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法律社会学》的读书笔记

第一篇：关于读《法律社会学》的读书笔记

关于读《法律社会学》的读书笔记

近些日子有幸拜读了苏力老师的《法律社会学》，实为我的社会学启蒙老师张金俊老师的作业要求，读后实在有些不安。因本人能力有限，在理解上可能会有偏差，所以张老师在某些词句上千万不要太过认真，因为从2007年到2010年我只简单学了3年的法律，但是对于社会学基本是没有什么学习背景，当然，张老师可以对我的理解进行批评。另外一点是，读书笔记的总结借鉴了别人的一些总结经验，如果不当之处还请有关作者给予谅解！

法律社会学 第一讲 总论

一、法律规则无疑具有重要性，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同时也对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罗斯福新政、里根改革等。但是，相关的一点是，法律的重要性能到什么样的程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些法律变革并不是很成功甚成功。有时候相似的法律变革却引起了不同的结果。（如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对比。）这种现象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时期中。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法律本身制定的好坏的问题吗？显然很难这样回答。法律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法律社会学正是要研究社会的基本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这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法律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欧洲法律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比如，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为什么农村不容易搞法治？也许有一个社会生活环境的问题。我们发现许多复杂的法律制度是配合陌生人社会即现代商业社会设计的。

另外，法律社会学也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把法律的实施看作是社会博弈。一项法律制定出来后，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社会博弈，不可能要求人们完全的毫无反应的依法律而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句话所描述的状态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每个人对法律都会有所反应。法律社会学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纠正。法律形式主义虽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最高院关于“奸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释，如果单从刑法理论的角度考虑的话，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放到社会中去，问题就出现了。比如，有可能触犯这一条罪的人可能是哪些人呢？律师、法官和官的回旋余地大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举证责任会有什么变化由此检察机关的资源配置又会有什么变化呢？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见苏力《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法律社会学当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法律社会学可以看到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乃至微观上的个人的行动对法律的影响。很多问题都可以纳入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女权主义、同性恋问题，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出现的不同社会的不同做法如对待安乐死的态度问题，西方由于基督教的传统和某些技术问题而对安乐死相当慎重。（再如人工流产问题，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问题，等等。）我们仅仅通过概念法学的角度都很难理解这些问题。只有把部门法的边界打破，把学科的边界打破，问题才能达到很好的认识和解决。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关于法律社会学，我明白本课程旨在介绍一种思路、方法性的东西。而不是过多的实质性内容。

二、法律社会学既是一门新的学科，又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萌芽在最古老的思想家的思想中就存在。早期的思想家都是杂家，他们的思考不是按照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边界来进行的，而是依靠他们的直觉和疑问。如柏拉图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法治的问题的，强调哲学王的统治，但他后来又发现这种哲学王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于是又提出法律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考虑也是关注了与政体相关的国家疆土问题以及中产阶级问题等。孔子曰：德在刑先。奥古斯丁、阿奎那讲自然法。再到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虽然是谈法律，但其文章的主要内容竟是非法律本身的问题。（如《利维坦》虽然说的是自然法，却主要谈的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法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它是随着律师和法官职业的出现而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社会学的先驱是孟德斯鸠和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地理、气候、政体、国家大小以及人种等的关系，虽然其某些结论看起来是很荒谬的，但是其分析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揭露了很多人们没有注意到的联系。历史学派的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里的民族精神，虽然有些抽象化，但是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社会综合条件。近代意义的法社会学的两大传统实在19世纪中叶产生的。在欧洲是一个传统。即宏观角度的传统，关注大的宏观的结构。其创始人是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他们从自己的知识传统出发，揭露了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虽然其有些结论比较粗糙或者太一般化。但是其思路对后世是有重大影响的。纠正了法律职业化所带来的对法律自身过多的关注的状况。此外，人类学、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法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又有哈贝马斯等代表人物。另一个传统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法律社会学。它是从法官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经验的色彩很浓。即使理论化较浓的法律经济学也是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这个传统的发展主要是在1864年以后，当时，美国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增加使得原有的法律不在适应，由于在侵权法、刑法、公司法等传统的普通法领域制定法并不加以干涉，法官就面临着改革法律的迫切任务。他们必须面对现有的社会条件和状况。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将来法律的主宰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卡多佐说“法律的终极目的是社会福利”等，都是体现了对法律形式主义、法条主义的反动。他们注意把非法律学科与法律结合，如心理学的知识，认为法官的审判是受他的心理因素的影响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女权主义、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促进了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被重新发现，此外还有福柯以及阐释学被重视，现代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更加强调一个学科依靠多种学科知识解决某一个问题，被称为法律和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s）。总的来说，从宏观的角度讲，法律社会学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而存在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主要研究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它往往限于理论，对部门法虽有启发性，但对适用法律并无太大影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学在现代社会比较弱化。而微观意义上的法律社会学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它是研究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包括具体关系和综合关系。它又包括两个传统：一是以问题的方式出现，围绕具体的问题展开研究；二是跨学科的法学研究，如法律经济学、社会生物学、法律人类学、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统计学等（如心理学对刑事诉讼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当然，这些划分都不是绝对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单靠法条主义不可能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最佳路径。我们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讲 马克思的贡献 上

法学研究中，经验的研究、因果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停留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解说上。比如说法律文化，真的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吗？如果说中国人厌讼是一种文化的表现，那么文化又是什么呢？显然，它又不得不归结为厌讼等表现形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研究，应当剔除概念的东西，应当观察一个现象对另一个现象的影响，而不是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的影响。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变成一个可观察到的现象。（比如男女谁比较心软，“心软”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就可以变得非常经验化，支持女性比较心软的人会举出很多有关女性心软的实例，比如女性关心人，看见别人的悲伤会表示同情，等等。又如“这个人太坏”，为什么？肯定有一些事实让你这么认定。又如刑法上的犯罪意图，其实也是通过对犯罪人的行为推测出来的。所以，在奸淫幼女的罪名上，似乎就不应该太过强调什么是否明知十四岁。）

我们这一讲主要来谈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论述。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都没有看到经济对法律的影响，把法律看作是永恒的。黑格尔看到了变化（绝对理念的变化），马克思则认为一切都处在流变之中，这一观点被达尔文的研究印证。马克思关于法律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同构性。法律从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或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利益、意志、情感的表现。（不要否认这一点，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异性恋者，所以我们才视同性恋者为异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因为生活条件允许了，才会有保护动物的善举。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饥寒交迫的农民会参加什么保护动物组织。又如，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株连九族，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刑罚残酷，实际上这跟当时人们的生活背景如一个家族的人往往生活在一块、容易互相包庇，跟当时国家力量弱小，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社会秩序有关。而现代社会为什么强调罪责自负，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我们研究任何社会的法律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生产方式、政治结构等综合考察分析。（以后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及谱系学的研究中其实就有马克思的方法论在里头。如谱系学，把思想放到社会结构中研究而不认为是前人思想的影响。有如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正是马克思的所说的：人是创造历史，但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运用阶级分析、利益群体的分析。（“是我们禁止流浪，但问题是谁流浪”。又如所谓“自由选择”，真的吗？）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原则的解释。

为什么自由平等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原则？许多人认为是人类理性的突然发现；马克思对此作出了分析。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交换需要双方都是自由人，是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对方和第三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所以，意思自治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而不是工人个人，工人个人是自由的。不仅如此，交换过程也应当是平等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强调“主观价值”而对这一命题持不同意见），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利益，因为交换而发生联系。？恩格斯从经验的角度，从更广泛的社会的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国际贸易要求商品所有者的流动不受限制，也要求他所接受的法律在各地应当是大致相同的，即平等的。要求资本主义法律的相同，与资本、劳动力的流通有很大的关系。资本主义法律塑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人（赤裸裸的利益、金钱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刑法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个体形，不再株连九族。（考虑一下“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存在背景或原因）。资本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强调独立、自由的法律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隐含的原则，这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构性。（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组织形式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否则只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马克思是批判者。他认为，由于法律是占主导地位群体的情感、意志的表现，必然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它源于经 济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只有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延续下去，才能实现自我的再生产。两个阶级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的人权等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推广而得到正当性的。

※关于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流落欧洲各国。受到了歧视和排挤。法律禁止他们从事某种行业，不允许他们做农民，只让他们做商人、从事金融业。（基督徒是不能放贷的。由此可以看出歧视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结构促成的。又如唐人街的形成。）18世纪末，西欧的犹太人享有了许多权利，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为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影响吗？但是同时代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为什么没有获此待遇？是因为犹太人从事贸易，其生产方式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法律平等的规范剔除了种族、地域、文化、教育程度等等方面的差异，人被一般化了，而犹太人由于从事的是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最早介入了这个一般化的过程。由此犹太人最早获得了解放。而且犹太人得到解放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完善的西欧国家。问题的产生不是哪个观念的产物，而是社会力量综合起作用的过程。这正是谱系学的方法。

※美国的民权运动。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制定了三条宪法修正案。（13、14、15），规定了禁止畜奴和选举权利等等。在南方，随着北方军的撤离，南方开始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投票税、文化考试等方式剥夺黑人的选举权。1896年的普兰西诉弗格森案，最高院判决隔离但平等。后来美国社会也曾多次提出异议，1954年，最高法院的另一个判决指出：隔离不平等。1964年，民权改革。为什么同样的法律会在不同时期发生不同结果？美国社会学者研究认为：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而美国则是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不同的。内战发生时，北方已工业化，而南方还是农业社会，北方自然而然的对奴隶的歧视少；内战后，虽然试图改变南方，但没有有效的进行。南方的大土地生产方式需要的正是依赖和服从，而不需要自由的工人。这样，种族歧视就在南方有着深厚的基础。只要大农业的生产方式不改变，黑人就没有办法免于歧视。

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后，许多原因促成了美国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南方农业科技的发展，技术工人、黑人跑到北方。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农业灾害对南方大农场的破坏，另外还有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攻诘必须作出行动。所有这些都使得民权运动得以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现代，农村与城市）

※刑罚形式的变化

两个德国学者在1930年做了一个研究，指出刑事惩罚的形式也是受到了经济基础的影响。19世纪以前，刑罚形式是罚金、鞭笞、肢体刑、放逐等。而现代社会却主要是监禁等自由刑。学者们拒绝认为这是启蒙思想的作用。他们调查了许多档案，认为刑罚形式是与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的。当经济发展过快时，劳动力需求多，刑罚便轻。反之则重。而最早的监狱首先是用来使用劳动力的，劳动力的需求与监禁有明显的关联。但为什么劳动力过剩时监狱还能存在呢？两位学者认为是路径依赖。认为监狱既然已经建立就很难再撤销。这又掉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美国的学者进一步研究。指出：不仅刑罚形式与经济相关，刑罚的严厉性与经济也有关。成反比。他们做个一个实证实验：失业率和监禁率之间有着共变关系。（头一年失业率增加，第二年监禁率增加。）苏联的尤金认为：监狱的惩罚形式与以前不同。以前是重质量，但不可计算；而监狱却按照数学方式进行处罚，讲求精确。这种处罚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常见。监禁刑体现出一种赔偿，这种惩罚与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的价值相联，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强调 数目字的管理相一致。由于资本主义对价值的抽象化，人们也以抽象的价值、用抽象的时机那计算社会上的一切。总之，监狱、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人权是一体而变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货币化构成了社会基本的思维格式。资本主义生产是理性化的定量化的生产方式。

※ 19世纪英国的刑罚变革

主要内容是：法律统一，改革不人道的刑罚，废除许多死刑。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贝卡利亚、边沁观点的流行。把其看作是观念的产物。有一位学者指出：其实我们把封建社会理解的太残酷了。其实中世纪英国适用的死刑并不多，大概50多种。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才严酷起来，大概200多种死刑。根据国会的立法，至少有100多种罪可立决。这是由于当时英国走向工业化，社会转型，农业社会的社会控制体系遭到了破坏，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罪犯。政府只好用死刑遏制犯罪率。后来，由于条件的变化，罪行的变化，（如犯罪量的增加、财产特别是动产犯罪的增多），同时陪审团由于宗教传统和社区情感也不太满意，商业城市也反对，商业组织（而不是边沁）要求在刑事司法上变革，使刑罚更加确定而不那么严厉。这些变化是经济上的因素，是社会变迁的要求。

第三讲 马克思的贡献 下

参考文章：《为什么朝朝暮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看婚姻制度。

第四讲 马克斯·韦伯 上

参考文章：苏力，“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74页。

韦伯，德国经济学家。其主要兴趣不在于法律，但他的观点对法律有很大的影响。

1、要理性的预算法律的后果。法律制定出来后，到底有那些影响，又会影响谁？

2、文化、精神、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特殊的，其特殊性在于参与市场经济的人是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获得利润的。资产者、经济参与者特别注重对长期利润的精细的系统的计算，即数目字的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是规模经济，注重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投机。这种长期的投资和规模性的经济，使得机会成本和风险增大，于是要求有一定的预期和规则，从而对各种可能的风险作出预测并提出对策，保证收到预期利益。法律和法律文化就在形成这种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统一的法律使得人们的预期在原则上得到了满足。反过来，这种市场经济又要求法律必须是理性的，即坚持逻辑原则的始终如一，不管其是否合理，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有预期。因此，法律就不能太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求是，而是要法治化、理性化。而之所以在欧洲产生这种理性化的法律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因为在西方社会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非常久远，同时业已形成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着保障作用。

3、法律的类型 形式理性 实质理性 形式非理性 实质非理性

形式：带有普遍性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原则、原理。实质：具体的，个别的，不系统的。

理性：运用法律的状态，在目的明确的条件下，对于最佳手段的合理选择。特别强调法官运用各种手段调整冲突。这种理性应该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公认的理性。换言之，理性就是指规则的适用是否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而其结论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1）、实质非理性

例子：所罗门国王对于两个妇女争夺一个孩子的判决。

分析：没有人知道国王运用的是什么规则，以及为什么运用之。只知道结果是非常合理、公道的。（没有人知道其规则和推理）（2）、形式非理性 例子：神明裁判

分析：有规则，但推理过程没办法预测。(3)、实质理性

例子：张金柱案。法院似乎把公愤也带了进去。

分析：推理过程是理性的。但规则是不明确的，或只是一些道德的规则和政治原则。法律的原则变得模糊不清了。换言之，法律规则不是明确的，确定的。（4）、形式理性

例子：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A偷了一架飞机，从一州飞往另一州。被判刑，法律依据是：禁止盗窃机动运输工具。但A上诉至最高法院，声称自己偷的是飞机。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高法院最后同意了A的说法。释之。

分析：有固定的规则，推理过程也很明确。但结论未必是合理的。

韦伯本人比较偏好形式理性。认为形式理性是资本主义最好的选择。但他也认为无法论证形式理性就比其他的更合理。韦伯承认相对主义的文化观，认为形式理性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四种分类，不是绝对的。这只是一种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型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各时代、各民族的法律。事实上，每个法院都在不同程度上集几种类型于一身。但总体上来说，西方法律与东方还是不同的。

4、行为的意义和理解

韦伯强调意义和理解。先看一个人的行为是不知道他在作什么的，一定要努力理解行为人赋予行为什么意义。（对刑法也有作用）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能知道其中的意义，但我们要尽量的去理解之。这对于理解一个法律文化的产生有助。

5、法治、法律及官僚化

（1）法律是由专门人员负责实施的一种合法的秩序。

首先，法律是一种秩序。这带有行为主义的意味。强调法律的社会性，而不仅仅是君主或人民的意志。

其次，法律是一种合法的秩序。强调人的主观的下意识的认同。由此区分了基于认同的秩序和基于暴力的秩序。

再次，强调了专门人员的作用。强调法律的职业化。现代的法律职业是与现代的官僚制联系在一起的。（2）官僚制

官僚制和现代法治是同义语。就是管理上的理性化。所有的官员根据工作能力决定其位置，其活动根据组织规则和国家法律，其权限有法律规定，并同时负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不是服从作为上级的那个个人，实际是服从法律。（注意这也不是绝对的。）只有这样，现代经济、政治才能大规模的、理性而有计划的运作。现代法治的重要部分就是现代的官僚制，它是维持现代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韦伯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

○公务是连续的，不因个人的原因而中断 ○机构是依明确的规章组织进行的 a． 官员适用非个人化的标准。

b． 给予官员执行公务的必要权力，并不受追究 c． 权力和实行权力的手段要受到限制

○每个官员的职责和权威都是等级的构成部分 ○雇员都不拥有行使职权必要的物质，但可使用之

个人收入和公务收入是严格分开的。可以使用执行公务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但必须对使用 负责。

○官员没有权力处理他的职务，无权出售和继承 ○所有的公文必须通过文件，保证机构能够运转起来

（3）官僚制的优点是可预测，有效、稳定。缺点是没办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乃至形成

一个铁笼。（韦伯是最早预见到现代性的危及的人之一。）（4）对于中国的启示。第五讲 马克斯·韦伯 下

参考文章：《认真的对待人治》 第六讲 迪尔凯姆 迪尔凯姆，近代法国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社会的劳动分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论自杀》等。

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韦伯强调的是解释（个体解释学的传统），而迪尔凯姆则注重实证研究和宏观把握。把个人看作是社会当中的个人。（与韦伯不同，迪尔凯姆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应考虑行为人的感觉，其实很多人是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不能当真的。迪尔凯姆强调总体特征，必须把群体特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否则只是看到了表象，而不能看到功能。这正是功能主义的观点。）

其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类学上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有迪尔凯姆的影响。

迪尔凯姆非常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只有把人放到社会中才能理解。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社会是怎么维系的。由此，他非常关注整个社会是怎么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社会的一体化问题或社会的团结问题。与此相适应，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反个体主义，总是在把握总体的情况下研究个体。比如他对于自杀的研究。个别看来，似乎自杀总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与个人的经历、情感等等有关，但迪尔凯姆却把欧洲各国的的自杀统计数据总结起来进行研究。发现地域、宗教信仰、年龄、性别等等因素对于自杀都有影响。这样自杀就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人想不开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强调从经验和事实研究社会，这是可能的。但事实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到的，只是可以感觉到。不是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理解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才理解社会、国家、家庭、教授等等现象。这些事实与我们看到的太阳、石头等不同，它们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就是不易改变的、对个人有强制的、对人的行为有社会制约的、凌驾于个人或某个集团之上的一种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对社会具有制约性的方式。比如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并不需要明文规定和执法，却还是存在的。这对我们理解法律是很有益的。不可能所有的规范都写在法条上。那么怎么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呢？借助可见标志。通过这种可见标志来观察之。（仍可以男女谁有同情心为例，把同情心转化成可测量的事实。）

那么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法条规定、法律执行来表征。法律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可见标志。可以用来观察一个社会的连带关系，一体化过程。

社会整合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机械性一体化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种有机一体化的社会。在传统社会，没有太大的社会分工，人们是通过社区的、每个个体的宗教、文化、种族、语言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一致性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标准。人们缺乏个性，关系亲密，有共同的集体良知代表特定社会的共同观念、情感。这种集体良知不是个体能改动的，是一种保守势力，任何人侵犯之都会受到惩罚。在现代社会，表面上看去每个个人都是自由自在的，但其实不是。由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交通、通讯的发展等，使得社会分工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需。人们日益专业化的同时履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缺少普遍分享的良知，集体良知碎裂化，个人主义取代了原来的集体主义。但集体良知的碎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瓦解，因为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的专业化使得人们必须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社会仍然能保持连带，这种连带对维系社会更有力，是一种有机连带。不过，我们知道，所有的社会都不绝对是上述两种社会中的一种，没有纯粹机械性或有机一体化的社会。但大致还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怎么判断是哪一种社会呢？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法律。两类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类型：压制型和赔偿型。

压制型的法律，对个人惩罚，剥夺自由、前途，施加痛苦。刑法是典型的压制型的法律。如果一个社会中某种行为与社会的共同良知相背，就会受到社会的严厉惩罚，即使这种行为未必有社会危害性（如同性恋）。压制型的法律是为了不使社会和谐遭到破坏，保护社会稳定，强化社会共识。

赔偿型法律，是恢复事物的原状，使原来弄乱的社会关系恢复。民、商是典型的赔偿型法律。通过这种法律使社会正常运转。在原始社会，压制型法律是主导，与机械一体化相联；在现代社会，赔偿型法律是主导，与有机一体化相联。与此相关的是，压制型法律并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法律实施机关，有集体良知的制裁。而赔偿型法律必须有专门的机构保证法律实施的连续、稳定，需要明确的法律和专业化的法律人才如法官律师。

社会失范和犯罪现象

在社会转型时期，会出现社会失范的现象。犯罪、自杀会增加。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失范问题。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实就是对社会集体良知的侵犯。（在人类社会有很多禁忌，不是规范的东西，也不一定有害，但触犯之就会受到惩罚。“我们不是因为是犯罪而谴责之，而是因为谴责之而认为它是犯罪”。）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与社会的集体良知有关。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一个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任何社会都需要犯罪。犯罪是社会发现和制造出来的，但不必定是犯罪本身所固有的特征。

为什么社会内部需要发现和制造犯罪呢？

犯罪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特殊的功能。社会需要犯罪来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功能1：社会可以增强和重新增强社会的集体良知。如欧洲中世纪瘟疫产生便惩罚巫婆，其实里面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对社会的一种稳定，为社会找一个发泄口。是把社会统在一起的需要。又如古代社会的“罪己诏”。功能2：增进社会发展。集体良知构成道德的边界，但道德的边界不能太僵化，需要突破。有些犯罪就是对社会限制的突破，使社会限制减少从而使社会更有活力。并可以帮助社会形成新的集体良知。如同姓不婚。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犯罪并不是一种纯粹病态的现象。

影响和评议：

影响很大。芝加哥学派由此而来。“失范学派”认为，不仅要打击犯罪，更要重建社会的一体化，使人们有归属感。

还有的学者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主张废除对妓女、毒品的限制。

《法律的运作行为》也受到了迪尔凯姆的影响。社会的文化越发展，社会分层越多，财富分配越不平等，分工越多，组织机构越多，则法律越多。同时，功能主义的分析也遭到了批判：

1、受马克思影响，许多学者认为迪尔凯姆所认为的刑法是社会共同的集体良知掩盖了阶级性、阶层矛盾。法律不是也不可能是代表了一个社会中所有人的集体良知。解禁妓女，其实是一个男人的视角。

2、功能主义本身很难预测。表现出保守的倾向。倾向于凡是存在即是合理的。

第七讲 法律人类学

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

人类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体制人类学；

2、考古人类学；

3、文化人类学。其中文化人类学以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法律人类学正是来源于此。

人类学其实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开始研究无文字社会，由于受现代文化冲击，原始社会越来越少，后来开始研究农业社会。

人类学和社会学很难区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研究的就是农业社会，马林诺斯基在序中就鼓励他朝着人类学的方向努力。但细究起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一个方面，如犯罪、性别化等；人类学则往往是研究一个比较小的社区，长期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把整个社会作为一套制度观察，研究个案。

2、社会学可以是跨文化的研究，但不必定如此，甚至大部分都不是这样；而人类学则往往是跨文化的研究，如欧洲人研究非洲部落，汉族研究少数民族，城市里的人研究农村等。

3、社会学可以是实验，也经常是个案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几乎都是解释性的和个案研究，无法实证研究。从这一点看，社会学更像科学而人类学更像人文学科。另外，人类学的消费者往往是研究者本文化的人，社会学的研究并不一定如此。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不是必然要研究法律，但研究中必然要触及这个社会或文化（这里的文化就是指的社会）中的制度，包括可能的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性秩序、制裁机制等。由此演化出法律人类学。借助于人类学对传统的法学方法进行批判。

法律人类学的历史： 主要围绕着初民社会、原始社会展开论述。（为什么？可参考萨义德《东方主义》。）这种研究主要是随着殖民主义向外扩张而开始的对殖民地的研究，以供殖民者参考。（福柯：“权力创造知识。”）近现代的殖民主义需要却无意萌生了人类学。后来摩尔根、梅因借鉴一些资料对古代社会进行了分析考察。到马林诺斯基的时候，开始了实地考察。马林诺斯基把社会从进化论中解脱出来。（进化 论在殖民地侵略中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殖民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先进的社会文明。）到霍贝尔、卢埃林、布莱克曼的时期，法律人类学已成形。成为普遍的法律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著作：霍贝尔：《原始人的法》，埃利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等。）法律人类学认为，每种法律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偏见。没有普适性的法。这不是说初民社会就好，也不是说不能改革。而是认为改革要照顾社会的整体结构。

二、法律人类学对法学研究的贡献

1、对于单线进化论的批判。指出法律不是历史进化的产物而是一个文化的产物，这个文化包含的就是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宗教等因素。所以法律的正当化应当是它能否满足自己的文化。所以，不能以所谓现代的法律来取代所谓古代的落后的法律，不能脱离具体社会变革法律。（如证人出庭制度为什么在中国实行的不是很好？在很大程度上与熟人社会有关。）

2、关于法律的概念。

法律不仅仅是成文法。在初民社会也有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那里也有实体性的规则乃至宪法性的规则，只是没有成文而已。说他们没有法律，乃是说他们没有成文法，没有西方法的一些特征，没有西方的司法机关等，但这些都不是法律的根本特征。哈特说过，当一个人觉得有义务遵守它的时候，它就是法律。部落法律就是该部落社会习惯的总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这样对于法律的理解有助于扩展我们的视野，以理解一些潜规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成文法的局限，和法律变革的艰难。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民间法”的概念。当然，民间法的称谓可能有些问题，它容易浪漫化。民间法也不是什么超国家、超阶级的东西，它也可能受到特定社区中强权者的影响，或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民间法虽然有自己的好处，但也要以国家法律制约民间法。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法律多元的现象。就是一个社会中同时有几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法律。如殖民地的法律。其实，这种法律多元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如美国（存在欧洲法律与印第安人的法律）。这种多元的法律互相交流、借鉴和发展，是一种流变关系。这种法律多元秩序是不可分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功能主义的分析，法律要满足社会的需要。

第八讲 女权主义与法学研究

一、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权主义法学

现在出现了许多以问题为导向的法理学。如种族问题、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女权主义法理学乃其中一种。也称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法学是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个表现。这个流派以女性为主，但并不都是女性。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

1、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

照搬18、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法律哲学而形成的。创始人是密尔。强调抽象的人，女性也是人，应当拥有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生命、财产、自由权等。应给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以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中心，认为只要给了妇女选举、结社等的权利，她们就团结起来选举出她们的代理人进入议会从而改变她们的现状。这种思想是贫瘠的，抽象化，不考虑妇女的特殊问题。而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乃是活生生的人。（而且，这种抽象的人是以谁为标准的呢？男子，白人，有产阶级等。）强调以自由为本，但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对妇女的压迫为代价。如言论自由可能导致淫秽物品的增多，往往带有对妇女的暴力。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经济问题对妇女解放的影响。

2、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

认为妇女解放不是与意志而是与生产力、经济基础有关，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全人类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社会中妇女普遍不占有生产资料，就没有办法发挥其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妇女解放的经典分析。指出大工业生产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提，使女性从社会生产的边缘地带进入中心，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加强。女性的社会交往增加了，互相形成了共同利益，形成了作为运动的妇女解放运动。

3、激进的女权主义 二战后形成的。认为男女在生理、心理及相应的其他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女性压迫的根源就在于男性。认为女性在生理上就是弱者。相信科技的发展能根本改变男女生理、心理差距。如人工流产、避孕药品、基因工程、试管婴儿等。这种观点建立在当时社会的反传统的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上。其优点在于细致的考察了妇女特殊的原因。但过分强调男女差别，使问题简单化，把男女不平等固定化，当他们诉诸的科技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这种差距在他们那里就成为永恒的了。这显然是分裂主义的思路。

4、文化批判的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男女生理、心理上的差别是一个因素，但是不仅仅是这些。还有经济的因素、文化的因素。而且，还要对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文化进行批判，对现行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批判。建立全新的视角。

二、贡献

1、研究的问题

女权主义研究的是有关妇女的问题，特别是离婚、性别歧视、人工流产、色情淫秽出版物以及对妇女的性犯罪等问题。让社会听到一些以前被压制的声音。（1）就业上的性别歧视问题

在职务提升和收入上，男性占了很大的便宜。怎样把妇女的付出变成社会财产呢？但这里有一个两难问题：若允许私有财产，则应该允许以自由意志雇工。（妇女的生育被认为是不创造社会价值的，至少没有给其雇主创造价值。）女性的就业权利却需要国家进行干预，那么，国家应干预到什么程度呢？（女性权利和对私有产权的激励）（2）人工流产问题

如果承认妇女是独立的个人，则就应当可以对自己的身体作决策、自主。但怀孕其实并不是妇女之私事，可能与丈夫的权利有关，跟整个社会的文化有关（如西方天主教文化禁止堕胎，认为受孕是生命的开始。）还有妇女的权利与胎儿权利的冲突等等。其实，关于人工流产，就体现了两种女性的关系：传统女性和职业女性。一种妇女价值的上升意味着另一种妇女价值的贬低。传统女性反对人工流产。

（3）色情作品

色情作品是否应当保护？会不会有侮辱女性的倾向？会不会有男权宣传？许多色情作品可能会贬低女性，鼓吹对女性的征服，会造成对所有女性的侮辱。但色情怎么界定呢？边界在哪里？不同人有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另外确实有一些描写色情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反应现实不可以吗？文学必须是理想的吗？大法官斯图特加：什么是色情，我看了就知道。（4）对女性的性犯罪问题

关于强奸。现在的制度往往从男权主义角度考虑，要求女性提供证据，有自己强烈反抗的证明，置妇女于难堪的境地。这种批判是强有力的，但是又不能太过，否则又可能反过来造成男性的危险。关于性骚扰。性骚扰很难界定。对于女性来讲，同一种行为不同人做就有不同的意义。

2、对于男权主义文化的批判 男女文化不同论

认为男女由于心理、生理、社会教育等原因，形成不同的声音。男性强调逻辑、分析、思辩、规则、个人主义、法律规定；而女性更强调情感、直觉、整体表达、和谐、集体主义和冲突和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差别，而是生理、心理等因素造成的文化差别。诉讼程序的设置是依据男性的思维方式，只要求回答yes或no，但女性往往会说：Yes,but„；法律上的理性常人（reasonable man）是以男性为标准的。法律也保护妇女，但许多保护是从男性的角度。如有的酒店不允许女性作招待员，好像是对女性的保护，通过这种方式把女性从这种行当上解放，但问题是，女性的工作没有了，而且，如果是因为怕女性受到侮辱，为什么要解除女性的职务而不惩罚那些侮辱女性的男子呢？（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女性推出的成本是很低的，但惩罚那些男性的成本是很高的，比较困难。）主张用新文化代替现有的文化，男女应重新界定其位置。

3、女权主义方法论（1）着重研究妇女问题

（2）具体问题不是用一个系统的、逻辑的规则，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实体正义

。强调人跟人不同，案子跟案子不同。（3）强调社群主义、多视角主义

三、评价

女权主义是否有一定的方法论还值得商榷。激进女权主义过分强调了特殊性，乃至使法律作为一个规则失去了意义，增加了社会成本。女权主义强调社群主义的道德听起来很好听，但在高度工商社会中法律很难办到。另外，男女是存在生理、心理上的差别，但未必无法沟通。当然，男权主义的文化还是存在的。在我国，现在至少是某些妇女的生活地位在下降，男权主义文化在振兴，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不利。最终来说，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是要靠社会经济条件。女权主义的观点在细节的问题上还是有启发的，而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形式主义的问题，程序的问题等等。所以，女权主义法理学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发现了什么女权主义法理学或方法论，而是这些理论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后果使我们重新考虑妇女、女性的问题并且可能对法律制度产生影响。

第九讲 公共知识分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其他现象）参考文章：苏力：《遭遇哈姆雷特》； 第十讲 福柯

参考文章：《福柯的刑罚史研究及其对法学的贡献》 第十一讲 市场经济中的违法犯罪现象 参考文章：

苏力，“市场经济形成中的犯罪违法现象”

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原有的社会机制的失效，从而引起诸多社会问题。就拿sars来说，张文康的做法其实是依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人口的流动性比较小，所以，广东的病是不大容易传播到北京来的。但是，现在是市场经济，人口流动性很大，瘟疫的传播就会波及面广一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开始关心sars的有关情况，知情权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人们关心的往往是与自身有关的信息。）一定的社会结构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机制。法治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但我们不必迷信之。应当客观的、清醒的对待。第十二讲 司法制度的法社会学研究 参考文章：《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 第十三讲 法律解释的法社会学研究

这次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法律解释的问题。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很多人会认为法律解释受到了法律界的普遍重视，只要把解释的问题搞好了就可以完美的解决法律问题。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解释不仅仅是法条的解释，许多问题是法条解释不能单独解决的。法学家的解释与法官的解释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法学家是很超脱的，但法官不行。哲学上的阐释学不同与法律解释，因为后者涉及一个利益的问题。故不能简单的把哲学上的解释往法律解释上套。

※首先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法律解释？

一般认为是解释法条，其实不然。法律解释往往与法律推理连在一起，我们讲法律解释的时候更多讲的是法律推理，即如何把一个法律条文具体适用到一个案件中去。这种解释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不是一个哲学阐释学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理解、体会文本的问题。在法律中，重要的问题在与处理问题，人们关心的是这个案子如何处理才让人信服，而不是解释。（所以说法律是实践理性的学科。）事实上，法律更多的是一个判断的问题而不是解释的问题。解释其实是一个掩盖利益的过程。杀了你还让你觉得杀得有道理。（但人们不是那么傻。）解释是一个公共事件：

法官解释时是决定别人的命运的，他想的不是自己对法条的理解对不对，而是这种解释能否产生自己所设想的结果，解决案件。律师关心的是当事人，即使一般的理解对当事人不利，律师也要找出一点特例使自己的当事人免于损失或获得利益。而对方律师则由于其所处的地位而把解释往另一个方向推。（屁股决定脑袋。）即使是法学家的解释，能够比较超脱，但也是要为了解决纠纷，这是一个利害关系，解决时也要给一些理由。法律解释不是说服自己，更主要的是说服当事人。现代社会尤其如此，要说服公众，确立法律的权威。我们会看见解释当中有许多修辞。如司法独立、人权等等，使人们信服、接受之，形成统一的观点。

所以法律解释不是一个智力上的竞赛，其背后是权力的因素。美国最高院大法官杰克逊曾说：我们说了算并不是因为我们正确；我们正确是因为我们说了算。

※实用主义的法律解释和形式主义的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就包含对大前提的解释，对小前提的解释。

对大前提的解释就是对法条的解释，当法律条文与案件似乎无关，不能适用的时候，通过解释，使用某种规则使之适用；这正是普通法的实践。这种大前提的解释往往掩盖了判断的问题。比如王海是不是消费者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是他是不是，而是他应当不应当是。前者是解释，而后者是判断。对小前提的解释即对事实的解释，法律解释在很多时候都涉及事实，如美国的“焚烧国旗案”，“焚烧”这个事实被解释为一种“表达”，因而被纳入言论自由的领域。很多案件 都必须把法条和事实联系起来，并对事实进行剪彩，有时是通过证据重构事实；所以法律解释就不是一个纯文本的解释，往往与事实纠缠。由此，我们提出两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实用主义的解释方法和形式主义的解释方法。其中实用主义的解释方法又包括个案实用主义和规则实用主义两种。实用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关心后果。（严格来讲，每个人都是实用主义的，都会关心后果。）形式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关心自己判断所依据的规则是哪儿来的，关心自己解释的正当行性，不大考虑事实问题，不大考虑由大前提到小前提到结论形成的后果。实用主义中的规则实用主义主要考虑后果，但对形式主义的东西也给出一定的回应。持这种解释方法的人们认为：个案实用主义可能出错。第一，信息的提供和处理，个人的理性等都会由缺陷，许多问题可能会被忽略；第二，每个案件都具体分析，给法官的裁量很大的空间，给权力滥用带来可能；第三，如果依据具体情况而不是一个合法的依据判决案件的话，法官的个人权威必须有保证，而这在现代社会往往不行；第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本太高。

形式主义则有许多好处：

1、凭借经验和规则性的东西进行形式推理，减少法律的冲突，增加法律的一致性，这在现代社会很重要。很多法官都愿意用形式主义的方法。

2、减少法官处理问题的成本，减少决策是所需要的信息。

3、由于有了固定的规则，人们也可以事先预防之。（恶法也会变成好法）

4、凭借先例法典，增强判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掩饰个人魅力的不足。

5、与现代的意识形态相关。现代社会有一个关于民主的神话，由此，法官依法判案就是把作为人民主权的意志的法律适用到具体的案件中去。同时，法官还诉诸科学的权威，把解释变成精密的学科，成为一门“科学”。

6、保护法官，形式主义掩盖了法官个人的判断，把个人参与的东西变成了非个人的，为法官排除了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压力。形式主义很有道理。但也有很多问题。形式主义不大关心法律的后果，而法官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关心后果。形式主义认为大前提是明确的，但法条实际上可能涵盖不了新出现的事物，对于一些边际问题适用哪一个法条也是不确定的。形式主义的解释可能很难执行。而且，现代社会价值多元，社会利益群体多元，不能过分强调立法机关制定规则，实际上行政机关、法官也在制定法律。如果过多 的形式主义，法官的积极性就没有了（只有给予裁量权才给了法官努力做事情的激励）；而没有积极性的后果可能是法官群体素质的下降。形式主义过分强化，法官可能会不负责任。

形式主义的假定是：文字的意义是精确的，反映了立法者的意志，不会改变，所有人通过一定的训练都可以一致的理解之。但这个假定不成立。

1、文字的意义不是确定的，也不是不会改变的，对于文字的字面含义不同的群体也有不同的理解，字面含义也会发生变化。

2、立法者能否把自己的思想准确的表达于文本之中呢？

3、阅读文本就能够完全理解其中的意思吗？人们总是带着特定的问题去阅读文本的，对文本的阅读与自己想解决的特定问题有关。而且不同的人即使经过统一的训练也有不同的理解。那么规则实用主义是什么样的进路呢？

规则实用主义认为，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后果，注重对未来的影响。但不能放弃规则，规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包括了先前的经验和和智慧，体现了合法性。好的法官会强调自己的权威性不够，政治合法性不够，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而规则积累了前人的智慧，故遵守规则；同时又由于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所以要考虑未来，不必定完全遵循先例。另外，在规则实用主义那里，强调法律解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强调合乎情理而不是唯一正确。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问题，面向未来，保持合乎情理，保持开放性。

※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方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第一，司法制度

抗辩制，实用主义可能多些；纠问制，形式主义可能多些。第二，律师的教育和知识结构

律师的教育如果是职业教育的话，可能倾向于实用主义；而如果律师接受的只是法学的理论教育，则往往易纠缠于法条之中。第三，对法律规则的怀疑因素 如果一个社会对法条很重视，强调议会至上，则会倾向于形式主义。如果一个社会规则本身就不是立法得来的，强调常识并从中发展出法律，则会倾向于实用主义。

第四，精英问题

如果精英中有反精英的倾向，如抗辩制，由此破坏精英的垄断，很容易会导向实用主义。如果强调专业化的神秘，创造出专业化的概念，强调法律的神圣性，则会倾向于形式主义。

第五，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

社会科学传统往往倾向于实用主义；哲学人文科学传统往往倾向于形式主义。第六，社会分工，学科分工以及信息交流 若学科分工很细，其他学科的知识就会很容易带到法庭，表现出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七，大国和小国

小国各地差异小，同质化程度高，没有更多复杂的东西，法律的形式化会更多一些。大国各地不统一，政治经济发展不一，要发展、普及法律就必须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研究表明，同为普通法系，英国的解释更像欧陆）第八，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社会发展变化很快，完全依法条主义的解释就不能面对危机，必须采用实用主义的解释，才能面对未来。古代社会则是天不变则道亦不变。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哪一种解释更能解决问题呢？可能会更倾向于实用主义。但中国有一个坏的传统，很容易导向个案实用主义，一定要注意。

第十四讲 法学著作翻译的制度性研究

今天来研究一下法学著作的翻译问题。那么这跟法律社会学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篇法学文章吗？所谓法学文章，就是用法律的视角解说问题。本文正是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什么样的制度影响法学翻译著作的产生等。文章的分析中必然会涉及对某些著作的评论，请大家以学术的眼光看待。概览：

自1978年以来，法学著作的翻译就成为法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在法学领域活跃的人物都或多或少翻译过法学著作，这不仅是法理学中存在的现象，在各个部门法学中都可见到。法学的移植和发展过程，基本上与法学著作的翻译有关。法学著作的翻译，最早见商务印书馆翻译的一套汉译名著（其中大部分其实不是法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一些作为内部资料的翻译（如沈宗灵翻译的《通过法律的控制》），还有一些作为教学资料的编译（如北大的《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还有一些法典的翻译，如法国民法典等。

80年代中后期，有了一些分散、零散的著作翻译，如邓正来翻译的《法理学》（博登海默），张志铭翻译的《惩罚与责任》（哈特），梁治平翻译的《法律与宗教》（伯尔曼），贺卫方等翻译的《比较法律文化》等。这一时期翻译之所以比较零散，主要是当时翻译人才少，可以接收外文著作的途径少，出版途径不畅通。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出现译丛。开始也是把零碎的译著凑在一起。最早是公安大学的世界法学汉译名著。接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从93年至今已出版25本。90年代初至今，已有多种译丛。如“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宪政译丛”，“公法译丛”，“丹宁勋爵文丛”，“当代德国法律名著”，“美国法律文库”，“世界法学名著译丛”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翻译。法学著作的翻译集中在过去十年。这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有关。法学此时成为显学，市场对法学的要求也增多了。同时法学翻译人才增多，外文资料也增多了。随着经济及各方面的发展，可以预测下一个十年法学著作的翻译有一个发展，但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衰弱下去。

我们回过头来，也可以发现这二十多年来翻译中的问题，一是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没有被翻译过来，如霍姆斯的《普通法》，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等，二是对于英美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法学著作翻译不够。等等。我们同时也发现许多其他学科的译著对法学的影响很大。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主要是政治学的著作。还有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著作。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如科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著作。还有一些社会学的著作，像福柯、布迪厄的著作等。它们对于法学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中国当代法学已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交流。下面将从制度的角度研究一下法学著作翻译中的一些问题。

一、翻译什么著作？（著作的问题）

很多人愿意用传统的信达雅理论来看待著作的翻译问题。但这可能并不适用于法学著作的翻译。传统的翻译理论主要是一个个人才华的问题，而不涉及一个制度的问题。这种理论对于翻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典性著作是适宜的，但对于一般法学著作的翻译不适用。法学著作不一定要到达“雅”，更多的是“信”，为了保持作者原有的结构，很多时候还不能翻译的太平白。所以，翻译的作品是什么决定了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理论。

另外我们会发现，法学著作的翻译现在很多都是译丛性质的（这与当代中国的大背景有关，前已述及），构成了一个群体，这就需要研究群体的翻译模式而不可能只关注翻译的一些个人化的标准。总的来说，翻译中形成了大致两种基本模式：民主式的和集权式的。另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模式。民主模式在于，出版社出一个大的题目，然后招集译者，没有统一的中心主题。如外国法律文库等。其特点是，书籍的数量、种类、语种涵盖面广，涉及几乎所有的法律部门。其弱点在于：由于没有最后的责任人，入选的著作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翻译的质量太差，审校不严格，著作的针对性不强，翻译出版周期太长。

集权模式在于，有一个主持人，根据事先预想提出书单，然后再去找译者。如波斯纳文丛。目前这种集权模式越来越多。特点：集中主题，学术标准高，出版周期短；由主编负责审校，对翻译的审核较高，翻译的术语译名比较统一。当然，集权模式也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受到赞助商的制约（赞助商可能会干预翻译工作或提出一定的条件）。另外，集权模式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主编要对相关的领域比较熟悉，否则在选题上可能会出问题。那么，具体来讲，主编应该怎样选择著作呢？这不光是主编个人的眼光问题，还需要借助市场给予的信息。著作其实是一种信用品，我们只有在消费了之后才知道它的好坏，但是，市场还是给了我们一些选择和辨别的机制的，比如作品的市场影响力、作者的影响力以 及出版社的影响力等等，市场的评价是一个很有效的筛选机制。所以，在选择著作时，要注意利用市场机制，大体来说，就是看该著作在其本国的影响力；对于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也可以考虑他（她）的新作。（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也会存在国内外的反差。比如在国外畅销的书在国内可能受到了冷落，而在国外一般的书在国内则大行其道。这个也是有原因可查的。）

二、译者的问题

一个事实是，译者的队伍比较年轻。大家可能都希望有翻译经验、已取得相当成就的人去翻译，但这其实不大可能。因为，一是这批人现在基本上都是作为本学科机构的骨干，科研教育任务相当繁重，没有精力投入。二是他们都已有学术地位，更希望自己尝试写作。

三是翻译的收入较讲课、办案低，虽然这个可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四是，翻译往往译的的旧有的著作，而一个真正的学者是喜欢新东西的，如果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没有挑战性，他们也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翻译上。基于这四点制度上的原因，使这些学者在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不大翻译著作了。事实上也是如此，许多在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的译者现在都很少翻译了。仍然翻译的，也是沿着自己原来翻译的进路。当然，这并不是谴责他们。而是理解他们。事实上，这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而且，如果从更广的意义上看，不翻译可能是件好事，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写作中去。因为法学著作不同于哲学著作，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真正的法学家，翻译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更主要的还是应当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终身以翻译为业的，不是 一个法学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会把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事实上是这样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仍然关注翻译事业，并愿意帮助和指导年轻的译者）。而且，让年轻人来翻译可能是件好事。让他们在翻译中得到锻炼，培养他们的学术传统，在翻译中成长。这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现在法学界比较活跃的人物，在年轻的时候都有翻译的经历，张志铭在翻译《惩罚与责任》时候，26岁。其他像贺卫方、高鸿钧、梁治平等在翻译他们的第一篇著作时也是在30岁左右。不过，需要指出的时，法学著作的翻译在20年以后很可能会衰弱。现在是法学著作翻译繁荣的特定时刻，正好适应了我们对外国学术传统的吸收过程，另外外语水平不高也是一个因素。但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中国法治的基本形成，翻译可能就会弱化了。而且法治本来就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并且保守的，翻译到那个时候便不太需要了。所以，没有必要搞翻译的职业化。

三、作者的问题

现代的著作翻译是一个群体，包括译者（很多时候不止一个）、校对、编辑等等。翻译的主体发生了变化，群体内部的结构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要从制度的角度考虑问题。（可适用于其他著作的翻译问题中去。）

在这种有组织的活动中，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样的机制使每个人的学术能力、责任心都能够充分的调动起来，防止冲突和搭便车，使大家的水平保持一致等等。这就是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翻译的制度结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对翻译理论的贡献。在组织化的翻译中，首先要形成一个相对来说较完整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对一些基本的术语和人名要有统一的译表。对统一性要求较高时，就要尽量减少民主模式。译者之间最好要有着较好的关系，空间上尽可能的接近，形成良好的交流。负责人要有能力、有权威并愿意负责任。

相比之下，集权结构可能比民主结构更好。集权结构可以形成熟人结构的翻译群体，密切的人际关系可以形成自动的执行机制，从而节省组织内部建立制度的成本。违规容易发现，译者也会比较自我约束。当然，信任是一方面，但还需要一些利益、责任和激励机制。否则还是会出现搭便车的情况的。具体来讲，建议以下一些改进：

鼓励一个人独立翻译，尽可能减少译者的人数。取消审核者的署名制度，强化责任和激励。尽量不进行大的翻译，尤其是百科全书类的书。废除民主模式中的编委会。（对于翻译工作无益。）培养专业化的编辑。编辑是翻译生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翻译质量的重要变量。结语：从制度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中国的综述文章为什么差，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研究。

第五讲 马克斯韦伯

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一个概念。韦伯认为历史的发展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循环.法治和人治都是治国的基本手段.历史上有没有法治呢?为什么历史从来没有过长治久安呢?

法治与人治的差别在于对人的判断,对社会的判断.人治的人是贤人和智者.人治论者认为: 1,人是有差别的.2,假定这些智者是能够被挑选出来的.3,社会最终要由人来统治.以上是人治的基础.人治论者也没有否认法律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礼事实上也是宪法关系.柏拉图的哲学王是在希腊城邦的条件下才能成立的,这并非现代的民主.我们应该注重思想家的理论基础层面.法律论者则认为: 1,唯理论者,法律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永远正确.2,怀疑论者,怀疑是否有哲人能实现人治.没有人能保证哲人不会出错,只有一代一代的制度和先例才能符合社会规律.法律论者是保守主义的,注意法律的一致.韦伯在实证哲学上的创造:统治类型的分类-----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其中魅力型的统治是制大家都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能力.统治者们形成了一个魅力共同体,同时有一帮魅力型的人物聚集在一起,下面的人则希望有这样的领袖,一个人不理性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理性的.理性的讨论方式对于现实情况来说却可能是不理智的.在社会变革的时期经常会出现魅力型统治.相对而言,民主则是一种平庸的政治.由于人治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其内部没有固定的机制,在建设时期没有专业技术.没有一个时期一个人都一直处在变革之中,社会总会平静下来,平庸下来.社会平庸以后,魅力型的任务适应不了需要,其政治生命也即将结束.魅力是不能继承的,所以,魅力型统终将结束.选举使领袖的产生常规化,制度化.魅力型领袖的权力交替则伴随着血腥.平庸时期的领导人依赖于制度的运做,权力更替时也不会发生**,但这个体制的缺点就在于它过于循规蹈矩,甚至会出现合法不合理的情况.在这种社会下改革很难,因为会牵涉到很多机构的利益,这个制度一旦僵化,社会又会开始需求魅力型的人物了.循环又开始了.文章有些地方作了一些标注，是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我个人认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并非是一种独白的个人行为，而是需要对话与沟通，需要学术批评的。本文虽然作为一次作业，但是我个人认为只有自己主动的去学习才能有更深刻的体会，也期待同学和张老师的批评指正！

学生：代鹏飞

学号：20101011042

2010年11月20日晚

第二篇：《韦伯作品集：法律社会学》之读书笔记

《韦伯作品集：法律社会学》之读书笔记

看完了马克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一书，感觉懵懵懂懂，整本书的框架给我的感觉就像搭积木一样，在差不多完工的时候一瞬间就塌了，就是说一章节好不容易看进去了又似懂非懂的时候，章节结束进入下一章......我只能从“皮毛”这个肤浅的层次来简单谈一下我读完这本书的感受。韦伯深邃的思想、广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愧是“欧洲文明之子”、“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关于法律理性化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法律从非理性的状态逐步跃升为理性的法律这一复杂、专业、系统的演变过程。同时,韦伯的理论对于今日中国法律理性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我想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韦伯的生平，这对他完成这个作品集是有极大影响的。韦伯生活在柏林郊区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律师，母亲是一名富有的女性，热衷于宗教与社会问题。这样的家庭背景造就了韦伯今后的功绩。再加上韦伯自幼喜好读书，阅读了40卷的歌德。18岁到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两年之后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取得博士学位。本应从事法律教学的韦伯放弃了柏林大学的法学教职，到弗莱堡大学教授经济学，又担任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韦伯从1910年到1914年的左右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支配社会学，在韦伯整个社会理论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法律社会学的论述恰恰是整个支配社会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的部分。从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看，法理权威在韦伯的支配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中占有枢纽地位。因此理解本书时应该注意韦伯是以法理权威及其制度化为其核心问题。韦伯的法社会学理论一方面来源于其法学和经济学教育，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在欧洲在法律史方面受到的训练，然而，他并不是像以往的法学家那样从法律入手，而是以社会学的眼光和经济学的视角来探求法律的社会根源，以“社会行为”作为其基本单位，从而来对法律与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韦伯在研究社会本身与法律的关系后，并没有停下，而是又将目光转向了法律本身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进而来研究法律本身，这其中也包括了政治、经济等范畴，从而深入说明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

一．韦伯心目中的法律与经济

马克思.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首先从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刑法等为现代人所熟知的法律概念的演化过程与界分标准入手。进而指出了在公法领域的国家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法创制、法发现与公家机构的活动中扣除这两个部分后的其他部分,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统治”。在此过程中韦伯主要关心的是促进法律理性化过程的因素，而不是法律发展的一般过程。如韦伯接下来讨论了经济因素在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经济因素便是影响法律理性化过程中的因素。经济与法律的关系成为他法律社会学的最重要部分，韦伯认为法律的发展高度取决于法律的技术及政治团体的结构,而经济因素仅占间接的地位。按照韦伯的观点，把法律解释为经济因素的直接产物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法律构成了独

立的社会实在的一部分，它又反过来影响社会中的经济过程。他不同意把法律系统任何特殊的方面的发展都解释为对经济需要的反应，“缺乏经济要求绝不是过去缺乏某些法律制度的唯一解释。正如工业的技术手段一样，法律技术的理性模式---法律对此给与保障---必须在可以服务于现行经济利益前首先被‘创造’。经济条件并不自动产生新的法律形式；他们只是为法律技术的传播提供机会，如果没有技术被创造出来的话。”韦伯的结论是“一般来说，无论如何法律组织结构的发展绝不主要由经济因素所决定。”比如英国，他是第一个出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但其法律系统的结构并未理性化，而“适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却首先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欧洲大陆发展起来。虽然韦伯否定经济力量作为法律的一般决定因素，但他也常常指出经济力量对法律发展的特殊方面所起的特别作用。首先韦伯所说的法律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的方式有：1.法律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规范，可以为个人的利益特别是通过合同而享有的权益提供一种保障。2.法律提供了有助于某些形式的经济活动开展的具体概念，技术和制度。如法人制度，代理制度，流通证券等等。3.通过制定具有明确的促进某种经济组织和活动的法律来影响经济。例如美国国内税收法制定的目的就在于以减少某些税收的手段促进国内投资的增加。其次韦伯也同意经济因素反过来也对法律发展有相应的影响：1.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有可以供经济活动参加者预测的法律。2.经济活动要求有专门的法律顾问，专业的法律职业者由此而产生。但是韦伯也曾谈到竞技队法律的影响只是间接的。他认为经济条件不会自动地产生新的法律形式，他们只是提供了某种法律技术能够得以传播的实际机会。最后韦伯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有以下几点：1.法律不仅保护经济利益，也保护最基本的个人安全及个人荣誉，首要的是保障政治的，教会的，家庭的以及其他权威的地位。2.当经济关系经历重大转变时，在某种条件下，法律秩序仍然不变。3.经济利益是影响法律形成的最强的因素之一，因为保证法律秩序的权威有赖于社会群体的合意，而社会群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物质利益群。4.按照理性建立起来的法律和规则进行调整和管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资本主义是由市场取向的理性经济行为构成的，这样的理性行为需要在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方面都打到最高程度的法律保护，而法律中的逻辑形式理性则可以打到最高度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可见，在韦伯看来，法律与经济即是各自独立的实在，同时二者又相互依赖，他们之间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极复杂的互动关系。当然，韦伯所展示的经济与法律的互动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在互动的更深层中揭示出经济对法律的最终决定意义。

二．韦伯心目中的法律和法律思想类型

韦伯运用理性化和非理性化，形式和实体这两组概念，将法律和法律思想分了四种类型：

1.形式非理性化法律：这种法律有严格的程序，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和原则可循。它主要表现为人类社会早起所采用的的根据神谕处理纠纷的原始程序。它的里发布首理性支持，而是由非理性的因素决定；其执行则受严格的吹毛求疵的程序控制，在这种程序中，一方诉讼当事人的任何一个微小的程序上的失误都会带来整个案件的失败。

2.实体非理性化法律：它的非理性化表现在他不按法律处理案件，而是建立在具体案件具体处理的基础上。它的实体性表现在它处理纠纷所依据的是把法律，道德，情感和政治因素混在在一起的不确定的标准。其典型形式为卡哈迪法律和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众法庭。

3.实体理性化法律：理性化是指它严格执行确定的原则。其实体性体现在这种原则是由家族头领或统治者按照某种政治，经济或道德的实体原则制定的。其特点是不区分法律和道德规范；所遵循的是理性化而非形式化的原则。他的典型形式是家长制社会中的法律制度。

4.形式理性化法律：它是古代罗马法的基础上，经过十九世纪德国的法律大全学派的宣传和推动而形成的法律思想。它要求运用抽象的逻辑分析和解释的方法，建立一套高度系统化的成文法体系。

韦伯认为行是理性化法律能够使人们以它为根据，预测自己行为的效力和后果，预测他人的行为，从而更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为。这种预测性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此外，它所要求的法律逻辑分析使人们有可能从具体的案例中抽象出法律原则，从而使真正系统的法律体系有可能出现。

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形式。韦伯认为现代欧洲的法律和法律思想以形式化和理性化为其特点，只有这种法律才能适应并促进西方市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认为非理性法律从未被理性法律的发达所完全取代。这种观点直接来自他的否定社会发展单线模式的方法论。现代法律系统的很多特点都可能展示出形式的或实体的非理性特征。韦伯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理性法的出现，特别是“形式理性法”。因为韦伯对法律理性化的一般看法是，一种从实体理性法律到形式理性法律的转变。但是，韦伯并没有把整个普通法打入实体非理性的冷宫，在普通法的非理性化的另一面，他看到了“内在理性化”的过程。韦伯对普通法系统作了多元解释，因而普通法系统不仅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阻碍因素，反而是现代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在韦伯的观念中“法律发展的逻辑方面和政府方面的这些‘落后’因素，给商业带来更丰富的实用的法律手段，这是更逻辑，技术上更理性化的罗马法所不及的。

三．韦伯心目中我国的法律制度

韦伯把政治支配现象分为三种类型:法制型、卡理斯玛型和传统型。所谓传统型是指:固有权力的神圣性是支配团体中大部分人之所以服从的理由,即传统被视为是神圣的。按照韦伯的这一划分,中国古代的法律显然是属于传统型的。因为中国古代最为神圣的权力来源是唯一的---专制君主的皇权。韦伯认为,中国的法律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显示出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家族与氏族在作为个人社会地位的保障者的意义下绵延不断,另一方面则是家产制的君主支配。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保留了很多氏族社会的遗迹。这种皇权的历史来源在于氏族社会中首领的权威,也即韦伯所讲的家父长制的性格。而且这种政治形式在中国两千年来绵延不绝,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只是统治者的姓氏发生了变化而已。关于中国古代的司法情况,韦伯又提到,中国的司法以家父长制的权威,解消掉存在于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区隔。从韦伯的以上论述可知,中国古代的法律在实质上是

非理性的。因为,案件裁判的实质标准并不是规范化的理性的规则之治,而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威。在除了巫术裁判的情形下,中国古代的法律又是形式理性的法律。因为,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制定出的成文法典。司法的依据是法典的条文规定而非某些不具形式的圣者之言。皇帝的权威只能在个案上改变法律,而整个法律体系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直存在的。按照韦伯的观点,中国当代的法律在实质上究竟能否称得上是理性的法律呢?至今未得到乐观的答案。中国现在远未形成韦伯所说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的、通则化的特质别具的法律规范的统治。”也并未真正实现富勒所说的“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我们今天的“法治”从表面上看,已经制订出了一套形式合理、体系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法律的实际适用以及人们行为的具体实施,在某种程度上仍不能说完全是由规则决定的。这种法律理性还不能被称之为实质上的理性。中国法律的实质理性化之路任重道远。

正如林端先生归纳的,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有两大面向，一方面阐述法律的理性化过程，另一方面则阐释法律为一个社会行动的过程，强调理解、经验，将习惯和习惯法纳入法律社会学的考察范围，体现为一种法律多元主义。在《法律社会学》这里,韦伯更多展现的是其第一个面向。如何理解韦伯的这两大面向及其产生原因呢？我想，从法律史和因应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角度，韦伯做出前一种论述,旨在强调一种“除魅”与理性计算的历程与重要性，而他作出后一种论述，不无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引用伊麦尔曼小说所描绘的现实原因。也可以这么说:韦伯的第一个面向，在洞察历史与学术思考的同时，还在于表明一种立场，而其第二个面向，则在于理解一种现实。

论者有指出，韦伯的理论里，有相互抵牾处。即就这两个面向来说，似确亦如此，给人们理解他的思想制造了难度。我想，这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学术人思考甚至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但这里有矛盾，也有统合的地方。就对于法律人的思考而言，韦伯坚决地奉行其形式理性与职业训练的立场，断无疑义。可以说，正如法学院的毕业生伊麦尔曼前往明斯特地区就职一样，韦伯一方面尊重第二个面向，另一方面决不放弃对于第一个面向的信念，尤其是对于法律人专业素养的重视。对法律人职业特质，韦伯的阐述里，没有向“本土资源”妥协。甚至可以说，法律人专门和理性化的思考以及对于非理性的拒斥，具有对第二个面向的某种专业上的引领意义。

事实上，即便是先于韦伯的萨维尼，在相当强调民族精神的同时，也还是承认“法律的双重生命”，就是说法律一方面是整个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属于法律人对于民族信念的专家建构，是作为一种特殊科学而存在的专家生活。相较于萨维尼，韦伯显然更加强调，法律人不但在归纳民族生活，也在思考和专门训练的过程中形成一种甚至乖违于大众的东西，但即便如此，这种专家生活只能坚持。这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吁求和捍卫理性与责任的坚定和勇敢。

马克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内容覆盖面比较广泛，难以把它的所有内容都谈及到，但从内容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法律是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它是同其他各种社会现象的互动中不断发展变化，因而只有把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相联系，才能正确的全面的理解法律。2.法律与经济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不是单线条的，并非任何法律现象都是经济因素的直接反

映。3.应当不断促进法律理性化。把经济及社会管理的个人任意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使管理活动规范化。应当提高规范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以提高规范的调整水平。

第三篇：《社会学是什么》读书笔记

《社会学是什么》读书笔记1

一 数字与意义

1·2 1．分析单元：所谓分析单元，就是用来考察和总结同类事物特征并解释其中差异的单元。常用的分析单元有个体、群体、组织和社会人为事实等。

2．简化论：用在狭小范围或特殊群体获得的结论来看待和解释所有事物，这就是简化论。

3．数字的启示：第一，常识并不总是对的。

第二，数字并不总是有意义的。

第三，对数字的错误解释经常发生。

疑问：高层次分析单元 低层次分析单元 生态谬误 区位谬误

1·3 1． 在社会学中，和其他的任何符号一样，数字的意义就在于数字的社会指称，而要获得数字的社会指称，就要有对世界的基本观点。

2． 获得具有科学意义的数字和对数字之间关系的社会意义进行解释，通常要经过几个阶段：首先，要弄清楚被研究的问题；其次，我们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考虑；第三，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详细设计，包括如何搜集资料，如何分析资料，如何在不同的变量之间建立关系等；第四，搜集资料；第五，整理资料，并根据第二阶段的思考对资料进行分析。第六，解释结果的社会意义；第七，处理研究的结果。1·4 获得数字的基本方法：

1）观察法（区分日常观察和社会观察）

分类一：（根据是否是人为场景的观察）

实验室观察和实地观察

分类二：（依据是否参与到所研究的社会情景中）

参与观察（公开性和隐蔽性）和非参与观察

局限性：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观察，都难免会遇到困境，特别是在融入了被观察的人群以后，就很难保持研究甚至观察本身的客观性；还有，如果不辅助以其他方法，仅靠观察方法本身就只能获得人们行为的表现性资料。

2）问卷调查

局限性：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一定。

3）文献调查，也称“第二手资料分析”（定性方法：历史分析，过程分析定量方法：内容分析）

局限性：只能根据既有文献；对文献资料的信度测量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资料的可及性。

4）访谈、实验和评估

疑问：在问卷调查中怎么识别回收问卷的有效性？ 在避免问卷调查的局限性时采取的深度访谈是什么？

如何对文献资料进行信度测量？

如何理解对文献资料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1·5 对数字科学意义的探讨策略：基本分析，比较分析和反复分析

基本分析：概括性研究——“分布”分析 集中趋势分析 离散趋势分析

比较分析：可比变量之间的比较——截面数据比较 同期群比较

疑问：集中趋势分析

离散趋势分析

测量离散趋势的方法：四位分法

总结：数字对于社会学来说虽无它对于数学一半，但是没有数字的社会学是不科学的、有严重缺陷的，在一切问卷调查活动以及社会现象研究过程中，缺少了数字的解释和说明，那么一切社会问题都无法给予科学系统的解释，数字之间关系的社会意义，构成了社会学界市的重要基础。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分析策略，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赋予数字或资料以科学意义来增进人们对社会的了解，并获得知识的积累。

社会学是什么》读书笔记2(2007-12-21 13: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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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什么》读书笔记2

二 社会之学

2·1 1．三阶段规律：孔德认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是“神学的”阶段，人们把一切事件都归因于生命体和人类相似的力量；

第二是“形而上学的”阶段，人类乞灵于抽象的实体如大自然；

第三是“实证的”阶段，人类认识各种现象，并找出现象之间的联系和支配现象的规律。

2． 科学分类：孔德依据“一般性不断减少，相互依赖性和 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进化路径，对科学作了分类，并认为这个分类系统不仅是一种逻辑分析，而且也为历史所证明。譬如，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接下来就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社会学。

2·2 1． 机械团结：当社会成员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大，人们有 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分享共同的道德准则和意识形态的时候，人们之间很自然就是一致的，没有理由去寻找另外的使人们协调一致的东西，人们共同的生活基础就是社会团结的纽带，这就是机械团结。

2．有机团结：当机器工业开始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后人们不再干同样的活，也不再因此有同样的生活基础，并且不在分享共同的道德准则和意识形态，个体之间开始分化，个体之间的差异影响到人们之间的协调一致，社会必须有使差异在社会的层面上保持协调和一致的机制，这就是有机团结。

3．集体意识：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

特征：集体意识是社会的精神象征，有着自己的特征，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式。4．社会现象：对个人可以施加外在压力的任何固定和不固定的东西，也就是一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和独立存在的任何东西（行动方式）。简言之，只要是对个人产生强制作用的就是社会现象。

疑问：社会事实 内省法 社会现象中的“非人格”层面

2·3 理想类型： 为了理解有价值观念和文化所影响的社会行动，韦伯创立了一种分析方法，即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是理解世界的概念或分析模型。在真实世界里，理想类型很少存在，存在的只是理想类型的部分属性。因此，理想类型是一个参照系。

2·4 1．社会学想象力：其特征是在发端之时就出现了多元的理论思路和多元的研究范式。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

2．功能主义：其视角来源于把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的类比。其另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强调道德共识在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中的重要性。

局限性：过分强调社会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强调社会的部分有助于整体的整合，使得其解释能力受到极大的约束。

默顿将社会功能分为：1）显功能（显现的）和潜功能（隐含的）2）正功能和负功能 3．冲突论： 强调的是社会内部的不一致，不协调，分化，冲突，认为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决分是一个整体，社会的基本状态就是冲突，社会秩序是社会冲突的结果。

4．交换理论：强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动机的研究，批判只重视宏观社会制度和结构或抽象社会的功能主义，倡导在个体层次上研究社会的基本现象，提出社会中的交换行为就是最好的研究对象。

霍曼斯从代价与报酬的角度提出一组个体运动命题：

如成功命题，刺激命题，价值命题，剥削与满足命题和攻击与赞同命题。

5．符号互动论：完全是从主观的立场出发来讨论人际交往的视角，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即人是如何使交往产生实质性意义的。

疑问：进化论 结构主义 批判主义 后现代的解构主义

2·5 社会学基本定义：社会学是一门试图用科学的思维逻辑来讨论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学科。

《社会学是什么》读书笔记3(2007-12-21 14: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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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之初

3·1 社会化：由于人类不具备其他动物的生物本能，就只能通过学习来获得能力，获得人格，并使自己成为社会中的正常一员，这就是“社会化”。

3·2 1．自然选择：自然选择的基本理念是，所有的有机物都需要食物，并需要利用资源来躲避恶劣的天气等，以便生存下来。自然选择的另一层意思是，一些物种特征被经常使用，进而获得长足的发展；另一些特征用得不多，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功用，其特征便退化了。

2．本能：主要是指收受基因决定的复杂行为模式。

3．教养：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有礼貌以外，主要指生存的能力，学习知识和规则 的能力，社会交往的技能，建立个人社会基础的能力。

3·3 1．人格：指的是特殊的思想，感觉和自我关照的模式，并由此构成了个体鲜明的品质特征。

一般来说，人格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的部分：

认知的层面：思想，知识，知觉和记忆

行为的层面：技能，天赋和能力

情感的层面：感觉和感情

2．镜中我：库利提出来，人对自己的了解实际上是通过对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来获得的，这就是所谓的镜中我。按照库利的说法，“自我”是社会的产物，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我们察觉到我们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其次，我们领悟了别人对我们行为的反应；第三，基于对他人反应的理解来评价我们的行为，进而获得对自我的概念。

3．米德区分了两种“自我”：“主我”（当做主体的自我）

“客我”（当做客体的自我）

“主我”是每个人的天性部分。

“客我”是每个人的社会部分，包括对社会要求的内化和个体对这些要求的认知。

根据米德的研究，“客我”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历了三个不相同的阶段：

1）模仿阶段

2）嬉戏阶段

3）群体游戏阶段

4．弗洛伊德区分了三个我：“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包含无意识记忆和生理的，心理的冲动。

“自我”：在“超我”和“本我”之间扮演着一个中介角色，大多数情况之下处于无意识之中。

“超我”：内化了社会规则的自我。

5．艾里克森的认同危机：1）婴儿期的信任与不信任

2）儿童早期的自主与怀疑

3）学龄前的主动与内疚 4）学龄早期的勤奋与自卑感

5）青春期的认同与角色混淆

6）青年时期的亲密与孤独

7）中年期的代际关怀与自我沉浸

8）老年期的完美与绝望

6．皮亚杰把人的认知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感觉运动阶段2）前运算阶段3）具体运算阶段4）形式运算阶段

疑问：俄狄浦斯情结 认同危机 角色混淆

四 明天可以不上学吗？

4·2 学校教育的功用：可以从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两个角度分析。

受教育者视角：首先学校教育是一张进入社会的通行证；其次是为个体的社会流动提供渠道；第三学校教育可以使人“修身”，或者说是价值观的习得。

社会的视角：首先就是将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传达给个体；其次就是进行社会控制；第三就是进行筛选和储备；第四就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第五就是让年轻的一代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社会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五 如果天上掉馅饼

5·2 就业市场需要“工作经验”的原因：因为创造力，信任，合作甚至社会关系网络都是在经验中获得的。

疑问：弹性生产

5·3 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包揽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并使劳动者不需要找工作，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同时也使得劳动者失去了选择自己工作地区，场所和职位的权利，也失去了为晋升，调整，变换工作而进行自我努力的机会。

第四篇：社会学读书笔记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课程读书笔记

课程名称 专

业 姓

名 学

号 年

级 书目名称

社会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张艺立

1411101021 2014级

《乌合之众》

2015年6月20日

张艺立：《乌合之众》读书笔记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张艺立

一、《乌合之众》概述

《乌合之众》是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的名著，初次出版于1895年。该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群体的诸种特点及其成因。全书分为三卷（群体心理、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不同群体的分类及特点），依次分析了“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群体的意见”，“群体领袖”等，深入透视了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

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以及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作者经验性地探讨了大众心理的产生与运行，有力地展示了大众非理性的充满变数的心理世界。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二、批判与反思

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部以阅读法国大革命时间为基础的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著作”。罗伯特•墨顿的序“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写得很好，他提到一点，“《乌合之众》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发现问题的功能而非解决问题的功能。他先知般写道：“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导言：群体的时代）在之前的时代里，民众的声音不受重视，到了那个年代，民主、大众传媒等的出现，让民众从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

第一卷，勒庞开始分析群体的心理。

一、群体的一般特征。集体心理的获得，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接受暗示和相互传染而同一，以及立刻把暗示转化为不再受责任意识约束的行动的倾向，是群体成员——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非理性人——的主要特点。

二、分析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在大多数群体中，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1、冲动、易变和急躁。

2、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永远漫游者无意识的领地。”“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而群体表现是好是坏，只取决于所受暗示具体性质。于是便有了十字军，在粮草装备几近全无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墓地的英雄主义；也有了罗兰夫人，在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之时，留下的那句“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3、夸张与单纯。对于各种意见和信念，群体或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这种绝对化而不容怀疑的态度，在人数赋予的力量感的催化下，促使群体赋予自己的理想和偏执以专横的性质。同时，其极端化的感情也注定它只会被简单、极端的感情打动。

4、偏执、专横和保守。勒庞老师看得很精准：“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5、群体的道德。“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人都有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如果加入到不负责任的群体，清楚不会受惩罚后，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群体可能无恶不作，也可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和牺牲举动，所以“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三、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1、群体的观念。书中提到的观点：“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实话说，我也认同这点：“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

2、群体的理性。群体对事情的论证，从逻辑上看十分拙劣。其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做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这个在现实中也十分突出，不管事实本身，只摘取简单的表象的相同点加以放大，后由此得出一个普遍化的结论。

3、群体的想象力。正如缺乏推理细胞的人一般，群体的形象思维能力强大而活跃，事实上群体也只能为形象所动。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而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纳粹党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可谓深谙此道。

四、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群体将暗示立刻转化为行动的倾向、喜怒无常的脾性、对意见全盘接受或拒绝的态度，反映了群体信念的宗教形式——一种以盲目服从、专横的偏执和要求狂热的宣传等宗教感情为特点的，将一切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这点让我想到了某些粉丝群体。

第二卷，群体的意见与信念。在这一卷里，勒庞讨论的几个问题，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形成的间接和直接因素、群体领袖是什么人，他有怎样的动员手段、最后一点是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有哪些是牢固的信念，哪些是多变的信念，以及这两种信念形成的原因。

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种族、传统、时间、各种典章制度、教育等间接因素是酝酿一切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土壤。

种族因素对群体意见的影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种族的特征通过遗传规律传承，是民族的本质，与此相比，信仰制度艺术等文明只是民族的外在表现。

传统，是种族精神的综合反映。人类历来的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以成文明；二是摧毁因变得破败不堪而失去必要性的传统，以求进步。“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坚固，它就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如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大的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破的锁链被重新接凑在一起，让整个过去一成不变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破的事物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替代”。这是勒庞在书中少有的几次对中国的叙述中最详细的一次，他写这本书的时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中国的传统枷锁确实坚固，但不知他会如何解释今日的中国。

时间，时间对群体意见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点大家都懂，勒老师也只是提供一些名人名言式的说法。政治和社会制度，勒庞首先论证：通过变更制度来改变社会弊端是一种谬论。他有个观点，“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换来的往往不是制度的改变，只是名称的简单变化，本质依然如故。

教育，勒庞又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一个颠覆人们普遍认知的观点：“教育既不会让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让他更幸福；它既无法改变他的本能，也无法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需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坏处远大于益处”。用今天的话而言就是：教育没有错，错的是教育体制。著作中还提出教育与群体意见的关联：教育为今天在群众中酝酿、明天就可能付诸实施的各种念头和信仰提供了土壤。即群众怎样通过教育变成了“一直心怀不满的大军”，并且随时有可能被其他势力而利用。

二、群体意见和信念中的直接因素。包括四种：形象、词语和套话；幻觉；经验；理性。群众意见易受形象的影响（这在研究群体的想象力时已经说得很清楚），而形象可以通过词语或套话来激活。这一段很是精彩，词语的威力同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分离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比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够确定它们的所指，但是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仙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理想及其实现的愿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勒庞首先说明对人类而言幻觉的重要性：自从文明出现以来，群体便一直处于幻觉的影响之下，在这些幻觉的支撑之下，人们创造了政治、艺术、社会学说等伟大的人类文明（比如古巴比伦和埃及神殿、中世纪的宗教建筑、十九世纪震撼欧洲的大**），使人们走出了原始的野蛮状态。经验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根深蒂固、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但是要想达到上述效果，就必须让经验在大范围内重复再现。勒庞的举例便是一再反复的法国大革命，却又十分正确地预言了此后发生的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上文阐述了影响群体意见与信念的各种力量，下文将说明是什么人以何种方式将其有效地运用于实践。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要想短时期内激发群体的热情，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树立榜样，而榜样则须具备一种叫做“名旺”的品质。这点可以结合我国的实例：劳动模范，道德模范，行业标兵，最美XX等等。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主要分为两类：牢固、重要和持久的信念（如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和短暂而易变的意见（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

第三卷，勒庞分析了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对于著作中同质性团体和异质性团体并没有太大感触。但最后的最后，勒庞“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和衰败的原因加以评价”，最后那几页的概括很精彩，关于文明进化过程的叙述尤为精彩，可以理解为当前时代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在不可逃避的群氓时代探索以“理性”为特征的管理形式。

同时，这本书成书的时间是100多年前，一些观点并不严谨，全书缺少科学的严格性。同时部分观点属于偏见不够中立，比如对性别、民族之类的看法。但并不妨碍我们欣赏这本书。

三、感悟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理性又有什么作用呢？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听起来理性好像是个好东西，我们或许羡慕理性的人，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是没多少理性的，更不怎么需要理性地思考。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当别人触碰懂啊你的底线时，便不要愿意用理性思考问题了。

概括地讲，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研究了两个基本问题：个体是如何被群体湮没的？群体是如何沦为“领袖的囚徒”的？勒庞的深刻一如马基雅维利。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展示了统治者的牧民之术，而前者是被牧之民俯首称臣的驯服心理的演绎，或者说，领袖崇拜的心理解构。群体是无辜者亦是造孽者，从这个角度看《乌合之众》，实在像极了一部人类的悲剧史。

第五篇：社会学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

学校：辽 宁 大 学

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

姓名：刘 颖

学号：29030612

5目录

一介绍文章

1．研究者目的2.研究者的研究方法

3．研究者如何获得研究结果？研究结果是什么？

二．对本文的论述

1.优点：

2.缺点

三．个人观点

四．【参考文献】

一 介绍文章

1．研究者目的：

本文的目的旨在探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自身的变化与国家干预方式的变化是怎样影响社会的生长并改变这国家与社会中各个团体之间的关系的，进而揭示出中国市民社会发育方式及国家——社会关系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最重要的差别之所在。

2.研究者的研究方法：

国家在小区研究中的失语是否真的意味着国家在基层社会消失？本文即以这个问题为研究起点，以“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力实践”为研究视角，通过观察国家与社会在日常生活之中权利博弈的动态场景，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构建和再生产出来的，以及“国家事怎样通过其干预来影响社会，以及改变着国家与社会中各个团体之间的关系的”。

3.研究者如何获得研究结果？研究结果是什么？

本文具体是从发生在一个新型商品房小区中的系列故事为线索，通过四个角度，即国家限定空间中的业主自治、“民间活动”中家的“到场”与“在场”、社区运动中作为行动武器的“国家”和社会发育与国家浸入，来将目光聚焦于国家，通过追踪国家的行动轨迹和策略，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发生的变化。

最终得出的研究结果：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提出，“国家与社会互动可以达致四种可能的结果：第一是整体转型，即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导致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第二是国家与现存社会力量合作，即国家吸纳新的组织、资源、符号和力量，使它可以对现存的社会组织进行控制。建立一个新的统治模式；第三是现存社会力量改变国家，即或者国家控制社会力量，但没能建立一个新的统治模式，或者产生了新的统治模式，但是由非国家的力量占主导；第四是国家未能有效整合社会，这将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这一进程还远未结束。

二．对本文的论述

1.优点：

①将社区建设设置于现实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野来分析，通过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进行阐述，有说服力的说明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过程及其曲折性。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其特殊的国情背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任何行为和意志都要体现党和政府。“中国的社区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行政型向半行政半自治型的发展过程, 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体制逐步取代单位体制以及城市街道体制的改革, 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区自治的前提和基础, 伴随着社区的发展, 中国社区自治的未来模式是由社区居民参与的社区和政府的合作治理。”[1] 从本文也可以鲜明的体现出，雅芳小区由最初的自发组建业委会到后来的政府引导的自治，和因污染问题与政府的游说、谈判都说明：中国的社区体制自身在转型，但也需要政府的“到场”，政府只有转变自身的职能，转化为服务性政府，才能给社区活动提供帮助，建立在政府组织的基础上的自治组织才能有利的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②思路清晰，结论层层证明。本文的四个角度环环相扣，有理有据。从第一个国家限定空间中的业主自治角度，得出的结论为相关制度虽然规定了小区自治的可能性，但也预留了政府干预的路径，而在具体操作中，政府很有可能借助这些合法路径，才赢扶持矛盾中的某一方面等变通性策略实现对小区治理的直接干预。到第二个“民间活动”中家的“到场”与“在场”角度，结论为在自治组织健全、运作有序的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国家行动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国家在基层社区的存在和重要性。第三个社区运动中作为行动武器的“国家”的角度结论为自治小区赢有能力通过协商和投票处理小区内部的治理问题和矛盾纷争，还能够就涉及小区利益和事物的问题与其他外部社会组织互动。但在我国，这样一个健全的、政府之外的社会网络是缺失的，这就决定了小区自治的另一个局限性：在面对诸多涉及小区外的问题上，还必须、也只能依赖国家的介入。第四个和社会发育与国家浸入的角度。这一角度是基于对现阶段国家力量与民众自治互动形式及其特点做的讨论，结论为对于商品房小区这样的新型城市基层空间，基于建筑物区别所有权而聚集在一起的业主群体，尽管具有积极的自治主张，但基层自治空间的有限性、自治行动资源的缺乏和发展路径的依赖性等，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生成的“社会”并非“国家”的对立物，而是浸透着国家的身影和力量，尽管它们时而“看得见”，时而“看不见”。这样一个不得不依靠国家推动与支持的社会要能够同时为社区自主整合的机制和基层社会民主发展提供基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的来说，这四个角度层层深入的向我们阐述了现阶段中国自治社区发展的现状，也提供了现实性的改善途径和理论性的完善方法，让我们更有条理的发现更多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2.缺点：

正如最后作者所言，本文在国家——社会互动中，侧重于国家的作用，而很少的投向社会对国家的型塑。

“根据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强弱对比，有的学者讨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可能模式，即强社会——弱国家模式、弱社会——强国家模式、弱社会——弱国家模式和强社会——强国家模式。”[2] “当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或者克服来自社会内部的威胁时，就会形成强国家，并通过政府的力量来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解决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或者威胁。由此，就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或者强国家的历史传统。其次是国家受到的外部威胁，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越恶劣、面临的外部威胁越严重，国家就可能形成强国家，通过国家力量来组织和动员国内社会资源，抵御或者消除来自外部的威胁，确保国家或者社会的安全。从社会以及社会处理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何种模式则取决于社会自身发育的程度以及社会处理与国家关系的态度。当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既存在对立与紧张关系，也存在统一与和谐的关系。一方面，国家要有效管理和协调社会，保证国家法律、政令和政策的有效贯彻和执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就需要有足够强的国家力量。同时，社会要依赖国家克服和解决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建立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确

保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也需要国家保持足够强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力量过于强大，过多干预正常社会生活，甚至国家完全控制社会、一切社会事务全部由国家承办，从而抑制社会的活力，导致社会不能正常发育和社会力量弱小，人们过多地依赖国家来解决自己面临地问题。如果国家力量过于弱小，国家就会无力管理和协调社会，不能有效调节和解决社会内部的矛盾，强大的社会集团或者社会组织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社会公众甚至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上是本人针对国家型塑社会、社会也型塑国家的交塑过程。查阅相关论文找出的结论。

三．个人观点

通过本人对本文的阅读，有如下拙见：

1.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大多以居民社区民主自治体制建设为起点，而本文的事例是以社区自发自治的道德滑坡结束的，进而到政府引导的自治。本人不认为仅仅像这篇文章所指出的，没有政府的介入而存在道德问题。还存在着的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的缺失。即老百姓不相信政府真是在为他谋利益，政府能够为他谋利益。当在阅读这篇文章时，疑惑着如果起初的以陈玲为代表的业委会没有存在道德问题，居民自治是什么样的结果，国家是不是真的就“看不见”了？而政府的合理性介入，让老百姓“看得见”又是否真的会带来积极的作用呢？

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最主要的是重建社会信任，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在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也能弥补；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随着一些惠民决定和措施的贯彻落实，定会绝大地拉近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也即社会与国家的距离，定会使人民群众在得到实惠的同时增加安全感、信任感、公平感，从而极大地增强百姓认可的公平，从而增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构。

2.个人认为中国社区的发展单单靠像赵兵等人义务奉献和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是不够的，更需要社区内的人员全体参与，更重要的是树立责任意识。社区作为一个接受政府指导的自治体，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社区居民在平等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扩大和落实居民参与权，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使社区参与法制化、制度化和有序化是发展基层民主，促进当代中国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

以上是本人针对《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的读书笔记，请老师斧正。

四．【参考文献】

[1]吴志华: 大都市社区治理研究: 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

[2]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载《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 年第 6 期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吴克昌

《中西方文化与管理比较分析研究》 杨红娟

《当代中国政府转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杨振宏

《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郑杭生 杨敏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