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要有创新

第一篇：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要有创新

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要有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转型社会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加剧，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分化组合，利益主体出现多元化，利益群体逐渐显性化，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群体性事件将处于高发期。

笔者对近年爆发的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归纳、分类和比较，力求找到不同类别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的不同原因、参与主体身份的差异、事件导致的不同后果以及事件对制度变革的互动程度。第一类以瓮安事件（女学生死亡事件——信息的恶意传播——影响恶劣、破坏严重事件）、陇南事件（市行政中心搬迁——拆迁户上访——缺乏有效沟通——爆发恶性的打砸抢事件）、孟连事件（胶农和橡胶企业的劳资矛盾——政府偏向企业——胶农利益得不到合理表达——与警方发生恶性对抗）等群体性事件为代表，这些事件我们称为甲类。第二类以厦门“PX”事件（政府要在厦门建立PX重大化工项目——市民担忧环境生态——环保专家与部分市民诉求政府——未果——散步——较理性解决）、上海沪杭磁悬浮工程事件（政府准备建设沪杭磁悬浮项目——市民担心环境质量——散步——较理性解决）、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长期不合理的出租车管理体制——在黑车、油价上升等因素影响下——出租车司机集体休息——政府及时、主动沟通——理性解决）等为代表，称之为乙类。

对两类群体性事件做一个比较，会发现以下问题。其一，群体性事件发生区域不同。甲类多发生在县城、郊区、农村，乙类发生在中心城市、特大型城市。其二，群体性事件诉求的主体不同。甲类多以农民、工人、拆迁户为主，乙类是市民、中产阶层等。其三，甲类表现形式是一种暴力、非理性的诉求，乙类是一种和平、理性的诉求方式。其四，后果影响不同。甲类造成较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社会后果，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乙类没有导致太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以较和平的方式解决。其五，甲类的非理性处理和严重的社会后果没有导致制度层面、法律层面的改进，没有形成制度创新的契机，制度仍然处于不均衡状态，乙类群体性事件个案的理性解决，但也没有上升到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层面，促成新的制度产生。

基于两类不同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和导致的后果、影响，充分说明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觉醒和公民意识的成长，以及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阶层差距、职业差距、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极化程度。群体性事件爆发也折射了当前社会利益的复杂和利益矛盾的尖锐，也凸显了我国公民利益协调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这是公民政治权利成长，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方式不理性和简单，政府管理模式滞后，政府和民间缺少沟通，以及制度供给不均衡导致的后果，促使公民使用“弱者的武器”。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09年我国将会面临一个更加复杂、困难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一系列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叠加共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为防控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笔者以为各级党政组织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要理性看待群体性事件，给公民更多的诉求渠道、方式和空间。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正常现象，是公民利益诉求不畅的结果，党和政府要以平常的心态处理，不能采取简单化方式，上纲上线，应该理性对待群体性事件。其实，群体性事件不是个新问题，只是现在受媒介发达的影响和社会开明的推动，报道较多，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群体性事件是近期的产物。党和政府只有以理性的心态对待群体性事件，才能更好地处理相关矛盾，并找到事件背后的制度原因。

第二，要创新公民利益诉求的方式。乙类事件中，公民以“散步”、“购物”、“喝茶”和“集体休息”等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我们应该让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也可以通过“散步”、“喝茶”、“集体购物”等理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在上面两类群体性事件比较中，笔者发现在大中城市，公民素质较高，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较强，参与和表达利益的方式也较理性，党和政府要主动创新公民利益诉求的方式，让公民在体制、法律的框架内表达诉求，尽可能减少公民利益诉求的“非理性”和暴力。

第三，要大力培育公民组织，培养公民精神。公民组织是培育弱势群体的公民意识、民主精神、政治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舞台，公民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可以促进利益的选择、整合、处理，提高利益诉求的质量和理性程度。同时，公民可以通过公民组织协调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冲突。比如在云南孟连事件中，如果冲突双方都有自己的自治组织——假设是胶农协会和橡胶企业协会——那么在胶农与胶农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双方可以通过各自的组织进行沟通协调，作为组织化的主体，双方的行为将较理性，矛盾的关键点也很好疏通，同时也降低双方的契约成本和信息成本，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要主动加强与民间的互动，努力形成政府与公民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公民通过公民组织与政府对话、谈判和沟通，努力形成制度化参与公共政策的机制，构建一种“回应型”的制度产生机制。这既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尊重，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须。如在甘肃陇南事件中，政府做出市行政中心搬迁的决定后，可以先和相关的自治组织、利益群体进行沟通，把市政中心搬迁的原因、要求及相关善后政策进行通报，倾听它们的意见，听取它们的心声，争取它们的支持和理解。这样政府可以通过民间组织进行社会动员，降低成本和风险，也提高政策的可接受性。

第五，要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契机，推动制度领域的变革和创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表面上看是环保、失地农民、大拆迁补偿、侵犯公民权益等个案原因，其根源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长期存在的制度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结果。而两类群体性事件处理，不管是较理性的处理还是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都没有导致制度层面、法律层面的改进，没有推动制度创新，制度仍然处于不均衡状态。对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处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个案的层面上，要借助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来反思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度、体制和机制，争取主动了解民意，以此为契机，促进制度均衡和制度创新。

第二篇：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

如何看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当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部分干部作风不实。部分基层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不到位，依法行政水平不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部分干部对待群众态度冷漠，作风不实，遇到群众要求解决的矛盾纠纷，采取一躲、二推、三拖、四哄的态度，或者干脆不理不睬，引起群众积怨不满，认为只有造势，小题大作，才会解决问题。

第二，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撤区并乡选址，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二是因企业经营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三是因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第三，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或对法律条文的断章取义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正确预防和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为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特别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真正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变成疏导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第二，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针对当前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组织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力争把群众心理、社会心态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问题搞清楚，真正对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事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第三，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现场处置工作，有效控制局势、平息事态。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既要防止因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因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伴有严重暴力行为，如不及时果断处置将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应依法果断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第四，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坚决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反复。群体性事件现场事态平息后，各级党委、政府要组织干部，深入有关单位中去，深入群众中去，做好回访调查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已经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特别是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出现反复或者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苗头、信息，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消除在事件反复之前。

第五，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精心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前，尤其要引导群众学法、守法、用法，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第一、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生活深刻变革，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着社会政治稳定。因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维护社会稳定。以高度的责任心正确预防和处置好群体性事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篇：如何看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如何看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当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部分干部作风不实。部分基层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不到位，依法行政水平不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部分干部对待群众态度冷漠，作风不实，遇到群众要求解决的矛盾纠纷，采取一躲、二推、三拖、四哄的态度，或者干脆不理不睬，引起群众积怨不满，认为只有造势，小题大作，才会解决问题。

第二，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撤区并乡选址，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二是因企业经营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三是因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第三，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或对法律条文的断章取义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正确预防和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为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特别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真正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变成疏导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第二，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针对当前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组织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力争把群众心理、社会心态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问题搞清楚，真正对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事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第三，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现场处置工作，有效控制局势、平息事态。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既要防止因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因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伴有严重暴力行为，如不及时果断处置将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应依法果断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第四，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坚决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反复。群体性事件现场事态平息后，各级党委、政府要组织干部，深入有关单位中去，深入群众中去，做好回访调查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已经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特别是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出现反复或者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苗头、信息，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消除在事件反复之前。

第五，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精心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前，尤其要引导群众学法、守法、用法，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第一、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生活深刻变革，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着社会政治稳定。因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维护社会稳定。以高度的责任心正确预防和处置好群体性事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讲”，即讲政策、讲策略、讲方法；“三慎用”，即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

第四篇：群体性事件处理心得体会

关于群体性事件处理的

几点思考

弱势群体通过制造群体性事件来维护自身政治权利，因为该行为能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是否是某些阻力妨碍了他们的合法表达呢？就我区而言，群体性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和国际性的特征，这类事件极易被分裂势力所利用，造成广泛的国际影响。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民族地区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些突发事件,不仅造成经济、财产损失,更严重阻碍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有以下两点成因：

（一）群众的政治维权意识加强，但法制观念薄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信息渠道畅通，群众的自身素质明显提高，政治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可是实际上仍有不少人法制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淡薄，当政治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没有采取合理的途径来解决，而是采用上访、闹事等的手段来表达意见和愿望。

（二）民意表达机制不够完善。宪法中授予了公民在相关政治领域的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可是有些干部缺乏群众观念，不重视群众反映问题，脱离群众，宗旨意识淡薄，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的合理要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从而导致正常的民情民意诉求表达渠道不通，群众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这时相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便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和对抗情绪。他们的权利在体制内得不到解决，就有可能选择体制之外的表达，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民意民情表达机制的不够完善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有效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可行途径与对策应该是：

（一）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公民有明显的从众心理，他们根本不明事情的真相且没有正确的主见，因此很容易受别人挑唆；也有一部分公民很有政治主见，但采取上访、闹事的处理方式不对，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合法合理的法律途径。为此，我们应积极采取多种有效的形式或方式来对公民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

（二）完善民意表达机制，拓宽民意表达途径。我国吸纳民意有多种方式，其中主要是通过人大代表来进行的，因此进一步加强人大机构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预防突发事件的重要途径，但同时要意识到人大代表吸收民意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对此，我们各级党政领导要积极参与接访群众并公开信访信息，拓宽公民表达民意和参与政治的渠道，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

第五篇：处理群体性事件要勇于创新

处理群体性事件要勇于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转型社会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加剧，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分化组合，利益主体出现多元化，利益群体逐渐显性化，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群体性事件将处于高发期。

笔者对近年爆发的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归纳、分类和比较，力求找到不同类别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的不同原因、参与主体身份的差异、事件导致的不同后果以及事件对制度变革的互动程度。第一类以瓮安事件（女学生死亡事件——信息的恶意传播——影响恶劣、破坏严重事件）、陇南事件（市行政中心搬迁——拆迁户上访——缺乏有效沟通——爆发恶性的打砸抢事件）、孟连事件（胶农和橡胶企业的劳资矛盾——政府偏向企业——胶农利益得不到合理表达——与警方发生恶性对抗）等群体性事件为代表，这些事件我们称为甲类。第二类以厦门“PX”事件（政府要在厦门建立PX重大化工项目——市民担忧环境生态——环保专家与部分市民诉求政府——未果——散步——较理性解决）、上海沪杭磁悬浮工程事件（政府准备建设沪杭磁悬浮项目——市民担心环境质量——散步——较理性解决）、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长期不合理的出租车管理体制——在黑车、油价上升等因素影响下——出租车司机集体休息——政府及时、主动沟通——理性解决）等为代表，称之为乙类。

对两类群体性事件做一个比较，会发现以下问题。其一，群体性事件发生区域不同。甲类多发生在县城、郊区、农村，乙类发生在中心城市、特大型城市。其二，群体性事件诉求的主体不同。甲类多以农民、工人、拆迁户为主，乙类是市民、中产阶层等。其三，甲类表现形式是一种暴力、非理性的诉求，乙类是一种和平、理性的诉求方式。其四，后果影响不同。甲类造成较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社会后果，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乙类没有导致太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以较和平的方式解决。其五，甲类的非理性处理和严重的社会后果没有导致制度层面、法律层面的改进，没有形成制度创新的契机，制度仍然处于不均衡状态，乙类群体性事件个案的理性解决，但也没有上升到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层面，促成新的制度产生。

基于两类不同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和导致的后果、影响，充分说明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觉醒和公民意识的成长，以及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阶层差距、职业差距、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极化程度。群体性事件爆发也折射了当前社会利益的复杂和利益矛盾的尖锐，也凸显了我国公民利益协调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这是公民政治权利成长，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方式不理性和简单，政府管理模式滞后，政府和民间缺少沟通，以及制度供给不均衡导致的后果，促使公民使用“弱者的武器”。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09年我国将会面临一个更加复杂、困难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一系列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叠加共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为防控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笔者以为各级党政组织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要理性看待群体性事件，给公民更多的诉求渠道、方式和空间。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正常现象，是公民利益诉求不畅的结果，党和政府要以平常的心态处理，不能采取简单化方式，上纲上线，应该理性对待群体性事件。其实，群体性事件不是个新问题，只是现在受媒介发达的影响和社会开明的推动，报道较多，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群体性事件是近期的产物。党和政府只有以理性的心态对待群体性事件，才能更好地处理相关矛盾，并找到事件背后的制度原因。

第二，要创新公民利益诉求的方式。乙类事件中，公民以“散步”、“购物”、“喝茶”和“集体休息”等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我们应该让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也可以通过“散步”、“喝茶”、“集体购物”等理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在上面两类群体性事件比较中，笔者发现在大中城市，公民素质较高，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较强，参与和表达利益的方式也较理性，党和政府要主动创新公民利益诉求的方式，让公民在体制、法律的框架内表达诉求，尽可能减少公民利益诉求的“非理性”和暴力。

第三，要大力培育公民组织，培养公民精神。公民组织是培育弱势群体的公民意识、民主精神、政治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舞台，公民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可以促进利益的选择、整合、处理，提高利益诉求的质量和理性程度。同时，公民可以通过公民组织协调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冲突。比如在云南孟连事件中，如果冲突双方都有自己的自治组织——假设是胶农协会和橡胶企业协会——那么在胶农与胶农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双方可以通过各自的组织进行沟通协调，作为组织化的主体，双方的行为将较理性，矛盾的关键点也很好疏通，同时也降低双方的契约成本和信息成本，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要主动加强与民间的互动，努力形成政府与公民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公民通过公民组织与政府对话、谈判和沟通，努力形成制度化参与公共政策的机制，构建一种“回应型”的制度产生机制。这既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尊重，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须。如在甘肃陇南事件中，政府做出市行政中心搬迁的决定后，可以先和相关的自治组织、利益群体进行沟通，把市政中心搬迁的原因、要求及相关善后政策进行通报，倾听它们的意见，听取它们的心声，争取它们的支持和理解。这样政府可以通过民间组织进行社会动员，降低成本和风险，也提高政策的可接受性。

第五，要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契机，推动制度领域的变革和创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表面上看是环保、失地农民、大拆迁补偿、侵犯公民权益等个案原因，其根源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长期存在的制度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结果。而两类群体性事件处理，不管是较理性的处理还是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都没有导致制度层面、法律层面的改进，没有推动制度创新，制度仍然处于不均衡状态。对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处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个案的层面上，要借助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来反思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度、体制和机制，争取主动了解民意，以此为契机，促进制度均衡和制度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六项措施

一是区别不同情况，实施分类化解。

二是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协调化解。要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司法诉讼、仲裁等渠道化解矛盾纠纷，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方式，及时协调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

三是整合工作资源，及时就地化解。要把信访、维稳、综治、民政、司法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工作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

四是确定重点问题，领导包案化解。对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容易升级激化，带有普遍性的疑难复杂问题，要实行领导包案、一包到底。

五是下移工作重心，督导督办化解。要建立健全对复杂矛盾纠纷化解的联合督导和挂牌督办制度。联合督导由各地结合实际自行组织，一般每半年开展一次。对本地的复杂矛盾纠纷和上级交办的重要信访事项，要明确责任人和解决时限，实行挂牌督办。

六是健全完善政策，注重从源头化解。要防止因政策不连续、不平衡、不完善和落实不到位引发矛盾纠纷。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坚决避免因决策失误损害群众利益。七是加大投入力度，促进矛盾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