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中关于中国书法在西方传播的若干问题（共5篇）

第一篇：邱振中关于中国书法在西方传播的若干问题

邱振中:关于中国书法在西方传播的若干问题

中国书法以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与汉语的共生、变化无穷而又精妙人微的图像系统、典型的意义生成机制等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成为激发人们思想与灵感的源泉。

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完备的信息社会中，任何民族的优秀传统都不只是一个民族的财富，例如中国书法，它必然要传播到世界，在人们的关心和培育下，最终成为全人类的传统。然而，文化的传播又是极为复杂的现象，它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同时还需要耐心——某些领域便需要若干世纪默默的耕耘。像书法这样一种与汉语言深深契合的艺术，可以说，对它的把握便是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把握，对于今天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更不用说处于另一文化中的人们了。

谈到西方人与书法的关系，我总忘不了贡布里希讲过的一件事。一位妇女问韦利(Arthur Waley)，学会欣赏中国的草书要多长时间，韦利说：“500年”。【1】（注：《贡布里希论杰作的产生及其验证》，列勃编译，《新美术》1985-4。）不过，书法的魅力似乎使人忘记了种种困难，只要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书法，总会有人不辞辛劳，投身于此。例如到中国学习美术的留学生，许多人最后都要求改学书法，他们凭本能察觉到，书法能给他们带来自身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1998年12月，我随中国书法代表团访问法国，参加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的有关活动，出席《中国书法国际讨论会》，与一批研究中国书法的欧美学者进行了交流。欧美学者为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这些，对于中国学者、艺术家思考中国书法的传播，以至我们自己如何深入中国书法，或许有所助益。

当然，这里我谈的主要是书法在西方的传播，书法在亚洲的传播，情况有所不同。

巴黎第三大学自1968年起开设书法课——此为法国大学中第一次开设书法课程，每年注册的学生在10—20人之间。此后，开设书法课的学校渐多，但规模与此相近。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书法班，最盛时巴黎有十几个书法班同时招生。这次中国书法代表团路过里昂附近的罗纳尔市，参加了一次罗纳尔法中友协“汉语—书法学习班”的活动。罗纳尔是个很小的城市，但那天参加活动的有100多人，其中包括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们，还有不少孩子。我与一位工程师、一位幼儿园教师、一位退休飞机驾驶员进行了交谈，他们对书法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这次《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一个月的展期结束后，还应观众要求延长了两个月，参观人数估计接近7万。——据此，对法国关心中国书法的人数不难有个大略的估计：参与过书法训练的大约有数千人，关心中国书法，并多少有一些了解的，大有10万以上。此外，赴中国留学学习书法的留学生近十10人，归国后部分人继续从事书法研究、创作和教学工作。法国是中国书法在欧洲传播最好的地区之一。欧洲大部分地区没有有组织的书法活动，参与的人数也极少。

欧洲有影响的中国书法研究者有10位左右，重要论文与著作10余种。（注：据熊秉明先生和幽兰女士所提供的材料。）

美国因为开设中国文化类课程的大学较多，有关系科通常会请人上几节书法课，加上在美国生活的中国留学生、艺术家不少，美国人接触中国书法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早在80年代末期，便有人类学专业的美国学生把中国书法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此外，大学中有关中国文化的系科，有时会请懂一点书法的人们作作讲座；各大学和美术馆、博物馆中，亦有少量专业人员在进行研究，研究涉及著录、考证、文化史等领域，但是这些信息通常无法化作有关鉴赏的知识，传递给一般公众，当美国观众面对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国书法常设陈列时，仍然是一片茫然。（注：[美]安明远(S.D.Allee)《佛利尔博物馆所藏中国书法——藏品总览及中国书法的大众普及》。《中国书法国际讨论会》，1998，巴黎。）此外，中国的传播者也不断给对方带去错误的信息，例如电视报道，中国某公司在美国凤凰城斥资建一“文化城”，开幕式上，主办者请了一批人去宣传中国文化，进行书法表演的是一位左右开弓的“书法家”，他两手各拿一支毛笔，同时书写一样的文字，右手正，左手反。这与其说是传播中国文化，还不如说是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设置障碍。

以上材料，大致可以说明中国书法在西方传播的现状。

尽管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和创作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但在这个圈子之外，我们却见到上层知识界对中国书法出色的见解。贡布里希曾说过，书法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与西方文化中音乐所起的作用相似。（注：《贡布里希论杰作的产生及其验证》，列勃编译，《新美术》1985-4。）伯克利加州大学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教授为西方有重要影响的美术史家，他把中国朋友送他的一幅草书挂在书房中，日夕相对。他说：“我向来歆慕中国，尤其是歆慕她的书法传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便是：这个传统赋予了中国文化一种深刻的特质，我愿称之为一种介于人人都具备的言语与视觉文化之间的‘中介语汇’(middle term)。甚至通过译文，我们西方艺术史家依然能够体会到中国的古典艺术批评缜密细腻、平稳连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中介语汇’的存在。”（注：[美]巴克桑德尔《意图的模式》，第168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我们已经注意到书法图式与语言发生学上的联系，以及书法与语言在发展中相互依存、制约的关系，也注意到书法批评中感觉与陈述的结构，但所有研究都立足于古代陈述与现代陈述的比较，（注：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重庆出版社,1993。）然而巴克桑德尔补充了另一面：相对于西方古代陈述，中国古代关于艺术的陈述由于书法的存在而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这里我们已经预感到，即使是书法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课题，西方学者同样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法国总统希拉克为《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的题词表现出他对中国书法深刻的感悟。他没有用法国专家为他拟好的文稿，而是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中国，书法乃艺中之艺。祖祖辈辈，她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世纪更迭，她代代传沿不息，在崇尚传统的同时，大胆创新。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我们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认知，她既使人惊诧，也使人着迷。我祝愿这个我们即将有幸观赏的中国的精彩展出，能使法国观众得以切近这门如此独特的艺术，并从中领略生发于动作之精与笔画之雅的快意。（注：《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青岛出版社，1998。）

巴克桑德尔与希拉克的思想无疑出自个人的颖悟，但其中亦含有长期以来书法传播者和中国文化传播者所播散的影响。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关注，会在一种文化的内部缓慢地生长，然而一种文化要对另一种文化产生大影响，一定是出自另一种文化内部变革的需要，出自它迫切地向外部寻求借鉴的需要。如日本绘画对20世纪未欧洲绘画的影响、50年代日本现代书法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都是西方恰逢变动的关头，亟须寻找一新的支点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转变。这种情况不是传播者能够左右的。

今天，西方一小批敏感的知识者已经察觉到中国书法对于创作的意义，但对于整个西方文化而言，它还只是一种酝酿中的、潜在的需求。——50年代书法对西方美术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抽象表现主义的创作中，通过这些创作，对笔触书写意味的敏感已融入西方自身的艺术传统中，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从这些创作中即可获得有关的灵感，因此，今天西方的知识界和艺术界对中国书法的关心，除了对书法本源的关注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学术、艺术上的诉求。> 西方学者在观看展览时，明确表示希望看到中国艺术家富有新意的作品，看到我们带去的一批与书法有关的现代水墨作品（非“大展”作品），海德堡大学雷(Lothar Ledderose)教授说：“21世纪的书法作品。看到这些作品，感到中国书法有前途，对中国书法有信心。”比利时皇家美术馆东方部主任史蒙年(J.M.Simonet)先生指着其中一件作品说：“博物馆级的作品。”法国语言与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幽兰(Yolaine Escande)女士说：“西方当代艺术不能使我满足，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了。希望看到中国书法艺术家的新作，他们应该给世界艺术带来希望。”

他们的这些反映，确切地传达出一种信息：他们关心中国书法的终极目的，是给他们的文化注入活力。幽兰女士还写到：“不少欧洲年轻艺术家因中国书法而获得新灵感”，他们“转向中国书法，俾汲取西方传统所缺乏之作法、形状及与宇宙之新关系”；此外，“因文人传统非他们所属，故不受束缚，且对此传统所给予的新启示更加敏感”。（注：[法]幽兰《中国现代书法在西方》，《美术观察》1999-7。）

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对自身传统不断深入的认识和解说。如果强调自己已在传统中，从而怀有优越感，并放弃对传统的深究，这实际上承认自己只是传统的一个被动的载体，河川中一小股被裹挟的水流。你并不理解河川，更不可能帮助河川以外的人们真正理解河川。

中国学者、中国艺术家的困难在于怎样找到不断深入传统的道路。其障碍，首先是对自己深入程度的认识。

当我们仅仅以继承人的身份介入传统时，对传统感悟、认识的浅薄之处被忽视，而且出自人类固有的弱点，我们会对这一点有意无意地加以掩饰。然而，传播所要求的可陈述性以及对“道理”的追究，将迫使我们正视自身的缺欠。

认识自己的传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么有把握。例如徐复观先生，他是一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对中国艺术也有极大的兴趣，著有《中国艺术精神》一书，讨论中国艺术的含蕴和某些重要性质。然而，他认为中国书法缺少精神上的蕴涵，至多是在技巧上为中国艺术作了一些准备。（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联想到巴克桑德尔、希拉克等人，他们对中国书法意义的判断，恐怕还要略胜一筹。如果巴氏和希氏的见解有道理，即中国书法中确实蕴涵了中国文化特异的质，那么徐氏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必然有重要的缺失。这里并不是对徐复观先生的非难，而是证明深入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书法之难，关切、沉迷、思考，都不能保证深入到事物的核心，更不用说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深入尤其困难，它要求对常识的警惕，对自己思想严苛的反思，对所获得的结论无休止的批判。批判需要高度的敏感加上严格的现代思维训练。

对书法不断深入的解说，几乎反映了对中国文化进行现代解说的全部问题。

中国学者对传统的阐释，一般都在题材含义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也就是说，仅仅在有关文献中搜寻概念或范畴内涵形成的踪迹，这是在传统内部一个特定领域展开的工作。它仅仅涉及概念或范畴的使用，本质上还只是某一方面现象的清理，它无法对人们认识概念或范畴形成的深层原因有所帮助。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生学研究。希望由此而建立起传统与当代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现实的。（注：例如古代文论研究便非常重视范畴的“转换”，但似乎不曾找到“转换”的有效途径，参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哲学界近年的进展，如《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两种研究路线在书中都有反映。）应该对作为思考起点的现象进行严格的审核，对文献与自己思考中所使用的所有的词语进行严格的语言分析，同时对范畴发生与运用中的所有感觉及感觉方式、思维过程及其机制进行彻底的思考。这是异常细致、异常艰难的工作，但是不这样去做，便不能深入到语言、感觉的基础之下，并从那里开始形成我们新的认识。

把传统以及人们与传统的关系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客观的思考对象，是一种典型的非传统研究方式，但它又是深入认识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一项在传统的工作方式之外（相对于古典文献范围之内、主体感觉范围之内）进行的工作。例如形神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诠释古人对形神关系的陈述，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但是，如果我们把形、神这两个概念进行一番语言分析，不难发现，由于观察范围的不同，人们一直忽略了它们某些极为重要的性质。被人们笼庞地称为“神”的概念，可以分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层面：存在、感知和陈述。“神”的存在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如何判断“神”的存在，以及“神”的存在方式，缺少现代意义上的讨论，这是思考无法深入的重要原因；对“神”的感知，前人深知其难，然而对于论说者是否已经感知到作品之“神”以及感知的深度，却全无判断的办法，从前人、今人的著述中，我们每每发现一些值得怀疑的文字：人们似乎并未感知到“神”，却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神”——在“神”的感知方面我们有许多必须弥补的知识；对“神”的陈述问题就更复杂，它牵涉到中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哲学中的各种问题，其中不少问题还从未被提出讨论过。这是对“神”认识深化途径最简单的勾勒。“形”同样可以分成存在、感知、陈述三个层面来进行研究。“神”、“形”各层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造成神形复杂关系的由来。当“神”、“形”各层面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我们对神形关系的认识或许有大的改变。（注：参见邱振中《“神”居何所？——形神新论之一》（《新美术》1998-1）等。）在对书法传统的深入探究中，存在大量的这一类的问题。而此类问题的解决，才可能将我们对书法的认识切实地向前推进，才可能使历来被认为“不可说”的书法变为可以用现代语言加以解说的艺术，变为可以为整个人类所理解、所接受的艺术。

训练方法是书法传播中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一个离开中国文化氛围的环境中教授书法，“对帖临摹，长期沉潜”的传统方法很难取得好的效果；此外，西方的传播者不能及时得到中国有关书法教学的研究、出版信息，也无法从他们所获得的有限信息中挑选出所需要的出版物。如果能定期出版一份以书法传播为宗旨的“通讯”，及时介绍、评述书法研究、出版情况，将有力地推进书法传播事业。史蒙年先生对我说：“我们缺少书法教材。你有没有好的教材可以推荐？”我告诉他，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部新的技法教材。我们把所有技法分成166个练习，复杂的技法分成几个练习，然后再进行综合；每个练习有清晰的解说和明确的要求，学完这部教材的学生将掌握全部的基本技法。（注：邱振中《中国书法：技法的分析与训练》，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台湾）蕙风堂，1998；[韩国]梨花文化出版社，1999。）史蒙年先生非常兴奋：“太好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个新闻。”他的儿子是一位小提琴家。接着，他就与我谈起音乐技法教材与书法教材的区别。他们要求科学的教学思想，要求循序渐进，要求了解所以然，要求付出努力时得到可靠的收获——而这些同样是我们今天的教学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为传播而做的工作与我们自身的需要是完全吻合的，对传播的讨论，只不过为我们对传统的现代阐释增加了某些理由。传播并不是单纯的“输出”——像出口商品换取外汇那样，换取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那实在是一种极幼稚的算计。传播的根本目的，是我们自身的需要，是维持我们自身活力的需要。

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自有其运行机制和价值准则，它是一个自足的存在。然而，它对于当代文化的意义是未知的，需要去求索的，同时它自身也需要补充和更新——它并不容易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支点。到异邦文化中去碰撞、磨砺，并寻找发展的契机，是一种文化在传播中可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收获——尽管在传播的早期，这一点并不容易见出。

书法如果有朝一日成为人类的传统，它必然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不断生长的传统，而我们作为这一传统最初的持有者，为保持它的生机，保持它面对未来时无限的可能，无疑应该付出我们全部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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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邱振中教授在江西师大的讲稿

邱振中教授在江西师大的讲稿

版权解释权归：爱学习的何美才、余立雄、宋小星、李沣、赖忠华所有。

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到江西师范大学对我来说是件高兴的事，因为我在这里工作了12年，记得有一次在学校讲课，我说：“就讲我在师大的12年吧，结果那一次的话，我想也勾起了在座不少老师同学的念想。因为师大我虽然来的不多，但还是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跟大家交流的机会，这次的话是张鉴瑞老师说既然来了嘛，就一定要跟我们讲一讲，那么我想最近因为很忙，非常忙，加上旅途仓促，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进行仔细的准备，所以我想讲什么呢？重复的东西我是不愿讲，第二常识我是不愿讲，这样的话我讲什么呢？我只有讲我最近所想的，所读的，所感受的东西，因此我想了这么一个题目叫成长的要素：诗心。

实际上起因是最近半年的阅读，我是写现代诗歌的，但是我写诗歌的方式很特别，写作的时候别的东西都钟于想不能做，所以我很多年里从90年到92年底，一直到93年94年，3到5年的时间集中思考写作了一批现代诗歌。从此以外，从那时候到现在，再也没有写作任何诗歌，但是阅读从未停歇。特别最近几年，阅读策蓝的诗歌以及策蓝的专辑，这是我最近半年以来思考感受的中心。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这些问题，但是一想到要面对这么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的话，那我想，还是有两点觉得为难，第一点，据我的了解，就是学美术的及学其他的朋友读现代诗歌的比较少，读过策蓝的就恐怕更少，虽然在诗歌界，策蓝虽然已经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但是我知道其他领域的人对现代诗歌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即使是曾经爱好诗歌的同学，写过诗歌的人们，实际上对真正的现代的最优秀的最重要的诗歌了解是非常少的。所以我没把握把这么一个个人的感受，大家又是这么陌生的题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对我来说毫无问题，它太重要了，但是对大家我没有把握。

第二，诗歌是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我说的隐秘不止是个人的隐秘，并不在这个层面上，而是它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最深处，的那个地方的活动。那个东西，那个地方的活动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一种朦胧的自己都说不出的状态。但你知道，它非常重要，这种东西怎么去叙述，你愿不愿意在你没有把它清理的非常清楚的时候去讲述它。

这都是问题，但是呢，你既然决心讲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就必须把你思考的东西尽可能地说出来，否则你要么无话可说，要么言不由衷。所以我想这次讲座虽然是一个未经很长时间思考的题目，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件不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是要求于大家或希望于大家听一听像听一个朋友聊天一样，听听我对这些东西的感受，或许你会察觉某些东西的重要性并且为你打开一个崭新的世界。

今天的讲述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解题，我把这个题目进行一些解释，为什么会讲这样一个题目，它里面所讲的所谓的诗心是什么意思？第二，我就讲一讲关于策蓝的事情，因为既然是诗心，那我们要获得感受发觉，肯定它的提点，或者说它的提点之一，是当代最优秀的诗歌重要的诗歌或者说最重要的人当中肯定有策蓝。现在我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诗心？这个词我想从字面很容易理解，但是我想人们未必就认真去思考，说实在话我也是到讲座的时候想了想，诗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我的解释是对事物诗意感受的能力。诗心，所谓诗心，在我们的内部，就是我们内部对事物作出诗意反映的能力。但接着要问什么是诗意？这词好像根本就不用解释，但是你仔细想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对诗意的把握并不是很对。我们先回顾一下，一位美国作家，他是俄国人，移民美国，叫纳博科夫，他最著名的小说叫《洛丽塔》，估计这个电影有人看过，现在翻译出版他的小说非常多，其中有一本书是他在美国一大学的讲稿，题目就叫文学讲稿，后面有一篇文章叫什么是文学。他说什么是文学，他的定义非常有意思，他说文学是从离开常识的地方开始。实际上对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已经是非常难的事。实际他对所有人都提出挑战，我想我们都读过一些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电影总看过吧，而我们常说文学作品应该反映生活，它是生活精彩的反映。那里边肯定反映很多人的喜怒哀乐，对生活的思考等等，毫无疑问。但是他的定义关键在于文学，文学在离开常识的时候，或者换句话说，什么是文学？非常识的才叫文学。这个我们以前对电影对小说的理解非常不一样，在这里我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定义，比如昆得萨夫加，他说一部小说如果不能提供一些从未揭示的人性的内容，那么这部小说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们对艺术思考和感受都从这一些人的思考出发，那我们可以这样说什么是艺术？离开常识的时候才是艺术。什么是诗，诗意，它是离开常识的感受感觉，那才是诗的开始。我知道敏感的同学听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觉察到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关系啦。

在常识里的生长，那是机械的事情，这个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做的。从你开始接受所有榜样和教育基本都是在常识的范围里。但是这些都不是文学，只有离开它的时候，我们才算开始了一种东西。这样来说，艺术文学，说诗意的话，它是一个范围宽广的定义。它的入口是离开常识，它的出口是敞开的开放的，以便无限的想象，让你去探讨，去知觉，我们想想我们日常生活，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诗意的缺乏，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常识、常理、规则包围之中，很多人感觉生活平淡，单调，我想不感觉到这点的人非常少，就是出色的诗人，他们有时候也会感叹，真正有诗意状态的困难，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做《hui feng he hua》，作者旷周怡，他是晚清的词人。他说那种词境，以前数十年前，有时候，几个月出现一次。就是现在讲的灵感化状态。但是他说现在几乎都见不到了。你看这么一个出色的词人，他对灵感的状态对诗意的获取都这么痛苦，可见在所有人的生活感觉里那种诗意的灵感的高度灵感的能够激发你内心潜在的那些潜能的机会非常少。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起来，这是造成我们人生平淡的原因，为什么说我们这样的讲述对学艺术对渴望成为艺术家文学家来说，对所有人我想都是重要的，一般来讲，讲诗意首先归结为一种具体的存在的一种事物或事件，而我在这里强调的不太一样，我强调的是自己主观的状态，所以我把诗心提到特别重要的位置。

以前就是今天的艺术跟过去的艺术都不太相同的地方，实际上当代艺术跟现代艺术的区别在很多人看起来不明确。这里我推荐大家读一本书，作者叫玛丽塔，是法国的，他的妻子是一位诗人，他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他写了一本著作叫《诗歌与艺术中感觉的...》，具体名字不是很准确，可以查一查他的著作。名字好像是论诗歌....创造性知觉，里面就说道现代诗歌与当代诗歌的区别，现代诗歌便于发觉一些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是当代诗歌的话，完全不是，它是同事物里面把它作为起点，发觉出你自己内心的，你自己所不感知的，深刻的，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以前强调事物的含义，今天我们强调的是如何赋予事物予含义。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首诗歌，美国的一个女诗人叫迪晓弗，非常重要的一位现代女诗人，她的一首叫作矶要的诗。听诗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阅读的时候，所有叠加的感觉往前推移，然后看你心里产生什么样的感觉。矶要.............她写的是很普通的鸟，这个鸟在海边看一个鸟，不说海边吧，但是我能不能为一个鸟，海水和沙滩，沙子，水的流动的关系，我们能讲到这么多并且实际上反映了通过一个很具体的细微的事物的细节的刻画，实际上暗示象征人跟整个世界的关系。就从细节里能反映出一个完整的丰富的复杂的事物。在这样一些当代的诗歌里，我是想到现代绘画当中一些题材问题，比如说，很多现代画家他们就画一个静物，画一个水果，结果造成绘画伟大的革命，所以题材的问题不在于画什么，现代画家几乎能够画所有东西，任何一个东西在他那里，他只要去画，就可能成为结果，就可能成为艺术史上的颠覆或者是超越的东西。

说到这里，那我们很容易想到实际上我们对诗的感受诗的感悟，我们内心的某种感觉能力的发觉，实际上并不像旷周怡所讲的那样，要几个月或十几年等待一次自然的某次某种的赏赐。实际上它就在我们周围某种存在里面，所有的景象，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谁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你在扫一眼这样的演讲时，想一想这种寂静，细微的声音，在看看周围几个人的表情和这个演说的人在张着嘴说什么，好了，很可能就是一首伟大的诗歌的题材，因为这里肯定反映了世界的某种状态，某个瞬间，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诗的感悟，提炼并且化成一种语言结构的能力，这就是当代艺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请大家记住，这一点是当代艺术跟以前的艺术非常不同的地方，我们再讲一讲古代艺术那些伟大的神话的所在历史事件题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取材的方式，创作伟大作品的方式，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矶要的诗心，它里边的机智是何等的重要。

这就是说，因为现代艺术关心者，一位现代艺术家，一位希望借助于艺术或者借助于其他的东西，超越自己已有的感觉，状态，人生许多观念的人们，你实际上可以从各种各样的人物，场景里找到支持你的要素，在跟书法界的一些学生朋友说到现代诗歌的时候，因为大家对这个，书法领域对这个更不熟悉。他们经常提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谈不举古典诗歌的例子，而一定要举现代诗歌，言下之意，就是说古典诗歌也不是非常好吗精彩吗，而且是我们比较亲切比较熟悉的东西。那我跟他说，古典诗歌也能激起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也是我们深刻的需要，但是它和现代诗歌完全不一样，这里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杜甫有两句诗：白鸥莫浩荡，万里谁能驯。它自由地飞翔万里，谁能够驯服它，你说这个诗多好，最近我写的一件书法作品就是把这句还有前面几句长诗里最后几行我最喜欢的。这两句相当程度上反映中国古典诗歌那种简洁含蓄大气磅礴，其中又不失那种人情味，温柔的东西。白鸥一种多驯服的东西，但是呢，同时它又是，你看莫浩荡，同时又万里这两个词，在里面撑着，完全是写出一幅壮阔的场景，但又绝对不是那种大风兮兮云飞扬的那种感觉，同时又充满一种倔强，绝不驯服的那种个性在里面。它非常能反映出古典诗歌的特点，但是你发现这里面，比如说一个白鸥始终是那种自由地生活吗？它获得这种自由之前，它经受过多少挫折，磨难，从什么地方迁移到这里。它那个成长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没有，诗里没有，中国诗里也从不这样去写，没像矶要这样去写过一次白鸥。矶要和白鸥两者之间相比的话，更切近于你内心生活，或对世界的感受。你要问我的话，我肯定说前者，绝对不是那个白鸥。

这里边就表现出一种中国古典诗歌跟今天生存的关系及现代诗歌跟今天生存的关系，毫无疑问，bi xiao bu li他是60你年代，但他是一个当代人，因为他远在美洲，过着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但是他写的诗歌所反映出那种最精美的感觉会比杜甫跟我们的实际关系更贴切，所以我跟学生说，我3个月如果不读李商隐，我一读的话心里会感觉到非常安静，有一种优雅的感觉，会唤起我对中国的读过的各种美好的诗歌和文学作品的回忆。但是我要3个月不读策蓝的话，那我日日夜夜，魂牵梦醒。它不是一个优雅不优雅的问题，因为他的作品让我感觉到每个人不一样，让我感觉到什么才叫一个现代人的生存，除了大家公认的一种合理生存，追求精神生活那种绝对高度的人，他的生存意义在哪里？对一个遥远的不相识的不同民族的，甚至不同年龄段的，他是20年代生的，其实至少隔着一代人，他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远远比李商隐重要的多。例如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诗，昨夜星辰昨夜风......。这我想绝大部分同学都读过的诗，耳熟能详，非常亲切，一听的话就有很丰富的反映，这种反映一直传到清代。著名的诗人黄品源，他有两句重要的诗，他说，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我们读这种诗句，觉得它承接很自然，但是我们设想，今天我们再碰到这样的场景，再有诗人，再会有谁吟两句这样的诗句？我的朋友我就听过，也是因为某个事情站在那，站一个晚上，我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但是他再吟出这样的诗句，我们就会觉得不太对。整个这样的情调，氛围，跟我们内心体验到的事，关于情感的，事物的，事件的各种，它所包含的细节和感觉已经不是那样，这就是说过去的，古典的，我们民族的，非常重要的东西，跟现代的西方的比较陌生的，有相当距离的生活，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现在我们说说，就是关于诗心的意义，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就当我们获得一种对事物诗意的感受的能力的时候，获得一种超越常识的感觉和想象能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获得一种能力，那就是我们可以超越已有的生活，超越我们已认识到的人生以及超越已有的所有的文学和艺术的作品，而且这点对创作的人来说，实际上是梦寐以求的，人们在不停地训练，练习，创作，构思，实际都是创作出前所未有心里的东西，但是它非常的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总是在形式构成上变来变去，支持形式上改变，构思深处的东西我们很少去关注。很多年里，它一动不动，一个这样的灵魂，一个这样的感觉状态，你怎么去创作超越前任作品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例子，晓弗洛维奇，是前苏联一个非常著名的作曲家，他有一个回忆录，非常著名，里边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一个钢琴演奏家来请教他，说：“我演奏的莫扎特始终找不到新的阐述的方式，弹不出新意，问他怎么办？”晓弗洛维奇说这个人啊，这个人从来不想改变自己生活的人，从来不想这类事情的人，这个人怎么能找到对莫扎特新的解释呢？他说，算了。我就跟他说注意一点强弱对比，然后哪里慢点，哪里快点，结果这个人还真调整，好像还很成功。这个例子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我们见到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作品，如诗歌，但是真正能成为有意义的作品有几首呢，绘画作品是一样的，几乎画画的每个人都感叹，哎呀，现在要打出去不容易，但是问题是你是一个不想改变自己深处的感觉和状态生活方式的人，要想去跟别人竞争，去比较的话，你只能在表面做变动，你这种超越他人，真正的超越是做不到的，而且真正你想做个好的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必须从你的深处做起，歌德就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人不能去学着做一个诗人，你必须从你的内心去长出一个诗人来，我想这句话说的够清楚。

所以我能见到的成功的艺术家也非常少，从我自己的学习创作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在我们渴望内心生长成为一名艺术家的过程中，对诗的感悟，对诗意的强调，至少对我它是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使我们获得一种真正的灵感，获得一种敏感之心，创造之心，还有一种超越之感。当你那样去做的时候，你从最细微的感觉开始，最细微的阅读，生活中最细微的感觉，感触，你自己打开眼睛所能看到的，所有感觉里面，你都这样努力去要求自己，学着这样做的话，你的超越那是必然的。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说，说你前程无量，前途无量，其实是一种客气话，真正前途无量的人非常少，真正的前程无量必须是你感觉最思维最基本的结构建立的一种合理的东西，它就能够保证你不停地超越，不从这里开始建立，你所有的努力都比较表面。

前面我说到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生活的平淡，平淡的时刻，日常生活中的平淡某些时候是需要的，未必我们每个时候都有发现，每时每刻都有发现，我们都必须努力去工作去学习，去感受去思考，然后等待那收获的时刻，但是它并不是你被动的，什么都不做，你必须要有非常的努力，要有方法，要有合理的观念，我想我们所说的这些，是不是能够提够一些事理，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面我们讲一讲如何去获取诗心，这样最精彩的范例存在当今最伟大的诗歌里，曾经有位历史学者说过，他说人类生活的支柱有三个，第一是诗歌，第二是哲学，第三是宗教，那我想也是这样，诗歌是代表一种直觉，每一个时代最出色的直觉能力应该反映在这个时代伟大的诗歌里，当然艺术作品也能反映，但我始终认为，文学里所反映的东西，是很多艺术音乐里面都没有那么清晰，或者是不是那么容易琢磨，所以诗歌对所有创作艺术的人来说，都有一种特殊的作用，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做艺术的人，都对现代诗歌投入那么多精力，但是你如果能收获的话，你将有巨大的收获。哲学实际上代表对一种事物理性的思考，代表人类精神生活中理性这一块，而宗教代表信仰这一块，信仰是没有多少道理可以讲的，当然我们以前有宗教哲学，有宗教文学，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在对文学，音乐，绘画的解析，永远是对文学排在最前面。米兰昆德拉说：“一部小说，如果不能反映人性中从未被反映的内容，那么这部小说是不道德的。”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我非常震惊，你想一位高度自律的优秀小说家，他们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作品，我就不知道有哪一位艺术家，哪一位书法家说：：我写出来的作品如果不能为人类关于线条和书法的感觉提供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这副书法是不道德的，谁对自己书法有这样要求的，也许不现实，因为即使它反应出来，我们也无法鉴定。但是文学作品它提出来了这么明确的要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策蓝他们做的时候更是我们感动万分，如果附着这种对事物，对作品的诗心，其实有很多道理，今天当然我们只能讲一个例子，只能将一条道路中的一个格栏。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德国的用德语的当代诗人策蓝，全名叫做保罗 策蓝，生于1920年罗马尼亚的一个小城市的犹太人，说德语的犹太人。父母都是死在狱中，他自己也被抓去做劳工，差点死在那里，二战结束，他被苏军解放，后来逃亡维也纳，但是维也纳他们的政策不允许收留中欧的难民，他就流亡到巴黎，在那里很艰难的生活下去，然后在那里结婚，他妻子是一位法国的画家，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自己没法从二战的屠杀的打阴影中走出来，他整个一生都在这种阴影中，而与其他的犹太的思想家，哲学家的观点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一个叫布博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最著名的一本书我们能够读到的叫《我和你》是一本很小很薄的小册子，非常的精彩，你们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像布博是号召犹太人和德国人和睦相处重新融合，你想这也是世界和平的潮流，像我们凭直觉感受世界的话，二战之后是趋于和平，但是在策蓝在他的内心，不！他一直牢牢记住二战那些悲惨的事情，事实上在欧洲人对犹太人还是有种潜在的敌意，他在生活中死死的记住，这使他不能忘怀，在内心深处坚持的一种东西，用我的话说，他就是在坚守苦难，当年我在读卡夫卡时有很深的一种感受，你想一个具有绝顶文学才华的年轻人，比如说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人们都是坚持不懈的写作努力发表，然后成名，然后接住这种成功活的社会的荣誉，或者自信，逐渐拜托那种苦难的感觉。其中最伟大的人物，称为优秀的代表者，伟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等等。但是卡夫卡不一样，不管他写作怎么进展，生活怎么变化，他始终咬住这种屈辱，卑微不放一生不改，策蓝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这些人给人们一种真真的有价值刻骨铭心的东西，哪怕是苦难屈辱，一直不放，不停的咀嚼他，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彩。让那种写作，文学上的成就成为震撼，世人的必不可少的精神上的食量，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卡夫卡那么现代文学将是暗淡一片，那么我们对世人的那一块屈辱，卑微这一块所知道所感受的要少得多。策蓝在这里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犹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一次他跟我聊天他说“难怪中国人在艺术上难有成就，中国又是三反五反又是反右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这么多磨难，让人们简直就没有办法……”我说你说的不对，你想想犹太人受得这种磨难，我们读过一些二战时关于有太人的文学，比如《毒气室》，这样的作品你读了这个以后你会感觉我们的文革时期所遭受的那种东西真的还远远不够跟犹太人遭受的相比，但是犹太人做出了什么，我们又真的做出了什么。我在大学时就下了一个决心，我的毕生永远不说一句埋怨话，因为我知道任何一种埋怨都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所以当我们想想当犹太人受到的遭遇，他们对苦难对文学的坚守真的是让我们又感动又惭愧，另外对策蓝来讲还有一个巨大的矛盾，他是犹太人他的母语又是德语，他与德国的那种不可弥合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关系，他的表现，他的习作又时时要用德语来表现，而德语又让他回忆起德国纳粹对他们犹太人的态度，所以他一生中都感到矛盾，一肚子的矛盾，对德语极度的热爱去运用它使用它投入了无限的精力，同时在开拓德语表现的方面，他也做了许多功夫，但是与德语密切相关的德国和有关纳粹都确实他内心没有办法永远无法抹平的隐痛的制造者，那你想这种煎熬我想别人时没有办法去体验的我们也没有，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体验，我们不能去杜撰它，另外还有一点，他和他的那些犹太名族的重要思想家，他是非常敬佩和受他们影响，像布博另外还有一些，跟他们的问题都不一样，有的犹太思想家是讲和平，犹太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和平，另外一种就是说要时时刻刻的牢记这种毒气啊，灾难啊，这种事情，但他两种都不是，这就非常有意思，第一，他认为他内心跟那种东西，那种创伤，没有办法磨平，没有办法能够轻松调和在一起。第二，他又不愿对那些具体的事件做具体的描绘，比如有一位德语女诗人，萨克斯，就是写受了苦难得犹太人的心智得开放和谅解，后来世界影响很大，获诺贝尔文学奖，策蓝得风格完全不一样，等一下我们可以读到他得一些诗，他得一些风格得诗，他要把这些苦难不当成犹太人的苦难，在某种意义上当成整个人类的苦难，或许他并没有明确说到这一点，或想到这一点，但他是这样做得，所以当我们慢慢读到他那些非常难懂的诗时，慢慢能读进去以后，你就会有巨大得感动，不是说对一个犹太民族得同情，而是你感觉我们自身就有和它相通得地方，很多人很疯狂去阅读，像王家新就说到他刚翻阅得时候他觉得找到了生命得方向，用我的话来说，读策蓝是要解决一个活还是不活，到底怎么活得问题，哪我们先试试看，我们从他得诗里明白一些东西，他这首诗叫《熄灯礼拜》，一些宗教名族的一些仪式，我们也不是很熟悉，这里要说明策蓝不信犹太教，但是由于这种民族的切肤之痛，他在这里用了很多他们犹太教的一些词，一些仪式，一些地名，一些人名，这些给了我们一些深刻解读诗歌得钥匙，在这本书里有非常精彩的解读，这是一个美国人写的，这个美国人叫作福尔斯坦纳，我先慢慢地读一遍《熄灯礼拜》，估计时熄灯以前做得一个报告，我们知道祷告就是上帝啊，要么这样啊之类的，他也是

我们静啦，主啊，祷告，静啦，意欲紧握，已经抓住了，主啊

彼此死死抓住，好像我们每个人得肉身就是你的圣体，主啊，祷告

主啊，朝我们祷告吧。

我们要注意，我们都是向上帝祷告，这么直白我们的祷告，这是非常奇特的，在另外已经和抓了，彼此，彼此，已经死死抓住。他写的是什么呢，有一篇回忆纳粹屠杀死亡时的情景，他讲人们在门槛上死死地抓住，他在暗示这个东西，他的诗歌里经常有一些东西就是对主的怀疑，既然你是这么关心我们，庇护我们，为什么你会让犹太人落到这种悲惨的境地，会承受这样的苦难，所以人们说这些诗里面，实际上是人们对宗教的怀疑，他用这样的形式来表现他对苦难的回忆，和永世不忘，这里面讲的肉身，我想大概是宗教里讲的圣饼和圣水，代表耶稣的身体和血，我们再来感受一遍

我们静啦，主啊，祷告，静啦，意欲紧握，已经抓住了，主啊

彼此死死抓住，好像我们每个人得肉身就是你的圣体，主啊，祷告

主啊，朝我们祷告吧。我们静啦

风吹得身体歪斜，我们去了哪里，去了哪里，弯腰，见到顶和，饭碗上，还去了水槽 主啊，那是血，那是你流出的啊 主啊，他朋克的光，你的景象映入我们的眼帘

主啊，眼睛和嘴张得大开，虚空 主啊，我们喝了，血和血中的景象

主啊，祷告吧，朝我们祷告吧，我们静啦。

当我们知道这首诗的背景之后，真的是熄灯的祷告在死亡的最后一刻，对主的那种祈求又极为怨恨极为复杂的感情，这里面有一种像他前面讲的似乎应该忘记的东西，不能牢牢记住那些东西，否则我们这么生存下去，这么对真，对主，对世界，对人们的信念，都全部彻底毁了，我在读到这本书的笔记的时候写道，似乎时应该忘却，但如果忘却，我们便一无所有。你还有什么不忘记你又法生存，怎么办呢？作为一个诗人，你必须记住，果你不是诗人，那你就忘记，但普通人也有忘记不了的东西，于是这样的诗歌就留下了通向所有人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对卡夫卡，策蓝这样的作家他们对苦难的坚守。而我们自己坚守的是什么？我们凭借什么东西作出我们所希望的出色的过程。我想我们都应该想一想。

我们下面讲第三点。策蓝这样的作家对创作的忠诚，这个曾经又一位哲学家叫英博罗他说在纳粹的集中营之后，也就是二战以后再诗是不道德的，写诗不管怎么说是一种文学创作，写出来很快乐，念起来很悦耳，所以他说再写诗，再写这么美的东西是不道德的，其实对策蓝来说是一种刺痛，因为对策蓝来说这不是在追求一种美，一种文学上的成就，他在1970年投萨拉河自杀，他那时候他的诗歌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想他对文学应该是有足够的自信，但是他自杀了，所以二十世纪那些自杀的艺术家作家我想我们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对我是这样，它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的我们暂时还不能理解的东西。他们有他们的理解，分的理解，而这就是我们真正所缺乏的，当然没个人所选择的道路最后都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死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能反衬出我们生的意义，我们死的意义。法国的一位女作家杜拉斯她说“我死了还能写作”我听到这样的话很惊讶，一个人对写作会有这样的态度，她一本书我建议大家读一读，这里面表现了一个真正的作家对写作的态度。写作就是她生存融为一体的世界，超越一切，死了还能写作，在没有什么话能把人和写作解释的更好，因为一种语言比如说现代德语，现代俄语，或者是现代汉语。我们能不能用它创造出真正的精彩甚至时伟大的作品，这是关系到这种语言的生思存亡的大事，或者说关系到它精彩程度。前苏联诗人说过一种现代语言经不精彩重不重要完全看人民用这种现代语言写出过多少重要的作品。举个例说我们在现代汉语的创作里没有写出过真正伟大的精彩的作品，那么这种现代语言就不重要，伟大的诗人时从现代语言里重新找出活力，把它们加以有想象力的运用，这样才能保证语言的水准和力量。德语同时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它某一时期也出过一些很烂的作品，策蓝就多次说到过这个问题，而他作为一个诗人，他必须时时刻刻去打磨，去挖掘，去更新这种语言，一位真正的诗人和作家在这些方面要消耗他很多很多的精力。而我们自己比如做书法做绘画，作诗的人，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思考，这是必须去思考的。作为如果你是要写诗歌你作为一个汉语的诗人你就必须花无限多的精力去深入到每一个汉语词汇里去，想法设法去发现它和别的词汇的联系，它的感性运用的方式，那些潜在的，没有被人发现的新颖的感觉。我们看一下一个例子：策蓝在诗里写到睡眠，当然他的睡眠不时简单的睡眠，往往是和死亡是同一个意思，你看他如何写的，这是一首长篇诗中的一个片段。

他躺下的地方原本有个名字 现在荡然无存 他们不知躺在哪里 有某种东西横搁一边 他们并没有看穿 没有明白 没有

提起一些文字 没有一个人醒来 睡眠 光明吧 睡眠 光明吧 光明 光明 无论去哪里 再无人探监 那是我 我

我模糊期间 我无所隐秘 听得见我的声音 我滴滴答答 靠近你们 你们的气息 听 关于我 我此刻的呼吸 还那么的均匀 你们还在睡眠

他讲了一个活着的人跟那些死的毫无声息的人的对话，他把它们挖掘出来，这是一个活着的人和所谓睡眠的人的一种沟通，你想一想看睡眠是一个多么普通的词，而他时怎么用的，怎么在睡眠这个词上裹着一层有一层的意义，最后使睡眠这个词重新焕发一种我们一向不道德感觉。

接下来我们就得说到他们这样的目标是什么？有一次和广州的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都是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美术家，那，我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名利之间肯定对利看的时很淡薄的，但对名非常看重。当然这种名也不是所谓虚名，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名声，而是真正的历史名声。有朋友说“那当然”我接着说“我最近在想，这也是错误”因为说到底这也是在关注你个人嘛，它还是你个人深入私心的概念，我总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更深的东西，更值得去追求的东西，说到底是什么？也许策蓝能给我们一些解释，对他来讲他的诗歌，我想为他赢得了荣誉，虽然这种荣誉也带着许多的艰涩，很多不尽人意的东西，但是我想，作为一个诗人嘛，肯定有荣誉感，说一个人没有荣誉感是不真实的，但是他最深处的东西真的都是这样，艺术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我们设想一下，像策蓝这样的一个人啊，他不写诗他干什么去，他活着他做什么？我们都找不到，你说他为什么？妻子，孩子，他妻子是法国的一个中产阶级，生活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孩子也很聪明，家里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他的这些年应该说获了很多奖，但是他活不下去的时候，选择了自我了断。这样一个道路，你说他是为了荣誉吗？我想肯定不是，当我把他全部的作品和整个经历回顾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他有几个目标，最深处的目标是写出内心的所想，否则他的内心就无法平静。

有一次在杭州我也是讲完了课，他们请我吃饭，大家在聊天，然后我们就说起来了艺术要非常认真的去做，包括理论研究，我一进去他就问他说“这么做有意义吗？人类终究是要毁灭的，意思就是说干嘛要这么认真嘛”，我当时的回答是说“你说得对！因为根据我们今天的科学常识，地球总有一天要毁灭的，但是在毁灭之前它肯定会有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人的名声啊，功力啊，事业啊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前一段时间我又读了一本小册子，叫作《道教徒的李白之痛苦》是本很著名的书，对李白的一生做了很简练的概括，看了以后就会非常有感触，李白对中国那么重要，写下那么多的作品，但是他的一生太痛苦了，除了短暂的喝酒和狂放的时候快乐一会，其他多是痛苦。我想他这种伟大成就对他个人来说，没有给他太多的快乐。

那么这样的贡献并没有给李白带来相应的收获和快乐，所以文化的积累和建设还有功名功绩，对个人都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意义在哪里呢？我有个很朴实的想法：我说我们能够到今天这个样子，知道一些事情，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创造一些可能还能够留下来的文字和作品这实际上是前人留下来的一些文化遗产对我们的帮助，实际上我们是受惠于前人的，受惠于这个世界的文化。所以当你感觉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一生当中如果能过有幸为这个巨大的世界增添一点东西，那实际上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什么金钱，名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都不如这些东西。话句话说人要活到这个境界非常难，谁也不能保证你拼死努力，是绝顶天才也未必能达到这一点，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你也……我是说我也认了，对，因为这是很难做到的，你努力去做做不到也就算了为这个事情而做了。所以我说我这个想法也许不是很正确，但是我想这些已经足以让我们做下去，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二十岁左右，在拼命的想人生，活着是干什么，有什么意义？那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想证明自己到底有没有才能，想方设法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不考虑环境和自己的天子，然后就仅仅考虑自己的努力，然后拼命的努力知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也许会知道到底你有没有才能，或者一生中你的境况不同，但到那个时候你自己做到的事情你自己也很容易判断你自己到底有几分才能，就这么一个很朴素的目标。但后来你发现这样的目标不足以让你做下去，所以你还得寻找新的目标，这个目标我寻找了很多年，所以我说今天我说起来这样的目标很微不足道但是这确实让我愿意做下去，但是策蓝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存在还不只是贡献，怎样存在下去，当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庭和个人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放在那里无法抹去的时候，你怎么活下去呢？我想我们这么讲的之前和每个朋友说的都没有犹太人那样惨痛的经历，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寻找一个什么样的起点来继续我们的文学，艺术，书法的创作？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这两天在想这个讲稿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好像突然有一点灵感。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寻找一个比策蓝卡夫卡更深刻的启迪，他们真的太厉害了！但，那是不是千人做到了这些事以后我们就没法做到，我个人得到的启示是不是。他们好像告诉你要接着他们干下去，我这里说不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再回到策蓝。事实上他一生都在为诗歌努力奋斗看起来时一个典型的诗人的印象，所有的都是围绕着他的创作但是，更深处他是一个很深层次的人。但是我想我们如果接着这个话题讲下去的话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机会遇见你自己的很深层次的人，就算你也会碰到，生命我们将如何面对，你应当怎么在这个“生”里面结合你自己的专业做一点点事情，如果你时真正的忠实于生的人，忠实于你自己的出发点，是一个真实的人 你一定会找一个属于你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很独特，发出你声音的作品。

下面我们再讲最后一个话题。因为毕竟要回到我们所从事的专业里面来，回到我们的工作活着我们的爱好，我想在座的也许也有不是搞艺术和文学的在里面，但这个问题对我们同样重要，因为我们做计算机，立体研究，文秘工作，我想绝对不会占用我们灵魂的全部，它必须很大一块，它必须时充实的。我认为最好的充实的东西就是文学和艺术，所以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时共同的策蓝讲：艺术要进入你最深的困境，让你恨自己。这句话真是让我们可以一直讲下去，为什么进入困境我们才能得到，为什么要进入最深的困境，我们有没有困境，我们对待困境是什么态度？我知道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困境，事实上只有困境才能让我们深刻，当然现代社会大家都说干嘛要那么深刻？现在又不是心硬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我在美院讲课，我说我永远都不会同意这个观点，举个例子来说：美院500个学生，每个人都画那种生活的大头的，张着大嘴的，傻呵呵的那种画。好啊，好像这反映了生活，大家都这么画，反映了社会的平庸，无深度，是不是？无聊，但是毕竟这500张画里大家还是要挑出好的来啊，挑十到二十个或者一两个获奖的，哪怎么办？你还是要做点于众不同的啊，你与众不同费尽心思去想去画，就把平庸画的深刻，否则你跳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我的口号是：“把平庸，无聊画得深刻，深刻，再深刻。”所以，一个时代的风气，风潮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它都是表面的东西，真正想做出一点事情的人一定不要受风潮的影响，真正出色的人师创造风潮的人，让别人跟着你走，而绝不是你跟着别人走。你仅仅只看到风潮飘动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想这个问题，想不下去，只有你在旁边看着风潮，哪怕有时候也被它所 着，然后你同时还在观察感受风潮下面的东西，再下面，再下面，人心下面，然后感受你自己更下面的东西。那时候你会得到一些启示。即使你不去做创作，你也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冷静而机智的观察者，那个时候，只要你动手写下一些文字，它就会不同凡响，这就是我对策蓝讲的艺术要进入你最深的困境，让你彻底自由，到那个时候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托尔斯泰讲，他说“作家一定要尊重人性，而尊重人的话，这么多事情上他可以使用的是个人，而最方便的就是你自己，想这项我们是借助对策蓝的阅读，对他的思考，整个目标来讲，说实在的，还不知策蓝，使我们自身，鉴于我们自身的隐秘之地，在策那里去发现可疑早就，可以培养的种子，从那里在生长出我们的思想，感觉和作品，兰就是我们所凭借借助的东西。第二点，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当你决定带式进入艺术创作和思考的过程中，实际上你会碰到无数的困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困难，就是一种你既有的材料，语言的城市化，僵化，老化，陈旧化，你很容易就落入别人已有的东西和套路上去，我们都见过很多看起来很不错，很漂亮，很好的作品，很有才气，很有领悟的东西。但实际上这早落入到别人的套套里。10个有9.9个是这样，问题我们必须怎样做才能走出这种困境。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德语的枯竭，就当时，实际上也是当代，实际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一样，你拿它来写诗的话，下笔一写，基本上都是陈词滥调，所以说我说明一下批评当代中国的很多情况，我一点都不稀奇，全世界都这样。因为你的困难很相似，程度不一样，具体的细节当然不一样，但问题的本质是一样。我们再看看……看看策蓝的一首诗叫《在布拉格》，这是他后期的一首诗。评论说，这些诗是他精华版的自传。他一直生活在巴黎，他感觉在那里生活很压抑，然后他向往东方，那是他想象的，实际上，那里未必有那么美好。

在布拉格 那半死的

趴在我们的生命上 吸允的圆圆胖胖

把真实的骨灰形象摆在我们的四周 我也继续喝下去 陶醉其中 两把剑

奉在天堂之石上 自觉降生 在夜中 越来越大

我们在彼此之中殷实 在没有…….这用的是超现实主义手法，这个意向的很鲜明，但含义不是很明确，我举这个例子呢，实际是想说明任何题材，任何语言，他都会有让他磨去它表面上的那种陈旧的东西，并且让它重新焕发活力的那种可能性。我建议，对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有兴趣的同学朋友到网上去搜一下策蓝的诗歌然后把这本书看一看。

我们最后说几句吧，世界已经给我们推出了策蓝这样一个生命的诗歌范例，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同时代人，当代人，已经能够达到这种深度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的自身的目标应该是什么。策蓝的诗使他的生存变得伟大，当然没有减少他的痛苦。但是给我们的生存变得有据可依，咱们每个人的道路不一样，我们没有必要执着去模仿学习他。我记得我还在这教书的时候，我们美术系的一个同学看了梵高传之后出走了好多天，找不到。我想这种事情再也不要发生。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所有我们已经达到的都不重要，那最后的意义才是重要的。我们现在生存为的是什么？如果找不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将永远空虚。

第三篇：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荒林 诸葛文饶

内容提要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阶段是对西方理论的初步介绍，中国理论家的理论作品还处在酝酿准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88、1989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西方经典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而以李小江为代表的中国理论工作者也开始了自己对于中国性别问题的思考；第三阶段从1990-1995年，这个阶段翻译著作数量较少，但有特色、有针对性的文章、讲稿被引入，对女作家和女理论家有较大的启示作用；第四个阶段是从1995年之后，世妇会在中国的召开，世界女性主义资源大量、密集地进入中国，具体表现为译介作品的大量出现；学术界的积极应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引入以及本土学者积极的理论构建：他们重新解读女性文学作品，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联系中国本土的实际，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并试图构建真正的女性诗学。关键词 西方女性理论 传播 打响

引子：早期女权运动在中国

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诞生于西欧启蒙主义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打破原有生产方式，同时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中，给予教育以及选举权以高度重视，认为妇女的教育及选举权利在实践上取得了进展，在理论上妇女就不再受到剥削。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的教育与参政权亦是此时期的关键词。19世纪末，维新派吸收“天赋人权”观，并开始关注妇女问题。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强调“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男与女虽异性，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指出男女虽有不同，但生而享有平等之权利。梁启超也主张男女平权，提倡妇女的文化教育。他与经元善在上海开创的上海中国女学堂，被许多史学家誉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

大兴女学使女性有走出家门接受教育的可能，通过报刊、书籍的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广为流传，女性所遭受的不合理的处境为人所知，人们对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和审视。

1902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被介绍到中国。这是我国近代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斯宾塞运用“自然权利”说和进化论观点，论证了女人也和男人一样，应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的中译本也在中国出版，西方女权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各种报纸报刊的相继创刊为宣传女权思想、鼓励女子接受教育经济独立、探讨妇女问题提供了言说的平台。例如1902年5月《女学报》在上海出版，主笔人陈撷芬在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立志改革国家政治和改变妇女受压迫的地位。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则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妇女报，而且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妇女日报。

20世纪初的中国，女权思潮空前绝后，大批维新人士积极倡导女性的解放，从不缠足运动到大兴女学，很多情况下是男子在宣传和鼓动。“清末民初的改革者、革命者和新文化人士发表了大量鼓吹男女平等和介绍女权主义的文章，„„女权主义是作为现代化话语的一只号角被中国知识男性所吹响，尤其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有话语权的男性更是把女权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来宣扬，作为抵抗儒家三纲五常的有力思想武器来散播。„„新女性常常被想象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载体„„”[1]22 但也不可否认，女性自身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们深知自己的处境，竭尽所能为自己争取权利，与西方早期女权运动中争取选举权的热情和勇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怎能说她们只是单纯的受男子的鼓动而无内心的觉醒呢？ 1919年11月5日，《觉醒》第1期刊登了张茗茗的文章《急先锋女子》。文章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但是女子本身没有高深的知识，没他人帮助，更加上家庭的束缚，向前的道路是极困难„„转过一想，在新旧更代的时候，必定要有人做先锋，打前路。为女子开路，也是件极快乐的生活。„„所以女子必得具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

在争取参政权的斗争中，更是体现了女权运动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对女子们主动爱国精神曾在《建国之初亟推广女子教育》和《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嘉慰团努力函》文中称赞说：“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响，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女性在革命中做出巨大贡献，也盼望在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后妇女参政的问题亦可随之而解。她们成立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五天，女子参政同志会派代表赴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承认女子有完全参政权。孙中山表示赞许，面允“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她们还上书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要求在制定“临时约法”时，规定女子的参政权。[2]31911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对女子参政权未作出规定。唐群英、张汉英、张昭汉、王昌国、林宗素、沈佩贞、吴木兰、蔡惠等26人，上书孙中山要求把“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写进《约法》，并发表通电，表示女界绝不承认这个《临时约法》。1912年3月19日，临时参议院讨论女子参政请愿案，予以否决。3月21日，唐群英集合20多人，到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被阻拦。她们愤怒地踢倒卫兵，打碎了参议院的玻璃窗，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这段历史，令人想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废奴运动中，妇女的权利运动找到了它的政治根基。当妇女们开始认真从事奴隶制的废除工作时，很快发现她们无法像男性废奴主义者一样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她们不仅被排除在一些组织的会员资格之外，而且为了在公共场合争得发言权，也要进行艰苦的斗争。”[3]68 屡试屡挫却不言放弃的斗争，体现的正是女权运动的精髓之所在———永不妥协。1992年，王政教授曾在上海对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作调查，试图了解20世纪之初中国的女权运动的发展与兴盛以及最终销声匿迹的过程和历史原因，在对一些出生在1900到1907年受过中、高等教育并热衷妇女活动的如今已近古稀的老人的采访后惊奇地发现，“解放前竟有这么大一群职业妇女早在自觉地追求妇女解放！”，“女权主义在中国造就了20世纪的新女性，这些新女性始终在坚持为妇女谋利益的事业，直到变动的政局完全封闭了一切社会空间。”[1]20 早期的女权运动，参与者多为受过良好教育、家境殷实的知识女性，而长期封建社会统治的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经历史的长河早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融入、强化于个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中，大多数妇女从小被灌输的是封建伦理道德，若想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再加之阶级立场的迥然，必然导致不同妇女所关注的焦点各异，而较少受过教育更不用说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妇女占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知识女性所倡导的女权运动虽然取得些许反响，但其效果与震撼人心之力量于广大劳动妇女心中也只是雁过留声，或许激起些许涟漪也只是点点而已。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妇女，成为中共早期女党员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妇女运动汇入民族解放的洪流，深入到基层，走近了工农妇女大众，吸引大批劳动妇女的积极参与，尽管这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的所指已与如今我们所说的女权主义不同。在声势浩大的打倒资产阶级的浪潮中，女权主义很容易被贴上标签，早期女权运动的推动者们，转向教育、实业等领域，尽管也颇有建树但在政治浪潮中的声音亦越来越小渐进无声。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旅行

第一阶段： 80年代初

在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兴盛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正值对外封闭的文革时期，对此基本一无所知。

80年代初，朱虹分别于1981和1983年编选了《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和《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在两本著作的“序言”中，朱虹对“妇女文学”以及六十年代的女权运动作了初步的介绍。作者介绍了女权运动的历史渊源——始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黑人解放运动； 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女权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以及黑人极少数族裔妇女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诉求的差异。对女权运动的代表著作也进行简要介绍，如1963年出版被公认为女权运动纲领宣言的《女性的奥秘》；激进女权主义——对现存社会基础与结构本身提出质疑——的代表作品，如法厄史通的《性的辩证法》；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指出解决妇女问题就得粉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并对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提出质疑；以及女权主义的左倾观点，如罗克珊·登巴，她认为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因为现有的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除了大量的著述，作者还介绍了妇女研究期刊的发展，并以《标志》为例说明出版专门性关于妇女研究刊物的重要性。

作者引用玛丽·艾尔曼的话说明了妇女文学的意义：“促成学术研究重新发掘和评价文学史上女作家的作品，批判过去文学史对女作家的贬低与忽略。”[4]9作者还总结了女权运动和妇女研究在创作、批评和史的研究方面的发展。

在谈到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时，作者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等文章，说明女性的特殊生活经历和心理使她们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心理感受和表达方式，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表达方式，提出创造一种女性文风的必要性。对于文艺作品的评论，作者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种崭新的解读视角——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对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全新阐释，传统的女性形象“贞节的”、“性感的”、“狐狸精”、“女神”等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反映到文艺中的结果，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丑化。这种对以往作品中女性形象再阐释的方法也可在中国理论家们的著述中看到。作者编选了三代妇女文学的代表作。其中包括第一代肖班的表现女人自我意识突然发现的《一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探讨家庭主妇“自我”问题，伊迪斯·沃尔顿所作的《另外那两位》，薇拉·凯瑟的《瓦格纳作品音乐会》和《花园小屋》表现女性无法实现自我的苦闷以及将这种苦闷压抑的无奈；夏洛特·珀尔金斯·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则通过内心独白表现了在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和夫妻关系中一个女人逐渐发疯的过程。第一代妇女文学的作品表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虽尽心尽力却无法实现自我的压抑情绪；而第二时期(指二次大战前后)的作品则“更明显地谴责男女不平等，并且把妇女的处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4]20作者选编了表现家庭生活的卡森·麦柯勒斯的《家庭矛盾》、描写现代独立女性困境的派克的《高大的金发女郎》等。第三代妇女文学(60年代以后)作品侧重于描写妇女意识，作者介绍了西尔维亚·普拉斯表现女性在接触社会、男性和现实丑恶的过程中卑鄙的神经失常的小说《钟罩》；蒂丽·奥尔逊透过女主人公熨衣服时的独白表现了一个饱经忧患的劳动妇女的心情等，作者认为这时期的妇女文学抗议的基调更尖锐，把妇女问题与社会的不合理状况、跟人类存在的荒诞状态联系起来，更关注女性的心理经验和感受。作者介绍的这30篇作品，代表了当时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思路和方法上给国内评论家和作者以新的启迪和灵感。

序言中所介绍的女权主义著作在几年后才有机会被翻译到中国，但她对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介绍和梳理如同导引，引领着理论家和作者逐渐掀开女权主义理论和文学的面纱，对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前后的著作有了初步的感知和了解。

1984年翻译由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一书，讨论美国女性文学，对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作者以六七万字的篇幅探讨了何为妇女文学，妇女文学的特点和倾向，以及通过从40年代到70年代不同作家的作品揭示随历史而发展的妇女文学的变化。

作者首先探讨妇女文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过去一些从事写作的女性声明她们碰巧是女性作家，性别上的偶然性既不影响她们所描写的主题，也不影响她们所采取的形式。因为“妇女文学”向来是个贬义词，人们常贬低她们的工作，以致女作家摒弃这种称呼。作者认为妇女文学确实存在，而其存在的基础是女性独特的经历，这种经历却被男子忽视，或者只是用异己的标准的措辞加以评论。作者指出对女性经历的忽视主要原因是我们文化的标准基于男性的经历，用男性的措辞表达根据男子的经历得来的看法。因此只有在男子创作的或者符合男子标准的文学作品里才能找到最纯正状态的真正重要的主题和文学形式，妇女生活和妇女的经历被认为是琐碎的而被历史抹过。作者希望透过对历史长河中被忽略的妇女文学的梳理还之以本来面目。

作者所探讨的是那些从妇女的内心世界描写她们经历的女作家，但作者也指出并不是凡是妇女写的或有关妇女的作品都可以成为妇女文学，检验的标准是作者对所探讨的经历的理解。也即是她在描述和评判这种经历时，使用的是多样化的具有个性的、同时又是妇女生活固有产物的措辞用语，还是使用男性的原则和评价标准。因为真正的妇女文学的创作者认识到妇女的生活道路与男人截然不同，她们想通过作品调查这些不同之处，用一套不同的语义系统去表现它们。

在对妇女文学源泉的追溯中，作者认为妇女文学具有两个倾向。其一是开放和不稳定性，由于妇女文学所反映的是女性独有的经验和生活，而妇女的这种共同经历消灭了国别界限，具有开放性；妇女文学关注现实世界行为的报道，减少了传统的对女子形象的限制性和错误指导，表现新的内容将试验各种主张和形象以及表达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妇女文学的第二个倾向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经历上，以自白的方式表达或作为“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见证呈现。作者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列举了男诗人和女诗人在表现痛苦时的不同。男诗人与所描写的那个饱受折磨的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而写发狂和自杀的女诗人却像是自己正受着生活的蹂躏。作者分析指出女作家叙述疯狂和自杀企图，并非出于选择而是无能为力。“一个妇女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就必须观察无能为力的状况，就是说，她必须正视她作为一个被动者的遭遇，并积极想法了解遭遇过去和现在的意义。为了探索她经历的内在实质，她常常不得不放弃熟悉的控制手段和公认的因果关系的逻辑。”[5]485 女作家在情感上深深卷入自己的作品，常使用的方法是虚构和自传的结合。而正统的文艺批评却谴责对于熟悉而又琐碎的素材的重新组织，谴责对抽象的原则缺乏严肃的思考，谴责在作品中不排除本人的感情影响。而女作家在作品中大量采用本人的素材，因此无法用正统的评价标准来评判。作者指出作为评论家应该越过正统的批评标准去看这些书所显示出的新成分，并大胆预测妇女文学不仅会带来文学创作形式的变化，还会带来文学批评形式的变化。

作者介绍了不同时期妇女文学的特点。40年代的女作家对妇女生活作严肃探讨，认为自己的认识以及她们所思所想所作的事情都值得一写。女作家对生活的考察是为了了解这种生活本身的重要意义。四五十年代的作家虽然也描写浪漫爱情故事，却打破了婚姻的神话，而以夫妇不幸福作为前提。而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常见到的方式是对直接的自传性的经历的借助。作者认为这种亲身经历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的经历出现，“我的遭遇”是作为对其他妇女已有的或可能会有的遭遇的一种寓言而提出的。对于普拉斯和塞克斯顿诗歌作品中对疯狂和死亡的描写，作者认为“疯狂被看作是对于生活在其它经历中的荒谬性的一个隐喻，这种荒谬是在新近感到的矛盾和失望中表现出来的。在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中，疯狂成为一种极限，而受骗和无能为力把妇女推向它。但是在这里面还存在一种意识，在这种意识里，当‘正常’状态不能再维持含有欢乐、自由和想象力的生活时，就会选择疯狂作为反对正常状态的叛逆行为。这些陷入疯狂状态的人，„„估量并批判正统观念的价值。”70年代的创作对传统婚姻进行重新评价，婚姻关系可能会彻底破裂以离婚告终；婚姻本身也可能变成一场斗争，婚姻不再被看作正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婚姻也不再等同于自我。除了对婚姻的重新审视，作者指出妇女文学也对人与人之间种种关系的象征意义重新进行评定，如重新思考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特别是与母亲的关系。作者分析道，在许多妇女著作里，母亲不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知识的源泉。但在成长过程中妇女们逐渐开始怀疑所谓传统真理时，发现自己所怀疑的是母亲对她们的教导。因此在妇女文学的作品中常会看到对母亲形象的痛苦的、既爱又恨的非难抨击。作者认为妇女写作是为了评价生活教给她们的东西和把她们变成什么样的人，重新评价人所熟知的种种关系，包括婚姻和性的关系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信念结构。

作者也介绍了受美国早期女权运动影响的几部经典之作，其中包括后来译介到中国的、对中国评论家和作家产生重要影响和启示的作品，如《一间自己的屋子》、《女性的奥秘》，虽然只是白描似的简单介绍，却将最经典的女权主义之作带入渴求新知的中国女性面前；作者对作品独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给人启示。这些曾触动过一代美国人心灵、鼓舞过一代美国人斗志的书籍，也在80年代初国门刚刚再次开放的国人的心灵激起阵阵涟漪，虽然身处大洋彼岸彼此相隔万里，但共同的经历和对自身身份的思考与反思将她们紧紧相连，也促使中国女评论家、女作家思考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未来。而作者对作品的解读方式和角度也成为中国早期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被广为借鉴和引用。

这个阶段是对西方理论的初步介绍，但中国理论家自己的理论作品还没有出现，仍处在酝酿准备阶段。

第二阶段： 1988、1989年

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全球化，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并以强大的冲击力成为社会的主角，尤其是党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长期的战略目标和当下一切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多年来以政治优先的社会意识迅速向经济优先的社会需求转变，这一重要转变不仅触动了文学创作传统的外部规律，逼迫创作主体重新调整地位与角色，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同时也激活了文学内部规律，冲破陈旧的模式与框框，使文学获得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创作形式。“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便是这时期党对文艺领导最著名的政策和引导。这一政策使文学创作具有了更宽广的前景，是使文学自觉地由政治优先环境转向经济优先新环境的理论保证。[6] 政策的调整也给国人的生活带来重大转变，“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重大转折，而前所未有的社会竞争和个人竞争，也使得中国的男女平等局面空前失衡。开放的中国出版界敏感到存在主义读物在中国的需求，萨特和波伏娃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进入了中国阅读视野。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的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在中国翻译出版，它第一次系统地将女性主义理论引入中国。这部著作由桑竹、南珊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只是原著的第2卷，原著的第1卷后由晓宜、张亚莉等译出，以《女性的秘密》为名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1988年才出版。这种支离的出版，却正体现了翻译和出版的权力运用，关心中国读者的接受需求，也可说是关心女性主义在中国语言环境的成活率。‘第二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命名，也是一个中国语言环境可以马上理解的词汇。相比第1卷太深西方文化背景剖析，第2卷要感性得多，可说是直接讨论女性的困境。这和当时中国女作家讨论中国女性的现实困境如出一辙。翻译文本和现实文本一拍即合的认可，正是女性主义获得生长的契机。”[7] 1988年初，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巫漪云、丁兆敏、林无畏翻译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这本1963年由美国女作家贝蒂·弗里丹发表的著名的女权主义著作，猛烈抨击这样一种由父权社会男性编造的“女性神话”：女人的最高价值和惟一使命在于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而这种完善必须依赖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并对孩子充满母爱。她的论述激起了广大女性读者的共鸣。妇女们终于认识到：一张选票和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并不代表“真正的独立”，事实上，社会舆论并不鼓励她们“真正的独立”，而是竭力促使她们主动地把婚姻与家庭当作自己一生的工作，以至20世纪50年代接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女性也把结婚作为首要的选择，而把工作放在次要的位置来考虑。女性要想取得事实意义上的平等，还需要重新行动起来，进行另一场更根本的、更全面的态度及行为上的革命。[8]55 1989年2月，由王还翻译、三联书店出版了《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于1928年宣读的一篇学术论文，论文开头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8]69伍尔夫认为，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获得创作自由和人身自由，因为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质环境，诗又全靠智力的自由。

作者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和现状分析，指出以往作品对女性的描述充满讽刺，伤感，好奇，责备，还有怒气，伍尔夫分析到男人“坚持女人的低劣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谈论她们的低劣而是说他自己的优越。”[8]41“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用来做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伍尔夫对文学繁荣时期却少见妇女身影的现象提出质疑，并探讨了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一种与文学作品中迥异的生活——“在想象里她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完全不为人所注意。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她只是不出现在历史里。在小说里她统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实际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隶，只要他的父母强迫她戴上一个戒指。文学里有多少最富灵感的语言，多少最深刻的思想由她的嘴里说出来，实际生活里她几乎不识字，不会写字，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8]53是什么让女性在历史中消失？是什么令女性无法创作？伍尔夫以假想的人物莎士比亚的妹妹为例，她与莎士比亚的不同命运，不是因为她缺少才华，不是因为她缺少想象力和创作的灵感，而是因为父母的阻挠，无休无止的家务以及来得太早的婚姻，虽然她忙里偷闲地看着书，虽然她天才的力量驱使她离家跑到伦敦，虽然她也像哥哥一样对舞台发生兴趣，但她所得到的却是大家的嘲笑、经纪人的侮辱以及死亡。社会的偏见和文化的传统束缚着女性的生活和思想，面对世人对女性写作的讽刺和训诫，她要“反对这个，辩驳那个，她的脑子一定是过分紧张疲劳而她的能力一定减低。”伍尔夫认为要达到写作的心境，要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样可以不为家庭的要求和统治所打扰，沉静而客观地思考，才能让诗才从心里通畅地流出。作者还提出创造女性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批评标准的重要性，因为传统上“男人的价值占优势”[8]91，“批评家断定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它论到战争。这是一本毫无意义的书因为它论到在客厅里的女人的情感”。而男人所使用的语法并不适合女性的写作，“在她拿起笔来要写的时候，第一件事她觉得大概就是没有一句现成的普通句子可以用。”[8]94伍尔夫认为要发明某种新的工具，供她的诗的天才的发泄。作者在结尾那段极具鼓舞的话语，不仅鼓舞着当时的听众，也鼓舞着中国的作者和读者们，鼓舞着女性拿起笔鼓起勇气面对生活书写生活，“她活在你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还活在今晚不在这里的很多别的女人里面，她们因为要洗碟子，还要给小孩子脱衣送上床所以不能来。但是她是活着的，因为大诗人是不会死的；是永在的，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借我们之间一个肉体出现。我认为这个机会现在你们有力量给她。„„所以去努力，哪怕在穷困，落魄中努力呢，总是值得的。”[8]140 虽然这是一篇学术讲稿，但却并非传统论文的刻板和拗口，字里行间流水般的行文充满了思辨的跳跃和感情的流动，是一篇逻辑清晰构思缜密的论文，也是一篇自然流露的情感诉说，一段娓娓道来的贴心话语，似乎文章写作方式本身也是对传统观念的“解构”，用适合“她”而不是“他”的话语言说方式表达内心感受。正如陶丽·莫依指出的那样：“伍尔夫通过有意识地挖掘语言的游戏性和感觉性，摒弃了突出强调男性思维体系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摒弃了那种把上帝、父亲或男性生殖器奉为超验所指的观念。”“伍尔夫在论文中拒绝使用所谓理性或逻辑的写作形式，摆脱小说技术的做法，正像她在小说中所运用的许多技巧一样，同样也暗示了她对象征语言的突破。”[9]12-15与此同时作者对习以为常、被认为生而就有的无法改变的日常生活和理念的质疑也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1989年2月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从1929年至1986年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较有权威性的论述，分为“寻觅女性传统”、“妇女与文学创作”、“性别与文学类型”、“女权主义写作界定”、“妇女的写作不同吗”五个专题，对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论文、专著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摘要。

这个时期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也开始了自己对于中国性别问题的思考。1988年李小江主持的妇女研究丛书出版，以及1989年《上海文学》上开辟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为女权主义批评提供了言说空间。而1989年出版的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中孟悦、戴锦华所著的《浮出历史地表》尤为突出。她们成功地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妇女写作的特点，对于重要的现代女作家进行了重新定位，改变了通行文学史对于这些女作家的评介。

第三阶段： 1990—1995年

虽然相对1988-1989年两年间的引入量而言，1990-1995翻译著作数量较少，但选集更有特色有针对性，更有许多单独的文章、讲稿等被引入，对女作家和理论家而言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1991年王逢振等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收入肖沃尔特《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和苏珊·古芭《“空白书页”和女性创造力问题》。1992年7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翻译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作者对女权主义文学领域的主要作家和作品进行深入讨论，批判性地讨论了“英美派”和“法国派”——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流派——的力度和限度，并试图超越这两大流派，建立一种不落入男女二元对立的“第三种”思维方式。在中文版序中，陶丽·莫依指出，女权主义的任务在于突破并改变传统的关于“理性”概念，并非以一种所谓新发现的信念——“女性”价值威力无比——为名义而屈从于它。陶丽强调“我们必须既要解构传统的“男性”和传统的“女性”价值之间的对立，又要同时面对整个政治力量和这种范畴组成的现实。我们的目的必须是要建立一个不再把逻辑、概念和理性归于“男性”范畴的社会，而不是去建立一个将上述优良品质作为“非女性”的东西全部排斥出去的社会。[9]206作者还十分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认为除非我们继续建设理论，否则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危险地接近(我们)反对的父权制价值的男性批评集团”。在面向中国读者的序言中作者还希望“中国的女性也许能够创造性地改造我的书，以期构建达到她们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有用文本。”她提供了一种阅读技巧，即“盗用”每一个文本，把文本看作一个多元的、相对开放的结构，刺激读者从事积极的、创造性的改造工作。

作者对英美两派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并不是“在寻找一种限定性批评，但她的确看到需要一种比其他女权主义批评家指出的更具分析性和评价性的方法，这即意味着仔细审视批评理论，保证我们运用的工具和方法真正有益于女权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这种新的理论的确有力地阐明了女权主义作为一个方法的积极作用，使我们意识到文学批评中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使我们意识到许多新的问题，或者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某些老的问题。”[9]225作者对理论批判性的阅读以及她对理论效应作出政治化理解的强调，给中国读者以启迪。

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学者编辑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集。论文集分“阅读与写作”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两部分，探讨了“女性主义”文学的界定，女性文化及创造力，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结构人类学的关系等。收集了19篇较有影响的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论文，并收录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重要文章，基本反映了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这一时期译介的作品还有，1993年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收入朱迪斯·劳德·牛顿的《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同年出版的拉尔夫·科恩主编，程锡麟等译《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选编了海伦娜·西苏的《从潜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凯瑟琳·斯廷普森的《伍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女权主义批评》、吉尔伯特和古芭的《镜与妖》以及肖沃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

在此时期内，有关女性主义文学的著作主要有1993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郭小东著的《逐出伊甸园的夏娃》； 1994年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以及盛宁著的《20世纪美国文论》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20世纪美国文论》，作者在本书中对Feminism的译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在谈到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时，不仅是“女性谈文学”，而应把它看成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以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文化运动，然而同时又具体地表现为对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人士进行一次‘破旧立新’的话语变革。”因此作者认为译为“女权主义”更为贴切。

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曾经提出的“理论旅行”的假说，他认为：“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经常从这种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然而这样说还不够，应该进一步具体说明那些可能发生的运动类别，以便弄清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向彼时彼地的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10]138 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序言中也讨论了“Feminism”的翻译问题，她主张将其译为“女性主义”。理由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的是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标识“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11]1-15而更深层的理由是，“在中国语言环境中，‘女性主义’是一个比‘女权主义’更令人接受的词汇，避免了中国文化对于‘权’的敏感和拒绝，而进入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也意味着战斗销烟已然过去了。于此，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旅行进一步获得了通衢。”[7] 在全球范围的妇女运动史中，语言是鲜活的政治的组成部分，它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外来思潮被接受、被弘扬与历史环境政治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来思潮的接受，往往采用或放大了符合其历史需要、话语主流的一面，而忽略或压抑了其他方面。而1989年以后，激进的政治批判转向保守的文化批判，文化批判的策略发生了扭转，知识分子处于一种自甘“边缘化”的地位，从边缘立场对权力话语进行批判、消解。正像特里·伊格尔顿在对后结构主义所作评价中阐释的那样，后结构主义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结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在这样的话语实践活动中，“女性主义”更易被国人接受，本书出版后，采用“女性主义”译法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基本上取代了“女权主义”。

第四阶段： 1995以后

中国承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95年9月4日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19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5个联合国区域委员会、16个联合国机构和计划署、12个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26个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约17000多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6000名政府代表，4000名非政府组织代表和4000名记者。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行动纲领》分为任务说明、全球框架、重大的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执行和监测《行动纲领》的体制安排和财政安排，共6章，361段，10多万字。12个重大关切领域包括妇女与贫困、妇女教育和培训、妇女与保健、对妇女的暴力、妇女与武装冲突、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权利和决策、提高妇女地位机制、妇女人权、妇女与媒体、妇女与环境、女童。《行动纲领》具体阐述了各国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把发展中国家最关注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目标和应采取的行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呼吁各国政府承诺保护妇女人权，并提出了妇女权利就是人权的口号。

这次会议不仅奠定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新时代，为中国参与世界范围内的促进妇女平等的事业搭建平台，也为世界女性主义资源大量、密集地进入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影响着中国女性文学的视野。

1.译介作品

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著、王蓁翻译的《女权辩护》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汪溪翻译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两部作品均是启蒙时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作。两部著作分别出版于1792年和1869年，虽然出版年代有先后，但两部著作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为争取妇女平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而高声呐喊，从分析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出发点，探讨女性被边缘化的过程。《女权辩护》强调女人之所以被奴役，根源在于腐败的社会化过程，它不仅是女性心智的成长受阻，而且教导她们为男人服务才是她们的人生高尚目标。[12]12沃斯通克拉夫特强调教育和批判思维训练的重要性，认为通过教育和批判思维的训练能让妇女对自己的处境和状况作出清晰的思考和反思，并促进她们心智的成长。“她坚信批判思维能把个体从没头脑的重复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适当的教育可以把妇女从为男人服务的角色定位中解脱出来。”

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发展到一个新时期，不仅要求教育的平等，而且强调在政治上的平等，争取选举权和参政权。穆勒的著作强调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他指出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穆勒从社会进步的需要出发提出解决女权问题„„他主张应从法律上维护女权，赋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提高妇女素质，接纳妇女“进入迄今为男人独占的一切职务和职业”。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整个人类关系将得到普遍的整顿，人类的天性将得到极大的好处。而作为一名女性，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亲身体验着女性被压迫、被边缘的过程，亲身感受着传统习俗、社会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她从女性自身出发提出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其他社会权利，以期改善女性的处境。

1998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S.A.沃特金斯撰写的《女性主义》，同年周宪等翻译的《当代艺术文化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其中收入肖沃尔特的《走向女性主义诗学》。肖沃尔特把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类：女权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ique)和女性批评(gynocritics)。女权主义批判从妇女作为读者的角度出发，针对男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对妇女的歧视和歪曲，针对父权制传统的文学史和男性中心批评对妇女文学和女作家的忽视和偏见，进行批评和修正。女性批评是肖沃尔特自己创造的一个术语。这类批评从妇女作为作者——妇女作为文本意义的生产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妇女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及结构问题。„„女性批评是要建立分析妇女文学的构架，发展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新的批评模式，而不是采用现成的男性中心的模式和理论，„„这种批评倡导冲破父权制思想体系的束缚，在对妇女亚文化作深入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女性的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并且依照这种女性的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去建构妇女自身的文学经典和传统。而被视为第二阶段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标志的著作凯特·米莉特的《性的政治》则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由社科文献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她指出：性别之间的冲突较之民族间和阶级间的冲突更为悠久，两性间的争斗、压迫和反抗与人类历史伴随始终，从未止息。在她看来，性的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和教育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评和反思，并对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让·热·内等享有盛誉的作家作品中流露出的男权意识一一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米利特从政治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两性之间的关系就是如马克思·韦伯所定义的那样，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13]38而两性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压迫关系根深蒂固于文化传统中，启迪人们对习以为常的语言、话语、文本等重新审视和分析，探讨女性在文化中的地位并试图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

此后译介到中国有关女性主义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有所突破，在内容和研究领域方面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其中有探讨女性在现实中面临的困境以及探寻出路的贝蒂·弗里丹的《非常女人》和《女性白皮书》(2000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系统介绍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发展的作品，包括200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贝尔·胡克斯的著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等翻译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约瑟芬·多诺万撰写的《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等；有张扬女性意识、解构男权中心意识形态、探讨两性关系的著作，如杰梅茵·格里尔的作品《完整的女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同年再版《女太监》)；梅里·E.威斯纳-汉克斯的《历史中的性别》(东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法国作家珍妮薇·傅蕾丝的著作《两性的冲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罗伯特·麦克艾文撰写的《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介绍后女权主义的缘起、发展脉络、主要流派等的著作，如2003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索菲亚·孚卡文的《后女权主义》、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伊丽莎白·赖特著的《拉康与后女性主义》；以及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文学、政治、语言、历史等广阔领域的著作，如亨利·理查森等著的《女人的声音》，本书汇集了从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段时间内关于新女性问题和运动的各种小说、诗歌、日记、书信、小册子、评论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克瑞斯汀·丝维斯特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陆伟芳翻译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玛丽·塔尔博特的《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巴巴拉·阿内尔的《政治学与女性主义》(东方出版社2005)；简·盖洛普撰写的《通过身体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等。

2.学术界的积极应对

95世妇会的召开为女性主义的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的探讨等提供了权威的官方话语支持，与译介作品相伴相随的是各类研讨会的相继召开，向女性主义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正规化、本土化迈出重要的一步。

在95世妇会的筹备过程中，关注妇女问题、妇女发展的各种研讨会的召开，反映出国家、学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如1992年11月23至2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北京大学首届妇女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并围绕改革大潮中的妇女、妇女与法律、妇女生育与健康、妇女与文化四个专题进行讨论；1994年11月，“中国妇女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与会者围绕如何全面、准确认识评估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及其对中国妇女的影响和作用的议题展开了讨论。为了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准备“妇女与人权”非政府论坛，1995年5月16日至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主办了“妇女与人权”国际研讨会，旨在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1995年6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妇女与文学”国际研讨会，由北京大学英语系、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社暨天津市文联《文学自由谈》杂志社联合主办，美国妇女运动领袖贝蒂·弗里丹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题为“一个女人的一生”的重要发言。与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的近距离交谈和直接对话，为中国理论家进一步了解女性主义传统和近期女性主义发展趋势创造了条件。2001年9月12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等单位召集多位中日女作家，展开一次作品研讨会。著名中国女作家王安忆、铁凝、张抗抗、残雪、方方、迟莉、陈染、林白、迟子建、徐坤以及日本女作家津岛佑子、中泽惠、小川洋子、多和田叶子等参加了研讨会，中日两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和学者白烨、许金龙、川村凑等数十人也列席了会议，与会作家与学者们就中日女性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从女性角度看传统文化、笑和性的表现、风土和生死的想象力、探索语言的可能性等方面的主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对话和交流。为配合此次会议，中国文联出版社还策划出版了20位中国和日本当代优秀女作家作品集《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使读者通过阅读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生活、了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现状。另外，有感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女性文学新局面和即将在中国召开的第四届“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设立了具有全国性的女性文学委员会，以促进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研究。成立十年来，女性文学委员会吸引、组织和推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身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之中，目前已召开七次研讨会，并举办过两次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评奖活动，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的平台，促进了女性文学及相关研究的发展。

3.社会性别理论的引入

社会性别(Gender)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之中。它是美国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女性学的基本内容。20世纪80年以来，社会性别成为国际妇女运动的重要概念。1992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赋社会性别于中国研究”的学术会议，使中国妇女研究者们较系统地接触到“社会性别”概念，并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建立联系，为今后的携手合作构建了平台。1993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的研讨班。来自CSWS学者介绍了社会性别问题上的女权主义视角，将这一女性主义关键概念介绍到中国。

而《中国妇女报》和《妇女研究论丛》则为社会性别概念的推广和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妇联的领导也明确提出将社会性别主流化，来自官方的肯定和支持促使社会性别作为一种视角和分析工具在中国迅速传播，并成为中国妇女研究和妇女学的主要内容。

当代的社会性别理论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的女权运动中。投身于女权运动的学者们在社会上向男女不平等的现实挑战的同时，对在男权文化中产生的西方知识体系开始质疑。她们审视的眼光不仅看到了妇女在知识体系中的缺失和受贬抑，还看到了知识生产中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看到了社会性别作为人类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是以往学界研究所忽略的，看到了由这种忽略导致的人们作为常识接受的许多理论的偏颇和谬误。[1]94社会性别不是把性别关系看成是偶然的、不变的、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将之与社会制度相连。“社会性别”概念反对两性之间的差异均为天生的的说法，反对“生理决定论”；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对原有的以男性为中心构建的人类知识体系持批判态度。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考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图景，使我们对熟视无睹认为理所当然无法改变的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揭示建构性别的文化的媒介和载体，拓宽研究的视野与范围。

随着对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内也出现许多有关社会性别理论的书籍，例如，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撷取不同学科的代表作，反映“社会性别”的发展过程。马元曦主编的《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由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编辑，旨在引进90年代海外学者对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共收入论文，译文12篇，对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实例提出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进程中贫困妇女比例上升问题，发展中国家政策调整对妇女的影响问题，扶贫实践中困难，和对各国具有针对性的问题等；强调妇女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于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妇女，扶贫课题的研究实践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高小贤等主编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于200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使用社会性别理论探讨了中国的社会性别现状。将社会性理论应用到中国现实语境、采用社会性别视角解读女性文学，探讨妇女学和妇女史的作品也有很多，如乐铄著，郑州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推出的《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采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1917-1949年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历程和发展变化，分为“五四”女性文学革命与融入时代大潮，走向社会革命两篇。将作家的创作与时代背景、政治局势紧密结合，透过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折射出女性创作的特点，作者不仅研究了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家的作品，如林徽因、萧红、冰心、张爱玲等，也研究了一些非主要作家的作品，如罗椒、罗洪等，并突出女性创作与同时期男性创作的差异，体现了女性创作的独特魅力以及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杜芳琴等编的《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2004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社会性别制度建构的历史变迁对妇女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入手，考察中华民族从史前到近代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的变化和延续，揭示了诸多层面的性别关系和妇女风貌的独特表现，而并非采用传统的“自由-压迫-解放”的模式和对妇女地位高低的简单评判，给人以启迪。

正如王政教授所说，世妇会在我国举办使我国妇女研究者第一次大量接触社会性别概念，可以这样说，伴随着围绕世妇会的种种活动，靠着体制内外的有话语权的妇女协同努力，社会性别话语正在中国崛起。[1]46社会性别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正“向各个学科领域积极有效地渗透，从而改变了众多学科领域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阐释”。[1]95 4.本土学者的努力

女性主义理论从80年代之初的引入、到如今的大规模介绍、研究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并言说，离不开中国学者们的不尽努力。95年以后本土学者的理论建树颇多，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对女性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根据肖沃尔特的划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那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埋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在努力地建立和完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14]153 中国学者在历史中寻找女性“被压抑的声音”、挖掘并重新解读女作家作品的同时，运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试图建构真正的女性文学。

其中包括对古代以及近代妇女创作的挖掘和介绍，例如，2001年再版的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张宏生，张雁主编的《古代女诗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鲍震培著《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薛海燕著《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和刘慧英编著《遭遇解放： 1890~1930年代的中国女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等，传统上对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女性作者所占比例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对古代女性作家的挖掘有利于建立女性写作的传统、历史沿革，进一步完善妇女文学史的构建。

而1995年出版的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北京三联书店)，则对长期以来文学中的男权意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她认为文学中常见的三种模式为：才子佳人，诱奸故事和社会解放，而无论哪一种，都体现了典型的男权思想，女人被描述为温柔的、柔弱的小鸟依人的形象，她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依赖于男人，将自身的解放寄托于男人的身上。话语的描述将男性建构为历史的主体，而女性的形象在被扭曲与压抑中变得模糊不清、失去方向。王蒙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它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与思考。

(2)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女性文学的结合 肖沃尔特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文中曾把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类：女权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ique)和女性批评(gynocritics)。其中女性批评指从妇女作为作者、作为文本意义的生产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妇女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及结构问题。女性批评的目的是建立分析妇女文学的构架，发展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新的批评模式，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模式和理论。

理论的建构对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玛丽·伊格尔顿认为“批评家，诸如莫瓦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团体认为，是否建立理论别无选择，理论是他们的批评的必不可少和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陶丽·莫依也指出“除非我们继续建设理论，否则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危险地接近(我们)反对的父权制价值的男性批评集团’。”[9]3而如何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应用女性主义理论、并创建本土的理论话语也是中国学者努力的方向，出现了一系列以女性文本为研究对象的女性主义批评著作，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采用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方法解读女性文本的意义。1995年出版的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和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建国以来的文学作品从叙事学和性别研究角度进行研究，并对“十七年”文学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指出那个时代被压抑的是“女性”而非“性别”，而“无性别”的说法则忽视了女性本身的存在，隐含着男性对女性的压抑。

借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女作家的作品、通过对社会制度、权力关系的考察挖掘不同时期文本内外隐藏的女性意识的专著还包括： 1995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吴宗蕙的《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 1998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乔以钢著的《低吟高歌：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1999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徐坤对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详尽分析了文学界对95世妇会的召开所作的准备和调整，反映出各方对女性文学繁荣所作出的反应，并“通过大量详尽的文本分析，探讨女性写作的实践意义，并概括和梳理出诸种现象表层之后的背景渊源及女性写作在九十年代的基本脉络走向和特点。”[15]2200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荒林，王光明合著的《两性对话： 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以对话的形式探讨了文学文本中女性的处境、两性之间的关系，并从性别角度分析两性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对话直指中国两性关系的现状，探讨“女性与现代性”、“重读我们的身体和性”、“一个女人与一座城市的纠缠”、“女性的现实关怀和文化想象”、“女性成长的艰难旅程”等话题，透过文学中构建的形象和社会生活史了解人类的处境和两性关系，两性的对话既有感性的跳跃与优美也有理性的缜密和逻辑，暗示着对两性和谐的向往与企盼。

(3)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和分析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根源承袭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对西方女权运动、各流派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从未停留过，从80年代初一直延续至今。对女权运动的介绍，使中国读者对历史中的女权运动有更清晰的了解，并从他人的经验与得失中找寻到自己的身影。这类作品包括1995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蔡磊编著的《平等·发展：当代国际妇女的目标与实践》；同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王政的《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 2004年发行的《国际妇女运动与妇女发展》(费涓洪著)《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陆伟芳译)分别由上海古籍和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后者以探讨近代英国妇女的地位着手，以1866年的“女士请愿书”为起点，直至1918年部分妇女获得妇女选择权半个多世纪的过程，展现英国妇女为获得议会选举权所作的不懈斗争。

西方女权主义者们在一次次困境面前不言放弃、坚持不懈；在与男权思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斗争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并形成自身理论。中国学者在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中，加入了自身的理解，如199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三联书店出版、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 199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刘霓著《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 2002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作者借用赛义德关于理论“旅行的论述”，认为一种观念或理论从此处到彼处的传送，由于传者与受者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所造成的创造性的借用、误读和挪用，也就是说，一种外来的观念或理论，在传入本国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改造或转换。通过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理论在中国被传入、接受、改造、融合的过程。

历时四个阶段，在第四阶段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学者分析文本、研究作家作品的有利工具，作家们也从中汲取营养，开创新的写作领域、方法和语言的表达。中国各大高校也逐渐开设了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课程。2004年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丛刊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丛刊每年二卷，展示全球女性主义思潮前卫动态，介绍全球女性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并深入探讨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与国际女性主义对话情况。设“女性主义在行动”“女学”“女性主义教育学”“女性主义关键词”“女性主义文本细读”“女性主义群落”“女性主义视窗”“女性主义数据存档”“女性主义全球信息点击”等专栏，呈现各国各群落女性主义风貌，反映各国各地区女性主义学科建设形势，勘探全球女性主义思潮之壮观，每卷约25万字，16开本，图文并茂，各栏目不仅适合高校教学参考及相关学科建设阅读，而且合适相关学位论文选题和撰写参考使用。“中国女性主义”这一名词的出现和学术平台的形成，体现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本土化成效。

有关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的书单附后。

附参考书目(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主要译介作品)：

1981《美国女作家作品选》朱虹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朱虹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美国当代文学》(下)(美)丹尼尔·霍夫曼收录《妇女文学》一篇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1986《女性学入门》(日)富士谷笃子主编，张萍译，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6《第二性》(法)西蒙·波娃著，桑竹、南珊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女性的秘密》(《第二性》第1卷)(法)西蒙·波娃著；晓宜、张亚莉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女性的奥秘》(美)贝蒂弗里丹著程锡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女性的奥秘》(美)贝蒂弗里丹著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一间自己的屋子》(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英‟玛丽·伊格尔顿编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女太监》(英)杰梅茵·格里尔著；欧阳昱译漓江出版社

1991《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等编漓江出版社(收入肖沃尔特《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和苏珊·古芭《“空白书页”和女性创造力问题》)1992《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挪)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翻译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2《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女人：走出陷阱》(美)贝蒂·傅莱丹著，毛迅等译，知识出版社

1993《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入朱迪斯·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1993《文学理论的未来》(美)拉尔夫·科恩主编，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入海伦娜·西索《从潜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凯瑟琳R斯廷普森《伍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女权主义批评》、吉尔伯特和古芭《镜与妖》、肖沃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1995《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著、王蓁翻译的《女权辩护》和(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汪溪翻译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998《当代艺术文化学》周宪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入肖沃尔特《走向女性主义诗学》)1999《性的政治》(美)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女性主义》(英)S.A.沃特金斯著，朱侃如译，广州出版社

2000《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近代女性文学的历程》(日)水田宗子著，叶渭渠主编，陈晖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马元曦主编，三联书店

2000《非常女人》(美)贝蒂·弗里丹著，邵文实、尹铁超译，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0《女性白皮书》(美)贝蒂·弗里丹著，邵文实、王爱松译，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美)贝尔·胡克斯著，晓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程锡麟，王晓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女太监》杰美茵·格雷尔著，武齐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完整的女人》杰梅茵·格里尔著，欧阳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著；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美)波利·扬-艾森卓著；杨广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后女权主义》(英)索菲亚·孚卡文；王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历史中的性别》(美)梅里·E.威斯纳-汉克斯著，何开松译，东方出版社

2003《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美)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两性的冲突》(法)珍妮薇·傅蕾丝著，邓丽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女人的声音》(澳)亨利·理查森(Henry Richardson)等著，郭洪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著，余潇枫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陆伟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英)玛丽·塔尔博特著，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陆伟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政治学与女性主义》(加)巴巴拉·阿内尔著，郭夏娟译，东方出版社

2005《拉康与后女性主义》(英)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 Wright)著，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通过身体思考》(美)简·盖洛普(Jane Gallop)著，杨莉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美)罗伯特·麦克艾文(RobertS.McElvaine)著，王族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内女性主义理论主要研究著作

1983《中国现代女作家》阎纯德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中国女性文学史话》谭正璧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净化人的心灵：当代女作论》李子云著三联书店

1985《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吴宗蕙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历代妇女著作考》胡文楷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女子与家政》李小江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女性主义文学》孙绍先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夏娃的探索：妇女研究论稿》乐铄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女性问题在当代的思考》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改革中的妇女问题》张连珍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文学广角的女性视野》陈素琰著花城出版社 1988《女性观念的衍变》杜芳琴著河南人民出版 1989《女人的出路：致20世纪下半叶中国妇女》李小江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性沟》李小江著三联书店

1989《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李小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女性审美意识探微》李小江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的研究》戴锦华、孟悦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风骚与艳情》康正果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迟到的潮流》乐铄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谢玉娥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华夏女性之谜：中国妇女研究论集》李小江主编三联书店

1990《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吕晴飞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0《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传》魏玉传编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0《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殷国明、陈志红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中国妇女生活史(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1月初版重印)》陈东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女性文学与文学女性》曹正文著上海书店 1992《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盛英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熊玉梅等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2《女性的世界：现代女性社会学》申平华、邓微著湖南出版社

1993《走向女人深处》许玉乾、崔文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面对21世纪的选择：当代妇女研究最新理论概览》熊郁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刘思谦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逐出伊甸园的夏娃》郭小东著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3《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乔以钢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3《中国的风流才女》乔以钢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女性情爱的文学观照》邢维著学林出版社 1994《女权主义与文学》康正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性别与中国》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三联书店

1995《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刘慧英著北京三联书店 1995《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和性别》陈顺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女性文学与美学》任一鸣著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新女性文学论纲》王春荣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新潮女性文学导引》荒林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林丹娅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第四篇：关于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本站推荐）

关于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摘要： 当前高等教育过于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导致大 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务 之急。各高校采取以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为主的各项措施，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但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弘扬传统文化，促使大学生“精 神成人”，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博大精深和独特 性令世人瞩目。在大学生中也产生现实的影响，已经 成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课题。当代的中国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充满活力、个性张扬，从 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将来中国建设者的风采。但同时他们身上也存 在一些令人感到忧虑的问题，比如学生非常重视专业的学习，但人文 知识相对缺乏；个性鲜明、自我意识强烈但社会责任感淡薄；有求知 的欲望但似乎找不到合适的途径，迷恋网络者不在少数； 等等。而且，这并不是某些院校存在的个案，而是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

很多学生会这样度过他（她）的大学生活，大一进入新的环境，常会无所适从，适应大学生活成为主要内容；大二开始接触专业，会 在专业上投入一定精力，但能够全力以赴者并不多见。因为熟悉了大 学教学模式，感到通过考试并不难，所以大多数同学会在消遣娱乐或 者考证过级方面耗费大量的时间； 大三面临实习和即将到来的考研或工作的抉择，开始忙碌起来；大四尘埃落定，上研的上研，工作的工 作，大学生活已经结束。大学四年一晃而过，这些学生成为某专业的 本科毕业生，但很多人对自己将来如何做人、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和目标。学生在急匆匆 的辅修双学位、考证、上新东方、保研、考研、出国、找工作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们做这一切是为什么。再深究的话，有些 人出于从众心理，更多的则是为找个好工作增加砝码，除了这样现实 的目标外，没有太多其他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教育虽然完 成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但对学生的人格塑造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方面 还不够成功。在大学阶段，虽然学生在年龄上已经成人，但在精神上 并没有成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可以 说难辞其咎。

从学 校来说，面对彼此间激烈的竞争，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专业设置等方 面，重视能给学校带来直接效益和回报的专业，而忽视相对“无用”的 人文专业。从学生来说，上大学就是学一门专业，掌握一门技能，为 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打下基础。强大的就业压力迫使绝大多数学生很 “务实”，专业选择上讲“实用”，学习过程中又在专业和英语、计算机 这些“必备能力”上投入极大的精力，而对专业之外的东西包括自己人 生理想价值的思索，则是无暇顾及了。可见，过于强调专业教育，强调职业教育，忽视人文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通病。长此以 往，我们的大学将造就出很多“专业人员”，而不是兼具人文素养与知 识技能的全面的人。更有甚者，人文教育的薄弱导致当代大学生中出 现很多的不良倾向，比如说，功利化的倾向比较明显、缺乏理想和信 念、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淡薄，精神空虚、片面追求娱乐和享受、心 理承受能力差，甚至自杀、犯罪、校园暴力等等。

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现在正处在试图改变传统文化缺失现状，迫 切需要从根本上奠基的起步阶段。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没有时间感慨 万千，必须实实在在的努力，去做好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传播 和弘扬工作。每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工作者必须明确，中国传统 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不仅是知识的教育，更本质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华文 化，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人文关怀的情结、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在精神上真正成人。让当代 大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懂得为人为学之道、树立正确的价值理想，这不仅是我们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的主要目的，也是大学生人文教育的最终目标。

第五篇：关于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关于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摘要： 当前高等教育过于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导致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务之急。各高校采取以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为主的各项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弘扬传统文化，促使大学生“精神成人”，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大学生；传播；弘扬；传统文化

引言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博大精深和独特性令世人瞩目。自20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成果卓著，异彩纷呈。面对高校人文教育薄弱的现象，如何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学术的层面，而在大学生中产生现实的影响，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当代的中国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充满活力、个性张扬，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将来中国建设者的风采。但同时他们身上也存在一些令人感到忧虑的问题，比如学生非常重视专业的学习，但人文知识相对缺乏；个性鲜明、自我意识强烈但社会责任感淡薄；有求知的欲望但似乎找不到合适的途径，迷恋网络者不在少数；等等。而且，这并不是某些院校存在的个案，而是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

很多学生会这样度过他（她）的大学生活，大一进入新的环境，常会无所适从，适应大学生活成为主要内容；大二开始接触专业，会在专业上投入一定精力，但能够全力以赴者并不多见。因为熟悉了大学教学模式，感到通过考试并不难，所以大多数同学会在消遣娱乐或者考证过级方面耗费大量的时间；大三面临实习和即将到来的考研或工作的抉择，开始忙碌起来；大四尘埃落定，上研的上研，工作的工作，大学生活已经结束。大学四年一晃而过，这些学生成为某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但很多人对自己将来如何做人、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和目标。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学生在急匆匆的辅修双学位、考证、上新东方、保研、考研、出国、找工作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们做这一切是为什么。再深究的话，有些人出于从众心理，更多的则是为找个好工作增加砝码，除了这样现实的目标外，没有太多其他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教育虽然完成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但对学生的人格塑造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方面还不够成功。在大学阶段，虽然学生在年龄上已经成人，但在精神上并没有成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可以说难辞其咎。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市场化的大潮不仅席卷了经济的领域，还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高等教育也概莫能外。从学校来说，面对彼此间激烈的竞争，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专业设置等方面，重视能给学校带来直接效益和回报的专业，而忽视相对“无用”的人文专业。从学生来说，上大学就是学一门专业，掌握一门技能，为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打下基础。强大的就业压力迫使绝大多数学生很“务实”，专业选择上讲“实用”，学习过程中又在专业和英语、计算机这些“必备能力”上投入极大的精力，而对专业之外的东西包括自己人生理想价值的思索，则是无暇顾及了。可见，过于强调专业教育，强调职业教育，忽视人文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大学

教育的通病。长此以往，我们的大学将造就出很多“专业人员”，而不是兼具人文素养与知识技能的全面的人。更有甚者，人文教育的薄弱导致当代大学生中出现很多的不良倾向，比如说，功利化的倾向比较明显、缺乏理想和信念、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淡薄，精神空虚、片面追求娱乐和享受、心理承受能力差，甚至自杀、犯罪、校园暴力等等。

钱致榕先生说过：“一个民族在全球化洪流冲击下的前途，就要看他的下一代，能不能做一个新时代的公民。这一切，都端赖于教育。”中国的未来端赖于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新世纪的高等教育，必须再次明确其目的和任务。“大学教育之目的，不仅在于科学研究和专门人才的培养，还在于传统文化之保持，以及人格之铸就和人性之完善。”面对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已经成为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大学生人格铸造和价值理想的确立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让大学生在学习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思考如何做人如何做事，让他们成为能够撑起将来民族脊梁的人，已是至为迫切的了。

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发展的现状与思索

鉴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人文教育的积极作用，很多高校都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到大学生人文教育的博大工程中。目前大多数高校开设了相关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其中选修课居多），成为目前在大学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那么，这门课程的教学情况和教学效果如何呢？就学生报名选修这类课程的情况看，大多数人对传统文化课充满兴趣，甚至出现人满为患、不得不限制人数的情况。特别是文史见长、实力雄厚的高校，这类课程更是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但理性的看，在传统文化课火爆的背后还隐藏着问题。据调查显示，目前在高校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师资。教传统文化课的教师素质参差不齐，其中大都是中青年教师，很多还是刚刚毕业，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一知半解，上课死板，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课失去兴趣。

二、教材。现在专门为传统文化通识课编写的教材比较少，而且一般都是泛泛的文化通论，存在“大而空”的问题，没办法提起学生的兴趣。

三、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传统文化课基本上都是一个老师从头讲到尾，教学中出现要么“照本宣科”，要么“因人授课”的现象，老师哪方面懂得多就多讲一些，不懂的就少讲甚至不讲。再加上此类课程一般采取大课的方式，师生互动、讨论交流由于人数过多受到限制，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上课质量大打折扣。面对这样的教学状况，在很多院校特别是理工科院校，上此类课程的学生只为混个学分的不在少数，大批学生并不太关注老师传授的内容，都是临考前突击复习只求过关而已。也就是说，目前传统文化课教学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

因此，针对现存主要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改善。第一，加强师资建设。培养一支有水平、有素养的教师队伍是有效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前提。优秀的教师能够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良好的道德修养征服学生，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春风化雨的影响学生，令学生产生 “心向往之”的效果。这需要各高校对现任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加强培训，同时所有的教师应该自我督促，不断提高自身水平。第二，编写适用于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材或读本。90年代以来，有关大学和出版部门先后编写出版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材，在推进传统文化课的教材建设方面作出了努力。但这些教材大多是从古到今对传统文化进行概述，知识性较强，吸引力较弱。可以尝试突出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精髓，按照专题或以问题为线索编写教材，或者编写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普及性读本，使学生以这些读本为引导自觉的去了解传统文化，从而更好的推动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把握和思考。第三，以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为原则，进行教学改革。比如，授课联系现实问题。在授课中将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对个人或

对世界的影响，才能使学生真正产生兴趣。又比如，教学方式多样化。现在的传统文化课程以 “概论”式教学居多，教师在一个学期灌输给学生所有内容，这样的效果往往是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什么都知道了，实际上什么经典都没有真正读过，不能产生心灵上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或研究生教育中经典阅读与讨论结合的教学方式，利用少而精的经典著作，让学生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写一写，让他们的思想跳跃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有所收获。为了克服内容繁多与学时有限的矛盾，可以改变面面俱到的授课方式，一学期重点学习几个部分的内容，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必须引导学生将几部分贯通起来，使他们真正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了克服一个教师授课知识结构欠缺的困难，可以尝试群体式教学，一门课由多名教师共同完成，按照专题讲授，把真正课讲透讲好。如果辅以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手段，会使课堂教学变得更有活力。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每一个中国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曾一度被国人忽略和轻视，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了解中国文化甚至误解中国文化的大有人在。一些学者惊呼，我们现在面临“釜底抽薪”的危险，当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传承。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全社会所有关注高等教育、关注中国未来的人的共同努力。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现在正处在试图改变传统文化缺失现状，迫切需要从根本上奠基的起步阶段。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没有时间感慨万千，必须实实在在的努力，去做好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传播和弘扬工作。每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工作者必须明确，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不仅是知识的教育，更本质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人文关怀的情结、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在精神上真正成人。让当代大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懂得为人为学之道、树立正确的价值理想，这不仅是我们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目的，也是大学生人文教育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①.钱致榕《文理贯通——大学教育的挑战和方向》.载甘来等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2006：172.②刘晓红《.大学与人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5）.③钱理群《.语文教育：从中学到大学.》载甘来等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2006：361.关于在大学生中传播和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学号：B08060213

姓名：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