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信里的西路军历史问题[五篇材料]

第一篇：李先念信里的西路军历史问题

李先念信里的西路军历史问题

李先念：“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样）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们谨将这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作为纪念献礼之一，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本书的编写经过了几年时间，数易其稿，到现在才告完成。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关心本书的编写，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并就党史编写原则和书稿内容多次给予指导。”“这本书是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劳动的成果。前前后后参加书稿编写的同志很多。胡绳同志数次审阅、修改全部书稿，对书稿的编写和修改提出过许多意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835页)这是1991年5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该书《后记》里所写的一段话，《后记》还提到修改书稿的廖盖隆、金冲及、郑惠、沙健孙等名家，读者从中可略窥该书权威性之一斑。

两个月后，原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82岁老人李先念(在不到一年之后的1992年6月21日病逝)在阅读这部“出版还未发行”的著作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以吃惊而愤怒的心情”(马长虹：《西路军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写下了这样一封信：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就是见诸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老人家在信中体现他对西路军历史问题是何等的关心，更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西路军历史表述的不理解、强烈不满和坚决的更正要求。要解读李先念的这封信，必须知道红军西路军的来龙去脉，知道在那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60多年前一段惨烈悲壮的西路军历史。

从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6月，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并同意北上，因而毛泽东说，陕北方面与张国焘之间已无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双方应以协作团结为目标。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抓紧部署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一环的宁夏战役。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西渡黄河的红军2．18万人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了一条山的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认为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便致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河西部队于11月6口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7日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浴血奋战，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的行动，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西路军2．18万人在河西走廊几乎

全军覆灭。战死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5600多人，回到家乡者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2000多人。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闲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率领下历尽艰险于同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陈铁健：《从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看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载《北京日报》2002年12月2日)

这就是西路军的悲壮历史。

二

西路军牺牲将士的鲜血未干，对西路军的表述、评价和研究就开始了。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可以将对西路军的评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阶段是从1936年12月毛泽东谈话开始的32年间。在西路军血战河两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闭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同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同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讲了这样一番话：“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工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程世才：《悲壮的历程》，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3月版第68～69页。)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这一观点最终体现在旧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收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注释中。文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中这样表述：“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182页、第223～224页。)毛泽东的观点基本内容有三点，第一，红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军及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的渡河是张同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而偷偷所为；第二，西路军的西进不是受中央之命，而是张同焘为了向中央闹独立而进行的；第三，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破产的标志。

在后阶段，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开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许多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西路军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历史学界，一系列专题论文和调查报告得以发表，展开了—百家争鸣式的探讨：

第一，出现——种开始否定传统观点的新声音、新主张、新观点，指出四方面军的渡河、组成、西行和失败都与张国焘无关，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果。这种主张的代表是竹郁(国防大学学者、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执笔者朱玉的笔名)和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其主要观点是：①“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而宁夏战役或西进河西走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因此西进和张国焘路线没有直接关系；②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及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的西渡是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所谓“„张国焘擅自命令部队渡河‟之说压根儿站不住脚”；③西路军的组成也不是张国焘所为，是西渡红军接中共中央军委1936年11月8日的电报后成立的，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④西路军在河西西进以及两度建立根据地并不是受张国焘之命进行的，是为了配合西安事变和河东红军、河东友军而受中央之命进行的。所以不能将它和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⑤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作用“不能抹煞，更不能与„退却逃跑路线‟硬捆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河西红军的局部牺牲，也就没有河东红军的全局胜利”。

第二，在坚持传统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张国焘是假借宁夏战役而行自己西进之日的。庞松认为：张国焘被迫北上后始终暗藏着分裂的祸心；红军一部分西渡黄河原为中央军委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被张国焘利用来达到其“拉四方面军全军西渡，远进新疆”之目的；而四方面军2万多人在一周之内分头渡过黄河的既成事实及宁夏战役计划的终未实现，则是张国焘分裂避战行为的直接后果。这种主张是传统观点的继续，但它又不同于传统观点：首先它肯定了宁夏战役，关于这一点，传统观点并没有提到；其次也部分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中央军事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部分地否定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张同焘偷偷所为的观点。

第三，坚持传统观点。持这种主张的学者认为，诸多否定毛泽东观点的文章“至少可以认为其内之关键问题是有悖历史事实的”。学者张嘉选的《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新华文摘》1991年第1期转载，李先念在信中批评的就是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史料，指出“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同志时讲的话出言有据；张国焘不仅要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而且对宁夏战役的流产及河右红军的被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之，近年来有关西路军历史研究中提出的西路军从组成到西行都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之观点值得商榷”。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河西部队从组成西路军到西征，均不是出自中央的战略部署。我们不能因为党中央早时确有打通新疆的设想，就认定西路军西行是出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的确是属于两件事情的巧合，我们不能将之混为一谈”。

三

在历史学界出现多种声音的同时，历史当事者和政界高层也开始反思西路军问题。陈云是西路军事件参与者和当事人，他首先提出要解决这个历史遗案。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同焘分裂路线的产物。”1982年2月27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 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即朱玉以“竹郁”笔名撰写并报送邓小平的短文：《“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他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1月初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及所附当年中央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3月8日，陈云又就此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以上陈云有关西路军的话均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2000年6月版)3月22日日，邓小平阅读了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并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96页)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他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用数年时间写成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上、中、下3册分别由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了月、1985年10月、1987年7月初版)一书。在中册辟专章《血战河西走廊》4万余字，从战略总方针、战场指挥到具体作战行动，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路军最为详细和权威的论述。

尽管有史料表明高层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但是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和徐向前的回忆，从根本性质上还是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问题的新说法，体现在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书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针对西路军的注释(如前所述)作了重大修改：“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41页)关于西路军的表述和评论有了崭新的面貌，毛泽东的观点终于被颠覆了。

然而历史的惯性和惰性依然存在着。就在这个时候，李先念阅读了已经出版、正待公开发行的由党史最高权威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看到书中对西路军仍只写“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奉谁的命令”，即到底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央军委之命时，自然刺痛了这位当年的西路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的心。因为他为西路军问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而就在取得前面讲到的毛选注释改动等重大突破的时候却看到权威党史著作记载中对西路军的评价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李先念的愤激心情可以想见，老人的信也可以说是他对西路军问题的最后的吼声。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写完并发出信件的同一天晚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复信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等西渡黄河的记述，确有缺点，已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处理办法，并已通知出版社暂停发行此书。7月12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致信李先念等。信的全文如下：

先念同志并尚昆、一波、力群、胡绳同志：

昨晚由烟台回来，看到先念同志七月八日的信和胡绳同志七月八日晚给先念同志的信。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对待西路军西渡黄河这一重要史实的原则意见，也同意胡绳同志信中的负责态度。我因精力不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未参加审阅，但对该书中出现这样的错误，我处在直接领导的地位上，自应负有责任。党史研究室对这一部分的修改稿我当与胡绳同志共同负责审阅，并送先念同志最后审阅定稿。

胡乔木 七月十二日

李先念的愤怒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得到了修改。据人民出版社的马长虹撰文披露，该出版社把此时已经装订完毕等待发行的7万本成书中的相关书页全部撕去，再粘上修改后的书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首印数即达30万册，书中有关李先念信中提及的“奉命”问题和“三十军过河”问题已经得到了改正(见该书第419页)。不清楚的表述说清了，被颠倒的次序纠正了，关于西路军的叙述，终于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

四

阅读西路军史料，尤其是阅读包括李先念信函在内的围绕西路军问题的政治和学术争论的史料，笔者有如下几点感想。

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要突破禁区很艰难，但并非不可能。西路军问题与陈独秀问题、长征密电问题、AB团问题；延安整风问题一样，曾经是党史研究的雷区，一触即爆。一种观点一旦以权威面目出现并流行成为传统往往就不允许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是学术的观点也会被戴上政治上的大帽子，如为“张国焘的观点作脚注”等等，遭到围攻。即以本文提到的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研究员陈铁健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说几句。朱玉在协助徐向前元帅撰写《历史的回顾》过程，对西路军问题花了不少心血，曾以竹郁为笔名发表了石破惊天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导致发表该文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被上级强行收回。陈铁健的《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后，更“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陈铁健回忆说：“1987年，为我写的《论西路军》一文，胡绳特地召开一次通报西路军问题和处理拙文的小型座谈会。面对当时二位大人物的严厉批示，胡绳主动承担责任，为我的违规操作作开脱，指示采取„冷处理‟办法。会前胡绳让丁伟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用电话通知我：„文章内容没有错，不必紧张，也不要作检讨，说明一下写作情况就可以了‟。”

从上述陈铁健的回忆中可知胡绳对西路军学术研究的态度(据有关文章记载，胡绳还在座谈会上宣读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并指出研究无禁区，公开说陈铁健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然而为什么又会出现前述胡绳主持下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西路军问题表述的“缺点”或曰“错误”呢?这就涉及具体的撰稿者了。作为一部56万字的巨著，主其事者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姑且不问其政治和学术倾向如何，是否有精力一字不漏地审读确也是应该打个问号的。前面已经讲到，该书《后记》说“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而胡乔木给李先念等人的信中却说自己“因精力不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未参加审阅”。作为具体执笔的学者，主观上可能也明白秉笔直书是自己的义务，缺乏的倒可能是陈寅恪倡导的“了解之同情”。只写“奉命”而没有明确写奉谁的命令，也可能只是为了简练，但却没有意料这是一个历史的敏感问题，没有设身处地去体验历史当事人的感觉。李先念作为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率部浴血河西，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友们，有多少在他身边战死，又有多少被俘英勇就义。侥幸活了下来的又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命运坎坷，备受摧残。明白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李先念为什么发那样大的火。也许卷入历史和党内政治斗争的人有着今天一般读者很难理解的无奈，但合格的历史学者应尽量地去“了解”去“同情”。

1991年至今又有10多年了，西路军问题依旧是党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其不同意见的争论集中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上。一种观点坚持1937年4月延安会议的结论，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另一种看法认为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的。它的一切行动都是在中央领导下采取的，与张国焘无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一种妥协。

上述看法都有各自的依据，而事实只有一个。对任何历史事物的认识，都要经过一个由不客观到比较客观乃至接近真理的过程。笔者认为以下这种分析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原来的说法即张背着中央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张同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是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现在流行的看法即西路军完全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应对它的失败负完全责任，也不那么符合事实。事实是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决策，中央要打通，张也要打通，在这点上没有分歧。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总的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但是在实施渡河的过程中，与中央的想法不完全相同，在行动上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部署做。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被动局面的形成是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央没有看清在那里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没有果断地命令其撤回河东，应负领导责任。西路军的领导者不能正确估计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在可能东返时没有坚决东返，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张国焘的影响，也有中央的责任，还有西路军的领导者的责任。完全归结于张同焘路线影响或只说中央指挥错误都不足以正确说明问题的真相，也不利于正确地总结教训。至于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央军委的最高决策者“歧视性”使用偏师所致，毛泽东组建西路军并不是真正让其打通苏联，而是假西征新疆之名，行使其作为保证河东红军战略行动的“弃卒”之实，为了河东红军的主动，有意置西路军的危险境地于不顾，同样是非历史的，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的，因而也无助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刘晶芳：《关于土地革命时期》，见郭德宏主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90-91页)笔者一方面理解李先念信中对那篇坚持原来观点的文章的批评，另一方面认为这样的争鸣文章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第二篇：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李 菁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目 录

李先念简介…………………………………………………… 1 第一节、性格形成与母亲有关…………………………………1 第二节、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2 第三节、‚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 4 第四节、‚黑白之战‛………………………………………… 8 第五节、‚四大名旦‛………………………………………… 9 第六节、政治之变…………………………………………… 11 第七节、三朝元老…………………………………………… 14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李先念简介

（1909-1992）

１９０９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家乡农民参加黄麻起义。先后任中共黄安县区委书记，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１９３１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为创建中国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１９３５年参加长征，率领第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攻克四川省西部的懋功，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１９３６年第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在甘肃渡黄河西进，组成西路军。１９３７年率西路军余部转战到新疆。同年底到达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创建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领导了中原解放区的自卫战争。１９４５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１９４６年奉命率部到鄂、豫等地区坚持游击战争。１９４８年任大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原局委员，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

建国后，历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４年），中共武汉 1 李菁著

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４年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８０年辞），兼任财政部部长。１９５６年后连续当选为中共第八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５８年５月增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２年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１９６９年４月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７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８２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１９８３年６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１９８８年４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１９８９年当选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名誉会长。

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１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３岁。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第一节、性格形成与母亲有关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此外，李先念还非常敬重自己同母异父的二哥陈有元。陈有元是农会的发起人之一，但他在“肃反”中被捕，押往新集受审。部队路过新集时，李先念见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在内，他大吃一惊，又不好过问。二哥也发现了他，大声向他喊：“先念兄弟，我对不起你们，你在部队要好好干„„”不久，这些“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其中就包括李先念的二哥，共千余人。

李先念就是在这样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而一旦遭到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里的“老好人”。

李菁著

第二节、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

李先念受过冲击但也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与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6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回京后，李先念做了检查。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4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便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还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也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1966年，周恩来准备让李先念作为代表团一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资格。为此，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还说了一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随后，周恩来有意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这个信息。

第三节、“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里有李先念，而没有叶剑英、徐向前和王稼祥，他很吃惊，立即写信，说从资格到能力，他们都比自己强，这样的安排让他睡不着觉。”李先念传记小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还提及这样一 5 李菁著

个细节：1988年，中央动员李先念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就任政协主席一职，李先念也没什么意见。

秘书程振声说，有人说李先念是不倒翁，但实际上，李先念曾在“文革”中两次靠边站，后来也和诸多老帅一起与“文革派”闹翻，上演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他不是没倒过，只不过是没彻底倒，这一点跟叶剑英有点像。”在其身边工作的人看来，李先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斗争策略。程振声说，1974年，李先念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与“文革”派的关系，李先念说：“我对他们是只说不做。”毛泽东回答：“你就敷衍他们。”后来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时，还说过一句话：“人家是敷衍你！”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熟悉一点党史的人看了这份简历，都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在建国后风云激荡的政治舞台上，李先念是非常罕见的、始终身居高位的“不倒翁”。如此了得，可谓不凡。以前，我长期以为这位“木匠大叔”之所以巍然屹立，是因为他善于韬光养晦，崇尚无为，当“好好先生”。近来，看了一些史料，我感觉：李先念不愧为手艺高超的“政治木匠”，方圆妥当，曲直自如。对于李先念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以及他本人的能量、能力，无论在其生前或是身后，都被大多数人所低 6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估了。

陈毅曾经评价说，李先念是“和稀泥菩萨”。在“文革”后，一大批曾被“打倒”而又再度“出山”的老帅、老将，对这位“打而不倒”的“老伙计”羡慕之余，也不乏微词。当时，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就听说，老干部们在聚会时曾有李先念之所以当上“不倒翁”，是因为“两头不得罪，缺乏斗争性、原则性”等等说法。对于这些争议、腹诽，李先念生前不屑一辩，他过世后，其跟随左右多年的老部下纷纷提笔行文为老首长“辨诬”，甩出了大量材料以肯定李先念在打倒“四人帮”的筹划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忍辱负重”、“善于斗争”的“光辉事迹”。老部下的努力，对民间对李先念固有的印象确实有所改善，但并未彻底消除“善于做人，不擅做事”等基本认识。

我的看法是：李先念无论领军还是主政，才智实绩均在中上水平，既无诸多卓越建树也无过多突出疏漏，为人行事善于扬长守拙，主政履职长于识得时务。这份功力在众多个性鲜明、行事张扬的开国元勋中，也算少有。低调、识时务.从一些资料披露的情况来看，晚年的李先念也不是总在韬光养晦，有时候，他的行事作风反倒有点“无逾矩”的味道，在他认为恰当的时候也会露出“峥嵘”。

当年，党内曾猛烈批评华国锋搞“洋冒进”的错误，其实，当时协助华国锋负责掌握经济大权的就是李先念。虽说在任何公开的决议、通报中，均只批评华国锋而未涉及李先 7 李菁著

念，但，李先念对此始终难以释怀。八十年代初，国家实施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时，李先念就发过牢骚：说我们搞的是“洋冒进”，现在搞的又算什么呢！晚年的李先念在其“老本行”的经济工作方面已是“有看法而无动作”了，倒是对意识形态的动向表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

不过，李先念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一般都不会抛头露面、冲锋陷阵，而主要是借助一些非正式场合说点“怪话”、敲点边鼓，在几个同是重量级的元老那里讲点“看法”。对于胡、赵的一些思想、政治主张，李先念是“保留意见”的。但是，在处理胡、赵问题的会议场合，却看不见李先念的身影。这两次重要人事更易的关键时刻，李先念都在上海“休息”，只是通过电话就有关方面的主张表示了不反对的意见。如果就此认为李先念的政治观点与其他元老有了差距，那也不是事实。据知情人回忆，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协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李先念对此会的评价是：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后来，李先念还给陈云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 8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气地于 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多少万册拆了重印、重装。李先念不是糊涂人，心中自有乾坤。西路军问题。前期只能隐忍，时机适当则振臂一呼！历史记住了他！

李先念过世前，倾力做过了一件事：要求修建“大京九”铁路时，把他的老家规划到线路之内。他说，家乡是革命老区，很穷，希望中央照顾一下。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另外，他还一改以往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多听少说”的习惯，首先提出了推荐江泽民出任总书记的建议。后来，有传言说江是李老的女婿，为此，江还郑重辟谣。

我认识的一位离休老干部在任职时，与李先念有过几次接触。据他回忆，李先念听汇报很认真，说起经济方面的工作都是“内行话”；向他请示工作，他的答复很干脆，行就行，9 李菁著

不行还解释一下，但绝不哄人或尽说一些“正确的废话”；他即使批评人也极少出口伤人，常常说点俏皮话，意思点到为止。

在中共历史上的元老之中，几经残酷考验、风浪冲击仍能守住“阵地”而从未跌倒，政治地位还不断上升的，李先念无疑是“独一份”。李先念，高人也！

第四节、“黑白之战”

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现在的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为谋生，他曾学过木匠。因为经常走街串巷，他广泛接触社会，也成为最早接受革命思潮的一批无产者。

1949年初的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三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

1949年5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指大 10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黄达说，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比如周小燕的父亲、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在他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

第五节、“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中央决定：由他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当年是陈云推荐李先念到中央工作并任财政部长的。”朱玉教授介绍，陈云与李先念渊源颇深：当年李先念带领西路军 11 李菁著

余部九死一生到达新疆时，受党中央委派及时赶到、迎接他的正是陈云。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

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

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

三、爱学习，爱钻研；

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在新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赢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

在李先念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回忆，李先念工作非常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的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不过，程振声回忆，“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 12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所以我们在传记里很尊重老人家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

第六节、政治之变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程振声曾在李先念身边做秘书工作10年之久，他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世时，我们曾3次去他家访问过。”真实的历史过程也渐渐清晰：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朱玉说，华国锋其实很早就与李先念熟识。当时华国锋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林彪事件后，华国锋渐渐进入权力中心，华国锋与李先念“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触非常多”。

程振声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 13 李菁著

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而李先念与陈锡联私交甚好。陈锡联夫人王璇梅曾提及，陈、李都是湖北红安人，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丈夫去世后又嫁到李家，说起来，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毛泽东去世后，李先念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

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若干年后，李先念将两人当时的秘会场面做了还原——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14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

第七节、三朝元老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 15 李菁著

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李先念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多了些亲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

李先念曾提及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在火车上，李先念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玩牌打发时间，水平不高的李先念经常被搭档总理批评。下了火车，李先念“委屈”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你老克我！”周总理听罢哈哈大笑。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1935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当时李先念只有26岁，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年轻，16 ‚政治不倒翁‛李先念

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六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朱玉说，当年从新疆回来后，李先念从来没有怨言或表示过不满，相反，经常发牢骚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后来都被秘密处决。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朱玉回忆，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第三篇：西路军解说词

红色，象征光明，凝聚力量，引领未来。瑞金、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无一例外地因为“红色”而典藏了历史，穿越了时空，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永久的向往和神圣的殿堂。

当我们一次次聆听父辈们讲起那些峥嵘岁月的往事，一次次捧读写满苦难与辉煌的历史教科书，一次次重走那些洒满烈士鲜血的红色征途，一次次与革命先烈目光凝视和心灵交流，无不在心中“铁石相击，必有火花；水气相荡，乃生长虹”。于是，在儿时的憧憬中，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中年的奋斗中，续写着红色的故事；在老年的回忆中，印照着红色的辉煌。

一位剧作家说：“我经常恍惚，我的脚下埋葬着曾经鲜活的生命，我就踩在他们的身体上，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生命来自于他们勇敢的牺牲。”想起千千万万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我们的心中便充满难以抑制的感动和激动。这不仅因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而且因为他们用精神和意志托起了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那融入历史长河中的精神血脉和红色基因，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我们共有的精神瑰宝，引领我们坚定而从容地走向未来。

对于共产党人的人生而言，红色基因是信仰，目光远大，追求高远；红色基因是忠诚，爱党爱国，矢志不渝；红色基因是追求，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红色基因是忘我，无私奉献，无怨无悔。这基因，让青春常驻，让生命之花绽放，让人生的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在我们身边，确有许多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先锋，从雷锋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从钱学森到吴孟超，从吴运铎到丁晓兵„„他们用奋斗与牺牲，书写着对真理和信仰的执著，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其事迹令人叹服，其品格光彩照人，其精神感天动地。当我们凝视他们时，他们是那样地不同，但又是那样地相似；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找到一种一以贯之、永不褪色的精神力量。

传统也许不必每天挂在嘴上，但是需要铭记于心。请记住一位伟人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精神基因的退化和变异，必将导致信仰的偏离、精神的颓唐、人格的矮化，为组织的信念与纪律所不容，为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一位哲人说过，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在这伟大的变革时代，那些和血与火相伴随、与你我他相联系的红色基因，是我们情感的依附、精神的归宿、前行的动力。“死者们在生前/无法言说的话语，死去之时/却可以向人们讲述。死者们的传达/超越生者们的语言，用火表明。”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我辈更应该珍惜这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用红色的激情去拥抱时代、拥抱事业、拥抱人生，让红色传承万代千秋。

第四篇：关于新疆若干历史问题

关于新疆若干历史问题，俞正声这样说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贯彻落实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关于新疆工作决策部署，认真学习领会有关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纪要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凝聚共识，扎实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各项工作。

俞正声指出，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视野，从我国历史发展全局界定和研究新疆区域历史发展，着眼于中华民族与新疆各民族、中华文化与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联系，认真回答了新疆若干历史问题，明确阐明：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新疆稳定繁荣的历史经验等等。这些基本观点，为解决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历史领域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为统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共识，为掌握新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思路。

俞正声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纪要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理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要求，切实坚持正确处理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和历史领域现实问题的重要遵循，结合实际做好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要坚持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不动摇，坚持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基本遵循不懈怠，坚持凝聚共识、争取人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偏移，坚持打赢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鲜明态度不含糊，正本清源，努力清除新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错误思想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打牢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俞正声强调，新疆要切实肩负起主体责任，大力培训各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广泛宣传教育群众，确保领导责任到位、思想教育到位、工作落实到位。各部门要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积极担当，主动作为，理清工作思路、明确任务目标，谋划好下一步工作。各地要加大对纪要的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更多了解新疆、认识新疆、支持新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紧紧围绕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总目标，着眼解决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为做好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要认真总结这次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方向、坚定信心，确保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到实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张春贤、栗战书、杜青林、杨晶、郭声琨出席会议。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会9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贯彻落实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关于新疆工作决策部署，认真学习领会有关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纪要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凝聚共识，扎实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各项工作。

俞正声指出，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视野，从我国历史发展全局界定和研究新疆区域历史发展，着眼于中华民族与新疆各民族、中华文化与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联系，认真回答了新疆若干历史问题，明确阐明：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新疆稳定繁荣的历史经验等等。这些基本观点，为解决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历史领域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为统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共识，为掌握新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思路。

俞正声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纪要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理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要求，切实坚持正确处理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和历史领域现实问题的重要遵循，结合实际做好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要坚持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不动摇，坚持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基本遵循不懈怠，坚持凝聚共识、争取人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偏移，坚持打赢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鲜明态度不含糊，正本清源，努力清除新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错误思想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打牢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俞正声强调，新疆要切实肩负起主体责任，大力培训各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广泛宣传教育群众，确保领导责任到位、思想教育到位、工作落实到位。各部门要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积极担当，主动作为，理清工作思路、明确任务目标，谋划好下一步工作。各地要加大对纪要的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更多了解新疆、认识新疆、支持新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紧紧围绕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总目标，着眼解决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为做好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要认真总结这次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方向、坚定信心，确保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到实效，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张春贤、栗战书、杜青林、杨晶、郭声琨出席会议。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我校党支部召开了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集中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宋主任向我们传达了贵政教201213号文件的精神，指出推进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需要，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在党中央的正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各族干部群众同民族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当前，青海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维护和加强青海各民族的大团结，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的犯罪活动。这是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是青海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推动青海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几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地上自强不息、团结拼搏，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建设了幅员辽阔的锦绣河山，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发展进程中，我国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依存，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我国每一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我国每一个民族都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每一个民族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要大力增强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大力促进我国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不断形成实现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力量，不断形成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强大力量，不断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强大力量。

青海各族人民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是青海发展与进步的生命线。青海是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在全国发展稳定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只有加快青海发展，造福青海各族人民，才能实现中央提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新局面。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人才，人才培养的基础在教育。做为教育工作者，我要努力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全心全意为各族群众谋利益，义不容辞投身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

第五篇：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南川东路烈士陵园内。西宁市烈士陵园始建于1954年7月，园内安葬着1776位烈士遗骨，其中包括西路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内的840位红军烈士。

陵园门楼为两层楼阁建筑。门前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群雕塑像，其基座上镌刻着李先念的题词：“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86年，园内增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陈列展出了在青海牺牲的5600余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的事迹。其中有照片280余幅、大型油画170幅以及从“万人坑”挖掘出的烈士遗物等。它再现了红军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慷慨悲歌的光辉业绩和英雄形象。1988年8月，青海省西宁市在孙玉清烈士牺牲地为他建立了汉白玉雕像和纪念碑。纪念碑上刻有徐向前元帅的题词“西路军牺牲烈士的精神永垂史册”和悼念铭文。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不朽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陈昌浩、徐向前统帅下，进军河西走廊。蒋介石看到红军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急命统治甘、青两省的军阀马步芳纠集十多万人，对西路红军进行防堵、围剿。红军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历时近5个月之久，先后歼敌二万五千余人。但终因孤军作战，敌我力量悬殊，最后失利，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和几千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英雄的红西路军战士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坚持斗争，谱写了革命历史的壮丽篇章。

为了缅怀先烈，1987年青海省在西宁市修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2005年进行了重建。纪念馆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其中有560平方米的半径画馆和375平方米的行军路线沙盘，是全国最大的西路红军纪念馆。纪念馆陈列着朱德、徐向前、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各类历史照片、油画、电文以及西路军将士用过的武器、弹药、衣物等珍贵文物1000余件，馆内以大量照片、油画等形式，运用现代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真实地再现了5600多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的事迹。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李先念、徐向前等先后为纪念馆题词。纪念馆对弘扬西路军革命历史，教育和鞭策当代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教育的重要基地。纪念馆被国家六部委命名为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海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被国家关工委列为青海省青少年教育基地等。

西宁市原来的西路军纪念馆是一座灰色的回廊式建筑。纪念馆占地960平方米，展厅面积只有700平方米，展厅内陈列着七十余件西路军的遗物和上百幅珍贵的图片资料。

我省党史研究专家陈庆春介绍，西路军纪念馆筹建于1986年，开馆于1988年，展馆共分奉命西征、血战河西，惨遭迫害、山河垂哀，坚持战斗、忠贞不屈，党群营救、冲出罗网，欢庆解放、再立新功，人民怀念、万古千秋6个部分，完整地展现了西路军从组建到兵败的全过程。1996年，西路军纪念馆被命名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2006年年底，一座占地3050平方米的西路军新纪念馆开始筹建，新纪念馆坐落在烈士陵园内一片广阔的空地上。新纪念馆建成后，将成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西路军纪念馆。目前，这座纪念馆正在紧张地布展，预计今年清明节开馆。西路军新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展品从原有的72件增添到了一百多件。

青海省军区、西宁市警备区等单位为新纪念馆捐献了不少红军时期的文物，其中，西宁市警备区捐献的一把红军时期的步枪格外引人注目。除此之外，在展厅内容上，新纪念馆较之老纪念馆也有了很大的调整。

这几年社会各界对西路军历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研究成果使得人们对西路军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更加体现了我党对历史的尊重。新纪念馆的总体风格匠心独具、气势庄严，充分体现了缅怀烈士，追思历史的主题。

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广场。纪念馆是一个设计精巧的浅灰色两层建筑。整个建筑酷似三面迎风招展的军旗，这三面军旗，表现了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5军、30军、9军组建西路军的历史。纪念馆的正面还镶嵌着主题分别为“一条山大捷”“古浪激战”“梨园口战斗”“妇女先锋团”的浮雕。纪念馆的门厅中设有一口有机玻璃罩面的旱井，旱井中用黄沙和干枯的骆驼刺再现了河西荒漠地带的景致，这是西路军挺进西北时遭遇的最主要地貌。在这片人造的沙漠中，散落着数十枚红星和三十多双草鞋。红星暗示西路军顽强的革命意志，草鞋则代表了西路军远征西北时艰难的处境。新纪念馆筹建的过程中，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甘肃省找到了一位曾经给西路军将士编过草鞋的老人的后人，听说西宁要建一座新的西路军纪念馆的消息后，他十分激动，连夜用当地最原始的方法和材料编了50双草鞋，其中30双草鞋陈列在了旱井之中。

纪念馆共有3个展厅紧邻门厅的是一号展厅，一号展厅主要再现了西路军的历史。在这里参观者不仅能看到西路军将士曾经使用过的枪械、战刀，还能看到西路军老战士、红军中唯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师长、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在结婚时以及后来在行军途中使用过的毛毯。这些珍贵的文物无声地讲述着一个个发生在西路军征战河西时，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二号展厅主要是西路军革命先烈和老战士们的生平事迹展，华双全、廖永和、刘思贵等十位西路军老战士的生平事迹将在这个展厅用文字、图片、实物的方式集中展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展厅一侧，还设计了一面长6米、高2.8米的英烈墙，墙面上铭刻着一百多位西路军革命烈士的名字。在英烈墙的下方，设有一个长方形的祭台。三号展厅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半景画馆，这里将全面再现西路军的奋争历程。

占地500平方米的半景画馆由参观走廊、巨型沙盘、一幅300平方米的背景油画组成。巨型沙盘位于参观走廊的下方，参观者站在走廊的任何位置，都可以将沙盘全貌尽收眼底。据半景画馆的承建方负责人李志学介绍，巨型沙盘占地三百多平方米，集中反映了西路军东到黄河沿岸，西至星星峡，涵盖甘肃和青海的活动区域，是目前我国反映西路军征战史面积最大的沙盘。巨型沙盘上方的背景油画也是迄今为止以西路军将士为主题创作的面积最大的油画作品。高科技在展厅中的运用新纪念馆中，高科技的运用，较好地营造出了一种悲壮肃穆的气氛。在一号展厅，设计者巧妙地运用了电子沙盘、幻影成像、语音感应等技术。幻影成像是一项尖端布展技术，这项技术通过图片、影像、仿真音效等方式，真实地还原了展览内容，从而为参观者营造出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据介绍，十年来，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青海电视台先后制作了不少反映西路军的专题片，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为西路军新纪念馆制作幻影成像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在制作幻影成像的时候，有关部门首先邀请演员以表演的方式还原了西路军将士战斗的场景，并将这些场景和这些精心收集的影像资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营造出了一种跨越时空回归历史的效果，这种效果使参观者对于那些逝去久远的历史感同身受。西路军新纪念馆还使用了先进的语音感应系统，这套系统将会根据参观者在某个展位逗留的时间，自动播报与之相应的解说词。在半景画馆里，巨型沙盘和巨型油画的上方设置了多个投影仪，随着讲解员的介绍，巨型沙盘上空的投影仪会自动播放出与之相关的影像资料，从而加深参观者对西路军历史的了解。西路军新纪念馆开馆后，预计每年接待的参观者将突破35万人次，它将是我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又一个生动的教材。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时刻牢记“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勤动脑、勤动手、勤动腿、勤动嘴，永远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爱岗敬业、吃苦肯干的精神。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在日常的工作中多向领导请示汇报、多与同事们交流沟通。要用勤勉的工作态度，把心思用在事业上，把精力投入工作中，爱岗敬业，尽职尽责。让我们握紧自己的拳头来庄严地承诺：我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