女的教育及选举权利在实践上取得了进展，在理论上妇女就不再受到剥削。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的教育与参政权亦是此时期的关键词。19世纪末，维新派吸收“天赋人权”观，并开始关注妇女问题。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强调“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男与女虽异性，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指出男女虽有不同，但生而享有平等之权利。梁启超也主张男女平权，提倡妇女的文化教育。他与经元善在上海开创的上海中国女学堂，被许多史学家誉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

大兴女学使女性有走出家门接受教育的可能，通过报刊、书籍的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广为流传，女性所遭受的不合理的处境为人所知，人们对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和审视。

1902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被介绍到中国。这是我国近代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斯宾塞运用“自然权利”说和进化论观点，论证了女人也和男人一样，应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的中译本也在中国出版，西方女权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各种报纸报刊的相继创刊为宣传女权思想、鼓励女子接受教育经济独立、探讨妇女问题提供了言说的平台。例如1902年5月《女学报》在上海出版，主笔人陈撷芬在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立志改革国家政治和改变妇女受压迫的地位。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则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妇女报，而且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妇女日报。

20世纪初的中国，女权思潮空前绝后，大批维新人士积极倡导女性的解放，从不缠足运动到大兴女学，很多情况下是男子在宣传和鼓动。“清末民初的改革者、革命者和新文化人士发表了大量鼓吹男女平等和介绍女权主义的文章，„„女权主义是作为现代化话语的一只号角被中国知识男性所吹响，尤其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有话语权的男性更是把女权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来宣扬，作为抵抗儒家三纲五常的有力思想武器来散播。„„新女性常常被想象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载体„„”[1]22 但也不可否认，女性自身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们深知自己的处境，竭尽所能为自己争取权利，与西方早期女权运动中争取选举权的热情和勇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怎能说她们只是单纯的受男子的鼓动而无内心的觉醒呢？ 1919年11月5日，《觉醒》第1期刊登了张茗茗的文章《急先锋女子》。文章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但是女子本身没有高深的知识，没他人帮助，更加上家庭的束缚，向前的道路是极困难„„转过一想，在新旧更代的时候，必定要有人做先锋，打前路。为女子开路，也是件极快乐的生活。„„所以女子必得具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

在争取参政权的斗争中，更是体现了女权运动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对女子们主动爱国精神曾在《建国之初亟推广女子教育》和《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嘉慰团努力函》文中称赞说：“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响，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女性在革命中做出巨大贡献，也盼望在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后妇女参政的问题亦可随之而解。她们成立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五天，女子参政同志会派代表赴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承认女子有完全参政权。孙中山表示赞许，面允“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她们还上书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要求在制定“临时约法”时，规定女子的参政权。[2]31911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对女子参政权未作出规定。唐群英、张汉英、张昭汉、王昌国、林宗素、沈佩贞、吴木兰、蔡惠等26人，上书孙中山要求把“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写进《约法》，并发表通电，表示女界绝不承认这个《临时约法》。1912年3月19日，临时参议院讨论女子参政请愿案，予以否决。3月21日，唐群英集合20多人，到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被阻拦。她们愤怒地踢倒卫兵，打碎了参议院的玻璃窗，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这段历史，令人想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废奴运动中，妇女的权利运动找到了它的政治根基。当妇女们开始认真从事奴隶制的废除工作时，很快发现她们无法像男性废奴主义者一样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她们不仅被排除在一些组织的会员资格之外，而且为了在公共场合争得发言权，也要进行艰苦的斗争。”[3]68 屡试屡挫却不言放弃的斗争，体现的正是女权运动的精髓之所在———永不妥协。1992年，王政教授曾在上海对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作调查，试图了解20世纪之初中国的女权运动的发展与兴盛以及最终销声匿迹的过程和历史原因，在对一些出生在1900到1907年受过中、高等教育并热衷妇女活动的如今已近古稀的老人的采访后惊奇地发现，“解放前竟有这么大一群职业妇女早在自觉地追求妇女解放！”，“女权主义在中国造就了20世纪的新女性，这些新女性始终在坚持为妇女谋利益的事业，直到变动的政局完全封闭了一切社会空间。”[1]20 早期的女权运动，参与者多为受过良好教育、家境殷实的知识女性，而长期封建社会统治的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经历史的长河早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融入、强化于个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中，大多数妇女从小被灌输的是封建伦理道德，若想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再加之阶级立场的迥然，必然导致不同妇女所关注的焦点各异，而较少受过教育更不用说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妇女占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知识女性所倡导的女权运动虽然取得些许反响，但其效果与震撼人心之力量于广大劳动妇女心中也只是雁过留声，或许激起些许涟漪也只是点点而已。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妇女，成为中共早期女党员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妇女运动汇入民族解放的洪流，深入到基层，走近了工农妇女大众，吸引大批劳动妇女的积极参与，尽管这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的所指已与如今我们所说的女权主义不同。在声势浩大的打倒资产阶级的浪潮中，女权主义很容易被贴上标签，早期女权运动的推动者们，转向教育、实业等领域，尽管也颇有建树但在政治浪潮中的声音亦越来越小渐进无声。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旅行

第一阶段： 80年代初

在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兴盛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正值对外封闭的文革时期，对此基本一无所知。

80年代初，朱虹分别于1981和1983年编选了《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和《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在两本著作的“序言”中，朱虹对“妇女文学”以及六十年代的女权运动作了初步的介绍。作者介绍了女权运动的历史渊源——始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黑人解放运动； 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女权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以及黑人极少数族裔妇女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诉求的差异。对女权运动的代表著作也进行简要介绍，如1963年出版被公认为女权运动纲领宣言的《女性的奥秘》；激进女权主义——对现存社会基础与结构本身提出质疑——的代表作品，如法厄史通的《性的辩证法》；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指出解决妇女问题就得粉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并对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提出质疑；以及女权主义的左倾观点，如罗克珊·登巴，她认为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因为现有的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除了大量的著述，作者还介绍了妇女研究期刊的发展，并以《标志》为例说明出版专门性关于妇女研究刊物的重要性。

作者引用玛丽·艾尔曼的话说明了妇女文学的意义：“促成学术研究重新发掘和评价文学史上女作家的作品，批判过去文学史对女作家的贬低与忽略。”[4]9作者还总结了女权运动和妇女研究在创作、批评和史的研究方面的发展。

在谈到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时，作者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等文章，说明女性的特殊生活经历和心理使她们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心理感受和表达方式，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表达方式，提出创造一种女性文风的必要性。对于文艺作品的评论，作者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种崭新的解读视角——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对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全新阐释，传统的女性形象“贞节的”、“性感的”、“狐狸精”、“女神”等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反映到文艺中的结果，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丑化。这种对以往作品中女性形象再阐释的方法也可在中国理论家们的著述中看到。作者编选了三代妇女文学的代表作。其中包括第一代肖班的表现女人自我意识突然发现的《一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探讨家庭主妇“自我”问题，伊迪斯·沃尔顿所作的《另外那两位》，薇拉·凯瑟的《瓦格纳作品音乐会》和《花园小屋》表现女性无法实现自我的苦闷以及将这种苦闷压抑的无奈；夏洛特·珀尔金斯·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则通过内心独白表现了在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和夫妻关系中一个女人逐渐发疯的过程。第一代妇女文学的作品表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虽尽心尽力却无法实现自我的压抑情绪；而第二时期(指二次大战前后)的作品则“更明显地谴责男女不平等，并且把妇女的处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4]20作者选编了表现家庭生活的卡森·麦柯勒斯的《家庭矛盾》、描写现代独立女性困境的派克的《高大的金发女郎》等。第三代妇女文学(60年代以后)作品侧重于描写妇女意识，作者介绍了西尔维亚·普拉斯表现女性在接触社会、男性和现实丑恶的过程中卑鄙的神经失常的小说《钟罩》；蒂丽·奥尔逊透过女主人公熨衣服时的独白表现了一个饱经忧患的劳动妇女的心情等，作者认为这时期的妇女文学抗议的基调更尖锐，把妇女问题与社会的不合理状况、跟人类存在的荒诞状态联系起来，更关注女性的心理经验和感受。作者介绍的这30篇作品，代表了当时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思路和方法上给国内评论家和作者以新的启迪和灵感。

序言中所介绍的女权主义著作在几年后才有机会被翻译到中国，但她对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介绍和梳理如同导引，引领着理论家和作者逐渐掀开女权主义理论和文学的面纱，对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前后的著作有了初步的感知和了解。

1984年翻译由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一书，讨论美国女性文学，对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作者以六七万字的篇幅探讨了何为妇女文学，妇女文学的特点和倾向，以及通过从40年代到70年代不同作家的作品揭示随历史而发展的妇女文学的变化。

作者首先探讨妇女文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过去一些从事写作的女性声明她们碰巧是女性作家，性别上的偶然性既不影响她们所描写的主题，也不影响她们所采取的形式。因为“妇女文学”向来是个贬义词，人们常贬低她们的工作，以致女作家摒弃这种称呼。作者认为妇女文学确实存在，而其存在的基础是女性独特的经历，这种经历却被男子忽视，或者只是用异己的标准的措辞加以评论。作者指出对女性经历的忽视主要原因是我们文化的标准基于男性的经历，用男性的措辞表达根据男子的经历得来的看法。因此只有在男子创作的或者符合男子标准的文学作品里才能找到最纯正状态的真正重要的主题和文学形式，妇女生活和妇女的经历被认为是琐碎的而被历史抹过。作者希望透过对历史长河中被忽略的妇女文学的梳理还之以本来面目。

作者所探讨的是那些从妇女的内心世界描写她们经历的女作家，但作者也指出并不是凡是妇女写的或有关妇女的作品都可以成为妇女文学，检验的标准是作者对所探讨的经历的理解。也即是她在描述和评判这种经历时，使用的是多样化的具有个性的、同时又是妇女生活固有产物的措辞用语，还是使用男性的原则和评价标准。因为真正的妇女文学的创作者认识到妇女的生活道路与男人截然不同，她们想通过作品调查这些不同之处，用一套不同的语义系统去表现它们。

在对妇女文学源泉的追溯中，作者认为妇女文学具有两个倾向。其一是开放和不稳定性，由于妇女文学所反映的是女性独有的经验和生活，而妇女的这种共同经历消灭了国别界限，具有开放性；妇女文学关注现实世界行为的报道，减少了传统的对女子形象的限制性和错误指导，表现新的内容将试验各种主张和形象以及表达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妇女文学的第二个倾向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经历上，以自白的方式表达或作为“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见证呈现。作者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列举了男诗人和女诗人在表现痛苦时的不同。男诗人与所描写的那个饱受折磨的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而写发狂和自杀的女诗人却像是自己正受着生活的蹂躏。作者分析指出女作家叙述疯狂和自杀企图，并非出于选择而是无能为力。“一个妇女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就必须观察无能为力的状况，就是说，她必须正视她作为一个被动者的遭遇，并积极想法了解遭遇过去和现在的意义。为了探索她经历的内在实质，她常常不得不放弃熟悉的控制手段和公认的因果关系的逻辑。”[5]485 女作家在情感上深深卷入自己的作品，常使用的方法是虚构和自传的结合。而正统的文艺批评却谴责对于熟悉而又琐碎的素材的重新组织，谴责对抽象的原则缺乏严肃的思考，谴责在作品中不排除本人的感情影响。而女作家在作品中大量采用本人的素材，因此无法用正统的评价标准来评判。作者指出作为评论家应该越过正统的批评标准去看这些书所显示出的新成分，并大胆预测妇女文学不仅会带来文学创作形式的变化，还会带来文学批评形式的变化。

作者介绍了不同时期妇女文学的特点。40年代的女作家对妇女生活作严肃探讨，认为自己的认识以及她们所思所想所作的事情都值得一写。女作家对生活的考察是为了了解这种生活本身的重要意义。四五十年代的作家虽然也描写浪漫爱情故事，却打破了婚姻的神话，而以夫妇不幸福作为前提。而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常见到的方式是对直接的自传性的经历的借助。作者认为这种亲身经历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的经历出现，“我的遭遇”是作为对其他妇女已有的或可能会有的遭遇的一种寓言而提出的。对于普拉斯和塞克斯顿诗歌作品中对疯狂和死亡的描写，作者认为“疯狂被看作是对于生活在其它经历中的荒谬性的一个隐喻，这种荒谬是在新近感到的矛盾和失望中表现出来的。在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中，疯狂成为一种极限，而受骗和无能为力把妇女推向它。但是在这里面还存在一种意识，在这种意识里，当‘正常’状态不能再维持含有欢乐、自由和想象力的生活时，就会选择疯狂作为反对正常状态的叛逆行为。这些陷入疯狂状态的人，„„估量并批判正统观念的价值。”70年代的创作对传统婚姻进行重新评价，婚姻关系可能会彻底破裂以离婚告终；婚姻本身也可能变成一场斗争，婚姻不再被看作正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婚姻也不再等同于自我。除了对婚姻的重新审视，作者指出妇女文学也对人与人之间种种关系的象征意义重新进行评定，如重新思考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特别是与母亲的关系。作者分析道，在许多妇女著作里，母亲不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知识的源泉。但在成长过程中妇女们逐渐开始怀疑所谓传统真理时，发现自己所怀疑的是母亲对她们的教导。因此在妇女文学的作品中常会看到对母亲形象的痛苦的、既爱又恨的非难抨击。作者认为妇女写作是为了评价生活教给她们的东西和把她们变成什么样的人，重新评价人所熟知的种种关系，包括婚姻和性的关系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信念结构。

作者也介绍了受美国早期女权运动影响的几部经典之作，其中包括后来译介到中国的、对中国评论家和作家产生重要影响和启示的作品，如《一间自己的屋子》、《女性的奥秘》，虽然只是白描似的简单介绍，却将最经典的女权主义之作带入渴求新知的中国女性面前；作者对作品独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给人启示。这些曾触动过一代美国人心灵、鼓舞过一代美国人斗志的书籍，也在80年代初国门刚刚再次开放的国人的心灵激起阵阵涟漪，虽然身处大洋彼岸彼此相隔万里，但共同的经历和对自身身份的思考与反思将她们紧紧相连，也促使中国女评论家、女作家思考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未来。而作者对作品的解读方式和角度也成为中国早期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被广为借鉴和引用。

这个阶段是对西方理论的初步介绍，但中国理论家自己的理论作品还没有出现，仍处在酝酿准备阶段。

第二阶段： 1988、1989年

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全球化，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并以强大的冲击力成为社会的主角，尤其是党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长期的战略目标和当下一切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多年来以政治优先的社会意识迅速向经济优先的社会需求转变，这一重要转变不仅触动了文学创作传统的外部规律，逼迫创作主体重新调整地位与角色，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同时也激活了文学内部规律，冲破陈旧的模式与框框，使文学获得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创作形式。“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便是这时期党对文艺领导最著名的政策和引导。这一政策使文学创作具有了更宽广的前景，是使文学自觉地由政治优先环境转向经济优先新环境的理论保证。[6] 政策的调整也给国人的生活带来重大转变，“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重大转折，而前所未有的社会竞争和个人竞争，也使得中国的男女平等局面空前失衡。开放的中国出版界敏感到存在主义读物在中国的需求，萨特和波伏娃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进入了中国阅读视野。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的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在中国翻译出版，它第一次系统地将女性主义理论引入中国。这部著作由桑竹、南珊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只是原著的第2卷，原著的第1卷后由晓宜、张亚莉等译出，以《女性的秘密》为名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1988年才出版。这种支离的出版，却正体现了翻译和出版的权力运用，关心中国读者的接受需求，也可说是关心女性主义在中国语言环境的成活率。‘第二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命名，也是一个中国语言环境可以马上理解的词汇。相比第1卷太深西方文化背景剖析，第2卷要感性得多，可说是直接讨论女性的困境。这和当时中国女作家讨论中国女性的现实困境如出一辙。翻译文本和现实文本一拍即合的认可，正是女性主义获得生长的契机。”[7] 1988年初，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巫漪云、丁兆敏、林无畏翻译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这本1963年由美国女作家贝蒂·弗里丹发表的著名的女权主义著作，猛烈抨击这样一种由父权社会男性编造的“女性神话”：女人的最高价值和惟一使命在于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而这种完善必须依赖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并对孩子充满母爱。她的论述激起了广大女性读者的共鸣。妇女们终于认识到：一张选票和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并不代表“真正的独立”，事实上，社会舆论并不鼓励她们“真正的独立”，而是竭力促使她们主动地把婚姻与家庭当作自己一生的工作，以至20世纪50年代接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女性也把结婚作为首要的选择，而把工作放在次要的位置来考虑。女性要想取得事实意义上的平等，还需要重新行动起来，进行另一场更根本的、更全面的态度及行为上的革命。[8]55 1989年2月，由王还翻译、三联书店出版了《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于1928年宣读的一篇学术论文，论文开头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8]69伍尔夫认为，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获得创作自由和人身自由，因为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质环境，诗又全靠智力的自由。

作者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和现状分析，指出以往作品对女性的描述充满讽刺，伤感，好奇，责备，还有怒气，伍尔夫分析到男人“坚持女人的低劣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谈论她们的低劣而是说他自己的优越。”[8]41“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用来做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伍尔夫对文学繁荣时期却少见妇女身影的现象提出质疑，并探讨了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一种与文学作品中迥异的生活——“在想象里她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完全不为人所注意。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她只是不出现在历史里。在小说里她统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实际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隶，只要他的父母强迫她戴上一个戒指。文学里有多少最富灵感的语言，多少最深刻的思想由她的嘴里说出来，实际生活里她几乎不识字，不会写字，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8]53是什么让女性在历史中消失？是什么令女性无法创作？伍尔夫以假想的人物莎士比亚的妹妹为例，她与莎士比亚的不同命运，不是因为她缺少才华，不是因为她缺少想象力和创作的灵感，而是因为父母的阻挠，无休无止的家务以及来得太早的婚姻，虽然她忙里偷闲地看着书，虽然她天才的力量驱使她离家跑到伦敦，虽然她也像哥哥一样对舞台发生兴趣，但她所得到的却是大家的嘲笑、经纪人的侮辱以及死亡。社会的偏见和文化的传统束缚着女性的生活和思想，面对世人对女性写作的讽刺和训诫，她要“反对这个，辩驳那个，她的脑子一定是过分紧张疲劳而她的能力一定减低。”伍尔夫认为要达到写作的心境，要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样可以不为家庭的要求和统治所打扰，沉静而客观地思考，才能让诗才从心里通畅地流出。作者还提出创造女性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批评标准的重要性，因为传统上“男人的价值占优势”[8]91，“批评家断定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它论到战争。这是一本毫无意义的书因为它论到在客厅里的女人的情感”。而男人所使用的语法并不适合女性的写作，“在她拿起笔来要写的时候，第一件事她觉得大概就是没有一句现成的普通句子可以用。”[8]94伍尔夫认为要发明某种新的工具，供她的诗的天才的发泄。作者在结尾那段极具鼓舞的话语，不仅鼓舞着当时的听众，也鼓舞着中国的作者和读者们，鼓舞着女性拿起笔鼓起勇气面对生活书写生活，“她活在你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还活在今晚不在这里的很多别的女人里面，她们因为要洗碟子，还要给小孩子脱衣送上床所以不能来。但是她是活着的，因为大诗人是不会死的；是永在的，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借我们之间一个肉体出现。我认为这个机会现在你们有力量给她。„„所以去努力，哪怕在穷困，落魄中努力呢，总是值得的。”[8]140 虽然这是一篇学术讲稿，但却并非传统论文的刻板和拗口，字里行间流水般的行文充满了思辨的跳跃和感情的流动，是一篇逻辑清晰构思缜密的论文，也是一篇自然流露的情感诉说，一段娓娓道来的贴心话语，似乎文章写作方式本身也是对传统观念的“解构”，用适合“她”而不是“他”的话语言说方式表达内心感受。正如陶丽·莫依指出的那样：“伍尔夫通过有意识地挖掘语言的游戏性和感觉性，摒弃了突出强调男性思维体系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摒弃了那种把上帝、父亲或男性生殖器奉为超验所指的观念。”“伍尔夫在论文中拒绝使用所谓理性或逻辑的写作形式，摆脱小说技术的做法，正像她在小说中所运用的许多技巧一样，同样也暗示了她对象征语言的突破。”[9]12-15与此同时作者对习以为常、被认为生而就有的无法改变的日常生活和理念的质疑也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1989年2月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从1929年至1986年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较有权威性的论述，分为“寻觅女性传统”、“妇女与文学创作”、“性别与文学类型”、“女权主义写作界定”、“妇女的写作不同吗”五个专题，对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论文、专著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摘要。

这个时期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也开始了自己对于中国性别问题的思考。1988年李小江主持的妇女研究丛书出版，以及1989年《上海文学》上开辟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为女权主义批评提供了言说空间。而1989年出版的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中孟悦、戴锦华所著的《浮出历史地表》尤为突出。她们成功地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妇女写作的特点，对于重要的现代女作家进行了重新定位，改变了通行文学史对于这些女作家的评介。

第三阶段： 1990—1995年

虽然相对1988-1989年两年间的引入量而言，1990-1995翻译著作数量较少，但选集更有特色有针对性，更有许多单独的文章、讲稿等被引入，对女作家和理论家而言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1991年王逢振等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收入肖沃尔特《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和苏珊·古芭《“空白书页”和女性创造力问题》。1992年7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翻译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作者对女权主义文学领域的主要作家和作品进行深入讨论，批判性地讨论了“英美派”和“法国派”——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流派——的力度和限度，并试图超越这两大流派，建立一种不落入男女二元对立的“第三种”思维方式。在中文版序中，陶丽·莫依指出，女权主义的任务在于突破并改变传统的关于“理性”概念，并非以一种所谓新发现的信念——“女性”价值威力无比——为名义而屈从于它。陶丽强调“我们必须既要解构传统的“男性”和传统的“女性”价值之间的对立，又要同时面对整个政治力量和这种范畴组成的现实。我们的目的必须是要建立一个不再把逻辑、概念和理性归于“男性”范畴的社会，而不是去建立一个将上述优良品质作为“非女性”的东西全部排斥出去的社会。[9]206作者还十分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认为除非我们继续建设理论，否则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危险地接近(我们)反对的父权制价值的男性批评集团”。在面向中国读者的序言中作者还希望“中国的女性也许能够创造性地改造我的书，以期构建达到她们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有用文本。”她提供了一种阅读技巧，即“盗用”每一个文本，把文本看作一个多元的、相对开放的结构，刺激读者从事积极的、创造性的改造工作。

作者对英美两派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并不是“在寻找一种限定性批评，但她的确看到需要一种比其他女权主义批评家指出的更具分析性和评价性的方法，这即意味着仔细审视批评理论，保证我们运用的工具和方法真正有益于女权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这种新的理论的确有力地阐明了女权主义作为一个方法的积极作用，使我们意识到文学批评中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使我们意识到许多新的问题，或者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某些老的问题。”[9]225作者对理论批判性的阅读以及她对理论效应作出政治化理解的强调，给中国读者以启迪。

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学者编辑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集。论文集分“阅读与写作”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两部分，探讨了“女性主义”文学的界定，女性文化及创造力，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结构人类学的关系等。收集了19篇较有影响的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论文，并收录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重要文章，基本反映了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这一时期译介的作品还有，1993年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收入朱迪斯·劳德·牛顿的《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同年出版的拉尔夫·科恩主编，程锡麟等译《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选编了海伦娜·西苏的《从潜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凯瑟琳·斯廷普森的《伍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女权主义批评》、吉尔伯特和古芭的《镜与妖》以及肖沃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

在此时期内，有关女性主义文学的著作主要有1993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郭小东著的《逐出伊甸园的夏娃》； 1994年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以及盛宁著的《20世纪美国文论》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20世纪美国文论》，作者在本书中对Feminism的译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在谈到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时，不仅是“女性谈文学”，而应把它看成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以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文化运动，然而同时又具体地表现为对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人士进行一次‘破旧立新’的话语变革。”因此作者认为译为“女权主义”更为贴切。

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曾经提出的“理论旅行”的假说，他认为：“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经常从这种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然而这样说还不够，应该进一步具体说明那些可能发生的运动类别，以便弄清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向彼时彼地的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10]138 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序言中也讨论了“Feminism”的翻译问题，她主张将其译为“女性主义”。理由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的是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标识“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11]1-15而更深层的理由是，“在中国语言环境中，‘女性主义’是一个比‘女权主义’更令人接受的词汇，避免了中国文化对于‘权’的敏感和拒绝，而进入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也意味着战斗销烟已然过去了。于此，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旅行进一步获得了通衢。”[7] 在全球范围的妇女运动史中，语言是鲜活的政治的组成部分，它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外来思潮被接受、被弘扬与历史环境政治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来思潮的接受，往往采用或放大了符合其历史需要、话语主流的一面，而忽略或压抑了其他方面。而1989年以后，激进的政治批判转向保守的文化批判，文化批判的策略发生了扭转，知识分子处于一种自甘“边缘化”的地位，从边缘立场对权力话语进行批判、消解。正像特里·伊格尔顿在对后结构主义所作评价中阐释的那样，后结构主义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结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在这样的话语实践活动中，“女性主义”更易被国人接受，本书出版后，采用“女性主义”译法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基本上取代了“女权主义”。

第四阶段： 1995以后

中国承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95年9月4日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19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5个联合国区域委员会、16个联合国机构和计划署、12个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26个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约17000多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6000名政府代表，4000名非政府组织代表和4000名记者。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行动纲领》分为任务说明、全球框架、重大的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执行和监测《行动纲领》的体制安排和财政安排，共6章，361段，10多万字。12个重大关切领域包括妇女与贫困、妇女教育和培训、妇女与保健、对妇女的暴力、妇女与武装冲突、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权利和决策、提高妇女地位机制、妇女人权、妇女与媒体、妇女与环境、女童。《行动纲领》具体阐述了各国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把发展中国家最关注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目标和应采取的行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呼吁各国政府承诺保护妇女人权，并提出了妇女权利就是人权的口号。

这次会议不仅奠定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新时代，为中国参与世界范围内的促进妇女平等的事业搭建平台，也为世界女性主义资源大量、密集地进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影响着中国女性文学的视野。

1.译介作品

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著、王蓁翻译的《女权辩护》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汪溪翻译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两部作品均是启蒙时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作。两部著作分别出版于1792年和1869年，虽然出版年代有先后，但两部著作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为争取妇女平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而高声呐喊，从分析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出发点，探讨女性被边缘化的过程。《女权辩护》强调女人之所以被奴役，根源在于腐败的社会化过程，它不仅是女性心智的成长受阻，而且教导她们为男人服务才是她们的人生高尚目标。[12]12沃斯通克拉夫特强调教育和批判思维训练的重要性，认为通过教育和批判思维的训练能让妇女对自己的处境和状况作出清晰的思考和反思，并促进她们心智的成长。“她坚信批判思维能把个体从没头脑的重复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适当的教育可以把妇女从为男人服务的角色定位中解脱出来。”

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发展到一个新时期，不仅要求教育的平等，而且强调在政治上的平等，争取选举权和参政权。穆勒的著作强调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他指出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穆勒从社会进步的需要出发提出解决女权问题„„他主张应从法律上维护女权，赋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提高妇女素质，接纳妇女“进入迄今为男人独占的一切职务和职业”。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整个人类关系将得到普遍的整顿，人类的天性将得到极大的好处。而作为一名女性，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亲身体验着女性被压迫、被边缘的过程，亲身感受着传统习俗、社会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她从女性自身出发提出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其他社会权利，以期改善女性的处境。

1998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S.A.沃特金斯撰写的《女性主义》，同年周宪等翻译的《当代艺术文化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其中收入肖沃尔特的《走向女性主义诗学》。肖沃尔特把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类：女权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ique)和女性批评(gynocritics)。女权主义批判从妇女作为读者的角度出发，针对男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对妇女的歧视和歪曲，针对父权制传统的文学史和男性中心批评对妇女文学和女作家的忽视和偏见，进行批评和修正。女性批评是肖沃尔特自己创造的一个术语。这类批评从妇女作为作者——妇女作为文本意义的生产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妇女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及结构问题。„„女性批评是要建立分析妇女文学的构架，发展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新的批评模式，而不是采用现成的男性中心的模式和理论，„„这种批评倡导冲破父权制思想体系的束缚，在对妇女亚文化作深入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女性的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并且依照这种女性的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去建构妇女自身的文学经典和传统。而被视为第二阶段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标志的著作凯特·米莉特的《性的政治》则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由社科文献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她指出：性别之间的冲突较之民族间和阶级间的冲突更为悠久，两性间的争斗、压迫和反抗与人类历史伴随始终，从未止息。在她看来，性的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和教育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评和反思，并对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让·热·内等享有盛誉的作家作品中流露出的男权意识一一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米利特从政治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两性之间的关系就是如马克思·韦伯所定义的那样，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13]38而两性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压迫关系根深蒂固于文化传统中，启迪人们对习以为常的语言、话语、文本等重新审视和分析，探讨女性在文化中的地位并试图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

此后译介到中国有关女性主义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有所突破，在内容和研究领域方面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其中有探讨女性在现实中面临的困境以及探寻出路的贝蒂·弗里丹的《非常女人》和《女性白皮书》(2000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系统介绍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发展的作品，包括200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贝尔·胡克斯的著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等翻译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约瑟芬·多诺万撰写的《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等；有张扬女性意识、解构男权中心意识形态、探讨两性关系的著作，如杰梅茵·格里尔的作品《完整的女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同年再版《女太监》)；梅里·E.威斯纳-汉克斯的《历史中的性别》(东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法国作家珍妮薇·傅蕾丝的著作《两性的冲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罗伯特·麦克艾文撰写的《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介绍后女权主义的缘起、发展脉络、主要流派等的著作，如2003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索菲亚·孚卡文的《后女权主义》、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伊丽莎白·赖特著的《拉康与后女性主义》；以及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文学、政治、语言、历史等广阔领域的著作，如亨利·理查森等著的《女人的声音》，本书汇集了从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段时间内关于新女性问题和运动的各种小说、诗歌、日记、书信、小册子、评论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克瑞斯汀·丝维斯特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陆伟芳翻译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玛丽·塔尔博特的《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巴巴拉·阿内尔的《政治学与女性主义》(东方出版社2005)；简·盖洛普撰写的《通过身体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等。

2.学术界的积极应对

95世妇会的召开为女性主义的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的探讨等提供了权威的官方话语支持，与译介作品相伴相随的是各类研讨会的相继召开，向女性主义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正规化、本土化迈出重要的一步。

在95世妇会的筹备过程中，关注妇女问题、妇女发展的各种研讨会的召开，反映出国家、学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如1992年11月23至2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北京大学首届妇女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并围绕改革大潮中的妇女、妇女与法律、妇女生育与健康、妇女与文化四个专题进行讨论；1994年11月，“中国妇女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与会者围绕如何全面、准确认识评估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及其对中国妇女的影响和作用的议题展开了讨论。为了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准备“妇女与人权”非政府论坛，1995年5月16日至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主办了“妇女与人权”国际研讨会，旨在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1995年6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妇女与文学”国际研讨会，由北京大学英语系、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社暨天津市文联《文学自由谈》杂志社联合主办，美国妇女运动领袖贝蒂·弗里丹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题为“一个女人的一生”的重要发言。与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的近距离交谈和直接对话，为中国理论家进一步了解女性主义传统和近期女性主义发展趋势创造了条件。2001年9月12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等单位召集多位中日女作家，展开一次作品研讨会。著名中国女作家王安忆、铁凝、张抗抗、残雪、方方、迟莉、陈染、林白、迟子建、徐坤以及日本女作家津岛佑子、中泽惠、小川洋子、多和田叶子等参加了研讨会，中日两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和学者白烨、许金龙、川村凑等数十人也列席了会议，与会作家与学者们就中日女性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从女性角度看传统文化、笑和性的表现、风土和生死的想象力、探索语言的可能性等方面的主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对话和交流。为配合此次会议，中国文联出版社还策划出版了20位中国和日本当代优秀女作家作品集《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使读者通过阅读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生活、了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现状。另外，有感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女性文学新局面和即将在中国召开的第四届“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设立了具有全国性的女性文学委员会，以促进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研究。成立十年来，女性文学委员会吸引、组织和推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身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之中，目前已召开七次研讨会，并举办过两次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评奖活动，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的平台，促进了女性文学及相关研究的发展。

3.社会性别理论的引入

社会性别(Gender)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之中。它是美国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女性学的基本内容。20世纪80年以来，社会性别成为国际妇女运动的重要概念。1992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赋社会性别于中国研究”的学术会议，使中国妇女研究者们较系统地接触到“社会性别”概念，并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建立联系，为今后的携手合作构建了平台。1993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的研讨班。来自CSWS学者介绍了社会性别问题上的女权主义视角，将这一女性主义关键概念介绍到中国。

而《中国妇女报》和《妇女研究论丛》则为社会性别概念的推广和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妇联的领导也明确提出将社会性别主流化，来自官方的肯定和支持促使社会性别作为一种视角和分析工具在中国迅速传播，并成为中国妇女研究和妇女学的主要内容。

当代的社会性别理论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的女权运动中。投身于女权运动的学者们在社会上向男女不平等的现实挑战的同时，对在男权文化中产生的西方知识体系开始质疑。她们审视的眼光不仅看到了妇女在知识体系中的缺失和受贬抑，还看到了知识生产中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看到了社会性别作为人类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是以往学界研究所忽略的，看到了由这种忽略导致的人们作为常识接受的许多理论的偏颇和谬误。[1]94社会性别不是把性别关系看成是偶然的、不变的、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将之与社会制度相连。“社会性别”概念反对两性之间的差异均为天生的的说法，反对“生理决定论”；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对原有的以男性为中心构建的人类知识体系持批判态度。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考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图景，使我们对熟视无睹认为理所当然无法改变的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揭示建构性别的文化的媒介和载体，拓宽研究的视野与范围。

随着对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内也出现许多有关社会性别理论的书籍，例如，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撷取不同学科的代表作，反映“社会性别”的发展过程。马元曦主编的《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由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编辑，旨在引进90年代海外学者对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共收入论文，译文12篇，对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实例提出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进程中贫困妇女比例上升问题，发展中国家政策调整对妇女的影响问题，扶贫实践中困难，和对各国具有针对性的问题等；强调妇女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于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妇女，扶贫课题的研究实践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高小贤等主编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于200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使用社会性别理论探讨了中国的社会性别现状。将社会性理论应用到中国现实语境、采用社会性别视角解读女性文学，探讨妇女学和妇女史的作品也有很多，如乐铄著，郑州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推出的《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采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1917-1949年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历程和发展变化，分为“五四”女性文学革命与融入时代大潮，走向社会革命两篇。将作家的创作与时代背景、政治局势紧密结合，透过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折射出女性创作的特点，作者不仅研究了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家的作品，如林徽因、萧红、冰心、张爱玲等，也研究了一些非主要作家的作品，如罗椒、罗洪等，并突出女性创作与同时期男性创作的差异，体现了女性创作的独特魅力以及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杜芳琴等编的《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2004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社会性别制度建构的历史变迁对妇女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入手，考察中华民族从史前到近代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的变化和延续，揭示了诸多层面的性别关系和妇女风貌的独特表现，而并非采用传统的“自由-压迫-解放”的模式和对妇女地位高低的简单评判，给人以启迪。

正如王政教授所说，世妇会在我国举办使我国妇女研究者第一次大量接触社会性别概念，可以这样说，伴随着围绕世妇会的种种活动，靠着体制内外的有话语权的妇女协同努力，社会性别话语正在中国崛起。[1]46社会性别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正“向各个学科领域积极有效地渗透，从而改变了众多学科领域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阐释”。[1]95 4.本土学者的努力

女性主义理论从80年代之初的引入、到如今的大规模介绍、研究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并言说，离不开中国学者们的不尽努力。95年以后本土学者的理论建树颇多，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对女性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根据肖沃尔特的划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那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埋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在努力地建立和完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14]153 中国学者在历史中寻找女性“被压抑的声音”、挖掘并重新解读女作家作品的同时，运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试图建构真正的女性文学。

其中包括对古代以及近代妇女创作的挖掘和介绍，例如，2001年再版的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张宏生，张雁主编的《古代女诗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鲍震培著《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薛海燕著《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和刘慧英编著《遭遇解放： 1890~1930年代的中国女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等，传统上对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女性作者所占比例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对古代女性作家的挖掘有利于建立女性写作的传统、历史沿革，进一步完善妇女文学史的构建。

而1995年出版的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北京三联书店)，则对长期以来文学中的男权意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她认为文学中常见的三种模式为：才子佳人，诱奸故事和社会解放，而无论哪一种，都体现了典型的男权思想，女人被描述为温柔的、柔弱的小鸟依人的形象，她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依赖于男人，将自身的解放寄托于男人的身上。话语的描述将男性建构为历史的主体，而女性的形象在被扭曲与压抑中变得模糊不清、失去方向。王蒙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它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与思考。

(2)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女性文学的结合 肖沃尔特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文中曾把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类：女权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ique)和女性批评(gynocritics)。其中女性批评指从妇女作为作者、作为文本意义的生产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妇女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及结构问题。女性批评的目的是建立分析妇女文学的构架，发展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新的批评模式，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模式和理论。

理论的建构对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玛丽·伊格尔顿认为“批评家，诸如莫瓦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团体认为，是否建立理论别无选择，理论是他们的批评的必不可少和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陶丽·莫依也指出“除非我们继续建设理论，否则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危险地接近(我们)反对的父权制价值的男性批评集团’。”[9]3而如何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应用女性主义理论、并创建本土的理论话语也是中国学者努力的方向，出现了一系列以女性文本为研究对象的女性主义批评著作，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采用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方法解读女性文本的意义。1995年出版的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和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建国以来的文学作品从叙事学和性别研究角度进行研究，并对“十七年”文学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指出那个时代被压抑的是“女性”而非“性别”，而“无性别”的说法则忽视了女性本身的存在，隐含着男性对女性的压抑。

借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女作家的作品、通过对社会制度、权力关系的考察挖掘不同时期文本内外隐藏的女性意识的专著还包括： 1995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吴宗蕙的《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 1998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乔以钢著的《低吟高歌：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1999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徐坤对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详尽分析了文学界对95世妇会的召开所作的准备和调整，反映出各方对女性文学繁荣所作出的反应，并“通过大量详尽的文本分析，探讨女性写作的实践意义，并概括和梳理出诸种现象表层之后的背景渊源及女性写作在九十年代的基本脉络走向和特点。”[15]2200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荒林，王光明合著的《两性对话： 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以对话的形式探讨了文学文本中女性的处境、两性之间的关系，并从性别角度分析两性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对话直指中国两性关系的现状，探讨“女性与现代性”、“重读我们的身体和性”、“一个女人与一座城市的纠缠”、“女性的现实关怀和文化想象”、“女性成长的艰难旅程”等话题，透过文学中构建的形象和社会生活史了解人类的处境和两性关系，两性的对话既有感性的跳跃与优美也有理性的缜密和逻辑，暗示着对两性和谐的向往与企盼。

(3)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和分析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根源承袭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对西方女权运动、各流派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从未停留过，从80年代初一直延续至今。对女权运动的介绍，使中国读者对历史中的女权运动有更清晰的了解，并从他人的经验与得失中找寻到自己的身影。这类作品包括1995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蔡磊编著的《平等·发展：当代国际妇女的目标与实践》；同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王政的《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 2004年发行的《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发展》(费涓洪著)《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陆伟芳译)分别由上海古籍和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后者以探讨近代英国妇女的地位着手，以1866年的“女士请愿书”为起点，直至1918年部分妇女获得妇女选择权半个多世纪的过程，展现英国妇女为获得议会选举权所作的不懈斗争。

西方女权主义者们在一次次困境面前不言放弃、坚持不懈；在与男权思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斗争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并形成自身理论。中国学者在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中，加入了自身的理解，如199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三联书店出版、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 199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刘霓著《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 2002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作者借用赛义德关于理论“旅行的论述”，认为一种观念或理论从此处到彼处的传送，由于传者与受者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所造成的创造性的借用、误读和挪用，也就是说，一种外来的观念或理论，在传入本国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改造或转换。通过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理论在中国被传入、接受、改造、融合的过程。

历时四个阶段，在第四阶段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学者分析文本、研究作家作品的有利工具，作家们也从中汲取营养，开创新的写作领域、方法和语言的表达。中国各大高校也逐渐开设了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课程。2004年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丛刊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丛刊每年二卷，展示全球女性主义思潮前卫动态，介绍全球女性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并深入探讨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与国际女性主义对话情况。设“女性主义在行动”“女学”“女性主义教育学”“女性主义关键词”“女性主义文本细读”“女性主义群落”“女性主义视窗”“女性主义数据存档”“女性主义全球信息点击”等专栏，呈现各国各群落女性主义风貌，反映各国各地区女性主义学科建设形势，勘探全球女性主义思潮之壮观，每卷约25万字，16开本，图文并茂，各栏目不仅适合高校教学参考及相关学科建设阅读，而且合适相关学位论文选题和撰写参考使用。“中国女性主义”这一名词的出现和学术平台的形成，体现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本土化成效。

有关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的书单附后。

附参考书目(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主要译介作品)：

1981《美国女作家作品选》朱虹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朱虹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美国当代文学》(下)(美)丹尼尔·霍夫曼收录《妇女文学》一篇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1986《女性学入门》(日)富士谷笃子主编，张萍译，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6《第二性》(法)西蒙·波娃著，桑竹、南珊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女性的秘密》(《第二性》第1卷)(法)西蒙·波娃著；晓宜、张亚莉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女性的奥秘》(美)贝蒂弗里丹著程锡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女性的奥秘》(美)贝蒂弗里丹著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一间自己的屋子》(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英‟玛丽·伊格尔顿编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女太监》(英)杰梅茵·格里尔著；欧阳昱译漓江出版社

1991《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等编漓江出版社(收入肖沃尔特《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和苏珊·古芭《“空白书页”和女性创造力问题》)1992《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挪)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翻译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2《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女人：走出陷阱》(美)贝蒂·傅莱丹著，毛迅等译，知识出版社

1993《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入朱迪斯·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1993《文学理论的未来》(美)拉尔夫·科恩主编，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入海伦娜·西索《从潜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凯瑟琳R斯廷普森《伍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女权主义批评》、吉尔伯特和古芭《镜与妖》、肖沃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1995《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著、王蓁翻译的《女权辩护》和(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汪溪翻译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998《当代艺术文化学》周宪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入肖沃尔特《走向女性主义诗学》)1999《性的政治》(美)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女性主义》(英)S.A.沃特金斯著，朱侃如译，广州出版社

2000《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近代女性文学的历程》(日)水田宗子著，叶渭渠主编，陈晖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马元曦主编，三联书店

2000《非常女人》(美)贝蒂·弗里丹著，邵文实、尹铁超译，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0《女性白皮书》(美)贝蒂·弗里丹著，邵文实、王爱松译，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美)贝尔·胡克斯著，晓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程锡麟，王晓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女太监》杰美茵·格雷尔著，武齐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完整的女人》杰梅茵·格里尔著，欧阳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著；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美)波利·扬-艾森卓著；杨广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后女权主义》(英)索菲亚·孚卡文；王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历史中的性别》(美)梅里·E.威斯纳-汉克斯著，何开松译，东方出版社

2003《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美)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两性的冲突》(法)珍妮薇·傅蕾丝著，邓丽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女人的声音》(澳)亨利·理查森(Henry Richardson)等著，郭洪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著，余潇枫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陆伟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英)玛丽·塔尔博特著，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陆伟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政治学与女性主义》(加)巴巴拉·阿内尔著，郭夏娟译，东方出版社

2005《拉康与后女性主义》(英)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 Wright)著，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通过身体思考》(美)简·盖洛普(Jane Gallop)著，杨莉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美)罗伯特·麦克艾文(RobertS.McElvaine)著，王族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内女性主义理论主要研究著作

1983《中国现代女作家》阎纯德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中国女性文学史话》谭正璧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净化人的心灵：当代女作论》李子云著三联书店

1985《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吴宗蕙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历代妇女著作考》胡文楷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女子与家政》李小江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女性主义文学》孙绍先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乐铄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女性问题在当代的思考》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改革中的妇女问题》张连珍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文学广角的女性视野》陈素琰著花城出版社 1988《女性观念的衍变》杜芳琴著河南人民出版 1989《女人的出路：致20世纪下半叶中国妇女》李小江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性沟》李小江著三联书店

1989《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李小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女性审美意识探微》李小江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的研究》戴锦华、孟悦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风骚与艳情》康正果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迟到的潮流》乐铄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谢玉娥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华夏女性之谜：中国妇女研究论集》李小江主编三联书店

1990《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吕晴飞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0《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传》魏玉传编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0《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殷国明、陈志红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中国妇女生活史(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1月初版重印)》陈东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女性文学与文学女性》曹正文著上海书店 1992《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盛英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熊玉梅等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2《女性的世界：现代女性社会学》申平华、邓微著湖南出版社

1993《走向女人深处》许玉乾、崔文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面对21世纪的选择：当代妇女研究最新理论概览》熊郁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刘思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逐出伊甸园的夏娃》郭小东著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3《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乔以钢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3《中国的风流才女》乔以钢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女性情爱的文学观照》邢维著学林出版社 1994《女权主义与文学》康正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性别与中国》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三联书店

1995《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刘慧英著北京三联书店 1995《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和性别》陈顺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女性文学与美学》任一鸣著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新女性文学论纲》王春荣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新潮女性文学导引》荒林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林丹娅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第二篇：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摘要]本文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论述了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关键词]启蒙时期；儒家思想；传播；影响。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礼”“忠”

“孝”“知”。它历经孔孟哲学、西汉独尊儒术、宋朝程朱理学的发展过程。当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时，他们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也把儒家思想带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传播对启蒙时期的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传入西方的背景条件。

儒家思想主观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质，但它却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书信、著作和译作传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与古希腊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有共通之处。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腊哲学对道德伦理的重视。苏格拉底的哲学集中表现在“认识你自己”，主张建立人的哲学，发挥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认为人的幸福与否取决于灵魂的好坏。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学说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古希腊的伦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追求和拥有伦理道德成为许多人的理想。这种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体现了对言行举止进行规范的道德标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而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获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与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爱”也有一定共通之处。“仁”的核心就是“爱”。

仁爱就是要关爱别人，从爱自己的家人推及到爱自己的朋友、左邻右舍。孔子关于“仁”的说法在《论语》中有较多论述。“仁者爱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克己复礼为仁”。基督教则提倡在神爱的基础上的博爱。在爱上帝的前提下，人们要爱自己的亲人、朋友、甚至于爱自己的敌人。

“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认识神……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兄弟们，神既然是这么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1]（P.275-276）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当时欧洲社会反对封建世袭特权、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使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其文化，满足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与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从而更好地传播基督教教义。

根据传教士利玛窦的日记整理编撰成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向西方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时对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评述。

利玛窦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起到的思想统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称颂孔子，把儒教称为文人的宗教：“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信任别的教派的”。[2]（P.101）利玛窦对儒教的了解、介绍主观上是为了以一种中国信众更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客观上却对儒教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稣会士基尔歇所著的《中国图说》一书也提及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的《中华帝国纵览》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辑录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历代先哲的言论。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阅读过此书，认为这本书对了解中国大有帮助。1687年，柏应理的《中国圣贤孔子》在巴黎出版。作为全面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此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这本书包括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也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中国圣贤孔子》是欧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读物，莱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阅读过此书。1709至1713年耶稣会士卫方济整理出版了《中国典籍六种》，收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

《小学》的拉丁文译文，从而首次将四书完整地介绍给欧洲读者，使欧洲读者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思想家和哲学家中引起了不同凡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伦理道德的许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受到了众多西方人士的称颂。其二，政治体制方面，表现为对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的政治体制的颂扬。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以父权为基础的专制政体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三，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儒家反对世袭制度，提倡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同时儒家思想的“民贵君轻”把“民”置于学说中心。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应有君主的样子，实行德政、以德服人。这一主张与资产阶级追求平等和权力的民主政治学说相兼容。

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名气最大的学者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国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自然神学相贯通”[3]（P.72）“在实用哲学方面，也就是说，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适用于现实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们肯定超过我们，尽管承认这一点令人脸红”[4]（P.69-70）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赞颂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任何人都不具有这种道德”。[5]（P.496）对儒家思想谈论和赞颂最多的当属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以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称之为“欧洲的孔子”。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6]（P.369）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6]（P.369）伏尔泰根据中国元剧《赵氏孤儿》改编成的《中国孤儿》中，征服者成吉思汗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终放下了屠刀。这个结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诠释。

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得到众多启蒙思想家的推崇。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他渴望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期盼仁慈开明的君主，并以中国的长治久安来论证中国体制的优良。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最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社会的基础上。”儿女孝敬父母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7]（P.216）在启蒙运动大潮中产生的”重农学派“理论也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学派创始人魁奈主张农业为一国之本。中国的历代帝王都重视农业，而这一传统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赞扬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合法“的专制主义，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在魁奈眼中，中国的谏议制度和监察机构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权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专制主义。

儒家学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进作用。

”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颂扬。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强调依靠品德、学识和才干而不是凭借出身和门第选拔人才，与西方尊重个人价值、提倡民众的权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国没有世袭贵族，一个人的功绩与才能是他可能获取显贵地位的唯一标准……儿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学上，以此作为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8]（P.44）对中国用人制度的颂扬揭示了当时的欧洲社会对封建贵族世袭制度的不满和抗议，反映了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时儒家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成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都体现了反对专制特权、争取民众权利和自由的精神。

尽管启蒙思想家并未去过中国，但他们通过传教士的著作和译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对这种异域思想大为赞赏。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选择性的接受。首先，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对稳定、和谐、开明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他们认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以道德为基础的”礼“规范了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伦理秩序，规范了每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处事准则，由此避免了冲突和纷争。儒家倡导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当时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17、18世纪孔子及其学说在欧洲风靡一时。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仅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也教导人们如何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为许多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世袭专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启蒙思想家惊喜地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与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学说与理念。儒家反对世袭制度的思想与启蒙时期反对封建专政和宗教神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诉求和主张不谋而合。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西方社会反对特权政治、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源泉。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给予西方的影响做出了如下阐述。”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9]（P.5）结束语。

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但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二者都是对人类的生命价值和世界的终极意义进行思考和探索的领域。双方都互有可借鉴之处。儒家思想的许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决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它在西方的传播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当代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有关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张燕婴译注的《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有关”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参阅了徐明龙著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参考文献：

[1]圣经新约[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3]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93.[4]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评、译[M].火奴鲁鲁，1957.[5]戴格拉夫编。孟德斯鳩的随想与随笔[M].巴黎，1991.[6]伏尔泰。哲学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000.[8]弗朗西斯。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9]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M].高专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第三篇：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试谈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

响

[摘要]本文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论述了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关键词]启蒙时期；儒家思想；传播；影响。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礼”“忠”

“孝”“知”。它历经孔孟哲学、西汉独尊儒术、宋朝程朱理学的发展过程。当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时，他们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也把儒家思想带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传播对启蒙时期的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传入西方的背景条件。

儒家思想主观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质，但它却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书信、著作和译作传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与古希腊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有共通之处。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腊哲学对道德伦理的重视。苏格拉底的哲学集中表现在“认识你自己”，主张建立人的哲学，发挥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认为人的幸福与否取决于灵魂的好坏。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学说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古希腊的伦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追求和拥有伦理道德成为许多人的理想。这种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体现了对言行举止进行规范的道德标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而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获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与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爱”也有一定共通之处。“仁”的核心就是“爱”。

仁爱就是要关爱别人，从爱自己的家人推及到爱自己的朋友、左邻右舍。孔子关于“仁”的说法在《论语》中有较多论述。“仁者爱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克己复礼为仁”。基督教则提倡在神爱的基础上的博爱。在爱上帝的前提下，人们要爱自己的亲人、朋友、甚至于爱自己的敌人。

“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认识神……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兄弟们，神既然是这么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1]（P.275-276）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当时欧洲社会反对封建世袭特权、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使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其文化，满足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与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从而更好地传播基督教教义。

根据传教士利玛窦的日记整理编撰成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向西方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时对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评述。

利玛窦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起到的思想统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称颂孔子，把儒教称为文人的宗教：“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信任别的教派的”。[2]（P.101）利玛窦对儒教的了解、介绍主观上是为了以一种中国信众更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客观上却对儒教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稣会士基尔歇所著的《中国图说》一书也提及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的《中华帝国纵览》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辑录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历代先哲的言论。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阅读过此书，认为这本书对了解中国大有帮助。1687年，柏应理的《中国圣贤孔子》在巴黎出版。作为全面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此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这本书包括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也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中国圣贤孔子》是欧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读物，莱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阅读过此书。1709至1713年耶稣会士卫方济整理出版了《中国典籍六种》，收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

《小学》的拉丁文译文，从而首次将四书完整地介绍给欧洲读者，使欧洲读者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思想家和哲学家中引起了不同凡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伦理道德的许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受到了众多西方人士的称颂。其二，政治体制方面，表现为对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的政治体制的颂扬。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以父权为基础的专制政体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三，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儒家反对世袭制度，提倡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同时儒家思想的“民贵君轻”把“民”置于学说中心。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应有君主的样子，实行德政、以德服人。这一主张与资产阶级追求平等和权力的民主政治学说相兼容。

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名气最大的学者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国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自然神学相贯通”[3]（P.72）“在实用哲学方面，也就是说，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适用于现实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们肯定超过我们，尽管承认这一点令人脸红”[4]（P.69-70）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赞颂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任何人都不具有这种道德”。[5]（P.496）对儒家思想谈论和赞颂最多的当属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以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称之为“欧洲的孔子”。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6]（P.369）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6]（P.369）伏尔泰根据中国元剧《赵氏孤儿》改编成的《中国孤儿》中，征服者成吉思汗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终放下了屠刀。这个结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诠释。

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得到众多启蒙思想家的推崇。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他渴望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期盼仁慈开明的君主，并以中国的长治久安来论证中国体制的优良。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最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社会的基础上。”儿女孝敬父母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7]（P.216）在启蒙运动大潮中产生的”重农学派“理论也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学派创始人魁奈主张农业为一国之本。中国的历代帝王都重视农业，而这一传统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赞扬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合法“的专制主义，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在魁奈眼中，中国的谏议制度和监察机构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权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专制主义。

儒家学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进作用。

”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颂扬。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强调依靠品德、学识和才干而不是凭借出身和门第选拔人才，与西方尊重个人价值、提倡民众的权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国没有世袭贵族，一个人的功绩与才能是他可能获取显贵地位的唯一标准……儿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学上，以此作为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8]（P.44）对中国用人制度的颂扬揭示了当时的欧洲社会对封建贵族世袭制度的不满和抗议，反映了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时儒家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成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都体现了反对专制特权、争取民众权利和自由的精神。

尽管启蒙思想家并未去过中国，但他们通过传教士的著作和译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对这种异域思想大为赞赏。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选择性的接受。首先，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对稳定、和谐、开明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他们认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以道德为基础的”礼“规范了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伦理秩序，规范了每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处事准则，由此避免了冲突和纷争。儒家倡导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当时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17、18世纪孔子及其学说在欧洲风靡一时。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仅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也教导人们如何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为许多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世袭专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启蒙思想家惊喜地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与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学说与理念。儒家反对世袭制度的思想与启蒙时期反对封建专政和宗教神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诉求和主张不谋而合。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西方社会反对特权政治、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源泉。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给予西方的影响做出了如下阐述。”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9]（P.5）结束语。

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但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二者都是对人类的生命价值和世界的终极意义进行思考和探索的领域。双方都互有可借鉴之处。儒家思想的许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决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它在西方的传播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当代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有关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张燕婴译注的《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有关”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参阅了徐明龙著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参考文献：

[1]圣经新约[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3]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93.[4]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评、译[M].火奴鲁鲁，1957.[5]戴格拉夫编。孟德斯鳩的随想与随笔[M].巴黎，1991.[6]伏尔泰。哲学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000.[8]弗朗西斯。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9]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M].高专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以后，把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带到了日本，日本也派大量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此外，日本的文字、建筑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在我国几乎已经消失了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更大，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我们看韩国哲学家譬如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的著作，你不会认为它们是韩国人写的著作。另外，中国的一些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但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备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去年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所以，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关注和思考的焦点就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在汉唐时期传播到了韩国、日本等国，还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他认为，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极力主张法国乃至全欧洲都应该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和工艺技术等方面效法中国。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莱氏学术思想的形成，除了希腊哲学外，还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与耶稣会士白晋通信探讨《易经》思想，以易卦的阴阳二元论与西方数学的二进制相匹配，至今仍为学界所乐道。同时，在欧洲大陆还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如《孔子道德论》、《中国哲人孔子的道德》、《中国道德哲学与政治立法》、《中国的哲学》等，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中国人那么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播和发展这个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在过去，就是在现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仍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举韩国和日本为例。

他山之石——韩国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要比我们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韩国为了传承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的内容纳入了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伦理道德观念中仍然在起作用。尽管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代代相传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尚，如5月8日被确定为韩国的“双亲节”，以提醒人们重温渊源悠久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俗。我们知道，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也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这一称号没有给中国，而是给了韩国，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中，现代生活中，走出了一条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由于强大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韩国非常强调社会伦理价值。事实证明，在韩国，传统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不但有助于维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团结，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民众发起献金运动，纷纷将家里的黄金捐给国家，结果韩国最早度过危机。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中的要求结合起来，应是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

第五篇：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义和团运动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义和团运动

民教教案应由地方公断教士毋许干预片

李秉衡

再，臣查此次会匪滋事，固由庞三杰因教民刘荩臣抢麦起衅，而民教之所有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其酿乱之由，有不可不兹图挽救者。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籍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栎乡里，又或犯案惧罪，籍为逋逃之数，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为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狠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猲抑太甚，积而不忍，以为官府不能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至民教滋事之案，又辄以毁坏什物，焚拆教堂，索赔之费，不知各国传教虽多，要惟通都大邑建有教堂，其各州县偏僻村镇，皆优由各国教士就教民之稍能识字者使为教师，即因其所住房屋为教学之所，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室如悬磐。一旦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毁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其实并无洋人房屋器具，议给赔款，徒以长奸猾教民讹诈之耳风。前准总署来电，以德使函称：“据济宁教士电开，单县等处拆毁教堂共二十余处。”臣殇毓贤等周历各县，并委员详查，多系教民破烂房屋，并无洋楼。此案既经拿获首要各犯正法，应即了结，自可无庸置议。

惟民教相仇，终恐日久生事，拟请旨伤下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酌议，嗣后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教士毋许干预。如或斗殴滋事，查非焚毁洋房，但照应得罪名科断，不得再议赔偿。总期彼此无所偏袒，久之猜嫌渐释，民教或可相安。臣为豫弭后患起见，谨附片具奏。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1896年8月12日）奏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6-7.判定真伪

第一，史料来自《义和团档案史料》，这则史料是地方巡抚给皇帝的一封奏折，清代的奏折是研究清代历史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历史凭证，真实性可想而知。它非常直接和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较一般史料而言，更具有真实性。第二，这则史料出自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虽然不能完全信任权威，但是既然这则史料被编入权威性的档案里，那肯定是有很多专家学者考证过，经过大量的对比、推断、考证，确认真实性。所以这则史料的真实性比较大，真实程度比较高。第三，这则史料在《义和团档案史料》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近代部分有相同的记载，从侧面印证了这则史料的真实性。第四，就这则史料的内容而言，所记述的教士欺压民众在同时期的其他奏折中也有记载，如毓贤的《覆陈山东办理教案并无偏袒情形褶》，朱祖谋的《山东民教不和殆宜持平办理褶》和《谕内阁严禁拳民滋事保护教堂教民》等。共同说明了这些事件的真实性，同样了证明了这则史料的可信度很大。第五，由于这个奏折出自地方官员只售，对地方事件的汇报不免受个人利益、个人认识、以及当时复杂局势的影响，所以，只能说这则史料记录的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相对准确。

史料意义

这则史料属于档案史料，当代著名史学家李侃曾说：“没有档案和其他资料，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清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在门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历史资料当中，各种历史档案，又是最基本、最重要、最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因此，档案是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它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具体来说有以下价值：揭秘解惑、编史修志，历史研究。对于研究很多历史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清政府的政策和义和团发展的关系、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播及对人民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播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的关系、考察宗教在华传播的本质、通过宗教探索当时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情况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现在，我个人谈谈义和团与宗教在山东的传播的关系。从上面史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第一，民教冲突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第二，山东政局不稳定，清政府采取弹压，镇压措施或安抚调节措施都不能处理好民教冲突问题；第三，人民受教会迫害时，清政府官吏没有出台合理的政策法规来保护人民的权利，并且没有按照事实来办理案件，保护人民。导致人民为了自保入教；第四，民教冲突频发区恰好是宗教传播历史悠久和严重的地区。基督教压迫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清廷与西方之间，始终没有就传教活动达成一个共同认可的规范性文件，显然是诸多教案最后普遍上升成为严重外交事件的主要原因。庙堂层面关于“教案”的解释，尽可以多种多样，譬如“反抗殖民侵略”，譬如“中西文化冲突”，如此种种，多少都有些道理。但在“教案”发生的“青萍之末”，“江湖之远”的广袤乡村，乡民们手持农器火把冲向教堂时，自有其维护自身利益这一层面的考量——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细查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往论及教案，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

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综上可述，基督教和天主教依靠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山东地区宣传教义，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宗教传播不同于现实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一种方式。因此造成了教会的压迫和侵略情况，所以民教的冲突不断，进而引发人民起义，如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