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王列平
1848年2月，一部划时代巨著《共产党宣言》公布于世，它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式开始。由于《宣言》完整、系统、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因而它的诞生就像一盏灿烂的明灯，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共产党宣言》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传播过程颇为复杂和曲折。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不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而是由西方传教士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过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兜售西方的宗教教义，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是为了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然而就在他们兜售和鼓吹的过程中，却先后不自觉地、零星地、甚至是歪曲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介绍给了中国人民。
在中国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是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这是英国传教士威廉士于1887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本刊物。该报刊很早就登载过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的消息。随后，又介绍欧美各派社会主义，并把它们通称为“大同学”和“安民新学”。
1899年3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发表了《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该文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而文中关于“马克思之言曰”后的文字，则是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的内容意译（今译“资产阶级”）。按李提摩太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一介绍，告知清政府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闭关锁国是不行的，同时还规劝清廷当权者接受新潮和改良。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却在无意之中曲折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了中国。
此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公报》上也相继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文。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了简要的介绍。然而这些介绍都是在所谓“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旗号下，作为西方政治学派中的一派加以介绍而已，其目的是借此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清廷施行君主立宪政体。
在中国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还十分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不同之处在于，是用一种赞赏的态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1896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开始了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并知道了马克思。宋庆龄回忆说：那时“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
虽然此时的孙中山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有了朦胧的认识，因而他自信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诩，并怀着虔诚和热情四处寻找社会革命党。1905年初，孙中山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会见了当时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及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在会见中，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他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是要避免其种种弊病”，“我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为此，孙中山还请求第二国际书记处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尽管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还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进行了大量的摘译，较系统地进行了介绍。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宋教仁等人都曾在《民报》上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的章节内容。
1906年1月，朱执信以笔名蛰伸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评述。他说，“马尔克（即马克思）起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第一国际）奉以为金科玉律”，“德意志之劳动者亦感于马尔克之说，起而与富豪抗”。又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他为此还专门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4段内容介绍其要点。如第一章开头译文是：“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今译“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结束语的译文是：“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五号上，宋教仁也以犟斋的笔名译著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向国民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其曰：“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他所译的比朱执信译的更贴切于原文。叶夏声也以梦蝶生为笔名，在《民报》的第七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也在文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10条纲领。
1908年1月，在同盟会员刘师培、何震等人创办的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天义报》第十五号上，刊登了民鸣所译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就《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一部分，并加了编者按语说：“按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随后，又在3月出版的《天义报》第十六至十九期合刊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
上述《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的摘译主要来自日文，而日文《共产党宣言》全文本，则是1904年首刊于幸德秋水主编的《平民新闻》上。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派虽说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上，出现了不少曲解和误解，但毕竟给国内的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在中国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推动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向海外积极寻求革命理论时，一方面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运用其学说观察、剖析国家命运，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又在其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十六期上发表了以“舍”署名的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文章在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le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在介绍《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无产者与共产党”的基本内容时，作者明确指出：“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关系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文章还着重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政纲，较之《民报》的译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该文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仍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却突出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等。该文的发表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对即将来临的“五四”运动有一定的促进和影响。
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也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还专门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内容。而他在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时，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登载渊泉所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文。该文从《共产党宣言》的产生谈起，并对《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进行了较准确的翻译：“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的权利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的。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 在“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国民党人也由过去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方面。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便是他们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据统计，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设》杂志就刊载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成为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突出的刊物之一。而《星期评论》则是与《新青年》齐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觉悟》副刊也是如此。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内，刊载了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由此可见，这3个刊物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此时在国内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文摘译比较多，但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全译本。
1920年春，陈望道由于在浙江第一师范受到守旧派的攻击，便离开此地，回到故乡义乌分水瑭，因受约《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研究新思潮，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比如，该著作的第一句话（今译“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要想贴切地译成中文就不容易。此后，当他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便四处物色合适的人选翻译《共产党宣言》，准备在该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向他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可胜此任。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据云，周恩来在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日文本译，同时参考英文本）。
陈望道回到家乡后，在一间柴房里，开始专心翻译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经年失修，破烂不堪，而山区早春的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足发麻。可他硬是只凭借着柴房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终于1920年在4月间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
陈望道把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当李汉俊校毕，又送陈独秀再校，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由于《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则是当务之急。虽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但陈独秀仍尽全力设法使它问世。
陈独秀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后，通过多种途径筹措到一笔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承印《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马克思肖像和上端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马格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公开出版，这也是马克思的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该书刚一问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争购，一时间“洛阳纸贵”。
《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抢购一空。当时出版发行是借用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而很多读者渴望得到此书，但又苦于寻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地址，于是纷纷投书给《星期评论》杂志主编沈玄庐，询问发行处在何处，怎样才能购买到此书。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为题，复信广大读者说：“你们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就这样巧妙地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应广大读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陈望道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已重印达17版之多。而从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发行起，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房印最后一版时，该书三易书名，四改译名，六换出版单位，冲破了反动当局的一次次查禁封锁，终于使之成为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成为了无数革命先驱走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启蒙读本。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影响和培育了当时整个一代革命者，促使他们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时说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柯察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周恩来在谈个人和革命的历史时也说道：“这一时期（1920年），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由此可见，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虽然在中国历经了万分艰难的传播过程，但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催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摘自《文史精华》，2007年第6期）
第二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共产党宣言》诞生于1848年2月，全文共分为四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这四章完整、系统、严密、循序渐进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它的诞生就像那高高的灯塔，远远地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航道。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充分学习《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对于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对于坚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它就像一把打开问题之门的万能钥匙，引领着我们步步向前。
诚然，《共产党宣言》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三年了，但它在新时代新政治环境下毋庸置疑的有着它的理论指导作用，并且我们还应该以此基础在实际中加以继承和发展。
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时俱进，敏锐地把握时代、形势和实践的新变动，以新的实践为基础，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曲折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环境下，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共产党宣言》 出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主要国家已占据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比较差，这时，建立起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提出了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景，给工人阶级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共产党宣言》创作于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的前夜，在当时已经存在着很多各国工人组织的背景下，《共产党宣言》并没有产生巨大影响。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党纲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但后来，《共产党宣言》充分显示了它的影响力，而且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征服了世界，远远超出了德国的历史环境。这一点就足以充分说明《共产党宣言》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成为时代进步和凝聚人心的思想旗帜。从163年前《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扬了《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它要求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来运用。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然而，一种理论如能紧密结合现实生活，能不断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这种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之树也能常青，始终保持其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理论，所以决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早在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他们共同撰写的德文版序言中说过，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来，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永葆青春，其奥秘就在于它是科学的理论，行动的指南，它与时代同行，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所以它能够发挥指引方向、预见未来、凝聚人心的作用，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共产党宣言》的篇幅不大，但它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却十分丰富，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回答了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当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各自的世界观转变，他们便将自己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理第一次完整精炼地在《共产党宣言》中加以表达，因此，《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巨大的进展。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他们预言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却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起来。这些国家原先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或资本主义初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科技文化教育落后，当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主要任务是什么，怎样实现这些任务，需要经过哪些发展阶段，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回答，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回答这些问题，自然也不能从他们的本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但是，只有当现实社会主义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以后，才能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奠立在坚实的基地上。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基于认清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根本变革传统模式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创造性、基础性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共产党宣言》继承式的发展，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和延伸，而且实践证明它的的确确是正确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指导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向前发展的指路明灯。
第三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百年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百年
1998-09-13 来源：光明日报 杨金海 胡永钦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在中华民族百年变革的风雨历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峥嵘岁月里，《共产党宣言》始终放射着夺目的光辉。
一、《共产党宣言》的最初传入 据现有资料，《共产党宣言》的片断文字传入中国的时间为1899年初。
那是1899年2月，由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题为《大同学》的文章。文章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文章误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实际上马克思是德国人，只是长期住在英国罢了），接着又写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万国公报》第121册，第11页）这里援引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今译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李提摩太系英国威尔士人，1870年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传教和进行文化活动。1891年他继任广学会总干事。此后，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出版书刊、交结上层、影响学界、迎合康梁，力图影响中国的社会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共产党宣言》的片断就是在他介绍西方众多社会主义学说时传入中国的。
第一个为寻求救国真理而阅读《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要推孙中山。1895年，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逃往澳门，后经香港、日本、美国本土，最后到达英国伦敦，时为1896年10月。他在伦敦留居一年，其间，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此，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成为中国20世纪第一个伟人起了重要作用。宋庆龄曾回忆说：他还“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不少先进分子向国内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首次以英文标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日）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有四处提及《共产党宣言》，并称之为“一大雄篇”。1905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2号发表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的文章《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署名蛰伸，文章第一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还摘译了十大纲领等文字。1907年，由上海世界社出版的《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在中国第一次登载了马克思于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肖像。以后该肖像曾被多次用于《共产党宣言》及其他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封面，在红军时代还被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货币上。
然而，这时人们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众多学说之一并零星传入中国的。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当作先进分子的指导思想并系统研究和传播，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最早研究和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的演讲中就提到《共产党宣言》，并用其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深刻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巴黎和会失败后，他创办的《每周评论》16号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几段文字。“五四”运动中，他在《新青年》
5、6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摘译《共产党宣言》重要思想，该文在当时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
二、建国前《共产党宣言》的几个完整译本
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出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宣言》在我国一共有6个完整的中文译本。而每个译本的背后，都有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
陈望道译本是《共产党宣言》在我国出版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也是我党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19年受“五四”运动感召回国，应邀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国文，因带头推行新文化运动而遭迫害。1920年初，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约他翻译《共产党宣言》，于是他毅然辞去教职，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潜心翻译。他所依据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分别由《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和《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提供。3～4月间，陈望道将书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发表，但到沪第二天，《星期评论》便停刊了。陈独秀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前身）成员又设法出版《共产党宣言》，但遇到困难。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俄籍华裔人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中国建党问题。当他们知道此事后，立即资助研究会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起一个名叫“又新”的小型印刷所。不久，《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在此间问世，时为1920年8月。
1930年，《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中文完整译本问世，这便是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华岗译本。这是我党成立后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华兴书局是我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为适应当时革命需要，它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包围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华岗译本就是其中之一。初版的华岗译本就采取了伪装书的形式，书名为《宣言》，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其内容包括《共产党宣言》正文及1872年、1883年、1890年序言。
1938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译本。这是第三个中文全译本，也是在解放区由我党公开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第四个中文全译本是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博古校译本。1942年10月，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大量出版马列著作，中宣部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当时作为成员之一，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该书1882年俄文版序言。博古译本出版后，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五本“干部必读书”之一。
18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共产党宣言》1848年德文原版译出，内容包括正文和七篇序言，还有编者对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补充说明。该译本是当时内容最全、译文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1949年该译本运到中国，从6月起，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出版社相继重印该版。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前还有一个《共产党宣言》陈瘦石译本。该译本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几乎没有研究。陈瘦石译本也许算是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出版的第一个版本。但遗憾的是，陈瘦石译本单行本的由来至今仍是一个谜，希望大家继续研究。
三、建国后《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情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同时也使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事业跃进到新的阶段。
1949年11月，解放社根据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印行的《共产党宣言》，是新中国诞生后出版并在全国发行的第一个版本。1958年8月，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校译《共产党宣言》并将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年后，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译本的单行本，作为第五版。该译本在国内传播很广，时间达五年之久。1964年9月，中共中央编译局又根据德国柏林狄茨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德文原文本对《共产党宣言》重新作了校订。该校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第六版。该版本较前有很大改进，在相当长的年代里是我国流传甚广的较为稳定的版本。在以后的十年间，既出版过平装本，也出版过精装本。1970年12月人民出版社依此版本重印了大字本。民族出版社也先后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少数民族文本。盲文出版社还出版了盲文版。197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在第一卷中收入了该版《共产党宣言》。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仿吾根据德文本重新译校的《共产党宣言》。1992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校订的《共产党宣言》，该版译文最初发表于1978年中共中央党校编辑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1995年6月，由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对所收文章的译文重新作了校订。1997年8月人民出版社又依此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新译文单行本，这是《共产党宣言》在我国迄今出版的最新译本。
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为纪念这部伟大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纪念版和珍藏版。该版本收入1848年2月出版的德文第一版全文和1995年中文版全文，并附有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珍藏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宣言》版本的封面20余幅。书前的两幅马克思恩格斯肖像系已故国画大师蒋兆和所绘，且是首次公开发表。
四、《共产党宣言》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华民族命运问题的思想武器起了重要作用。而其中文全译本的最初翻译、出版对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都跟研究、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有关。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显然是把《共产党宣言》思想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早尝试。建党后，把革命的重心放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则是这一尝试的深化。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也以《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布告，强调土地革命，把中国革命重心放在农村。很清楚，这是把《共产党宣言》精神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质的飞跃。正是这一飞跃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成功之路。
《共产党宣言》影响了我党三代领导人。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正是在1920年他第二次来北京时读了《共产党宣言》，从此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也都是我党较早接受《共产党宣言》影响的人。1919年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就了解到《共产党宣言》；1920年10月赴法留学，在法国和蔡和森等人一起学习该书，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来，以周恩来为核心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邓小平、朱德等也是成员，总支部先后出版过《少年》、《赤光》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包括宣传《共产党宣言》。邓小平晚年曾说，他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朱德在回忆中也说过相同的话。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后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此外，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是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走上革命道路的。
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记得他在上海交大读书时，为避开敌人耳目，曾打着手电筒在晚上读《共产党宣言》。他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在一个世纪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从翻译片断到翻译全文，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秘密出版到公开发行，从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到在全国工农大众中传播，从译为汉语到译成多种民族文字，从伪装本、手抄本到纪念版和珍藏版，经历了艰难曲折、可歌可泣的过程，对中国社会的百年变革起了重大作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光辉照耀我们胜利地走过了20世纪，也将继续照耀我们迈向21世纪！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原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原因
1．经济政治条件：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深入发展。
2．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为尖锐的国家之一。民主革命需要一种先进思想的指导。
3．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们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五四运动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第五篇：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2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1.明清之际的天主教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上层建筑趋于腐朽，佛、道诸教呈衰败之势。而在西方，宗教改革运动后基督新教各派兴起，在欧洲失势的罗马教廷，便图谋向东方发展。自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东来，天主教在中国重新取得传教的机会，开始基督教第三次传教活动。在此期间，天主教各教会相继入华，其中收效最多、影响和势力最大者是耶稣会。
耶稣会在欧洲因不择手段地反对宗教改革而臭名昭著，但在天主教内部却是改革派，并建有一套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教育体制。因此，来华的耶稣会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在传教活动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实质性的接触和碰撞。
方济各·沙忽略是耶稣会来华传教的先驱，而真正开创天主教在华传教基业的，当推意大利马切拉塔人利玛窦。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进入广东传教。在广东生活十年后，他深切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以及文化差异对教义理解造成的障碍，于是征得耶稣会印度和远东传教视察员范礼安的同意，易僧服为儒服，刻苦研习中国经籍，结交官员和儒生。1601年初，利玛窦入京朝贡，获准开堂传教。他在北京大力介绍西方的天文、数学等科学知识，以取得那些崇尚实学，反对空谈心性的官员的信赖和合作。同时，注意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极力揉合孔孟之道和敬天祭祖思想于教义之中，避而不谈“基督奥秘”。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很快在中国掀起了西学
东渐的高潮。其间返欧的传教士亦将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带入欧洲，从而引起东学西传的结果。在这种中西宗教及思想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明代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入教，成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会的柱石。清朝康熙皇帝则因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吸引而接近并重用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允许天主教在华发展。这样，中国天主教至18世纪初已有澳门、南京和北京三个主教区，信徒发展到30余万人。徐光启把利玛窦的传教方针总结为“驱佛补儒”，但利玛窦合儒反佛，引先儒斥后儒，最终目的还是“超儒”，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势所难免。
利玛窦死后不久，1616年发生了南京教案，士大夫的非教风潮也随之而起。但明末因边防危急，历法失修，需借助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订历法，被驱逐的外国传教士复又被召回。传教活动并得以深入宫廷。清兵入关后，耶稣会在明朝宫廷所取得的成就前功尽弃，而汤若望等人仍借修订历法为清朝重用。康熙初，钦天监教案发生，传教活动受挫，后由于南怀仁的努力而重振。传教士在宫廷受宠，传教有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传教士内部对于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产生了意见分歧。1630年后，西班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进入中国，他们为了打击葡萄牙势力，夺取对华传教的控制，对耶稣会容忍祭孔拜祖等礼仪大张挞伐，挑起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罗马教廷的专横无知，主权国家和教派修会之间的利害冲突，实际上决定了这场争论的结局。1742年，教皇颁布通谕，重申对中国礼仪的禁令。1773年又下令取缔耶稣会，禁令两年后传到中国，在华传教200年的耶稣会正式
退出历史舞台。教廷的禁令与中国传统礼仪、知识分子仕宦之途背道而驰，秘密进入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传教事业从此陷
入
绝
境。
2.近代基督新教
（1）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传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允许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法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准许法国人在五个口岸建堂，弛禁天主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米怜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译的《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被英国圣经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受中华传道会（福汉会）派遣，第一次来华，抵达上海。
（2）马神甫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成为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同治五年（1866年），戴德生以基督教新教内地会名义率领一批传教士来华，抵达上海。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涉及法国天主教的天津教案。同治十年（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马偕医生抵达香港，辗转经过广州，汕头等地之后到达台湾进行“医疗宣教”。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J.Sekoresehewsky)在上海成立圣约翰学院，1905年
改名为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光绪九年（1883年），香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为孙中山、陆皓东等人行洗礼。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发起成立广学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出版机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出任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总教习。
（3）曹州教案与胶州湾被强占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发生涉及德国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借口。
（4）义和团事件与庚子赔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天津和中国北方主要省份，发生大规模迫害屠杀天主教和新教的义和团运动，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议将庚子晋省教案赔款白银50万两就地兴办中西大学堂。经中英双方议定，合办山西大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武昌美国圣公会牧师胡兰亭支持下，该会教会阅报室“日知会”司理、基督徒刘静庵组织日知会，宣传反清革命主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并求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
（5）中华民国
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当时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 孙中山、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后期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因而在民国以后新教的发展比清朝时好。
3.明清天主教、近代基督新教影响（科技文化）
（一）明清天主教：天主教给中国带来的的不仅仅是真理的信仰，还有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发展！
谈到明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个问题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们带给中国的《万国坤舆全图》、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等科学仪器。当时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大都是以数学家、历史家、天文家、艺术家、兼传教士的多重身份来到中国的。他们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也把当时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带给了中国，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农田水利、矿学、建筑学、物理学、生物学、哲学、音乐、艺术等，从而给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
在数学方面，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官至宰相）积极向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时人称“利氏为海内博物通达之君子”）学习科学技术，他同利氏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创中国几何学之始，我们今天几何学上所用的“点”、“钱”、“切线”、“弦”„„等，大都是他们二人所创立。徐光启还在利氏的帮助下编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
天文历法方面，传教士因着先进的天文科学技术，被朝廷委托主持历局，修订历法，修造天文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公历（阳历）就
是从清朝传教所修订的100卷《崇祯历》开始的，它取代了当时陈旧的回回历，大统历。可以说，传教士们使得当时仍相信“天圆地方”的中国天文历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新。
农田水利方面，徐光启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在天津等地试办水利及营田事，大大改进了我国农田水利建设，这为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实是一功德之事。农业方面，徐光启编著了我国古代著名的《农政全书》。此书被称为我国“四大农书”之一。
文字工作方面，法国传教士张诚撰有《满文字典》，利玛窦撰《中意葡字典》、《中国文法》。
音乐方面，作为音乐家的传教士徐日升著《律品正义》、详记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为中国西方音乐艺术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哲学方面，传教士傅泛际与明代科学家李之藻合译《寰宇诠》（讲学宇宙）、《明理探》，这是我国关于西方逻辑最早的译本，张诚译有满文《哲学原理》。
绘画、建筑、艺术方面，清朝政府画院中有身兼艺术家的王致诚、郎世宁、艾启蒙等传教士，他们介绍西洋油画，其精湛的绘画艺术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许多画家。在圆明园的建筑中，他们也应皇帝之邀参与其事，从而产生了园内许多中西结合的艺术建筑。这一切的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值得提及的是明清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利玛窦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拉丁文传至西方，成为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十八世纪三
十年代，传教士寄回去的大量书信中，广泛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也译成西文。以上这些译文广泛在西方流传，给西方以很大的影响，如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德国伟大诗人歌德，都借着这些译本受到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歌德晚年对中国哲学、文学尤为向往。
（二）基督新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改变了。清政府取消教禁，天主教的传教事业随之在近代的中国复兴，创办了医院、学校、孤儿院、残婴院、疗养院等，在中国的文化工作也重新开始。教会创办学校旨在使中国青少年，特别是贫民子弟，有进德修业的机会。
1898年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了。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改革科举、废除八股、举办新式学校等，这是我国教育现代化演进上的一大革命。天主教在这次改革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03年教会即在上海建立了震旦大学（即现上海复旦大学）；1923年在天津创办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为一体的天津工商学院（现津沽大学前身）；1925年在北京创办了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日后成为“首都五大学府之一”。在那时期中国仅有一所国立大学，其它十几所全属教会创办。可以说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教会在默默地工作中促成的。教会这些大学在抗日期间为中国的抗日文化活动作出了伟大贡献。
在王友三教授主编的《中国宗教史》上说：“当时，震旦大学成了各文化机关的保护者，辅仁大学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大本营”。此外，教会尤重视残疾人和平民教育，设立了多所盲人学校，聋哑学校。至于中小学，几乎凡有教堂处皆设小学，凡有主教公署处皆设中学或师范学校。据统计，1926年教会创办学校总数达15，000所（含新教）。本世纪三十年代大约50％的中国精英分子是由教会培养出来的。
教会在近代中国文化工作上另一个努力的方向是：创办报刊、开设印刷所。著名的报刊有《广益录》周刊，《公教报》、《益世报》（日报）„„创办这些报刊旨在“启发民智、改良社会”，它们报导教会消息，谈论政事，发布新闻和社论，介绍科学技术。当时著名的学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是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和阅读了教会的报刊才激发起思想中国之前途。
对于天主教在中国近代上所做出的贡献，《中国宗教史》评：“天主教及其社会事业，成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现代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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