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论文《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第一篇：课程论文《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摘要：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满足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源动因素，因此，关照现实、关注民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随着改善民生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制度建设日益深入，社会制度的这种“中国特色”会越来越鲜明，并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建立公平完善的制度系统，谋求制度、结构和文化的内在一致性，进而统合行动者的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公共性方面发挥优越性的外在保障；我国兼职化的人大代表作为权力代理人与作为权力所有者的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无法消除，必须积极推进人大代表专职化进程，变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使人大代表能够更大限度的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以期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健康的发展；人大代表专职化直接影响基层民主建设，其发展状况直接体现和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与执政阶段性目标的发展变化，执政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形成了总体上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文化。这一执政文化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基本理念，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为根本方式，在执政实践过程中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关注民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人大代表专职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基层民主建设

一．科学社会主义而诞生

任何一个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都是继承批判和发展了人类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以英法为代表的近代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立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近代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近代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就难以产生科学社会主义【1】。1.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两个伟大发现作为建构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根据资本主义所准备的社会条件来建立未来新社会。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两个伟大发现都是马克思完成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2】。而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则是因为它要按照唯心史观的愿望来建立理想社会，无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法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因而也就无法找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的出现，“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3】这就注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根本区别。2.我国早期科学社会主义的雏形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也做过探讨和努力。例如，从上个世纪50 年代开始，我国已有学者致力于挖掘本土的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提出中国自古代开始而存续不断的理想社会观就是空想社会主义。我国学者还提出，中国形成比较完整的理想社会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些理想社会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唤起并鼓舞广大劳动人民去为推翻剥削、压迫制度而斗争。同时，这些关于理想社会的思想对于后世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等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有着重大的影响。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的革命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两大发现”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怎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并以其指导和推动欧美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阐述了列宁怎样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1917 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成功与失误，以及20 世纪初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史实。《社会主义在中国》中描述了时间从1919 年的五四运动到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前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其中包括中国的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复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民主革命中的最大贡献有两条: 一是在实践上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延安时期通过潜心耕耘，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那样的雄文，形成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此中国就有了自己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实践并取得胜利。

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特色社会主义

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党的十七大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任务。只有通过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理解、掌握且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其理论自身诉求，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奠定基础，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选择。

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个有机整体，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辩证统一。只有正确辨析三者的关系才能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备中国的特点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才能同当前的时代特征和发展结合起来，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进而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且与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结果。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4】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而必须要坚持的最根本的四个要点之一提了出来，凸显了坚持和完善这个制度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五个有利于”，即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五个优越性，就是五个“有利于”: 第一是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第二个有利于就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第三个有利于是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第四个有利于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中风险挑战。第五个有利于，是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

三．当代国情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

1.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基层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性环节和内容，其发展状况直接体现和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亨廷顿认为: 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权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关系。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认为，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检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著名的李普塞特假说: 经济繁荣促进政治民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普通人民更倾向于关注基本的经济福利、物质生活水平、就业等等，而不是政治权利。国内的许多研究者认为，一定的经济条件是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发展的原动力，即民众的利益需求，民主发展的根本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民主不能凭空建构，只能是基于人们维护自己利益的政治诉求而产生。2.权力制衡是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关键

从百年跨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到鼎盛，直到出现社会危机，爆发**，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有规律出现一次。旧的王朝灭了，新的王朝又起，呈现周期性。为什么是这样呢? 关键在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中，缺少一个制衡王朝权力腐败堕落的系统。早在1890 年恩格斯给康·施米特信中就曾指出: 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导致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演进道路。一个是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方向作用，就会促进社会正常进步;一个是沿着经济发展相反方向作用，就会造成社会发展停滞或后退;总之，政治权力不能合理运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5】。

自1980年邓小平《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讲话之后，胡锦涛重提和强调制度建设，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未来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在提到制度建设时，特别强调了“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观念”的思想【6】，我以为，权力制衡是构建制度没有例外观念的关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沿袭的权力高度集中和党政不分的权力结构弊端尚未根本改变，权力腐败已构成中国健康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说明了改革和完善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尤其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结构仍任重道远，充满险阻。

我们为什么在制度建设中需要权力制衡呢? 我们看看欧洲的发展就可以得到启示: 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中，其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识到，工业文明的确立和充分发展仅仅依靠市场经济和新教伦理不行，仅仅依靠科学发明和技术的广泛运用也不够，文明的转型和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政治推动和保护。如何防止封建势力的复辟和对新型文明的扼杀和阻碍是新兴资产阶级要考虑的。英国的现代化要靠英国女王监护，同时又要限制国王的权力。因此，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发明了权力制衡理论【7】。

关于我国权力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1980 年8 月18 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进行了深刻阐述，他指出，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执政党所犯错误的主要根源是政治体制问题，基本制度是好的，具体制度存在问题。“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②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中国的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个人集权仍然没能避免。邓小平还指出，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封建主义和共产国际的个人集权，原因是中国历史上长时期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共产国际长期实行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从政治制度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就难以建立。

改革关系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和兴衰成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选择适合本国国情路子的改革，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才能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注释: 【1】《人类历史发展大趋势》，赵曜。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451 页。

【4】《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9 － 380 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版，第483 页。

【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7 页。

【7】金艳:《试论人大代表专职化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2004 年第6 期。

第二篇：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论文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摘要】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 也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与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组织, 不是社会解放的“普遍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是消灭阶级, 而是在政治上“保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本文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其实现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马克思没有公开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第一次明确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1]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曼的信中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过渡的政治工具。马克思同样认为公社是一种过渡现象。这一点将有助于认识到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这意味着公社还必须实现从未被解放的劳动形式向劳动的解放、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消除“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政治制度才会终结。公社并未达到这种条件。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

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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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3]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

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三、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

国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将是什么呢？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从打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开始，那么消亡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除”。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家虽然被打碎，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旧存在，后来才被摧毁，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马克思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过程发生之前必须废除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这有两个原因：

1、官僚主义是与人类的彻底解放不相容的，特别是因为官僚化会使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和非政治化；

2、官吏会成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且抗拒消亡。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认识到并在体制上制度上保证他自身的权力是社会权力，而不再把这种社会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时候，人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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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才能完全实现。官僚国家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离永久化。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像公社所做的那样竭力反对这种分离。公社的最正面的特点是使政治权力非制度化，从而使社会重新政治化。对马克思来说，官僚主义的国家是起异化作用的，因为它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自由间的中间阶段”，还因为它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因此，人类彻底解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不能在官僚制度下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官僚机构一旦建立就会变成一种利益集团，其成员享有经济上的和与权力有关的特权。官僚不仅抗拒消亡，而且利用它的权力以各种手段使自己处于牢固地位。况且，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制度中，作为寄生赘瘤的官僚机构都会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各种理由和支持。由于这个原因，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一定能使官僚机构消失。

与马克思不同，列宁一直坚持国家必须依赖一个单独的社会经济阶级。因此，列宁断定，随着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会“自行”消亡。[4]这一理论失误使列宁主张把苏维埃（公社）改造成“国家组织形式”。这一政策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了服从于官僚主义的官僚机构。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他的解决办法是“从下面提拔工人”到领导岗位，却没有废除官僚主义的结构。[5]列宁的建议没有抓住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假定提拔工人到政府职位能消除官僚主义，就必须假定作为个体的工人生来就是非官僚的。有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也是这样主张的。当年巴枯宁就是根据这种看法批评马克思的。巴枯宁认为，过去的工人一旦成为人民的代表或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而且他们将开始轻视普通工人；他们将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并且声称有权统治人民。[6]但这是对马克思的曲解。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记述可以看出，他认为防止选出的或雇佣的官员成为腐化的统治者的不是工人的善良天性，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

作为官僚机构的形式的国家和作为国家的物质内容的官僚机构会相互自我实现和相互保护。因此，官僚国家本质上抵制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成为实际权力以及专政的物质内容。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这是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不同，所以官僚国家不会消亡，而无产阶级专政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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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保存，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消灭。官僚是其自身的目的，无产阶级是其自身的否定，因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不能保存自身的被征服地位。因此官僚不会让政治机构即其生存的源泉自行消亡，而无产阶级却必须让政治机构消亡。这样，为了避免官僚主义自我实现的困境，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一种非国家，又是反官僚主义的。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和作用

公社的经验给了马克思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经验材料。马克思从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对立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罗莎·卢森堡，都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仅仅为镇压反抗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列宁把这概括为：“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7]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非国家的、公社的形式。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国家机器并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但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并不以此告终。公社只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

[8]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因此，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工人阶级组织，如工会、联合会和政党，不是被改造成如列宁所建议的那种由国家控制的组织，恰恰相反，是被改造成无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材料。无产阶级专政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是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开始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无产阶级专政所采用的压制和防御工具也必须是性质合适的。马克思对宣布建立“保卫公民的”国民军的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的补充是：“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9]但我们不应把在“全国规模”组织的概念与少数官僚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掌握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相混淆。组织国民军足以根除常备军“这一个一直存在着的阶级统治”僭取政府权力的危险。显然，马克思担心政府“僭取阶级统治”，想用国民军的形式保持镇压权力。但他不是想准确地规定无产阶级统治的镇压手段的形式，而只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直接控制这些手段。

五、无产阶级专政在监督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政治职能

没有一部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涉及人类解放的，任何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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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不涉及这一问题。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消灭不会自动导致人类的解放，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坚持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有可能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对人类生活条件和人类自由有害。劳动机制和劳动组织在劳动奴役中也能独立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些发明也能被其他制度运用，如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所证明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应优先考虑纠正这种情况。首先使工作成为可以忍受的,然后是令人愉快的，最后是有人性的。

从《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可以归纳出一些能逐渐达到人类解放的经济手段：

1、缩短工作日；

2、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求”；

3、增加社会消费；

4、同时减少行政开支；

5、同工同酬。这些手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它们在资本主义下也有可能实现。关键在于，在无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手段是连续的，并且它们以总目标作为参照点，而在资本主义下它们只是作为偶然的、被迫做出的反应出现。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目标，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明确说到了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按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说法，工人一旦获得公社形式的政治权力，“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能使劳动获得自由的经济改造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10]马克思所想象的社会向共产主义的改造与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非常相似。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府——公社不用剥夺资产阶级来消灭阶级。公社只是成为社会改造的监督者。正如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议会制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所以公社成为新秩序的政治保障，而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

六、结论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社会解放的“普遍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在政治上“保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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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社会的过渡。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机器的完全的“反题”。官僚机构的自我实现和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前者要求自我肯定，后者要求自我否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具有官僚主义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制度上与无产阶级的总目标相协调。只维持有效的镇压手段以保护革命成果是不够的。镇压手段必须从属于由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推动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手段和职能。这一事实限定无产阶级专政可能采取的形式应该是工人阶级的非官僚主义的、直接的政治组织。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巴黎公社的普遍形式和原则为模式。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制度的目标是使社会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对马克思来说，“自由”王国不只是在于满足物质需求。人使其内在自我在外部世界客观化的能力和利用其意识控制世界的能力也是同样需要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最终消除劳动异化的条件。必须建立个体在一个非官僚主义的、非异化的环境中自由发展的条件。对马克思而言，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包含着消灭所有生活领域的资本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19世纪的状况现在依然持续存在。巴黎公社也许不足以为我们提供建设现代无产阶级专政所需的一切。但是，苏联创造的，以其官僚主义国家和由这个国家造成的工人的政治被动性为特征的无产阶级专政失败的经验，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的巴黎公社的优点。

鉴于全球化威胁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生存、权利和利益，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都已被证明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被正确认识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对于现在存在的各种政治方案而言仍然是可靠的政治替代方案，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把人类的需要、满意和自由置于资本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官僚机构和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之上。

参考文献: [1] [8] [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5] 列宁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7]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2] [3]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三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剩余价值论为科学依据，论述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学说。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

下面我将就近几年社会上的一些事情谈谈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

高考公平。

今年的7月15日，也就是高考结束一个月后，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四省8位律师联合致信教育部，反映北京部属高考高校招生中存在严重地域歧视问题，建议教育部改革招生制度，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增加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等地的高等教育投资，并扩大在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高考大省的招生名额。

我们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经历过高考的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每年围绕高考的新闻和段子大都比较敏感。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段子，说是一湖北小伙在北京一建筑工地当小工，偶然间和在建写字楼的设计师聊，没想到他们竟都是1992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全国一摸一样的考题），湖北民工当年考了515落榜了，设计师在北京当年考了497上了建筑工程大学。20年后，他们过的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现在各地的高考试卷不同，已经无法直观的从考分来衡量高考的地域性不公，但这种不公却始终存在着。今年北京大学在北京本地计划招生612名（含文理科医学部），而在河南则仅仅招录108名，在安徽只计划招录45名；清华大学在北京计划招生203名，在河北、安徽分别只计划招录54名和65名，再如中央财经大学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268名，而在河南只计划招生104名，在湖北的招生计划只有64名。那么再看看高考总人数吧，今年北京参加高考的人数是7.34万人，河北是45.93万人，安徽50.6万人，山东55.07万人，湖北45.7万人，河南95.24万人。是否触目惊心？招生比例的严重失衡与宪法精神相悖。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处的平等不仅仅指法律制定、法律适用的平等，也指任何公权力机关都不能通过任何形式对公民予以任何没有正当理由的不公平对待。招生比例的显著差异也违反了我国《教育法》第九条中“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规定。诚然，虽然人口因素不是制订高考招生计划时考虑的唯一因素，但如果忽略人口因素制订的高考招生计划的公平性很难保证且难以让人信服。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我们，对公平的诉求尤为突出。高考，似乎是我国现阶段最公平的考试，每年都有近千万人参加高考，希望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这个貌似公平的考试却依然充斥着如此的不公，不能不让我们愤慨。教育部作为主管全国教育的部级行政机关有责任和义务保证教育公平。目前的各高校施行的高考招生指标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早不合时宜，应该取消。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更公平更自由的招生体制。在现有的招生体制未改革之前，教育部应该对各高校提交的招生计划严格审查，应该扩大在河南等高考大省的招生名额，从而确保各高校在全国的招生应参照考生数量等因素确保招生比例均衡。也许这个过程充满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为了维护这起码的公平，这个过程又必须去经历。

乌坎事件

乌坎事件，是2011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的一宗群众运动。由于土地被村委会成员私下变卖问题，村民代表过去两年十数次之上访仍丝毫没有解决之下，村民与地方（汕尾市与其下之陆丰市）政府发生矛盾，在2011年9月21日东海街道乌坎村有三四千人聚集在陆丰市政府大楼与派出所，不久获政府答覆，可问题没有实质解决。乌坎村之后再爆发多次示威，警民发生激烈打斗，之后村民自发组织「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在12月9日起村民每天在村内村委会附近的仙翁戏台前集会示威，并在游行通往陆丰市政府大楼前与警方爆发冲突，此后开始警民对峙局面。

汕尾市政府12月9日把乌坎村民申诉定性为“（事件与）在境外的某些机构、势力和媒体与乌坎村事件确实有一定关系，把问题炒得沸沸扬扬，无限放大”，但村民表示这只是土地问题诉求。另当天中午，村民薛锦波等五人被刑事拘留，其中薛锦波在被关押了三天后死亡。官方验尸结果与薛之家人探视后认定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两件事情激起村民情绪而把事件激化，亦因此乌坎事件得到国际媒体的注意。

12月20日，政府官员先派代表进村内与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谈判，成为事件和平发展的转机，同时由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牵头成立工作组处理，承认民选之“乌坎代表临时理事会”地位，对村民过激行为不追究，并称释放被拘留村民与尽快再对薛锦波进行验尸确定死因，翌日晚上双方撤除路障，结束每天举行之集会，其后两天村民欢迎**进村，并把被捕之其中三人释放，双方对峙局面结束。

今年2月1日，乌坎村举行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由村民一人一票推选11人组成的村民选举委员会；2月11日通过村民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推选村民代表，并选举村内7个村民小组组长共109人，3月3、4日以同样方式选出村委会成员与村民小组代表各7人，被政府点名视为闹事分子的或示威组织者全部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这几次选举均全程开放给记者媒体在旁拍摄，亦有市政府与工作人员在旁监督。2月16日汕尾市官方正式把薛锦波遗体交还其家属并发放90万人民币抚恤和殓葬费，但并未再提及致死之责任问题。

乌坎事件可以折射出我国现阶段很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我谈一谈新闻自由方面。乌坎事件在中国国内常规媒体也有见报道，但只局限于官方（广东省委与陆丰市委）发出之通稿；但中国境内的互联网上，以 “乌坎”、“薛锦波”和“陆丰”等关键字，于各大网站查询微博和关键字网页曾一度遭封锁。在中国大陆通过搜索引擎依然可搜索到乌坎事件的相关消息，但多只是报纸转载官方之消息；官方新闻多只见于南方网（转载陆丰市委宣传部或广东省官媒南方日报消息）、南方日报、广东卫视（如郑雁雄与**会议与讲话）与汕尾市政府官方网站。国内媒体在零星上访以至军民对峙僵持这段时间，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前基本上只能刊载陆丰市政府的通稿，并不见独立采访报道，包括南方都市报或南方周末等。尽管有内地记者亲赴乌坎采访（如南方都市报有记者以个人名义前往），因南方网只转载陆丰市政府的消息，所以乌坎村内曾有“南方网报道失实，丧失职业道德”横幅出现。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评论以后，各地报纸网站才开始刊发独立之评论与采访报道。另外除媒体外，还有青年村民自行拍摄录像编辑成视频《乌坎！乌坎！》或集会相片，通过网络供网民下载发放，向外界表达诉求及寻求网民关注甚至声援；在事件僵局以至选举前后，他们每天以微博（主要在新浪微博）向外发放当天村内集会与选举情况之图文与视频（这些图文有被媒体采用），成为事件中除媒体以外最重要的消息传播方法，这也是事件中消息传播的一个亮点。事实上，近年来对于某些敏感事件的新闻封锁屡见不鲜，但由于互联网的日渐壮大，这种新闻封锁越来越难。既然封不住，又何必去封？又何必使敏感的事情越来越敏感？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任何体制下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我们更应该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从乌坎事件本身看，一是当地人的诉求集中在民主选举上，甚至亮出了“保障人权”这样的口号，表现出当地农民渐渐萌发的公民意识，以及明白经济纠纷的幕后原因实为政治因素。二是积极参加抗争的人大部是青年人，特别是90后年轻人的加入让抗争开始利用高科技手段。村民开放一间屋子，欢迎境内和境外传媒采访，变成了临时性的新闻中枢，相信传媒并愿意通过媒体发声以及选择微博等作为发声方式。三是村庄代表人发表讲话，希望全大陆都可以民选官员，诉求有突破地域的趋向。

从政府应对看，或许当地政府低估了此事件的严重性和扩张力，对广东省委、省政府和主要领导人的执政新理念和治理新举措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有评论指出，虽然开明的广东政府采取了一些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却未能阻止乌坎事件的发生和发酵，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大前，此事件越闹越大，出乎了领导者的判断力，应引起高度关注和思考。

源于换届选举、土地买卖、村务公开等问题引发的纠纷，本应该得到及时解决的问题，一直在省委领导的重视下百姓才放心，这说明了地方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存在没有及时疏通民众合理的诉求，把问题一再抑制最后导致了问题进一步的激化，以至于乌坎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村民说：他们的矛头直指原来的村两委干部腐败行为。他们非常欢迎省工作组进村开展调查工作，并表示他们会全力配合省工作组进行调查，并希望省工作组能够让他们公开公平公正地投票选举村两委，查处涉及违法违规有腐败行为的干部，并向村民公开乌坎村自1992年至2011年的账务收支明细表，等等。

透过乌坎事件，亦说明了当前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日趋尖锐。稍不留神或者处理不当，就会成为不可预知的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正确分析和把握主要矛盾。它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它将直接决定国家执政为民的理念，乌坎事件正如**说：村民的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当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当中如果得不到突破，势必会引发一些矛盾集中冲突，复杂和突出利益如何有效化解确实考量一个地方的领导才能。

什邡事件

什邡事件，是于2012年7月1日起发生在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的一宗群体性事件，起因系什邡市动工建设“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这个项目被曝有极大的负面环境影响，导致大量群众集会游行，以示抗议。什邡市政府当局派出大量警察、武警、特警官兵前来维稳的行动，引起了严重的警民冲突，并导致多人受伤，当局已经决定停止建设此项目，并否认有人在事件中死亡。7月3日，什邡公安局发出措辞严厉的通告，其勒令“凡煽动、策划、组织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或打砸抢的人员，三天内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7月4日凌晨，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称为平息事件，公安机关依法对27名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予以强制带离。

什邡市这个投资100多亿元的钼铜项目，被称为国家汶川大地震灾区产业发展振兴重大支撑性项目、四川“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也是经国家环保部按照新标准同意开工的项目。能够为当地带来40亿元的利税和3000个就业岗位，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超过 400亿元。这一项目之所以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直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除了人们担心环境污染问题，在治理层面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决策过程缺乏民意支撑。缺乏民众参与的决策过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极易引发社会冲突，尤其是与老百姓生命健康和生活安全息息相关的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要求政府在法治和尊重实践的基础上，将专家的意见和百姓的意见综合考虑，形成发展的目标要求。

二是社会管理中存在全能政府思想。工业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面对风险挑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共享发展成果。政府不可能再包揽一切，并且天然认为老百姓就应该支持政府论证为有益发展的项目。

三是社会治理成长缓慢。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社会主体性日益增强，但是制度化参与能力提高缓慢；另一方面是决策过程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与程序还比较缺乏，与人们日益高涨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要求不相适应。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愈发冷静的看待我国GDP的高速增长，但各级政府对GDP增长速率的追求却似乎从未停息过。地方政府极力追求GDP高速增长和老百姓对生存环境的日益重视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敏感。然而，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因此，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以牺牲生存环境换来的经济发展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什邡事件并未结束，不管最终该钼铜项目是否对什邡市民的健康生活造成影响，该项目是否能在什邡市得以开展，这类事件已经在提醒我们，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迫在眉睫。

第四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浅谈中国之民生问题

从改革开放以来，民生问题一直是作为一个热点问题而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这也是时代进步的表现，纵观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追溯“民生”问题的发展发现民生问题从古至今一直贯穿于人类生活之中“民生”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曾一度占有统治地位思想的儒家学派中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宁”联系在一起，但是回顾我们的历史，不难发现民生问题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却很少得到真正的重视。两千多年“君为重、民为轻”的封建思想奴役了中国人民，主人成了公扑，公仆成为了主人，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欧洲一些国家的文艺复兴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进而这些国家快速的发展，于是后面就有了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给撕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遭到践踏。众多仁人志士呐喊民众觉醒，共同救国，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生问题首次与国家兴衰存亡联系到了一起。中山先生认为：“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的生活问题，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要解决民生问题就需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中山先生的想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性，中山先生“关注民生”的想法落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民生问题才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由于诸多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生问题也时不时受到干扰和冲击。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拨乱反正，民生问题又被提到了首要位置，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社会新矛盾的形成，民生问题更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解决好民生问题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

中国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民生问题的表现形式、解决程度及其社会影响各不相同，原始社会中，民生问题以简单的生存为目的的形式凸显出来，由于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生产力极低，民生问题无非是保障生命安全、共同劳动以保证食物共享，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这种“大同”局面不复存在；在奴隶社会,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和生产生活资料,是被奴隶主阶级奴役和剥削的工具,此时的民生问题表现为奴隶阶级要求获取一定的人身自由和生产生活资料，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井田制被私有制取代,奴隶转变为农民.由于奴隶主阶级无限度的榨取奴隶的血汗，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奴隶被迫起来进行反抗，在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作用下,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社会确立起来；当秦始皇一统天下，掀开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序幕时，民生问题表现为解决减租和吃饭的问题,渴望获得土地的要求，但在历代农民起义打击下，统治者调整政策都会改善一下农民的生存状况,但是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下，减租不可能的，解决农民耕者有其田问题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近代中国，民生问题表现为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中如何生存、发展问题，近代各革命阶级提出了种种解决民生问题方案,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各种方案的尝试,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思想解放和经济近代化。中国的民生问题初步得到解决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真正解决了当时民生问题中的最重要的环节——农民的土地问题，继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道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失误，极大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解决民生问题的步法大大加快；“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要求到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十七大则把民生问题和社会建设提到相当的高度，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再次具体而明确地指出了全面小康的民生目标。十八大报告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幅民生发展的幸福画卷。报告指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际上都贯穿着切实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这条主线，都以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为目标和归宿。十八大报告具体论述了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这五个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现实问题，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些令人鼓舞而又实实在在的举措，彰显出执政党“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诉求。

从民生问题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大力改善民生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对于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首先，改善民生问题有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社会的建设。社会公正有两个基本价值取向：一是共享，二是为每个人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而民生这个问题的改善与这两个基本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其次，是有助于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对发展经济的意义很大，甚至无可替代。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直接拉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外贸拉动、投资拉动和内需拉动。在这三个经济动力中，内需拉动最重要。只有通过扩大内需才能使经济平稳增长，不会大程度上被其他国家的金融**所影响。故而民生问题的改善，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是否具有一种可持续的推动力。再者，改善民生是确保国家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但只要把问题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就可以确保这个社会的安定。

当前，劳动就业、物价房价、医疗卫生、入学教育、食品安全、收入分配、环保治安等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此一来，改善当前社会所存在的民生问题，是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霍海燕.改善民生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析[J].理论探索,2002,18（3）；36-38

传统文化与当前建设文化的联系、民生问题、黑格尔哲学（德国历史不看）元旦过后

开卷

第五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形成并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创新、中国特色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科学”，一是针对“空想”而言，二是作为一种理论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同其他两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它直接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理想。

1、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的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列宁的理论不同于马克思的，毛泽东的理论也不同于列宁的和马克思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同于毛泽工的、列宁的、马克思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实践背景不同，其中最主要的是时代背景的变化和具体国情的不同。

理论创新的源泉在于实践：在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总结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而取得的。如果没有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新的事实、新的实践，就不可能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在这种创新活动的开始阶段，人们在采取某些新办法时，不一寂静认识到它们的全部意义，但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却发生了原有的理论所始料未及的新情况，从而生长出新的理论。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形成并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历史性创造。这个创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两次伟大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任务，是把鸦片战争以后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为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伴随着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产生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次飞跃，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产生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形成这个理论体系，是新时期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最大收获。

实改革开放以来，在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过程中，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大理论成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正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为以后的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

3、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艰辛孕育着发展，探索推动着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关键就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怎样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有一条正确的道路；一个民族要振兴，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坚定信心与决心。当前要认真学习贯彻好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认识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的唯一正确道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不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马克思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 ［3］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 ［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6］《邓小平文选》1—3卷 ［7］十六大报告

［8］胡锦涛同志在学习“三个代表”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3年7月1日）［9］莫尔：《乌托邦》 ［10］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11］赵曜等：《科学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2］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