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层反映:校园暴力的几大危害及建议
基层反映:学生暴力视频屡见亟需引起重视
近年来,网络上屡屡出现学生殴打、羞辱他人的暴力视频,尽管有关部门及广大网友呼吁尽快制止这种暴力文化传播,但类似视频仍接二连三出现。暴力视频频出亟需引起重视。
一是学生自我控制不强。中小学生正处于心理悸动、叛逆及性格形成期,可塑性极强,容易受到社会影响,易出现“从众”、“好奇”等心理活动,在诸多诱因下做出暴力举动。而拍摄者、围观者也多为学生,不但不去制止,反而觉得有趣,间接传播了暴力思潮。
二是家长忽视孩子心理。我国大部分地区,现代教育依然多为应试教育,而部分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急切,过于重视学生学习成绩,忽视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导致孩子心理发展落后甚至畸形
三是学校监督管理漏洞。部分学校中小学生暴力甚至自杀现象时有发生,且暴力发生时无人制止、围观学生无人劝退、录像无人没收等问题暴露出学校监管漏洞。而部分学校为了提高社会知名度、升学率、吸引更好生源,过于注重文化课程,而忽视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导致校园被暴力文化侵袭。
四是网站审核管理缺陷。作为网站管理者、视频审核者在明知暴力视频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还依然充当暴力视频的传播者,究其原因是为增加网站点击率、吸引更多群众眼球,但却传播了暴力思想、产生连锁暴力反应。基层建议:一是分析教育暴力少年。学校和家长在教育、批评、惩罚暴力行为少年外,更应分析深层次原因、识别暴力产生因素,有针对性的处理和改善有暴力倾向青少年的外在不利环境及内在错误认知,从而彻底改变不良行为模式。
二是强化父母监管责任。父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家长要多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避免高分低能的出现,与学校、老师加强沟通交流,对不尽监管责任的父母应予追究法律责任。
三是建立暴力预防机制。学校应建立校园暴力早期识别系统,学校管理人员一旦发现学生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将这些信息汇总和分析,以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
四是教育政策机制改革。有关部门要在中小学开设心理辅导课程并配备专职的心理辅导教师,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心理和道德干预机制,预防心理疾病引发的过激事件发生。中小学要开设法制教育课程,定期安排学生参与法制教育活动,聘请法制老师以具体的校园暴力案件说法,而不是简单以文化课成绩作为对孩子的唯一评价标准。
五是遏制网络暴力传播。中小学生的分辨能力不足,校园暴力视频在网络传播,容易引起学生盲从、跟风心理,产生连锁反应。有关部门应加大整顿力度,严肃规范文化市场,严厉惩处暴力传播行为,为青少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篇:基层反映“网络暴力”带来3大危害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亟待重视
基层反映“网络暴力”带来3大危害严重影响社会和谐
亟待重视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2年7月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网络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2006年以来,“高跟鞋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最毒后妈事件”、“姜岩事件”、“艾滋女事件”、“辽宁女张雅事件”等等“网络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等欧美媒体甚至指责中国网民为“网络暴民”。《人民日报》总结了“网络暴力”三大特征:一是以道德的名义,恶意制裁、审判当事人并谋求网络问题的现实解决。二是通过网络追查并公布传播当事人的个人信息(隐私),煽动和纠集人群以暴力语言进行群体围攻。三是在现实生活中使当事人遭到严重伤害并对现实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网络暴力”的发生,会给当事人和社会造成3大严重影响。一是“网络暴力”给当事人造成直接伤害。网民在“非理性”因素的驱使下,对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并把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这既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事人的名誉权。在“姜岩事件”中,王菲被“人肉搜索”后,他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成员以及住址都被公布在互联网中,这给王菲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和伤害,而在“艾滋女事件”中,当事人更是遭受了直接、巨大的压力和伤害。二是“网络暴力”间接地腐蚀了社会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既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也应该存在于网络中。“网络暴力”的发生,有的是直接对别人进行诬陷和诽谤,而有的则打着“维护正义”的旗号进行“以暴制暴”、“以恶惩恶”。不管“网络暴力”的发生出于何种原因,它都将极大地腐蚀社会的道德标准。在“艾滋女”案例中,当事人的前男友仅仅是为了报复,便抛弃了社会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对当事人进行无端的指责和诽谤。这既给当事
人造成了伤害,也间接地腐蚀了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三是“网络暴力”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网络暴力”虽然发生在互联网虚拟社区中,但它是现实社会中暴力的延伸,最终又会回归到现实社会中。“网络暴力”的发生,指向的是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事件,这种暴力虽然没有现实社会的暴力事件那样极端化和暴力化,但它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和由此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样值得人们关注。网民在参与“网络暴力”的过程中,接触到的是谩骂,攻击等暴力符号,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网民的心理,从而导致网民把网络中接触到的暴力信息转移到现实社会中。在“辽宁女张雅事件”中,网民对张雅本人的谩骂和谴责很难平息网民的愤怒,而未平息的愤怒则可能转移到现实社会中。
“网络暴力”形成原因基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的匿名性、高自由度和群功能是产生“网络暴力”的温床。网络的虚拟环境导致网络发言者的真实身份被隐藏,其责任与真实身份的断裂导致网络行为的放纵,以不负责任的娱乐心态对待各种事件。二是传统道德观念是产生“网络暴力”的深层次根源。当前社会道德滑坡和道德缺失现象十分突出,由于道德话语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有着广泛的文化土壤,很容易被唤起,众多网民基于维护道德的正义感参与了“道德审判”,却给当事人造成了不道德的伤害。三是现实社会缺乏意见表达通道、弱势群体的利益无保障是产生“网络暴力”的现实基础。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理失衡、焦虑、不满、失望等负面情绪不断积累,却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排泄渠道,网络便成为替代性的宣泄平台,社会负面事件便成为导火索,网民极端、片面、偏执的观点加剧了极化效应,从而产生“网络暴力”。四是网络法制不健全、网络道德建设滞后是产生“网络暴力”的根本原因。由于我国的互联网发展极其迅猛,网络的法律和道德建设都相对滞后,难以对网民形成强有力的约束,表达的无责任约束很容易变成极富伤性的“网络暴力”。五是部分不负责任的媒体对“网络暴力”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网络暴力”会对当事人、社会道德标准造成严重的影响,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遏制“网络暴力”的发生。因此基层建议:一是各级政府应具有明确的舆论导向意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努力构建公共信息平台,规范信息发布的渠道,并建立完善的网络言论的应急疏导机制。二是加快网络立法建设的步伐,以法律手段来约束和制裁“网络暴力”行为,用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约束和制裁恶性的“网络暴力”事件。三是规范网站行为,倡导行业自律,使其自觉承担起网络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四是加强对民众的网络媒体素养教育,提升网民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从自我做起倡导“绿色上网”。
第三篇:基层反映
基层反映当前疏浚河道成非法电鱼重灾区
基层反映当前村级组织换届后退职村干部安置出现三个新问题 基层调研发现新医改后基层医务人员招聘面临“三难” 基层建议推行中小学校直饮水工程保障学生饮水安全 基层反映当前坟墓迁移存在困难影响工程项目征迁进度 基层反映当前农村县道镇道两侧农户植绿行为存在三方面问题 基层反映当前“家庭医生”推广过程中存在三方面问题 基层反映当前嘉兴农村道路提升改造遇国土资源部政策瓶颈制约
基层反映当前洗车行业向农村公路沿线蔓延迅速
基层反映当前失土农民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能享受健康体检
第四篇:基层反映 文档
二是存在无序竞争。以“牧家乐”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旅游缺乏统一管理,重复开发,缺少特色开发少,同质化较重,无序竞争现象严重。
三是基础设施较差。一些地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还不配套,客源不足,勉强维持,甚至亏本。
四是服务质量较低。缺乏经营管理新观念,营销策略陈旧,从业人员素质低,服务质量低,经营业绩难以提升。
为此基层建议:一是规范管理,合理布局。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重点做好旅游产品的区域规划。确保旅游产品布局更加合理,规模逐步壮大,实现协调发展,避免因旅游产品的雷同和单一性而缺乏生命力。
二是抓宣传引导,激发牧民发展动力。“牧家乐”旅游发展的主体是牧民,只有充分调动牧民参与的积极性,才能有效推动其发展。采取宣传发动、示范带动、培训推动等工作举措,充分宣传发展的重大意义,让更多的牧民群众了解、掌握、并主动参与到牧家乐的发展中来。
三是抓特色优势,打造旅游品牌。特色是发展旅游的生命线。要立足当地的旅游资源、民俗风情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尤其要注重突出文化特色,把发展旅游与当地丰富多样、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打造出地方特色突出、民俗风情浓郁的民族旅游品牌。
四是抓扶持引导,确保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主导和牧民主体的关系,既充分调动牧民的积极性,又从政策上加以扶持和引导;处理好共性要求与个性特色的关系,既体现旅游的共性,又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处理好重点突破与因地制宜的关系,既避免一哄而起,又确保加快发展;处理好加快发展与规范管理的关系,既充分调动农民主动发展的积极性,又要聘请专家进行策划和规划,制订标准,指导规范,确保乡村旅游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
第五篇:基层反映
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对全国人大提高基层代表比例反映热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基层代表比例将比本届提高,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有所降低。这是全国人大第一次就降低领导干部代表比例提出明确要求。青县广大干群对此反映热烈,一致认为:(1)全国人大是民众代议机关,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必将使来自基层各界最原汁原味的呼声和要求更方便、迅捷地直达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代表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利益,进一步增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2)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需要对国家大政方针与重大决策作出决定。基层代表比例提高,能够更有力地代表普通民众参与国家大政方针讨论,使国家实施大政方针与重大决策时能更多地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为当前存在的重大矛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3)各级人大作为监督机关,依法对“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官员代表比例过高,被人比喻为是“左手监督右手”,很难公正地对政府进行监督。只有基层代表比例提高,才能代表更广泛民众的利益,依法监督、规范“一府两院”的工作,才能更有力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政治文明和以民为本执政理念才能得到更深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