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透视

第一篇：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透视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内容提要：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当今的新农村建设面对道德危机、教育问题和文化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启示，首先以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只有以教育为本才能培养新农民，因为新农民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的；其次是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发挥知识分子文化和技术的优势为农村服务才能有效的指导新农村文化建设；最后要以乡村学校为基，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只有以乡村学校为基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文化创造力和自主性，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关键词： 乡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 教育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标榜自己先进还是被人称作保守，其情一也，皆是为了中国的复兴而苦苦探索。前面说过三大思潮，其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一度被称为保守，被认为是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却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经验。乡村建设理论的时代特征体现在，它是在中国现代化事业屡屡受挫后、激进主义思想要全面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之际，提出的一种在肯定民族文化合理因素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的理论。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从这意义上说是一种“内生型的现代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那些成绩优秀的后来者们大都采用的是这种“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例如，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问题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以乡村教育为基础和重点，这一条很符合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的需要。新农村文化建设，包括教育建设都要以教育来完成和提升其水平，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一）以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改造农村

梁漱溟认为：“教育„„天然要转向乡村，由于方向的探索，也一定要归到教育„„教育家为了方向的探索，也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1]我们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得到三个教育为本的重要启示：一是基础教育要提高教师素质，强调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二是成人教育培养农民农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精神训练；三是职业教育以农为方向，提倡多渠道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1、基础教育阶段的强调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

现在在教师培训上提的最响的一个口号就是教师专业化，认为教师应该向医生和律师一样成为一个专业，拥有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精神，并且有专门的从业范围。这就会使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只是具有学校教育功能，而不注重自己的社会功能。但是梁漱溟却认为作为教师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这些思想值得反思。梁漱溟认为乡学村学（可以类比为现在的农村中小学）的教员不仅是学校的教师，还应该是“乡村运动者”。职责不仅仅是教书，还负有推进社会建设事业的责任。“乡学村学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亦既是广义的教育功夫——村学乡学的教育，本以阖村人众为教育对象，要在推进社会为主，而亦将通常

[2]学校教育归包在内。故教员责任不以教书为足，且不以能教学校学生为足。” 因此，在梁漱溟的新社会组织乡学村学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员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他们是乡学村学和乡村组织与社会运动这个大系统联系的纽带，是代表一种新眼光、新知识和新方法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如果把乡村建设的大系统比作社会的总脑筋，那么乡学村学的教员就是许多个细微的神经末梢，与这个总脑筋相联系，方可应付和解决种种乡村问题，促进乡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现在的农村，以中小学教师的文化水平最高，他们是本村本乡的文化高地，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离不开他们的积极参与。他们不能只是在学校里做专业的教师，而应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文化资源优势，对周围乡村民众进行教育和指导。从事文化设施的管理和应用，以及带领学生或者其它民众编排节目，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城市的教师不需要担负这些责任，可以做专业化的教师，而农村的教师要担负更多的农村建设的责任就必须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发挥教师的社会功能并不会降低对农村教师质量的要求，相反对于农村教师的要求更高，这需要教育部门给予农村教师更高规格的培训和补充高质量的教师；在教师的职业之外的工作还应该适当给予补贴，以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梁漱溟的乡学村学教员，多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毕业生，在任教期间还会不时受到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在职培训。现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应该开设一所专门培养非专业化的农村教师的研究院或者学校，用以对农村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以及整合教师文化资源。一个教师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需要一个组织来统一支配，形成合力，发挥最大的效用。

2、成人教育培养农民农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精神教育

梁漱溟认为农村成教不能仅进行知识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对农民的精神陶冶。现今培养新型农民，知识技能的学习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精神教育却很少同步进行。梁漱溟创立的村学和乡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教育组织，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培养农村民众“人心向上”精神的社会政治组织。他认为：“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发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3]他这里提到的“本能”即人的“情意”，也就是精神。梁漱溟始终认为情意（精神）教育比知识教育更加重要，他说：“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在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4]在当时梁漱溟进行精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重塑农村被冲击而破坏的伦理道德体系，从传统旧文化里转换出适应时代的新文化来。80年过去了，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依然承受着道德下滑的痛苦。所以今天的新农民的培养要借鉴梁漱溟的精神训练的方法，在培养新型农民时，重视精神的教育。把情意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把精神教育和知识技能的教育结合起来，培养高知识高技能高修养的新型农民。另外不能只是由外在的动力和压力来教育训练，更要培养农民的自学和自省能力，梁漱溟说，教育不是教你成功干什么，而是教你更会受教育，让你学习更会学习。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不仅要教会他们当前需要的知识技能，更要重视他们以后的发展。自我教育和自我学习不仅能提高学习知识技能的水平，而且惟有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情意精神的自我完善和道德人格的自我超越。如果今后的农村成教能在精神教育方面加强，加上知识技能的培训，这样才能培养出在知识技能和情意精神两个方面都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

3、职业教育以“农”为方向配置专业，培养未来的新农民

农村聚落的特点决定农村里农民的居住特点不会如城市那般密集而分散布局的，而且又忙于农业生产。在如今民工潮全国大流动的情况下，更增加了农民职业教育的难度和必要性。面对这样一个数量庞大而情况复杂的群体在教育模式上绝不能照搬普通教育和城市职业教育那种学校式的办学模式。而要对这群特殊的教育对象运用特殊的教育模式,要因材施教、因人施学、因业施导。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时就认为各乡学村学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开设特色课程，如植树造林课，农民自卫课等等。目的是“施以其生活必须之教育，其与本村社会中各分子皆有参加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5]在很多乡学都开办了职业训练部，用来教授农民需要的农业知识技能和其他与农业相关知识技能。另外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合作教育，以培养农民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无论梁漱溟在邹平施行的职业教育有多少种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是以“农”为方向，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不是为农民进城做准备和使农村向城市看齐。

在如今的新农村建设中也可以借鉴梁漱溟的经验，根据各地村镇的不同情况，开设村本和乡本课程。对于新农民的职业教育应该以农业知识技能和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这些知识技术包括新技术、新品种、新农具和新农艺的培训，特别是现代农业技术操作管理的教育和新实用技术的培训；农产品的深加工培训，使农民通过掌握农产品的深加工技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信息搜集分析和农产品营销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用组织专题讲座、分类编班授课和开展巡回教学班等形式，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新农村建设中职业教育应该以“农”为方向配置专业，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对象，以农业为重点。在组织形式方面可以把城镇的职业学校分成小的学校分散到各个乡村，或者并入当地的初中，这样可以增加职业教育和本地情况的适应性。另外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单个或者一户农民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要团结合作。建立类似邹平合作社的组织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当今的农村已经有一些类似的组织，但是没有形成规模，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有待发展。如果在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就可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

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绝不是送书下乡和送戏下乡等表面工作能够办到的，而是需要活的文化人为载体薪火相传，和广大农民一起重新塑造乡村的伦理道德文化。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下乡，是改变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的根本方式，也是日趋没落的传统士阶层在现代社会新的事业和使命，更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最佳选择。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广大农民的自觉和知识分子的投入，其中知识分子的投入是先导，农民自觉是基础。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这个问题的只有他：问题之紧迫虐苦或更在蚩蚩无知之分子，而感触亲切成为问题并有一方向摆在面前的，则必在他。”[6]当然知识分子也是有区别的，本文认为主要应该促成两种知识分子下乡，一种是功成名就的高级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未来的社会中坚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有着广博的知识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对于近期的新农村建设有巨大作用；大学生是未来的主人，但在现在巨大就业压力面前难免无用武之地，而农村可以给与他们历练的平台，同时也为新农村建设的未来种下光明的前途。

1、高级知识分子下乡

虽然当前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应是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的背景下，国家和政府应该鼓励甚至资助大量学问修养高深的知识分子和文武官员在退休后返归乡村，一方面有利于他们的身体修养，另一方面亦可担负起培育农村文化要素，引导新的农村文化发展方向的使命。同时积极吸引各方面有较高修为的高级知识分子走进乡村社会进行农业及相关知识技能传播和教育工作。正如梁漱溟所言：“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现力量，非得与农民联系起来，为农民说话。”[7]梁漱溟本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虽然对于和梁漱溟一起进行乡村建设的人的学历介绍很难看到，但是同为乡村建设两面大旗的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人员中有多达70%以上的博士和硕士。因此可知在当时进行乡建的人员大部分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批专业知识技能水准高，同时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而且热心于发展农村的知识分子是难得的巨大发展力量。“如高级农艺师的实地技术指导可能远远超过农民自己学习，这些充满知识和理性的知识分子走进农村，走进农民可以带去新知识、新信息、新技能、新风尚，这种简单而又高效的社会教育方法可以使农民得到实惠。”[8]目前农村缺少的正是这种社会教育人员，因此，应该提倡知识分子要到条件相对差的农村“留学”，让他们深入农民群众，深入实际，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技能指导农民进行生产生活实践，教会农民如何使用新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如何运用最新科技，如何学会农产品经营宣传等，为培养真正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奠定基础。除此之外，还可利用公共体育场，图书馆，观看影戏场所等机构场所集中培训、学习和锻炼。总之，高级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教育和社会影响的结合对于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可以起到巨大作用，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向新型农民大步迈进。

2、大学生走向农村

高级知识分子和退休文武干部固然可以短期内有效提高农村的文化氛围和水平，有利于培养农民的科学知识和道德素养，但是他们的到来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也仅是输血而非造血，造血则要使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从城市回到农村参与新农村建设来达到，当然如果城市大学生愿意来农村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就是一个地道的城市子弟。对于很多农民子弟来说上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实现自己跳出“农门”的卑微的愿望。无论是民国还是当今，城乡的巨大差距都导致了农村人才的严重外流和农村文化建设者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农村文化衰弱和无力。但在如今大学生就业难的市场背景下，大学生在城市已经如过江之鲫，为了找到心仪的工作耗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青春。如果国家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城市过剩的大学生去乡村工作和创业，在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也给新农村建设输送了造血的骨髓，因为回农村的大学生基本上还是从农村走出去的。虽然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并没有现在那么过剩，甚至于中学生占得国民比例都很小。然而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去农村的比例却较现在大很多。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就体现了大学生下乡的意义，但是仅仅只是以村官的形式还是不够的，应该以各种形式、各种渠道来激发大学生建设乡村的热情和进取心，并且使他们在乡村也能自我实现其人生价值。比如师范类的大学生回乡任教；农林类的大学生回乡创业；销售和管理类的大学生沟通城乡之间物流和信息；建筑、设计、美术、音乐等等类别的大学生都可以在农村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当然，前提是国家和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和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

回农村的大学生不仅可以对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他们在农村的锻炼，对于以后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梁漱溟曾经说过中国的老根只保留在乡村，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会发现依然如此。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的“老根”才有可能在以后的时间里得到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从现在从南到北的读经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实读经不如去一些农村历练一段时间，也许会得到更多。农村的历练可以使他们从道德素养到实际能力都得到提升，而中国独特的人情伦理社会只有在农村也能体会的最深刻。因此大学生下乡可以实现大学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造血的双赢。

（三）以乡村学校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

乡村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农村文化活动单一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存在，邹平实验县属于比较落后的地方，文化落后，赌博成风，和今日之农村何其相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邹平县在移风易俗的基础上，以乡学村学为基地，以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和乡学村学师生为主力，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自排文明戏，送戏下乡；组织农民自编自演节目；县电影队下乡放电影和举办农民冬季运动会等措施来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9]针对现在农村文化设施问题，也可以参照梁漱溟的设计借鉴而予以改造。

1、以农村中小学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

梁漱溟认为乡学村学有支持农村各项社会建设事业的责任和义务，“期于一村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增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10]文化建设更是乡学村学责无旁贷的义务。当今农村由于资金和条件的限制，所谓的文化站和图书馆很少或者仅设在乡镇所在地，普通民众很难享用。而每个村子都有学校，学校都应该有图书馆和操场以及相应的文化设施。每个乡镇都会有几所初中，其文化设施相对而言更加全面。农村文化站和图书馆的建设和中小学的图书馆和操场等设施合并建设，有两个好处，一是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学校的条件更好；二是使农民可以就近组织和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有人认为这样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不过学生有双休日和寒暑假，时间易于错开；而且农民可以和自己的子女一起参加活动，在调动双方兴趣的同时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2、以中小学师生为主力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农村中小学师生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把学生都按照城市人的模式培养，使他们渐渐远离农村和农民文化。即使这样，中小学教师依然是农村里最有文化的群体，中小学学生也是村里最有朝气和活力的群体，这两个群体对于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小学师生可以作为宣传新文化、破除迷信和组织文化活动的主力，编演话剧和小品、组织运动会、文化宣传和政策宣讲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如果能发挥中小学师生的积极性,必然会带动其他农民的积极性，造就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另外农民中大有能人，这些能人音乐、美术、文学和体育的天赋并不亚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他们需要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可以由中小学师生来构建。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必然对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结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虽然是在距今八十年前设计并实践的，但是他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设计乡村建设理论体系的。如今中国的农村老根依然存在，中国的农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新农村建设的构想就是农业现代化的延续和升华。现在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已经很高了，但是城市现代化所代表的“非内生型”现代化适合农村嘛？梁漱溟给与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内生型”现代化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以中国原有的东西为基础结合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实现属于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西化。如今正是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文化问题，完全可以用梁漱溟的设计来解决。这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给当今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问题的启示。以教育为本虽然有悖于现在提倡的以经济发展为本，但是农村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就目前看有点困难，更多是自我实现的问题，如果国家给与农村更多使他们自我实现的机会，知识分子下乡的大潮指日可待。以学校为本，统筹文化基础设施虽然有时会影响到学生学习，但从长远看，使孩子生长在一个好的文化氛围中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总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我国农村建设思想中非常珍贵的遗产，对当今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极具价值的启示意义，值得借鉴。注释：

[1]中华职业教育社.[M]梁漱溟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152-156页.[2][1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459页.383页.[3] [4]宋恩荣编.梁漱溟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4页.4页.[5] [9]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66页.314-315页 [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452页.[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460页.[8]张菊霞、夏金星：《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与新型农民培养》，《职教论坛》，2007年1月上，第62页.

第二篇：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新民居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新民居建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匪患猖獗，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各国为了转嫁危机，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直接导致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村经济日渐式微，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地动摇着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梁漱溟深信只有乡村建设才是挽救破产的农村经济之唯一良方，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适合于中国：‚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我们经济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我们经济上第二

[1]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梁漱溟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

出发，通过文化的改造和完善来解决农村的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并且提出了一套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如今新民居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所谓新民居建设即农村新民居建设，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一项惠农工作。起初笔者认为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民‚盖房子‛的一个方面而已。但通过读一些关于对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概括性和评价性的文章，我想新民居建设应该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盖房子‛的问题，应该汲取梁先生的一些观点对其内涵进行扩充，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式。

一、将文化元素植入新的居住环境，增强文化氛围，以新民居带动新生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梁漱溟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之所在‛

[2]。笔者认为在现在的环境下，农村文化与梁先生所说的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也有了更多新的内涵和意义，但是梁先生的乡村建设文化先行的理念是我们应该一以贯之的。笔者认为这里的文化包括了人文文化和生活理念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在新民居建设中都是可以得到创新、提升的。

农村新民居建设说到底还是改善居住环境的工程，那么在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将当地的人文因素和文化传统植入规划设计之中，使得从新建设或改建的村子，由原来的只是单纯居住需要的房子变得也有文化气息，使得生活在其中的富裕起来的农民也可以享受文化氛围。当 1

然很重要的是在进行规划设计的时候将文化教育的场地（学校），文化学习的场地（图书室、文化中心等），文化交流的场地（村民活动中心等），这些农村、农民实实在在需要的文化空间规划好、设计好，能够在考虑农民居住舒适的同时，考虑到文化生活的需要，将这些空间建设好，在地理位臵、空间大小、实用性等多方面全面考虑，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不要只是将其做成摆设，比如以前的农村图书室，空间狭小，只能存放很少书籍，甚至是没有书籍，形成了‚屋长空，门长锁，没书读，摆样子‛的情况。这些文化活动的空间都为梁先生所说的文化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现在很多富裕起来的农民都渴望着文化生活，但是却苦于没有场地和条件；还不太富裕的农民也都发现了只有先进的理念和知识才是致富的法宝，但是也苦于没有可以就近学习交流的平台。因此笔者想既然要进行新村的建设和旧村的改造，为什么不把这些农民同样迫切需要的空间一并进行建设呢？

另外，新民居建设现在大多使用的都是节能环保的材料和设施，比如节能的路灯和太阳能、保温性能好的墙面砖等等，厨房多使用绿色环保的沼气能，并建有卫生条件好的新式厕所，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农民体验到与以往的旧式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集约式、绿色、卫生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中，农民的生活理念也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比起单纯的说教和政策的引导有更大的成效。

二、用新民居建设来增强农民的自治、民主议政的意识和能力。梁漱溟先生认为,进行乡村建设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他指出:‚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要自己起来想办法,去打算。‛梁漱溟对‚农民自觉‛的解释是:‚就是乡下人自己要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干,不要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这样子是不成的。‛梁先生认为,培育‚农民自觉‛的途径是民众教育。他说:‚要‘农民自觉’,‘乡村自救’,首先就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3]本身有生机、有活气, 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但当时梁先生认为

民众教育的组织载体是乡农学校，如今一些民主或自治的理念农民是有了，但具体的实施和行使还是缺少实践的空间。新民居建设就是一

个不错的契机和载体。

新民居建设说到底是要给农民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农民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将建设的各个环节都让农民参与进来，对于提高农民的自治、民主议政能力和积极性都是大有裨益的。比如，在改造或新建的初期，多提出一些方案，由村民自主讨论哪一套方案是最适合本村居民具体实际情况的，哪一个更有利于本村今后的发展，并最终进行确定，改变以往方案由上级领导拍板，农民被动接受的情况。在改造和建设的中期，将资金使用情况、建设进度和质量情况的监督权交给农民，使农民真正做这件事的主。在建设的后期让农民也参与到工程的验收中来，让农民真真切切的实现全程对工程的监管。这样，在新民居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农民都实现了不‚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都‚自觉‛的将自己的事情‚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的进行了解决。也解决了梁先生所说的‚官府与地方利益相隔离,且基于政务的考绩,往往只重形式而不重实效‛的问题，实现了他所主张得乡村建设‚非乡村自身生出一个力量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观点，实现了农民的‚自觉‛和‚自治‛。

三、有意识实现整体规划新民居，把房子作为生产资料，实现农民的合作经营。

梁漱溟先生认为乡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引导农民改变千百年来各顾自家和疏离散漫的陋习,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走合作的道路。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计了一条路线,就是‚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了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这就是要通过乡村合作运动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强调了乡村合作运动的重要性。

我国农村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优点是极大地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存在着经营相对分散、竞争力不强、家庭个体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的缺陷。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一方面能使农民个体形成一定团体来抗御市场的欺诈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

[4]一方面也能在生产上提供新产品的资讯和技术支持,提高产品质量。

这对分散经营的农民大有裨益。那么在农村新民居建设中，就不妨因地制宜的有意识将合作经营植入到其中，这一点北京的平谷在新民居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平谷地区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很适合进行

‚农家院‛的经营，因此当地在进行新民居建设的时候就有意识的注意到了这一点，将住房建设的标准和布局都与‚农家院‛的经营相一致，并且注意保留了各家的不同特色，建立统一的服务中心，在游客不知道哪家适合自己的时候，按照各户的入住情况进行推荐；并将各家的果树也统一管理，建成集果树种植、观光采摘为一体的‚农旅结合、果旅互促‛的合作经营模式，使原本的贫困村年收入翻倍增长，[5]很快成为富裕村。新民居建设让当地的农村新民居建设不再单单是

为农民解决居住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农民的生产资料的问题，更实现了农民的合作经营。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迄今已将近百年，但其中很多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特别是对于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之道的各种观点，在如今看来仍然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在今后的新农村建设当中是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新民居建设，也应该转变工作思路，把其做的更有内涵、更有价值，不单单是为了‚盖房子‛而‚盖房子‛，要动脑筋把这个房子盖的更有内容，使农民从各方面都能得到提升和实惠。

参考文献

[1]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459,464,465.[2]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A].梁漱溟全集

（一）[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611,618.[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4] 邓兆洲,曾宪军.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重 庆 工 学 院 学 报(社会科学),2009，(12):107

[5]伍勤中.新产业 新民居 新生活——北京平谷区以乡村旅游推进新农村建设纪实[J].典型经验,1994-2010:76-77

第三篇：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最见成效，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国民政府当局和学术界均到邹平考察取经。其成功的核心是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可操作的路子，还有就是梁漱溟等人的专注精神。

【关键词】梁漱溟 乡村建设 核心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并具有当代借鉴意义。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从文化思想史来看，它继承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的济世观。围绕这一点，形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核心内容。另外，梁漱溟还就如何贯彻其指导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路子，从而使其思想落到实处。而且，在进行这场实验的过程中，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吃苦致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背景：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多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漱溟在1931年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这些思想理论化，并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

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关注，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梁漱溟说：“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指导思想：“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什么叫“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按照梁漱溟的解释，就是把散漫、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这就叫“团体组织”。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因此当时成立的主要是有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合作社。在邹平，梁漱溟等还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理念，以体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利用合作形式来增加生产——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以克服过去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有了合作社，就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减少了受损失的可能，因此很受群众的欢迎。

为了支持发展生产合作社，邹平县还特别设立金融流通处，兼县金库。只要愿意，农民都可以到那里去存款。同时规定，借款必须是集体，也就是只有加入合作社，并以合作社的名义才能借。为了保证资金的不流失，一般不借给个人。贷款合作的前提，是以资助集体引进和使用新式科学技术发展生产，这就使资金流向了扩大生产领域。

为了区别于传统的乡镇行政组织，梁漱溟主张以乡为单位，成立董事会，由全乡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出任学长，内设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村学组织与乡学差不多。乡学村学中的成员，涵括全乡全村。通过这种民间自发组织，体现伦理主义，在“这个团体里面的组织构造，是采取个人尊重团体、团体尊重个人、少数人尊重多数人、多数人尊重少数人”，其要点“就是尊重对方，仿佛没有自己”。以此培养大家的团体意识和集体精神。

体现形式：乡学、村学

在梁漱溟的主张影响下，邹平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机关教育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集中力量将实验计划推行于社会。梁漱溟将邹平县传统的7个行政区取消，按地理、习俗等，将全县划分为14个乡，乡以下为自然村庄。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而变为乡学村学，并不是不要自治组织，而是要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

梁漱溟说：“此刻的中国，天然的要着重民众教育，或说社会教育。此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即乡村建设。中国的民众多在乡村，故民众教育即乡村社会教育。中国是乡村社会，故乡村教育即乡村社会教育，此种教育是很活的，很实际的教育，此教育即乡村建设”。结果是，行政改革中实际贯穿了其乡村建设思想。

为了改进民风民俗，提倡新道德，在梁漱溟的提倡下，邹平农村还成立了“乡村改进会”和“忠义社”等群众性的道德组织，清除那些在个别村或乡还颇为盛行的“落后而有害的习俗”，如缠足、抽鸦片、吵架斗殴等。有些村庄的协会还把道德劝诫编成歌谣。这些对移风易俗很有意义。

制度建设：重订乡约礼俗

乡村建设的目的是塑造新农民。如何塑造，梁漱溟主张从文化上下工夫。即建设新文化，不过，这个新文化是要从中国的旧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推行新的法制礼俗，代替旧式混乱秩序。梁漱溟尤其强调，发挥传统伦理精神培养农民的作用，借鉴西方现代化国家丹麦的农民合作运动的经验，并“采用中国古人的所谓乡约做法”。中国古代的乡约起源很早，但正式见诸于文字并流传于今的是宋代的“吕氏乡约”,要点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梁漱溟很看重乡约的积极性作用，他说：“乡约这个东西，它充满了中国人精神——人心向上之意。”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是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做到连锁密切融合无间的地步。此外还应加上，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彼此互相尊重，互有义务。他还认为，乡村组织必须是教学组织，提倡农民“求进步”、“向上学好”。乡学是“政教合一”的机构。“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把人生向上这件事情亦由团体来帮助，使人的生命往更智慧更道德更善良里去。换言之，把帮助人生向上的事情亦由最高有力的团体来作，这就叫作政教合一。”

梁漱溟强调的乡约是不依赖政治力量，以礼俗代替法律，依赖广大农民群众，依赖广大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或新的文化运动，以便敦促农村中的大多数人自觉地养成“新政治习惯”，“让多数人从被动地位转到主动地位，从散漫消极变为积极团结。”也就是说，很重视民众的自醒自觉。表现对底层民众人格的尊重。这一点与一般士大夫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得到底层民众参与支持的重要原因。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乡约在注意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这与西方的政党竞争选举、三权对立等是截然不同的。

梁漱溟认为，西方社会政教分离，社会秩序建立在武力之上，人们各自为谋，自求生计，失业、安全等社会问题突出。就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分离，没有做到“三者合一而不相离的”，“理性代替武力”，“教育居于最高地位”。梁漱溟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社会生活经济化和教化，弱化社会生活的强制性，从而实现社会和谐。“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其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其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但是，不能不提的是，由于在乡村建设中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加上形式与步骤均比较符合国情，因此梁漱溟在邹平的实验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引起了当时海内外的关注，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以及日本的农村建设，均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具体设计，如合作组织的建立等。不仅如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在今天的学术界也仍然是一个深入研究的课题，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其中明显可见“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倘若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不难发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依然不失为指导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遗产。

第四篇：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摘要] 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工作在理念、过程、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本土化呢？在向西方和港台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借鉴、学习、交流的同时，我们一直未关注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工作中寻找启示。本文主要从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中，就三个方面谈谈其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 乡村建设 社会工作本土化

引言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996:1）。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 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总之，从理念、过程、方法来看，梁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蕴涵着一种生长于本土的，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王思斌，2001:57）按照王思斌教授的定义，我们可称之为本土性乡村社会工作。而这一点，目前学界并未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将其同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联系起来。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有的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概念作比较，并对我国内地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做理想类型的划分，如王思斌教授将助人系统分为“民间系统”和“政府系统”（王思斌，2001:58）。从实践的角度，有些学者深切探论社会工作中国化的重要性、具体途径和成功经验，如从社会工作教学基地的建设方面谈对西方社工精神移植中国本土的重要性（李洪涛，1996:23-24）；还有从上海市社会工作的实务为例，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实现本土化的必然途径应注重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并以社会发展为主题（张昱，2004：8-12）。此外，也有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妇女自我概念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特别是妇女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刘梦，2001：28）。但我们认为这些对本土化的讨论偏重于现状和展望，而没有很好的反思社会工作在我国独特的历史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确蕴涵着一套中国社会工作的助人模式，目前我们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时，反观这段历史对我们是极其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目的是重温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来谈它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启示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个人道德——社会和谐

梁漱溟所著的《东西方文化和哲学》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乡村建设理论的哲学基础。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该研究院设立的宗旨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解决当时的社会实际问题。即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为此，他通过建立能够沟通调和中西文化的乡村组织，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新的道德风尚和规范，利用合作生产，相互救助，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梁漱溟先生清楚的认识到西方的理念与中国精神的不同，主张通过调和二者来构建新的团体理论。他说，“我们中国现在所急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团体组织，就是要往团体组织里去变；而求得团体组织之道，在中国是必须发挥伦理关系，发挥义务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恰巧现在西洋的团体组织之道也正在那里变：由„权利观念‟变为„义务观念‟，这样一来，便与我们相合了。”（梁漱溟，1989：665）可见梁漱溟的乡村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便有了传统的儒家理念和西方团体主义精神调和的味道。

相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社会工作者虽认识到西方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源于新教伦理、费边主义和西方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我国2 0多年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鲜有学者明确提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应有的哲学基础，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模糊不清。以至于有学者断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多年，进展缓慢，现在看来，正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所谓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导致我们走了弯路。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走了弯路是事实，不过本土化本身没有错，错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如哲学基础和理念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对本土化的理解不清。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指出，所谓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合后的社工理论、方法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我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个更基础的结合问题——西方社工理念同中国的本土理念的结合。大陆的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似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救助、矫治和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有哲学基础做支撑吗？如果没有解决理念问题，社会工作职业化在我国发展下去会不会导致功利化？换言之，没有适合本土社会的社会救助理念，一味注重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向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最后我们会不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社会工作本身被方法异化、社会工作者本身变得功利化。笔者之一曾在一次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上，听到一位学员谈他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看法，他的大意是如果是他的小孩，绝不会让他学社会工作专业，理由很简单，“父母平均花费5-6万元培养自己的孩子读这样的专业出来，去从事社区工作，工资报酬、社会地位那么低，岂不是浪费。”当时在座的闻者对他的说法多表示附和。可见，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我们这些从事第一线教学研究的社会工作者还未能明确，提专业化、职业化是不是太早了？或者说这样的专业化、职业化后的中国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工作吗？同时，对自发的民间救助团体也无法进行高度的整合。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确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其实梁漱溟先生在他展开乡村社会工作之前，也面临同我们一样的困境，不过梁先生明确了乡村建设、乡村社会工作的理念，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尝试着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理念要既高且明确——以发明和完善个人道德为始，调和西方理念和本土文化价值观念，用本土性的自身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完善与和谐。

启示二：发展基层社会工作组织，增强社会工作者的沟通能力

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运动的起点放在农村，建立乡村自发救助系统，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贫困问题，进而向现代化迈进。他创造了一种以新文化为基础的团体组织，即“乡村组织”，乡村组织的具体办法是——村学乡学，亦即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即在村建立村学，在乡建立乡学，将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为一体。其“意在组织乡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规定其组织间的分际关系，而想养成一种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之上。”（梁漱溟，1933：105-124）有学者认为：“梁漱溟希望的是通过学校中心废除官僚主义政府这个农民的祸根，相反，通过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在作为教师而与农民相联系的乡建干部，政府就将与农民相联系。„政府学校化‟将反过来导致„社会学校化‟，这样就能将农村改造成为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这种态度是设法打消农民对政府及公共事业那种传统的疑虑和敌视，而代之以农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非传统的能动主义。通过村一级的参与民主，政治的力量将自地方有组织的民众，上达于与国家；而不再是发自上层庞大的官僚机构所分布的官方命令。”（艾恺，1996：254）

乡农学校的组织由四部分人构成，学众（全体乡民）、学长（监督训导）、学董（行政管理）、教员（乡学又有辅导员）（乡村社会工作者）。用梁先生的话来说，“这四部分人就是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这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还可以各用一个名词来代表他，就是：学众即立法作用；学董即行政作用；学长即监督教训作用；教员即推动设计作用。”（梁漱溟，1989：697）

总而言之，他试图以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入农村，引导农民联合，实现乡村和农民自力。另外也需要经过训练，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乡村社会工作者进行引导和教化。由此可见，梁漱溟淡化了政府组织的介入，他的乡农学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颇似非政府组织。其中的教员和辅导员是新文化的体现者，“他们多半是外来的人（不是本村或本乡的人），他们多半是在研究院受过训练或讲习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大的团体（乡村运动团体）分派出去负责使命作新的运动的。他们都负着帮助乡下人的使命，他们得到后方大团体的帮助——材料与方法的供给，然后再用以帮助乡下人。”（梁漱溟，1989：687）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联系到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现状，社会工作的发展太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明显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基层社会工作组织没有发展起来，各社区委员会没有转变角色，不能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基层组织的主导力量。目前来看，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主要以非政府组织（NGO）和非盈利组织（NPO）的形式在发展，但发展缓慢，举步维艰。原因在于，一方面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训练，理想主义精神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对独立的第三部门发展支持不足。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化程度同西方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发展出有本土特色的非政府组织，也将是目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难点；同时，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误解也比较普遍，如“认为咨询员是法院的法官，可以申张正气，是街道的调解员可以在两边做说服工作。当得知我们是妇联学院办的机构，就将我们当作专为受气妇女撑腰、出气、打官司的娘家人。误解和过高的期望为工作带来了难度”（李洪涛，1996b:24）。这些问题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的基层社会工作组织还能发挥出社会工作应有的功能。

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对团体的科学精神的强调，对乡村社会工作者理想主义精神的培养和专业训练，对我们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通过淡化政府对社会工作的介入行为，以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为起点（如大力进行社区建设和发展NGO），发动基层群体能动作用，使过去由自上而下政府引导福利发展转为自下而上的自我救助，这对市民社会发展程度不足，建设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昱以上海社会工作发展为例，指出，“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社会事务放到社会中，希望社会自己解决一些自己的事务。……那么，在社会建设中，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体承接政府返回的社会事务？矫正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通过组建社会团体的方式承接由政府下放的社会事实。……这些思想和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往由政府直接管理这些事务，由政府直接为对象提供服务的行政模式，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张昱，2004：9-10）

启示三 立足本土，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求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案和方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轴心是乡农学校和合作运动。他所建立的民间自我救助系统的核心是乡农学校，这种组织模式或曰具体方案是梁漱溟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他在山东菏泽中学的改革，正可以看成是整个社会改革方案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学校中，其“谋求的是对整个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上的指导及知识上的丰富，……学校也强调小组——这种存在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的非组织性的相互影响”（艾恺，1996:153）。后来，梁漱溟认识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的乡约精神过于强调个人道德素质，而相对缺乏社会责任感。同西方相比，中国缺乏的是团体生活，中国人没有纪律习惯，没有组织能力。因而他认为在借助传统的乡约时，要改变其中的义务观念，“这个义务观念与以前说的义务观念又不是同一点，以前所说的义务观念只是此人与彼人彼此个人间的（如父对子，子对父，君对臣，臣对君等）；而现在要有的是：个人对团体，团体对个人的义务观念”（梁漱溟，1989：664）。为此，他在具体的方案中加入培养社会成员组织观念和使其适应团体生活的内容。如“学生坚持写日记，记录感情、道德及学业上的情况，这个日记要交给班主任看，通过看日记，班主任了解了学生的内心生活，就有充分的准备给他们进行帮助。”（艾恺，1996:169）这些方法同西方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方法有相通之处。

在如何使公众成为团体的一分子，他提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对团体其他成员有关切心；其二是关心过问团体的公事不放松。其中的关切心，可以与现代社会工作中强调的同理心进行比较。“所谓„关切心‟，就是说，团体里面的每个份子，对于团体的事都要知道关切注意。”（梁漱溟，1989：679）。当然，关切心与同理心不是一个概念。同理心（Empathy）意思是“移情作用”，同理心是做好社会工作的前提。同理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理解其行为与感受。可见关切心是同理心的前提条件，同理心是关切心在面对面的互动层面具体而微的体现。因而，我们在社会工作中强调同理心的伦理价值时，需要先注意对关切心的培养。此外，梁先生还提出乡农学校不用无情义的方法，偏重德教而不是法律，多用教育而少用法律解决问题。如《村学乡学须知》中所说：“学长是要领导众人学好的。凡不学好的人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触犯刑罪！”这样的方法对于社会工作者仍有现实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试图以传统心理来面对现代社会，因此，人情、面子、关系乃至情理是交往的准则。如果简单套用西方贯穿理性主义主线的社工理论和方法，恐怕是难以操作的。

概而言之，梁漱溟通过建设调和东、西精神和理念的乡村组织，把散漫落后的乡村社会改造成一个蕴涵新的义务观念的团体组织。具体方案是建设乡学、村学、即乡农学校，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行为改变为积极的救助行动，民众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发展农村的生产力，逐步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继而改造整个社会，实现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终目标。并使个人生命和生活有所保障，个人能力和人格受到尊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余年，尽管有本土化的旗帜，也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工作具体方案和方法不具有文化适应性。但在目前2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专院校中，课堂上仍传授的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案和方法，教学和实践相脱节。其中有个别院校的教学实践基地对自己定位不清，似沦为咨询一类的心理医生角色。国内学者，如刘梦教授强调，“为了使社会工作扮演更有效的角色，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社会工作实务的重点、知识和价值基础，在发达国家引进知识和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西方的概念，如社区、人在环境中等，他们需要修订和发展出植根于本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概念性框架和方法论。”（刘梦，2001：28）但目前，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引起本土社会工作者的重视，也没有人去很好的反思我国本土性的社会工作，以便可以从中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们中国社会工作的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具体方案。王思斌教授曾提出过亲友互济系统及其群体力量投入的本土性社工方案和方法，但并引起大家认真关注这一问题。

刘梦教授的主张可以称的上是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的本土特色给予了一个的高度概括。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他的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应立足本土，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中国社会救助问题的方案和方法，而不能机械盲目地引进或照搬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

结语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此外，香港和台湾地区已基本完成了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本土化过程，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借鉴的局限性。理解在当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等因素，是能否成功创建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关键。回首梁先生的实践，他的那种崇高的理念，对组织农民自觉的热情，和对立足本土来解决社会需求的坚定决心，那种教育者与实践者高度统一的精神无不震撼着每一个社会工作者激动的心弦，1996，《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梁漱溟，1933，《村学乡学须知》，山东邹平书店。梁漱溟，198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王思斌，2001，《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第2期。李洪涛，1996，《教学基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验园地》，《中国社会工作》第4期。张昱，2004，《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上海社会工作发展过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刘梦等，2001，《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6期。

第五篇：梁漱溟的教育思想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

一、梁漱溟教育思想产生的原因

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成立初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中国出现很多有识之士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最终都归于失败，这些努力的失败，已经表明中国的社会危机，单纯的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无法解决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与之相对立是民族自救运动。从世界来看主要是教育改革运动。随着新的教育思想的传入，必定会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反思，于是在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梁漱溟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鉴于当时中国教育体制实际存在的弊端，梁漱溟开始了对教育改革的探索，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是在乡村，中国的文化是以乡村为本，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或者说“开创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二、梁漱溟教育思想的主张

（一）取西方之精华，补中国之欠缺

经过对东西文化异同的研究，梁漱溟发现西方文化有许多优点，他说：“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的，全部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人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显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支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在知识的一边，例如自然科学之教。”[2]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梁漱溟并不像许多人对东西教育认识的那样，认为西方教育重知识就好，中国教育重情意就不好，他认为东西教育各有长短：“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3]既然西方文化有优点，东方文化有缺点，二者就应该优势互补。

（二）从乡村工入手，进行民众教育

乡村群众在我国占有很大的比重，梁漱溟在认识到中国教育出现的问题后，他认为要想解决教育问题必须首相关注乡村。他说：“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陷。中国农民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我所设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4]所以今天我们新农村的建设也必须吸取他的经验，把广大民众和国家联系到一起，我们国家才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富强道路。

（三）注重成人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对成年人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这个乡村社会正处于变动改造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教育首先“宜着重于成人”，[5] “歌育宜放长及于成人乃至终身”。[6] 虽然他没有明确成人教育的定义，但是他指出了什么是社会教育，既然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是相通的，所以我们也能大概了解成人教育的含义。他对成人教育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但是很多人习惯于把成人教育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虽然梁漱溟对成人教育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他所进行的分析，却是可以大大驳斥那些对成人教育不重视甚至无视成人教育存在的现象。

三、梁漱溟教育思想的评价

梁漱溟对中国当时教育问题的反思，对于今天我们的现行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在的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主要是教授课本知识，教学方法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中国农村中仍然有许多文盲，他们有的迫于经济压力上不起学，所以说中国农村教育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国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解决问题，中国才能繁荣昌盛。

他的教育思想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首先，梁漱溟在教学的过程中强调道德的培养，但是他没有找到怎样真正的培养学生道德素质的方式。其次，梁漱溟提出要建立社会本位教育系统，改善中国教育现状。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如何建立这个系统，直到今天我们国家，也没有建立成社会本位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仍然面临很大的危机。再次，梁漱溟提出要重视对青年人的教育，可是不足之处是他没有明确的指出到底怎样去帮助青年人进行学习。因此，梁漱溟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完备，但是在现实应用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