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在哪里

第一篇：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在哪里

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在哪里？

2011-02-26 08:28:31 《新京报》2月25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日发布《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去年以公众和公职人员为对象，就公职人员财产监督进行了调研。调查对象涉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多个省市，调研组共向公职人员发放问卷1300份，向公众发放问卷1350份，分别收回有效问卷1137份、1138份。

公职人员问卷的被调查者中，行政级别为省部级的有14人、地厅及司局级23人、县处级226人、科级471人、科级以下379人。其本人所在单位级别为省部级的有248人，地厅及司局级208人、县处级301人、科级329人。

被调查公众中，高达81.4%的人认为公职人员应当公开其财产状况，从学历和就业状况来看，从小学学历到博士学历者、从学生到离退休者，均普遍认同公开公职人员的财产。

不仅普通公众对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已达成共识，即便是被调查的公职人员，亦普遍认可财产公开。

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公职人员中，有70%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公开公职人员的财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亦有21.1%的人认为不应当公开。

在不同行政级别的认同者中，省部级和司局级公职人员比例最高，超过80%认为应当公开财产，而科级以下的认可度最低，只有64.4%的人认可。

调研组分析，级别较高的被调查者对此的认同度更高些，可能与近年来在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推行报告相关事项的制度使得众多公职人员特别是较高级别的公职人员逐步接受了对其财产实行监督的做法有关系。

几乎每年“两会”期间，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话题都会被热炒一阵，过后又悄无声息，没有形成相关的法律共识。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曾对外回应这个话题，“至于今后是否会上升为法律，这方面我们正在进行研究。”

此前，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也透露说，中央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公开的态度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赵振铣认为，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新京报》2010年3月10日）这些年，无论民间还是学界，要求出台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一直很高。2008年“两会”期间，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对于反腐倡廉工作，90.1%的人认为有必要实行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2009年“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化学工业部原部长秦仲达等50多名离休高官和学者等，还在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然而，这样官民同声的呼喊，始终得不到权威的回应。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制约阻碍官员财产公开？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被证实为行之有效而且已经日趋成熟。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中共执政也有60多年了，官员财产公开的时机为何还不成熟？早在《公务员法》（草案）审议之际，有识之士纷纷建言，《公务员法》（草案）应规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以利于实现该法促进廉政的立法目的。但让人大失所望的是，《公务员法》最终只字未提官员财产公开。

早在1987年11月17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就指出：“ 一些国家规定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一晃20多年过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仍然还在研究中。这期间，大大小小的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在人们的沉默中，官员拥有的财富早己呈爆炸性的在增长！

看来要出台一项革自己命的制度会遭遇重重的阻力，只是老百姓永远也搞不懂阻力在哪里？如果上上下下都默认闷声发财彼此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岂不正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吗？

第二篇：人大代表：官员不是百姓奴隶 财产不必公开

人大代表：官员不是百姓奴隶 财产不必公开

2013年01月25日 06:53作者：雷雨来源：南方日报

我要评论

“官员也有自己的隐私权，就像医生治病，病人的病例是隐私，需要保护。叶鹏智认为，纪检部门本身已经有各种手段监督官员，向公众公开官员财产不一定是最佳方式。

广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鹏智(资料图)

南方日报1月24日讯（记者/雷雨）“官员也有自己的隐私权，就像医生治病，病人的病例是隐私，需要保护。”今天，广东省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举行了预备会议。广州团的叶鹏智代表认为，反腐倡廉应该形成社会高压态势，让有腐败想法的人不敢贪。关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他建议采取随机抽检的方式公开官员财产，比如可以采取定期“摇号”的办法。

叶鹏智认为，纪检部门本身已经有各种手段监督官员，向公众公开官员财产不一定是最佳方式。“我提倡可以向组织申报财产，但不一定对公众公开，越是这样，社会风气越不利于公平公正，要警惕一些人打着„民意‟的旗号搞民粹主义。”

叶鹏智进一步追问：“要官员公开财产有法律依据吗？全国人大有公布财产公开的法律吗？官员也是人，也有隐私；官员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隶。”

第三篇：公开官员财产,各有各的菜

公开官员财产，各有各的菜

1998年至今,澳门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是光申报不公开。欧文龙案发后，澳门廉政公署决定，在今年上半年，将官员家产摊在阳光下。届时，港澳台三地都将实现各具特色的官员财产公开化。

一个多月前，澳门廉政公署刚搬至本岛最南端的一幢写字楼内，16楼是廉署财产申报中心，17楼是廉署总部。上下电梯里，进出的有学院、律所、医疗中心的职员，他们都是它的邻居。

廉政公署财产申报中心是保存澳门大小官员财产资料的两个机构之一。但此时要想查看这些资料，只能无功而返。工作人员称，澳门官员的财产申报不接受公众的查阅。

不过，澳门正在修改财产申报法律。3月6日，澳门立法会议员、廉政公署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关翠杏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如果不出意外，两个多月后，澳门副局级以上官员的财产资料将公开在阳光下。

从申报到公开

关翠杏在澳门回归前就已担任议员，是澳门最早一批申报财产的人之一。她提交财产资料的地方，是澳门终审法院办事处。

根据9年前通过的一部法律，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司法官、行政会成员等“政治职位据位人”，在履新后90天内，要提交财产资料。当他们续任或离职时，也必须在90天内提交一份新的资料。

而澳门的公职人员，即使是临时委任或合同聘用，都须到澳门廉政公署提交。申报完后，如果状况没变化，则可等到5年后。

比照台湾每年申报和香港每年或每两年申报的规定，澳门5年申报一次的频率更为宽松。但澳门申报适用范围最广泛，涉及所有公职人员。

不过，有一点没有疑问：无论台湾、香港还是澳门，财产申报制度对高级官员要求更为严厉，而且直接延伸至他们的家庭成员。

根据澳门法律，不只是官员或议员本人，他们的妻子或丈夫都有申报义务，若不配合可被判两年徒刑或罚金。

2003年申报财产时，关翠杏填写了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她和丈夫身份资料，以及她本人的薪俸点或月报酬。第二部分注明他们的资产、收益、负债等，在外兼任的有酬职位或活动，也需要填报。

在申报书的第三部分，她需要填写清楚，在过去两年因担任公共职位而获得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或优惠。申报的财产不限于澳门本地，假如她在广州或香港也有房子或公司，也需要照实填写。

澳门官员财产申报始于1998年，晚于台湾、香港。澳门回归后，澳督时代的财产申报制度得以延续。2003年，澳门对财产申报法律进行了部分修改，1万多名澳门公职人员重新提交他们的财产资料。

不过，澳门的官员财产申报并未像台湾、香港那样，从申报伊始就走向公开。

申报结束后，大小官员的财产资料被要求严格保密，它们被装入信封，盖好公章，申报人签名确认后，放置在廉政公署或终审法院对外隔绝的小房子里，公众不能随便查阅。

关翠杏解释说，考虑到尊重个人隐私，不是每个人都能去查阅，即便看守文件的人也不能独自进到存放资料的房间。

他人调取官员财产资料只会出现在某些极端情况，比如司法官、廉政专员或警局需要对当事人展开刑事调查。

“申报的内容完全不公开，究竟是真是假，外人无从知晓。”关翠杏称。

官员填报财产却不公开，这种做法堵住了以身犯法者的门，又给他们留出了一扇窗，其弊端在被称为澳门“世纪贪腐案”的欧文龙案中集中展现出来。

欧文龙两度出任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工务司司长，2006年底涉嫌巨额贪污案被拘捕。后来的审判表明，欧文龙填报了虚假的财产声明，他肆意收取回扣，其夫妇资产聚敛至8.5亿澳元，是两人法定收入的61倍。

案发前，公众无从发现欧文龙涉贪的端倪，因为他们无权查看欧文龙的财产资料。

欧文龙案引发了澳门民间公开主要官员财产的呼声，“政府怎样成为一个清廉的政府？从这个角度出发，必须要完善我们的法律。”关翠杏说。

对于民间诉求，澳门官方主动回应。欧文龙案尘埃落定后不久，澳门廉政公署即开始对财产申报法律展开检讨和修订，酝酿将主要官员的财产公开化。

公与私

现任廉政专员冯文庄系法官出身，2009年11月获任现职。澳门廉政公署一方面收集公职人员的意见，另一方面参考香港、新加坡等地同类立法，完成了法律修改草案的建议文本。

去年12月，修改草案在澳门特区立法会获一般性通过后，于今年2月送至立法会第一常设委员会进行讨论，廉政专员冯文庄作为政府代表列席了讨论。

关翠杏担任该常设委员会主席。她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除副局以上官员需公开财产外，常设委员会与政府取得一个重要共识，行政会委员、立法会议员及司法官均列入为公开财产部分的主体。

“简单来说，以前官员财产资料不公开查阅。这次法律的修改，主要焦点是能够公开查阅，它包含两方面：第一，什么人应该公开？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公开，这一点必须清楚。第二，就是怎么样公开？”关翠杏称。

没有人质疑，副局以上官员必须公开他们的财产。问题是，在上述官员之外，还得增加一些人。

在讨论过程中，一个较大的争议是：澳门数十位法官、检察官是否需要公开财产？“有人认为要保证司法独立，不该把司法官员包含进去。但由于澳门司法判案是独立的，特别是当发生争议时，法官的司法权力就是最终的决定权。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官员到底有没有跟某些公司、某些团体发生利益关系？所以他们也应该受社会的监管。”关翠杏说。

最终，立法会和政府达成共识，司法官都应该公开财产，公众知情权战胜了司法官的财产隐私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对《南都周刊》记者表达了他的忧虑。这位法官赞成公开财产，但澳门地方很小，作出判决时就可能结下了仇家。如果把财产资料公开，甚至公开住宅的地址，要是有人寻仇，他们尤其是家人的安全如何保障？

放眼香港，由于公开财产时公开了居住地址，香港特首曾荫权、特首候选人唐英年的住宅外有无数的跟拍者，这更增加了这位法官的疑虑。

罪与罚

这种担心有一定的理由。在确定了哪些官员必须公开财产之后，如何平衡公众利益与官员财产隐私权？

冯文庄对比各地财产公开制度之后，提出澳门的平衡之道：官员在填写不动产时，无须写明详细地址。

关翠杏称其为“温和地公开”。在她看来，要公开的只是财产信息最主要部分，比如有哪些不动产，跟哪个公司有关系，但不动产的详细资料，银行有多少存款，这些都不用公开。

与澳门相比，台湾和香港公开官员财产的做法要早十多年，其中最阳光的要数台湾。1993年，台湾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时，确定了强制申报、强制公开等原则。

2010年5月，台湾“监察院”把原有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专刊”改名为“廉政专刊”，每月至少发行一期。本刊记者曾到访台湾“立法院”，在一楼媒体接待室，每个记者都可以查到马英九等人的财产资料。

与台湾相比，香港的财产公开逊色得多。《南都周刊》记者以个人身份试图查询入境事务处主要官员的个人利益登记，但辗转联系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和入境事务处，几经沟通，发稿前仍未获回复。

对于违反财产申报义务的行为，澳门规定了明确的制裁措施，小至扣薪，大至入罪。

根据澳门法律规定，官员若在申报书上虚报财产资料，将视作虚假陈述或声明，处最高3年的徒刑或罚金，此外还可能被禁止10年内担任公职。若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可判处3年徒刑。

2008年，欧文龙被定罪时，数十项罪名中就包括财产申报不正确罪、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终审法院裁定欧文龙入狱二十八年半。此外，欧文龙的2亿多澳元财产因不能合理解释来源，被依法充公。

对于逾期申报、申报不实或故意隐匿财产，台湾的制裁措施主要是罚款。

上周，台湾“法务部廉政署”在官网公布了2011违反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处罚名单，共有139位官员上榜，最高一位罚金多达380万元新台币，受罚者是名叫陈信安的官员，受罚缘由是故意隐匿财产。

同时公布的，还有最新的台湾官员财产情况。马英九夫妇仍是“储蓄王”，累积存款增加到7372万余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580万元）。

第四篇：官员财产公开背后的民意纠结

官员财产公开背后的民意纠结

□ 朱四倍

-据报道，湖南长沙天心区规划局局长张力向记者公开财产，称家里现有几套住房、两辆汽车以及数十万元股票投入，个人存款3万。此前，张力曾被冒名网上公示财产，隐性工资和巨额房产引发质疑。

一则《湖南省长沙市官员财产公示第一人》的帖子，让张力公开了自己的财产。张力认为“此帖明为赞扬，实为恶意攻击”，但是，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恶意攻击”，不如说是“恶作剧”或者是“恶搞”，更进一步说，帖子出笼的背后是民意的纠结，而官员本人最终公开财产，则是民意倒逼作用的显现。

近来，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推进的困境中，不断有公民开始公开自己的财产，以冀望为官员树立榜样。如湖南一位律师为了参选衡阳市某区人大代表，在红网衡阳论坛上公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引起了舆论关注。因此，笔者以为，官员财产公开被“恶搞”应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进行审视，而不应囿于一时一事。

事实上，“恶搞”官员财产公开的背后有民意的期待。看似玩笑之举，却有着深刻的社会诱因，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民众何以“恶搞”官员财产公开而非其他公民？为什么要求官员财产公开而非其他群体？在笔者看来，离开了对这些问题的厘清，就有可能陷入南辕北辙的迷宫之中。

官员财产公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证明自身财产的合法性和消除公众的不信任情绪。在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种种指责中，最激烈的莫过于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民众的这种指责有时走得更远：他们对于那些只能领取较低薪金的政府官员的任何财产的增长——不管这种财产增长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表现出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绪。民众的这种情绪无疑给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怎样才能既维护政府官员的财产权利与财产增值权利，又能够消除民众相关的怀疑情绪呢？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只能是：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证明政府官员财产增长的合法性、正当性。

财产申报恰好具有这种功能。本则新闻中，张力之所以最终公开财产无非就是为了消除信任危机和证明自身的清白，恰恰契合了财产公开的功能。

更何况，民众要求官员财产公开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正是在这点上，让“恶搞”官员财产公开有了一定的意义。

首先，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有别于普通人，他们既是普通公民，又是政府公职人员，申报财产的义务是针对他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

其次，公务员手中公共权力的廉洁性质要求公务员不管收入有多高，都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

再次，现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廉政监督机制力度不够，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正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刚性措施。必须明确，财产申报制度可以促进政府公职人员的廉洁自律，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 上一篇

第五篇：官员财产公开：要“试验”更要“决断”

官员财产公开：要“试验”更要“决断”

阿勒泰只是一个起点和信号，值得鼓励，值得作为具体的制度实践理性加以积累，但却并非最为关键。以腐败对现存政体的实质威胁而言，从“试验”到“决断”的理性跃迁，方能显示执政者制度反腐的决心和行动的力量。

作者：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要点：

“从官员职业伦理看，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在政治理论上都被认为是人民的代理人。逻辑上，作为“主人”的人民自然有权要求代理人为民众谋公益。财产公开正是检验官员是否符合这一伦理的应有之义。

从目前的社会公众心理期待层面来看，通过完善包括财产申报立法等制度建设，整治滋生腐败的“制度生态环境”，正在成为社会公众的共识。

在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时机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有“政治决断”，即要不要建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不应被立法时机和执法可能遭遇的挑战拖住后腿。”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讨论已有时日。然而这一制度的最早尝试，却首先在西北边陲的阿勒泰地区悄悄出场。2008年5月，一份《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在新疆阿勒泰出炉。

从文本角度看，这一规定有许多重要的创新，比如将“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并结合多年的纪检反腐经验，列举了相对详尽的申报项目清单，对申报内容进行有限公开，受理部门和审查部门分开，通过申报后的公开制度和审查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将“公众”引入反腐体系，等等。

讨论多年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终于有了一块制度试验田，这不仅让人们对制度的运行产生期待，而且也再次将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推向公共讨论的风口浪尖。

从官员职业伦理看，应该公开财产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必要性，来自于公共官员的职业伦理和现代社会中民众的知情权。

从官员职业伦理看，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在政治理论上都被认为是人民的代理人。逻辑上，作为“主人”的人民自然有权要求代理人为民众谋公益，而不是为自己谋私利。财产公开正是检验官员是否符合这一伦理的应有之义。从知情权角度看，官员财产公开的背后，是民众对公共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的一个路径。正因为此，在当代社会，要求官员公开申报财产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制度事实。

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基本要素，是要求官员向特定部门申报家庭所有财产和收入，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官员财产申报资料。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官员财产的申报，获取并公开官员财产的信息。申报和公开这两个核心机制，从功能上看，可以在“终端”意义上使权力滥用和腐败行径更容易露出“马脚”，也便于公众对腐败行径进行更有效的监督。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在许多国家都已经建立起来，并被证明是有效预防腐败的一项基本制度。财产申报制具有现实可行性

在制度反腐中，要强调财产申报制度先行。

首先，这是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核心在功能上具有很强的“终端反腐”作用。这一点已经为许多国家的制度实践所证实。这项制度可借助政治和行政系统自身的机制和能力并引入公众参与，完成系统自净化。

其次，这一制度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具有现实可行性。在当前，执政党具有进行改革和社会动员的最大能力，且这种能力在获得群众支持时将发挥至最大。从目前的社会公众心理期待层面来看，通过完善包括财产申报立法等制度建设，整治滋生腐败的“制度生态环境”，正在成为社会公众的共识。

这种社会共识可以成为执政党做出政治决断最重要的资源。如果制度设计得当，政治保障有力，其效果将是非常明显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作为反腐制度体系的“先行制度”在国家立法上首先实现。

最后，制度反腐需要一系列制度建设，而官员财产申报正是一项统率性的关键性的制度，可以带动其他制度的逐步到位，这就是制度建设的“连锁效应”。例如，一旦财产申报制度得以建立，就将进一步推进财产实名登记制度的落实。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反腐”的高度，及时启动包括财产申报在内的具体制度建设。

围绕官员“财产申报”和“信息公开”两个核心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是民心所向、实践所需。

建立财产申报制，需要“政治决断”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及制度建设，一直步履蹒跚。

早在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1995年4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这一规定对财产申报的范围和力度要求都显得有些“温柔”：一是只要求申报收入，并未要求申报所有财产；二是向组织人事部门申报，申报信息不对社会公开。

2005年，在公务员法的制定过程中，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予以规范的建议最终也未被采纳。今年初，面对社会各界要求尽快制定关于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吁求，相关部门的回应是，“目前制定这一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认为财产申报立法面临一些基本的障碍，如登记实名制未推行、技术手段尚不成熟、公开与隐私界限不清等。

的确，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我们还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相关制度的配套、执行成本，甚至人为的抵制等因素。但是，面对公共权力的回应性伦理、公民知情权的需求、反腐败严峻形势的挑战，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反腐，这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公共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财产申报制度立法不宜久拖，其可以成为推进制度反腐的突破口。一系列腐败个案表明，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缺失，不仅增加了查处腐败的难度和成本，而且容易诱发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从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实践要求看，推进包括财产申报在内的制度建设，必须当机立断。

应当强调，在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时机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有“政治决断”，即要不要建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不应被立法时机和执法可能遭遇的挑战拖住后腿。上行才能下效，在此意义上，中央的“决断”在立法上的具体体现，显然比十个、百个阿勒泰“试验”重要得多。

这里需要区分“决断”和“立法”的差异。“决断”是主权者或其代表对涉及政体生存的根本性问题的判断与决定，是原则性、方向性和总体性的；“立法”则是在“决断”之后的制度技术上的落实，需要更多的实践理性———包括阿勒泰经验———的支持与补充。

阿勒泰只是一个起点和信号，值得鼓励，值得作为具体的制度实践理性加以积累，但却并非最为关键。以腐败对现存政体的实质威胁而言，从“试验”到“决断”的理性跃迁，更能显示执政者制度反腐的决心和行动的力量。

有充分的理由给予阿勒泰试验掌声

阿勒泰试验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秘密申报”项目的处理结果、经验，以及对该项目“去秘密化”的范围与节奏仍然值得期待。申报公开是该制度的“命门”所在。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规定》相关条文，就会发现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存在一个可估算的区间———最小值接近于原初的“收入申报”，从目前公布的申报结果中新增申报项目的“零申报”纪录来看，如不做制度配套强化与改进，其实践值就会无限接近于“收入申报”从而实质上抵消了该制度的创新意义；最大值接近于一种非常理想的“无腐”状态，因为财产的阳光化将大大加速政治与行政系统净化的速度，“腐败”将被该系统自动驱逐与淘汰。

最小值显然是制度设计者和社会公众不愿意看到的，没有谁愿意走回老路，最大值是最理想的，但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的满足与强化：一是除最低限度的官员作为公民的合法财产保护需求之外，“公开申报”与“申报结果公开”应成为基本原则，“秘密申报”应成为例外；二是审查程序的正式化和民主性，由于缺乏普遍化的调查能力以及公众在社会监督中的特殊优势，审查程序应正式引入公众参与。

阿勒泰试验中光照强度不够的问题，一个原因是顾虑官员作为“公民”所享有的财产权受到侵害。《规定》直接援引了《宪法》的公民财产权条款。但是必须指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理依据，首先恰恰是针对其“官员”身份，而非普通公民身份。官员所承担的财产公开之义务，来自其作为公职人员的内在伦理要求。在官员财产申报上凸显所谓的“公民财产保护”恰恰可能导致对公民财产权的漠视，因为腐败在抽象意义上侵犯的是公职廉洁性，而在经验意义上侵犯的正是普遍的公民财产权。

当然，阿勒泰试验的意义，不应只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批判性个案”，对于制度推进者的阳光和勇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给予支持的掌声。这一边陲地区”的试验所引爆的公众关注度，本身就说明了公众对这一制度的强烈需求和期待。

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认真对待公众对制度建设的需求，做出政治上的“决断”，并在政治“决断”的基础上，将制度建设纳入立法的议程。只有在这些前提下，对官员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的技术性讨论和后续问题解决，才是有意义的和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