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应用社会心理学心理分析案例
小悦悦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与反思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车撞后先后遭到两次汽车碾压,18名路人目击却无人救援,最后只有拾荒阿姨陈贤妹将孩子救起。“小悦悦事件”引发了社会上关于道德的大讨论。路人的冷漠又一次成为了争议焦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路人连一个120救助电话都不打?是不是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呢?我的心产生了极大的触动,这是一种漠视,一种视而不见,这种行为深深的冲击着道德的底线。接下来就通过下面4个心理学效应来透视这种冷漠现象。破窗效应:
若一幢建筑物被打破了一块窗玻璃,且没有及时更换维修玻璃,那么路过这幢建筑物的人们就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去打烂更多的窗玻璃。如果这些破窗户仍旧得不到及时维修,那么还会继续产生其他破坏行为。这是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破窗效应”,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菲利普·津巴多教授曾用一项社会心理学实验进行了证明。津巴多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一辆停在了社会底层聚居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另一辆停在了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辆车不仅敞开了顶棚,而且摘掉了车牌,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而在帕洛阿尔托的这辆,停放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津巴多干脆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数个小时,它就被偷走了。“破窗理论”背后的深层原因并非是纽约的居民比帕洛阿尔托人更冷漠,而是这种冷漠在开了一个头之后,在群体中产生了传染。
小悦悦两度被汽车碾压,经过的18个路人并没有对其进行救助,也正是验证了“恶”或者说“冷漠”在人群中的传染。自我中心性:
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其所生活的环境,所交往的人都会对心理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是一种暂时氛围,也能对我们的行为产生意料之外的巨大作用。人类心理一方面依存于群体,另一方面又极其在意自己的利益,看似十分矛盾。但人类对群体的依存,正是为了更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这一点在进化的角度无可厚非。
大多数人类的心理中都有一个“自我中心性”,对于人性在“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中可窥探一斑: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而身受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惟有一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不顾隔阂,动了善心帮助了他,故事借以表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非“身份”。这种好心人是指既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而是出于内心的道德要求无偿对他人进行帮助或救助的人。
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C•丹尼尔•巴特森基于这个故事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的受试者是一组神学院学生,其中的一半给予“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并要求他们在另一所神学院里布道,另一半则要求在同一地点对就业机会的问题进行布道。作为额外的变量参照,受试者被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内到达布道的地点,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路上会显得匆忙。同时,在到达指定地点的途中,受试者将会经过一个事先安排好的瘫倒在小巷中的路人,这个人看上去急需帮助。实验结果证明,相比那些准备演讲就业机会问题的学生,被给予“好撒马利亚人”故事的学生并没有因为寓言的教育意义而更多地伸出援手。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竟然是他们在路上究竟有多匆忙。如果时间紧迫,仅有10%的学生会停下来提供援助,即使他们即将布道的话题是停下来给予援助是多么地重要。
由此可见,人们对路人的关注远不及对自己是否守时的担忧,人性的弱点在现实和实验的检验下,显露无疑。小悦悦事件中十多个路人的冷漠也恰恰印证了这种现象。从众效应:
从众效应是指人们经常受到多数人影响,而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行为,常被称为“羊群效应”。人们会简单追随大众所同意的,而不去思考事件的意义。如果多数人认可的,即使是错误的,我们也会很容易的接受。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众效应给人的压力,不仅仅会在人群中产生,对于习惯了从众的人,还会形成一种心理模式,即使在单独行动时,仍然会按既有的模式去做。在小悦悦出事后,有十几个路人依次经过但都没有对其进行救助也并未打电话报警,尽管这一行为是陆续发生的,并非属于围观而产生的但也是一种从众行为,这种心理也许源自“别人都没做我也不会做”;或者就像在1964年美国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谋杀案一样,围观者事后认为“别人已经报警了”。
为什么会出现18名路人对于小悦悦熟视无睹呢,我觉得很大一种可能就是路人的盲目从众心理造成的,从这一层面来看,依次经过的路人反应的是一种错误的从众效应。总结
我觉得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缺乏爱,我们只是缺乏那种伸出援手的勇气,存在着一种心理,就是别人不去做,为什么我就地去做,这样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还有就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扶老人过马路”那件事,使人们对于做好事缠身了一种不一定有好报的心理,所以造成了小悦悦事件中一系列人都对于小悦悦熟视无睹,视而不见。
对于这样的事,我也感到十分意外,我们不是常常说助人为乐吗,可是当别人有难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伸出援手,贡献出自己的一份薄力呢?又有多少人以自我为中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是否道德在不断的衰落呢?有些人说是,有些人说不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密切,人们往往在对金钱的罪囚的同时,迷失了自己的善良的本性,就像现在的地沟油事件,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些人不顾他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现在很多人的健康问题。如乙肝,有数据显示,我国的乙肝人数越来越多,我想很大程度都与地购油事件有关。
我希望小悦悦事件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政府应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篇:社会心理学案例分析21
案例:旁观者效应:他们为何不伸出援手
重庆事件 时间:2009/9/19 地点:重庆南坪
现场:一老翁,80岁上下,摔在地上,手足抽搐„„无人敢扶,不少人提醒:不要扶,扶了要遭殃。
前些日子,曾经有人在火车站举着“我是陌生人,不要搭理我”的牌子告诫路人不要轻易学雷锋,他刚刚输掉了一场官司,就是因为学雷锋去扶摔倒在地的老人而惹祸上身,还被判罚4万5。那就是网友热议的“南京徐老太事件”。
“徐老太”的判决生效不久,无独有偶,在重庆南坪一位约80岁的老翁也摔倒在地,手足抽搐,无人敢扶,不少人提醒:不要扶,扶了要遭殃。大家看看图片:老人脸朝下倒在人行过道上,一根拐杖丢弃在一边,旁边是七八个围观者犹豫的脚。
不是人心太冷漠,不是我们道德丧失,不是我们不想学雷锋,而是有前车之鉴,不敢学雷锋了。大家想一下,连法官都说,“扶不起,那得冒倾家荡产的危险”,我们学雷锋的积极性还能剩几分?其实我们都想学雷锋,担心的是官司上身。
有律师说,在扶老人前先拍照摄像或者让倒地者签字,录下声音留下证据,想想多么滑天下之大稽,在有些危急的时刻,老人的健康与生命危在旦夕,难道我们的拍照摄像录音签字设备就那么恰好是给倒地的人准备的吗?老人倒地都是偶然的,路人也都是偶然碰上的,我们普通人成天背个摄像机,除非脑子进水了。
还有人说,在扶起摔倒的老人之前,最好找几个路人作为见证,然后一起将老人送往医院,让医院也做个见证。呵呵,我笑的很无奈,万一只有你自己想学雷锋,偏偏路人没有响应者呢,毕竟因为做好事而惹上官司的事情不在少数。老人的生命很可能就在那找证据的过程中命丧黄泉。
当学雷锋到了这么麻烦的地步,到了必须有很多琐屑的程序化的东西做铺垫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愿意出面出头救人呢? 如果我们所有人在做好事之前,首先想到的是那么复杂的一系列担心灾祸上身的问题,那我们的社会就无可救药,诚信不在了。“不是我不想扶,这世界很无奈!”
旁观者在这次事件中拒绝提供帮助的行为,成为媒介讨论的焦点,人们试图回答:“为何他们不助人为乐?”或者“他们为何不敢助人为乐?”可能在21世纪人们已经变的冷酷无情,对他人的事情不感兴趣。可能是大都市的生活令人们变得冷漠。也可能是电视、电影中的暴力情节令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事件感到麻木。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漠视生命的借口。人们总是说,过去的人总是有多友善,而现代社会有些地方出了问题,使人们变得如此冷漠。然而,即使是在那些趣闻中,我们也能轻易地发现亲社会行为的例子和冷漠的例子,如果人们已经变坏了,为什么会有人在发现一个装满钞票的袋子后将里面的7万美金全部归还呢(Hurewitz, 1998)?为什么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从150英尺高的桥上跳入水中,去抢救一个自杀的妇女呢(Fitzgerald,1996)。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使两位社会心理学家,John Darley和 Bibb Latane 开始思考对亲社会行为的科学解释。他们讨论这一问题,在他们讨论时,一个新的假设产生了:旁观者没有对危急事件作出反应,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受害者,而是情境中有些因素使他们感到犹豫,他们设计了实验,并提出了“旁观者效应”的理论。所谓旁观者效应是指,在一个突发事件中,当旁观者的数量增加时,亲社会行为发生地可能性反而会减少。在凯蒂被谋杀的事件中有很多的目击者,有38位探出窗口来看个究竟的人都可以采取助人行为,但每个人都只承担了1/38的责任,很明显,这还不足以促使他们采取行动。
随着亲社会行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人们发现,在一个危急事件中,旁观者是否提供帮助,须经历五个步骤:是否注意到突发事件——解释突发事件为突发事件吗?——是否愿意承担行动的责任——知道如何做——决定去帮助。在这五个步骤中,任何一个步骤受到阻碍,亲社会行为就不会发生。
有很多原因解释为什么旁观者在他人在场时不会提供救助,社会心理学家比较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的解释:
一、社会抑制作用(社会比较理论):社会上每一个人对所发生的的事情都有着一定的看法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每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个体在行动前就比无人在场是更加小心的评估自己的行为,把自己准备做出的行为和他人进行比较,以防出现尴尬难堪的局面。比较结果当他人都不采取行动时,就会产生对个体利他行为的社会抑制作用。
二、社会影响结果(从众心理):一个人不仅会以他人看法来评估某一情境,而且在行为举止方面也倾向于模仿他人行动。这种情况在特殊情况下更为突出。个体在面对紧急情况下,即使意识到有责任上前帮助,但若别人没有行动的话,个体往往会遵从大家一致的表现。
三、多数人忽略:他人的在场和出现影响了个体对整体情境的认知、判断和解释,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对自己陌生情况进行判断。人们既缺乏对行为措施的心理准备也缺乏对行为的信息资料。因此每个人都试图观察在场每个人的行为资料以澄清事情的真实、自己的模糊认识。从他人行为动作中找自己行为的线索和依据。
四:责任扩散:在紧急情况下,当有他人在场时,个体不去救助受难者的(社会)代价会减少。见死不救产生的罪恶,罪恶感、羞耻感,责任会扩散到其他人身上,个体责任会相对减少。我们说,为了对处于困境中地人提供帮助,个体必须感到自己有责任采取行动。但是,当有许多人在场时,就造成了责任扩散,即个体不清楚到底谁应该采取行动。帮助人的责任被扩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这样每一个人都减少了帮助的责任,容易造成等待别人去帮助或互相推诿的情况。第二个解释是对让会举止失措的害怕。在任何紧急事态中,为了作出反应,就必须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停下来,去从事某种不寻常的、没有预料到的、超出常规的行为。在单个人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但由于其他人的在场,他会比较冷静,观察一下其他人的反应,以免举止失措而受到嘲笑
第三篇:社会心理学作业案例分析
社 会 心 理 学 作 业
案例分析报告: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分析案例。(字数3000字左右)
案例一: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对历届世博会典型形象设计进行分析。
(可选取标志、展馆及其它设施:如会徽、吉祥物、奖牌、举办城市、中国馆、会场馆等)
案例二:FAA西雅图办事处大楼和洛杉矶大楼的设计
在设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西雅图办事处大楼的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设计人员让在这个大楼工作的人扮演了主要决策者的角色。设计小组的成员罗伯特·索默曾这样描述了该项设计的程序:
在设计师萨姆〃斯隆协调的设计方案中,大楼的员工可以自己选择办公室的家具,规划办公室内部的装修。这种做法与联邦政府一贯的作风大相径庭——以往总是由相关的官员来决定这类事情。因为FAA的洛杉矶分部大概也要在这个时间搬进新办公楼,负责这两个建筑的高层机构——美国通用服务管理局于是同意了斯隆的方案,决定让员工参与西雅图大楼的设计,而洛杉矶大楼的设计则完全沿袭传统的做法,以便对两者进行比较。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项不同的设计。一项是西雅图办公大楼的设计,主要由用户进行决策;另一向是洛杉矶大楼的设计,由设计师按照传统的办法完成。而用户更喜欢哪一项设计呢?当然是西雅图的办公楼。哪一项设计得了奖呢?自然是洛杉矶的办公楼。原因何在?下面是索默对设计结果的描述:
这两栋新的办公楼投入使用几个月后,我们曾作过一次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发现,西雅图办公楼的员工对建筑设计的评价高于洛杉矶办公楼的员工。尽管如此,洛杉矶的FAA办公楼仍荣获了美国建筑师协会颁发的多个奖项,而西雅图的FAA办公楼却一个奖也未拿到。美国建筑师协会的一位评委解释说,西雅图办公楼没有获奖是由于它的居家风格以及松散的室内设计,而这正是大楼员工最为满意的地方,这就反映出设计师和用户在喜好上的差异。FAA西雅图办事处的主管承认说,很多来访者对联邦机构采取这样的设计都感到惊讶。这两栋大楼的员工比较了一下自己在搬进大楼前后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洛杉矶的员工认为前后没有什么区别,而西雅图的员工在搬进新办公楼后,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上升了七个百分点。
——摘自萨默的《社会设计:以人为本的创新型建筑》
参考论点:
1、设计目标的确定(参照群体、设计说服、需求层次理论等)
2、设计方法的讨论
3、设计评价(社会心理需求、经济技术、功能与形式)
4、设计团队的合作(人格特征、社会人际关系、职业道德、价值取向)
5、设计师-委托方(生产者)-消费者关系分析(消费心理、社会结构等)
6、从社会、科技、经济、政治角度分析成败原因等
7、自己遇到相似问题该怎么办
也可参考论点自选典型案例:
比如:故宫标识设计贝聿铭,卢浮宫二期扩建项目林璎,越战纪念碑等设计案例
课程结束交作业:PPT+电子文档\打印稿各一份(由各班班长统一刻盘、收齐)
第四篇:社会心理学(案例)
狼孩的故事 社会化的角度
1920年印度传教士辛格在一个巨大的白蚁穴附近,发现狼群中有两个“狼孩”。辛格把她们送进了米梅纳普尔市孤儿院。据辛格讲,这两个孩子刚回到人类社会之初,具备很的特点:吞食生肉;四肢爬行;目光锐利;不会说人话,夜阑人静发出阵阵长嗥。辛格牧师夫妇俩为使两个狼孩能转变为人,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
其中的一个阿拉玛到第2个月,可以发出“波、波”的音,诉说饥饿和口渴了。遗憾的是,回到人间的第11个月,阿玛拉就死去了。另一个卡玛拉4年后掌握了6个单词;将近5年的时间学会了两脚步行,但快跑时又会用四肢。经过5年,她能照料孤儿院幼小儿童了。她为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解纽扣儿)做不好而哭泣。大女孩卡玛拉一直活到17岁。但她直到死时还没真正学会说话,智力只相当于3、4岁的孩子
顺水推舟 情绪与认知角度
有一位英语老师因经常批评一位学生作业马虎,而遭致这位学生的不满。有一次。这位老师无意间在语法上出了一点小错,当场被那名学生发现,那位学生好不容易逮着了这次报复机会,马上站起来作了毫不客气地指正。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这位英语老师以非常温和的神色说道:“嗯,你说得真是对极了,可是其他同学刚才是怎么回事,为何没有发觉到,是不是上课在打瞌睡?”
受到老师的表扬,那位同学的对立情绪消失了。这时,这位英语老师又不失时机的说:“像这样的错误很容易犯,同学们一定要像他那样小心才是。”接着,老师便继续讲解其他内容。
想象权贵 刻板印象
从前有对乡下夫妻在门口纳凉,老婆问:“当家的,皇上天天上山打柴用的一定是把金斧子吧?”老公冷笑道;“蠢婆娘!当了皇上还用打柴吗,他老人家一准儿天天在院子里摇着扇子乘凉的,喝小米粥还有人伺候着呢!”估计,摇着扇子喝小米粥,就是这位农夫最大的理想。
美国前总统里根夫人南希入住白宫一个月后,收到膳食开支帐单时,大吃一惊:“从没有人告诉我们,总统每吃一顿饭都要付钱的,而且干洗和使用牙膏等卫生用品也都要收费。”白宫就像一座豪华酒店,所有住在里面的人都要交纳餐费和杂费。连南希那样的美国人,在成为权贵前,都以为白宫的午餐是免费的。可见权贵的神秘,非常人所能想象。答:第一个缺乏社会化过程,人是社会人,从小就生活在社会中,既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巧妙转化对立关系,运用角色转换和顺导的方式,让对抗方认知自己的行为
第三个刻板印象,是对一类人在大脑中固有的形象,有的刻板印象是对的,但有的却是片面和不正确的,因此,看人做事,不能以刻板印象为依据,在国内最典型的就是关于河南人的问题 赵奢示弱
战国时,秦军围困赵国的阏与,赵将赵奢率军前往解围。走到离阏与还有三十里地的时候,赵奢命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赵奢知道秦军强大,必须得想点办法,才能击退秦兵。恰好,士兵在营外捉到一名秦军闻讯前来窥探的士兵,送到赵奢的营帐。赵奢没有杀这个秦军士兵,反而摆上酒饭招待了他一顿,还说了些希望秦军退兵的话,然后把这个秦军士兵放走。这个秦军士兵回去做了报告,说赵军胆小软弱,惧怕秦军,于是秦军放松了对赵奢的警惕。他们哪里想到,就在这天夜里,赵奢率领士兵突然袭击秦兵大营,打得秦军措手不及,损失十分惨重。
霍去病带头踢球 边塞荒凉,军旅生活枯躁无味。霍去病在月下巡视军营,他被一缕凄楚的笛声吸引了,双眉慢慢地皱了起来。是啊,军中缺粮,士气低落,真叫人焦心哪!面对猖獗的匈奴,战士情绪消沉,怎么打仗呢? 霍去病是西汉有名的军事家.他知道光靠惩罚是不能提高士气的。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带头和将士们一起踢球来振作士气,锻炼身体。于是,他让军队里的工匠用皮子缝咸一个圆圆的皮球,中间塞满毛发。他命令士兵在广漠的荒原上修出一个球场。那时的球场是在地上挖些小浅坑,把球踢进土坑,就像现在足球赛中的射门。随后,他把球分发给部队,艄公的箴言
一个夏日的雨天,一个美丽的少妇意欲投河自尽,被一位老艄公救起。“你年轻轻的,为啥就不想活了?”艄公问。
“我结婚两年,丈夫就抛弃了我,接着孩子又病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少妇哭诉道。
“两年前你是怎么过的?”艄公又问。
少妇擦了擦眼泪,说:“那时我自由自在,一无牵挂„„” “那时你有丈夫和孩子吗?” “那时还没结婚,当然没有。”
“那么你不过是被命运之船送回了两年前:现在你又自由自在、一无牵挂。请上岸吧。” 少妇回到岸上,艄公摇船远走。少妇揉揉眼睛,恍如做了一个噩梦。自此,她又活得充满信心,再没动过轻生的念头。
日本人提意见
有一位日本老人,那些日子每天早晨都在他窗前的一块地上扫,反反复复地扫,认认真真地扫。那块地方并没有杂物,实际上也很干净。开始别人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应该说他的一位中国邻居并没有意识到什么。
老人每天扫的那块地方,只不过是每天晚上都停放着一辆小车。小车是一位中国邻居的。在日本,找一个泊车的车位是很贵的。这位中国邻居为了节省这笔开支,便把自己的车泊在了这位日本老人的窗前。老人显然感到不舒服,可日本人在处理邻里之间的小纠纷时,喜欢采取“暗”的方式交涉,表面上却永远是客客气气的。老人就是通过反反复复地认认真真地清扫那块空地的方式,来提醒中国邻居注意,提醒他不再为了贪小便宜而把车停在他的窗前,给他带来某种不便或者说是某种不舒服。
这种中国邻居最终还是领悟到了老人的真正用意,他也就改正了自己的做法。那位日本老人,也终于露出了不易觉察的笑容。
过度理由效应及其启示 1971年,心理学家德西和他的助手使用实验方法,很好地证明了过度理由效应的存在。他以大学生为被试,请他们分别单独解决诱人的测量智力的问题。
实验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每个被试自己解题,不给奖励;第二阶段,被试分为两组,实验组被试每解决一个问题就得到1美元的报酬;第三阶段,自由休息时间,被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目的在于考察被试是否维持对解题的兴趣。
结果发现,与奖励组相比较,无奖励休息时仍继续解题,而奖励组虽然在报酬时解题十分努力,而在不能获得报酬的休息时间,明显失去对解题的兴趣。第二阶段时实验组的金钱奖励,作为外加的过度理由,造成明显的过度理由效应,使奖励组被试向用获取奖励来解释自己解题的行为,从而使自己原来对解题本身有兴趣的态度出现了变化。到第三阶段,奖励一旦失去,对态度已经改变的被试,没有奖励则就没有继续解题的理由,而控制被试对解题的兴趣,没有受到过度理由效应的损害,因而,第三阶段仍继续着对解题的热情。
这个实验说明,过度理由将对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生着作用,人们为了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合理,人们总是喜欢为发生过的行为寻找原因。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还往往是先找那些显而易见的。如果找到的理由足以对行为做出解释,人们也就不再往更深处追寻了。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但附近却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他们天天互相追逐打闹,吵闹声使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谁叫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报酬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老人开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最后无论孩子们怎么吵,老人一分钱也不给。结果,孩子们认为受到的待遇越来越不公正,认为“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声吵闹。
过度理由效应的存在给我们两个启示:
第一,不要止步于任何外部理由,而要深入发掘外部理由背后的原因,哪怕这种理由看上去是一种无稽之谈。
一天,一个客户写信给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帝雅克部门,抱怨道:他家习惯每天在饭后吃冰淇淋。最近买了一部新的庞帝雅克后,每次只要他买的冰淇淋是香草口味,从店里出来车子就发不动。但如果买的是其它口味,车子发动就很顺利。
庞帝雅克派一位工程师去查看究竟,发现确是这样。这位工程师当然不相信这辆车子对香草过敏。他经过深入了解后得出结论,这位车主买香草冰淇淋所花的时间比其它口味的要少。原来,香草冰淇淋最畅销,为便利顾客选购,店家就将香草口味的特别分开陈列在单独的冰柜,并将冰柜放置在店的前端;而将其它口味的冰淇淋放置在离收银台较远的地方。
深入查究,发现问题出在“蒸气锁”上。当这位车主买其它口味时,由于时间较长,引擎有足够的时间散热,重新发动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买香草冰淇淋由于花的时间短,引擎还无法让“蒸气锁”有足够的散热时间。
第二,如果我们希望某种行为得以保持,就不要给它过于充分的外部理由。
处于管理岗位的人都会发现,奖励的刺激会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别人保持高涨的热情,对于处于低潮中的人尤其如此。但是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就会使奖励成为工作的过度理由,一旦失去外在奖励或者奖励无法满足其需要时,结果就会反而不如从前。
激励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艺术,它应包括精神上的沐泽,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刺激。使一个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应该激发其内在的动力,而不能只靠外在奖励。一个人持续一生的学习应该依靠内在的学习动力。作为教师,我们要培养孩子从内心生长出学习的需要。这种需要应该更多地从教师由身的教学魅力来激发,更多地由获取知识的快乐来激发,应该在不断地努力和成功之中得到生长。激励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艺术,它是精神上的沐泽,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刺激。但愿所有的教师能让所有的孩子在文化的天空中仰望知识的星辰,不是出于外物的诱惑,而是发自内心的渴望。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有这样的体验:亲朋好友帮助我们,我们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朋友”,理所当然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却会认为“这个人乐于助人”。同样,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和丈夫常常无视对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是责任”、“这是义务”,而不是因为“爱”和“关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这就是由于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过度理由效应”。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因而总是为行为寻找原因,一旦找到足够的原因,人们就很少再继续找下去,而且,在寻找原因时,总是先找那些显而易见的外在原因,因此,如果外部原因足以对行为做出解释时,人们一般就不再去寻找内部的原因了。
公司老板如果希望自己的职员努力工作,就不要给予职员太多的物质奖励,而要让职员认为他自己勤奋、上进,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家公司;希望孩子努力学习的家长,也不能用太多的金钱和奖品去奖励孩子的好成绩,而要让孩子觉得自己喜欢学习,学习是有趣的事。
自我与文化
对于某些人而言(特别是那些西方工业文化中的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很盛行的。在美国好莱坞的大片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像史瓦辛格、史泰龙„„他们往往是深入敌后九死一生,一个人就把对方N个人打得屁滚尿流,最后还能活着回来的孤胆英雄;而反观国产电影呢,不是没有这样的英雄,只不过“我们的”英雄,其下场通常是为了集体的、更大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似乎东西方对于英雄的定义标准有着较大的区别,为什么会这样呢?
身份更多是独立的。青春期是与父母分离的时期,个体开始依靠自己,并且开始定义个人独立的自我。即便个体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他的特性——作为有特殊能力、特点、价值和梦想的独特个体——可能会完整地保留下来。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假定,定义一个人的可能性自我并相信他具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会使他的生活富足。在20世纪结束之前,个人主义已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主导声音。
西方文学,从《伊里亚特》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更多地赞美那些依靠自己的人,而较少称赞那些满足别人愿望的人。当人们经历过富裕、变动、都市化和大众传媒后,个人主义就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而亚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区的本土文化则把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种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这些文化中的人们更多地进行自我批评,却很少自我肯定。特性被更多地定义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集体主义有很长的历史,例如在中国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能够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社会心理学家Richard Nisbert在《思维地理》(Geography of Thought, 2003)中主张,其结果不止是社会关系与倡导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不同,而且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
当呈现一种栩栩如生的水下场景时,日本人自然地回忆出比美国人多60%的背景特征,他们的讲述更多以关系为主(青蛙在植物旁边)。美国人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焦点目标上,比如单独的大鱼,而较少注意环境特点(Nisbert, 2003)。Nisbert从这些研究中总结出东亚人的思维更加整体化——在与其他事物或环境的关系中知觉和思考对象与人。
一个具有相互依赖自我的人会有更强烈的归属感。相互依赖型的人在与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开后,会失去那些定义自己的社会联系。他们不是只有一个自我,而是有很多个自我:与父母相处时的自我、工作时的自我、与朋友一起时的自我(Cross & others, 1992)。相互依赖型的自我是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直接的交谈比较少,更多的是礼貌性交谈(Holtgraves, 1997)。其社会生活目标更多的不是增强个体自我而是协调并支持他所在的群体。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尊与“别人怎么评价我和我的群体” 密切相关。自我概念是有弹性的(与特定的情景有关)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跨情景的持久性)。在一项研究中,认为在不同活动领域里仍然保留了自我(内在自我)的加拿大学生为五分之四,而中国与日本的学生则仅为三分之一(Tafarodi & others, 2004)。
无论如何,像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样分类如此鲜明的文化似乎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任何文化中的个人主义都会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发生变化(Oyserman & others, 2002a, b)。这种变化同样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和政治观点之间。在美国,夏威夷人和住在最南部的人要比那些西部山区比如俄勒冈州和蒙大拿州的人表现得更为集体主义(Vandello & Cohen,1999)。保守派倾向于成为经济上的个人主义者(“不要征税或管制我”)和道德上的集体主义者(“制定法律来约束不道德行为”)。而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成为经济上的集体主义者和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者。
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特别是那些少数学会不必太在意别人的偏见的人,“在他人的评价之外”并且认为他所在的群体没有那么重要(Crocker, 1994;Kwan & others, 1997)。自尊更多的是个人的而不是关系的。对个人特性的威胁会比群体特性的威胁更让我们感到气愤和郁闷(Gaertner & others, 1999)。
对于日本学生来说,高兴是伴随积极的社会交往而来的——亲密感、友好和尊敬。而对美国学生而言,这种情绪通常伴随解脱的情绪——效能感、出众和骄傲。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冲突常常发生在群体之间;而个人主义文化则会发生更多个体之间的争斗
第五篇:社会心理学分析
复旦投毒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与反思
复旦大学同寝室的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某关系不和,心存不满,经事先预谋,3月31日中午,将其做实验后剩余并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注入饮水机槽,以致黄某喝了饮水机的水中毒。4月1日,复旦大学2010级在读医科研究生黄洋出现身体不适。当晚即被送至医院就诊。入院后,黄洋病情加重。4月16日,黄洋在医院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后不治身亡。复旦投毒事件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对名高校生心理素质的大讨论,是什么摧毁了两个风华正茂的人才?是什么让室友之间树起了一道心墙?是什么让林某对生命如此冷漠?
伤害他人培养憎恨:
伤害一个无辜的人会贬低和蔑视受害者。士兵开始拒绝杀戮,很快地,他们就不再拒绝甚至变得对待敌人失去人性。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 相信这是受害者应得的命运。
林某先是拿那些毒药来在小老鼠身上做实验的,他做多了实验,心也变狠了,以致最后林某狠心下毒害死自己的室友黄某,这些只会让他失去道德与自由甚至更多,而黄某则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然而林某的内心世界真的得到满足了吗?伤害他人培养的是憎恨。聚光灯效应:
我们一般认为,其他人会对自己的外表和行为投入相当的关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往往他人的关注要比自己预想的要少。有时候我们总是不经意的把自己的问题放到无限大,当我们出丑时总以为人家会注意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人家或许当时会注意到可事后马上就忘了。没有人会像你自己那样关注自己的。
事件中的林某正是因为如此,不断的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事扩大化,以致自己与外界的心墙被越筑越厚,自己的心胸也越来越小。直至最后做了害人不利己之事。如果当初他能将生活琐事化小,不把琐事扩大化,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次残酷的命案。自尊的威胁:
为了维持自尊,兄弟、朋友和夫妻关系中,任何一方的成功,可能比陌生人的成功更容易产生威胁感。研究证明,社会拒绝会降低我们的自尊,同时增强我们渴望被接受的意愿。为了平衡自己缺乏魅力,能力不足的感觉,我们会通过自我展现,在其他地方寻求社会接纳和认同。
事件中林某因为自己没能读自己喜欢的专业,就算提升到博士也不是他喜欢的专业,而同寝室的黄某则能读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且能提升博士,见此林某的内心不免产生了嫉妒,以致眼里只看到他人获得的掌声与鲜花,而看不到他人的努力与付出及他自己的成功。自我中心性:
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其所生活的环境,所交往的人都会对心理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是一种暂时氛围,也能对我们的行为产生意料之外的巨大作用。人类心理一方面依存于群体,另一方面又极其在意自己的利益,看似十分矛盾。但人类对群体的依存,正是为了更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这一点在进化的角度无可厚非。
如今的许多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及家人的过分溺爱使得他们形成了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事件中的林某是家里的佼佼者自然父母很多事对他都是百依百顺,而当他在与同是佼佼者的黄某相处时必定少不了摩擦,彼此心里都会认为自己才有理,而对方永远都是错的,随着摩擦的升级及心理素质的不过关就导致了林某越过法律底线害人。
归因时的自我服务偏差:
将积极的结果归因于自己,将消极的结果归因于其他因素
例子:
发生交通事故时,一般司机都会这么说:“一辆看不见的车不知从哪里跑出来,撞到了我的车,然后又消失了”
成功人士自传中,通常强调得最多的,是与自身努力相关的因素
事件中的林某会做出杀害同窗之事,想必他在与他人相处时必定经常性的将积极的结果归因于自己,将消极的结果归因于他人或其他事物。以致心中对他人只有厌恨,从不没有感激。
透明度错觉:
透明度错觉:实际上,注意到我们的人比我们认为的要少,我们总能敏锐的觉察到自己的情绪,于是就常常出现透明度错觉。我们假设,如果我们意识到的自己很快乐,我们的面容就会清楚地表现出这种快乐并且使别人注意到,事实上,我们可能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模糊不清。
我们同样会高估自己的社交失误和公众心理疏忽的明显度。比如说,如果我们按了图书馆的警铃,或者自己是宴会上唯一没有为主人准备礼物的客人,我们可能非常苦恼(“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怪人”)。但是研究发现我们所受的折磨,别人不太可能会注意到,还可能很快就会忘记。也就是说,其实别人并没有像我们自己那样注意我们。
林某的自卑心理的产生与增加就是透明度错觉的一个典型范例,一个高校生不仅要有才更加注重其是否会做人!生活在大集体中应该融入集体,不开心的时候就应该向好友诉说,不要指望他人能够读懂你的内心,只有你说出来,他人才能帮到你。不要等到一发不可收拾了才来后悔。
总结
如此看来,最令人恐怖的从来都不是有毒物质,也不是杀人致死,而是人心。那一颗颗漠视生命的心,一颗颗扭曲的心灵,震惊社会。类似极端事件仍属于个案,并不代表今天的大学生。但是犹如硬是教育所关注的功利性,让人际交往、学习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困境成为当代学子最为突出的四大“心病”。正是过度竞争、文化差异、生活习惯不同、缺乏包容等导致学生之间矛盾不断。如果不能及时关心、疏导排解这些心病,任由恶性生长,就可能出现又一个“林某浩”。
教育者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通过复旦大学的这起投毒事件,各高校应该重视学生心理疏导,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整个教育体系中去,更多的着力提高学生的心理调控和适应能力,提升自身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要给学生提供帮助渠道,让学生有心理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疏导。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者应该与全社会共同携手起来,建立健全一个大学生心理问题筛查、干预、控制、跟踪一体化的工作机制,早期发现问题并作出果断及时的处置,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