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曝2013年大部制改革方案:铁道部与交通部有望整合
媒体曝2013年大部制改革方案:铁道部与交通部有望整合
《财经》记者 李其谚 左林 贺涛 刘琦琳 许竞 由曦 王晓璐
即将在**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提交中央讨论的新“大部制”改革方案,包括民政部扩大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责;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整合,成立专门的市场秩序监管部门;国家海洋局扩权,强化海洋综合管理权限;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有望整合;而此前广为流传的“大能源”、“大文化”、“大金融”等部门的改革,暂未列入改革重点。
自2008年启动至今的上轮“大部制”改革,重点不在整合归并、加减计算,难点始终在于打破政府部门自身利益倾向,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实质性、深层次问题的时刻,因此,各界高度寄望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中重新设立类似国家体改委的实体性改革协调机构,超越部门利益,系统性、整体性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令人遗憾的是,“新体改委”未列入此轮改革的方案。
相较于上一轮“大部制”改革大刀阔斧地跨部门整合,本轮改革重在局部“手术”,这体现了十八大报告中“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总体原则,也显示改革仍掣肘于垄断利益、部门利益纠葛,未来任务依然艰巨。
——编者
闻楼梯响,终见人下来。
经历了五年的探索、总结、反思与争论,中国的“大部制”改革终于再度提上日程。2月下旬,《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新一轮“大部制”方案起草已基本完成,并会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提交讨论。
“大部制”又称大部门体制,是指对职能相同或相近的政府机构进行整合归并,实行综合设置,以减少机构重叠、职责交叉,从而提高政府效能。
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改变了中国以往数十年来机构改革中简单的“加减法逻辑”,尝试组建“大部制”为基本框架的政府机构。一位参与本轮“大部制”改革方案讨论的专家表示,新的“大部制”方案将在总结上一轮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明确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再进一步”,“改革方向不会逆转”。
据《财经》记者了解,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草案的重点在于:强化市场监管,改善民生,整合完善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重要领域的管理体制。
其中,民政部将扩大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责;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专门的市场秩序监管部门;国家海洋局亦将扩权,强化海洋综合管理权限;各界呼吁最多的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将有望整合。而此前广为流传的“大能源”“大文化”“大金融”“大体改委”等部门的改革,暂未列入此轮“大部制”改革的重点。
相较于上一轮“大部制”改革大刀阔斧地实施多个部门的整合,本轮改革进行“手术”的仅有少数部委,更多的则是着眼于部委职能“微调”,这也体现了十八大报告中“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总体原则。
“虽然草案已经基本完成,但在提交讨论之前,仍存在变化的可能。”上述接近方案讨论的专家透露,在二中全会之后,“大部制”改革方案才有望“定盘”。
2013年1月,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李建华在《求是》杂志撰文谈及“大部制”改革时提出,“要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对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机构进行合并;对职责交叉重复、相互扯皮、长期难以协调解决的机构进行调整;对职能范围过宽、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逐步建成科学合理、顺畅高效的大部门制行政机构体系。”
然而,形成方案仅仅是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开始,未来改革能否成功,并最终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仍面临诸多挑战。
“无论是现有大部门的完善,还是新大部门的增设,都应从外延式转轨到内涵式,否则就会成为五年一次的新瓶装旧酒。”中国行政管理协会副秘书长沈荣华表示:“如果行政管理体制内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那(„大部制‟改革)就毫无意义了。”
民政扩权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轮“大部制”改革中,一向冷门的民政部将会扩充职权,其社会组织管理、社会建设职能将被强化,并成为新亮点。
在之前的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民政部始终没有进行大的调整,其基本职能亦变动不大。
1988年和1993年国务院两次机构改革都确定,“民政部是国务院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199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民政部的职能定位得以延续,但在政府部门序列上将其列入“国家政务部门”,以进一步加强它的行政管理职能。同时,民政部的部分权限也得到调整。比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职能被划出,并入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承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抗灾救灾、退伍军人和离退休干部安置、勘界等职能。此后,民政部职能再无大规模调整。
目前,除社会组织管理外,民政部承担的优抚、救灾、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婚姻、殡葬管理等职能,多为国家对社会底层的救助帮扶,职能较为局限。
近十年来,社会建设被提到重要地位。十八大报告中更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实现。而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改革是重要内容。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民间组织”的表述首次变更为“社会组织”,具体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其登记管理职能归属民政部门。
长期以来,中国对社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与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即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之前,社会组织须找到一个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业务主管单位”。这造成大量草根组织无法注册,游离在灰色地带。而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多和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联系,部分异化为“二政府”,代为行使行政职能,甚至成为**重灾区。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曾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一些行业协会已沦为政府部门的“小金库”,政府部门不便收的钱由协会收,又回流到政府部门,从全国性行业协会到地方性行业协会概莫能外,以致中纪委把行业协会列为治理**的重点领域。
由于“双重管理”,不少全国性社会组织的实际管辖权分散于各部委,民政部门缺乏有效监管手段,只能在登记注册时进行资格审查,日常监管主要依靠年检,且往往流于形式。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此次“大部制”改革中,强化民政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权,废除被诟病已久的“双重管理”,是最有可能的方向。
实际上,在此前的修法进程中,这一方向已露端倪。2011年3月,《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即已明确基金会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成为唯一的登记管理机关,原有的分散管理模式向集中管理过渡。后来这一草案送审稿虽未公开征求意见,但了解修法进程的人士称,民政部门扩大监管权已成必然。
《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增加了大量对民政部门的授权条款。比如,登记管理机关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可以采取现场检查、调查取证,以及查阅复印有关文件、证照、账簿、电子数据等方式,并可根据需要对印章和有关资料临时封存。
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已经开始尝试行使行政执法权。2009年,吉林省组建民间组织执法监察局,并下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江苏省为增加执法监察工作的权威性,不仅将主管机构名称改为“社会组织管理局”,还增挂了“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局”牌子。
除去对社会组织管理的强化,在“社会建设”的大框架下,社区建设、社工建设等内容未来也可能被一并整合进民政部门,并得以强化。
但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看来,这一方案仍不够理想。民政部门要成为社会建设主体,应当整合国家发改委社会司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部分职能,成立“大社会部”,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角度展开社会管理改革。
不过王名也承认,这一方案难度很大,最主要是涉及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大部制改革,首先在部门层面就得取得共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则认为,民政部门要强化社会建设,应当理顺与各地社会工作委员会(下称社工委)的关系。按照目前各地的通行设置,社工委隶属党务系统,但在北京等地已出现职能化趋势,承担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社区建设等具体工作,由于其部分职能与民政部门重合,两者在行使职权时经常“打架”。而社工委在中央层面并无相应设置,社会管理职能划归中央政法委、综治委,带有比较强烈的维稳色彩,“反而拖了民政改革的后腿”。贾西津认为,社会建设管理改革,必须让社会组织、社区、社工都成为建设主体,而非维稳对象。
食品监管“无缝化”尝试
在本轮“大部制”改革中,对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整合将成为重点之一。其目标是要建立“统一监管”的体制,这也符合大部门体制所确定的“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的设想。
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让公众感到焦虑和担忧,也让分管食品安全监管相关机构焦头烂额,疲于应对。多头监管、分段管理的体制,已成为制约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最大障碍。
目前,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权分散在农业、质检、商务、工商、药监等系统中。以农牧业产品生产消费链为例,农业部门管理农产品种养环节,质检部门管理加工环节,流通环节则由工商部门监管,最后的餐饮环节由药监部门把关。由于涉及的监管部门和环节太多,且力量分散,分段监管体系难以避免缝隙和盲区,进而造成部门之间责任不明确、互相推诿,并使得食品安全事件一再发生。
2008年以来,“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沈阳“毒豆芽”事件和河南“瘦肉精”事件等,皆使现有体制之弊暴露无遗。
此外,中国现行体制也与国际食品安全监管的发展趋势相逆。以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为例,其按照产品种类进行职责分工,不同种类的食品由不同部门管理,农产品归农业部管理,农产品以外的其他食品由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负责,以此实现对产品流程的无缝监管,出现问题无法推诿。
实际上,中国一些地方尝试,已为进一步改革提供经验。比如,深圳和顺德进行的“大部制”改革试点,便在食品安全集中监管方面做出探索,学界大多持肯定态度。两地的改革模式大体相同,都将分散于原工商、质检、药监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进行整合,划归给新设立的机构——深圳称为市场监督管理局,顺德则叫做市场安全监管局。
然而,深圳和顺德的做法,也受到了现有管理体制的挑战,最大的问题便是“一个媳妇要应付多个婆婆”。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王静举例说明这个问题,广东省工商局召集重要会议,希望下级单位认真对待,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要有一位副局长去参加会议,同样在质检、卫生方面,也要设置副职对应。王静认为,如果只在基层做部门合并,就会导致与上级机构对接时出现障碍,“中央层面应该首先理顺这个问题,地方才好做事”。
据《财经》记者了解,全国性的食品安全监管改革,最大可能是参照深圳和顺德的模式。一位接近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专家透露,一个名为市场秩序监管总局的机构可能会被设立。
从各系统的内部改革来看,新一轮的食品安全监管改革可见脉络。2011年,全国省级以下的工商和质检部门开始从垂直管理调整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在此之前,省级以下药监部门也开始了分级管理调整。根据2009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总责,减少中央政府的干预,可以方便地方政府行使权力。
但是,对于这种分级管理的调整,地方工商和质检系统的抵触情绪较大,最主要的担心是,在改成属地管理以后,未来在人员编制、经费支持上会处于弱势地位,部门的力量会被削弱。但在王静看来,这种担心并不必要,随着地方政府真正认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应会给予相关的保障。
然而,一旦涉及到部门整合,首先需要克服的障碍就是编制、人员和设备等矛盾。在2009年的调整中,地方药监局从卫生局接手餐饮服务监管职能,但相应的人员和检测设备并没有及时划转,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消化掉问题。湖南会同县药监局原副局长朱宝利也表示,一开始,基层药监系统对餐饮服务的管理审批并不适应,当时从卫生部门转来的人员大部分不是餐饮专业的,以预防医学的居多,专业不对口。“我们局去年才刚刚理顺餐饮服务的审批职能,人员扩编,也培训了(如果成立新的机构),现在又要交出去。”朱宝利抱怨。
而对于本轮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调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实现食品安全无缝监管的改革趋势是正确的。不过,食品安全监管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对于本地急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势必更加关注,但出于保护本地税收和就业的考虑,可能会对产生长期、慢性危害的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格。
“大海洋”格局期待
在过去的一年之中,从渤海溢油事件,到南海、东海主权之争,海洋管理的地位从中央决策层面到民众层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业内多位专家表示,这很有可能成为海洋管理体制改革的契机。
1964年,中国已设立国家海洋局。但直到1989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海洋局才被明确为管理全国海洋事务的职能部门,同时原有分散的海洋行业管理得以保留。至此,“海洋综合管理与分部门分级管理相结合”的体制确立,并延续至今。但海洋局一直被认为是“弱势部门”,海洋的实际管理职能分散于海洋、渔政、海事、公安边防、海关、国土、文物、旅游以及石化、石油企业等各部门和行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体制已经日渐成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的掣肘。
2003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是中国首个指导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该纲要涵盖了海运、船舶工业、港口开发等多个领域,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在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看来,该纲要在实施过程中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便是实施主体不明确。
此外,目前中国的海洋执法权同样分散在海监、渔政、海关、海事、公安边防等多个部门手中。一位基层渔业监督管理站站长表示,海洋执法的现状是,各个执法队伍皆遵照各个主管部门颁布的法规进行执法。“比如渔政主要遵守的是《渔业法》,渔政的船出去只能管捕鱼的,其他的不能管,因为没有执法权。”
现实中高度分散的行业管理,使得国家海洋局无论是在海洋经济的发展或是海上突发事件的处置中,处境都颇为尴尬。
实际上,海洋管理体制改革多年呼声不断。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时任国家海洋局管理司司长鹿守本就开始呼吁对海洋的综合管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更明确表达了逐步理顺海洋管理体制的方向。
在2012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海洋局党组成员、纪委书记吕滨总结海洋管理体质存在的弊端主要包括,缺乏高层次的统筹决策机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威性不够,海上执法力量分散,效能发挥不足。
吕滨还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改革完善我国海洋管理体制的建议》(下称《建议》)。这份《建议》可视为国家海洋局对未来海洋管理体质改革的预期。
《建议》分别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阐述。一是在决策层面,成立中央海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中央、军队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向中央提出事关国家海洋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建议,处置海上突发事件。二是在管理层面,成立国务院直属海洋主管部门,涉海有关职能由该部门实施综合管理。三是在执法层面,组建中国海洋执法监察总队。整合海洋执法力量,建立一支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
目前,在中央决策层面加强对海洋领域直接管理已无悬念,已经成立的中央海权办成员即包括海洋局、外交部、公安部、军方相关部门等。
然而,在管理层面和执法层面的整合,则不得不囿于多部门利益的协调,以及权责的划分,一直难有动作。
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以前海洋局仅设于国家层面,并未向省市县一级延伸。为了能够调动国家和地方双向管理,中国开始向地方赋予海洋管理权责。但是,到底选择单成立一个系统,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增,却是一个问题。
反复权衡后的结果是,在省市县一级渔业局增设了海洋管理职责,合并成海洋与渔业局(厅)。一位退休的省级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就表示,同样一件事情,在国家海洋局开完会汇报后,还要去渔业局汇报。
海洋管理体制改革迟迟没有启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究竟是将国家海洋局交由国务院直接管理,还是成立一个类似于能源管理委员会的协调机构,决策层意见尚未统一。
而在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中,有望从中央层面理顺海洋管理体制。一位接近国家海洋局的人士透露,中编办和中组部都已经到海洋部门和省市做过调研,可以说这方面的基础工作已经做了多年,“这次应该能上两会”。
“大金融委”难产
新一轮改革的调研之中,金融界人士一直在呼吁“大金融委”现身。
在1993年以前,中国由央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1993年的机构改革中,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陆续成立,“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成形,并由此确立了分业监管的体制。
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混业经营的深入,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的问题在金融领域日益突出,“一行三会”之间缺乏协调的问题为业界关注。
2008年8月,国务院曾下发通知,要求央行会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机构共同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但是,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度保障,协调机制并没有发挥实际效果。目前,“一行三会”之间协调的主要渠道是每十天一次的、由主管副总理主持的工作会。而在高层交流之外,司局级中层的沟通较少。“尤其在涉及到利益、地盘等问题时,部际协调异常困难。”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周景彤表示。
在2012年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再次提及要积极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减少监管套利,避免监管缺位和错位。
出于政策要求和现实情况,是否采取将“一行三会”合并,或者建立高于“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等屡被业界论及。
然而,各方消息显示,“大金融委”并未被列入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
“我们没有听说任何这方面的消息。”一位银监会权威人士表示。他认为,目前“一行三会”合并可能性不大。
一位前任银监会高层人士也指出,改革如果使政府瘦身、功能高效的话,那没有问题,但如果只追求形式的话,并不解决根本问题,现实的路径依然是在目前的监管格局下加强协调。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胡滨曾撰文表示,中国应建立实体化、法治化的监管协调机构。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分业监管格局中,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缺乏正式的制度保障。
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之外,对于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也是改革的重点。
早在2010年,财政部会同中组部、中编办、人民银行、法制办、国研室、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中投公司等单位成立了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课题小组,并起草了《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课题调研报告》(下称《调研报告》)。
《财经》记者获知,《调研报告》初拟了两种方案。
方案一是依托现有管理部门和机构,明确财政部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和出资人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权责对等。在资产管理层面,可在财政部现有职能基础上,增加制定并组织实施国有金融资产战略**等职能。在人事管理层面,对国有金融机构领导班子的管理体制维持不变,即由中组部和监管机构任命。
方案二是成立专门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行使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和出资人代表职责,承担制定和组织实施国有金融资产战略**等职权,并将财政部和汇金公司管理的国有金融资产及相关职能划转至特设机构。同时,在特设机构下成立国有金融股权管理公司,重点国有金融机构股权管理由特设机构负责,非重点国有金融机构股权管理由国有金融股权管理公司负责。在人事管理方面,国有金融股权管理公司领导班子由中组部管理,将中投公司和金融监管部门的“管人”职责划转至特设机构。
当时,课题的成员单位提出了各自的倾向性意见:中组部、法制办、证监会、中投公司倾向于方案二;国研室、银监会倾向于方案一;保监会倾向于目前选择方案一,待时机成熟后适时启动方案二;中编办、财政部、人民银行倾向于将两种方案一并上报国务院。
其实,两种方案的利弊十分明显。方案一对现有格局触动不大,改革成本较低,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出资人职能相对分散的局面,且不利于财政部实现公共财政目标。方案二的好处在于,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代表单一,能够设定并实现更为明晰、具体的可操作目标。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对现有格局有较大调整,改革震动过大。
业界一度猜测,“金融国资委”议题会在2012年的第四次全国金融监管工作会议上提交讨论,但是并未实现。据《财经》记者了解,部委缺乏统一的认识以及改革难度过大是主要原因。
据《财经》记者了解,新一轮“大部制”改革,“金融国资委”的组建仍未列入方案重点中,但对于其的可行性研究,仍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大能源部”再折戟
在上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发改委能源局升格为国家能源局。两年后国家能源委成立,能源管理的格局开始趋向集中。去年以来,组建“大能源部”的讨论渐多。
2012年9月下旬,中国能源研究会公布了一份“能源大部制”的改革建议报告。
中国能源研究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单位,这里聚集了来自能源监管机构、能源企业的核心研究型官员和权威企业人士。中国能源研究会所发布的题为《健全与市场经济和低碳经济相适应的能源管理体制》的报告中称,中国成立能源部,统一制定能源政策,加强能源管理,更有利于能源发展目标的实现。
这份报告与此前流传的版本不同。报告中的能源部将不触及包括能源价格管理和项目审批权,而会将职能定位在能源战略规划和市场监管上,这或许会比其他方案降低改革的阻力。
尽管支持报告发布的专家一再声明,上述研究结论仅代表研究者的意见,而并不代表主管机构的看法,但这份报告还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大能源部的成立是大势所趋。”中国能源研究会一位专家表示:“能源问题越来越重要,大能源部的管理体制,在国际上是一个趋势。”
不过,对于“大能源部”的反对意见,也从未停止。
原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要借鉴之前的监管教训:“如果成立了能源部,却不给予其相应的权力,那么我就不赞成成立。”
然而一旦能源部强势,则必然陷入与国家发改委分权的斗争之中。“就像孙悟空怎么逃也逃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国家发改委系统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打来打去,就变成国家发改委批大项目,能源部批小项目。两个强势部委一起来管能源行业,将是能源领域的一场灾难。”
“大文化部”缩水
在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中,各界一度认为“大文化部”将成为改革排头兵,此前中央调研组亦奔赴各地广电系统调查研究。然而,据《财经》记者获悉,目前,“大文化部”改革速度低于预期,或将在政府换届平稳之后渐次展开。
自2008年“大部制”改革以来,信息技术、文化事业、产业迅猛发展,这对文化部门的行政体制形成了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对《财经》记者表示,文化、体育事业具有特殊性,近年来,文化事业、产业的管理体制与现实情况的发展已经出现了较大矛盾,现有的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也应该相应进行变革。
目前,在县市一级,多数广电系统、新闻出版单位、企业已经与文化部门合并,成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下称文广新局)。在海南省,文化部门的“大部制”改革甚至已经包括了体育部门。正是因为此,业界认为,“大文化部”改革水到渠成。
关于此次“大文化部”的调整方案,此前流传较多的版本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将与文化部合并为“大文化部”。而在另一版本中,除去上述三个部门,国家体育总局也将被并入大文化部。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具体合并方案目前并不明朗。
汪玉凯曾参与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方案设计,在他看来,从去年十八大召开到今年“两会”召开,时间间隔较短,短时间内,局部调整的可能性较大,大调整或许将在一两年后逐步展开。
汪玉凯认为,基于社会环境、现实的变化,此次大部制调整的初衷即在于对近年来突出的共识性问题,实现理顺职责、避免交叉的目标。以网络游戏监管为例,在过去几年,就曾出现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的交叉管理现象。
喻国明表示,随着互联网发展,决策层仍需进一步认识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意识。在对文化事业的管理上,应该侧重边界而非执着于细节。关于“大部制”改革思路,他认为,可按照技术、内容、产业等方面划分,加强专业化。对于此轮改革的预期,汪玉凯表示,改革需要各部门做好思想准备及工作准备,“比起需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更为重要”。
“顶层设计”缺憾
长期以来,中国的改革掣肘于垄断利益、部门利益纠葛,全局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年逡巡不前。因此,经济学家们普遍寄望于“大部制”改革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倾向,重新成立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实体性改革协调机构,牵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这是最令人遗憾之处。”一位接近方案研讨的专家告诉记者,即将提交的“大部制”改革方案中,“新体改委”未列入其中,同时对国家发改委的审批权削弱亦有限。这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仍由国家发改委同时主导“改革”与“发展”。
2003年的机构改革,国家经贸委部分职能与国家体改委并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改组更名为国家发改委,在实际上是把短期调控、中长期调控、体制改革、总量控制等目标一致和彼此关联的宏观调控职能归为一体。国家发改委也因此有了“小国务院”之称。
发改委掌握宏观调控权、微观项目审批权,同时还在领衔体制改革。而每成立一个新的部委,都需要面临与国家发改委的职能交叉,不免陷入与发改委的分权纠葛。
国家发改委成立十年来,权力过于集中,既管“发展”又管“改革”等问题颇受争议。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坦言,强化国家发改委并非真正“大部制”,“因为„大部制‟是基于市场经济,而国家发改委的超级部委模式是基于计划经济。”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该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解决或者碰过了。今后的改革必然涉及到实质性的、深层的问题。改革必须是要自上而下的,有系统地整体进行。”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告诉《财经》记者:“中央对改革应该有专门研究的机构,然而现在没有。上一轮机构改革后,体改委并入发改委,但发改委首要职能是指挥经济运转的。”
在上一轮“大部制”改革之后,中央曾派出调查组,分析改革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一位参与调研的专家透露,他们认为各个部门关系并没有理顺。“发改委管宏观,实际上也管到了各个行业部门,替代了行业部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这位专家透露:“其他部委负责行业政策、标准、规划,但是很大部分权力却在发改委、财政部,行业部门仍然权责脱节。”
纵然留有遗憾,但即将提交中央决策层的改革方案仍将“大部制”向前再推进了一步。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在努力打破上一轮以“政府职能转移”为主的“外延式”改革模式,力争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现在机构改革方案保密度很高,这是不对的。”接近方案制定的专家对《财经》记者指出:“„大部制‟改革方案如果真正科学地研究,应该公开讨论,听取各界不同声音,吸收地方和行业的改革经验——真正的改革应该兼有各种视角。”
本刊记者翁仕友、实习生王佳丽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财经》
第二篇:大部制改革方案
大部制改革方案
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即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2013年3月10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表明,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将启动,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25个。
大部制改革方案
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开
启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25个。
(一)实行铁路政企分开
将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统筹规划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展,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负责拟订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经营铁路客货运输业务,承担专运、特运任务,负责铁路建设,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
不再保留铁道部。
(二)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将卫生部的职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拟订计划生育政策,监督管理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等。
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管理。
不再保留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三)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是,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
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划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承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加挂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农业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将商务部的生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农业部。
不再保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单设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四)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
业发展,监督管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机构和业务以及出版物、广播影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负责著作权管理等。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加挂国家版权局牌子。
不再保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五)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
将现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源部管理。主要职责是,拟订海洋发展规划,实施海上维权执法,监督管理海域使用、海洋环境保护等。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接受公安部业务指导。
为加强海洋事务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海洋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统筹协调海洋重大事项。国家海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国家海洋局
承担。
(六)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
将现国家能源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主要职责是,拟订并组织实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提出能源体制改革建议,负责能源监督管理等。
不再保留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改革概念: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现有的66个部门中,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履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能,无法向民众
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必须对现有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整合,改变政府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而不仅仅是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虽然这些是政府机构改革中最基础性的工作。
换言之,推行大部制同时就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从而使得政府权力得以规范、回归公共服务。如果大部制改革达不到转变政府职能的效果,那么,它就会像之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样,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大部制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部门利益,但正如人们所担心的,如果几个部合并成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因此,若没有建立起
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阎王变成了小鬼,可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那么,大部制改革就可能把过去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解决这一难题,惟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总之,大部制是社会大转型中政府保障服务性功能突出、行政色彩淡化的必然选择。而一个整合了不同部门利益的强势大部委,其职能也应该适应和体现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的管理需求。随着两会的来临,有关大部制改革将会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笔者衷心地希望这次大部制改革能够收到扎扎实实的成效,政府部门都能成为一个个办事干练、勤政为民的政府。
第三篇: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
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
将原有的41个党政部门大刀阔斧砍为16个,精简幅度接近2/3。而仅有的10个区政府
工作部门,有7个局长由常委或副区长兼任。顺德区此次精简机构的另一个亮点,就是最多“1正5副”制机构职能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后党委机构(6个)
● 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
组建区政务监察和审计局,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将区监察局、审计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区政务监察和审计局。不再保留区监察局、审计局。区信访局并入政务监察和审计局,在区政务监察和审计局内设机构挂牌。
● 区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与区委办公室合署办公,挂区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室牌子。
● 区委组织部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与区委组织部合署办公。将区人事局机关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职责划入区委组织部(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 区委宣传部
组建区文体旅游局,与区委宣传部合署办公。将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除文体许可及文化综合执法以外的职责、旅游局除旅游市场监管以外的职责划入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局)。不再保留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旅游局。
● 区委政法委员会
区司法局与区委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
● 区委社会工作部
组建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与区委社会工作部合署办公,挂区港澳台工作办公室牌子。将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区外事侨务局、民族宗教事务局、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职责,区残疾人联合会机关除残疾人就业培训以外的职责,区农业局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责,区民政局双拥优抚、基层政权建设、民间组织管理的职责,整合划入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不再保留区委农村工作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区外事侨务局、民族宗教事务局。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归口区委社会工作部,按各自章程运作。调整后政府机构(10个)
● 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
佛山市规划局顺德分局由市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将佛山市规划局顺德分局、区发展和改革局(物价局)、统计局的职责,经济贸易局产业发展规划的职责、佛山市国土资源局顺德分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职责,区环境保护局生态保护规划的职责,整合划入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不再保留区发展和改革局、统计局、佛山市规划局顺德分局。区物价局在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内设机构挂牌。
● 区经济促进局
将区经济贸易局(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信息产业局)、农业局(畜牧兽技术局(知识产权局、信息产业局)、农业局(畜牧兽医局)。
● 区教育局
进一步优化整合教育资源,做大做强教育事业。
● 区公安局
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分局由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更名为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
● 区财税局
佛山市顺德区地方税务局由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将区财政局、佛山市顺德区地方税务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区财税局。不再保留区财政局、佛山市顺德区地方税务局。区财税局地税业务工作由省地方税务局直接领导。区财税局代表区政府联系佛山市顺德区国家税务局,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由区财税局归口联系。
●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将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职责、人事局除机关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以外的职责、民政局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职责、卫生局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职责、总工会劳动竞赛的职责、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就业培训的职责,整合划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顺德分局由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更名为佛山市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归口联系。不再保留区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 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佛山市国土资源局顺德分局由市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将佛山市国土资源局顺德分局、区建设局(房产管理局)、水利局的职责,区交通局(港航管理局)的建设职责,整合划入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不再保留佛山市国土资源局顺德分局、区建设局(房产管理局)、水利局。
● 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
佛山市顺德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省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将区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职责,以及佛山市顺德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除食品安全协调以外的职责,整合划入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不再保留区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 区市场安全监管局
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由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将佛山市顺德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佛山市顺德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食品安全协调的职责,区卫生局的食品安全卫生许可和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的文体许可及文化综合执法职责,区农业局的农业市场管理职责,区经济贸易局(旅游局)的旅游市场监管、生猪屠宰管理职责,整合划入市场安全监管局。不再保留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 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
将区环境保护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职责,区交通局(港航管理局)除交通建设以外的职责,区建设局的公用事业管理职责,整合划入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不再保留区环境保护局、交通局(港航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佛山市顺德区气象局由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归口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联系,挂区地震办公室牌子。
第四篇:大部制改革方案要点
大部制改革方案要点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简称大部制),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围绕大部制改革问题,国内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关于大部制的涵义与特征
有学者提出,所谓大部门体制,就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有学者认为,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
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基于上述涵义的界定,有学者揭示出大部制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大。这种大表现为组织规模大和职能范围广;二是少。就是职能部门少,如实行大部制的美国政府仅15 个职能部门等;三是合。实行大部制的目的之一是整合行政资源;四是协。大部制改革必须有机整合机构,优化组织结构,使之高度协调。
很显然,大部制是将政府相同及相近的职能进行整合,归入一个部门管理,或将一些职能相近或相关的部门整合为一个较大的部门。与按照政府专业管理职能设置政府机构的小部制不同,大部制是一种政府事务综合管理的体制。职能有机统一是大部制的精髓所在;宽职能,少机构则是大部制的鲜明特征。
关于大部制改革的目的与作用
学者大都认为,大部制改革的基
本目的是拓展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学者具体分析大部制改革的目的,认为推行大部门体制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而是为了集中和综合决策,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保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
对于大部制改革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化解当前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以及权限冲突的矛盾,有助于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简化公务手续和环节,提高政策执行效能,降低行政成本。也有学者主张,大部制改革有利于部长承担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有利于责任政府的建设。
在笔者看来,大部制改革的目的和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原则与方法
学者们从多个层面构建了大部制改革的原则。有学者认为,大部制改革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即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相联系的原则和配套推进的原则。也有学者从公共权力回归的视角提出大部制改革的三个原则:以公共精神为指导的原则、整体性原则和精兵简政原则。
在改革的具体方法上,有学者认为,大部制改革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大部制改革已不是一次单纯的机构改革,甚至也超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范畴,应当将其视为更深层次、更广维度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环节。也有学者认为,实行大部制,必须和经济体制改革、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相结合,真正做到政事分开、政企分开。还有学者提出,新阶段进行大部制改革,要按照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的原则,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依笔者之见,大部制改革在方法上可以多样化,但其根本原则是职能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
关于大部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大部制改革与以往的机构改革具有本质区别。按照大部制的方案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产生重要影响。厘清和把握大部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有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有学者提出,大部制改革重在精简统一效能。也有学者分析,大部制改革应重点解决职能和机构整合问题、决策与执行分开问题、各类政府机构关系问题和地方政府机构设置问题。对于大部制改革的难点,有学者认为有四个:(1)如何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重建政府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大部制下的权力监督提供保障;(2)大部制能否有效遏制和消解部门利益,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3)大部制改革可能会牵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真正的大部制很难确立。笔者认为,目前大部制改革的重点在于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调整权力关系、消解部门利益、实现有效监督。
关于大部制改革的愿景与阻力
大部制改革将成为我国机构改革的引擎,为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勾勒出一种美好的愿景。学者们在这方面表达了乐观性的见解:大部制这一多方求证的可行思路,无疑将继续沿袭本届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努力,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原则,为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提交一个执行路线图。
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对当下大部制改革面临的阻力给予了清醒的估计。有学者提出,要冷静看待大部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真正的大部制也许很难确立。有学者具体指出大部制运行中的问题:大部的确切边界划定问题、部门的整合问题、内部
管理上的困难与运行成本问题以及对大部组织的监督问题。也有学者指出大部制改革的四道难题:权力磨合难、人员分流难、机制磨合难和运行监督难。更有学者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大部制改革中的三大问题所形成的阻力: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问题、党政权力对接问题和改革策略、方法的选择问题,改革的最大阻力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
大部制改革遭遇的阻力主要是部门利益的作祟。只要坚守政府的公共性,切实践履执政为民的宗旨,改革的阻力就可转化为改革的动力。
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原则
1.回应性调适原则。一要回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强化宏观决策,加强市场监管,弱化微观管理,同时兼顾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培育市场、促进特殊行业发展、有效管理骨干国企的需要。
二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展社会职能,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充分培养社会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三要
回应利益多元的需要。充分考虑地方利益、地区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平衡,既要合理配置利益机制,又要防止追逐违法利益。四要回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减少管理层级,实行扁平化管理。
2.总体性统筹原则。一要总体统筹职能设置。构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错落有致的服务型政府职能架构。二要总体统筹权力配置。加强国务院最高领导层对各部门的统筹能力,同时合理划分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人权、财权、事权的权限。三要总体统筹各种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四要总体统筹府际改革,形成国务院机构改革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协调张力。
3.系统性集中原则。一是整合职能。有机合并相近职能,避免职能交叉,相互扯皮。二是整合权责。健全政府权责体系,形成部门间和层级间合理的权责构成。三是整合机构。减少管理环节和层次,优化结构。四是整合机制。整合大部门内部的运行机制,降低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4.制约性协调原则。一是国务院整体(国务院和部门及部门之间)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二是部门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
5.总揽性分别原则。一是要进行改革的总体设计,形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近期和远期改革的整体方案。二是要实行分层要求,对国务院和省市以下政府改革既要明确共同性,又要有不同针对性。三是要实行分类指导,对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政府改革提出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指导。四是要实行分步实施,既要考虑改革目标的实现,又要考虑改革的现实可操作
性,尽可能减少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消极成本。
相关链接
大部制改革三模式
●单部门突破的成都模式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政府把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农、林、水和交通部门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从2005年年初开始,先后推出了撤并机构的举措:撤销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农业委员会等等。成都市政府大部制改革思路的主要特点,是以单部门突破来改革职能交叉分割体制。从效果上看,成都市新组建的水务局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多龙治水而难治水的局面,形成了一龙治水而善治水的良好格局。当然,成都市的大部制改革也面临一些难题,如机构上下不对口、人员分流难等。
●两集中、两到位的镇江模式
2004年,镇江市政府明确提出市行政服务中心要尽快实施以归并审批
职能为核心的两集中、两到位,即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的各部门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处室集中,部门行政服务处向行政服务中心集中;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要落实到位,部门对窗口工作人员的授权要落实到位。镇江模式体现了大部制职能归并、统一的要求,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也应当指出,镇江模式仅仅注重机构与职能集中、事项与人员到位,未能真正体现各种行政权力相互协调的诉求。
●多牌同挂的随州模式
随州市政府的大部制改革呈现出整体推进的态势。随州市的主要做法是,把一些职能相近的机构合并,有的只挂牌不单设。比如,外事、侨务和旅游部门合并,设立外事侨务旅游局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统称文体局。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当然,随州市的大部制改革也出现了机构反弹的困局,改革7年多出了9个市直机构。
第五篇:大部制改革最新消息:内部人士称铁道部被撤并到交通部已基本敲定
大部制改革最新消息:内部人士称铁道部被撤并到交通部已基本敲定“大部制改革已经是板上钉钉,铁道部被撤并到交通运输部已是八九不离十的事了。”一位铁道部内部人士当天告诉本报记者,此消息已在铁道部内部传开,大家都在揣测在这轮改革中自己将何去何从。
不过这位人士表示,此事在全国两会最终公布方案之前,都还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按照往年的机构改革步骤,如果铁道部并入交通部的方案提交今年全国两会,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则随后将进入具体细化操作,涉及到的相关部委将着手“定职能、定编制、定岗位”的“三定”工作,然后根据这一计划指标实行职能部门的撤并、人员的分流调动。全部工作完成将花费少则一两年,多则四五年。
“铁路系统机构改革涉及的干部职工数目庞大,因此后续的工作将是繁重艰巨的。”上述铁道部内部人士表示,短期内公众可以直观看到的铁道部撤并也许只是先换个牌子,新的铁路主管部门暂时可能仍留在现在位于北京市复兴路10号院的铁道部大院里。未来随着政企分开等改革推进,原来在铁道部担任行政岗位的一些干部可能转换到经营部门工作。“铁道部撤并这一步必须得走。”北交大运输学院教授胡思继表示,当年民航总局并入交通部,是民航系统先进行了破除垄断的改革,再实行机构改革,铁道部按说也应该按这个顺序来,但铁路改革先后错过了1998年、2003年、2008年三个有利的时间窗口,改革阻力变得越来越大,机构改革这一斧子劈下去,可以先使铁道部门弱势化,其人事、经营等最重大的权力被肢解或接管,后续的政企分开等深层改革才能势如破竹。
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荣朝和认为,铁路改革应包含三项涵义:一是机构改革,即铁道部并入交通部;二是政企分开,即把铁路的运营、建设职能剥离,运营部门从铁道部中划分出来成立铁路运输总公司,再根据“网运分离”或者“区域分割”的理念切割成不同的板块和部门,使铁路主管部门只具有公共服务和行业指导的职能。三是解决铁路债务问题。新世纪以来,由于铁路建设突飞猛进,尤其是大量高铁项目上马,铁道部已经巨债缠身。截至2012年三季度,铁道部负债26607亿元,资产负债率达61.81%。而同一时期铁道部税后亏损85.41亿元。这是未来铁路改革推进面临的棘手难题。(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