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科技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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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某科技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分析

某科技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分析

【摘要】处理虚开发票案件是税务律师的一项常规业务,但又是一项复杂的业务。由于关于虚开发票立法存在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以及税收执法实践对虚开发票行为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导致处理案件的处理存在许多的争议。尤其对于存在货物购销的情形,是否认定为虚开行为,争议尤为激烈。税务机关在本案例中对虚开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也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T公司)2003年12月17日取得营业执照,并于2003年12月23日办理税务登记,2004年2月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金某,注册资金150万元。经营科技信息咨询;模具设计加工;机械产品加工;矿产品、有色金属制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和毒品)、建材销售。2004年度应税收入609万元,销项税额104万元,进项税额99万元,应纳税额5万元,税负率为0.82%;2005年度应税收入276万元,销项税额47万元,进项税额52万元,进项税额转出3万元,留抵税款2万元。2006年起无销售收入。2006年10月,公安部门发现T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请求市国税局稽查局派人协助调查。市稽查局派出检查人员参与调查,在初步认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市稽查局进行了立案检查。

通过检查发现,T公司账面反映其主要供应商为济南市某电子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S公司),2004年至2005年间T公司购进货物77%来自S公司,其销售对象分布在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其购销账务处理中的收付货款均为现金。于是检查组将S公司及账面反映的销售企业列为外调协查的对象,目的是掌握T公司购销货物与账面反映是否一致。2006年5月至2006年12月间某市国税局稽查局检查组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到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调查取证,对T公司购进货物和销售货物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对有关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初步掌握了T公司涉嫌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和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

通过调查取证,市稽查局检查环节认定T公司具有以下违法事实:

1.T公司具有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款的违法行为。市稽查局检查环节认定:2004年11月25日甲方(S公司)与乙方(T公司、江阴市某铜材厂〔以下称J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乙方长期购买甲方的铜废料,乙方预付货款100万元人民币,S公司将根据T公司要求发货,货物价值不超过预付款。2004年11月26日T公司与J公司单独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预付款100万元由J公司垫付、经营利润双方五五分成等。其后2004年11月至2005年8月间三方实际业务操作流程是: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向S公司预付货款91万元,T公司向S公司预付货款2万元。由T公司金某分批提货并发往J公司,S公司向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由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个人汇到S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孙某银行卡上,再由孙某提现转存到S公司账户。如此操作共17批次,S公司向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7份,价税合计158.50万元,税款为23.03万元。俞某向孙某共汇款272.5万元(含预付货款91万元)。由于T公司既未支付货款也不对购进货物拥有控制权,T公司只是起到中间介绍人的作用,T公司取得S公司开具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T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由于当地税务机关未能提供虚开证明,检查组认为应按照取得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金,依据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补征税款。对不符合抵扣条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支进项税金,属于“在账簿上多列支出”应依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处罚。

2.T公司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2004年10月至2005年6月间J公司向江阴市、常熟市、宁波市、上海市等地九家企业销售从S公司购买的铜废料和自产电子元件,J公司收取货款,提供开票资料给T公司,由T公司向这九家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由T公司与这九家企业补签销售合同。T公司共向这九家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4份,金额255.82万元,税额43.49万元,价税合计299.31万元。其中,在T公司与J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前,T公司从S公司购进货物通过J公司销售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3份,金额101.15万元,税额17.20万元,价税合计118.35万元;在T公司与J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7份,金额137万元,税额23.29万元,价税合计160.29万元;J公司将自产电子元件销售后,由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金额17.67万元,税额3万元,价税合计20.67万元。检查组认为T公司开具的3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无货物销售,替他人代开发票”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应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进行处罚。由于T公司上述行为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二、案件审理过程

市国税局稽查局于2007年3月7日提请市国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该案,市国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首先进行了初审,初审意见认为: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对违法事实一的定性和适用法律有不同意见,从询问笔录和合同协议判断,违法事实一属于委托第三方付款的购货行为,尽管T公司账务处理没有反映委托付款的情况,但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考虑,没有违反票货款一致规定。同意检查组对违法事实二的定性处理意见。

市国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于2007年3月16日召开审理委员会审理了此案,尽管在审议过程中有少数委员有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委员同意检查组的意见。于是作出如下审理决定:

1.T公司取得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抵扣进项税23.03万元,属于取得不符合抵扣条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行为,应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补征增值税23.03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T公司应补税款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缴纳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拟对T公司处以税款一倍的罚款。

2.T公司九家企业开具的3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55.82万元,税额43.49万元,价税合计299.31万元,属于“无货物销售,替他人代开发票”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应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处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一倍罚款。由于T公司上述行为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根据市国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审理决定,重审委办公室制作了《税务处理决定书》(X国税处字〔2007〕4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X国税罚告字〔2007〕2号),市国税局稽查局于2007年3月28日送达T公司代理人,2007年3月29日T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其代理人向市国税局递交了《听证申请书》。经审查,市国税局认为符合听证条件,受理了其听证申请。2007年4月12日市国税局召开了税务行政处罚听证会。听证会上,案件调查人员陈述了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依据和拟处罚意见,当事人的代理人对调查人员指控的违法事实、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进行了申辩和质证。

1.当事人方主要观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质证内容和陈述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1)承认存在违法事实一认定“票货款不一致”的事实,但并不违法,原因是S公司、T公司与俞某(J公司)三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俞某个人出资作为预付款支付给S公司,以后以合作销售收回的货款不断滚动支付从S公司提货产生的应付货款。此种操作形式,是基于T公司与俞某之间合作关系,虽然账务处理存在不规范,但主观上没有故意,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不能以偷税认定。

(2)认为违法事实二指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除其中4份(价税合计20.67万元)外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理由是:根据T公司与俞某之间合作分工,T公司负责从S公司提货,俞某负责对外销售并收回的货款,收回的货款用于支付从S公司提货产生的应付货款。此项合作是符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作关系上,是T公司与俞某个人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两个企业之间的合作,俞某对外销售从S公司购进的货物时也宣称是替T公司销售货物,销售行为也在开具发票后得到T公司以与购货方补签买卖合同的方式授权认可。在整个业务中,俞某应视为T公司的业务员销售T公司的货物,不存在“无货物销售,替他人代开发票”的问题,不能界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3)违法事实一与违法事实二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因为是一个整体合作业务。货物所有权只发生了二次转移,即从S公司到T公司再到俞某联系的购货方。

2.税务机关检查人员的观点。针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调查人员在听证会上进行答辩和举证,主要观点如下:

(1)针对违法事实一,检查人员认为,尽管T公司和J公司与S公司共同签订购销合同。从货款的实际支付情况看,S公司是从J公司俞某取得的货款,因此,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应是从S公司转移到J公司,J公司对购进货物拥有控制权,所购进货物也是由J公司对外销售的。由于T公司公司既未支付货款也不对购进货物拥有控制权,T公司只是起到中间介绍人的作用,T公司从S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T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由于开票方税务机关未能提供虚开证明,因此根据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取得的发票也不得抵扣进项税款。对用不符合抵扣条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支进项税金,属于“在账簿上多列支出”应依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处罚。

(2)针对违法事实二,检查人员认为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联系销售业务,负责收款,而由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T公司行为属于“无货物销售,替他人代开发票”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当事人方陈述的J公司俞某与T公司合作纯属个人行为,不代表J公司,俞某作为T公司业务员或者销售员,其行为是代表T公司,检查人员认为理由不成立。理由是:首先,T公司和J公司与S公司签订的三方购销合同使用的都是企业名称,T公司和J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均签字并加盖本企业的公章,可以认定俞某代表J公司,不能认定为T公司的业务员。其次,从J公司和S公司往来商务信函反映,对账单、申明函均以J公司名义出具,证明合作双方是两个法人企业之间合作。

听证会结束后,市局政策法规科、市局稽查局和市局法律顾问又共同分析了案情,认真研究了听证会上当事人的亲属和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意见,在此基础上,市局分别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某区法院行政庭的领导进行了座谈和咨询,综合各方面意见,得出以下认识。

虽然拟进行税务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认定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合法。但若作出行政处罚,存在一定的风险。

(1)对当事人违法事实一认定为“票货款不一致”是成立的,但由于总局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只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运输费用,所支付款项的单位,必须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提供劳务的单位一致,才能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否则不予抵扣。”并未对“票货款不一致”作出明确解释,此情形是否属于《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也没有明确规定,若认定为偷税,据此进行行政处罚,若进入行政诉讼环节,会带来较大的败诉风险,应借鉴外地国税机关的做法,只补税不罚款。

(2)从本案的案件来源看,作出行政处罚存在一定瑕疵。本案是公安部门在刑事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06年10月请求稽查局派人协助调查的,调查结束后,公安经侦部门于2007年1月22日发函要求税务部门进行税务鉴定。如果作出税务行政处罚,若进入行政诉讼环节,案由是必须要陈述的,对已经进入刑事侦查的案件通常不同时进行行政调查,即对同一个违法事实,不宜同时进行行政和刑事处罚。

(3)税务机关掌握的证据中有相当多的是公安局经侦部门收集的证据,此类证据并不能直接作为税务行政处罚的证据使用,从而可能导致处罚证据不足。

(4)在事实认定上,税务机关不否认T公司与俞某合作事实的存在,但其合作涉及增值税的业务应当符合增值税原理,保证票货款的一致,但这种理解没有明确对应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支持,很难从正面回答当事人行为的违法。外界对税法的理解往往难以接受税务人员的理解方式,比如,公安经侦支队人员对上述事实的理解上就与税务人员不一致,他们对整个案情非常清楚,也旁听了听证会,通过与他们交换的意见,他们认为除其中属于J公司生产货物对外销售由T公司开具发票属于虚开外,其余部分不构成虚开。

基于上述分析,经征询区法院行政庭的领导和法律顾问,因公安部门已就T公司相关税务违法行为正在进行刑事调查,建议中止税务行政处罚并通知当事人,密切关注此案件的刑事处理结果,保留下一步行使行政处罚权,待最终刑事处理结果出来后再依法进行处理。

三、案件处理结果

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对T公司2004年12月至2005年5月期间,从S公司购进货物,由J公司付款,取得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抵扣进项税额23.03万元的行为,决定补征增值税23.03万元。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T公司应补税款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缴纳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3.对T公司涉嫌违法行为暂不作出税务行政处处罚。因公安部门已就T公司同一违法行为正在进行刑事侦查,决定对T公司涉嫌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中止税务行政处罚,待最终刑事处理结果出来后再依法进行处理。

四、案件分析

1.本案争议焦点分析

(1)关于违法事实一:T公司具有取得票货款不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款的违法行为。对于该违法行为是否成立,争议焦点集中在T公司与J公司之间实质的法律关系是什么,以及税务机关认定的证据是否是否充分,这决定案件的法律适用以及对本案如何处理。虽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税务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我们认为,从上述资料来看,税务机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并不清楚。主要原因是T公司与J公司在与S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以及T公司与J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时,对T公司与J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约定清楚。而税务机关在检查过程也没有进一步认定清楚。虽然从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中无法判定T公司与J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但是税务机关应当依据以下事实进一步作出认定:T公司与J公司购买S公司的铜废料之后是如何销售的,以谁的名义销售,发票由谁开具,货款由谁收取。从增值税发票管理的角度,即从发票链以及货物流的角度,对本案而言,税务机关只能从再次销售的环节来判定是T公司还是J公司从S公司购买了货物,从而确定T公司与J公司之间实质的法律关系,以及判定T公司从S公司取得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是否合法。

根据上述案情,T公司与J公司购买S公司的铜废料之后,由T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分批提货并发往J公司,再以J公司(或者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的名义销售给江阴市、常熟市、宁波市、上海市等地九家企业,J公司收取货款。但同时T公司与这九家企业补签销售合同,T公司向这九家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T公司的代理人在听证过程中提出,在合作关系上,实质是T公司与俞某个人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两个企业之间的合作,T公司负责从S公司提货,俞某负责对外销售并收回的货款,收回的货款用于支付从S公司提货产生的应付货款。俞某对外销售从S公司购进的货物时也宣称是替T公司销售货物,销售行为也在开具发票后得到T公司以与购货方补签买卖合同的方式授权认可。在整个业务中,俞某应视为T公司的业务员销售T公司的货物。

我们认为,在合作关系上,不论是T公司与J合作,还是T公司与俞某个人合作,都不是本案的关键。关键是J公司(或者俞某)在销售从S公司购买的铜废料给江阴市、常熟市、宁波市、上海市等地九家企业时,是以谁的名义销售,合同由谁签订,发票由谁开具。T公司的代理人在听证过程中提出的意见,税务机关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否认,或者说税务机关并没有足够证明就是以J公司的名义销售从S公司购买的铜废料。因此,依据现有的证据我们只能认定,T公司与J公司(或者俞某)合作购买S公司的铜废料后,由T公司法定代表金某分批提货并发往J公司,以T公司的名义销售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合作销售收回的货款不断滚动支付从S公司提货产生的应付货款。那么,T公司与J公司(或者俞某)的合作关系就应当认定为J公司(或者俞某)为T公司提供代理服务,其报酬就是T公司经营此项业务利润的50%。从流转税的角度分析,T公司缴纳增值税,J公司(或者俞某)缴纳营业税。此时,S公司就其货物的销售开具增值税发票给T公司。从税收和发票管理的角度,T公司与J公司(或者俞某)的操作就是合法的。税务机关就不能认定T公司具有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金这一事实,不能依据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责令当事人补缴税款,更不能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否则,这样处理案件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假设反之,如果税务机关有足够的证据证明,T公司与J公司购买S公司的货物后,由T公司法定代表金某分批提货并发往J公司,再以J公司(或者J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销售,并由J公司开票和收取货款,则可以认定为:J公司向S公司购买了货物,并由J公司再销售,那么,T公司与J公司的合作关系就应当认定为T公司为J公司提供代理服务,其报酬就是J公司经营此项业务利润的50%。从流转税的角度分析,J公司缴纳增值税,T公司缴纳营业税。此时,S公司就其货物的销售开具增值税发票给J公司。由于T公司既未支付货款也不对购进货物拥有控制权,T公司只是起到中间介绍人的作用,而如果T公司要求S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T公司,T公司接受了由S公司开具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T公司而言就属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即让属于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使开票方(S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未能提供虚开证明,T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也可以独自认定T公司具有虚开发票行为,从而适用相关法律规范予以处理。不能仅仅认定T公司具有取得票货款不一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金这一事实而依据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只是责令当事人补缴税款。否则,这样处理案件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果T公司具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对国家税收造成的危险主要表现为,T公司接受了由S公司虚开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T公司就有虚假抵扣进项税的条件。而如果有证据证明,T公司也利用了上述发票抵扣了进项税,T公司就达到了其虚开发票的目的。当然,此时T公司同时又具有偷税行为,即利用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而导致少缴税款,同时实现了偷税的目的。

但是,根据上述案情以及现有的证据,我们只能认为,T公司与J公司的合作关系是J公司为T公司提供代理服务的法律关系。T公司与J公司的上述操作形式,虽然账务处理存在不规范,但不能简单地套用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为T公司购进货物所支付款项的对象,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不一致,不允许T公司抵扣其增值税,从而决定对T公司补征增值税。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表述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货款、劳务费用的对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支付运输费用,所支付款项的单位,必须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提供劳务的单位一致,才能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否则不予抵扣。”这一款只是规定,纳税人取得抵扣凭证,支付的对象与开票单位必须是一致的,才能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否则不予抵扣。而T公司取得的由S公司开具的抵扣凭证,支付的对象与开票单位都是S公司,即所支付款项的单位,与开具抵扣凭证的销货单位是一致的,并不违反上述总局文件的规定。只是基于T公司与S公司的合作关系,在形式上付款人为J公司(或者俞某)。但国税发[1995]192号文第一条第三款只是规定支付的对象与开票单位必须是一致的,而并没有对付款方予以规定,上述案件并不能适用这一规定。因此,我们认为,税务机关对上述案件的处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也基于上述理由,税务机关更不能认定T公司具有偷税行为而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对违法事实二:T公司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对于该违法行为是否成立,争议焦点还是集中在T公司与J公司(或者俞某)之间法律关系的确定。因为税务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一与违法事实二是同一合作业务的两个阶段。如上所述,T公司与J公司(或者俞某)的合作关系应当认定为J公司(或者俞某)为T公司提供代理服务,以T公司的名义销售从S公司购买的废铜料,那么就是T公司在销售货物,T公司就应当开具销售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即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就是合法的,不属于虚开发票行为。所以,2004年10月至2005年6月间,在T公司与J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前,T公司从S公司购进铜废料通过J公司(或者俞某)销售而开具的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在T公司与J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T公司从S公司购进铜废料通过J公司(或者俞某)销售而开具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T公司这样的开票行为就不应当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

当然,J公司将自产电子元件销售后,由T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这一行为,税务机关应当认定T公司具有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T公司的代理人也认可T公司开具的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行为。

所以,税务机关认定T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4份,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只能认定T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公安经侦支队的办案人员对上述事实的理解与税务机关的认定也不一致,他们也认为,除其中属于J公司生产货物对外销售由T公司开具发票属于虚开外,其余部分都不构成虚开。

另外,对于T公司与J公司之间的合作经营而言,为了避免税收风险,在操作上可以设计得更加完善。一种操作方式是将从S公司购进货物由二次销售变为三次销售,即T公司从S公司购进货物开票销售给J公司,J公司从T公司购进货物开票销售给另外九家公司,J公司收取货款后支付给T公司,再由T公司支付给S公司。另一种操作方式是在账务处理上更加规范。T公司从S公司购进货物在账务作购进货物处理,开票销售给另外九家公司作销售货物处理。同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给J公司(或者俞某)的代理费,由J公司(或者俞某)开票给T公司,T公司在账务上作销售费用处理。这两种处理方式都不会让人引起误解,从而避免税收风险。

五、本案要点

对于如何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我们认为,主要是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以及总局相关文件的规定,同时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票货款”是否一致为基本标杆。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经济活动或者经济交易的复杂性。尤其有第三方(如本案的J公司)参与其中之后,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又没有约定清楚,或者故意不约定清楚时,对“票货款”是否一致的判定就较为复杂。此时就需要查清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本案中,S公司、T公司、J公司之间,三者都是买卖合同关系(S公司销售货物给T公司,T公司再销售货物给J公司,J公司再销售给另外九家企业),还是仅仅S公司与T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J公司是T公司的代理人,还是仅仅S公司与J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T公司是J公司的代理人,还是仅仅S公司与J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T公司仅仅就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必须对此查实清楚,否则无法确定案件的法律适用以及对案件进行处理。而从增值税发票管理的角度,即从发票链以及货物流的角度而言,税务机关只能从再次销售的环节来判定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本案而言,根据现有证据,我们只能认定,T公司从S公司购买了货物,J公司(或者俞某)作为T公司的代理人销售从S公司购买的货物给另外九家企业,T公司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另外九家企业。因此,T公司从S公司取得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以及T公司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另外九家企业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因此,我们认为,从再次销售的环节来判定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本案的关键,也是我们破解复杂经济交易关系这一谜团的有效方法之一。

第二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例

不久前,××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所得人民币12万元予以追缴。这个在没有货物销售情况下,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并在外潜逃了五年

之久的案犯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965年出生在××一个小乡村。初中毕业后,在当地某企业打工的他看见许多人开公司发家了,也萌动了开公司发财的念头。1993年,28岁的××摇身一变,当上了××宝龙电器设备公司的法人代表,有了经理的头衔。但他没有想凭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发展公司,他想的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两年过去了,“横财”迟迟没有砸到他的头上。就在××苦苦寻找发财机会时,1995年4月的一天,××遇到了杨恒俊。杨恒俊向××指点迷津: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是不尽的财源。

杨恒俊和××合计,干脆将宝龙公司悄悄地变成专开增值税发票的公司,业务对象由杨恒俊介绍,发票由××开,杨恒俊按××所开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数的百分之一给其作回扣。两人一拍即合。

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是现成的,只要有“业务”就可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塞进自己的腰包了。两人利欲熏心,他们的“专开增值税发票的公司”很快开张了。杨恒俊首先介绍来广西钦州市物资局那彭物资站。为了“行事安全”,他们跑到上海某招待所内进行交易。1995年4月8日,××按照杨恒俊的指示,在没有货物购销的情况下,给对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价税合计2504万元,税额425.67万元,这一次,××从中非法获得2.5万多元。

牛刀小试,马到成功,尝到了甜头的××开始大干:事隔两天,4月10日,他向安徽固镇县凯达物资有限公司一下子虚开专用发票6份,价税合计4763万元,税额810万元;接着又向安徽固镇县化工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价税合计5358万元,税额911万元。××疯狂了,一次比一次数额巨大。他本人则一步一步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次作案时间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短短几天的时间内,22份专用发票,平均每份价税合计近500万元。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一周内竟然开出1.491亿余元的增值税发票,税务部门和司法机关开始对其关注。

5月5日,××市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传讯室里,××百般搪塞和抵赖,但在政策的感化和强大的审讯攻势下,最终他的精神防线崩溃,××交待了犯罪动机和过程,并坦白了藏匿专用发票存根联的地方。根据××交待的线索,检察人员在其楼房二层下水管的焊接处,获取了专用发票存根联。

就在此时,××跑了,这一逃就是五年。

五年中,××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抓获他,公安部门发出了全国通缉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00年10月10日,潜逃五年的××终于在安徽铜陵落入法网。

××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有关部门认为,按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所开出的发票都应有产品合同、入库单、银行汇款等作为依据;开办具有一定纳税人资格的公司必须具备资金、场地、仓库、产品四个条件,才能领带增值税发票,而且发票数额有着严格限制。就此而言,我们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仍需加强。

另据了解,××的“入门师傅”杨恒俊涉嫌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近日已被检察机关起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于1994年11月至1995年4月,在没有货物购销的情况下,单独或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8份,价税合计人民币2亿余元,其中虚开税款3800余万元,杨恒俊非法获利20余万元。

第三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调研报告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调研报告

增值税是以商品生产流通和劳务各个环节增值因素为征税对象的一种流转税。通过本环节的销售税金扣除上一道环节的进项税金间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增值税专用发票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货税额的主要凭据,是购货方据以抵扣税款的证明。可以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征收增值税的核心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讲,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现钞价值,也就是看中了这其中的门道,从增值税诞生的那一天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就一直肆虐不断,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和惩治就一天没有停止。而能否管好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一直是悬在税务人员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税务处理相关法律依据:

一、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解释

(一)国家税务总局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国税发[1996]210号:

一、根据《决定》第一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也是司法机关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依据。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0)

第二十二条 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表述上调整,扩大为“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解释

可见,虽然虚开案件众多,名称耳熟能详,但是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文件却较少,最初的定义是转发高院的规定并作出的解释。2010年新修订的发票管理办法借鉴了高院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义,并扩大为“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解释,这样,作为发票的直接管理机关才有了自己对“虚开发票行为”的定义。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开具方行政处理的演变过程

增值税的链条原理决定了一张发票要联系起开具与接受两方企业,而除了“为自己虚开”这一特殊情形,我们要对双方企业在虚开这一概念下的认定和处理分别进行分析,下面先看看对开具方行政处理的具体规定: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注:该条文已经失效)

二、关于虚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罚问题

对纳税人虚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律按票面所列货物的适用税率全额征补税款,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对纳税人取得虚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的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

(二)国家税务总局对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5]415号:(注:该条文已经失效)

“《关于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何计算补税问题的请示》(皖国税流三零五号)收悉,关于企业为他人非法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何征补税款问题,我局曾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零一五号)作出规定。“对已开具专用发票的销售货物,要及时足额计入当期销售额征税,凡开具了专用发票,其销售额未按规定计入销售帐户核算的,一律按偷税论处。”为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我们意见:对代开、虚开专用发票的,一律按票面所列货物的适用税率金额征补税款,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该阶段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出于手写阶段,并未纳入防伪税控开票系统,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大头小尾”的方式较为常见,有没有实际交易均可以采用该方式,这种方式犯罪手段既少申报了销项税,又全额抵扣了进项税,国家损失严重。这时为了增值税链条的完整就要对少申报的税款予以补税,针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是可以同时进行偷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性的。但在此之前,无相关文件针对“虚开”这一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描述。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0)第二十二条 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引入了虚开的定义,并针对虚开行为制定了较为详尽的处罚标准。

(四)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

“现将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公告如下:

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已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不再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

随着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的推行,基本上杜绝了开具“大头小尾”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能,这样一般意义的“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在销方就不存在补税的概念了,而只对虚开行为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可以移送,这是税不重复征收基本原则的体现。可见虽然政策规定几经解释,但无论从开具方虚开认定及相关处理,还是比较清晰的。目前一般意义上的销方虚开,税务处理上也比较简单且依据充分。

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受票方行政处理的演变过程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

一、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法规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进项税金大于销项税金的,还应当调减其留抵的进项税额。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骗取出口退税的,应当依法追缴税款,处以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或者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法规追缴税款,处以偷税、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注意,文件规定的都是强制认定恶意取得的条件,一旦满足,可以定性偷税。

三、纳税人以上述第一条、第二条所列的方式取得专用发票未申报抵扣税款,或者未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有关法规,按所取得专用发票的份数,分别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是虚开的专用发票,或者让他人为自己提供虚开的专用发票的,应当从重处罚。

四、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偷税、骗税,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进行追缴税款等行政处理,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这一规定的出台存进一步明确了受票方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理。注意,文件规定的都是强制认定恶意取得的条件,一旦满足,可以定性偷税。-问题,名称印章销售地都相符,票不对呢,企业索要证照的前提是自己有有效的审核机制,否则,为了其为了虚开而索要就没有实际的管理意义。

(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第一次提出了“善意取得”的概念,并将“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与国税发[1997]134号文件规定区别对待。

“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法规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

本文件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和实用价值,随着金税系统的升级换代,“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的表述基本已无意义,而“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的取证较难,该文件对存在真实交易但无法定性发票来历的案件容易被滥用。

(四)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进一步对“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加收滞纳金情况予以明确。

(五)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

“现将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偷逃税款,但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

二、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

三、纳税人按规定向受票方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

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

第(五)条是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告,无论进项认定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税与否,销项满足真实经营的条件且发票取得、开具合法,均不认定销项发票虚开。

可见,根据以上诸多规定,购销双方在虚开案件中都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等违法行为的定性,又因具体情况甚至对政策规定的理解不同导致诸多认定结果。

结合对购货方取得已定性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这类案件的查处,笔者发现一种处理意见倾向为,只要从购货方取得证据支持有货交易,且未发现购货方明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销售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处理上倾向善意认定。

该文件的出台,符合当时的管理环境,此文件是2000年11月16日下发的,当时防伪税控系统还未在全国全面推行,10万元版以下专用发票大部分还是手工票,所以存在销售方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以销售方的名义开具的条件。

但是,随着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在全国范围的全面推行,税控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领购和开具已能被税务机关所严格控制,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不具备“非法手段获得”的条件。无论是通过任何其他非法途径购入增值税专用发票,都将不在满足四要素同时成立的前提,不属于“善意取得”的情况。

第四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举报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举报信

东盟经济开发区国税局:

我公司是南宁XXX有限公司(下称:XX公司),公司地址:南宁XXX,法定代表人:XX。现就我公司股东XX(身份证号: XXXX,)在无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指使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拿回公司报销、抵税一事向贵局举报。

2011年至2014年被举报人XX利用其为公司股东、监事及主管公司经营、财务等业务的身份,在无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指使他人为自己虚开广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公司报销、抵税达XX余万元,并将报销所得转入其名下账户,损害公司利益,现举证如下:

1、2011年X月X2日,XX指使南宁市XX厂有关人员虚开一张票号为NO:00950XX的《广西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额价税合计:¥777,870元。(见证据1)。2、2013年11月X日,XX指使南宁XXX有关人员虚开一张票号为NO:0083XXX的《广西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额价税合计:¥123,255元。(见证据2)。

以上仅仅是XX违法虚开发票拿到公司报销,中饱私囊的一小部分证据,恳请东盟经济开发区国税局依法稽查,尽快减少国家税务损失及我公司利益免受违法侵占。

举报人:(章)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2015年8月

日 附件:1、2、3、4、5、公司《营业执照》; 公司《企业代码证》; 公司《法人代表证明书》;

《证据1》南宁市XX厂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2》南宁XX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五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实务问题研究

论文编码:XZ2014200382

涉税犯罪结课论文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实务问题研究

论 文 作 者:

专业(方向):

年 级:

学 号:

指 导 教 师:

完 成 日 期: 2017年1月1 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实务问题研究

摘要: 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认定为行为犯,而不限制解释主观目的,更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对此类犯罪一般按个人犯罪处理,在搜集证据方面按资金流、票据流、货物流的标准进行。对于没有经营行为的开票公司,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中,虚开数额标准的确定应将虚开的进项与销项相加计算,在量刑时要多种因素考量,适当限制缓刑。

关键词: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主体;证据标准;数额认定

前言

税收是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95%以上。1994年1月1日,中国实行了新的税制,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使一些人为了经济利益而将犯罪目标转移到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来侵吞国家税款的犯罪活动上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逐渐成了新的犯罪热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因票面无法反映真实的商业业务内容而形成自己的虚假链条,人为地切断了国家应征增值税的税额,该种犯罪除直接危害中国税收管理体制、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外,还导致国家税收的减少,危害到国家财政收入,破坏了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同时虚开行为还易诱发其他犯罪,所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应该成为打击的重点。

一、虚开增值税犯罪产生的原因

(一)中国税收体制的差异,诱发此类犯罪。

中国纳税人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之分。只有一般纳税人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按增值额17%缴纳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没有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时,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小规模纳税人可以请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只能按销售额全额的4%(商业)或 6%(工业)缴纳增值税。这种税收体制上的差异,一些购货方因无法取得进项增值税发票,不能抵扣进项税,而拒绝与小规模纳税人交易。为了获得商业利润,一些小规模纳税人铤而走险,在交易后购买增值税发票或找人代开增值税发票,从而产生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

(二)高额利益的驱使

因不是所有顾客都开具发票而使一些单位剩余了进销项发票,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把目光转到进销项发票的购买和卖出上,成立专门的开票公司,以票面价格加价 3%—17% 不等买入、卖出发票,从中赚取高额利润或手续费。

(三)其他原因

还有一些公司、企事业单位为了维持自己的一般纳税人资格而进行“对开”(两个单位之间互开)或“环开”(几个单位之间循环开形成一个环状链条)增值税发票来增加销售业绩和营业额;还有一些单位、个人因报销制度等原因,对所购买的物品在开具发票时,进行了种类、数量、金额的变更;还有一些行为人因不是某些大型企业的专属购销商而挂靠某单位,由其“代开”增值税发票等等。

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否需要特定目的

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理论上有行为犯、目的犯、危险犯的争论。行为犯是指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就构成本罪。而刑法理论上的目的犯,是指以一定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的犯罪。从目的犯概念的功能来看,其功能意义在于,强调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特定的犯罪目的;如果不具备该特定目的,行为的侵害尚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这种情况下特定目的具有了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或者具备这种目的的行为反映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从而具有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功能。对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故意中是否需要特定目的,产生肯定说、否定说的争论。肯定说认为:(1)本罪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2)本罪是非法定目的犯;(3)刑法第205条虽然没有明确目的要件,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作为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一种,根据立法原意,应当具备偷骗税款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4)行为犯和目的犯并非一对逻辑上的全异关系的概念,而是属于交叉关系,本罪既是行为犯,也是目的犯,侵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的客体要求客观上决定了该罪的目的犯性质。否定说认为:(1)法律上并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是本罪在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以其他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也构成本罪;(2)不论有无骗税或偷税故意、是否实际造成国家税款的实际损失,构成犯罪的,均应依照刑法第205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依据中国传统刑法理论,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中,间接故意中不存在犯罪目的,但是行为人追求的目的和放任的结果内容不同不具有同一性时,二者可以同时存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中,如对可能造成偷骗国家税款的危害后果持放任态度的虚开或介绍虚开行为,行为人主观上追求的是为了获取所谓“开票费”“好处费”“介绍费”或其他利益,但对于其他人可能持其虚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去偷骗税款的可能性是明知的,出于牟利目的而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此类行为属于抵扣或骗取税款的上游行为,社会危害严重,为预防之后的偷骗税款犯罪的发生,有必要予以重刑惩治 因而“本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

通过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人并不是以逃税或骗税或以获得高额利润为目的,虽然这些人主观上没有特定目的,但其实施的虚开行为,在中国税收流转的某个环节必定会造成税款的流失,此类行为破坏了中国的税收制度,具有社会危害性,应该打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也对无骗税逃税故意,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虚开行为明确答复应按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处理,因此,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认定为行为犯,而不限制解释主观目的,更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也有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

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量刑标准研究

(一)法律规定的量刑标准

(1)虚开税款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或者虚开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属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刑罚标准。(2)虚开税款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因虚开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万元以上不满30万元;或者曾因虚开发票受过处罚的,属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标准。(3)虚开税款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属于“数额巨大”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是因虚开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30万元以上的;二是虚开的税款数额已达到前款规定的 80%以上并有其他严重情节;三是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属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标准。(4)虚开税款10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标准。造成国家税款损失 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属无期以上刑罚标准。《刑法修正案

(八)》已经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死刑取消。

(二)常见量刑情节的调节

根据最高法关于常见量刑情节的指导意见,结合虚开增值税发票案本身的特点,笔者认为对此类型案件的量刑情节应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1)自首是法定从轻情节,可根据案情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及如实供述等,可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自首一般情况下是在公安机关发现线索,调查公司账目或同案犯被侦查的情况下投案的,缺少真正的主动性,所以建议一般应在减少20%以下计算;(2)坦白和当庭自愿认罪的,可减少基准刑的 10% 以下,但已经认定为自首的不应再考虑此情节;(3)对于立功情节可考虑立功的大小、来源等确定幅度,一般立功的,可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重大立功的可减少基准刑的20%—50%;(4)主动补缴全部税款及接受税务机关处罚的,该行为能够体现犯罪人的悔罪态度,可减少基准刑的 20%—30%。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经济型犯罪,应判处罚金予以惩戒,如犯罪人能够缴纳全部罚金的,可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5)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在发案时有的受票人正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在认证阶段还没有领取退税款,此环节应认定为骗取国家税款的未遂;或者受票人只虚开了增值税发票没有进行申报和抵扣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减少其基准刑的40%以下;(6)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从犯,可根据情节减少基准刑的20%—50% ;(7)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指不如实开具发票的行为,实践中有的经营者确有真实交易,却虚开了经营活动的项目、数量、单价等,并没有反映出双方交易的真实情况,考虑此类情形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可根据情节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情节轻微的可不按犯罪处理;(8)对于在实践中增值税发票持有人在他人有商品交易,应他人请求,根据他人的商品交易额为他人如实代开增值税发票的,此行为表面上虽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却已扰乱了税收管理秩序,对此类情形可根据情节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一个案件中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的,在综合考量全案的基础上减少处罚时不得高于应判刑罚的70%。

关于缓刑的限制,现在很多法院为了收缴罚金,对能缴纳罚金的虚开税款犯罪人从轻处罚,多判缓刑,但此种犯罪以前在刑罚设置上是死刑的重刑犯罪,虽然《刑法修正案

(八)》将死刑取消,但数额的规定没有改变,因此不应一律从宽处罚。

结束语

笔者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案件判决情况,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50万以上或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30万元以上的,法定刑为十年,即使具备全部从轻情节,减少应判刑罚的70%,一般也不应再从轻适用缓刑;曾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行政处罚过又进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其主观恶性较深,一般也不宜再适用缓刑。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3: 646.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2{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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