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收入公开了吗

第一篇：官员收入公开了吗

9月15日星期二，阴到多云

官员收入公开了吗?

今天看了《今日观察》的视屏，内容是关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收入公开的一个话题。对此我的看法是支持，这是一破冰之举，开创了中国官员收入制度公开的先河。即使现在公开的内容是工资条上也几乎可以查到的，但公开在政府纪委网上，普通老百姓都能上网搜查每个机关干部的收入金额，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腐败的作用，虽然在第四行，关于家人是否有收受礼品、财务等一栏中，没有官员填写，许多网友认为这仅仅是在作秀，但依我个人看来，他仍旧能起到监督和震慑作用，加入我是一个官员，我也不会在这一行填写有，不就相当于自己去自首了？但是当我在填写无“时”，我会留心的填写，这将受到所有百姓的监督和内心的自律。因为个人资料一公开，就受到大家的注视和监督，如果事实与申报表有太大的差距，那么势必会引起大家的检举，我想任何一位官员都仍旧希望自己继续任职。所以这一做法就像是反腐的利器，多多少少使得尖刀刺进了腐败的心脏。我更愿意说这是一种防腐的行为，只有公开了才能受到监督，只有在光天化日之下，百姓才能够对不合理之处进行质疑甚至是检举。在中国官员工资秘密的历史上，这无疑是一大创举，对官员起到来自外界和内心的约束作用。随着腐败成本的上升各方监督的深入和广泛，迫使公职人员思考、掂量为此行为付出的代价。有限的公开也是一种进步，确实这一行为还存在诸多不合理或者有待加强之处，但这并不是一个小的地市级能解决的了的事情。

中国的制度说少也不少，关键是制度的执行里问题。当一小老百姓看到一官员的申报表工资是2万，但手上带着价值40万的手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怎么能不让人产生疑惑？但是他无权去查，这不是的的权利，而有权利的机构，却没有配套的法律，衔接之见差了点生么。在我看来，反贪污需要公开财产，不仅是有级别的官员，应当是所有有公权的公务员。而从此去彼的这一跳跃，需要各部门的配合。比如说，如何制定申报表，以使得其更加合理，体现公信力，如何界定财产，如何界定公务员的家人等等，都需要有关的法律部门等去动脑子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以防止公务员执行公权时候有所偏差。

第二篇：官员财产收入是否应该公开 立论稿

立论稿 财产收入公开

尊敬的评委，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共同讨论有关官员财产及收入状况应不应该公开的问题，而我方的一贯观点是，官员财产及收入状况，不应该公开。

要讨论这个辩题，首先请允许我阐明这个辩题的具体概念。

官员，是指经过任命、具备一定等级的政府工作人员。公开，是将事情的内容暴露于大众、把秘密公布出来、完全不隐蔽。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我国，官员的工资，本身就是公开的。而我们今天讨论的官员财产及收入状况的公开，是包括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的一并公开。

首先我方必须申明，我方对于财产的公开，并不认为其没有优点，只是长远综合来说弊大于利，不适合也不应该实施。对方辩友一定会认为其有利于官员防腐，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防腐必须靠的是根源上起作用的制度，而不是不合理不合适的随意公开手段。既然我方认为财产不应该公开。那么公开这一手段途径肯定存在着其本身的弊端，下面就请允许我陈述其弊端。第一，财产公开侵犯了官员的隐私权。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格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虽然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是哪位官员是想要将自己的财产赤裸裸地展示在公众面前，任社会议论呢？试想，如果你是政府官员，你会实实在在地将你的所有财产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吗。

第二，公开的财产并不一定真实。官员的财产组成有很多种形式，有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资产性投资股权等等。这些资产，有可能在官员名下，也有可能在家人名下、亲朋好友名下，甚至是二奶，小三名下。银行存款也可能不在国内，还可能在国外等等。因此财产公开也不是说公开就能公开的，公开了未必就能报证所有资产都公开透明。同时，在一项有5600人参与的网络在线调查显示，90.81%网民对官员财产公示持不信任态度，理由是“灰色收入和转移性财产谁会公示。”所以说，财产公开这种耗费大量精力物力换来一个不真实数据的做法，并不合理并不可取。

综于以上弊端，我方认为，官员财产公开并不能达到人们预想中的效果，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制度、法律等根源上的问题，而不是靠这样一个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却毫无成效的方法手段。当这种方法实行的不合理时，甚至会出现故意利用此手段栽赃陷害的情况。我方认为腐败问题是国家必须治理的问题，但不是靠一个不合理不合情的方式手来治理。因此我方坚持认为，官员财产及其收入状况，不应该公开。

第三篇：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

王亚南先生曾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深刻至极。

不论历史与现实有多大差别，在描述腐败现象时，惊人的雷同表现在：（1）权力与金钱共生；（2）特权与财富交辉。从形式上看，历史上的腐败与现代腐败十分相似，即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共存，得其一便自然顺得其二。但现实的制度结构毕竟与历史上的不完全等同。现代腐败的制度根源在于必须用公共权力来催化和建立市场制度，而历史上的腐败则基于各国都在劫难逃的政治特权。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做过一个千年全球最富50人排行榜，中国有6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监刘瑾、清朝大贪官和珅、伍秉鉴和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商人，却共享了一个“官”字，而且都不是小官。6个人全部是中国最有权和接近最有权的人。

和珅的个人财产约合1900年的10亿美金，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岁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自家的养老院——颐和园——一个国家腐败的记录原因。

一个所谓负责任的政府，是可回答质询的政府。当各级人大代表有能力质询政府各项收入和审议支出款项，并对政府的回答不持严重异议时，中国的政治文明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换个角度，政府编制财政收支预案应有相当透明度，人大代表应有能力通过民主程序审议，这将意味着进一步为政府在政治上减负，不致责任过重和权力过大。毫无疑问，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

客观地说，古代中国政府各级官吏们既为百姓提供了质次价高的公共服务，管理着公共事务，同时在捞钱方面也绝对长了一双有效率的黑手——尤其是学起来易如反掌。在腐败问题上，第一要务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品行，中国自古存留在公共管理制度中的痼疾之一就在于，上面从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下面应付日常公务应该花多少钱，以及应该向衙门里的人支付多少钱才合理。总之是事多钱少，政府拨的钱不够，于是辅之以纵容乱收钱的“政策”，或者听任权钱交易发挥作用，结果造成各地的“规矩”不一样，行政管理就乱了套。

不难理解，如果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就必然靠不合理的方式来满足，你就很难看清合理的服务收费与搜刮民财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现代行政“问责制”是重心向下的，由纳税人审视“养多少人，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政府省心省力；而传统问责制是眼睛向上的。古今的实践都证明了，下级官员糊弄百姓和欺骗上级官员有多大的积极性和多么惊人的效率。

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构成晚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腐败随着各种矛盾的加剧达到了新的强度。首先，靠从农民那里收地租是赚钱不多的。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细致研究，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19世纪后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向地主交租的土地„„如果这些绅士平均收取的地租为每亩1两银子，绅士们收到的地租总额就是2.25亿两银子”，“如果这一总额被当时全国150万名绅士均分，每个绅士获得不足150两一年„„出自土地的收入确实是非常微薄的，但即使如此，由于土地对官吏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阔斗富的特殊效用，因此，有钱人有地便成为明摆着的腐败证据。例如，西方人士称，李鸿章拥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他们称李鸿章为全世界的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达到“为李家吠叫的每条狗都是肥的”。在19世纪后期，袁世凯的叔叔（一个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关于分割祖产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财产为5000余亩土地。

第二，在当时，官员固定收入的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而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估计做官的绅士们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一年，这一大宗银子由23000位现任官员分享。“平均每个官员一年的总收入5000多两银子。”可见腐败之惨烈于中华之状。

第三，基层官员的收入中合情合理的部分，与不合情理及敲诈部分的界限极为模糊。1

中国民间离天高离皇帝远——往往无法无天，留在家乡那些饱读了儒家经典及有功名的绅士调解基层社会纠纷，有效地补充了政府功能的不足部分。在解决了私人间的争端后，当事人通常会送上一些礼金。

调解民间纠纷获得的收入叫“规费”，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收入称“经理费”，“从绅士服务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经理费和规费，估计为1.11亿两银子左右。出自这些来源的绅士收入数量几乎和做官绅士收入的总额相当，其中有些人左右逢源，同时从这两种来源获得收入。换句话说，在所有的绅士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绅士从这宗收入中分到了一杯羹。提供这类服务的绅士平均每年能得到110两以上的银子”。

最后，我们眼睛朝上，看看七品知县以上的官吏收入几何？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政府是颇为关心廉政问题的，无论西方政府在“高薪养廉”问题上有多少聪明的举措，中国无疑是“高薪养廉”规模最大的实践者。一方面，政府不养廉不行，另一方面，政府的高薪似未养出“廉”来。在清朝，最贻笑四方的事情莫过于，在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中，由政府开支的养廉银比正式俸禄多得多。比如江苏省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为1000两至1800两银子，而他的俸禄每年只有45两，还不足养廉银的5%。一个知县的一套官服价值300两至400两银子，约相当于他三年的俸禄。总不能叫七品以上朝廷命官都着粗布衣升堂吧。江苏巡抚每年的养廉银为12000两银子，而他的薪俸只有150两，为养廉银的八十分之一。

历史证明，中国积淀了一种可悲的政治文化：做官当老爷合乎逻辑，升官发财有必然性，腐败只不过是描述权钱关系超过了一定心理限度的概念。

当没有用现代民主理念改造吏治系统时，政府须对所有不合情理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不堪重负时，政府只有选择砍几个人头以平民愤，起到事实上的政治卸载和精神麻痹作用。总体上，体制内反腐败名堂十分复杂，骂不倒，恨不走，政府只能选择控制一个得体的腐败程度。

第四篇：中国官员的收入调查报告

中国官员的收入--一份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

作者:蓬莱仙子

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中国官员的收入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

中国资改以来，到1999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之外,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

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

所以，全国的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

十多年来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0000亿现金，还剩10000亿，其余20000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2009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多吨!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

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

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

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

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

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

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

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调查报告《中国官员的收入调查报告》。(北京未列入)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

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

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

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

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是垄断了政治权力、政策权力的党政官员先富起来了。

在201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全球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余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据《远东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报道:至2010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余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2932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

5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等行业中，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官员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员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官员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

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

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

③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

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

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

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

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当地高干亲属)承包，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

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

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第五篇：2012吉林省公务员考试：官员“晒收入”

吉林市华图教育

2012吉林省公务员考试：官员“晒收入”

作者：zmm来源：华图网站运营中心

【导读】官员“晒收入”，期待监督问责制度跟进

日前，一则关于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干部公开财产的消息引起热议。在“徐州贾汪区勤廉评价系统”官网上，该区600名科级干部的家底悉数公开，群众上网即可查阅。相比此前一些地方的试水，贾汪区的做法在彻底程度上可谓创了全国之最。

但也有人发现，在随机查看的100名干部个人公开信息中，有96人的申报内容如出一辙——有住房1套;除工资外，无其他非正当收入。于是有人说这又是一场“反腐秀”。

据了解，贾汪区600多名干部的公开信息内容，全系个人自主填写申报，组织未加核实。该区纪委书记张秋月也坦承，“尽管我们要求逐项如实申报，但隐瞒或偷工减料的申报确实存在。”他同时认为，“现在瞒报是诚信问题，万一哪天被举报，就是违纪问题，轻重自知。再说，天天面对自己的虚假承诺，也是一种无形压力，多少能起到一些警示作用。”

应该说，领导干部住房、收入，配偶及子女上学、从业等情况，历来是信息公开的难点。从已有的经验看，一些地方试行的官员财产公开，其重点对象多为新提拔干部，且多在内网或内部公示，公开对象和公开范围有限。像贾汪区这样成建制的官员进行申报，收入房产全公开，网上一“晒”到底，尽管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这种探索无疑值得提倡和鼓励。

我们也要看到，让官员网上“晒收入”，不能简单地一“晒”了之，还需要监督与问责的制度跟进。

一是要细化公开内容。官员财产公开，公开什么很重要。目前贾汪区的做法是把干部住房、收入、配偶及子女上学从业等情况公布于网上，比起过去简单公开个人的住房及收入有了很大进步。但考虑到我国公务员群体的收入结构状况，吉林市华图教育

还应细化财产公开类别，防止出现申报盲区，只有把官员的所有收入涵盖其中，财产公开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

二是要强化有效监督。相对于公开收入，更难的是如何监督。没有严密和可操作的监督机制，官员收入公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要强化纪检监察等机关的监督职责，加强对公开材料的审核把关;要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媒体的作用，畅通监督渠道，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同时积极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加大对虚假申报的揭露力度，真正让官员财产置于阳光之下。

三是要落实官员问责。我们注意到，很多地方官员申报都是“自己填个表然后上交，没有审核没有公布”，一些地方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后波澜不惊，大多是“零投诉”、“零举报”，这既反映出财产申报在许多官员心目中就是“走过场”、“摆样子”，也反映出一些群众对于公开制度的不信任、不关心。要打破这种局面，就需要有关部门加强问责，完善惩戒措施，切实提高官员申报的造假成本，让“隐瞒或偷工减料的申报”真正付出代价。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真正把官员财产曝晒在阳光下，并配以有效的监督问责，我们还担心这样的反腐被说成“作秀”么?(覃匡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