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官员信息公开之财产公开制度的构建

第一篇：浅论官员信息公开之财产公开制度的构建

浅论官员信息公开之财产公开制度的构建

注：部分内容为摘抄内容

内容摘要：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一直在不断改善，但由于起步晚，实行经验少，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尤其是政府官员的财产信息公开仍然存在很大问题，比如由此产生的腐败问题，亟待解决。此者，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反腐斗争强有力的武器，我国应当借鉴世界部分国家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的做法，提出当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对策和实施步骤，实施“财产公开，高薪养廉”制度，强化捆绑和连带责任制。本文针对信息公开的现实情况，讨论关于政府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来解决当前因为信息公开制度额不完善导致的腐败问题。关键词：财产公开 法律保障 反腐倡廉 高薪养廉 连带责任

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话题讨论，几乎已经延展到所有应该到达的领域，经由不停刷新的公共事件接力推动，该项制度建立并实质性运作的迫切性已形成社会的普遍共识。但目前的问题可能在于，描绘性的语言所指向的政策方向足够清晰，但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的制度推进却一直呈现阻力重重的状态。诚然，任何一项制度的切实推进，需要有配套措施和适宜的土壤。

官员财产的申报与公开，于公共讨论而言，似已进入话题疲惫期。这些年来，有执着于此的代表委员连续多年提交议案提案，也不断收悉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从“条件尚不成熟”、“全面推行尚存一定困难”到“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再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已着手起草建议稿”。官员财产应当公开、也必须公开，其对廉政中国意义之重大无以复加，应然层面的阐释“话已经说尽”，屡屡用描绘性语言指着的政策大方向也已足够清晰，但实际操作角度的观察和推进却总是步履维艰。

尽管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官员财产申报制是反腐工作的最根本保障，但在我国，该项制度的推进始终长路漫漫：从1988年全国人大起草《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到1994年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从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到浙江慈溪浙江平湖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湖南湘乡重庆市相继跟进，各地对此尝试虽多，结果却都无疾而终。显然，仅靠地方政府摆出“先行者”姿态显然不够，因为多年来，这项被称为反腐“终端机”的制度之所以迟迟浮不出水面，根源就在于官员公开或不公开抵制。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调查，发现97%的官员对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站在这个角度，尽管南京与杭州今天“愿为天下先”，却也难免令人担心这又是“热热闹闹开场，悄无声息了结”。

那么，如何才能预防官员财产申报流于形式？毋庸置疑，法律的跟进是该项制度能否走完全程的关键。因为，财产申报既是防腐的有效手段，也是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的利器，必会遭致既得利益者抵触。要打破僵局，就须从法律着手。目前，美日韩等国乃至中国香港地区，都把官员公布财产法定为入仕先决条件。温家宝总理也早已明确，应对官员财产收入实行公开，指出“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长期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由此可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先行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固然不错，但加快该项制度的立法进程更是刻不容缓，多拖延一日，就等于对腐败又多放任一天。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信息公开透明纳入法治轨道,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2002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2002年国务院就开始着手起草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随后,我国各地方政府纷纷颁布实施了地方性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例如,我国第一部有关信息公开的地方立法《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紧接着出台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等。到2007年4月国务院制定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当信息公开有法可依时，要执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其实并不难，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

针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迫切需要官员财产公示这个有力武器。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该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随后一直延续下来，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反腐倡廉，将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创建一个不利于腐败生长发育的土壤与环境，是保卫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的需要、是永葆江山长治久安的需要、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的需要。

二、借鉴世界部分国家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的经验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对预防腐败和辅助惩治腐败有很大作用，已被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所证明，并作为一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制度。目前，全世界有97个国家和地区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入法，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官员定期公示财产在公众面前接受监督质疑，包括上任时、卸任时公布财产的对比，对官员行为有很强的约束作用。国内权威报纸《法制日报》还专文介绍了韩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四国财产公示制度。而俄罗斯总统2009年4月6日率先在政府网站上公布家庭财产与收入情况、总理普京及政府高官和议员的财产将在4月下旬陆续公布，以及不按该国2008年12月25日签署的《反腐败法》申报收入情况的公务员将被开除的消息，无疑又对我国的官员财产公示讨论形成了强烈刺激。作为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早在1978年便开始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让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都在宣誓就职的那天起记住，必须遵照规定，如实填写财产申报表格。他们填的表格也会由联邦政府道德署收存，随时接受公众查询和监督。日后一旦出现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的现象，等着他们的轻则被处罚款，重则要吃官司、坐牢。韩国，两任总统因此丢了官。在1981年全斗焕执政时通过了包含公职人员财产登记政策的《公职人员伦理法》，并在以后几任总统任期中不断完善，结果讽刺性地使全斗焕、卢泰愚栽在这部法律的规定上。1993年金泳三任总统后修订该法、强力推进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和金融实名制，惩治了大大小小五千多名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法国一名官员和自己的夫人一起做公车都成为丑闻，他的夫人没有这个待遇。正因为对外国官员的严格纪律，监督完善，对官员的职业期望不是太高；而中国就不一样了，在孩提、小学生时代就有个愿望：长大后不是想当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而是长大后当官！中国官员的特点是权力大责任小、纪律约束少！现在大学毕业生考国家公务员的国考数量已到了惊天动地的地步，也从一个方面反应了中国官员的权力和义务不成比例，收益和责任不大相称。

三、相关的保障机制----高薪养廉制度

为实行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制度，必须要有相关的保障机制才能取得效果。分步实施“高薪养廉”的制度。对真正做到了家庭财产收入公开后的官员，实际经济总收入必定会下降，少了一部分灰色收入。国家与政府要优先补贴这部分官员，让官员的总收入增加在明处。只要财产申报、公示的官员，他的总收入就得番一番或者是原来的3倍。例如一位处长的平均月收入是4000元，那公示那个月算起，就发给8000元/月。前提是，该官员申报的财产必须诚信、真实、信用。在岗时一旦哪年哪月哪天发现申报有问题，或有隐瞒的收入与财产未报，有腐败现象的，就得受到相应的处理，并在经济上全部扣除番番的收入。

目前反腐的现状是：干部在某个岗位上的时间越长、离退休时间越近，就会发生干部越易变坏变腐的不良现象。因为存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现象。如果“财产公开，高薪养廉”配套实施后，就会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变为干部在某个岗位上当得越长、离退休时间越近，干部就越能严以律己，否则几年的“高薪”就会全功尽弃。其实这种“财产公开，高薪养廉”配套制度实施后，能把官员真正从金钱的泥坑解放出来，下班回家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老婆孩子，不会过多的去所谓的“应酬”了，办事自然就公正廉明了！因此实施“财产公开，高薪养廉”制度后，是件利国利民净化空气的大好事！

四、相应的配套制度---连带责任

英国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曾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反腐学者林喆谈反腐新动向时指出，一件腐败案发生后，应该一直追究到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反腐败本来就“两点一线”，用人制度、监督制度，中间一条线是贯穿始终的民主制度，这才能达到廉政建设的目的。出了问题后，我们应该问一问，是谁提名的，是谁提拔的——很多人都是带病在岗、带病提拔的人员，说明我们用人制度出了问题。还要追究是谁监督的，监督不力就应该负连带责任。我们这两块都没有，谁提拔的不问，谁监督的不问。监督不力最后必然导致监督本身的腐败。

为此必须建立相应连带责任的配套制度：

1、用人制度---组织部把关。中国有个怪现象，一笔钱用错了，血本无归了，要追查责任。一个干部用错了，组织部门好象一点事都没。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要介绍一个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如果说这位新党员成为了叛徒，入党介绍人也要受牵连！以后组织部提拔和任用干部要与监督责任联系起来，如果谁提拔的干部出了问题，签字责任人要降级处理，如有多个干部出问题，签字责任人辞职。

2、监督制度---纪委把关。现在的纪委监督是被动的，发生了举报，而且要实名举报才立项检查。再多是一些大的项目招标由纪委的同志参加，难以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要把纪委的工作由被动变主动，由纪委的每一个干部监督落实到人，哪几个具体的干部出了问题，某一个纪委干部就要负责，这样工作就有主动了，可以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这种捆绑和连带责任实施后定能起到好的效果。

3、民主制度---党务和政务公开。让会议的全过程、每一位委员的发言，直到最后的表决、就象全国的两会那样，全部公开，包括群众推荐民意票也要公开，彻底实行阳光决策！民主制度中也包括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二方面的内容。

4、官员的评价制度。定义一个官员在任期间的好坏，有二个标准：首先看政绩，同时看廉政。二者皆好才可用才可提！不能一手软一手硬！总之，我们不能认为先发展经济，再抓反腐倡廉；必须把发展经济与反腐倡廉同步抓起来，首先在广东等地区推进“财产公开，分步实施，高薪养廉，连带责任”的制度，使其成为全国反腐的一面旗帜。

第二篇：浅论官员信息公开之财产公开制度的构建

浅论官员信息公开之财产公开制度的构建

注：部分内容为摘抄内容

内容摘要：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一直在不断改善，但由于起步晚，实行经验少，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尤其是政府官员的财产信息公开仍然存在很大问题，比如由此产生的腐败问题，亟待解决。此者，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反腐斗争强有力的武器，我国应当借鉴世界部分国家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的做法，提出当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对策和实施步骤，实施“财产公开，高薪养廉”制度，强化捆绑和连带责任制。本文针对信息公开的现实情况，讨论关于政府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来解决当前因为信息公开制度额不完善导致的腐败问题。关键词：财产公开 法律保障 反腐倡廉 高薪养廉 连带责任

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话题讨论，几乎已经延展到所有应该到达的领域，经由不停刷新的公共事件接力推动，该项制度建立并实质性运作的迫切性已形成社会的普遍共识。但目前的问题可能在于，描绘性的语言所指向的政策方向足够清晰，但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的制度推进却一直呈现阻力重重的状态。诚然，任何一项制度的切实推进，需要有配套措施和适宜的土壤。

官员财产的申报与公开，于公共讨论而言，似已进入话题疲惫期。这些年来，有执着于此的代表委员连续多年提交议案提案，也不断收悉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从“条件尚不成熟”、“全面推行尚存一定困难”到“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再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已着手起草建议稿”。官员财产应当公开、也必须公开，其对廉政中国意义之重大无以复加，应然层面的阐释“话已经说尽”，屡屡用描绘性语言指着的政策大方向也已足够清晰，但实际操作角度的观察和推进却总是步履维艰。

尽管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官员财产申报制是反腐工作的最根本保障，但在我国，该项制度的推进始终长路漫漫：从1988年全国人大起草《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到1994年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从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到浙江慈溪浙江平湖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湖南湘乡重庆市相继跟进，各地对此尝试虽多，结果却都无疾而终。显然，仅靠地方政府摆出“先行者”姿态显然不够，因为多年来，这项被称为反腐“终端机”的制度之所以迟迟浮不出水面，根源就在于官员公开或不公开抵制。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调查，发现97%的官员对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站在这个角度，尽管南京与杭州今天“愿为天下先”，却也难免令人担心这又是“热热闹闹开场，悄无声息了结”。

那么，如何才能预防官员财产申报流于形式？毋庸置疑，法律的跟进是该项制度能否走

完全程的关键。因为，财产申报既是防腐的有效手段，也是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的利器，必会遭致既得利益者抵触。要打破僵局，就须从法律着手。目前，美日韩等国乃至中国香港地区，都把官员公布财产法定为入仕先决条件。温家宝总理也早已明确，应对官员财产收入实行公开，指出“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长期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由此可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先行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固然不错，但加快该项制度的立法进程更是刻不容缓，多拖延一日，就等于对腐败又多放任一天。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信息公开透明纳入法治轨道,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2002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2002年国务院就开始着手起草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随后,我国各地方政府纷纷颁布实施了地方性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例如,我国第一部有关信息公开的地方立法《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紧接着出台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等。到2007年4月国务院制定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当信息公开有法可依时，要执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其实并不难，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

针对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迫切需要官员财产公示这个有力武器。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该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随后一直延续下来，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反腐倡廉，将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创建一个不利于腐败生长发育的土壤与环境，是保卫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的需要、是永葆江山长治久安的需要、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的需要。

二、借鉴世界部分国家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的经验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对预防腐败和辅助惩治腐败有很大作用，已被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所证明，并作为一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制度。目前，全世界有97个国家和地区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入法，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官员定期公示财产在公众面前接受监督质疑，包括上任时、卸任时公布财产的对比，对官员行为有很强的约束作用。国内权威报纸《法制日报》还专文介绍了韩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四国财产公示制度。而俄罗斯总统2009年4月6日率先在政府网站上公布家庭财产与收入情况、总理普京及政府高官和议员的财产将在4月下旬陆续公布，以及不按该国2008年12月25日签署的《反腐败法》申报收入情况的公务员将被开除的消息，无疑又对我国的官员财产公示讨论形成了强烈刺激。作为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早在1978年便开始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让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都在宣誓就职的那天起记住，必须遵照

规定，如实填写财产申报表格。他们填的表格也会由联邦政府道德署收存，随时接受公众查询和监督。日后一旦出现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的现象，等着他们的轻则被处罚款，重则要吃官司、坐牢。韩国，两任总统因此丢了官。在1981年全斗焕执政时通过了包含公职人员财产登记政策的《公职人员伦理法》，并在以后几任总统任期中不断完善，结果讽刺性地使全斗焕、卢泰愚栽在这部法律的规定上。1993年金泳三任总统后修订该法、强力推进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和金融实名制，惩治了大大小小五千多名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法国一名官员和自己的夫人一起做公车都成为丑闻，他的夫人没有这个待遇。正因为对外国官员的严格纪律，监督完善，对官员的职业期望不是太高；而中国就不一样了，在孩提、小学生时代就有个愿望：长大后不是想当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而是长大后当官！中国官员的特点是权力大责任小、纪律约束少！现在大学毕业生考国家公务员的国考数量已到了惊天动地的地步，也从一个方面反应了中国官员的权力和义务不成比例，收益和责任不大相称。

三、相关的保障机制----高薪养廉制度

为实行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制度，必须要有相关的保障机制才能取得效果。分步实施“高薪养廉”的制度。对真正做到了家庭财产收入公开后的官员，实际经济总收入必定会下降，少了一部分灰色收入。国家与政府要优先补贴这部分官员，让官员的总收入增加在明处。只要财产申报、公示的官员，他的总收入就得番一番或者是原来的3倍。例如一位处长的平均月收入是4000元，那公示那个月算起，就发给8000元/月。前提是，该官员申报的财产必须诚信、真实、信用。在岗时一旦哪年哪月哪天发现申报有问题，或有隐瞒的收入与财产未报，有腐败现象的，就得受到相应的处理，并在经济上全部扣除番番的收入。

目前反腐的现状是：干部在某个岗位上的时间越长、离退休时间越近，就会发生干部越易变坏变腐的不良现象。因为存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现象。如果“财产公开，高薪养廉”配套实施后，就会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变为干部在某个岗位上当得越长、离退休时间越近，干部就越能严以律己，否则几年的“高薪”就会全功尽弃。其实这种“财产公开，高薪养廉”配套制度实施后，能把官员真正从金钱的泥坑解放出来，下班回家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老婆孩子，不会过多的去所谓的“应酬”了，办事自然就公正廉明了！因此实施“财产公开，高薪养廉”制度后，是件利国利民净化空气的大好事！

四、相应的配套制度---连带责任

英国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曾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反腐学者林喆谈反腐新动向时指出，一件腐败案发生后，应该一直追究到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反腐败本来就“两点一线”，用人制

度、监督制度，中间一条线是贯穿始终的民主制度，这才能达到廉政建设的目的。出了问题后，我们应该问一问，是谁提名的，是谁提拔的——很多人都是带病在岗、带病提拔的人员，说明我们用人制度出了问题。还要追究是谁监督的，监督不力就应该负连带责任。我们这两块都没有，谁提拔的不问，谁监督的不问。监督不力最后必然导致监督本身的腐败。

为此必须建立相应连带责任的配套制度：

1、用人制度---组织部把关。中国有个怪现象，一笔钱用错了，血本无归了，要追查责任。一个干部用错了，组织部门好象一点事都没。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要介绍一个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如果说这位新党员成为了叛徒，入党介绍人也要受牵连！以后组织部提拔和任用干部要与监督责任联系起来，如果谁提拔的干部出了问题，签字责任人要降级处理，如有多个干部出问题，签字责任人辞职。

2、监督制度---纪委把关。现在的纪委监督是被动的，发生了举报，而且要实名举报才立项检查。再多是一些大的项目招标由纪委的同志参加，难以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要把纪委的工作由被动变主动，由纪委的每一个干部监督落实到人，哪几个具体的干部出了问题，某一个纪委干部就要负责，这样工作就有主动了，可以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这种捆绑和连带责任实施后定能起到好的效果。

3、民主制度---党务和政务公开。让会议的全过程、每一位委员的发言，直到最后的表决、就象全国的两会那样，全部公开，包括群众推荐民意票也要公开，彻底实行阳光决策！民主制度中也包括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二方面的内容。

4、官员的评价制度。定义一个官员在任期间的好坏，有二个标准：首先看政绩，同时看廉政。二者皆好才可用才可提！不能一手软一手硬！总之，我们不能认为先发展经济，再抓反腐倡廉；必须把发展经济与反腐倡廉同步抓起来，首先在广东等地区推进“财产公开，分步实施，高薪养廉，连带责任”的制度，使其成为全国反腐的一面旗帜。

第三篇：人大代表：官员不是百姓奴隶 财产不必公开

人大代表：官员不是百姓奴隶 财产不必公开

2013年01月25日 06:53作者：雷雨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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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也有自己的隐私权，就像医生治病，病人的病例是隐私，需要保护。叶鹏智认为，纪检部门本身已经有各种手段监督官员，向公众公开官员财产不一定是最佳方式。

广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鹏智(资料图)

南方日报1月24日讯（记者/雷雨）“官员也有自己的隐私权，就像医生治病，病人的病例是隐私，需要保护。”今天，广东省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举行了预备会议。广州团的叶鹏智代表认为，反腐倡廉应该形成社会高压态势，让有腐败想法的人不敢贪。关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他建议采取随机抽检的方式公开官员财产，比如可以采取定期“摇号”的办法。

叶鹏智认为，纪检部门本身已经有各种手段监督官员，向公众公开官员财产不一定是最佳方式。“我提倡可以向组织申报财产，但不一定对公众公开，越是这样，社会风气越不利于公平公正，要警惕一些人打着„民意‟的旗号搞民粹主义。”

叶鹏智进一步追问：“要官员公开财产有法律依据吗？全国人大有公布财产公开的法律吗？官员也是人，也有隐私；官员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隶。”

第四篇：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在哪里

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在哪里？

2011-02-26 08:28:31 《新京报》2月25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日发布《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去年以公众和公职人员为对象，就公职人员财产监督进行了调研。调查对象涉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多个省市，调研组共向公职人员发放问卷1300份，向公众发放问卷1350份，分别收回有效问卷1137份、1138份。

公职人员问卷的被调查者中，行政级别为省部级的有14人、地厅及司局级23人、县处级226人、科级471人、科级以下379人。其本人所在单位级别为省部级的有248人，地厅及司局级208人、县处级301人、科级329人。

被调查公众中，高达81.4%的人认为公职人员应当公开其财产状况，从学历和就业状况来看，从小学学历到博士学历者、从学生到离退休者，均普遍认同公开公职人员的财产。

不仅普通公众对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已达成共识，即便是被调查的公职人员，亦普遍认可财产公开。

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公职人员中，有70%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公开公职人员的财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亦有21.1%的人认为不应当公开。

在不同行政级别的认同者中，省部级和司局级公职人员比例最高，超过80%认为应当公开财产，而科级以下的认可度最低，只有64.4%的人认可。

调研组分析，级别较高的被调查者对此的认同度更高些，可能与近年来在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推行报告相关事项的制度使得众多公职人员特别是较高级别的公职人员逐步接受了对其财产实行监督的做法有关系。

几乎每年“两会”期间，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话题都会被热炒一阵，过后又悄无声息，没有形成相关的法律共识。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曾对外回应这个话题，“至于今后是否会上升为法律，这方面我们正在进行研究。”

此前，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也透露说，中央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公开的态度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赵振铣认为，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新京报》2010年3月10日）这些年，无论民间还是学界，要求出台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一直很高。2008年“两会”期间，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对于反腐倡廉工作，90.1%的人认为有必要实行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2009年“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化学工业部原部长秦仲达等50多名离休高官和学者等，还在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然而，这样官民同声的呼喊，始终得不到权威的回应。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制约阻碍官员财产公开？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被证实为行之有效而且已经日趋成熟。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中共执政也有60多年了，官员财产公开的时机为何还不成熟？早在《公务员法》（草案）审议之际，有识之士纷纷建言，《公务员法》（草案）应规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以利于实现该法促进廉政的立法目的。但让人大失所望的是，《公务员法》最终只字未提官员财产公开。

早在1987年11月17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就指出：“ 一些国家规定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一晃20多年过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仍然还在研究中。这期间，大大小小的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在人们的沉默中，官员拥有的财富早己呈爆炸性的在增长！

看来要出台一项革自己命的制度会遭遇重重的阻力，只是老百姓永远也搞不懂阻力在哪里？如果上上下下都默认闷声发财彼此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岂不正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吗？

第五篇：公开官员财产,各有各的菜

公开官员财产，各有各的菜

1998年至今,澳门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是光申报不公开。欧文龙案发后，澳门廉政公署决定，在今年上半年，将官员家产摊在阳光下。届时，港澳台三地都将实现各具特色的官员财产公开化。

一个多月前，澳门廉政公署刚搬至本岛最南端的一幢写字楼内，16楼是廉署财产申报中心，17楼是廉署总部。上下电梯里，进出的有学院、律所、医疗中心的职员，他们都是它的邻居。

廉政公署财产申报中心是保存澳门大小官员财产资料的两个机构之一。但此时要想查看这些资料，只能无功而返。工作人员称，澳门官员的财产申报不接受公众的查阅。

不过，澳门正在修改财产申报法律。3月6日，澳门立法会议员、廉政公署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关翠杏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如果不出意外，两个多月后，澳门副局级以上官员的财产资料将公开在阳光下。

从申报到公开

关翠杏在澳门回归前就已担任议员，是澳门最早一批申报财产的人之一。她提交财产资料的地方，是澳门终审法院办事处。

根据9年前通过的一部法律，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司法官、行政会成员等“政治职位据位人”，在履新后90天内，要提交财产资料。当他们续任或离职时，也必须在90天内提交一份新的资料。

而澳门的公职人员，即使是临时委任或合同聘用，都须到澳门廉政公署提交。申报完后，如果状况没变化，则可等到5年后。

比照台湾每年申报和香港每年或每两年申报的规定，澳门5年申报一次的频率更为宽松。但澳门申报适用范围最广泛，涉及所有公职人员。

不过，有一点没有疑问：无论台湾、香港还是澳门，财产申报制度对高级官员要求更为严厉，而且直接延伸至他们的家庭成员。

根据澳门法律，不只是官员或议员本人，他们的妻子或丈夫都有申报义务，若不配合可被判两年徒刑或罚金。

2003年申报财产时，关翠杏填写了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她和丈夫身份资料，以及她本人的薪俸点或月报酬。第二部分注明他们的资产、收益、负债等，在外兼任的有酬职位或活动，也需要填报。

在申报书的第三部分，她需要填写清楚，在过去两年因担任公共职位而获得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或优惠。申报的财产不限于澳门本地，假如她在广州或香港也有房子或公司，也需要照实填写。

澳门官员财产申报始于1998年，晚于台湾、香港。澳门回归后，澳督时代的财产申报制度得以延续。2003年，澳门对财产申报法律进行了部分修改，1万多名澳门公职人员重新提交他们的财产资料。

不过，澳门的官员财产申报并未像台湾、香港那样，从申报伊始就走向公开。

申报结束后，大小官员的财产资料被要求严格保密，它们被装入信封，盖好公章，申报人签名确认后，放置在廉政公署或终审法院对外隔绝的小房子里，公众不能随便查阅。

关翠杏解释说，考虑到尊重个人隐私，不是每个人都能去查阅，即便看守文件的人也不能独自进到存放资料的房间。

他人调取官员财产资料只会出现在某些极端情况，比如司法官、廉政专员或警局需要对当事人展开刑事调查。

“申报的内容完全不公开，究竟是真是假，外人无从知晓。”关翠杏称。

官员填报财产却不公开，这种做法堵住了以身犯法者的门，又给他们留出了一扇窗，其弊端在被称为澳门“世纪贪腐案”的欧文龙案中集中展现出来。

欧文龙两度出任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工务司司长，2006年底涉嫌巨额贪污案被拘捕。后来的审判表明，欧文龙填报了虚假的财产声明，他肆意收取回扣，其夫妇资产聚敛至8.5亿澳元，是两人法定收入的61倍。

案发前，公众无从发现欧文龙涉贪的端倪，因为他们无权查看欧文龙的财产资料。

欧文龙案引发了澳门民间公开主要官员财产的呼声，“政府怎样成为一个清廉的政府？从这个角度出发，必须要完善我们的法律。”关翠杏说。

对于民间诉求，澳门官方主动回应。欧文龙案尘埃落定后不久，澳门廉政公署即开始对财产申报法律展开检讨和修订，酝酿将主要官员的财产公开化。

公与私

现任廉政专员冯文庄系法官出身，2009年11月获任现职。澳门廉政公署一方面收集公职人员的意见，另一方面参考香港、新加坡等地同类立法，完成了法律修改草案的建议文本。

去年12月，修改草案在澳门特区立法会获一般性通过后，于今年2月送至立法会第一常设委员会进行讨论，廉政专员冯文庄作为政府代表列席了讨论。

关翠杏担任该常设委员会主席。她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除副局以上官员需公开财产外，常设委员会与政府取得一个重要共识，行政会委员、立法会议员及司法官均列入为公开财产部分的主体。

“简单来说，以前官员财产资料不公开查阅。这次法律的修改，主要焦点是能够公开查阅，它包含两方面：第一，什么人应该公开？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公开，这一点必须清楚。第二，就是怎么样公开？”关翠杏称。

没有人质疑，副局以上官员必须公开他们的财产。问题是，在上述官员之外，还得增加一些人。

在讨论过程中，一个较大的争议是：澳门数十位法官、检察官是否需要公开财产？“有人认为要保证司法独立，不该把司法官员包含进去。但由于澳门司法判案是独立的，特别是当发生争议时，法官的司法权力就是最终的决定权。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官员到底有没有跟某些公司、某些团体发生利益关系？所以他们也应该受社会的监管。”关翠杏说。

最终，立法会和政府达成共识，司法官都应该公开财产，公众知情权战胜了司法官的财产隐私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对《南都周刊》记者表达了他的忧虑。这位法官赞成公开财产，但澳门地方很小，作出判决时就可能结下了仇家。如果把财产资料公开，甚至公开住宅的地址，要是有人寻仇，他们尤其是家人的安全如何保障？

放眼香港，由于公开财产时公开了居住地址，香港特首曾荫权、特首候选人唐英年的住宅外有无数的跟拍者，这更增加了这位法官的疑虑。

罪与罚

这种担心有一定的理由。在确定了哪些官员必须公开财产之后，如何平衡公众利益与官员财产隐私权？

冯文庄对比各地财产公开制度之后，提出澳门的平衡之道：官员在填写不动产时，无须写明详细地址。

关翠杏称其为“温和地公开”。在她看来，要公开的只是财产信息最主要部分，比如有哪些不动产，跟哪个公司有关系，但不动产的详细资料，银行有多少存款，这些都不用公开。

与澳门相比，台湾和香港公开官员财产的做法要早十多年，其中最阳光的要数台湾。1993年，台湾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时，确定了强制申报、强制公开等原则。

2010年5月，台湾“监察院”把原有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专刊”改名为“廉政专刊”，每月至少发行一期。本刊记者曾到访台湾“立法院”，在一楼媒体接待室，每个记者都可以查到马英九等人的财产资料。

与台湾相比，香港的财产公开逊色得多。《南都周刊》记者以个人身份试图查询入境事务处主要官员的个人利益登记，但辗转联系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和入境事务处，几经沟通，发稿前仍未获回复。

对于违反财产申报义务的行为，澳门规定了明确的制裁措施，小至扣薪，大至入罪。

根据澳门法律规定，官员若在申报书上虚报财产资料，将视作虚假陈述或声明，处最高3年的徒刑或罚金，此外还可能被禁止10年内担任公职。若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可判处3年徒刑。

2008年，欧文龙被定罪时，数十项罪名中就包括财产申报不正确罪、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终审法院裁定欧文龙入狱二十八年半。此外，欧文龙的2亿多澳元财产因不能合理解释来源，被依法充公。

对于逾期申报、申报不实或故意隐匿财产，台湾的制裁措施主要是罚款。

上周，台湾“法务部廉政署”在官网公布了2011违反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处罚名单，共有139位官员上榜，最高一位罚金多达380万元新台币，受罚者是名叫陈信安的官员，受罚缘由是故意隐匿财产。

同时公布的，还有最新的台湾官员财产情况。马英九夫妇仍是“储蓄王”，累积存款增加到7372万余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58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