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反映检查也要打假

第一篇：基层反映检查也要打假

基层反映检查也要打假

检查工作是上级领导部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督促工作，以总结经验，为以后工作部署、计划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项措施。但检查也有假，主要表现在：检查前有假。一些工作马虎的下属单位一听说上面要来检查，赶紧动员，该补的“补”起来，有好的“亮”起来，是丑的“遮”起来，单位面貌“焕然一新”，汇报材料均是成绩，检查点“包装”得很漂亮，让检查者看上去“大饱眼福”。领导当然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然而，检查组一走，工作依然如故。检查中有假。检查人员下去之后，作风不正，准备不细，目的不明，满足于看文件、听汇报，身入心不入，不愿意走进群众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本来需要认真细致检查的重要内容，不能完成按要求和标准去严格落实，致使检查质量大打折扣，检查成了“简”查；还有些检查人员在检查中虽然发现了问题，却碍于情面，怕得罪人，当老好人，不能理直气壮地行使督促检查的职能，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而是对问题不说透，对责任不追究，避重就轻，泛泛而谈，不触及矛盾，使问题不了了之，为日后的工作埋下了隐患。检查后有假。为奖优罚劣，检查结束总要评出好坏优差，一些上级领导和部门检查考核评优评先，缺乏考评的硬性标准和可操作性机制，把评优评先流于形式，往往使真正的优秀和先进没评上，而让一般、甚至落后的占了上风。有的是凭“人缘”，使一些工作认真、开拓务实、原则性强、多有“得罪人”者难以获好评；有的搞平均照顾，好事大家轮着来，上次评了张三，这次就评李四，这样虽平分秋色，最简单省事，但工作不分好与差，干好干坏一个样，会挫伤那些真正优秀和先进者的积极性。这样的检查考评结果，岂能令人信服？假检查贻害不浅，滋长了形式主义，使广大干部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更严重的是检查所得的假现象、假论据、假结论必将影响和误导决策层的科学决策。上级有关部门应制定严格的检查制度，要选派原则性强、作风正派、素质高、业务精的人员组成检查组，并对参加检查的同志严加管理，“约法三章”，打好“预防针”。同时还要深入基层做好对“检查者”的监督检查工作，如发现检查有假，要严肃处理。

第二篇：语文教学也要打假

语文教学也要打假

——基于教学观察与实践的分析 贵州省遵义市第五中学 屠雯 韩忠彧

CCTV十余年不间断持续追踪报道“中国质量万里行”，为产品打假大造声势。笔者认为，中国的语文教育，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造假，也应该打一打。其中一个现象就是“伪圣化”。

所谓“伪圣化”，就是用一套惟一的“公共思维”模式，箝制师生丰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说话方式，压抑精神自由，禁绝个性语言．让全体师生都用一个模式思维、用一套话语说话；就是用伪神圣、假崇高的观点去看待“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等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让师生的语言，远离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现实生活。

第一种表现——禁绝个性语言,禁绝多元解读文本。如，我们总喜欢耳提面命地引导十几岁的学生“要写有意义的事情”，“说崇高的话”；我们总爱说，“《项链》是批判资产阶级虛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 《雷雨》是揭示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麦琪的礼物》是表达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悲惨生活的同情”，甚至“《绿》是对祖国山水和大自然的热爱”等等，不一而足。

“崇高”、“有意义”这些人文价值理应倡导，但关键是怎样理解、如何把握“有意义”和“崇高”？那些课文也的确可以如此解读。但是，是否只有惟一的解读？必须強制性地如此解读？可否允许教师与学生做出自我的、多元的合理解读？再者，教师们如此这般日久天长地耳提面命，一节课一节课地训导薰染，我们的学生就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公众场合、根据不同的人们的不同需要，说人们认为该说的话，而不是说自我真实体验的话。有时甚至说假话、套话。教师在课上也不敢跟学生說自己的真心话，只能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包裹起来：只为应付考试背一串教参上抄来的话，说一通不得不说的话。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特性的课，可是人的最基本的精神自由哪里去了？《项链》题旨是否只能惟一地解释为批判资产阶级虛荣心与追求享乐的思想？能否解读为：“作者正是为人的命运的‘变化莫测’和人太容易为生命中的‘偶然’所左右，而感到不可理解。”《项链》作者自己也说“人生是多麼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

对统编教材中的每一篇文章，为什么只能有全国绝对一致的或大体一致的解读？对有些文章，可否允许教师和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生活体验，进行稍许独到的自我阐释、自我解读？ 第二种表现——定制统一的公共话语套子，让师生共同使用。师生的表达，大体都有统一的套子。如，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党的政策；写长城．必想解放軍。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是被上千堂语文课“培养”、“训练”出来的。我们可以沉静下来，深入想一想，通过这上千堂语文课的“训导”，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甚至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了“公共”的了，都是两两相合的。臂如白衣天使与护士、医生；蜡烛与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教师；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社会；光明、温暖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在说话、写作中，只有如此这般相连，方才合格，主题才积极，才是有意义。否则，语文老师那里就通不过。我们可以抽查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学生作文，会有一个惊人发现，相当数量的作文，从谋篇布局到词语的选用，甚至开头和结尾，都如出一辙，你很难见到有个性的文章，千万个不同的大脑，却有着大体一样的精神套路、言语方式！

中央党校教授李书磊博士，当年在北大读书时，亲身经历了一件难以忘怀的事。他回忆说：上英语课，外籍教师让全班学生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相當流畅，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写了不知多少遍了，然而英语教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教室。用一种陌生的、帶着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学生一眼，就像是看一群猴子一样。这一眼看得我们自惭形秽。原来我们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从小学我们就是这么说，这么写的。她指着我们这些目瞪口呆的学生：‘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沒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都沒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都沒有一点遗憾吗？’遗憾当然有，但一写成文章我们却只会这么写。我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

第三种表现——有一个“圣化”、“升华”情结。笔者在乡镇支教时，观摩过一次区级优质课竞赛，听一位女教师讲《背影》，讲得生动，读得也感人。学生在教师极富情感的循循诱导之下，沉浸在父子情深的氛围之中。许多学生感动得流下泪来。听课的老师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在课即将结束時，教师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同学们，大家考虑一下，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什么？”提出问题后，课堂陷人一片沉思。笔者也被教师的提问吸引住了。学生思考后开始回答，有的说，世上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父子情，如本篇朱自清先生所描写的。这是学生当然的答案，因为刚学了《背影》。教师說不是。有学生又答，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母子情。教师又否定。学生开始猜，有的说兄弟情，有的说姐妹情，也有的说爱情。教师说统统都不是。笔者也思考半天，不知其然。我想教师一定有精妙、深刻、生动的答案。最后教师以深沉的语调郑重其事地说：“同学们，人世间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既不是父子情，也不是母子情，更不是兄弟情、姐妹情、爱情，而是阶级情、民族情。本文作者描写父子情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种父子情，就帶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40年代，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所表现的就是一种伟大、崇高的民族倩、阶级情。我们要善于把渺小的感情升华为阶级情、民族情！”教師一脸的俨然、肃然，学生却一脸的茫然、木然。

课后我悄悄问这位老师，你说的是由衷的话吗？你真的认为人世间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阶级情、民族情吗？或者你真认为父子、母子等人伦感情，跟阶级情、民族情是对立的吗？这位老师倒也十分坦率，說：“何必那么当真，语文课上有几句真心話？但必须那样讲，否则就过不了关，课就会被批评为不深刻、沒有高度。另外我还怕学生考试遇到此类问题时难以应对，怕学生答题不符合标准答案„„”这绝非个别现象。写作中，学生稍有个性的言语，稍有个性的表达，就可能被一些教师轻率地判为“不积极”、“不健康”、“无意义”、“不深刻”、“偏激”。笔者以为，“积极”、“进步”、“健康”、“深刻”、“有意义”等诸多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应是每个社会成员基本的人生价值范畴，是每个人都应有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至高目标。但我们的教师却不可用“伪圣化”的眼光去使用这些范畴，不能笼统和轻易地滥用这些概念，不要动辄指斥孩子们不积极、不进步、无意义等。几岁、十几岁的中小学生的写作与说话，应以生活化、平民化、率真为主、以朴实和真切为高，以孩子所能有的精神体验为基本限度．切不可拔高，尤其不可用神圣、崇高甚至伪神圣、伪崇高去取代孩子们生活化、平民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表达和精神体验。

苏霍姆林斯基说：“关于一个人、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事，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任何时候也不要去努力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怎么样，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虛伪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卑鄙的人。”

“伪圣化”的中国语文教育（包括社会的大语文教育环境）培养出来的孩子，有两种极为奇特扭曲的现象：(1)“少”和“多”的反差：语文课上，无话可说，课后的话却滔滔不绝；作文课上冥思苦索，搜肠刮肚也写不出来，而在日记、在给朋友的短信中却洋洋洒洒，滔滔不绝。(2)“真”与“假”的反差：在交给老师的作文、在试卷上写的文字、公共场合的谈吐，多是根据场合所说的应景话，而在日常言谈、笔记、日记中，都是自由、率性的抒发与剖白。因而，我们的学生形成了一种“两面人格”，自小就学会了用两套语言去应对社会，见什么人讲什么话。笔者认为，这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多少年来以伪圣化套子压制个人语言、个性精神的恶果，是悖逆真正人文精神的恶果！我们的语文教师，不敢抒发自己对课本的一己理解，一个原因，是怕考试时不符合全国統一的标准答案，而深层原因，却可能是怕触犯某种无形的东西。在“伪圣化”专制话语氛围训导下成长起来的不少语文教师，早已经沒有了自己独到的一己之见。按既定套路来思维，已积淀为一种“潛意识”！这种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在听说读写的时候，必须猜测怎样才能博得阅卷老师的高分，绞尽脑汁把作文的主题往理想、爱国、祟高、积极方面升华、拔高，惟独不敢说想说的话、心理的话。总之，不敢忠实于自己的精神！这是十分压抑，悖逆人性的，严重束缚了个性，束缚了精神自由，非根除不可。

（作者：遵义五中 屠雯 韩忠彧 本文发表于中国WTO事务中心主办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来源期刊《时代经贸》〈国内统一刊号CN11-5036/F;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2-2949〉2008年10月号总第113期）

第三篇：基层反映

基层反映当前疏浚河道成非法电鱼重灾区

基层反映当前村级组织换届后退职村干部安置出现三个新问题 基层调研发现新医改后基层医务人员招聘面临“三难” 基层建议推行中小学校直饮水工程保障学生饮水安全 基层反映当前坟墓迁移存在困难影响工程项目征迁进度 基层反映当前农村县道镇道两侧农户植绿行为存在三方面问题 基层反映当前“家庭医生”推广过程中存在三方面问题 基层反映当前嘉兴农村道路提升改造遇国土资源部政策瓶颈制约

基层反映当前洗车行业向农村公路沿线蔓延迅速

基层反映当前失土农民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能享受健康体检

第四篇：基层反映 文档

二是存在无序竞争。以“牧家乐”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旅游缺乏统一管理，重复开发，缺少特色开发少，同质化较重，无序竞争现象严重。

三是基础设施较差。一些地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还不配套，客源不足，勉强维持，甚至亏本。

四是服务质量较低。缺乏经营管理新观念，营销策略陈旧，从业人员素质低，服务质量低，经营业绩难以提升。

为此基层建议：一是规范管理，合理布局。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重点做好旅游产品的区域规划。确保旅游产品布局更加合理，规模逐步壮大，实现协调发展，避免因旅游产品的雷同和单一性而缺乏生命力。

二是抓宣传引导，激发牧民发展动力。“牧家乐”旅游发展的主体是牧民，只有充分调动牧民参与的积极性，才能有效推动其发展。采取宣传发动、示范带动、培训推动等工作举措，充分宣传发展的重大意义，让更多的牧民群众了解、掌握、并主动参与到牧家乐的发展中来。

三是抓特色优势，打造旅游品牌。特色是发展旅游的生命线。要立足当地的旅游资源、民俗风情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尤其要注重突出文化特色，把发展旅游与当地丰富多样、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打造出地方特色突出、民俗风情浓郁的民族旅游品牌。

四是抓扶持引导，确保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主导和牧民主体的关系，既充分调动牧民的积极性，又从政策上加以扶持和引导；处理好共性要求与个性特色的关系，既体现旅游的共性，又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处理好重点突破与因地制宜的关系，既避免一哄而起，又确保加快发展；处理好加快发展与规范管理的关系，既充分调动农民主动发展的积极性，又要聘请专家进行策划和规划，制订标准，指导规范，确保乡村旅游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

第五篇：基层反映

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对全国人大提高基层代表比例反映热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基层代表比例将比本届提高，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有所降低。这是全国人大第一次就降低领导干部代表比例提出明确要求。青县广大干群对此反映热烈，一致认为：（1）全国人大是民众代议机关，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必将使来自基层各界最原汁原味的呼声和要求更方便、迅捷地直达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代表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利益，进一步增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2）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需要对国家大政方针与重大决策作出决定。基层代表比例提高，能够更有力地代表普通民众参与国家大政方针讨论，使国家实施大政方针与重大决策时能更多地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为当前存在的重大矛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3）各级人大作为监督机关，依法对“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官员代表比例过高，被人比喻为是“左手监督右手”，很难公正地对政府进行监督。只有基层代表比例提高，才能代表更广泛民众的利益，依法监督、规范“一府两院”的工作，才能更有力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政治文明和以民为本执政理念才能得到更深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