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摘要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智慧群族的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群族内在精神的创造，传承，发展的总和。它涵括智慧群族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是群族基于自然的基础上所有活动内容，是群族所有物质表象与精神内在的整体。具体的人类文化是指：群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工具，附属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规范，律法，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等具体人类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哲学思想（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

中国文化，是华夏文化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中华传统文化是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庄子,墨子的思想、道家文化为主体等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实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的统领。然而在，人无完人，中国传统文化也一样，有其精华，好的内容，也有它自己不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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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一）仁

“仁”的思想可谓是孔家思想的核心，贯穿论语始终。子曰：“仁者，爱人也”。所以简单来讲，仁就是爱人，真心爱人。从《论语》及孔子的言行，孔子的“仁”是有丰富的内涵的，概括来说，有四种意识：人格意识、人类意识、人为贵意识及人和意识。

孔子的“仁”包含的第二层面的意识是“人类意识”。在当时的环境中，提出这样的意识是很伟大的。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子，正是这种意识的一个体现。孔子的人类意识，突破了家族思想的局限，突破了血缘群体意识的局限，更为难得的是突破了人与我的局限。如“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想法，是人类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 仁”的另一个内涵是“人为贵”意识。孔子讲天地之间人为贵。《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马棚失火了，孔子退朝后，有人向他禀报，孔子急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可见，孔子以人为贵的思想。这要当时奴隶社会条件下提出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例如，当时帝王死后都要有人殉葬，孔子认为这是一种极其野蛮、不仁的做法，违背人为贵的思想。有人就说，那么用俑作为陪葬如何，孔子也很反对，认为俑仍然是造成人的样子，可见你内心是想人陪葬。因此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仁”的另一层次内涵是“人和意识”。人和其实是孔子中庸思想的体现，在孔子著作中并未对人和做详细阐释，可能“中庸”的概念是孔子晚年时代提出，并未来得及详细解说。但中庸的思想贯穿着孔子行为的始终。孔子有个弟子，叫公西华要去齐国公干，他的另一弟子冉有就来跟孔子要补贴，可是孔子不太愿意给，既然提出来了，就给了一些。但冉有说太少了点，孔子又给了一点点。而他的另外一个弟子原思去别处做官，也要走了，他并未向孔子要补贴，孔子却主动多次给也补贴，原思说我用不了这么多，您别再给了，可孔子说没关系，你用不了给你的穷亲戚。孔子这样解释此事，公西华很富有，出门有马车，身穿皮衣，而原思很贫穷，他需要补贴。这种做法能否体现中庸呢？其实孔子表达了一种“君子周急而不救富”的思想，这其实就是真正的中庸。最高境界的中庸，正是孔子的孙子也孔思所讲的“天下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追求的和谐发展的社会。

（二）孝

“孝道”文化是中国特有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孝的基本含义是善于侍奉和赡养父母 奉养父母.首先要保证父母的吃和穿,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尊敬父母，娶妻必告之.经济上不要让他们有负担，要主动询问，父母不太可能用钱向子女开口的。你要主动询问。老年人在儿女成家后，容易孤独，要多抽出时间看他们，陪他们。到家后不要让老人操心做饭，最好你买了菜去，如果去了还要老人做饭买菜，你就别去。如果实在离得远也必须定期打电话，比如三天五天，固定下来，别说没时间，如果说没时间打电话说明父母在你心里不重要。遇到急事要顺着他们，即使他们要求不合理，也暂时答应，然后找合适机会化解或者说清楚，不要硬顶，不然容易出事。自己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棘手的问题，不要轻易对父母讲，他们会很着急，吃睡不好。而且没有更多的办法。。除非他们可以帮到你。对待双方父母要平等，不要有明显的不同。及时尽孝，不要想尽孝，老人不在了。哭都没地方。以孝顺你父母的心来礼敬天下父母。尽自己的孝道，不要强求别人。如果有兄弟姊妹你只可以提醒，但是不能强迫他们。父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婉言提醒，但是你没有权利指责父母。你尽你的儿女道。他们尽他们的父母道。如果你有子女，一定要养成他们尽好孝道，不要把儿女当爹娘供养，这样乱了次序，就会招来灾祸。你孝顺父母，儿女就孝顺你，因为儿女都看着呢，如果你不孝，指望儿女孝顺，没这个道理。尽好你的孝道，父母不在了 你也不会有太多遗憾。

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孔子认为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是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质。

把行孝与守礼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孝道的精神本质是“敬”，那么如何表达出这种“敬”呢？这就是：行为要符合礼，而孔子则直接将此看作是孝，《论语·为政》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无论父母生前或死后，都应按照礼的规定来行孝。

把“孝”与“悌”结合起来。《论语》中多次以孝悌连用，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悌：敬兄，而敬兄长的实质，则是要求人们将家庭血亲中的等级推广到社会关系中去，所谓“出则弟”就是这个意思，它主要表现的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

提出“几谏”的原则。孔子认为，父母若有错，子女可以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这就是他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几谏”的原则兼顾到孝敬与社会群体利益这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

孔子为传统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了人性的根基，解决了孝道存在的哲学前提——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人，仁不仅是孝的人性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仁是人行为的最高准则，是一种普遍原则，要实现这一原则，必须有一个近的入手处，这就是孝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一）男尊女卑

男尊女卑，是历史的遗留和战争暴力意识的保留，严格上以女性体力、经济、生理及社会意识的弱势来体现男子相对体力、生理及社会意识上的优势，淡化和否定女性的人权、经济、生理、生育的价值，因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尊女卑”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男子地位高，封建社会女子地位卑下的社会状况（与现代人权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古代蛮力时代对男女生产力的片面认识，强调男性的社会地位以满足男性战争的需求与政权的巩固。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也随之而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剩余产品的掠夺,出现战争,这时男子先天的优势就显现出来。男子成了战争的主要力量。男子在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变成奴隶,使自己逐渐走上奴隶主的宝座,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力（包括军队）,经济大权在握,妇女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被逐渐替代,从而进入了父权时期。到了奴隶社会后期。特别是商周二朝为华夏制度文明确立的关键时期，为了巩固和强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便制定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女性地位更加全面低落。

《诗经》中曾描写到：“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男女从出生时便被定义为“璋”“瓦”之别，可看出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同。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同等的权力，也没有同等的期望和责任。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男尊女卑的思想贯穿于史书和人们的思想中。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嫁者,家也,妇女外成,以出适为家”。周代已经完全实行从夫方居的居处原则,成婚后女子脱离父宗,加入夫族。顾炎武《日知录》云：“已嫁也,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于大夫则称姓,冠之以大夫之氏。”已婚妇女称谓随夫改变,深深打上了妻隶属依附于夫的烙印。《诗经》中《邶风·谷风》、《卫风氓》表达了弃妇的悲戚之声，说明了夫妻间存在不平等的婚姻关系。隋朝时，文帝曾下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

到了明清时代，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明清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节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

（二）三从四德

三从四德是汉族古代习俗之一，“三从”与“四德”的合称。“三从”指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三从四德”，是一种中国古代女性的道德规范，是为适应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1.未嫁从父

“三从”道德从丧服制演化为人际间的主宰服从关系，与汉代倡导的“三纲”相对应——家庭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推广到性别关系上就是“从父”、“从夫”。

“从”有多重含义——听从、随从、服从、跟从等意思。被要求遵从三从道德的妇女不能自专、自主（物化女人），必须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

“未嫁从父”就是要求没有出嫁的“在室女”听从父家长的话，“不违父命”就是“事亲孝”（“亲”按照孔子的解释是指父母双亲，但又说“资于事父而孝母”）；女儿孝顺，除了日常生活照顾周到，还要在父亲遇危难时挺身而出，像西汉文帝时淳于缇萦说服文帝废除肉刑，使父亲免于罪；东汉曹娥为救落水的父亲被淹死（史载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在终身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也是“从”和孝的表现。2.既嫁从夫

“既嫁从夫”就是要求出嫁为人妻的妇女必须遵夫命。温柔贤惠的妻子则是指辅佐丈夫

“从夫”从女子出嫁就开始了，迎娶的仪式是“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从此始”；母亲叮嘱女儿“无违夫子”。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辈分、名分得到亲属称谓（如子媳、娣姒、婶、嫂等）。妻子视丈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必须听从、敬重丈夫，夫唱妇随。像汉代孟光对丈夫梁鸿“举案齐眉”，被赞为“相敬如宾”。

妻妇还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还要为丈夫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宋代以来成为对妇女最重要的职责。“从夫”还有对丈夫忠诚不贰，保持贞操，丈夫死后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时期息国国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国俘获，楚王逼她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为史书表彰贞节的模范。历代官方表彰贞节烈成为制度，导致一些妇女自残生命，甚至在丈夫将要病死和战死前，妻妾们提前殉节，表示对丈夫的忠诚。3.夫死从子

“夫死从子”即丈夫死后，女子必须遵从儿子的命令，贤妻良母则是指抚养辅佐儿子。是女人从夫的一种延续，父死子承。本质：尊者卑，卑者尊，尊者反过来向卑者孝敬。用处，防止太子未成年后，被外戚操控，防止女皇帝的出现。

（三）七处

七出一词要到唐代以后才正式出现，但其内容则完全源自于汉代记载于《大戴礼记》的“七去”，又称作“七弃”。内容如下：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1.七处之不顺父母

亦即妻子不孝顺丈夫的父母。大戴礼中所说的理由是“逆德”，在传统中国，女性出嫁之后，丈夫的父母的重要性更胜过自身父母，因此违背孝顺的道德被认为是很严重的事。2.七出之无子

亦即妻子生不出子女来，理由是“绝世”，在传统中国，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婚姻最重要的目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妻子无法生出子女来便使得这段婚姻失去意义。以《唐律》为例：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疏议据此认为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随传统中国“一夫一妻多妾制”的逐渐成熟，真正是以无子的原因而休妻的情形大为减少。3.七出之淫

指妻子与丈夫之外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理由是“乱族”，也就是认为淫会造成妻所生之子女来路或辈分不明，造成家族血缘的混乱。当然，在古代，“淫”不止是指妻子与丈夫之外的男性发生性关系。4.七出之妒

指妻子好忌妒。理由是“乱家”，亦即认为妻子的凶悍忌妒会造成家庭不和。而许多看法中，更认为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忌嫉有害于家族的延续。5.七出之有恶疾

指妻子患了严重的疾病。理由是“不可共粢盛”，是指不能一起参与祭祀，在传统中国，参与祖先祭祀是每个家族成员重要的职责，因此妻有恶疾所造成夫家的不便虽然必定不只是祭祀，但仍以此为主要的理由。[2]6.七出之口多言

指妻子太多话或说别人闲话，喜欢嚼口舌、说是非，影响家庭和睦。理由是“离亲”，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女性尤其是辈分低的女性，被认为不应当多表示意见，而妻子作为一个从

[3]原本家族外进来的成员，多话就被认为有离间家族和睦的可能。7.七出之窃盗

即偷东西。理由是“反义”，即不合乎应守的规矩。

七出内容与之类似，语出《仪礼。丧服》包括：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整体来看，七出和七去的内容大多是以夫家整体家庭家族的利益为考量，凡是因为妻子的行为或身体状况，不能符合于这个考量，夫家或丈夫就可以提出离婚。相较而言，妻子要主动提出离婚的义绝，条件就严苛得多了,因此可以看为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一种压迫。

第二篇：传统文化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浅谈传统文化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某人对某人说，你真是个文化人。往往说者一说而过，反倒让我这个旁听者陷入思考，文化人？什么是文化，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作是个文化人？

近些年，随着孔子学院在各地的盛行开办，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拜佛求经”，研习中国的文化，而传统文化一词也俨然成为国人热衷讨论的话题。

那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就是指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脉相承，经过历史的涤荡与沉积，也铸就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在这种丰厚的文化滋养环境中，孕育了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潜移默化的穿插或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文化是我国的民族之魂，而文化对人的直接作用则体现在对人的教育上，教育影响着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因此，什么样的文化，或者说什么样的精神正影响着我们教育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的进步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传统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我觉得客观来说还是有利有弊的吧。有积极的影响，但也还是有消极的影响。

我们读《弟子规》有讲到：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它从人之根本出发，教育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对自身进行德行的塑造。首孝悌，就是说做人首先要心中有爱，要孝敬父母。次谨信，告诉我们做人要谨慎，要讲信用，也就是要诚信为本。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意思是和大众交往时要平等仁和，要时常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们学习，以上这些事是学习的根本，非做不可。如果做了还有余遐，还要学习一些其它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这是教育我们如何待人处事、如何学习，要经常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缺点，从各个方面来约束自己，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再比如我们学习《论语》，看起来好像《论语》只是一本语录，和《毛主席语录》没什么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所以我们读到了“温故而知新”，懂得了“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感悟到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遵循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名家言论及经典书籍，像《弟子规》、,《论语》等就是要我们把圣人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学习这些经典文化，我想不仅是一个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更是一个思想升华的过程。爱家人，周围的人，爱这个世界。学习并懂得思考，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变成和谐的社会。这也是如今我们那么大力倡导力行学习传统文化的原因吧。

当然这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应该大力提倡并学习，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应随之有效更新，你比如说：“三纲五常”，再比如说“重男轻女”。古时候，男权当道，妇女在社会上是极其没有地位的，但放到现在，妇女顶半边天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里我并不是想高声呐喊妇女地位有多么重要，一个家庭的和谐构筑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和谐首先体现着夫妻关系的和谐，那在一个家庭中，男女地位的平等，交流的平等应该是和谐关系的首要条件吧。当然，如今社会，多数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些封建残余落后思想已不是普遍存在现象，这不得不说，人们在历史长河的思想涌动中，已形成自己较为正确而向上的价值观及认知和理念。

以上仅仅是从个人角度而谈，角度单一，不够全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上，我们依然是要抱着批判的角度去继承，客观的对待先人提出的理论和观点，不能盲目的效仿和崇拜，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利用。传统对教育确实功不可没，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仍是必要。

第三篇：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时的泱泱大国，在诸多方面都令友邦无法企及。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在世界民族史独领风骚。古时候，“琴棋书画”并称，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透过他们我们就能够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琴居四艺之首，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书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境界，其地位不言而喻。要论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要从古琴自身说起。古琴又称“琴”、“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臵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也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至迟到汉代已经发展完备，其演奏艺术与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古琴演奏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乐演奏形式。古琴与中国其他传统独奏器乐艺术，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斫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

古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她以其历史久远，文献瀚浩、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隋唐时期古琴还传入东亚诸国，并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所汲取和传承。近代又伴随着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东方文化的象征。

有关古琴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尚书》等文献。《尚书》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可知琴最初为五弦，周代时已有七弦。东汉应劭《风俗通》：“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三国时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型制已基本稳定，一直流传沿续到现在。

古琴的演奏形式主要有琴歌、独奏两种。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主要在士以上的阶层中流行，秦以后盛兴于民间。关于以琴为声乐伴奏的形式，早在《尚书》中，已有“搏拊琴瑟以咏”的记载。周代，多用琴瑟伴奏歌唱，叫“弦歌”，即唐宋以来所谓的琴歌。从汉代蔡邕所著《琴操》中，有歌诗五曲，即周之弦歌，其中的“十二操”，“九引”以及“河间杂歌”，都是援琴而歌的。

春秋战国时期，古琴的独奏音乐已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如伯牙弹琴子期善听的传说。当时有名的琴师有卫国的师涓，晋国的师旷，郑国的师文，鲁国的师囊等；著名的琴曲如《高山》、《流水》、《雉朝飞》、《阳春》、《白雪》等，均已载人史册。汉、魏、六朝时期，古琴艺术有了重大发展，除在《相和歌》、《清商乐》中作伴奏乐器外，还以“但曲”演奏形式出现。如器乐曲《广陵散》、《大胡笳鸣》、《小胡笳鸣》等，反映出古琴作为器乐演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琵琶兴起，古琴音乐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抑制。但由于古琴谱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当时古琴音乐的传播，而且对后世古琴音乐的继承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使中国古代音乐历史进人了一个具有音响可循的时期。

唐代诗人李峤、李颀、李白、韩愈、白居易、张祜、元稹等，都为古琴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薛易简在他著的《琴诀》中总结了古琴音乐的作用是：“可以观风教、摄心魂、辨喜怒、悦情思、静神虑、壮胆勇、绝尘俗、格鬼神。”并提出演奏者必须“定神绝虑，情意专注”，为后世琴家所重视，从而引伸出许多弹琴的规范。

晚唐曹柔鉴于文字谱“其文极繁”，使用不便，而创造了减字谱。即在文字谱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谱字加以减笔而成的一种谱式，近似演奏符号，是古琴减字谱的早期形式。

宋朝的古琴一方面出现怀旧的复古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古琴在《相和歌》、《清商乐》演奏中的长期实践，与民间音乐有着深远的联系，以及琴曲“楚汉旧声”的历史传统，使古琴音乐在复古主义倾向中并没有被湮没，而是有起有伏曲折地发展着。

明、清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大量琴谱得到刊刻流传，见于记载的琴谱有一百四十多种，从中可知仅明代创作的琴曲就有三百多首。明初琴家冷谦的《琴声十六法》，是对古琴的美学思想、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提出的理论。

清末与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和社会变迁，特别是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古琴音乐濒于绝灭。当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一些琴会组织，如北京的“ 云琴集”、济南的“德音琴社”、上海的“今虞琴社”、长沙的“智偕琴社”、太原的“元音琴社”、扬州的“广陵琴社”、南京的“青豁琴社”、南通的“梅庵琴社”等，它们的活动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其中尤以上海的“今虞琴社”，持续时间最长，对琴界影响最大。琴派是具有共同艺术风格的琴人所形成的流派。

古琴不是一般的民乐，不是普通的古代乐器。它是一种小众的精英文化，从孔子至刘安、刘向、蔡邕、阮籍、嵇康、王维、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耶律楚材、明清众多文人大夫„„一代一代传承它的都是当时的楚翘，古琴从来没有在民间昌盛普及过，但它的传承绵绵不绝始终未曾断过。它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是一种音乐，是一件乐器，而成为“道”，寄载、托付文人精神、气质的“道”。这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一种奇特现象。

中国古琴乃形神兼备天人合一；德艺相融，心声契合之载体。中国传统哲学把天道看着客体，把人道视为主体，但人要符合天道，要为天地立心，天地与人都不是死板的，而是有生气，有理性，有道德的生动活泼的统一体。不难看出，这种种认为人与天地宇宙统一，并相互融合渗透的观念，从很早以前的先秦以来，就一直贯穿于历代先哲们的研讨之中。这其中虽含不同程度唯心主义的成分，并带有不同程度的神秘色彩，但从中还是可以领略“得天地之美”、“取天地万物以奉养人类这种特殊的哲学理念，这种超越现世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古代艺术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之一。千百年来这种文化心态对中国的诗论、画论、医论、琴论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作为历来为先哲文人们用来修身养性的琴，由于受这种哲学理念的渗透影响、疏导规范，使其从一开始发展的萌生阶段起，就不只是以一种单纯的娱乐需要呈现于世，而是浓厚地体现着这种传统哲学中“天人关系”等朴素的哲学理念。与 “天人关系”相呼应，《太古遗音》说：“昔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始画八卦，扣桐有音，削之为琴”。蔡邕说：“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器；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故伏羲制琴以象天地阴阳之数，而合神明之德，是谓正音”。嵇康在其《琴赋》中说：“琴能感天地以致和”。范仲淹《与唐处士书》中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朱长文在其《琴史〃尽美》中说：“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万物之声，非妙指无以发，故为之参禅复徽。攫援标拂，尽其和以至其变，激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非天下之敏手，孰能尽雅琴之所蕴乎”？苏王景

在《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中说：“琴，器也，具地之元音，养呼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正别有会心耳”。朱熹的紫阳琴铭曰：“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

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琴学，中国琴学的实质、内涵和形成特点，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或者说是“综合为一”的规律和特点。正如宋代朱长文的在其《琴史〃莹律》中所说：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取其声之所发，自然之节也，合于天地之数。这个“常数”，似乎应该就是道家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既极其精微，又十分博大的那个“一”，也应该认为就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这就是中国琴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意之深微的内在联系。不难看出，中国琴学是一种融人文中的道德、礼仪、理教、尚俗……与宇宙天地间的山川、河流、风雨雷电……为一体，融天声、地声、人声与三尺琴面为一体的一种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体。琴乐是人精神世界的抽象思维，因此，琴乐离不开天地自然界各种节气、风雨雷电、阴睛变化对人感官的各种作用和刺激，无此作用和刺激，也绝不会产生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种种人的精神情绪不断变化波动。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分别是一种哲学境界，渗透到琴学中，这些境界又呈现了带有十分抽象色彩的种种艺术境界。弹琴正如太极和作画。武术一开始是刚，到了一定境界境界则是柔，其最高境界是“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说明代以前的还是以少林外家拳为主，有“花拳绣腿”之嫌的话；明代以后的，就更多讲究“意到气到，气到力到”的内劲了。如今练太极拳的人很多，但大多人只是将其当成一种“广播体操”；学会了套路，对健康有好处，但绝非武道。功夫要靠着正确的方法和时间的积累，才能由小而大，由慢而快，由柔而刚。练习太极要求沉肩坠肘、含胸拔臂，力由脊发，极柔软达到极刚硬，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画也是如此，用墨、设色、构图等基本功具备，画出来的画作，仍因个人修养，而有雅俗之分。

古琴作为一种文人的雅乐，它的声音如文人般含蓄温厚内敛，不似筝琶悦耳张扬。倘若不能够接受古琴声小、且期求悦耳，那应该去听筝，而不能强求古琴成为古筝。因为几千年以来，古琴形成了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美学思想，现代人要理解她、欣赏她，而不是让她变成现代流行音乐来适应社会。正如李白、杜甫的诗词，要用古代格律诗的要求去理解、欣赏，而不能用当代诗歌的要求去理解和欣赏。

总之，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艺术园林中的瑰宝，有着极为悠久和厚重的历史，而今也正以恢弘的气势向前发展。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有意去培养对古琴的热爱，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有信心将这一文明传承下去，将华夏古琴文化发扬光大。

第四篇：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五行学说肇始于夏商之际，完善于春秋战国，影响持续至当今社会。它虽隶属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范畴，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广泛地渗透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自然科学与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庞朴《稂莠集》认为：阴阳五行“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因此，探讨五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古人认为，万物由五种相关的基本物质构成，这就是五行

最早记载“五行”学说的是夏商时期的《尚书·洪范》，其上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革，最早出现在金文，用刀剥兽皮之意。后指剥下的兽皮。如马革裹尸、皮革等。由革组成的字，如靴、鞋、鞭等多由兽皮作成),土爰(引出)稼穑。润下作咸,(水为咸，因盐出自海水)；炎上作苦,(火为苦，因火焚物变焦，则现苦味)；曲直作酸,(木主酸味，凡木结之果实，初皆为酸味，尤其是中原地区)；从革作辛,(金为辛味，„辛‟的甲骨文字形为，本指平头刀具，与„革‟近，延伸指辛辣之味)，稼穑作甘，(土为甘，土所生作物之百谷、瓜果，其味皆甘)。”这里不仅提到了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还介绍了它们所具有的特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五种味道。至春秋时期，古代思想家们进一步探索这五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五行相克”的理论,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可以战胜、克制另一行。其内容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到战国时期，继五行相克理论之后，又提出了五行相生。所谓五行相生，是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的源起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

关于五行学说的产生以及五行的本质含义，历代学者一直仁智互见，认识不一。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源自五种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五行物质说的产生依据是《尚书·洪范》的相关记载，此书记载的五行就是自然界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另外，汉代《尚书大传》解释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左传·襄公27年》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昭公25年》载“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国语·鲁语》载“地之五行，所以生殖。”均从五种实际物质来认识五行。而这五种物质之间又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如相生关系：木生火，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火燃烧以后会留下灰烬,就是所谓的土;金属矿藏大多埋在地下,所以说土生金;对于金生水，通常解释为：金属在高温下可以融化为液体;而所有的植物生长时都需要水,所以说水生木。相克关系：植物种子最初埋在地下,当它发芽生长时就会破土而出，或一般的农耕工具均为木质，可以松土，意味着木战胜了土;用金属可以制成锋利的工具，用来砍伐树木，是金克木;金属矿石虽十分坚硬,可一旦在火上高温加热,便会熔为液态，这便是火克金;水能灭火，这是水克火;堆土可以挡住水流，就是土克水。五行物质说在历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唯物论的普及化，这种学说的影响愈加深入而广泛。但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受到空前的质疑，一则由于五行并非构成自然社会的五种必需物质，如金，属于可有可无之物；二则，以五种物质解释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亦存在一定的牵强之处，如木生火，需燃木或钻木后才能生火；金生水，解释为遇高温加热则金属变为液态;这种需要外力的加入才存在的五行关系，不符合自然规律，且五行相生的“水”，又存在此“水”非彼“水”的问题，属于概念的偷换。因此，关于五行的起源与涵义，又有以下几种观点。

2.源自殷商时期的五方观念

“行”的甲骨文为，代表着方位，所以，有人认为，五行的原始涵义是指五方。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万物的基本形式。按东、南、西、北、中五方划分空间和方位的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墟卜辞。河南安阳挖掘的殷墟墓的平面图及上古明堂宗庙平面多半呈字形，这种字形的构造，建造起来不仅费力，而且费时、费料。因此，有人认为取这一形状构成某些建筑，是有象征意义的，这种意义，应是早期对方位空间的膜拜。

最早，五方原本只是四方，张其成教授认为即东、南、西、北，逐渐地四方变成五方，因为四方观中已经蕴涵了五方观，要确定四方，必须首先确定中央，《诗经·商颂·玄鸟》中就有“古帝武汤，正域彼四方”，即从中央看四方。因此，说四方，就已经意味着五方。与此相关的，五时最早也只有四时，即春、夏、秋、冬，只是为了与五方“门当户对”，故在四时之外画蛇添足地生造了一个“长夏”，用来和“中央”之位匹配。因此，有人认为五行的“五”起源于古代先民对五方的崇拜。3..牲畜中以“牛”为尊

在古代，牛、羊、鸡、犬、豕(猪)是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但这几种肉食，不仅存在性味、作用的不同，在古代人们的眼中，也存在地位的差异。

地位最高的是牛肉。郑玄注《周礼·庖人》曰：“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是牲者，祭祀之牛也，而羊豕亦以类称之。”“牲”的本义指祭祀用的牛，后来泛指祭祀用的牲畜。我们现代所用的“牺牲”一词，本来是指用于宗庙祭祀用的毛色纯净而体全的牛羊，一般纯色毛的称为“牺”，体全的称为“牲”。韩愈的一首诗中就有“孤豚眠粪壤，不慕太庙牺”之语。现代借用这个词汇，指为某项神圣的事业舍弃生命。一般而言，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和机会吃到牛肉，而低层百姓则难以问津。因为中国是农耕国家，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力，不得随意屠杀。并且，牛的养殖、生长周期长，成本大，所以，在很多朝代，国家一般都明文规定不许随意杀牛，这样牛肉的价格就很高。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上就说:“牛者稼穑之资，不多屠杀。”古代祭祀活动频繁，在祭祀活动中，用牛、羊、猪三种牲畜作供品较多，但一般的祭祀活动，仅仅用羊、猪作供品，称为“少牢”，只有在很隆重的祭祀活动上，比如祭祀天神，或有皇帝出场的祭祀，才会用到牛、羊、猪三牲，称为“太牢”。《庄子》上有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是庖丁宰牛时，文惠君在一边观看，并通过一系列的对话，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养生思想，说明在古代，杀牛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如果像我们现在一样，宰杀牛这样多，我想，一国之君断无前去观看的可能。

猪的饲养非常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在家中圈养猪的记载，如甲骨文中出现的“家”字，写为“192.16rr”，这个字由上为房、下为“猪”的形状构成，代表了古人把猪养在下层，人住在上层的房屋结构，或者家家有猪的含义。“溷”字为猪圈之意，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已经出现，表明人类养猪的历史非常久远。虽然中国人养猪的历史很长，但在羊与猪之间，中国古人更偏爱羊肉，这从很多汉字构成就能看出。我们看很多与吃、食物有关的汉字，多数都与“羊”有关，如表达食物美味的“鲜、美”二字，均是由“羊”构成，说明古人以鱼、以羊为“鲜”，以羊为“甘美”；“珍馐”的“馐”字，“膳”、“羹”等，亦由羊字构成。除此之外，表达补养、哺养的“养”字，同样也是由“羊”字组成，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羊肉的补益之性、长养之性均是很大的，至少要大于猪肉。

这种牲畜中以“牛”为尊，以“羊”为主的文化，其实也是五行思想在祭祀、饮食文化中的一种体现。

4..甘为百味之王

由于甘为百谷之味，百谷生于土中，所以在酸、苦、甘、辛、咸五味中，甘味对人体补益作用最强。我们中国人的主体食物为五谷，五谷皆生于土中，为甘味之品，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小麦、大米、小米、玉米等谷物做的食品，咀嚼到最后均会出现淡淡的甜味。同时，具有补养作用的药物也多是甘味之品，如人参、桂圆、大枣、山药等。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以五谷为主，亦即是以甘味食品为主体的，其原因就在于甘味对人体补养性强。相反，我们很难在辛味、苦味之中发现补益药。5.五脏之中尤重脾胃

五脏即心、肝、脾、肺、肾，是人体功能活动的核心，五脏与五行的配属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人体之精、之神均由五脏所主。但在五脏之中，《黄帝内经》又尤为重视脾胃的特殊地位，认为脾胃为五脏之本，五脏的气血均源自脾胃的功能活动，脾胃一病，则外而四肢，内而五脏，上而头面七窍，下而前后二阴无所不病;对于任何疾病，呵护脾胃都是最重要的一环，如外感发热性疾病，《黄帝内经〉提出“食肉则复，多食则遗”，应以清淡、少量饮食为主；对于内伤性疾病，应以观察胃气的状况作为判断疾病预后的标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言“粥浆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等等；在以脉象为主对疾病的诊断与预测上，脉象有无“胃气”是判断疾病严重与否、预后是否顺吉的关键。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的方方面面，从生理机制的运转，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以及预后、养生等无不体现着这一重要思想，这是五行中重土思想在医学中的延伸。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历代学者对五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褒贬不一，但均无法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规范与影响。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辩》)。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1.在方位中重“中”

重“中”的意识萌芽于人类早期方位的观念。

对“中”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的最早期阶段。在殷商时代，方位的观念便逐渐形成。人们对方位最初的定位是先有东、南、西、北四方，其后逐步出现五方的观念，即东、南、西、北再加上“中商”。据甲骨文记载,殷人把商朝领域称为“中商”。胡厚宣认为，当时的甲骨文中已反映出，观察四方风最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央的“商”有利，重视“中商”甚至导致了“中国”称谓的出现。“中”的甲骨文为“rr”，是一杆旗帜，上下有流苏。旗帜是军队的中心和住所所在，是权力的象征，以旗帜的形象表示“中”，表达了“中”的主导地位。从商代就出现的“中国”一语，表达了我国古代先民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

这种重视方位中“中央”的意识出现后，便始终影响着意识领域。殷商时期的重要卜筮书《周易》中便出现了以“中”为上为顺的思想，如张其成在《易道主干》中谈到：“《彖传》采用„中‟、„中正‟„刚中‟„当位‟等术语，从爻德位次关系上解卦义。如《讼·彖》„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临·彖》„说而顺，刚中而应‟。《观·彖》„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易经》卦爻辞在确立吉凶时，一般是看该爻是不是得„中‟得„正‟，„中‟比正更重要，如果得„中‟，一般为吉。可以说整部《周易》始终都贯穿了尚„和‟崇„中‟的思想”。重“中”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中得以发展。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即是“中气”之意。其后，文子在《文子·上德》中进一步发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实于心，草实于荚，卵胎生于中央。”强调中央之位是所有生命活动、生命之气产生的本位。同时，《文子·道厚》曰：“古之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认为三代时的三皇五帝因立中央之位方得安抚四方，并加以类推，认为所有的事物立于“中”才是立于本，并将之推延到人体生命。《文子· 上德》曰：“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脏宁，思虑平，筋骨劲强，耳目聪明。”在同时期的其他许多哲学著作中，这种思想均有呈现。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更是将重“中”的思想进一步提升，提出了著名的“中庸之道”，认为在解决矛盾时应“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礼记·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能否中庸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依据之一。其弟子子思又将这一思想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中庸·第一章》曰:“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将“中”看作是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庄子》提出养生的重要思想是“缘督以为经”。“督”是督脉，行于背部正中；“经”是经常。这一思想在《管子》、《吕氏春秋》等亦有体现。中、中庸、中道均为同一含义，意为不偏不倚，恰如其分。

2.五色以“黄”为贵

自然界的色彩本来有多种，五行规范之后，通常提到的色彩就有五种，即青、赤、黄、白、黑五色。同样，受五行思想的影响，黄色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色彩。在《汉书·五帝本纪》中有“色上(尚)黄，用五数”的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有“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中华文明的始祖是黄帝，这一名称的由来亦包含有五行重土的思想色彩。在五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眼中的颜色是有等级之分的：黄色最尊贵，因为黄为土色。其次是红色，因为火生土，红色为黄色之母，这叫母以子贵。在秦汉时期，文武百官上朝的服饰还没有级别差，秦始皇喜欢黑色，刘邦喜欢青色。但从隋唐开始，文武百官服饰的颜色就有明显的区分了，黄色成为皇家的专用色，只有皇帝、皇后、太子们可以使用。清朝的官服中有一种“黄马褂”，一般由皇上赏赐给有功的官员，穿上黄马褂，意味着是皇帝身边的人，因此，文武百官均以得到黄马褂为荣耀；而一般百姓，是不得随意使用黄色的。

三品以上官员则穿紫色、红色服饰，所用的车马、家中的门扉也多涂成红色、紫色。唐朝有一篇神童的《劝学》诗，说：“少小勤努力，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杜甫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作。这种观

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黄色、红色就是尊贵、吉祥的象征，中国民间喜欢红色，如婚礼、新年、开业等，均以红色作为主色调，也是这一原因。

隋唐时期以至其后的年代，七品官员穿绿色服饰，九品官员则穿青色服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就是九品官职，所以他在这一时期写的《琵琶行》里就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句子。宋朝时，福建人韩南通过乡试后几十年未取功名，比范进还不如，直到70多岁参加科考，依然一无所获，皇帝看他年事已高，开恩赏赐了一个职位，一下惊动了四乡，十里八乡的媒婆以为韩南是年轻人，蜂拥而至给他说媒，韩南无奈，只得在门上题诗一首，说：

读尽诗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吾年级，四十年前三十三。

从衣服的颜色来看，皇帝赏赐韩南的官位并不高，最多是个九品小吏。

当然，到了元明时期，青色也慢慢成为某些低下职业的专有色。元明时期规定，凡乐工、优伶甚至卖淫者，均要身着青绿色衣饰，或以青色头巾为标志，乃至于后世一般把妓院称为“青楼”，把妓女称为“青楼女子”，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女人偷情说是给丈夫带“绿帽子”，这一说法也是从这种文化背景发展来的。绿色在中国人的眼里，地位总是高不上去，股市全线下跌，就称为“全线飘绿”；某人紧张、恐惧过度说是“脸都绿了”。绿色在西方国家其实是和平、自然的象征，比如有“绿色和平组织”、“绿色环保组织”等，但绿色在中国人眼里，总是一种在正式场合无法使用的颜色。

同样地位不高的还有白色，唐朝时为一般百姓和无功名者的服饰颜色，刘禹锡的《陋室铭》中就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语。至元明时期慢慢就成为丧事的专用色。

黑色则带有歧视之意。古代之“墨刑”，即在犯罪者的面部刺字后用墨汁涂黑，成为一种耻辱的标志，以至于现代依然有“抹黑”一说。近年来流行的黑心、黑手、黑五类、黑社会、黑手党等类词汇，亦是这一含义的延伸。

我们再来看食物与人体的关系，也是与在整个传统文化中黄色地位尊贵相一致的。按照《内经》的要求，饮食应该五味均衡，什么都吃一点，但是黄色、甘味的食物可以作为主食，多吃一些，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产生的源头地域中原地区，吃的食物主体的色彩是黄色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小米、土豆、红薯、南瓜、黄豆等；肉类如黄鸡、黄鱼等；同样，对人体有明显补益作用的药物，也多是黄色的，如人参、党参、桂圆、大枣、枸杞子、山药、蜂蜜、甘草等。中国古代文化对“五”的注重

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五行概念出现后，以“五”来规范认识自然万物以及人事制度等就变成一种模式。

《尚书》所载的典章制度大多以五为律。从尧典开始就有五品、五典、五服、五礼、五刑等记载。我国最古老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多处出现以五计数的条目。古人习惯把事物分成五类、五个等级、五个方面等。如《尚书·皋陶谟》有“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洲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尚书·尧典》有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尚书·吕刑》有“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刑是指墨、劓、腓、宫、大辟，均为肉刑)其他方面还有：占卜有“五行”,方位有“五方”,古有“五帝”,史有“五代”、“五霸”,天有“五星”,地有“五湖”,山有“五岳”,人伦有“五常”、“五福”,人体有“五脏”、“五官”,诗有 “五言”,粮食有“五谷”,药有“五毒”，音乐有“五音”等等。在这些“一分为五”的事物中,为首的“五行”显然是纲,其他的都是比照“五行”推演而成的。

《黄帝内经》以五行理论规范自然界事物与人体生命的方方面面，按照性质、属性相近以及存在联系的法则，归纳为五大系统，这五大系统之间，又按照五行的生克法则相互联系，从而组成了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贯通的整体系统。可以说，五行理论是组成中医学“天人相应”整体观的基本构架。人体内外相应系统结构表 五行：木火土金水 自然界方位：东南中西北 气候：风热湿燥寒 五味：酸苦甘辛咸 五色：青赤黄白黑

五音：角徵宫商羽人体 五脏：肝心脾肺肾 五窍：目舌口鼻耳 五体：筋脉肉皮骨 五声：呼笑歌哭呻

五志：怒喜思忧恐 病变：握嚘哕咳栗

五行之中“土”为主导

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言，五行思想形成以后，“建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因此，了解五行的源起、内涵，即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

中国是农耕国家，土地孕育生命、长养万物，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土”的地位在五行观念形成以后一直高于其他四行而占据主导位置。战国时期的著作《管子·四时》说：“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认为四时生化之气生、长、收、藏皆为“土”助益的结果。到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对》则明言:“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认为“土”不仅像阳热之火一样在万物的生化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土”之品行宽缓、温和，是儒家某些核心范畴，如“忠、孝、仁、义”等的精髓所在。因此，在五行作为哲学范畴规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物之后，归属于“土”行的事物便被凸现出来。五行重“土”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源自天之五星 在生活单纯、对自然界缺乏足够认识的人类早期，变幻而神秘的星空非常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伴随着星象的变化，大地出现的季节、气候、农作物的生长，亦进而使人们对天象、星象产生膜拜心理，因此，“占星术”一直占据着古代先民生活的重要位置。近代学者顾颉刚认为，“五行” 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五星的运行，是人们对天空中呈现的不断变化的五大行星的描述。“五星”即九大行星中肉眼可观测到的水、金、火、木、土星。由于五大行星在天体中是有规律运行的，所以古人又把五星称作五行。当时的劳动人民根据天象来定季节、律历，总结探讨四季时令气候变化的规律，为生活和生产实践服务。

4.源自手指的计数

郭沫若先生则认为，五行之“五”与人身的手足之数相同，因此，他提出五行源自古人对人体的观察。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中指出:“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横书? 曰,请以手做数,于无心之间,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一拳为五,六则伸其拇指,轮次至小指,即以一掌为十。”这个说法符合汉民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物取象”认知把握客观世界的方法。

5.源自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

北京中医药大学高思华教授提出，五行的产生源自古人对中原地带五时气候特点和物候特点的抽象。这一观点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与认可。《素问·五运行大论》曰： “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即认为气候的变动，伴随着规律的发生。高思华教授认为五行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一范围内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而夏季尤长于其他三季。通过长期观察，古人发现春季气候温暖，且万物皆由春温之时而生发；夏季气候炎热，且夏热之时万物长大繁茂；长夏气候潮湿，且万物多在雨湿之时变化结实；秋季气候干燥，万物收敛凋零；冬季气候寒冷，万物闭藏。根据这一特点，古人便以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概念来取象比类，以木的升发的特性来代言春天温暖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生机勃发的物候特点；以火的炎热向上的特性来代言夏季炎热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长大茂盛的物候特点；以土的孕育变化万物的特性来代言长夏之季湿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由禾而变为秀实的物候特点；以金的沉降清肃的特性来代言秋气凉燥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而收敛凋零的物候特点；以水流于何处必然会渗藏于地下的特性来代言冬气寒冷的气候特点和万物多于此时闭藏的物候特点。由此可见，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并不是什么物质的名称，而只是春、夏、长夏、秋、冬的气候特点和生化特点的一个抽象用语。正如《尚书·洪范》所说：“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

从这一角度来说，五行中的木，表达的是春季的气候特征，火是夏季的气候特征，土是长夏，金是秋季，水是冬季的气候特征。五行的相生，是四时五季气候的自然转换，如春温变生夏热，夏热生长夏湿，长夏之湿生秋凉，秋凉变生冬寒，冬寒变生春温。而五行的相克，则是异常的气候相互制约:木克土，是风气对长夏之湿的制约；土克水，是湿对冬寒的制约；水克火，是寒冷对夏热的制约；火克金，是热气对秋凉的制约；金克木，则是燥气对风气的制约。五时气候通过相生，完成气候的自然转化，通过相克，完成气候的制约。

贺娟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教育电视台《师说》栏目特邀专家。从事《黄帝内经》研究2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作10余部。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第五篇：元宵节与中国传统文化

元宵节与中国传统文化

老师们同学们：新年好!按照中国传统，不出正月十五，不算过完年。我们刚欢度了喜庆祥和的春节，再过三天，我们又将迎来元宵节了。元宵节目前虽然还没有像除夕、清明、端午、中秋这四个传统节日一样被确立为国家法定假期，但从古至今，元宵佳节同样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太多美好的希望和祝福，被历代文人墨客反复歌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三十的火，十五的灯”，元宵是热热闹闹中国年的“压轴戏”。这一天，一切活动的主题强调一个“闹”字。然而，这里面传承的是怎样的一种传统文化呢?下面请允许我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天上明月，人间情怀，元宵节的明月这一特殊天象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月亮节、团圆节、狂欢节。

元宵节也称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灯活动更加兴盛，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唐朝大诗人卢照邻用“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的诗句来描述元宵节燃灯的盛况，把元宵节燃灯比作天上明月、流星雨一样耀眼绚烂。

宋代更重视元宵节，赏灯活动更加热闹，赏灯活动要进行5天，更是留下了许多歌咏元宵节的优美诗篇，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佳句更是千古流传。明代要连续赏灯10天，这是中国最长的灯节了。清代由于满族入侵，赏灯活动虽然只有3天，但是赏灯活动规模很大，盛况空前，除燃灯之外，还放烟花助兴。

“猜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出现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写灯迷，猜灯谜的人众多。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民间过元宵节还有吃元宵的习俗。人们把这种食物叫做“汤团”或“汤圆”，这些名称与“团圆”字音相近，取团圆之意，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人们也以此怀念离别的亲人,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闹元宵的活动越来越丰富，不少地方节庆时增加了耍龙灯、舞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演。老百姓认为这些民俗它能驱邪镇妖、保佑人畜平安，以祈望生活吉祥如意，事事平安。这个传承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不仅盛行于海峡两岸，就是在海外的华人也年年欢庆不衰。

我们松江一中这所百年名校历来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底蕴，欢度元宵佳节已成为我校传统民俗文化校本课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去年我校就成功地举办了一次闹元宵的盛会，被《松江报》、松江电视台等一些媒体争相报道，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那欢度元宵佳节的情景大家还记忆犹新吧!教室门上一幅幅学生自拟、自写的春联，一盏盏形态可掬、造型各异的元宵灯挂满了校园，表达了同学们的奇思妙想和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祝福。夜幕降临时，校园内张灯结彩，璀璨的烟火更是映得校园一片火树银花、流光溢彩，顿时整个校园成了欢乐的海洋。

最热闹的要属同学们猜出灯谜后参加的抽奖活动。同学们看完烟火后涌进了挂满灯谜的教室，仔细琢磨着藏在谜面背后的答案，一旦猜中谜底就立即冲向抽奖处抽取奖品，欢呼着自己的智慧和幸运，而根据这个活动拍摄的校园电视片《一中师生庆元宵》，也在第四届全国中小学校校园电视评比中喜获金奖。

老师们同学们，一系列的传统节日，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折射出丰富的人文内涵，凝聚着千百年来中华儿女的情感精髓，是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重要源泉，而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不竭动力，传统节日则是传统文化的最好载体之一。