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刑罚

第一篇：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刑罚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刑罚

内容摘要：今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相比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笔者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规定的不同年龄阶段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和被告人年龄不清时的处理方法等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应适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这四个刑种，但在具体量刑时，对未成年人刑罚有利的量刑缓刑、减刑、假释应引起重视，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应努力着眼于对未成年人的挽救改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对待和处罚原则，卸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思想包袱，以促进其努力自新，成为合格的公民。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量刑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概述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而我国刑罚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无论从法律角度或是从社会角度、历史角度来看，未成年人都是一个特殊群体，因而受到法律和社会的特殊保护和优于成年人的待遇，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我国《刑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特别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作出办理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具体试用法律的一些司法解释和规定，无疑加重了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和教育，挽救职能。对于以满14周岁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而言，他们在生理、心理上日渐成熟，初步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但也及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和侵袭。正是由于这一年龄段的主体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其实施的犯罪往往与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的特征。主要特点和趋势如下。

1、犯罪主体呈现出“六多”态势。

从少年违法犯罪主题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身份等构成情况来看，一是文化水平低的多；二是低龄主体有增多趋势；三是女性少年犯罪开始增多，并在整体少年违法犯罪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四是独生子女违法犯罪增多，仅1993年在全国查获的在校生犯罪人员中80%是独生子女；五十辍学少年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六是重新违法犯罪的增多，近年来，我国每年查获的少年作案成员中，重犯罪率在30%左右。

2、未成年人进行严重犯罪日益突出。

9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形势严峻。据有关统计，某省1994年上半年未成年人犯杀人、抢劫、强奸、重伤和重特大盗窃罪的分别比1993年同期增加50%、40%、11%、9%和27%。在全国法院审理判决的未成年犯中，严重犯罪所占比重1992年为21493，1993年为22204人，1994年为24885人，1995年为23328人。这些数字表明，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进行严重犯罪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

3、团伙犯罪现象严重。未成年人由于依赖性较强、认识能力有限等原因而乐于合群。他们认为在一个自由结合的群体中，他们的想法和行动能更多的得到实现和认同，也更容易得到他人的肯定和友谊。但这种小团体如被不法分子分子所掌握和操纵，就很容易发展成为一个危险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形式。近几年来，未成年人采取团伙形式作案的越来越多，且有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如形成“专业化”的盗窃团伙、抢劫团伙、性犯罪团伙等，这与70年代那种组织松散、活动公开或半公开的犯罪团伙和80年代以流氓斗殴为主的犯罪团伙有着明显的区别。

4、犯罪手段日趋成人化、智能化。

近年来，未成年人有向成人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趋势，较之过去的传统犯罪，其隐蔽、反侦察、逃避打击的能力明显加强。特别是做大案如盗窃金融场所、盗窃抢劫机动车、盗窃商店、撬盗保险柜时，往往有预谋、有计划，作案后尽可能的销毁现场痕迹，给公安机关破案制造障碍，以逃避打击。

5、毒品违法犯罪剧增。

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对毒品的危害知之甚少，难以抵御诱惑，加之好奇心强，交友不慎，以及毒犯推销手段巧妙等原因，许多未成年人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不能自拔。近年来，在一些毒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未成年人吸毒人数急剧上升，并直接诱发了其他犯罪活动。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其特殊性，但触犯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同时也是作为最严厉的实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威慑力重要体现。我们通常说辨别能力是基础，控制能力是关键。当一个根本没有辨别能力的人或辨别能力非常有限的人触犯了刑法上规定的一些罪名，比如精神病人发病时的行为，对于他自己来说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罪，我们就不加区别的利用刑法进行处罚，这样做不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也起不到刑法应有的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从人的生理和心理成熟角度出发，对于辨别能力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年龄，这一点对与未成年人尤为重要。所以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责任年龄做了严格规定。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1、完全不负责任年龄阶段

我国刑法没有从字面上明文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对于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以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以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可以确定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即不满十四周岁，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不管实施什么行为一概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又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是指行为人以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 岁的时期，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以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罪承担刑事责任，面对刑法分别规定的其他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处于这一阶段的未成年人即使实施了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处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其行为也不构成犯罪。正是由于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只对一小部分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因此，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也称为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是符合这一年龄阶段未成年人认识与控制能力的实际情况的。这些未成年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都是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故意犯罪，但在量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时，以满十六周岁，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只要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都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可以分为以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以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两类。以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一方面由于这些未成年人已经接受较多教育，身心发育基本上都已成熟，对于什么具有社会危害性，都是较为明确的认识，也能较好的控制自己是否实施犯罪，因此对于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人毕竟尚未成年，其认识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成年人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刑法又 规定这些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

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察和审理的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到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情节。在这方面，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

1、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一律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日起计算；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如何理解和计算“周岁”。首先，周岁是根据国际惯例用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出来的行为人的实足年龄，而不是根据民间的农历或其他历计算出来的“虚岁”。其次，以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例如，行为人于1986年1月1日出生，至2000年1月2日为以满14周岁，至2002年1月2日为以满16周岁，至2004年1月2日为以满18周岁。反之，即使是14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也应视为不满14周岁，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同理，对16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只能令其对法定的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对8周岁生日当天犯罪的，应视为不满18周岁，应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

3、对未成年人犯罪和处罚的法定年龄界限能否突破？例如，对即将14周岁，甚至差几天就满14周岁的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行为，甚至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结果的，可 否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即将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为极其严重的，可否判处死刑？我们认为，法律在对未成年人定罪和处罚问题上所规定的年龄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缩性，这是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许突破这种界限，刑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

（三）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

1、以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某种犯罪，在行为人以满16岁以后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是否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认为，具体情况应当做具体分析。如果在以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所实施的是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则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只能追究行为人以满16周岁以后犯罪的刑事责任。

2、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并在行为人以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对此不能一并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追究行为人以满14周岁后实施的8种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例如张三在13岁时抢劫，获得赃物3万元；15岁时诈骗，获得赃物2万元；17岁时侵占他人财务，获得赃物2万元，由于对张三的抢劫行为、诈骗行为不能以犯罪进行追究，所以，其犯罪数额只能是2万元（侵占罪）。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

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一贯坚持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方针原则，注重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挽救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 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以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盗窃近亲属的财务，其亲属不要求对该人定罪处罚的。同时该解释也指出“在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犯罪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节，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幅度，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以上法律和解释都充分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精神。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应注意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依法不适用死刑

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处罚对象的特殊刑罚种类，是一种最严厉的处罚方式。该刑种是我国刑法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严重犯罪的有力武器，对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刑法》第49条明确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该发条非常清晰和严格的将死刑的使用排除在未成年人犯罪之外，对于该法条应当做如下解释：

首先，犯罪时不满18周岁，但审判时以满18周岁仍不适用死刑。也就是说不管所犯罪行如何严重，只要犯罪时不满18周岁即使在法庭审理的时候以满18周岁仍不能适用死刑。因为刑法只能适用于具体犯罪时的行为，即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责刑相适应”。更何况犯罪时和处以刑罚时是两个有时间间隔的不同阶段，我们不能对他未成年时犯罪行因其成年而加重处罚。

其次，不适用死刑，是指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同时也不使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是死刑的一个种类，包含在死刑之内，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它是对罪大恶极但不立即执行不至于一起极大民愤和社会不稳定以及有改造必要的犯罪分子予以的特殊处置，但它仍属于死刑。但对于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应当广义的理解为同样不适用与死缓。这一点应当说是与未成年人犯罪国际刑事立法是相一致的，具有较大的科学化和人性化。

（二）从宽处罚

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法条主要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所做出的特殊处理，我过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适用刑法一律平等，但对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并不完全成熟而作出的规定，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是“可以”。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须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是“可轻”也“可不轻”的。应当说是一条刚性规定，具体在审判实践中应当理解为不管辩护人在庭审中有无指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这 一特殊身份，法庭在裁决时都应在量刑上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其次，根据未成年人所犯罪行、情节、后果及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应当做出“能减轻而不从轻”的处罚。减轻是指在所犯罪行应受处罚的刑罚最低幅度以下做出处理，但并不是一味的减。从轻是指在所犯罪行应受处罚的刑罚幅度内，做出最轻的处理。

另外，犯罪时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但审判时已经成为成年人的，仍应当遵照该法条量刑处理。其法理上与“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不适用死刑。”应当说是一致的，具有同一性。

（三）特别审判程序

是否由专门的少年审判机关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国的刑事诉讼本身并没有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1年1月26日就颁布了《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其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少年法庭（即少年刑事案件和议庭），有条件也可以建立与其他审判法庭同等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设少年法庭知道小组，知道少年法庭的工作，总结和推广少年法庭审判的经验。该解释同时对审理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要求，在审判过程中，应根据少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采取不同于成年被告人的方式、方法，注重疏导，惩教结合，准确、合法、及时的查明犯罪事实、核实证据，并且帮助少年被告人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0条第1款也规定，人民法 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更是在立法上明确，人民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员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少年法庭进行。

（四）适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

我国的刑法体系，共有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三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应适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这四个刑种。理由如下：

1、管制。管制是对犯罪分子不实行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人民法院判决后，在公安机关管束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在原单位或居住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或者工作，进行改造的刑罚。其优点是：在服刑的同时，未成年人依照与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不影响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爱及帮助，有利于对其思想和人生观的改造。

2、拘役。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实行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刑期短（一至六个月，数罪并罚也不超过一年）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间还享有回家探索和发给适当报酬的待遇。它适用于罪行较轻，但仍需短期关押改造的犯罪分子。对犯有较轻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拘役，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 要注意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拘役的，应当于成年犯分别关押。

3、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对犯罪分子剥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幅度大（六个月至十五年；数罪并罚时不超过二十年），适用面宽（既可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又可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便于法院根据不同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序，对犯罪分子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

（1）对以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未成年年满十八周岁时，剩余期不超过2年的，仍应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

（2）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犯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例如：2003年6月30日下午，被告人侯国立、杨国强等预谋抢劫在新建街华联超市门口，受杨国强的指使，被告人侯国立同其系而人围住受害人采用暴力手段和搜身手段，抢走受害人先进10元。之后，被告人侯国立、杨国强等人在辉县市城内学校附近碰到另一受害人陈某，将其拉到一胡同内，抢走现金50元。被告人侯国立出生于1988年9月7日，人民法院在庭审中了解到被告人侯国立文化程度偏低，法制观念淡薄加上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经过法庭教育，被告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接受法律审判是罪有 应得，并表示认真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被告人侯国立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应当减轻处罚。为打击刑事犯罪，保障公私财物不受侵犯为此特判处被告人侯国立有期徒刑八个月。

4、罚金。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处罚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的因素。（1）部分以满十六周岁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已经有工作并有固定收入，对这一部分人应当可以适用罚金。

（2）部分以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代为交纳了，但我们不认为是“变向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员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暂且我们把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缴罚金看成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

（3）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或者选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所不能受到的“交叉感染”。

（五）尽量适用缓刑、减刑、假释

1、缓刑。根据《刑法》第72条第1款之规定，适用缓刑有三个条件；一是适用的对象必须是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行为。而是必须不是累犯。三是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同时具备以上三种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该处罚从总体上来看，效果是非常好的，它不仅有利于对犯罪的打击同时 更有利于对失足人员的教育，更加体现了刑罚惩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这一立法精神。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可以适用缓刑，那么无论从打击犯罪，还是真正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出发点应该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适用缓刑，在具备上述三条基本条件的同时，最好具备如下条件：

（1）有悔罪表现。悔罪表现主要是未成年人犯罪后能自首或者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认识到犯罪的违法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并决心要改的。

（2）被告人是初犯、偶犯，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未成年人是受胁迫或者受教唆参与，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的。

（3）在校学生。对在校学生适用缓刑，可以让未成年人继续学业，不至于因失学将来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后果。

2、减刑。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因。而适用减轻其刑罚的制度。所谓减轻原判刑罚既可以将重的刑种减为较轻的刑种，如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也可以将较长刑期减为较短的刑期，如将12年有期徒刑减为10年有期徒刑。

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10月28），第十三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伏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及 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3、假释。

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假释制度体现了体现了国家对一定期限服刑改造，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所实施的宽大处理政策，对于激励犯罪分子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我国《刑法》第81条规定适用假释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假释只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假释的特点是提前解除对犯罪分子的监禁；恢复其人身自由。（2）假释只适用于执行了一定期限刑罚的犯罪分子。这是因为只有执行了一定期限的刑罚，司法机关才能考察并准确判断犯罪分子是否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从而确定是否是其适用假释，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判决的稳定性和适用假释的严肃性。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1/2以上才可以适用假释。对于累犯以及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3）假释只适用于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这是适用假释的关键性条件。对未成年犯罪的假释；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十三条之中：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犯有悔改表现而又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的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准确的适用刑罚和量刑，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笔者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况、量刑责任及刑罚的设置出发并加以分析，以期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犯罪之后适用更恰当的刑罚有所裨益。参考文献

[1]、高铭暄 主编《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86-90页。

[2]、赵秉志《犯罪主体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49页。[3]、陈兴良《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17页 [4]、刘家琛、孙琬钟著《中国新刑法实务全书》北京中国法律年鉴社，1974年第一版本29页

[5]、（美）特拉维斯-赫希（著）吴宗宪、程振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40-50页《少年原因探讨》。

第二篇：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刑罚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刑罚

内容摘要：今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相比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笔者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规定的不同年龄阶段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和被告人年龄不清时的处理方法等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应适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这四个刑种，但在具体量刑时，对未成年人刑罚有利的量刑缓刑、减刑、假释应引起重视，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应努力着眼于对未成年人的挽救改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对待和处罚原则，卸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思想包袱，以促进其努力自新，成为合格的公民。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量刑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概述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而我国刑罚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无论从法律角度或是从社会角度、历史角度来看，未成年人都是一个特殊群体，因而受到法律和社会的特殊保护和优于成年人的待遇，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我国《刑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特别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作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试用法律的一些司法解释和规定，无疑加重了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和教育，挽救职能。对于以满14周岁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而言，他们在生理、心理上日渐成熟，初步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但也及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和侵袭。正是由于这一年龄段的主体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其实施的犯罪往往与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的特征。主要特点和趋势如下。

1、犯罪主体呈现出“六多”态势。从少年违法犯罪主题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身份等构成情况来看，一是文化水平低的多；二是低龄主体有增多趋势；三是女性少年犯罪开始增多，并在整体少年违法犯罪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四是独生子女违法犯罪增多，仅1993年在全国查获的在校生犯罪人员中80%是独生子女；五十辍学少年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六是重新违法犯罪的增多，近年来，我国每年查获的少年作案成员中，重犯罪率在30%左右。

2、未成年人进行严重犯罪日益突出。

9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形势严峻。据有关统计，某省1994年上半年未成年人犯杀人、抢劫、强奸、重伤和重特大盗窃罪的分别比1993年同期增加50%、40%、11%、9%和27%。在全国法院审理判决的未成年犯中，严重犯罪所占比重1992年为21493，1993年为22204人，1994年为24885人，1995年为23328人。这些数字表明，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进行严重犯罪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

3、团伙犯罪现象严重。未成年人由于依赖性较强、认识能力有限等原因而乐于合群。他们认为在一个自由结合的群体中，他们的想法和行动能更多的得到实现和认同，也更容易得到他人的肯定和友谊。但这种小团体如被不法分子分子所掌握和操纵，就很容易发展成为一个危险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形式。近几年来，未成年人采取团伙形式作案的越来越多，且有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如形成“专业化”的盗窃团伙、抢劫团伙、性犯罪团伙等，这与70年代那种组织松散、活动公开或半公开的犯罪团伙和80年代以流氓斗殴为主的犯罪团伙有着明显的区别。

4、犯罪手段日趋成人化、智能化。

近年来，未成年人有向成人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趋势，较之过去的传统犯罪，其隐蔽、反侦察、逃避打击的能力明显加强。特别是做大案如盗窃金融场所、盗窃抢劫机动车、盗窃商店、撬盗保险柜时，往往有预谋、有计划，作案后尽可能的销毁现场痕迹，给公安机关破案制造障碍，以逃避打击。

5、毒品违法犯罪剧增。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对毒品的危害知之甚少，难以抵御诱惑，加之好奇心强，交友不慎，以及毒犯推销手段巧妙等原因，许多未成年人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不能自拔。近年来，在一些毒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未成年人吸毒人数急剧上升，并直接诱发了其他犯罪活动。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其特殊性，但触犯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同时也是作为最严厉的实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威慑力重要体现。我们通常说辨别能力是基础，控制能力是关键。当一个根本没有辨别能力的人或辨别能力非常有限的人触犯了刑法上规定的一些罪名，比如精神病人发病时的行为，对于他自己来说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罪，我们就不加区别的利用刑法进行处罚，这样做不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也起不到刑法应有的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从人的生理和心理成熟角度出发，对于辨别能力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年龄，这一点对与未成年人尤为重要。所以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责任年龄做了严格规定。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1、完全不负责任年龄阶段

我国刑法没有从字面上明文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对于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以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以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可以确定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即不满十四周岁，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不管实施什么行为一概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又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是指行为人以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时期，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以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罪承担刑事责任，面对刑法分别规定的其他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处于这一阶段的未成年人即使实施了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处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其行为也不构成犯罪。正是由于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只对一小部分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因此，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也称为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是符合这一年龄阶段未成年人认识与控制能力的实际情况的。这些未成年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都是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故意犯罪，但在量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时，以满十六周岁，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只要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都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可以分为以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以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两类。以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一方面由于这些未成年人已经接受较多教育，身心发育基本上都已成熟，对于什么具有社会危害性，都是较为明确的认识，也能较好的控制自己是否实施犯罪，因此对于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人毕竟尚未成年，其认识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成年人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刑法又规定这些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 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察和审理的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到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情节。在这方面，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

1、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一律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日起计算；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如何理解和计算“周岁”。首先，周岁是根据国际惯例用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出来的行为人的实足年龄，而不是根据民间的农历或其他历计算出来的“虚岁”。其次，以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例如，行为人于1986年1月1日出生，至2000年1月2日为以满14周岁，至2002年1月2日为以满16周岁，至2004年1月2日为以满18周岁。反之，即使是14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也应视为不满14周岁，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同理，对16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只能令其对法定的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对8周岁生日当天犯罪的，应视为不满18周岁，应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

3、对未成年人犯罪和处罚的法定年龄界限能否突破？例如，对即将14周岁，甚至差几天就满14周岁的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行为，甚至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结果的，可否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即将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为极其严重的，可否判处死刑？我们认为，法律在对未成年人定罪和处罚问题上所规定的年龄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缩性，这是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许突破这种界限，刑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

（二）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

1、以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某种犯罪，在行为人以满16岁以后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是否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认为，具体情况应当做具体分析。如果在以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所实施的是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则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只能追究行为人以满16周岁以后犯罪的刑事责任。

2、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并在行为人以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对此不能一并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追究行为人以满14周岁后实施的8种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例如张三在13岁时抢劫，获得赃物3万元；15岁时诈骗，获得赃物2万元；17岁时侵占他人财务，获得赃物2万元，由于对张三的抢劫行为、诈骗行为不能以犯罪进行追究，所以，其犯罪数额只能是2万元（侵占罪）。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

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一贯坚持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方针原则，注重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挽救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以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盗窃近亲属的财务，其亲属不要求对该人定罪处罚的。同时该解释也指出“在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犯罪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节，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幅度，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以上法律和解释都充分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精神。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应注意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依法不适用死刑

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处罚对象的特殊刑罚种类，是一种最严厉的处罚方式。该刑种是我国刑法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严重犯罪的有力武器，对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刑法》第49条明确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该发条非常清晰和严格的将死刑的使用排除在未成年人犯罪之外，对于该法条应当做如下解释：

首先，犯罪时不满18周岁，但审判时以满18周岁仍不适用死刑。也就是说不管所犯罪行如何严重，只要犯罪时不满18周岁即使在法庭审理的时候以满18周岁仍不能适用死刑。因为刑法只能适用于具体犯罪时的行为，即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责刑相适应”。更何况犯罪时和处以刑罚时是两个有时间间隔的不同阶段，我们不能对他未成年时犯罪行因其成年而加重处罚。

其次，不适用死刑，是指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同时也不使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是死刑的一个种类，包含在死刑之内，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它是对罪大恶极但不立即执行不至于一起极大民愤和社会不稳定以及有改造必要的犯罪分子予以的特殊处置，但它仍属于死刑。但对于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应当广义的理解为同样不适用与死缓。这一点应当说是与未成年人犯罪国际刑事立法是相一致的，具有较大的科学化和人性化。

（二）从宽处罚

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法条主要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所做出的特殊处理，我过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适用刑法一律平等，但对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并不完全成熟而作出的规定，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是“可以”。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须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是“可轻”也“可不轻”的。应当说是一条刚性规定，具体在审判实践中应当理解为不管辩护人在庭审中有无指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这一特殊身份，法庭在裁决时都应在量刑上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其次，根据未成年人所犯罪行、情节、后果及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应当做出“能减轻而不从轻”的处罚。减轻是指在所犯罪行应受处罚的刑罚最低幅度以下做出处理，但并不是一味的减。从轻是指在所犯罪行应受处罚的刑罚幅度内，做出最轻的处理。

另外，犯罪时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但审判时已经成为成年人的，仍应当遵照该法条量刑处理。其法理上与“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不适用死刑。”应当说是一致的，具有同一性。

（三）特别审判程序

是否由专门的少年审判机关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国的刑事诉讼本身并没有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1年1月26日就颁布了《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其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少年法庭（即少年刑事案件和议庭），有条件也可以建立与其他审判法庭同等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设少年法庭知道小组，知道少年法庭的工作，总结和推广少年法庭审判的经验。该解释同时对审理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要求，在审判过程中，应根据少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采取不同于成年被告人的方式、方法，注重疏导，惩教结合，准确、合法、及时的查明犯罪事实、核实证据，并且帮助少年被告人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0条第1款也规定，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更是在立法上明确，人民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员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少年法庭进行。

（三）适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

我国的刑法体系，共有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三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应适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这四个刑种。理由如下：

1、管制。管制是对犯罪分子不实行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人民法院判决后，在公安机关管束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在原单位或居住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或者工作，进行改造的刑罚。其优点是：在服刑的同时，未成年人依照与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不影响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爱及帮助，有利于对其思想和人生观的改造。

2、拘役。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实行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刑期短（一至六个月，数罪并罚也不超过一年）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间还享有回家探索和发给适当报酬的待遇。它适用于罪行较轻，但仍需短期关押改造的犯罪分子。对犯有较轻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拘役，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要注意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拘役的，应当于成年犯分别关押。

3、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对犯罪分子剥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幅度大（六个月至十五年；数罪并罚时不超过二十年），适用面宽（既可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又可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便于法院根据不同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序，对犯罪分子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

（1）对以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未成年年满十八周岁时，剩余期不超过2年的，仍应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

（2）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犯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例如：2003年6月30日下午，被告人侯国立、杨国强等预谋抢劫在新建街华联超市门口，受杨国强的指使，被告人侯国立同其系而人围住受害人采用暴力手段和搜身手段，抢走受害人先进10元。之后，被告人侯国立、杨国强等人在辉县市城内学校附近碰到另一受害人陈某，将其拉到一胡同内，抢走现金50元。被告人侯国立出生于1988年9月7日，人民法院在庭审中了解到被告人侯国立文化程度偏低，法制观念淡薄加上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经过法庭教育，被告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接受法律审判是罪有应得，并表示认真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被告人侯国立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应当减轻处罚。为打击刑事犯罪，保障公私财物不受侵犯为此特判处被告人侯国立有期徒刑八个月。

4、罚金。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处罚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的因素。

（1）部分以满十六周岁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已经有工作并有固定收入，对这一部分人应当可以适用罚金。

（2）部分以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代为交纳了，但我们不认为是“变向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员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暂且我们把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缴罚金看成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

（3）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或者选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所不能受到的“交叉感染”。

（四）尽量适用缓刑、减刑、假释

1、缓刑。根据《刑法》第72条第1款之规定，适用缓刑有三个条件；一是适用的对象必须是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行为。而是必须不是累犯。三是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同时具备以上三种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该处罚从总体上来看，效果是非常好的，它不仅有利于对犯罪的打击同时更有利于对失足人员的教育，更加体现了刑罚惩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这一立法精神。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可以适用缓刑，那么无论从打击犯罪，还是真正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出发点应该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适用缓刑，在具备上述三条基本条件的同时，最好具备如下条件：

（1）有悔罪表现。悔罪表现主要是未成年人犯罪后能自首或者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认识到犯罪的违法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并决心要改的。

（2）被告人是初犯、偶犯，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未成年人是受胁迫或者受教唆参与，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的。

（3）在校学生。对在校学生适用缓刑，可以让未成年人继续学业，不至于因失学将来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后果。

2、减刑。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因。而适用减轻其刑罚的制度。所谓减轻原判刑罚既可以将重的刑种减为较轻的刑种，如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也可以将较长刑期减为较短的刑期，如将12年有期徒刑减为10年有期徒刑。

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10月28），第十三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伏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及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例如：张林五，男，1980年2月3日出生。1996年5月6日因多次抢劫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生效后，被送往执行机关进行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改造，另外在服刑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执行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减刑，后人民法院依法促成和议庭审理，经查证减刑情况确实属实，符合减刑的案件的条件，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减刑2年，张林五实际服刑8年。

3、假释。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假释制度体现了体现了国家对一定期限服刑改造，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所实施的宽大处理政策，对于激励犯罪分子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我国《刑法》第81条规定适用假释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假释只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假释的特点是提前解除对犯罪分子的监禁；恢复其人身自由。（2）假释只适用于执行了一定期限刑罚的犯罪分子。这是因为只有执行了一定期限的刑罚，司法机关才能考察并准确判断犯罪分子是否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从而确定是否是其适用假释，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判决的稳定性和适用假释的严肃性。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1/2以上才可以适用假释。对于累犯以及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3）假释只适用于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这是适用假释的关键性条件。对未成年犯罪的假释；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之中：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犯有悔改表现而又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的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准确的适用刑罚和量刑，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笔者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况、量刑责任及刑罚的设置出发并加以分析，以期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犯罪之后适用更恰当的刑罚有所裨益。参考资料 [1]、高铭暄 主编《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86-90页。

[2]、赵秉志《犯罪主体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49页。[3]、陈兴良《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17页

[4]、刘家琛、孙琬钟著《中国新刑法实务全书》北京中国法律年鉴社，1974年第一版本29页 [5]、（美）特拉维斯-赫希（著）吴宗宪、程振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40-50页《少年原因探讨》。

第三篇：电大 毕业论文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刑罚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刑罚

【内容摘要】：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相比呈现逐渐，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笔者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规定的不同年龄阶段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和被告人年龄不清时的处理方法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应适用管制 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这四个刑种，但在具体量刑时，对未成年人刑罚有利的量刑缓刑、减刑、假释应引起重视，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应努力着眼于对未成年人的挽救改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对待和处罚原则，卸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思想包袱，以促进其努力自新，成为合格公民。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行事责任、刑罚、量刑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概述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而我国刑罚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无论从法律角度或是从社会角度、历史角度来看，未成年人都是一个特殊群体，因而受到法律和社会的特殊保护和优于成年人的待遇，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我国《刑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法的特别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作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一些司法解释和规定，无疑加重了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和教育，挽救职能。对于已满14周岁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而言，他们在生理心理上日渐成熟，出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但也及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和侵袭。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但触犯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同时也是作为最严厉的实体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威慑力重要体现。我们通常说辨别能力是基础，控制能力是关键。当一个根本没有辨别能力的人或辨别能力非常有限的人触犯了刑法上规定的一些罪名，比如精神病人发病时的行为，对于他自己来说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罪，我们就不加区别的利用刑法进行处罚，从人的生理和心理成熟角度出发，对于辨别能力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年龄，这一点对未成年人尤为重要。所以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责任年龄做了严格规定。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1、完全不负责任年龄阶段

我国刑法没有从字面上明文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对于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防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可以确定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即不满十四周岁，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不管实施什么行为一概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又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是指行为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时期，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毒、防火、爆炸、投毒罪承担刑事责任，面对刑法分别规定的其他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处于这一阶段的未成年人即使实施了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处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其行为也不构成犯罪。正是由于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只对一小部分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因此，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也称为相对於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是符合这一年龄阶段未成年人认识与控制能力的实际情况的。这些未成年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但在量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已满十六周岁，出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只要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都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可以分为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已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两类。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一方面由于这些未成年人已经接受较多教育，身心发育基本上都已成熟，对于什么具有社会危害性，都是较为明确的认识，也能较好的控制自己是否实施犯罪，因此对于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人毕竟尚未成年，其认识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成年人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刑法又规定这些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

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察和审理的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到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情节。在这方面，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1)、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

一律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日其计算；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其计算。

（2）、如何理解和计算“周岁”.首先，周岁是根据国际惯例用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出来的行为人的十足年龄，而不是根据民间的农历或其他历计算出来的“虚岁“。其次，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例如，行为人与1986年1月1日出生，至2000年1月2日为已满14周岁，至2002年1月2日为已满16周岁，至2004年1月2日为已满18周岁。反之即使是14

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也因视为不满14周岁，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同理，对16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只能令其对法定的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对8周岁生日当天犯罪的，应视为不满18周岁，应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

（3）、对未成年人犯罪和处罚的法定年龄界限是否能突破？

例如，对即将14周岁，甚至差几天就满14周岁的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行为，甚至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结果的，可否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即将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为极其严重的，可否判处死刑？我们认为，法律在对未成年人定罪和处罚问题上所规定的年龄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缩性，这是我国刑法罪行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许突破这种界限，刑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

二、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

（1）、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某种犯罪，在行为人已满16周岁以后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是否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认为，具体情况应当作具体分析。如果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所实施的是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则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只能追究行为已满16周岁以后犯罪的刑事责任。

（2）、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严重犯罪，并在行为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对此不能一并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14周岁后实施的8种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例如张三在13岁时抢劫，获得赃物3万元；15岁时诈骗，获得赃物2万元；17岁时侵占他人财务，获得赃物2万元，由于张三的抢劫行为、诈骗行为不能以犯罪进行追究，所以，其犯罪数额只能是2万元（侵占罪）。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

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一贯坚持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方针原则，注重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挽救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盗窃近亲属的财务，其亲属不要求对该人定罪处罚的。同时该解释也指出“在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犯罪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节，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幅度，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成年人犯罪的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以上法律和解释都充分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精神。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应注意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依法不适用死刑

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处罚对象的特殊刑罚种类，是一种最严厉的处罚方式。该刑种时我国刑法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严重犯罪的有力武器，对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刑法》第49条明确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该法条非常清晰和严格的将死刑的使用排除在未成年人犯罪之外，对于该法条应当做如下解释：

首先，犯罪时不满18周岁，但审判时已满18周岁仍不适用死刑。也就是说不管所犯罪行如何严重，只要犯罪是不满18周岁即使在法庭审理的时候已满18周岁仍不能适用死刑。因为刑法只能适用于具体犯罪时的行为，即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责刑相适应”。更何况犯罪时和处以刑罚时是两个有时间间隔的不同阶段，我们不能对他未成年时犯罪行因其成年而加重处罚。

其次，不适用死刑，是指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同时也不使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是死刑的一个种类，包含在死刑之内，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它是对罪大恶极但不立即执行不至于一起极大民愤和社会不稳定以及有改造必要的犯罪分子予以的特殊处置，但它仍属于死刑。但对于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应当广义的理解为同样不适用死缓。这一点应当说是

与未成年人犯罪国际刑事立法是相一致的，具有较大的科学化和人性化。

（二）从宽处罚

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法条主要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做出的特殊处理，我国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适用刑法的一律平等，但对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并不完全成熟而做出的规定，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是“可以”。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须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是“可轻”也“可不轻”的。应当说是一条刚性规定，具体在审判实践中应当理解为不管辩护人在庭审中有无指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这一特殊身份，法庭在裁决时都应在量刑上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其次，根据未成年人所犯罪行、情节、后果及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应当作出“能减轻而不从轻”的处罚。减轻是指在所犯罪行应受处罚的处罚最低幅度以下做出处理，但并不是一味的减。从轻是指在所犯罪行应受处罚的处罚幅度内，做出最轻的处理。

另外，犯罪时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但审判时已经成为成年人的，仍应当遵照该法条量刑处理。其理法上与“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不适用死刑。”应当说是一致的，具有统一性。

(三)特别审判程序

是否有专门的少年审判机关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国的刑事诉讼本身并没有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1年1月26日就颁布了《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其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少年法庭(即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有条件也可以建立与其他审判法庭同等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设少年法庭知道小组，知道少年法庭的工作，总结和推广少年法庭审判的经验。该解释同时对审理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统的通知》、要求，在审判过程中，应根据少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采取不同于成年被告人的方式、方法、注重疏导，惩教结合，准确、合法、及时的查明犯罪事实、核实证据，并且帮助少年被告人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

行为社会危害性。我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0条第1款也规定，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更是在立法上明确，人民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员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少年法庭进行。

四、适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

我国的刑法体系，共有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三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应适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这四个刑种。理由如下：

（一）、管制

管制是对犯罪分子不实行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人民法院判决后，在公安机关管束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再远范围或居住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或者工作，进行改造的刑罚。其优点是：在服刑的同时，未成年人依照与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不影响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爱及帮助，有利于对其思想和人生观的改造。

（二）、拘役

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实行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刑期短（一至六个月，数罪并罚也不超过一年）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间还享有回家探索和发给适当报酬的待遇。它适用于罪行较轻，但仍需短期关押的犯罪分子。对犯有较轻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拘役，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要注意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拘役的，应当于成年犯分别关押。

（三）、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对犯罪分子剥夺一定期限的人生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幅度大（六个月至十五年；数罪并罚时不超过二十年），适用面宽（即可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又可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便于法院根据不同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序，对犯罪分子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

（1）、对以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未成年年满十八

周岁时，剩余期不超过2年的，仍应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

(2)、对未成年犯执行法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犯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条件。

例如：2003年6月30日下午，被告人侯国立、杨国强等预谋抢劫新建街华联超市门口，受杨国强的指使，被告人侯国立同其系而人围住受害人采用暴力手段和搜身手段，抢走受害人先进10元。之后，被告人侯国立、杨国强等人在辉县市内学校附近碰到另一受害人陈某，将其拉到一胡同内，抢走现金50元。被告人侯国立出生于1988年9月7日，人民法院在庭审中了解到被告人侯国立文化程度偏低，法制观念淡薄加上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经过法庭教育，被告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接受法律审判时罪有应得，并表示认真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被告人侯国立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应当减轻处罚。为打击刑事犯罪，保障公私财物不受侵犯为此特判处；被告人侯国立有期徒刑八个月。

（四）、罚金

罚金市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处罚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的因素。

（1）、部分已满十六周岁十八周岁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已经有工作并有固定收入，对一部分人应当可以适用罚金。

（2）部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代为交纳了，但我们不认为是“变向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员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表现的，暂且我们把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交罚金看成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

（3）、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或者选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所不能受到的“交叉感染”。

（五）、尽量适用缓刑、减刑、假释

（1）、缓刑。根据《刑法》第72条第1款之规定，适用缓刑有三个条件；一是适用的对象必须是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

罪行为。而是必须不是累犯。三是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同时具备以上三种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该处罚从总体上来看，效果是非常好的，它不仅有利于对犯罪的打击同时更有利于对失足人员的教育，更加体现了刑罚惩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这一立法精神。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可以适用缓刑，那么无论从打击犯罪，还是真正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出发点应该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如果适用缓刑，在具备上述三条基本条件的同时，最好具备如下条件：

（1）有悔罪表现。悔罪表现主要是未成年人犯罪后能自首或者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认识到犯罪的违法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并决心要改的。

（2）被告人是初犯、偶犯，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未成年人是受胁迫或者教唆参与，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的。

（3）在校学生。对在校学生适用缓刑，可以让未成年人继续学业，不至于因失学将来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后果。

2、减刑。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因而适用减轻其刑罚的制度。所谓减轻原判刑罚既可以将重的刑种减为较轻的刑种，如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也可以将较长的刑期减为较短的刑期，如将12年有期徒刑减为10年有期徒刑。

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10月28），第十三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犯罪能认罪伏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及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度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例如：张林五，男，1980年2月3日出生。1996年5月6日因多次抢劫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生效后，被送往执行机关进行改造，在劳动改造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改造，另在服刑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执行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减刑，后人民法院依法促成和议庭审理，经查证减刑情况确实属实，符合减刑案件的条件，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减刑2年，张林五实际服刑8年。

3、假释。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

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假释制度体现了国家对一定期限服刑改造，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所实施的宽大处理政策，对于激励犯罪分子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具有重要作用。

(1)假释只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根据我国《刑法》第81条适用假释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假释的特点是提前解除对犯罪分子的监禁；恢复其人身自由。

（2）假释只适用于执行了一定期限刑罚的犯罪分子。这是因为只有执行了一定期限的刑罚，司法机关才能考察并准确判断犯罪分子是否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从而确定是否是其适用假释，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判决的稳定性和适用假释的严肃性。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1/2以上才可以适用假释。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3）假释只适用于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这是适用假释的关键性条件。对于成年犯罪的假释；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之中：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犯有悔改表现而又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的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准确的适用刑罚和量刑，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笔者我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况、量刑责任及刑罚的设置出发并加以分析，以期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犯罪之后适用更恰当的刑罚有所裨益。

参考资料

［1］、高铭暄 主编《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86-90页。［2］、赵秉志《犯罪主体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版149页。［3］、陈兴良《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17页。［4］、刘家琛、孙琬钟著《中国新刑法实务全书》北京中国法律年签社，1974年第一版本29页 ［5］、（美）特拉维斯-赫希（著）吴宗宪、程振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40-50页《少年原因探讨》。

第四篇：《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

以列祖列宗之名

证人宣誓制度是证据制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证人宣誓制度，是指证人在出庭作证前声明如实提供证词，通过宣誓仪式或虽无宣誓仪式但以某种旨在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证人责任感的方式进行，并要求承担相应的伪证责任的司法制度，属于证据规则的一种。对于已决犯证词的法律效力，贝卡利亚本人是持正面态度的，只要口供不至于妨碍司法进程，就应该让其获得解脱免受冤屈的机会，但对于我国执法机关“办成铁案”的理念，这样的设想便很难实现了。证人宣誓制度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初是人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神明的敬畏。证人向神明起誓以表明自己言行的真实与坦诚，并在神的面前发出诅誓，若有伪证，甘愿受到神的惩处。英美法庭案件开审前被传召上庭的证人（基督徒）把手置于圣经之上: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我对全能的上帝起誓我赐的证据应当是真相,整个,只追求唯一的事实)，而不信教者则是：I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and affirm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我郑重声明,真诚和真正的证据和确认我赐应当真相,整个,只追求唯一的事实）。而且，西方的证人单单宣誓这一过程也具有证词的性质。但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法庭，证人的出庭又是另一番景象：本应是证人的位置大都由书面证词代替，尤其是刑事诉讼案件，绝大部分证人都必然选择书面证词，在这里姑且不去探究背后的世俗问题，中国现行法律本就没有规定证人作证前必须宣誓，现行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虽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对其相关权利却缺少足够重视，简单来说，我国的法律仅仅是提醒证人伪证的法律后果，但并未唤醒其良知，另外，如果在我国出庭作证，恐怕祖宗牌位比圣经、宪法都管用得多，与其试图唤醒证人的对法律后果的畏惧之心，不如依靠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祖宗的畏惧，相信祖宗对证人的威慑力未必低于宪法或作证前签署的保证书上列明的法律后果。

在中国，从建国起就奉行的集体主义似乎给了国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借口，反正我不做总有人去做的，公检法机关又缺乏亲和力，更要命的是，与西方的执法机关对证人的严密不同，我国的公检法机关的这类措施乏善可陈，德国执法机关赋予了证人改名换姓的权利，甚至承担整容的费用，当然是在确实有这种必要的情况下。反观我国政府这方面的制度就少得可怜，试问要怎样才能鼓励证人出庭？而对于证人来说，他也可能成为另一个案件的当事人，需要别的知情人提供证据，知情不报，到头来倒霉的可能还是自己。与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不同，推崇个人主义的欧美国家反而拥有更加积极的证人，因为他们的信念是“与我有关”“我不能不管”“这可能会损坏我的利益”。国外大多数国家的证人制度都包含了证人作证经济补偿、证人保护、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以及相应的强制出庭作证、证人制裁制度等义务性规定，而宣誓仅作为一种程序上的设计存在。从法律效果上看，宣誓与否与是否如实陈述没有必然联系，不经宣誓仍必须如实陈述，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证人制度的现状却是令司法实践部门头疼的一大难题。由于立法设计的不科学，证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只规定证人作证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对证人出庭只作出原则性规定，对拒不出庭却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我国的庭审案件，证人的位置大都被书面证词所代替，因为执法机关并无强制证人必须出庭的法律依据。

本世纪以来，我国地方法院也开始积极探索诉讼程序中的证人宣誓制度。厦门市思明区

法院、汕头市中级人民法、成都高新法院等地方法院都相继引入了证人宣誓制度的司法程序。

但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和影响。目前就全国而言证人并未成为法定的制度。

其实真要效仿西方宣誓制度也不必真拿祖宗牌位上庭，设置屏风，变声系统，独立对证人进行质证等也是可行的方法，

第五篇：《论犯罪与刑罚》读书笔记

《论犯罪与刑罚》读书笔记

《论犯罪与刑罚》一书，长期以来被人们尊奉为刑法领域里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罪行原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在学习刑法之时，我便深受此书的启发；如今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再次品读，更是另有一番收获。

本书包含的刑事诉讼法思想主要体现在第六至十三章以及第二十二章的内容中。其所包含的无罪推定、逮捕羁押法定、陪审制度、审判公开、证人作证、公开控告、反对刑讯逼供等刑事诉讼思想，对当时以至后世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下面我将挑选自己最有感触的几个要点来进行重点阐述，并且结合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建设进行一些思考。

一．犯罪嫌疑与证据

作者将证据分为完全证据和不完全证据，并分别说明了不同证据的证明能力。对于完全证据，作者这样阐述：“那些排除了无罪可能性的证据，我称之为完全的。这种证据，只要有一个，就足以定罪”。①此处完全证据类似于现在证据分类中的直接证据，是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其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方法简单，无需经过复杂的推理过程。

对于不完全证据，作者认为：“不能排除无罪可能性的证据，则是不完全证据。这种证据要变成完全的，需要有足够的数量”。②即不完全的证据不仅在质上要求“确实”，而且在量上要求“充分”。确实而充分的证据一旦对犯罪事实的证明达到“排除了无罪可能性”的程度，则犯罪事实就是确实的。不完全证据类似于现在的间接证据，即不能单独直接证明，需要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如果仅有一些不完全证据时，怎么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可靠性呢？贝卡里亚给出了用不完全证据衡量犯罪嫌疑可靠性的公式，概括而言，如果多个不完全证据只能相互印证，那么该事件的或然性就减小，由此形成的证据链条便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因为此时所有证据有依赖于一个关键证据的价值，这一证据如果出现缺陷，会导致所有证据出现缺陷；相反的，如果多个不完全证据相互独立，那么这种证据越多，该事件的或然性就越大，因此可以排除对该事件的合理怀疑。因为此时一个证据的错误并不会影响其他证据，还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

同时，贝卡里亚对其所使用的“或然性”“确实性”做出了一定解释，认为“伦理的确实性，严格说，只不过是一种被称为确实性的或然性”，判断某一事件具有确定性，所依据的是朴实的良知和普遍的伦理认识。虽然刑事诉讼是一种回溯性的、重构已然事件的过程和步骤，需要通过寻找证据去发现是谁实施了该已然事件，但是人为的对过去的重建本身就具有或然性。

对于案件事实的 “或然性”还是“确实性”，学界也有着争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一）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可见，立法规定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此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①②【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分”中“事实”的理解，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此处“事实”为“客观真实”，即案件发生的本来面目、真实情况。另有学者认为“客观真实”说无视诉讼活动的特性，因为“客观真实”的难以达到、无以判断，从诉讼活动的法律性以及自身规律出发，认为应区分客观真实与诉讼真实，裁决案件所依据的证据事实是诉讼内的事实，法律上的真实，庭审认定的事实，而不是“客观真实”。③相信贝卡利亚是赞同后一种观点的。

审判案件的过程中，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能否定罪，最终还是要依靠法官的主观判断。在确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认定的也只能是诉讼真实，而非客观真实；而在不完全证据这种情况下，由于仅仅是把各种证据联系在一起，形成证据链条来定罪的，更是可能没有把握住犯罪事实。在实践中，想把所有案件都判成铁案的想法是荒谬的。冤假错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最大可能去避免而已。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诉讼内通过庭审对证据的采信而认定的事实，是诉讼真实，而非绝对客观真实。但是这些证据至少要在质证之后，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

二．无罪推定原则

“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④贝卡里亚在本章中明确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这一原则对当时的刑法领域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呼喊，对后世刑法理念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无罪推定原则突破了几千年来疑罪从有的刑事理念，反映了刑法自身应有的谦抑性，凸显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人文关怀，成为刑事审判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自古以来中国对于人权就不是很重视，因此只要行为人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一概称为罪犯或被告人。但97年刑法修订后，采用的是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在法律没有确定行为人有罪或无罪前，一概认定行为人无罪，这是一大进步。

在我国刑诉法中，尚未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但在刑诉法中有着与之类似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例如，从“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别中就能体现出这一原则。犯罪嫌疑人是指在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因有犯罪嫌疑而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进行侦查、审查起诉的公民或者法人。被告人是指被自诉人或者检察机关起诉犯有某种罪行，并经法院决定对其进行审判的公民或者法人。两个概念以诉讼阶段为划分依据。

我国目前在推进无罪推定原则中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没有引入沉默权制度。被告理应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可以选择保持沉默，如果最后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被告有罪，则罪疑从无。但是《刑诉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同时 118条却保留“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相当于“不得强迫自我归罪原则”仅仅规定了一半。因此落实无罪推定原则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反对刑讯逼供

③④陈卫东刘计划《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本章中，贝卡里亚对刑讯逼供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认为，除了强权以外，没有任何权利能使法官在罪与非罪尚有疑问时对公民科处刑罚，但是，这无疑是无理且可笑的，因为如果被刑讯者犯罪是肯定的，直接适用刑罚即可，交代与否已经没有必要了，就更不用大费周折地折磨他；如果被刑讯者犯罪是不肯定的，就更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由此可见，刑讯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刑讯逼供更是使无辜者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在刑讯中，无辜者作为被告人的同时又成为控告者，让一个无辜者自证其罪是多么的可笑。其结果极有可能是强壮的罪犯获释，而软弱的无辜者获刑。不管怎样，刑讯都使无辜者遭受极大的痛苦，而为案件真相蒙上了一层遮羞布。

刑讯会造成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进退维谷，有罪者从中得利。对无辜者而言，承认犯罪就意味着接受刑罚；虽然忍受刑讯有可能被宣布无罪，但实际上已经受到折磨。不管怎样都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对有罪者而言，只要他忍受住刑讯的折磨，那么他本应受到的刑罚就会转变为无罪释放，又因为其应受刑罚往往远远大于所忍受的折磨，因此这中间的差值就成为有罪者从刑讯中所得的利益。

（一）我国的现状：

刑讯逼供，作为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环节出现的一种侵犯人权的不文明现象，在立法上早已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禁止。但刑讯逼供行为本身却并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有了禁止性规定而销声匿迹，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潜伏和出现，导致一些地方仍然出现了冤假错案，既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司法机关形象。

之所以刑讯逼供无法杜绝，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不公开与无法监督的状态；侦查机关过于重视口供在查办案件中的作用；刑讯逼供行为在实践中难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由于畏惧而不敢指认等等。

（二）建议：

1.在看守所提讯中，实行审讯主体与犯罪嫌疑人隔离制度。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审讯主体，也就是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在讯问中可以接触到犯罪嫌疑人，如果物理上有屏障，则自然无法实施。

2.实行严格的进入看守所身体检查制度。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会造成人身伤害的相应后果。因此实行严格的入所检查制度，将会发现提讯前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行为。

3.律师在场制度。律师是要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的，如果审讯时律师在场，则能够很好的监督公安机关、检察官，保证合法获取证据。

此外，录音录像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押分离原则等等也是可以防止刑讯的有效手段。但是很多地区人财物力不足，在硬件设备上就很难满足抑制刑讯的要求。

一项好的制度的落实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此外，人们的个人素质也参差不齐，让所有人认识到刑讯的弊端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国需要在立法与普法两方面双管齐下，并且应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努力尽早遏制刑讯逼供现象。

四．小结 《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对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重实体轻程序、重政策轻法律、重打击个案轻社会效果的历史传统导致我国刑事诉讼积弊严重，不仅错案率高，司法机关的权威难以建立，更重要的是因忽略程序给当事人或无利害关系人的基本人权造成威胁，使其人身、财产受到侵犯。我国的刑事诉讼思想和实践还比较落后，公权力的恣意干涉致使个人权利大大缩水，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致使公民权利退让和牺牲，一味追求实体真实致使程序正义被任意忽略或剥夺，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似乎沦为少数当权者的统治工具和治国手段，其思想或实践都与最终及根本目的相去甚远。我们应吸收借鉴贝卡利亚的思想，在理论以及实践当中落实程序正义的思想。

值得欣慰的是，本次刑诉法修改也让人看到了我国刑事诉讼进步的希望。保障律师会见权及辩护人阅卷权、排除非法证据、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可当庭播放等。但是立法的完善仅仅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在于落实。同时，新刑诉法还是有着许多亟待完善之处的，法律工作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