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 论犯罪与刑罚 有感
读《论法的精神》有感
《论法的精神》是19世纪上半叶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最主要的著作，这也是孟德斯鸠影响最大的著作。
本书主要讲述法律与社会生活和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诸如法律与政体性质，原则，人口，传统习惯，社会观念，气候，水源，地形，土壤等的关系，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我主要的看了孟德斯鸠关于亚洲和中国的篇章，感触颇多。
本书的第七章以《政体原则与限制奢侈的法律、奢华以及妇女身份的关系》为题目，对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在这一章节里，孟德斯鸠对经过长期艰苦革命后取得政权的开国皇帝们做出了客观的评价，然后强烈批判的了开国三四个以后的皇帝，他说：“皇室也日渐衰败；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宠信，人们只把小孩推上王位宝座；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皇宫中游手好闲的懒汉使辛勤劳作的人民遭受破产，皇帝被篡位者杀死或被驱逐。”我觉得，这对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做出了精准的评价。
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是17时代末和18世纪前叶，此时正值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从发展高峰急剧走向没落的时期，统治阶级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压迫广大人民，宫廷和贵族极尽奢侈，民众却在饥寒中挣扎，长期的战乱、苛政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治、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所以在当时的法国作家大多将遥远的中国描绘成乐土，只有《论法的精神》中多对中国的专制有批判。孟德斯鸠曾与一位滞留的中国海员交谈，本着严谨的态度得出了自己的认识。尽管他的见解不免偏颇，但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是较为接近事实的，也丰富了《论法、的精神》的材料。在第八章中，孟德斯鸠详细的描述了中国的腐败、贫困和混乱的时局。但是局限在于孟德斯鸠也没有正视中国的盛世，在中国的盛世，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饶。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或许在最初的朝代，帝国的疆域还没有如此广大，政府的专制主义倾向稍逊；而如今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其实在古代，资本主义尚未产生的年代，生产力水平较低，封建制度其实是比较先进的制度，对中国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孟德斯鸠也谈到了中国的礼教问题。他认为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都用在学习这些礼教上，并用终生来实践这些礼教。文人用之于育人，官吏用之于说教，生活中的一切细小的举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里边。当人们找到使他们严格遵守的办法时，中国便得到很好的治理。也就是说，中国的统治者用礼教来麻痹愚弄人民。的确，中国的儒家礼教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对破旧出新也造成了不少障碍，但是中国的礼教也不是一无是处。这对也有利于形成良好道德规范和文明礼仪。从书中看来，我感觉作者似乎对亚洲有偏见，在书中强调北方比南方好，认为北方的人种品质较好。对中国也有没有较好的看待当时中国的优点。
看了《论法的精神》后，我感觉对法学的知识更加有了系统的认识，并且加深了我对我专业的喜爱，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我的专业课。
第二篇：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仍然记得，进入福州大学法学院上的那第一课精彩纷呈的刑法课，翻看当时王玲老师评论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的笔记，那些字迹里仿佛也透着我当时的愤懑与不解，当初的我一定是不理解的吧，凭着满腔热血一身正气毅然选择了法学，梦想着可以扫尽天下不平事，让所有的罪犯都落入法网，总觉得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之人不实行死刑，法的正义公平不能得到声张，情理难容！经过法学院3年多的学习，我对法学的认识不再如当初一样的肤浅，法不仅仅是正义是公平，也是程序是制度是经济基础当代国情下的产物，了解了牺牲个案的正义为的是司法整体的正义，就不会再为辛普森杀妻案而愤愤不平，不会再为一些明明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因为疑罪从无原则而无罪释放而觉得法律不公正，也渐渐懂得诉讼并非可以解决一切事，渐渐的接受，法律的真实并不一定是事实的真实„„但凡了解和领悟到立法者的用意所在，便会明白和接纳现有一些制度的设计和改革。从大一时一知半解的阅读《论犯罪与刑罚》到法学课程完成后的重新阅读，反复地回味，以下是对《论犯罪与刑罚》的些许感悟和理解。
《论犯罪与刑罚》初版于1764年，是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的经典著作，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刑罪原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影响极为深远。全书洋谥着人道主义关怀的光辉，对刑讯逼供和死刑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主张刑法改革，奠定了近代刑法罪刑相适应的量刑原则。本书的精神与思想对多国的刑法改革产生了具有重大的影响，被誉为刑法领域里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无论是
在法学初学时还是受过正统法学教育之后品读，都会感觉思想接受强烈的冲击与洗礼，让初学者领悟，让法律人再次警醒并有更深的感触，仿佛聆听伟大的法学家的尊尊教诲，历久弥新。
《论犯罪与刑罚》中，我看到的是作者对法律弊端振聋发聩的指责，对鼓舞人心的宽和人道刑法原则的大力提倡。作者言语犀利简洁，小专题单独成篇短小精悍，但都极具说服力，发人深省，经典的思想与论述层出不穷，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读完觉得醍醐灌顶，对刑法及刑法原则的精神所在有了更深的感悟和领会。
引言中，贝卡利亚认为，人们只有在亲身体会到关系着生活和自由的最重要事务中中已充满谬误之后，并在极度的灾难把他们折磨着精疲力竭之后，才会下定决心去纠正压迫他们的混乱状况。因此他主张利用优秀的法律促进过渡，而不是等待缓慢的人类组合更迭运动在坏的极点上开创好的开端。这是对法律是适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具有滞后性这一理论的颠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有时候，适当的法律革新也能给社会带来进步。
贝卡利亚对作为刑法起源的惩罚权进行了阐述，他把社会契约的理论运用于刑法学说，认为：人们为了享受自由才割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人们割让出的自由的总和，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尽量少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正是这一份份最少量自由的结晶形成惩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在此基础上，贝卡利亚认为，刑事法官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且法律解释需持久而稳定，“法律的精神需要探寻”是危险的公理，因为法律解释飘忽不定会给与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进而导致法律的不公正。接下来，贝卡利亚通过对具体的法律制度弊端的批判，主张刑罚的宽和和人权的保障。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刑讯，刑罚的宽和以及死刑这三章节的论述。关于刑讯，贝卡利亚认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这一理念在我们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已被采用。贝卡利亚认为在罪与非罪尚有疑问时对公民苛以刑法是没有根据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与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刑讯让痛苦称为真相的熔炼炉，它会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尽管二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却是进退维谷：他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后，被宣布无罪。但罪犯的情况则对自己有利，罪犯只要强忍痛苦，就可能获得无罪或较重的刑罚改变成较轻的刑罚，而无辜者却可能承认了犯罪，即使最后被宣布无罪，也受尽了屈刑。所以，无辜者只有倒霉，罪犯则能占便宜。贝卡利亚一直在强调刑法的宽和，他从刑法的目的为突破口，他认为刑法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只要刑法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受到它的效果。”
废除死刑是贝卡利亚最重要的观点之一。这一章节也写的尤为精彩，开首，贝卡利亚提出“人类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杀死自己的同类”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人们可以把生杀予夺大权交给整个社会，那么说明人原本就有这种权利，这与无权自杀的理论是矛盾的。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犯罪就足够了。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如果说死刑的作用在于威慑的话，苦役比死刑更具威慑力，因为死刑只是瞬间的痛苦，而苦役则是长期的折磨，每次以死刑为国家树立借鉴都需要一次犯罪，但是终身苦役，只要一次犯罪就为国家提供无数长存的借鉴。用死刑来向人们证明法律的严峻是没有益处的，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这是何等的荒谬。
贝卡利亚强调刑罚的及时性和确定性，他认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意而残酷的折磨。再次，对于罪犯最强有力的约束力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法律应确定，法官应根据法律无私公正的判决，不能有过多的自由裁量，因为“仁慈是立法者的美德，而不是执法者的美德”。贝卡利亚把犯罪分为了三类，有些直接毁伤社会或社会代表的，有些犯罪从生命财产或名誉上侵犯公民的个人安全，还有一些犯罪属于同公共利益要求每个公民应做和不应做的事相违背的行为。
贝卡利亚认为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应是预防犯罪，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刑罚价值问题上持双重预防价值说，在刑罚的双重预防目的中，贝卡里亚更强调一般预防的价值。贝卡利亚认为预防犯罪的措施有以下几点：首先把法律制定的明确和通俗，国家集中全
力去保护这些法律。再次，是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还有就是激励美德和完善教育。
贝卡里亚阐述的最终结论是：要使刑罚不成为一个人或许多人对个别公民的暴力行为，它就应当是公开的、及时的、必要的，是在该种情况下可能判处的刑罚中最轻的、同所犯的罪相适应的、并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的。
《论犯罪与刑罚》篇幅短小精悍，却寄托着深远的立意，尽管多次阅读，每次都有更深层次的感悟，但我深知自己的认识还很浅显，名著的阅读使得我得以聆听法学家的思想并从中汲取一些一些精神，我相信但凡可以摄取一二，已是受益匪浅，若是肯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就能领悟一些刑法的精神，这些经典的论述对一个法学学习者是弥足珍贵的，正是这些理念，这些精神使得我们在未来职业中可以有一个法律人的视野和思维，使我们在做职业生涯中无愧于法理，无愧于法的精神所在。
第三篇：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__犯罪与刑罚的功利与宽厚
犯罪与刑罚的功利与宽厚 ——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读罢《论犯罪与刑罚》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作者所拥有的卓越的解构、建构能力以及突破传统的胆量。在书中，贝卡利亚痛陈了旧的刑罚制度及其弊端，揭示了其蒙昧主义的本质。他还首次明确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刑法的三大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均衡原则，以及刑罚的人道主义原则。直至今天这三大原则仍然有其深远影响。
然而，本书使我感受最深的是贝卡利亚对待刑罚的宽和态度，明确反对死刑的立场提出的批判。作者的观点于当今社会仍存在着重要意义。作者在阐述他刑罚宽和及废除死刑的观点时，并未仅仅从人道主义、保护犯人的角度进行说理，而是首先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给予犯罪人必要的惩罚从而对其他欲犯罪者给予威慑的角度层层展开、步步推理，得出刑罚应与其所犯罪相当的结论。
对于刑罚的目的，作者明确提出了自己进步性的观点：“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而它的目的仅仅是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所以，刑罚首先要充分考虑社会成员实际的心理承受能力。为此，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规模应该同本国的状况相适应。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予那些僵硬心灵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其次，刑罚在方式上要精心选择，在数量上精心计算，做到宽严相宜、分寸恰当。刑罚在强度与施刑方式上与犯罪相称。“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它在阻止人们进行较轻犯罪的同时，更使他们不可能去进行重大的犯罪。所以，刑罚不但应该从强度上与犯罪相对称，也应从实施刑罚的方式上与犯罪相对称”。并且，贝卡利亚强调刑罚的人道主义。他较为完整地阐述了刑罚的诸多弊端。在施行过程中，不应该施行最严峻的刑罚，严酷的刑罚还会造成同预防犯罪的宗旨相违背的有害结果。不容易使犯罪与刑罚之间保持实质性的对应关系，加之严酷的刑罚会造成施行者行为的变异。作者还体现在他对刑讯的深恶痛绝之中。贝卡利亚强调，在法官还未对个人进行判决之前，他就不能被称为罪犯。只要还没有判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便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此外，贝卡利亚还深刻地指出了刑讯的“恶果”“：我们意志的一切活动永远是同作为意志源泉的感受印象的强度相对称的，而且每个人的感觉都是有限的。因而，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给受折磨者留下的惟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最短的捷径，这时候，犯人的这种回答是必然的，就像在火与水的考验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有感性的无辜者以为认了罪就可以不再受折磨，因而称自己为罪犯。罪犯与无辜者间的任何差别，都被意图查明差别的同一方式所消灭了。”“刑讯必然造成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尽管二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却是进退维谷；他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后，被宣布无罪。但罪犯的情况则对自己有利，当他强忍痛苦而最终被无罪释放时，他就把较重的刑罪改变成较轻的刑罚。所以，无辜者只有倒霉，论犯罪与刑罚 1
罪犯则能占便宜。”
死刑并未让人改恶从善，所以与刑罚目的相违背。再者，死刑会引起人们对受刑者的怜悯。贝卡利亚强烈指责了关于死刑的不公正、不人道、不必要，他另外还认为死刑所造成的司法错误是难以弥补的。但是，贝卡利亚在论述废除死刑时，最主要的是从预防犯罪这样的功利角度去考虑的，意在说明死刑的不必要性。他认为对罪犯判处死刑所产生的威慑效果, 不如长期劳役, 因为死刑的执行是瞬间的, 不久会被人遗忘, 不如徒刑的执行留给社会一种长久的鉴戒。他说：“ 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 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的, 执行死刑在大部分人眼里已成了一种表演, 这种表演不会唤起民意对法律的健康的威惧感,只会给人提供人性凶残的榜样。”“一种正确的刑罚, 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这句话集中地反映了贝卡里亚的最小的刑罚量取得最大刑罚效果的功利主义刑罚观。
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 2
第四篇：《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
以列祖列宗之名
证人宣誓制度是证据制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证人宣誓制度，是指证人在出庭作证前声明如实提供证词，通过宣誓仪式或虽无宣誓仪式但以某种旨在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证人责任感的方式进行，并要求承担相应的伪证责任的司法制度，属于证据规则的一种。对于已决犯证词的法律效力，贝卡利亚本人是持正面态度的，只要口供不至于妨碍司法进程，就应该让其获得解脱免受冤屈的机会，但对于我国执法机关“办成铁案”的理念，这样的设想便很难实现了。证人宣誓制度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初是人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神明的敬畏。证人向神明起誓以表明自己言行的真实与坦诚，并在神的面前发出诅誓，若有伪证，甘愿受到神的惩处。英美法庭案件开审前被传召上庭的证人（基督徒）把手置于圣经之上: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我对全能的上帝起誓我赐的证据应当是真相,整个,只追求唯一的事实)，而不信教者则是：I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and affirm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我郑重声明,真诚和真正的证据和确认我赐应当真相,整个,只追求唯一的事实）。而且，西方的证人单单宣誓这一过程也具有证词的性质。但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法庭，证人的出庭又是另一番景象：本应是证人的位置大都由书面证词代替，尤其是刑事诉讼案件，绝大部分证人都必然选择书面证词，在这里姑且不去探究背后的世俗问题，中国现行法律本就没有规定证人作证前必须宣誓，现行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虽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对其相关权利却缺少足够重视，简单来说，我国的法律仅仅是提醒证人伪证的法律后果，但并未唤醒其良知，另外，如果在我国出庭作证，恐怕祖宗牌位比圣经、宪法都管用得多，与其试图唤醒证人的对法律后果的畏惧之心，不如依靠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祖宗的畏惧，相信祖宗对证人的威慑力未必低于宪法或作证前签署的保证书上列明的法律后果。
在中国，从建国起就奉行的集体主义似乎给了国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借口，反正我不做总有人去做的，公检法机关又缺乏亲和力，更要命的是，与西方的执法机关对证人的严密不同，我国的公检法机关的这类措施乏善可陈，德国执法机关赋予了证人改名换姓的权利，甚至承担整容的费用，当然是在确实有这种必要的情况下。反观我国政府这方面的制度就少得可怜，试问要怎样才能鼓励证人出庭？而对于证人来说，他也可能成为另一个案件的当事人，需要别的知情人提供证据，知情不报，到头来倒霉的可能还是自己。与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不同，推崇个人主义的欧美国家反而拥有更加积极的证人，因为他们的信念是“与我有关”“我不能不管”“这可能会损坏我的利益”。国外大多数国家的证人制度都包含了证人作证经济补偿、证人保护、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以及相应的强制出庭作证、证人制裁制度等义务性规定，而宣誓仅作为一种程序上的设计存在。从法律效果上看，宣誓与否与是否如实陈述没有必然联系，不经宣誓仍必须如实陈述，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证人制度的现状却是令司法实践部门头疼的一大难题。由于立法设计的不科学，证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只规定证人作证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对证人出庭只作出原则性规定，对拒不出庭却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我国的庭审案件，证人的位置大都被书面证词所代替，因为执法机关并无强制证人必须出庭的法律依据。
本世纪以来，我国地方法院也开始积极探索诉讼程序中的证人宣誓制度。厦门市思明区
法院、汕头市中级人民法、成都高新法院等地方法院都相继引入了证人宣誓制度的司法程序。
但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和影响。目前就全国而言证人并未成为法定的制度。
其实真要效仿西方宣誓制度也不必真拿祖宗牌位上庭，设置屏风，变声系统，独立对证人进行质证等也是可行的方法，
第五篇：读后感《论犯罪与刑罚》
读《论法律》有感
拜读了培根的《论司法》，感慨颇深，惊叹于这样一篇隽永的短文中蕴含如此丰富的法律智慧。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样一句话：“不能把法律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天罗地网。”这让我对于“严刑峻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统治阶级倾向于采用严刑峻法，认为被统治者会因为出于对严刑峻法的畏惧而顺服他们的意志，不敢肆意妄为，如此社会秩序就安定了，统治更加稳固了。然而，严刑峻法真的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纵观中国历史，多少朝代因为推行严刑峻法导致社会动荡甚至走向灭亡的命运——正是暴秦严苛的法律规定“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才萌生“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之念，发动了起义；隋文帝杨坚晚年“用法益峻”
“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
他颁布诸如“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之类的苛刻刑法，致使百姓惶恐不安。而隋文帝推行严刑峻法也是导致隋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历史上这一屡见不鲜的现象进行了概述：“中国的著述家们有一种永恒的评述，在他们的帝国里，刑罚愈严厉，革命就愈接近。”
由此可见，当法律严苛到了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天罗地网”的程度，此时非但不能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法律变成压迫人民的工具时，人民便会奋起反抗。这里的“反抗”蕴含着两层意味，一是指人民无法忍受因为法律使人动辄得咎而不得不每日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的状态下，于是企图用包括推翻统治者统治的各种手段来摆脱这种状态；二是指当法律规定情节较为轻微的犯罪与情节严重的犯罪所面临的恶果相差无几时，人们就更敢于逃避刑罚甚至犯下更多的罪行，以“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蔑视法律。但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对统治者的统治秩序都有着极大的破坏力。
尽管“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此话不假，不过我们更需要意识到，“虽然统治阶级意志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决定的，但其形成和调节也必然受到被统治阶级的制约。统治阶级在制定法律时，不能不考虑被统治阶级的承受能力、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也不能不考虑在实行阶级统治的同时，执行某些公共事务职能和社会职能。”由此可见，法作用的对象始终是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制定法律以限制约束被统治阶级的行为应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法律的存在的意义是让人们遵守而不是去违反，一部让人们动辄得咎的法律只有强制性而没有规范性，实际上缺失了作为法律的一部分价值。
我们始终应该谨记贝卡利亚的教诲，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如是说：“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因此，法律不应过于严苛，只需维持在“罪刑相适应”的限度即可。除此之外，贝卡利亚在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方面的主张也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刑罚的适用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效。”“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这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若想要法律达到应有的效果，不必力求“立法必严”，不妨转换思路力求“执法必严”。在严刑峻法下，部分违法犯罪者仍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如此他们依旧肆意妄为。但如果加强执法力度，保证每一位违法犯罪者都能及时地、必然地受到刑罚的惩罚，不再有人逍遥法外，此时的法律实际上对人们的规范效果也许要比一味地推行严刑峻法大得多。
那么什么样的法律才是最理想的法律呢？既然我们都深知严刑峻法不可取，而过于宽松的法律也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是不是遵循中庸之道的法律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呢？这个答案看似十分合理，其实不然。最理想的法律这一概念只能是相对而言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推行取得的效果是各不相同的，这世上没有一部法律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因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理想的法律，应该是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法律。我们抨击严刑峻法存的其固有的弊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在发展程度较低、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人们的道德观念较为薄弱，比起用道德潜移默化地教化来约束和规范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严厉的刑罚更能直接带给他们震撼，见效也更加迅速。
但随着国家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逐渐下降。因为当文明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先进的阶段时，此时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也应该随之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应该把关注重点从如何惩罚犯罪转移到预防犯罪上去。因为“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重要目的。立法是一门艺术，它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对于如何预防犯罪，贝卡利亚指出有如下几条途径，分别是：把法律制定的更明确和更通俗；崇尚科学，能用理性、逻辑的头脑来判断所做之事的对错；司法机构严格执行法律；奖励美德和完善教育。这些观念在现如今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在中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阻碍。每当有恶性的案件曝光时，社会上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声音呼吁要恢复“严刑峻法”，对犯罪分子动辄就要死刑处理，若是能施加“满清十大酷刑”就更好不过了。这些言论真实地反映了普罗大众最朴素的情感，但却缺乏理性，颇有罗马法最原始时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意味。提倡用严刑峻法折磨罪犯又何尝不是一种恶行呢？我们始终要明白，法律从来都不是折磨人的工具，它设立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受到惩罚，而是希望我们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避免惩罚。如果严刑峻法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惩戒，那么它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总而言之，“不能把法律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天罗地网。”这句话中蕴含着对严刑峻法的批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动辄”使人们受到刑罚，二是将使人“得咎”置于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之上。当统治阶级立法时着重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制定的法律过分严苛的情况就能有效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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