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

第一篇：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

罪犯入狱，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违法犯罪，而根源却在于价值观扭曲，道德沦丧。因此，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不仅仅要提高他们的法制意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思想道德、行为规范上存在的重大缺陷和严重失范的问题。而我们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治疗这些缺陷和失范的一剂良方。

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纳入罪犯思想教育的范畴，可以说是这些年来监狱思想教育的创新

然而，把传统文化教育纳入罪犯思想教育的的范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目前仍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尝试，而不是整个中国罪犯思想教育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革，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的关系还存有疑虑，各个试点单位在实践中对教育目标的设定、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的形式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困惑。因此，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的概念、内涵及关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及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观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系统、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着。〔1〕这些文化积累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世代延续，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承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地域上说，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等等；从流派上说，在先秦有儒、道、墨、名、阴阳、法六家的不同，汉魏以后，又出现儒、道、佛三教的鼎立。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人生“修、齐、治、平”，把个人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以此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当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但是作为良好人格具体体现的基本要素是相同的，这些基本要素就是能否以真正的爱同他人相处，即“仁”。“有人把我国传统美德的内涵归结为‘尊道贵德、律己修身、仁爱孝悌、诚信好礼、精忠报国、天下为公、以义制利、勤俭廉正、务实宽厚、自强不息’等”〔2〕，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丰厚道德文化遗产是今天公民道德建设中可借鉴和利用的宝贵资源。

当然，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部分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其精华和糟粕。不能只看到精华而看不到糟粕，或者只看到糟粕而看不到精华。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精华和糟粕各居其半，没有轻重，而是精华是主，糟粕是次，精华是根本，糟粕是枝叶。

当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道德思想，是我们思想教育面临的重大任务。

（二）罪犯思想教育的意义分析

著名教育家吕型伟说：“人类最大的残疾是心灵的残疾，教育不仅仅是文化上的传递，更是人格心灵的唤醒。” 思想教育是指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以宣传本阶级的思想体系、政治主张为内容，以对人的道德情操、思想认识进行引导、规范为任务的思想意识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监狱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成功经验及其制度。“我国监狱对罪犯进行教育的内容通常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三个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可谓我国监狱的特色。我们不仅开设思想教育课程，而且在实践中非常重视对罪犯思想教育，并且把它放在首位。”〔3〕按照《监狱法》的规定，我国现阶段监狱对罪犯的思想教育主要包括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前途等几方面内容。

对罪犯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对改造罪犯工作的基本政策要求，有利于“端正罪犯政治方向、培养罪犯优良品德、促使罪犯认罪服法、激发罪犯改造动力。”〔4〕“如果我们不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促使其认罪服法，深挖犯罪根源，解剖犯罪思想，使其最终在真理面前低下头，要想改造这些反动思想根深蒂固的罪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对罪犯思想教育是我国监狱改造罪犯成功的法宝之一，今后必须继续坚持乃至发扬光大。”〔5〕

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比较忽视思想教育的作用，一般也不开设思想教育课程。比如美国，从社会（包括家庭和学校）到监狱，基本上都没有思想教育工作制度。美国监狱虽然有牧师和心理学工作者，但牧师的实际教育作用很小，心理学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同道德基本上不相干。人的改造从根本上说是思想道德的转变，只有现实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使狱中的犯人得到真正的改造。美国监狱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制度不能不说是美国监狱效能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6〕直至现在，美国联邦监狱对罪犯的矫正，思想教育仍不够重视，其教育计划仅是“帮助囚犯获得了读写能力和相关技能，这些技能有助于他们释放后的就业。”〔7〕所以，在我国当前监狱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这些经验和制度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是监狱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应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罪犯思想教育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前提。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当社会化过程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素质时，便赋予了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性格、感情和倾向性。所以人们都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定的倾向从事活动，其自身的文化素质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并熔铸于活动的结果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学者概括为十大特色：“

1、勤劳智慧，奋发有为；

2、爱国爱家，仁政恤民；

3、勇于创造，革故鼎新；

4、廉洁奉公，为民请命；

5、轻利重义，舍生取义；

6、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7、尚贤选能，注重文事；

8、敬老慈幼，尊师重教；

9、诚信谦和，敬业乐群；

10、胸怀博大，协和万邦。”〔8〕这十大特色，无不对人性的锤炼和品性的塑造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同样，对于罪犯思想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在罪犯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有助于唤醒罪犯的良知，唤醒罪犯的“孝心”、“爱心”、“廉耻心”、“恻隐之心”、“仁义之心”，唤醒罪犯的“礼仪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消除对物质及其他非分的欲望。从实践来看，我国监狱对罪犯的思想教育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影响的必然结果。

二、当前罪犯思想教育中推行传统文化存在的困难

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排斥的思想残余仍在作祟。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的内容。但近代以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五四”时期是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时期，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合撞击，一些人“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不破不立’，‘打倒孔家店’、‘消灭汉字’等等。”〔9〕意图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用“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科学主义”代替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

建国以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是只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教育，而排除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而且往往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批判中国传统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对立。文化大革命中排斥传统文化的诸多做法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在经过哲学的反思以后，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这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霾至今仍未散尽。

另一方面是监狱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尚缺乏统一的要求和标准。对罪犯的思想教育必须实事求是，遵循教育的规律，遵循人的特性，民警必须有时间、有耐心开展教育工作，如此，才可能收效。反思我们现在对罪犯的思想教育工作，一个很不到位的方面就是不实事求是，缺乏统一的要求和标准，过于急功近利。迄今为止，各个监狱开展传统文化教育，除海南省由司法厅自上而下推行，统一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外，其他所有监狱均系自行在罪犯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个监狱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也是五花八门。教育内容的选择，师资的缺乏，上级主管部门及领导是否认同等因素常使各个监狱自行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陷入窘迫的境地。加之目前各监狱普遍存在重经济效益，轻改造的现象，正如毛泽东曾说的“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服劳役的。”〔10〕，罪犯教育的时间常常被劳动的时间挤占，没有时间的保障，最基本的教育任务都难以正常完成，又何来额外的时间推行传统文化教育？缺乏硬性的要求，各个监狱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往往功利性较强，常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想起来就搞，有时间就搞，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三、罪犯思想教育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探索

一是消除对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应采取辩证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排斥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的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局限性，了解其腐朽传统对人们思想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的糟粕进行认真的批判和清算，以消除其对人们的思想造成的不良影响。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 十七大的这一号召，为我们从事罪犯思想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道德思想，如爱国爱

民、孝梯仁德、敦厚信实、勤劳勇敢、先义后利、自强不息等等，是罪犯思想教育面临的重大任务。

二是建立强要求强内化的教育机制。“强要求，强内化”机制是指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依靠某种措施，使教学内容得到强化。罪犯思想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的内容，必须自上而下推行，建立长效机制，明确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加强考核。教育中，可采取强制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规定一些罪犯必须掌握的经典名篇，规定一些罪犯可以选择掌握的内容。如近两年来，江苏省金陵监狱在大力推行传统文化教育中，通过建立传统文化教育考核机制，明确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形式，开展月度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教育取得初步成效。在社会各界帮助和支持下，监狱向服刑人员发放了数千册《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中华文化经典读本，并在服刑人员中组织开展了古代圣贤经典诵读活动。并注意从新入监罪犯抓起，确保人人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通过反复诵读圣贤经典，让服刑人员在流传千年不衰的经史子集的诵读中参悟“做人饮水要思源，为人知恩要图报”的道理，使服刑人员在远离尘世的喧嚣和繁杂的氛围中，品出其中的真谛，受到经典的潜移默化，学会为人处事的最基本道理。

三是形成一个弱要求强内化的教育机制。“弱要求，强内化”机制是指没有明确的教育目标要求，依靠日常生活的有效渗透形成强内化的教育效果。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监狱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改造环境。要加强监狱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把正确的教育理念、良好的改造风气和监狱规章制度的建设，与监狱建筑、教学设施和各种人文景观的设计和建造紧密结合，并渗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大力打造罪犯传统文化教育的软、硬环境。我们在监狱文化建设中，竭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地制宜，创建了富有金陵监狱特色的文化品牌，使传统文化教育起到“外化于形，内化于心”的效果。首先，注重以优美的环境愉悦人。07年以来，金陵监狱在监区环境建设中匠心独具，汲中国古代园林的精华，把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与监狱的专政面孔和谐统一起来，并多次组织罪犯进行游园活动，融教育于潜移默化之间。其次，注重以丰富的内涵激励人。监狱努力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石一物皆有寓意，如小桥起名“平安桥”、“和谐桥”，石头有“三省石”、“求真石”、“拼搏石”，“回”字形雕塑内涵丰富。每个监舍的墙壁都挂有方形、扇形、菱形、条形的书画作品，室内都有贴合改造实际的提醒语，所有的书画作品、提醒语内容全部由罪犯自行创作完成，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罪犯自觉改造，追求美好生活。再次，注重以优秀的作品感化人。监狱利用空余时间，教导罪犯学习琴、棋、书、画等技艺，锻炼并陶冶他们的情操。并充分发挥“放飞艺术团”的“文艺轻骑兵”作用，经常深入到罪犯劳作现场、生活现场进行演出。让罪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调，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相声、小品、双簧、快板等艺术形式，使罪犯在娱乐中普及道德知识，在笑声里领悟人生哲理。努力避免那种生硬灌输和说教的方式，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润物无声。

四是利用课堂教学灌输优秀文化传统。课堂是监狱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阵地，结合教学内容把优秀文化传统介绍给罪犯，可起到深化教学内容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双重作用，并且可帮助罪犯从理论层面认识优秀文化传统，分清文化传统中陈腐落后的惰性成分，提高罪犯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吸收能力。针对监狱的特点，我们主要采用大课教育和小课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大课教育主要是借助监狱电视台，每周固定时间，组织全监罪犯集中收看传统文化系列知识讲座。小课教育主要是以监区或分监区为单位，根据监区（分监区）的教学进度，开展针对性的传统文化教育。08年，我们在罪犯中举办了以“理智人生”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系列讲座，系统介绍中国儒家文化知识，大力宣讲中国儒家文化“礼、信、仁、义、孝”的博大内涵，前后历时3个月，共举办了18期儒家文化知识讲座，现场接受授课教育的罪犯达到3200人次。监狱还充分依托监狱电化教育网、金陵之声广播网、罪犯新生家园网等信息化载体，将系列讲座内容制作成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课件，各监区组织全体罪犯在每周固定的教学时间内集体收看讲座实况，进一步放大教学效果。定期组织罪犯集体收看《幸福人生》、《天下父母》等系列节目，并邀请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志愿者来监开展了“礼在人际关系中的运用”、“中国文化与管理科学”、“传统文化领航人生”、“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等一系列传统文化主题教育讲座，从人生的信念、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抉择、人生的命运等方面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对引领人生的意义进行精彩的讲演，使罪犯的心灵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引导罪犯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并从中获得深深的哲思。通过深入浅出的儒家文化知识的讲演，启发和引导服刑人员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洗礼自己的思想灵魂，培育善心和爱心，重塑道德观念，回归理智人生。

五是组织罪犯畅谈学习体会和感悟。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我们民警与罪犯一起学习传统文化，学唱感恩歌曲，诵读圣贤经典，做到“教育者先受教育”。监狱进一步落实“民警谈话教育日”制度，分管民警深入监房，向罪犯讲述中华传统的美德，讲述幸福人生的理念，讲述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与罪犯交流学习心得与体会，鼓励罪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良好的心态、健康的心理积极投入到改造中去。许多罪犯在与民警的交流汇报中表达了希望传统文化教育能够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的愿望。此外，监狱还及时组织开展罪犯每人写一封家书活动，许多罪犯在给家人的信中汇报自己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体会和收获，字字句句发自肺腑。很多罪犯都表示，中国传统文化荡涤了思想上的尘埃，灵魂深处经受了强烈的震撼，复苏了道德良知，决心身体力行，积极求改，积德返善，争取早获新生，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像缕缕春风，不仅满足了罪犯对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学习的饥渴，同时唤醒了罪犯沉睡的心灵，让罪犯感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罪犯从内心深处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监狱改造秩序更加稳定。

第二篇：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结合的新途径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利益，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精神生活的追求则被忽视和淡漠。当前中国，人文精神危机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弘扬人文精神，寻觅失落的精神家园已成为当代教育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课题。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统一的中华民族精神，如“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经世济民”的责任精神，“和而不同”的和合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宝贵财富。充分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目标指向，培养大学生最终成为有独立、成熟、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是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我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发挥现代教育意义的必要性

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他们渴望成才，准备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积极思考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社会角色，其危机感和使命感明显增强。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一些大学生在社会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下，观念上、道德上产生了错位和倾斜，使得青年学生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

其一、思想道德心态逆转，理想追求淡化。表现为，一些学生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核心，强调个人本位，社会、集体次之；在物质和精神关系上，过分关注眼前的机会和发展，忽视远大理想和目标，不少人把实现较高经济收入和安稳生活放在人生追求的首位，重实惠、求实用，从而淡化社会责任感，甚至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在索取与奉献关系上，则一味地强调索取，认为个人贡献应与社会索取相等价。还有部分学生在价值观取向上过于急功近利，敬业意识薄弱，理想追求淡化。

其二、自我意识膨胀，生活行为失范。主要表现为不能正确掌握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高尚与卑劣、荣誉与耻辱的界限，进而出现了道德观念淡薄、生活行为失范等现象。在个人品德方面，有些学生过分强调个体行为的随意性。随意、庸俗被少数学生看作是一种“潇洒”，而对道德、纪律的蔑视与叛逆却被看作是有个性。在社会公德方面，不少学生对这一体现大学生责任感与文明程度的规范未加重视，甚至行为失范：考试作弊、损坏公物、随地吐痰、污言秽语等现象时有发生。

其三、生活追求侧重安逸享乐。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高档化，在现代生活消费意识熏陶下，青年学生也纷纷追求生活的新潮化和高档化。在生活方面，推崇及时行乐，吃讲排场、穿讲高档、玩讲多样、相互攀比、超前消费，甚至不惜“借钱过好日子”。而对提倡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嗤之以“小农意识”；在学习方面，贪图安逸，缺乏积极进取向上精神，声称“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的所谓“治学原则”。

如上种种现象表明了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仍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与党和国家对于青年学生高素质的思想要求相差甚远，与肩负未来的历史使命所需格格不入。究其客观原因主要有：

（一）社会大环境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对大学生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竞争体制有利于促使大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促使进取观念、平等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等新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强化，从这一方面来说，大学生人生价值取向趋于务实，即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其消极因素也是非常明显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功利主义等腐朽丑恶的现象沉渣泛起，并很快成为一些人衡量价值的标准，而社会又未能适时确立更完善的价值标准，导致部分大学生过于关注自身生存状况和发展条件而削弱了对崇高精神的追求。

（二）学校道德教育和管理的不足。长期以来，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与管理未能很好地结合，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说理，轻管理；重形式，轻内容的弊端，而过高要求，缺乏可操作性的道德教育体系，也因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失去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行为引导和约束。

（三）家庭教育欠缺和过分溺爱。当前的大学生群体，独生子女较多，由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往往受到过分溺爱。不少学生已习惯以我为中心，“人人为我”视其为理所当然，至于“我为人人”既不去想，也不愿去做，久而久之，尊敬师长、敬老爱幼观念淡薄了，冷漠、自私、怕苦、怕累的坏习气养成了。一些家长宁愿自己吃苦受累，节衣缩食，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舒舒服服、体体面面上学，对他们有求必应，很少甚至不去过问他们的花费去向，这无疑变相地鼓励了孩子的高消费，滋生了摆阔气、讲排场的恶习。

所以，我们要扭转这种尴尬的局面，必须从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入手，完善青少年道德教育机制，而利用好中国传统文化，发挥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无疑就是一种很好的手段。当代思想家任继愈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必须重视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发挥其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这些优秀的道德理论和文化传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坚持用这种民族的传统精神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增强其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精神，从而锻炼出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的新型民族精神，是我们高等学校德育工作者的责任。

二、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代高等学校教育中的现状

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求当代大学生要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这就要求大学生要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通过调查，从总体上来看，大学生都肯定传统文化在社会的影响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大学生肯定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整体上看，他们较之父辈拥有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多元的价值取向和多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在他们的认识和观念中也逐渐被淡化。但是，从我们的调研结果来看，总体上大学生还是肯定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普遍认为有必要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并且会主动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不少大学生认为“全球化将导致传统文化衰微”。

（二）课堂教育是大学生获得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大学生获得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途径和方式很多，如课堂教育、课外阅读、媒体、课外辅导和课外活动等。但最主要的途径还是课堂教育，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广大学生的视野也有了很大的开阔，他们可以在网上获得相关知识。

虽然课堂教育是获取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但从调查结果看，这种方式的效果却不尽人意。我们曾经选取了三个历史典故——“闻鸡起舞”、“投笔从戎”、“三顾茅庐”进行调查，大部分学生仅仅是“了解一些”，甚至一些学生根本不了解。

（三）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没有与自身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是被动地接收传统文化教育，而不是自觉地接受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教育，以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时代的急剧变迁，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表现形式和手法单一的传统文化已经难以与此相适应；二是新的时尚文化形式尤其是电视剧、电影等更为广大青年人所喜爱，更适合他们的口味；三是社会的多元化使广大的大学生心理需求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这也会使他们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的排斥心理。

怎样解决大学生群体在传承传统文化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给出以下建议：

第一，要着力改变全社会轻视传统文化的风气

一种文化形式得以保存不能离开人民大众这片广阔而厚重的土壤，在民众的关注下形成的文化环境是传统文化得以薪火传承的最重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首先，要认识传统文化教育与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密不可分。师承文化传统，创造民族文化的现代形态，并传承给民族的将来，这是教育的使命，责无旁贷。其次，培育民族精神离不开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人们从长期实际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能几千年生存发展、没有中断而在今天又能重新复兴的重要原因，要培养国民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就必须藉由历史教育。再次，综合国力的竞争也与历史教育有关。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注意保持并努力发展文化的民族性，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轻视传统文化，势必难以培养和增强民族凝聚力。

第二，传统文化教育和历史教育的形式亟待改革

从目前我国的历史教育教学形式来看，缺乏大众化的历史教育是导致社会文化氛围薄弱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加快历史教学改革的步伐，推动历史教育的大众化水平。首先，应加快学校历史教材编写改革，增加能激起学生学习兴趣、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的内容，尽量呈现生动的史实，避免过多的结论。使之更适合学生的思维特点、学习特点和时代要求。其次，教学方式多样化，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历史实物材料，将理论环节和实践环节结合起来，并改革考试方式，使之与历史教育的育人目的结合起来。此外，大学还可以设立历史教育专项课题研究项目，重视学校教育系统与社会教育系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推动历史教育工作的制度化建设。

清末文人龚自珍曾说：“灭其国不如先灭其史。”可见历史传承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多么重要。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应该努力学习人文知识，自觉吸收传统文化精髓，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更加全面地塑造自己成才。

三、探讨介子推文化对本区域内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积极意义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积极探索适合当代大学生特点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是我们进行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和培养的必然要求。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地处介休的一所高等学校，我们更多地将目光转向本区域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资源，例如：晋商文化资源、介子（清明-寒食）文化等。

清明扫墓的习俗来自于寒食节，而寒食节与春秋时期介子推有关，介子推“割股”给处于困境中的公子重耳充饥，这里体现了“忠”与“义”两种文化精神。当公子重耳成为晋文公欲封赏介子推时介子推背着老母进了深山，这里体现了“孝”。在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二为一，“忠”“义”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士大夫精神的渊源，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而以血亲为纽带将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孝”，从小处说，使一个家族具有凝聚力；从大处说，使一个民族、国家更具有凝聚力。

介子推“隐不违亲”的孝道品德更影响和感染了世世代代的绵山乃至华夏儿女。介休素有“三贤故里”之称。介子推为“三贤”之首。第二贤便是东汉三万名太学生领袖郭泰。早年他领导了太学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正义斗争。后来看到朝政腐败，“天之所废，不可支也”，便周游郡国，以选拔人才和劝导后进为己任。“党锢之祸”起，许多知名的士大夫被害，他不再出游，遂返乡回到母亲身边，设馆授徒，弟子以千数。《后汉书·郭泰传》记载说他“后遭母忧，有至孝称”，据说郭泰从母亲发病到去世，其间日夜守候奉侍，因劳累过度而吐血，一年以后才痊愈。第三贤是北宋出将入相五十年，位在宰相之上的文彦博。他不仅对孝道身体力行，而且有专门论著。在其《孝子善继人之志赋》中曾说：“孝子奉亲，俾继袭于先志，博谕于后人。”把承先启后，做为孝子的主要职责，对传统的孝道思想做了重要的发展和阐释。

在“三贤”的影响与感召下，绵山一带孝子辈出。诸如：明景泰时人武瓛，为给母亲治病，上绵山抱腹岩研习内科与疑难杂症三年，他不仅出巧思使母病有了起色，而且成为人们所尊崇的“神医”。清代康熙时绵山脚下人氏田馨美，二十年如一日侍奉双目失明的母亲不离左右，后又抚养他侄兄的遗子、姐姐的遗女长大成人。乾嘉时国学生张呈绣，母病后想喝蜂房泉水，他艰难跋涉上绵山去求，路上遇到了猛虎。猛虎看了看他便悄然离去，据说是为其孝心所感动。道光年间曾做过内阁中书的王堉，因母病开始钻研医学，在绵山发现了中草药“血见愁”。并不时给别人看病，且医德高尚，拒绝受礼，著有《醉花窗医案》等，人们赞誉他继承并弘扬了“三贤遗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从而使绵山一带成为闻名遐迩的孝道之乡。

“百善孝为先”。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社会营造敬老爱老的氛围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引导学生真正做到像孟子所倡导的那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一直是我们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方向。我们对学生进行介子文化的传承与教育侧重于介子精神的现实意义，一些研究学者将介子推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志在清明的政治理想；功不言禄的奉献精神；隐不违亲的孝道品德；惟诚惟信的人生准则。通过近些年的不懈努力，我校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的提升十分明显：比如义务献血的学生十分踊跃并逐年增加；拾金不昧的同学经常受到社会人士的表扬；优良的校风学风经常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与表扬，诸如此类的典型个案不胜杯举。

作为一所地处三贤故里，且具有典型办学特色的地方高校，我们认为，传承介子文化，弘扬忠孝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披肝沥胆，贡献力量。

备注：文章写作过程当中，引用或参考了不少其他学者的观点，现因时间问题，不一一备注。望谅解！（作者：王启军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主任）

第三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

究

【摘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魂，其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堪称我国人民的精神宝库。中央指出“我国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追求和精神财富，是实现中国梦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保证。在新时期，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发生的深刻变化，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及其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新环境下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和增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同时对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 党员干部思想教育 执政力 经济发展 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03-0290-01

引言

对我国来说，党员干部领导着国家发展、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党提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推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新形势下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融合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也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

一、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承，对于挖掘民族文化精神宝库，维系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纽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全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解决世界性的精神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文化中的有用部分。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是提高“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历了五千年的锤炼，在精神思想、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方面形成了内容丰富、形态稳定的文化。

2.发扬传统文化

有利于科学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打实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的精神基础。卓越的民族精神、人文思想、价值观念、社会习俗都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的理想精神和价值追求。

3.加强自身修养

文化是一个拥有整体性组织结构的体系，包括了很多无法脱离组织结构而存在的要素，在这个体系里，要素之间都发生了紧密的关系，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然而，整体结构与部分要素之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也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二、目前我国党员思想教育现状

1.党员干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党员对传统文化教育不够重视，很多党员对传统文化没有树立正确的认识，往往对传统文化教育抱着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教育，在大部分党校中，很多党员都选了传统文化教育这门课，但是在上课过程中很多党员并没有真正用心去学习、接受传统文化的知识。

2.党员干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情况

针对党员的传统文化教育是近几年才兴起的，课程、教师配置目前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虽然一些党校已经开设了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但这些课程大多数被安排在了每日课程的最后，这就导致了很多党员学习传统文化的效果大大下降了，其次，党员传统文化教育还不够专业，由于有些党组织、党校缺少专业的传统文化教育任课老师，因此使得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3.党员干部对传统文化的测评情况

党员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为了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提升党员的内在修养，优化党员的生活作风，然而由于当前的党员传统文化缺乏必要的测评，这就导致了一些党员没有努力学习传统文化的动力。

三、加强党员干部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

1.加大传统文化积极性的宣传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忠诚、为民、和修身四个方面。我国传统文化重视个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弘扬忠诚文化有助于引导党员把个人利益和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的美好未来努力奋斗。中华5000多年悠久文化积淀的传统文化是新时期干部教育的基础，干部教育要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时代精神相融合，高度关注干部的精神需求，筑起民族精神的堡垒。

2.充分挖掘传统文化里的治国方法

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多的治国理政方法，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案例，《大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才选拔思想，选拔以民为本，为民谋福利的官员，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儒家的“德治”“仁政”，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都为提高党员的治国理政艺术打下了基础，对当代干部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构建干部传统文化教育长效机制

党和政府要借助组织资源和法律条例，让党员干部充分学习到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系统的文化体系，以系统、全方位的措施将传统文化教育落到??处，发挥政策法规的导向作用，构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长效机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完善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之术。

4.弘扬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道德知识和道德力量，仔细研究其中所讲的道理，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大有益处。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报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古人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报国情节，对于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我们应该大力继承和弘扬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总书记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极为赞赏，他曾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有裨益”。在习近平倡导的“中国梦”、以民为本、依法治国、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新型国家利益观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中，都能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厚重的历史影响。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广泛的教育思想，对提高党员党性具有非常多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加强党员干部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党员道德修养，从而保证共产党员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潘万木，刘风华，程远志.简明中国传统文化（第二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2.[2]张万红，孙宏亮，王岩石，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3]思想政治工作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2.[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人民出版社，1998：1745.[5]马文颖.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四篇：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时的泱泱大国，在诸多方面都令友邦无法企及。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在世界民族史独领风骚。古时候，“琴棋书画”并称，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透过他们我们就能够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琴居四艺之首，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书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境界，其地位不言而喻。要论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要从古琴自身说起。古琴又称“琴”、“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臵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也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至迟到汉代已经发展完备，其演奏艺术与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古琴演奏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乐演奏形式。古琴与中国其他传统独奏器乐艺术，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斫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

古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她以其历史久远，文献瀚浩、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隋唐时期古琴还传入东亚诸国，并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所汲取和传承。近代又伴随着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东方文化的象征。

有关古琴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尚书》等文献。《尚书》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可知琴最初为五弦，周代时已有七弦。东汉应劭《风俗通》：“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三国时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型制已基本稳定，一直流传沿续到现在。

古琴的演奏形式主要有琴歌、独奏两种。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主要在士以上的阶层中流行，秦以后盛兴于民间。关于以琴为声乐伴奏的形式，早在《尚书》中，已有“搏拊琴瑟以咏”的记载。周代，多用琴瑟伴奏歌唱，叫“弦歌”，即唐宋以来所谓的琴歌。从汉代蔡邕所著《琴操》中，有歌诗五曲，即周之弦歌，其中的“十二操”，“九引”以及“河间杂歌”，都是援琴而歌的。

春秋战国时期，古琴的独奏音乐已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如伯牙弹琴子期善听的传说。当时有名的琴师有卫国的师涓，晋国的师旷，郑国的师文，鲁国的师囊等；著名的琴曲如《高山》、《流水》、《雉朝飞》、《阳春》、《白雪》等，均已载人史册。汉、魏、六朝时期，古琴艺术有了重大发展，除在《相和歌》、《清商乐》中作伴奏乐器外，还以“但曲”演奏形式出现。如器乐曲《广陵散》、《大胡笳鸣》、《小胡笳鸣》等，反映出古琴作为器乐演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琵琶兴起，古琴音乐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抑制。但由于古琴谱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当时古琴音乐的传播，而且对后世古琴音乐的继承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使中国古代音乐历史进人了一个具有音响可循的时期。

唐代诗人李峤、李颀、李白、韩愈、白居易、张祜、元稹等，都为古琴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薛易简在他著的《琴诀》中总结了古琴音乐的作用是：“可以观风教、摄心魂、辨喜怒、悦情思、静神虑、壮胆勇、绝尘俗、格鬼神。”并提出演奏者必须“定神绝虑，情意专注”，为后世琴家所重视，从而引伸出许多弹琴的规范。

晚唐曹柔鉴于文字谱“其文极繁”，使用不便，而创造了减字谱。即在文字谱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谱字加以减笔而成的一种谱式，近似演奏符号，是古琴减字谱的早期形式。

宋朝的古琴一方面出现怀旧的复古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古琴在《相和歌》、《清商乐》演奏中的长期实践，与民间音乐有着深远的联系，以及琴曲“楚汉旧声”的历史传统，使古琴音乐在复古主义倾向中并没有被湮没，而是有起有伏曲折地发展着。

明、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大量琴谱得到刊刻流传，见于记载的琴谱有一百四十多种，从中可知仅明代创作的琴曲就有三百多首。明初琴家冷谦的《琴声十六法》，是对古琴的美学思想、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提出的理论。

清末与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和社会变迁，特别是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古琴音乐濒于绝灭。当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一些琴会组织，如北京的“ 云琴集”、济南的“德音琴社”、上海的“今虞琴社”、长沙的“智偕琴社”、太原的“元音琴社”、扬州的“广陵琴社”、南京的“青豁琴社”、南通的“梅庵琴社”等，它们的活动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其中尤以上海的“今虞琴社”，持续时间最长，对琴界影响最大。琴派是具有共同艺术风格的琴人所形成的流派。

古琴不是一般的民乐，不是普通的古代乐器。它是一种小众的精英文化，从孔子至刘安、刘向、蔡邕、阮籍、嵇康、王维、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耶律楚材、明清众多文人大夫„„一代一代传承它的都是当时的楚翘，古琴从来没有在民间昌盛普及过，但它的传承绵绵不绝始终未曾断过。它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是一种音乐，是一件乐器，而成为“道”，寄载、托付文人精神、气质的“道”。这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一种奇特现象。

中国古琴乃形神兼备天人合一；德艺相融，心声契合之载体。中国传统哲学把天道看着客体，把人道视为主体，但人要符合天道，要为天地立心，天地与人都不是死板的，而是有生气，有理性，有道德的生动活泼的统一体。不难看出，这种种认为人与天地宇宙统一，并相互融合渗透的观念，从很早以前的先秦以来，就一直贯穿于历代先哲们的研讨之中。这其中虽含不同程度唯心主义的成分，并带有不同程度的神秘色彩，但从中还是可以领略“得天地之美”、“取天地万物以奉养人类这种特殊的哲学理念，这种超越现世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古代艺术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之一。千百年来这种文化心态对中国的诗论、画论、医论、琴论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作为历来为先哲文人们用来修身养性的琴，由于受这种哲学理念的渗透影响、疏导规范，使其从一开始发展的萌生阶段起，就不只是以一种单纯的娱乐需要呈现于世，而是浓厚地体现着这种传统哲学中“天人关系”等朴素的哲学理念。与 “天人关系”相呼应，《太古遗音》说：“昔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始画八卦，扣桐有音，削之为琴”。蔡邕说：“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器；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故伏羲制琴以象天地阴阳之数，而合神明之德，是谓正音”。嵇康在其《琴赋》中说：“琴能感天地以致和”。范仲淹《与唐处士书》中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朱长文在其《琴史〃尽美》中说：“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万物之声，非妙指无以发，故为之参禅复徽。攫援标拂，尽其和以至其变，激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非天下之敏手，孰能尽雅琴之所蕴乎”？苏王景

在《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中说：“琴，器也，具地之元音，养呼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正别有会心耳”。朱熹的紫阳琴铭曰：“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

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琴学，中国琴学的实质、内涵和形成特点，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或者说是“综合为一”的规律和特点。正如宋代朱长文的在其《琴史〃莹律》中所说：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取其声之所发，自然之节也，合于天地之数。这个“常数”，似乎应该就是道家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既极其精微，又十分博大的那个“一”，也应该认为就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这就是中国琴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意之深微的内在联系。不难看出，中国琴学是一种融人文中的道德、礼仪、理教、尚俗……与宇宙天地间的山川、河流、风雨雷电……为一体，融天声、地声、人声与三尺琴面为一体的一种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体。琴乐是人精神世界的抽象思维，因此，琴乐离不开天地自然界各种节气、风雨雷电、阴睛变化对人感官的各种作用和刺激，无此作用和刺激，也绝不会产生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种种人的精神情绪不断变化波动。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分别是一种哲学境界，渗透到琴学中，这些境界又呈现了带有十分抽象色彩的种种艺术境界。弹琴正如太极和作画。武术一开始是刚，到了一定境界境界则是柔，其最高境界是“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说明代以前的还是以少林外家拳为主，有“花拳绣腿”之嫌的话；明代以后的，就更多讲究“意到气到，气到力到”的内劲了。如今练太极拳的人很多，但大多人只是将其当成一种“广播体操”；学会了套路，对健康有好处，但绝非武道。功夫要靠着正确的方法和时间的积累，才能由小而大，由慢而快，由柔而刚。练习太极要求沉肩坠肘、含胸拔臂，力由脊发，极柔软达到极刚硬，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画也是如此，用墨、设色、构图等基本功具备，画出来的画作，仍因个人修养，而有雅俗之分。

古琴作为一种文人的雅乐，它的声音如文人般含蓄温厚内敛，不似筝琶悦耳张扬。倘若不能够接受古琴声小、且期求悦耳，那应该去听筝，而不能强求古琴成为古筝。因为几千年以来，古琴形成了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美学思想，现代人要理解她、欣赏她，而不是让她变成现代流行音乐来适应社会。正如李白、杜甫的诗词，要用古代格律诗的要求去理解、欣赏，而不能用当代诗歌的要求去理解和欣赏。

总之，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艺术园林中的瑰宝，有着极为悠久和厚重的历史，而今也正以恢弘的气势向前发展。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有意去培养对古琴的热爱，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有信心将这一文明传承下去，将华夏古琴文化发扬光大。

第五篇：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五行学说肇始于夏商之际，完善于春秋战国，影响持续至当今社会。它虽隶属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范畴，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广泛地渗透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自然科学与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庞朴《稂莠集》认为：阴阳五行“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因此，探讨五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古人认为，万物由五种相关的基本物质构成，这就是五行

最早记载“五行”学说的是夏商时期的《尚书·洪范》，其上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革，最早出现在金文，用刀剥兽皮之意。后指剥下的兽皮。如马革裹尸、皮革等。由革组成的字，如靴、鞋、鞭等多由兽皮作成),土爰(引出)稼穑。润下作咸,(水为咸，因盐出自海水)；炎上作苦,(火为苦，因火焚物变焦，则现苦味)；曲直作酸,(木主酸味，凡木结之果实，初皆为酸味，尤其是中原地区)；从革作辛,(金为辛味，„辛‟的甲骨文字形为，本指平头刀具，与„革‟近，延伸指辛辣之味)，稼穑作甘，(土为甘，土所生作物之百谷、瓜果，其味皆甘)。”这里不仅提到了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还介绍了它们所具有的特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五种味道。至春秋时期，古代思想家们进一步探索这五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五行相克”的理论,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可以战胜、克制另一行。其内容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到战国时期，继五行相克理论之后，又提出了五行相生。所谓五行相生，是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的源起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

关于五行学说的产生以及五行的本质含义，历代学者一直仁智互见，认识不一。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源自五种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五行物质说的产生依据是《尚书·洪范》的相关记载，此书记载的五行就是自然界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另外，汉代《尚书大传》解释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左传·襄公27年》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昭公25年》载“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国语·鲁语》载“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均从五种实际物质来认识五行。而这五种物质之间又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如相生关系：木生火，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火燃烧以后会留下灰烬,就是所谓的土;金属矿藏大多埋在地下,所以说土生金;对于金生水，通常解释为：金属在高温下可以融化为液体;而所有的植物生长时都需要水,所以说水生木。相克关系：植物种子最初埋在地下,当它发芽生长时就会破土而出，或一般的农耕工具均为木质，可以松土，意味着木战胜了土;用金属可以制成锋利的工具，用来砍伐树木，是金克木;金属矿石虽十分坚硬,可一旦在火上高温加热,便会熔为液态，这便是火克金;水能灭火，这是水克火;堆土可以挡住水流，就是土克水。五行物质说在历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唯物论的普及化，这种学说的影响愈加深入而广泛。但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受到空前的质疑，一则由于五行并非构成自然社会的五种必需物质，如金，属于可有可无之物；二则，以五种物质解释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亦存在一定的牵强之处，如木生火，需燃木或钻木后才能生火；金生水，解释为遇高温加热则金属变为液态;这种需要外力的加入才存在的五行关系，不符合自然规律，且五行相生的“水”，又存在此“水”非彼“水”的问题，属于概念的偷换。因此，关于五行的起源与涵义，又有以下几种观点。

2.源自殷商时期的五方观念

“行”的甲骨文为，代表着方位，所以，有人认为，五行的原始涵义是指五方。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万物的基本形式。按东、南、西、北、中五方划分空间和方位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墟卜辞。河南安阳挖掘的殷墟墓的平面图及上古明堂宗庙平面多半呈字形，这种字形的构造，建造起来不仅费力，而且费时、费料。因此，有人认为取这一形状构成某些建筑，是有象征意义的，这种意义，应是早期对方位空间的膜拜。

最早，五方原本只是四方，张其成教授认为即东、南、西、北，逐渐地四方变成五方，因为四方观中已经蕴涵了五方观，要确定四方，必须首先确定中央，《诗经·商颂·玄鸟》中就有“古帝武汤，正域彼四方”，即从中央看四方。因此，说四方，就已经意味着五方。与此相关的，五时最早也只有四时，即春、夏、秋、冬，只是为了与五方“门当户对”，故在四时之外画蛇添足地生造了一个“长夏”，用来和“中央”之位匹配。因此，有人认为五行的“五”起源于古代先民对五方的崇拜。3..牲畜中以“牛”为尊

在古代，牛、羊、鸡、犬、豕(猪)是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但这几种肉食，不仅存在性味、作用的不同，在古代人们的眼中，也存在地位的差异。

地位最高的是牛肉。郑玄注《周礼·庖人》曰：“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是牲者，祭祀之牛也，而羊豕亦以类称之。”“牲”的本义指祭祀用的牛，后来泛指祭祀用的牲畜。我们现代所用的“牺牲”一词，本来是指用于宗庙祭祀用的毛色纯净而体全的牛羊，一般纯色毛的称为“牺”，体全的称为“牲”。韩愈的一首诗中就有“孤豚眠粪壤，不慕太庙牺”之语。现代借用这个词汇，指为某项神圣的事业舍弃生命。一般而言，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和机会吃到牛肉，而低层百姓则难以问津。因为中国是农耕国家，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力，不得随意屠杀。并且，牛的养殖、生长周期长，成本大，所以，在很多朝代，国家一般都明文规定不许随意杀牛，这样牛肉的价格就很高。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上就说:“牛者稼穑之资，不多屠杀。”古代祭祀活动频繁，在祭祀活动中，用牛、羊、猪三种牲畜作供品较多，但一般的祭祀活动，仅仅用羊、猪作供品，称为“少牢”，只有在很隆重的祭祀活动上，比如祭祀天神，或有皇帝出场的祭祀，才会用到牛、羊、猪三牲，称为“太牢”。《庄子》上有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是庖丁宰牛时，文惠君在一边观看，并通过一系列的对话，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养生思想，说明在古代，杀牛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如果像我们现在一样，宰杀牛这样多，我想，一国之君断无前去观看的可能。

猪的饲养非常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在家中圈养猪的记载，如甲骨文中出现的“家”字，写为“192.16rr”，这个字由上为房、下为“猪”的形状构成，代表了古人把猪养在下层，人住在上层的房屋结构，或者家家有猪的含义。“溷”字为猪圈之意，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已经出现，表明人类养猪的历史非常久远。虽然中国人养猪的历史很长，但在羊与猪之间，中国古人更偏爱羊肉，这从很多汉字构成就能看出。我们看很多与吃、食物有关的汉字，多数都与“羊”有关，如表达食物美味的“鲜、美”二字，均是由“羊”构成，说明古人以鱼、以羊为“鲜”，以羊为“甘美”；“珍馐”的“馐”字，“膳”、“羹”等，亦由羊字构成。除此之外，表达补养、哺养的“养”字，同样也是由“羊”字组成，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羊肉的补益之性、长养之性均是很大的，至少要大于猪肉。

这种牲畜中以“牛”为尊，以“羊”为主的文化，其实也是五行思想在祭祀、饮食文化中的一种体现。

4..甘为百味之王

由于甘为百谷之味，百谷生于土中，所以在酸、苦、甘、辛、咸五味中，甘味对人体补益作用最强。我们中国人的主体食物为五谷，五谷皆生于土中，为甘味之品，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小麦、大米、小米、玉米等谷物做的食品，咀嚼到最后均会出现淡淡的甜味。同时，具有补养作用的药物也多是甘味之品，如人参、桂圆、大枣、山药等。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以五谷为主，亦即是以甘味食品为主体的，其原因就在于甘味对人体补养性强。相反，我们很难在辛味、苦味之中发现补益药。5.五脏之中尤重脾胃

五脏即心、肝、脾、肺、肾，是人体功能活动的核心，五脏与五行的配属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人体之精、之神均由五脏所主。但在五脏之中，《黄帝内经》又尤为重视脾胃的特殊地位，认为脾胃为五脏之本，五脏的气血均源自脾胃的功能活动，脾胃一病，则外而四肢，内而五脏，上而头面七窍，下而前后二阴无所不病;对于任何疾病，呵护脾胃都是最重要的一环，如外感发热性疾病，《黄帝内经〉提出“食肉则复，多食则遗”，应以清淡、少量饮食为主；对于内伤性疾病，应以观察胃气的状况作为判断疾病预后的标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言“粥浆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等等；在以脉象为主对疾病的诊断与预测上，脉象有无“胃气”是判断疾病严重与否、预后是否顺吉的关键。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的方方面面，从生理机制的运转，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以及预后、养生等无不体现着这一重要思想，这是五行中重土思想在医学中的延伸。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历代学者对五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褒贬不一，但均无法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规范与影响。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辩》)。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1.在方位中重“中”

重“中”的意识萌芽于人类早期方位的观念。

对“中”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的最早期阶段。在殷商时代，方位的观念便逐渐形成。人们对方位最初的定位是先有东、南、西、北四方，其后逐步出现五方的观念，即东、南、西、北再加上“中商”。据甲骨文记载,殷人把商朝领域称为“中商”。胡厚宣认为，当时的甲骨文中已反映出，观察四方风最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央的“商”有利，重视“中商”甚至导致了“中国”称谓的出现。“中”的甲骨文为“rr”，是一杆旗帜，上下有流苏。旗帜是军队的中心和住所所在，是权力的象征，以旗帜的形象表示“中”，表达了“中”的主导地位。从商代就出现的“中国”一语，表达了我国古代先民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

这种重视方位中“中央”的意识出现后，便始终影响着意识领域。殷商时期的重要卜筮书《周易》中便出现了以“中”为上为顺的思想，如张其成在《易道主干》中谈到：“《彖传》采用„中‟、„中正‟„刚中‟„当位‟等术语，从爻德位次关系上解卦义。如《讼·彖》„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临·彖》„说而顺，刚中而应‟。《观·彖》„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易经》卦爻辞在确立吉凶时，一般是看该爻是不是得„中‟得„正‟，„中‟比正更重要，如果得„中‟，一般为吉。可以说整部《周易》始终都贯穿了尚„和‟崇„中‟的思想”。重“中”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中得以发展。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即是“中气”之意。其后，文子在《文子·上德》中进一步发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实于心，草实于荚，卵胎生于中央。”强调中央之位是所有生命活动、生命之气产生的本位。同时，《文子·道厚》曰：“古之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认为三代时的三皇五帝因立中央之位方得安抚四方，并加以类推，认为所有的事物立于“中”才是立于本，并将之推延到人体生命。《文子· 上德》曰：“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脏宁，思虑平，筋骨劲强，耳目聪明。”在同时期的其他许多哲学著作中，这种思想均有呈现。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更是将重“中”的思想进一步提升，提出了著名的“中庸之道”，认为在解决矛盾时应“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礼记·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能否中庸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依据之一。其弟子子思又将这一思想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中庸·第一章》曰:“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将“中”看作是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庄子》提出养生的重要思想是“缘督以为经”。“督”是督脉，行于背部正中；“经”是经常。这一思想在《管子》、《吕氏春秋》等亦有体现。中、中庸、中道均为同一含义，意为不偏不倚，恰如其分。

2.五色以“黄”为贵

自然界的色彩本来有多种，五行规范之后，通常提到的色彩就有五种，即青、赤、黄、白、黑五色。同样，受五行思想的影响，黄色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色彩。在《汉书·五帝本纪》中有“色上(尚)黄，用五数”的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有“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中华文明的始祖是黄帝，这一名称的由来亦包含有五行重土的思想色彩。在五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眼中的颜色是有等级之分的：黄色最尊贵，因为黄为土色。其次是红色，因为火生土，红色为黄色之母，这叫母以子贵。在秦汉时期，文武百官上朝的服饰还没有级别差，秦始皇喜欢黑色，刘邦喜欢青色。但从隋唐开始，文武百官服饰的颜色就有明显的区分了，黄色成为皇家的专用色，只有皇帝、皇后、太子们可以使用。清朝的官服中有一种“黄马褂”，一般由皇上赏赐给有功的官员，穿上黄马褂，意味着是皇帝身边的人，因此，文武百官均以得到黄马褂为荣耀；而一般百姓，是不得随意使用黄色的。

三品以上官员则穿紫色、红色服饰，所用的车马、家中的门扉也多涂成红色、紫色。唐朝有一篇神童的《劝学》诗，说：“少小勤努力，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杜甫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作。这种观

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黄色、红色就是尊贵、吉祥的象征，中国民间喜欢红色，如婚礼、新年、开业等，均以红色作为主色调，也是这一原因。

隋唐时期以至其后的年代，七品官员穿绿色服饰，九品官员则穿青色服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就是九品官职，所以他在这一时期写的《琵琶行》里就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句子。宋朝时，福建人韩南通过乡试后几十年未取功名，比范进还不如，直到70多岁参加科考，依然一无所获，皇帝看他年事已高，开恩赏赐了一个职位，一下惊动了四乡，十里八乡的媒婆以为韩南是年轻人，蜂拥而至给他说媒，韩南无奈，只得在门上题诗一首，说：

读尽诗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吾年级，四十年前三十三。

从衣服的颜色来看，皇帝赏赐韩南的官位并不高，最多是个九品小吏。

当然，到了元明时期，青色也慢慢成为某些低下职业的专有色。元明时期规定，凡乐工、优伶甚至卖淫者，均要身着青绿色衣饰，或以青色头巾为标志，乃至于后世一般把妓院称为“青楼”，把妓女称为“青楼女子”，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女人偷情说是给丈夫带“绿帽子”，这一说法也是从这种文化背景发展来的。绿色在中国人的眼里，地位总是高不上去，股市全线下跌，就称为“全线飘绿”；某人紧张、恐惧过度说是“脸都绿了”。绿色在西方国家其实是和平、自然的象征，比如有“绿色和平组织”、“绿色环保组织”等，但绿色在中国人眼里，总是一种在正式场合无法使用的颜色。

同样地位不高的还有白色，唐朝时为一般百姓和无功名者的服饰颜色，刘禹锡的《陋室铭》中就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语。至元明时期慢慢就成为丧事的专用色。

黑色则带有歧视之意。古代之“墨刑”，即在犯罪者的面部刺字后用墨汁涂黑，成为一种耻辱的标志，以至于现代依然有“抹黑”一说。近年来流行的黑心、黑手、黑五类、黑社会、黑手党等类词汇，亦是这一含义的延伸。

我们再来看食物与人体的关系，也是与在整个传统文化中黄色地位尊贵相一致的。按照《内经》的要求，饮食应该五味均衡，什么都吃一点，但是黄色、甘味的食物可以作为主食，多吃一些，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产生的源头地域中原地区，吃的食物主体的色彩是黄色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小米、土豆、红薯、南瓜、黄豆等；肉类如黄鸡、黄鱼等；同样，对人体有明显补益作用的药物，也多是黄色的，如人参、党参、桂圆、大枣、枸杞子、山药、蜂蜜、甘草等。中国古代文化对“五”的注重

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

《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我国最古老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多处出现以五计数的条目。古人习惯把事物分成五类、五个等级、五个方面等。如《尚书·皋陶谟》有“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洲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尚书·尧典》有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尚书·吕刑》有“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刑是指墨、劓、腓、宫、大辟，均为肉刑)其他方面还有：占卜有“五行”,方位有“五方”,古有“五帝”,史有“五代”、“五霸”,天有“五星”,地有“五湖”,山有“五岳”,人伦有“五常”、“五福”,人体有“五脏”、“五官”,诗有 “五言”,粮食有“五谷”,药有“五毒”，音乐有“五音”等等。在这些“一分为五”的事物中,为首的“五行”显然是纲,其他的都是比照“五行”推演而成的。

《黄帝内经》以五行理论规范自然界事物与人体生命的方方面面，按照性质、属性相近以及存在联系的法则，归纳为五大系统，这五大系统之间，又按照五行的生克法则相互联系，从而组成了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贯通的整体系统。可以说，五行理论是组成中医学“天人相应”整体观的基本构架。人体内外相应系统结构表 五行：木火土金水 自然界方位：东南中西北 气候：风热湿燥寒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色：青赤黄白黑

五音：角徵宫商羽人体 五脏：肝心脾肺肾 五窍：目舌口鼻耳 五体：筋脉肉皮骨 五声：呼笑歌哭呻

五志：怒喜思忧恐 病变：握嚘哕咳栗

五行之中“土”为主导

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

中国是农耕国家，土地孕育生命、长养万物，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土”的地位在五行观念形成以后一直高于其他四行而占据主导位置。战国时期的著作《管子·四时》说：“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认为四时生化之气生、长、收、藏皆为“土”助益的结果。到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对》则明言:“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认为“土”不仅像阳热之火一样在万物的生化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土”之品行宽缓、温和，是儒家某些核心范畴，如“忠、孝、仁、义”等的精髓所在。因此，在五行作为哲学范畴规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物之后，归属于“土”行的事物便被凸现出来。五行重“土”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源自天之五星 在生活单纯、对自然界缺乏足够认识的人类早期，变幻而神秘的星空非常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伴随着星象的变化，大地出现的季节、气候、农作物的生长，亦进而使人们对天象、星象产生膜拜心理，因此，“占星术”一直占据着古代先民生活的重要位置。近代学者顾颉刚认为，“五行” 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五星的运行，是人们对天空中呈现的不断变化的五大行星的描述。“五星”即九大行星中肉眼可观测到的水、金、火、木、土星。由于五大行星在天体中是有规律运行的，所以古人又把五星称作五行。当时的劳动人民根据天象来定季节、律历，总结探讨四季时令气候变化的规律，为生活和生产实践服务。

4.源自手指的计数

郭沫若先生则认为，五行之“五”与人身的手足之数相同，因此，他提出五行源自古人对人体的观察。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中指出:“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横书? 曰,请以手做数,于无心之间,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一拳为五,六则伸其拇指,轮次至小指,即以一掌为十。”这个说法符合汉民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物取象”认知把握客观世界的方法。

5.源自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

北京中医药大学高思华教授提出，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素问·五运行大论》曰： “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认为气候的变动，伴随着规律的发生。高思华教授认为五行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一范围内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而夏季尤长于其他三季。通过长期观察，古人发现春季气候温暖，且万物皆由春温之时而生发；夏季气候炎热，且夏热之时万物长大繁茂；长夏气候潮湿，且万物多在雨湿之时变化结实；秋季气候干燥，万物收敛凋零；冬季气候寒冷，万物闭藏。根据这一特点，古人便以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概念来取象比类，以木的升发的特性来代言春天温暖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生机勃发的物候特点；以火的炎热向上的特性来代言夏季炎热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长大茂盛的物候特点；以土的孕育变化万物的特性来代言长夏之季湿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由禾而变为秀实的物候特点；以金的沉降清肃的特性来代言秋气凉燥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收敛凋零的物候特点；以水流于何处必然会渗藏于地下的特性来代言冬气寒冷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闭藏的物候特点。由此可见，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并不是什么物质的名称，而只是春、夏、长夏、秋、冬的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一个抽象用语。正如《尚书·洪范》所说：“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

从这一角度来说，五行中的木，表达的是春季的气候特征，火是夏季的气候特征，土是长夏，金是秋季，水是冬季的气候特征。五行的相生，是四时五季气候的自然转换，如春温变生夏热，夏热生长夏湿，长夏之湿生秋凉，秋凉变生冬寒，冬寒变生春温。而五行的相克，则是异常的气候相互制约:木克土，是风气对长夏之湿的制约；土克水，是湿对冬寒的制约；水克火，是寒冷对夏热的制约；火克金，是热气对秋凉的制约；金克木，则是燥气对风气的制约。五时气候通过相生，完成气候的自然转化，通过相克，完成气候的制约。

贺娟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教育电视台《师说》栏目特邀专家。从事《黄帝内经》研究2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作10余部。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