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反映

第一篇：基层反映

基层反映:当前农民文化消费需求状况值得重视

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不断推进，农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相应发生变化。通过与部分农民、基层文化干部和县乡（镇）村三级负责人座谈交流, 实地考察了当前农民文化消费状况，了解和掌握了农民文化消费需求新情况,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下的调研报告。

一、当前农民文化消费需求呈现新变化

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农民文化消费需出现了新变化，农民的文化消费不再停留在原来的“看看电影听听戏，天天守台电视机”的低水平。

1、精神文化消费在我市农村已经形成了普遍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农民们希望建设中的新农村不仅干净整洁，更希望自己能够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方面的素质。调查结果还显示，农村群众对加强自身知识技能培训的需求非常强烈，愿意为此投入资金和精力，其中“农业实用技术”、“法律知识”和“职业技能”等培训内容最受欢迎，这与政府大力倡导的“有知识、有技能、懂法守法的新型农民”要求方向是一致的。

2、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文化消费水平有较大影响。从需求对象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农民文化需求旺盛，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民的文化需求相对较弱。在经济实力较强、文化基础设施较全的乡镇，当地农民欢迎层次较高的文化活动，比如长兴县的不少乡镇，都希望县级以上文化、科技部门的专业人员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如书法、美术、科技等），以此培育、提高农民群众的先进文化意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当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3、看电视仍然是农民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但需求已呈现多样化。调查显示，看电视仍然是农民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高居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之首。这可能是因为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村“村村通”工程取得成效，电视以其方便收看、节目丰富、花费相对较低而成为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生活必需品，所以，看电视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但从调查中我们发现，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读读书、拉根小板凳去广场看看下乡的电影和戏剧等这些传统的农村文化生活，如今早已不能让农民感到满足了。农民需要新型的文化娱乐活动，比如上网，经常性地看到电影和文艺演出。

4、实用性科技文化知识学习成为农民文化消费的新潮流。从需求内容看，最受农民欢迎的是农业科技类文化，少有人“光顾”中外文学名著。但调查中也发现，一部分农民很重视文化生活。这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求知欲强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喜欢读书、看报、听广播，目的是从中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了解各种信息。他们舍得花钱买书、订报，舍得花时间读书、看报。

5、送文化娱乐下乡活动广受农村群众欢迎。从需求供给渠道看，农民除了喜欢本地文化活动，还对形式活泼的“文化娱乐下乡活动”非常感兴趣，参与程度很高。大多数农民认为政府组织的农村文化的“千场基层文化活动”和“万场电影下乡展映活动”很有成效，群众参与面很广，参加人数也特别多可见，送戏下乡这种活跃农民文化生活的方式还是很受农民欢迎的，在农民文化生活还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之前，这种方式

还要进行相当一段时间。

6、赌博迷信等活动成为农村群众痛恨的现象。在调查中发现，超过一半的农村群众对社会风气不满意，而对于需要整治的方向，大家都一致把矛头对准了乡间流行的“赌博”之风。另有一部分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妇女则热衷于烧香拜佛。另外，乡村与小镇里都有算命的、占卦的，甚至还有巫婆、巫医，为生者算吉凶祸福，为死者占阴府起居，为病者“驱邪”开方。

7、农民主动参与自办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从需求趋势看，农民兴办文化、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很高，被动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少。现在农村活跃的腰鼓队、乐队，农民不但欢迎，而且还热情地参与。有些地方的农村农民文化生活比较活跃。他们主要是利用传统民间节日活动如春节耍花灯、舞狮、舞龙，端午节赛龙舟等，以及“五一”节、国庆节、元旦等假日，开展一些由政府组织、农民自愿参与其中的文化活动，还有一些乡镇举办了民俗艺术节。

二、当前农民文化消费需求呈现新特点

调查显示，当前湖州地区农民文化消费在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表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农民对文化消费有内在的渴求。二是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趋于向城市接轨。三是农民用于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在逐年增长。四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投入有较大增加。

为此，基层建议：

1、完善政策，提高经费投入。当前，发展农村文化的主要责任在县及县以下政府。上级政府，主要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认真研究如何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通过必要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转移支付”解决基层文化事业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各级政府应将农村文化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每年有计划地办一些农民真正得实惠的文化项目。进一步深化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农村文化发展机制。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

2、加强农村文化工作规划，推进文化阵地建设。推进文化阵地工程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三级传播网络，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切实以群众文化活动“十百千万工程”和“农村文体建设年活动”为载体，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农村基层文化活动。各乡镇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宣传文化中心的硬件建设的责任，按各项指标制定建设基层公益性文化设施的计划，并将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实行项目管理。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引起全社会重视，吸引社会各界共同来解决乡镇文化设施建设。

3、改革和调整乡镇文化管理体制，扩大乡镇文化机构职能。必须尊重和适应农民文化需求的新变化，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健全文化市场体系，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要转变文化工作仅仅依靠宣传文化部门来办的观念，积极引导科技、教育、卫生、广播、政法等部门广泛参与基层文化建设活动。要改变文化活动单纯搞娱乐的做法，将知识性、教育性有机地融为一体，通过举办科技讲座、科普展览、田头恳谈、道德论坛、法制讲座、实用技术培训等多种新颖有效的形式，改单向灌输为互动参与，牢牢吸引农民。

4、加强培训，提高农村文化工作者素质。全市农村文化建设从业人员都会得到继续教育机会，更新知识，提高技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各县区宣传文化业务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改善队伍结构，以适应新形势下基层宣传文化中心工作的需求。

第二篇：基层反映

基层反映当前疏浚河道成非法电鱼重灾区

基层反映当前村级组织换届后退职村干部安置出现三个新问题 基层调研发现新医改后基层医务人员招聘面临“三难” 基层建议推行中小学校直饮水工程保障学生饮水安全 基层反映当前坟墓迁移存在困难影响工程项目征迁进度 基层反映当前农村县道镇道两侧农户植绿行为存在三方面问题 基层反映当前“家庭医生”推广过程中存在三方面问题 基层反映当前嘉兴农村道路提升改造遇国土资源部政策瓶颈制约

基层反映当前洗车行业向农村公路沿线蔓延迅速

基层反映当前失土农民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能享受健康体检

第三篇：基层反映 文档

二是存在无序竞争。以“牧家乐”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旅游缺乏统一管理，重复开发，缺少特色开发少，同质化较重，无序竞争现象严重。

三是基础设施较差。一些地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还不配套，客源不足，勉强维持，甚至亏本。

四是服务质量较低。缺乏经营管理新观念，营销策略陈旧，从业人员素质低，服务质量低，经营业绩难以提升。

为此基层建议：一是规范管理，合理布局。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重点做好旅游产品的区域规划。确保旅游产品布局更加合理，规模逐步壮大，实现协调发展，避免因旅游产品的雷同和单一性而缺乏生命力。

二是抓宣传引导，激发牧民发展动力。“牧家乐”旅游发展的主体是牧民，只有充分调动牧民参与的积极性，才能有效推动其发展。采取宣传发动、示范带动、培训推动等工作举措，充分宣传发展的重大意义，让更多的牧民群众了解、掌握、并主动参与到牧家乐的发展中来。

三是抓特色优势，打造旅游品牌。特色是发展旅游的生命线。要立足当地的旅游资源、民俗风情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尤其要注重突出文化特色，把发展旅游与当地丰富多样、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打造出地方特色突出、民俗风情浓郁的民族旅游品牌。

四是抓扶持引导，确保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主导和牧民主体的关系，既充分调动牧民的积极性，又从政策上加以扶持和引导；处理好共性要求与个性特色的关系，既体现旅游的共性，又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处理好重点突破与因地制宜的关系，既避免一哄而起，又确保加快发展；处理好加快发展与规范管理的关系，既充分调动农民主动发展的积极性，又要聘请专家进行策划和规划，制订标准，指导规范，确保乡村旅游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

第四篇：基层反映

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对全国人大提高基层代表比例反映热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基层代表比例将比本届提高，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有所降低。这是全国人大第一次就降低领导干部代表比例提出明确要求。青县广大干群对此反映热烈，一致认为：（1）全国人大是民众代议机关，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必将使来自基层各界最原汁原味的呼声和要求更方便、迅捷地直达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代表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利益，进一步增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2）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需要对国家大政方针与重大决策作出决定。基层代表比例提高，能够更有力地代表普通民众参与国家大政方针讨论，使国家实施大政方针与重大决策时能更多地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为当前存在的重大矛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3）各级人大作为监督机关，依法对“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官员代表比例过高，被人比喻为是“左手监督右手”，很难公正地对政府进行监督。只有基层代表比例提高，才能代表更广泛民众的利益，依法监督、规范“一府两院”的工作，才能更有力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政治文明和以民为本执政理念才能得到更深刻的体现。

第五篇：基层反映10

基层反映校园伤害保障机制亟待完善

近年来各类校园伤害事件不仅成为家长心头的一个阴影，而且也成了学校安全管理的一个包袱，课间追逐碰撞导致骨折、牙齿磕断，走路摔跤导致鼻梁撞断等，有时候严重影响到学校的教学秩序。

目前，学校处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时主要参照2002年教育部颁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但其属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次较低，而走司法程序时，关于校园安全的法律法规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侵权责任法》、《义务教育法》等。这其中的某些法律规定既不具体，又有严重法律空白，比如对在校学生人身损害案件的归责、处理标准均没有涉及，对学校应履行的具体管理职能规定得不够具体等，起不到前期预防、管理的作用。与此同时，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第九条中对12种情形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明确了学校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几乎涉及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些规定又比较模糊，在定责方面过于笼统，造成家长逃避作为监护人的责任，只要孩子在学校出了事情，学校就要负责的局面。

二是事故赔偿界定模糊、不明确。在校园伤害事件中，《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对事故损害的赔偿描述非常模糊，如第四章第二十三条：“对发生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几乎没有可操作性。另外，学校赔偿费用来源不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四章第二十六条中这样表述：“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根据责任大小，适当予以经济赔偿，学校无责任的，如果有条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自愿和可能的原则，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因此这类事件呈现出诉讼标的额高、调解撤诉率低、教育机构承担责任比率大等特点。学校是事业型单位，没有自主经济来源，若是给予经济赔偿，这笔赔偿费用来于何处？由谁支付？

进一步细化法律的适用规则，正确界定学校、学生和侵权第三人之间的责任，妥善处理校园伤害事件，让家长满意、给学校减负，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建议：

首先，完善校园事故伤害相关法律。教育部的《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制定于2002年，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需求，应由教育行政部门尽快牵头制定出台校园事故伤害法律，制定校园安全法，对校方承担责任范围进行明确并细化。司法层面，进一步细化法律的适用规则，对学校的“教育、管理、保护”职责予以明确；严格谨慎适用公平原则，判决学校分担损失应当合情合理。

其次，完善校园伤害事件保障机制。完善校园伤害事故赔偿保障机制，应确定学校赔偿经费来源、赔偿标准，设立校园人身伤害赔付基金，形成第三方处理机制，针对超过学校责任险范围的巨大损害建立互助基金，以政府拨款、家长捐助、学校赞助等多方面合力而成，构建学生伤害赔偿基金等多渠道赔偿体系。

最后，完善校园伤害保险机制。从社会层面扩大学校责任险覆盖面，将其进一步涵盖到教育培训机构、早教机构等各种教育机构；设立校园意外人身损害强制保险，与交通事故意外强制保险类似，一旦出现伤害事件可由强制保险先行理赔，有利于学生迅速得到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